古装电视剧里的歌曲:丁东:亲戚告御状与书记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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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高层无人再敢口吐真言。然而,大饥荒毕竟是严酷的现实。就连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也不能幸免。肖冬连的《求索中国》就讲了这样的故事:


  毛泽东的两个亲戚站出来了,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


  (1960年)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二位老人一道进了北京。当时正值国庆前夕,进京已三天,毛泽荣没能见到毛泽东,便来到王季范家里(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把他反映的情况作了文字整理,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面见主席。”


  过了国庆节,他们催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毛泽荣见毛泽东心切,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见催急了,就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毛泽荣语气很坚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秘书来到毛泽荣、文东仙住的招行所,对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等了这么多天未能如愿,脾气有些暴躁的毛泽荣已有些不耐烦,他说着站了起来,说走就走,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来等候。又过了几天,毛泽荣终于和文东仙、王季范一道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荣讲话像开机关枪,他把两年以来家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如下汇报: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大帽子“反党反红旗”。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地里,红薯烂在土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根据王季范的整理,毛泽荣、文东仙两人一共向毛泽东反映了十个方面的问题。


  最后,毛泽荣补充道:“主席,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这番陈词,触动了毛泽东,影响了决策。很快,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12条政策,开始纠左,让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但其中第9条,提的还是“要办好公共食堂”。


  直到1961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火车上听取汇报,柯庆施等人还是赞扬公共食堂的好处,让毛泽东听得眉飞色舞。只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沉默不语。毛泽东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才张口:“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此刻,江渭清能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真话,实属不易。


  最高领导人想听报喜的话很容易,想听报忧的话很难。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高级干部也不例外,谁不怕步彭德怀之后尘?毛泽荣、文东仙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没有乌纱帽可丢,况且他们进京告状也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乡亲们死里求生。他们之所以成功进言,一是靠执着,不见三哥不走;二是他们离权力中枢太远,毛泽东对他们不存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