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沙宣理发店:流通梗阻：中国粮食购销体制的思考

　　一、增产500亿公斤粮食要靠市场机制［1］

　　近一年来的粮价波动，重新引起人们对中国粮食生产现状和前景的远忧近虑。专家们意见纷呈，更说明了粮食问题的复杂性。不管是避免30年后的＂未日＂危机［2］或是争取20年后美好前景［3］，都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尤为要紧的是到本世纪未我们怎么办，能做些什么如何使现在的努力和解决长远的问题结合起来；这有一全考虑问题的方法、角度，也就是说，靠什么样的粮食购销体制来确保实现增产500亿公斤粮食的目标。愿抛砖引玉，请教各方。

　　（一）中国粮食供求形势和购销体制的历史回顾

　　对本世纪未的粮食增产目标，通行的措施和对策意见是：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据有人抽象讲，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农业发展都是这＂三靠＂［4］。具体讲，＂三靠＂的核心是投入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因为无论是政策，还是科技，都是要有使资金投入发挥效益的粮食购销体制。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简要地回顾中国以往增产粮食的经验，会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粮食购销体制问题。

　　1、 中国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粮食增产与＂投入＂的特点。19678－1984年，前后共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由3000亿公斤跃增至4000亿公斤，连上两个台阶，成为建国以来粮食生产最为辉煌的时期。据有关专家测算［5］：其增产因素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贡献份额占46.89％，而农产品提价导致的增加化肥等投入因素占32.2％。因此，可以讲，这一时期是＂三靠＂措施最见成效的时期。1984－1993年，前后共1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由4000亿公斤增至4500亿公斤，再上一个台阶。这一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起的是稳定产量作用，被称为＂农户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6］，即不会再发生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普遍贫穷的问题。而投入对增产在一定意义讲则起决定作用。尽管近十年来，不少人均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比较效益低，投入呈现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即受报酬递减规律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对资金投入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关研究分析表明：从1980年到1990年粮食年均增长率为3.3％，而农业资金投入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为7.5％，比粮食增长率高1倍。1984－1993年较1978－1984年，仅化肥投入一项［7］，化肥折纯量的年均投入总量即增了68.7％，简言之，而粮食增产幅度降了50％（即前7年增产1000亿公斤粮食，后10年才增产500亿公斤粮食）。按投入产出比计，前7年是1：2，后10年是2：1。我们近10年是花了双倍的力量才获得了增产500亿公斤粮食的目标。从这个意义讲，今后6年实现增产500亿公斤粮食，如果只考虑投入，依此推算，实现的难度以及代价可以用＂昂贵＂来形容。当然，并非因其＂昂贵＂，而放弃增产500亿公斤粮食这个＂起码＂目标，但可以权衡一下是否有能够降低上述＂成本＂的途径。

　　2、中国粮食＂过剩＂与＂短缺＂阴影交替出现的背景。除了上述＂三靠＂措施之外，搞农业的人常有一句口头禅＂加上一个四靠＇涨价＇或靠减产＂。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讲，是符合市场法则，是期望用价格信号来引导生产和需求。近10多年来，中国两次突出的＂卖粮难＂（1984年和1990年）都是提价或是涨价后形成的大丰收。其中，政府为防＂谷贱伤农＂，用＂高价＂收购了部分粮食（1984年是＂超购加价＂，1990年是＂卖粮难＂的矛盾。而紧随其后，又是粮食市场的波动，突出的是1985年粮食的＂大减产＂和1991年的农民＂大减产＂，粮价暴跌。如果我们把政府提价和市场涨价都看作粮食需求的信号，那么无疑这两种价格信号对粮食产量有刺激作用。在家庭经营条件下，农民确是要待价而沽。人们谈论粮食市场波动原因时，常常谈及的是＂小农＂的供给稳定性，而忽视中国粮食市场另一极还有日益纯商业化的政府存粮系统和长期低价超消费的城市居民消费者。前者是不愿分担市场风险，后者具有极低的心理承受力。在一定意义讲，这种供求关系是放大了粮食供求不稳定的信号（上述分析在1992年以前有关粮食研究中已有众多论述［8］，恕不赘述）。换言之，认识中国粮食市场问题，必须要有三维图像，即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半承担政府功能半商业化的经营者，这个经营者行为上联宏观的财政金融，下联微观形态的家庭经营，面前有城市的消费需求，背负着进出口贸易调节机制。对如此有血有肉的多面体，这也是一个利益需求者。在现阶段，其行为必定影响市场价格。因此，＂买难＂和＂卖难＂不单单是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

　　3、如何看待现存的联接生产和消费的粮食购销体制。近10年，缓慢的粮食增产基本是在＂双轨＂制下实现的，即政府按计划确定一部分粮食的价格和收购量；同时又按财政金融形势确定收购资金；国家对国有粮食系统按任务计划确定补贴，按利率、效益确定费用，在某种意义上讲，粮食企业没有赢利，是靠补贴、费用、周转资金运行的。尽管上述指标可以一定几年不变，但企业生存本能决定要有自身的调节机制。1986年至1989年，由于市场需求量中，诸如行业用粮需求等尚无流通载体发育时，国有粮食企业靠议价购销的确弥补了自身生存需求。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的实施和对粮食形势的判断，中央要真实掌握市场调控的粮权。于是国家专储粮应运而生，但是确切讲这个愿望和中家当时的财力是不相称的。于是财政的压力转嫁给粮食企业，企业的负担又甩给了银行，结果银行由于粮食企业存粮占压资金，信贷挂账翻了几番。现在看来，没有这个代价，不可能取得那个时期粮价平稳，并顺利迈出迟缓多年的＂粮改＂步伐，其各方面关系才开始理顺。这个过程可以简述成：1992－1993年的＂保量放价＂的全面粮食购销改革，拖至1994年才见分晓。早在10年前指出的粮食购销体制矛盾［9］，即原来政府为理顺30年计划体制下扭曲的工农关系，采取＂拉着生产者，背着消费者，抱着流通经营者＂的办法，艰难地走了10年。于1985年试图使农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以部分地缓解＂卖难＂，减少流通成本；于1990－1991年财政甩包袱，将粮食企业推向市场经受供求双方的挑选。最后是1994年在全国改革浪潮中，让消费者直接面对市场风险的冲击。因此1994年粮价上涨，既存在生产者成本推动，要求比价合理、也有消费者收入提高，需求拉动；而流通经营者前2年购销量减少，流通成本上升形成9涨价预期，从而三股合力推波助澜，形成价格暴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粮价上涨有其偶然性 。但必然性在于中国的粮食生产，上方面承受着发展的投入成本剧增的压力，另一方面肩负着改革的利益刚性成本的折磨。应该说花10年时间，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中国粮食购销体制可以在市场化的轨道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二）、若干启示

　　1、现阶段中国的粮食基本供给实际具有超稳定机制，1.8亿农户的自身温饱，除了发生大规模灾荒外，基本不用政府操心。这是最根本的稳定。一般而言，粮食的需求弹性并不大，长期看引起变动的只是人口增长，但基本可看作常量；近期看，惟一变量是人均收入。如果短期内收入提高很快，那么按中国人目前的习惯，新增收入投向吃肉，是多数人的选择。如果肉又是低价的，那么需求剧增地可以想象的。这一发展过程前几年发生在城市里，现在又扩展到农村。因此，在基本解决温饱之后，发挥市场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在需求方抑制无效需求，使食物结构和食品消费更符合现实的国情国力；在供给方，长期的低价，比价如果不合理，增加的投入难以引导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如果面向市场，通过价格的引导，可使科技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刺激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科技投入，以提高产出水平和效益。

　　2、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将少数人吃饭问题和绝大多数人的吃肉问题混为一谈。以往粮食消费竟是发生在城里人身上，过去口粮以至吃肉补贴，随着销价放开，新涨价因素政府没有统一补贴了。按实物供给量计算，由于增加动物蛋白而减少的口粮消费，大致可以抵的上近几年新增的吃肉消费。但再要迅速增加动物蛋白消费，并加上新增城市人口（包括流动人口）消费，城市的需求和农村的供给将会发生缺口。从总体上说，这是新发展阶段的新需求，不涉及温饱问题，政府不宜过分干预这种情况下产食品物价。据测算，1993年粮价上涨以来，城市人均猪肉消费已趋稳定，在前几年高速增长基础上并略有下降。与此同时，1993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已降至50.8，1994年更降至49.9。这两个标志说明，中国的人均消费粮食乃至伴随着食物结构的调整，已逐步同国情国力相一致。过高的福利补贴已降下来，下一步问题是如何向贫穷人口的目标补贴迈进。

　　3、粮价上涨，长期看是必然性趋势，如上所述，这不仅因为资源约束，还有体制变动成本。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已经付出了过多的成本，实际上近年涨价因素中即有这种成本的体现，而且还将在今后发展中分摊这种成本。因此必须明确市场可以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在粮食领域也是适用的。今后无论是短期选择，还是长期政策制订，必须根据可能，让粮价能够依据市场供求有可调节的空间，必须不断探索影响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可行办法。这是调整生产者、流通者、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均衡的需要。目前，有人将物价上涨率和食品价格简章类推，可能误导舆论，加剧利益矛盾变动不仅影响国内，也涉及国际市场，反过来又重新影响和作用于国内市场。根据外汇研究专家测算［10］：中国汇率每变动3个百分点，影响物价1个百个点，如此计算，1994年物价指数中有16.67个百分点来自汇率变动，占76.47％。可见粮价因素占多少应另行研究，切不可误导舆论。

　　4、90年代中国粮食生产面对的紧迫问题已不是总量问题的压力，而更强地呈现品种和品质等结构性问题［11］。目前北粮南调中，有两个趋势已为专家们所共识，一是饲料玉米南下和优质单季稻南下。由品种和品质引起的区域性不平衡，主要是新兴消费与生产供给结构的不平衡，较难用原来解决温饱的总量平衡办法来解决。需要对粮食育种科研方向调整、全国交通布局调整、粮食进出口外贸格局变动乃至中国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做综合研究，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显然是新问题，今后增产500亿公斤粮，主要是饲料粮［12］，是为解决吃肉问题。新增人口的口粮问题，靠原有人口的口粮消费减少即可弥补。既然不是以满足温饱为目标，那么优质优价，市场调节是通过原则，绝不应也不可能再用＂大锅饭＂方式＂抽余补缺＂。那么坚持市场取向则是顺理成章。坚持对超过基本需求的食品采用优价、市场调节的原则，有助于解决现阶段＂双轨运行＂中吃＂基本需求大锅饭＂的问题。

　　（三） 、关于实现500亿公斤粮食增产目标的若干建议

　　1、中国粮食今后几年的年度产量标准，宜以年产粮食人均370－280公斤为目标，可确保本世纪末增产500亿公斤粮食。1994年虽然粮食总产又跌至4500亿公斤以下，但人均产粮依旧在此目标之内（人均370。9公斤），考虑到解决结构矛盾和中国目前仓储条件的改善，可将上限调整至人均385公斤。在中国现实国情国力条件下，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谷贱伤农＂是最大的不稳定。确定稳步增产的目标会有利于粮食购销体制的逐步改革。

　　2、前几年，＂粮改＂节省下来的资金（250亿元）［13］，必须设法逐步转移到粮食市场的体制建设上来。各种层次的市场体系建设固然有前期投入，但由于是企业行为，不应重蹈国家包办的覆辙，面对市场需求是会有投资回报的。今后地方的周转粮食经营要逐步成为纯商业化、企业化，自担风险。银行可提供相对低息的周转流动奖金贷款，这方面资金运行要有区别的机制。各级专项储备要实用可行，有政策投入支持。政府的粮食风险基金、农业发展基金、农业开发资金等，都要随财税金融改革纳入规范体系，形成制度。谁挪用，谁将受到法律制裁。我们要一面开源挖掘新增农业投资，另一方面要设法在节流上下功夫，减少跑、冒、滴、漏。

　　3、中国粮食增产与资金需求的依赖惯性已不可逆转，在财政、金融条件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今后新增投入的结构安排上应呼应专家呼吁［14］，向科研育种方面倾斜，以缓解下世纪初的矛盾压力。目前水利投资占年度农业投入一半以上的格局，应在进一步论证基础上逐步调整，应逐步重视市场流通设施投入（包括铁路枢纽的中转粮库、销区大中城市储备粮库、江海联运驳般以及大型粮食期货、批发等市场设施）。但此方面投入要有可行性论证，有投资回报测算。

　　4、考虑到国家粮食系统对宏观调控的需要，现阶段保留计划的定购任务是适宜的，但核心是价格和购量。1995个的粮食收购政策的调整，方向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政府要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持到底，不能一遇风浪就动摇。但1995年与1994年相比，由于政策的原因，从收购量上讲变化有些过大。能否在地方粮食定购任务之外的粮食收购资金上，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切不可因购量的减少而迅速压缩信贷资金的基本供给，谨防白条、拒收、限收卷土重来。否则，购量和资金的巨大变化会引起粮价向下的剧烈滑动，粮价过猛下降也不是好事。中国的通货膨胀严格意义讲，与粮食供给实物量当年增减无关，而是与粮食供求所估计的缺口和可能占压的资金投放高度相关。要十分注意家庭农户与市场出现同步振荡。1994年的粮食价格变动已经开始在调整结构性失衡，粮食市场的价格形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必须引起各方重视。截止1994年9月，广东省国有粮食系统存粮已由半年前1。3个月调整为4.85个月［15］。按有往经验，超过8个月即可能发生＂卖粮难＂。另据有关材料反映，1994年底全为为有粮食系统粮食比上年减销42.1％，一方面是增购了20％的粮食，另一方面又少销了粮食，作为主渠道的行为变化，焉能不影响粮价？因此，抑制通胀重心，似不应将粮价作为众矢之的，否则，倒霉的最终又是农民。近两年务必谨防粮价滑坡过快，不然，会大大伤害粮食长期的发展潜力。

　　二、预测粮食供求要注意考虑市场因素

　　自1993年10月以来连续近20个月的粮价暴涨，似乎已直接影响到宏观决策部门在制定＂九五＂和＂2010年＂长远规划时对粮食远景供需关系的预测。在众多讨论建议中，笔者感到在预测粮食供求关系上有忽视非市场因素的倾向，从而对真实的粮食市场走向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在此仅提供几点方法、思路供研究参考。

　　（一）关于中国的粮食供求格局的基本前提的认识

　　目前中国的粮食基本是由1.88亿农户通过家庭经营在户均7.54亩耕地上生产的（按1994年城乡人口统计折算，如按农业户口统计则为2.3亿户，户均6.16亩;按农业劳动力推算则为1.35亿万户，户均10.50亩。如按20亿亩耕地计，则规模扩大40％），尽管人地矛盾压力在加剧，但同集体化时期相比，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个时期增产的粮食基本供农民自身消费，用于人口增长了。据统计测算，1953－1978年，25年内国家收购（可基本视同于市场需求）增加了30.64％，而粮食总产量则增82.68％，增产部分只有10.5％满足市场需要，其余均是农村自身消费掉了。而1978－1993年，15年内国家和市场收购增加120.65％，粮食总产量增28.6％，年递增率相当于改革开放以前的25年，但是，增产粮食的85.44％是用于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也就是说农户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决策基本点，应是创造健全、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机制。应在此基础上考虑调整粮食供求平衡关系的各种选择，而不是相反。不能一遇市场波动，就试图去改变小农户生产的基础。殊不知这种基础的改变非有几十年的条件积累，才可能产生飞跃，当前，问题出在市场上，就只能通过完善市场来解决。

　　（二）补贴长期存在，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中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和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农产品收购定价的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粮食消费者在销售价格上却一直享有各种名义的补贴，这种补贴的存在，构成中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它放大了需求信号，低价补贴人为扩大了实际消费量，同时，消费者补贴的存在又压抑了真正意义符合市场的生产价格的形成。

　　1992－1993年，中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两年减少粮食补贴250亿元，实际上，持续近20个月的粮食价格上涨即有减少补贴后的正常反弹因素，即粮价上涨的背景：是1990年3月－1993年6月持续40个月的粮价低迷。这种价格合理复归，据估算，影响价格达每公斤0.416元，使得从1985年以来持续居高不下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中恩格尔系数终于在1994年降至49.9。它证明，人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始依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合理地安排食品支出。据统计，1994年城镇居民口粮消费已从高峰期（1986年）人均137.88公斤降至1994年的人均101.67公斤，同时人均消费猪、牛、羊、禽、蛋和水产品消耗用粮折算也从高峰期（1992年）人均121.72公斤降至人均116公斤。依此推算，1994年比1988年城镇人口增长19.678％，粮食人均消费（含肉、禽、蛋、水产品）则减少11.2％，粮食消费总量仅增6.68％，比高峰期（1991年）绝对减少粮食总消费量1.8％。近来，不少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布朗）在测算中国未来粮食供求趋势，多数是引用1992年以前数据，而且是忽视补贴因素，也未考虑今后逐步减少补贴会对供求价格的影响因素。因此夸大未来粮食需求量，又缩小未来粮食生产量，造成估算粮食缺口偏大则是这类测算中的重要缺陷之一。

　　（三）、粮食系统累计亏损挂账对粮食供求价格形成，具有持续的影响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中国粮食系统累计亏损挂账额达数百亿元（这仅是截止1991年底挂账停息数额，如计算至1994年，则连本带利估算可达上千亿元，折合每公斤粮食成本提高0.76元）。银行挂账，等于加重金融机构负担。从已发布的办法看，基本无直接核销的可能，只能是分级消化。其真实含义即是通过各种途径转移负担。可以想见，其中不少将会通过销售价格形态，转移到社会上。如果分5年消化，则每年每公斤粮食需加价0.20元。因此，这两年粮价上涨，不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粮食系统亏损挂账问题，是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独特的财政金融体制和企业经营方式，乃至政策向上严重的城市偏向累积作用的结果，它的后遗症影响将是长远的，不排除再度复发的可能性。因此，亏损挂账问题分段分级消化，肯定对今后粮食供求价格形成，将具有持续的影响作用。显然，它将推动粮食流通成本的上升。但也应估计到今后5年内，城市中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将会严格制约人们日常的食品消费水平，能否接受这种负担转移，的确构成一个新的限制条件。

　　（四）、所谓种粮比较利益低，根本原因是粮食上的负担太重

　　近年来，反映粮价偏低、农用生产资料价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呼声不断。除了各地各种名目摊派外，目前直接反映在粮食上的负担，即有农业税（全国100亿公斤贸易粮），定购粮（400亿公斤贸易粮，如与市场价相比又存在差额即有一笔暗税负担），还有按农民人均收入5％所确定的除粮食任务外的合理负担。自1991年农业部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之后，据各地方了解情况，这笔负担的征收基本是从粮食定购款中直接由粮站代扣缴的。再加上各地拥有的水利粮、烟奖粮、猪奖粮等等名义，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能代扣代缴，但基层有基层的惯例。结果，七折八扣，农民交售任务后，所剩无几，甚至要交售一部分议价粮才可补齐各种税费。按合理负担比例推算，全国1992－1994年以上述方式征收粮食（农业税、定购粮和5％合理负担折粮）总量分别为786.7亿公斤，672.3亿公斤，708.1亿公斤（均为贸易粮）。从数量看，总量基本等于当年城镇人口所需的消费量，但对农民而言，在尽义务的同时，交售这些粮食，基本无收益。至少700多亿公斤粮食付出的生产成本没有收回。据测算，在完成各种税费任务之后，农民在这几年还要分别交议价粮144.4亿公斤，162.13亿公斤，131.93亿公斤，才可能保本经营。上述两个总量相加，基本等于国有粮食部门常年的经营量，这是在现行购销体制下的一种均衡。这种均衡的经济含义在于，农民必须在此之外再通过向市场出售粮食，才可能有真正的盈利，但如果市场价格低，或是国有粮食盈利则是非常困难的。所谓种粮比较利益低，根本原因是粮食上的负担太重。动不动都 要用粮食来折算，粮食等于一种结算货币。因此，农民最怕粮价下跌，或是害怕国有粮食系统拒收限收。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卖粮难将是一种常规，必须要有预见性，以便及时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上述几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如果将其方法、思路用于分析当前的粮食供求矛盾，则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目前通行判断中国粮食问题核心是稻谷和饲料问题。那么，对于后者，如果将现在依然存在的暗补乃至补贴逐步取消，暗税杂费理顺关系，让价格信号引导消费和生产，靠市场调节来解决饲料粮问题恐怕是大有潜力可挖，也是有希望解决饲料粮问题的。中国人的确是不能靠补贴吃肉来发展经济，这是必须明确而要长期坚持的消费方针。问题的要害在于稻谷生产和消费，目前存在着严重错位。以下几点应予注意：

　　1． 据许多人士分析，稻谷持续减产，是造成粮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其背后，并不单单是滥占耕地，稻田面积减少，而是早稻面积大幅下降，复种指数即双季稻面积在绝对下降，也就是说单季稻的产量增加低不上早稻和双季稻总面积减少造成的产量滑坡。它们真正的含义，是市场需求已发生变化，单季稻多数是北方稻谷，是口感好的优质大米，在中国现有技术水平下单季稻绝对抵不下双季稻的亩产量。但劣质米（特别是籼米）已无市场，想恢复历史水平又很难。

　　2． 目前，早稻和双季稻中的籼米需求基本是两部分，一是国家任务，二是弥补南方饲料粮不足。至于国家收购后能否售出大量籼米，看来很成问题。近两年国家抛售专储干预市场之所以不起作用，即存在库存籼米和市场涨价幅度高的优质米不对路的问题。南方饲料粮，由于玉米调运和价格问题，一段时间内，籼稻用作饲料尚有一定市场，但用其补产量亏空，实无指望。如果国家改专储粮为优质米，又存在收购价格差距太大问题。目前，优质价在粮食涨价过程已逐步拉开档次，难以人为干预。

　　3． 一旦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购销结构，中国粮食购销体制一系列矛盾将更为突出，定购任务从来是定数量不定质量。如改动，粮食一定意义上在农村存在的将粮食作为货币的功能将如何替代，它牵动农村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早作考虑。目前，可行办法之一，是迅速加大优质稻米开发的资金投入，在两三年内形成市场供给规模，通过市场途径缓解上述矛盾，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相关的农村财税金融体制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将来防止国外占领国内优质米市场打下基础。当前必须有稻谷生产上选准主攻方向，如果选择失当，丢掉的将是发展机遇。

　　按上述思路，还可推导出一系列结论，恕不赘述。总之，必须注意把握粮食购销体制的中国特色，研究需要排除的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可行办法，才可能正确处理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中的各种矛盾。预测粮食供求方可能符合中国的实际。

　　（三）、正确认识中国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头部较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重大改观，已一举扭转了粮食严重短缺、对国民经济发展严重掣肘的局面。靠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

　　目前，尽管人地矛盾压力在加剧，但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发生变化。过去，增产的粮食基本是供农民自身消费，用于人口增长了。据测算，增产部分只有10.5％用于市场需求，其余均是农村自身消费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粮食产量年递增率基本相同，而改革开放后增产粮食的85.44％［17］，是用于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的，也就是说农户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就中长期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之后，农民的粮食需求基本由自身解决，只要在土地使用方面不再出现剥夺农民的政策波动，那么农民自己解决温饱是不会有问题的［18］。因此就当前而言，粮食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上。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将市场的这种变化完全归结为经济高速增长中粮食出现＂危机＂是不确切的，而应该看到自1985年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以来粮食市场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即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强制供求平衡已开始有了市场波动的周期特征。这种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深刻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它可能成为中国粮食真正走向市场化的开端。

　　（一） 近年来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呈周期性振荡

　　粮食＂买难＂、卖难＂交替出现，价格大起大落。中国自1990年3月－1993年6月发生长达40个月的＂卖粮难＂，使粮食价格再次急剧下跌（1983－1984年已出现一次）。这次跌价，小麦由均价每公斤1.02元跌到每斤0.76元（降幅25.5％），大米由均价每公斤

　　1． 1.47元跌到每公斤0.96元（降幅达34.69％）［19］，不少地方粮价已降到改革以来最低点。

　　在经历了长达三年半价格疲软之后，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原来过剩的籼米价格陡涨，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原来过剩的籼米价格疲软之后，从1993年6月的每公斤0.9元涨到1995年8月的每公斤2.40元，涨幅达1.67倍。玉米价格也直线上升，从1993年1 月的每公斤0.74元涨到1995年8月的每公斤1.80元，涨幅达1.432倍。由此形成南北粮食形势紧张的局面。由于这次为内粮价持续20个月（1993年11月－1995年7月）上涨，以至不少人认为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已逐步超过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按1995年8月－10月均价比较，国内市价与国际购价（指到岸价）相比：小麦高16.75％，玉米高38.15％，大米高63.5％。

　　2． 90年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有了大出大进的特征。中国自改革以来一直少量进口粮食，80年代平均进口819.9万吨。当1989年底国内发生连续三年＂卖粮难＂时，1989－1991年的粮食年均进口量便降到728.5万吨。1992－1994年又连续三年由粮食净进口转为粮食净出口，年均出口385万吨。到1995年又变为净进口粮食1972万吨［20］，创年粮食进口历史最高水平。这种进出反复的状况，表现出中国粮食贸易大出大进的特征。近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既有国际贸易关系变动的影响，也有中国粮食贸易量的2％－9.3％左右，除1995年外，平均只有3％［21］，而影响和震动却是巨大的。特别是这个变化发生在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时期，表明中国不仅有物力连续三年粮食出口量。因此，这理所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3． 伴随着粮价波动，中国的粮食购销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92－1993年，中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实行购销同价，保量放价，放开经营的三步走的政策。但在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仅半年后，粮食市场形势骤然变化，从1993年秋粮上市起，集贸市场粮价不断上涨。一直持续到1995年上半年才告一段落，其持续时间之长，涨价幅度之大，是改革以来未曾有过的。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其中粮食购销调控政策的核心是由国家确定每年粮食的收购数量和价格。这段时间的市场情况是1993年实行保量放价，即保500亿公斤收购量，价格随行就市，当时市场粮价平均每公斤0.70元左右，而上年的国家收购保护价是每公斤0.90元［22］；1994年国家要保证掌握市场粮源80％，即国家定、议购粮收购不少900亿公斤，国家定价每公斤1.08元［23］，而当时市场粮价平均每公斤1.40元左右；1995年推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宣布国家定购粮数量为500亿公斤，国家定购价为每公斤1.08元，价格保持上年水平不变，议购粮随行就市，上半年市场粮价平均每公斤1.60元，到年底，市场粮价降到平均每公斤1.40元左右［24］；1996年国家定购粮数量维持上年水平不变，进入第二季度，在国家宣布将提高定购粮价格之后，市场粮价下滑速度反而加快，仅优质大米降价就达15.7％。1996年粮食提价前，决定粮食市场主要份额的国家粮食定购价远低于国际市场价，如，粳米低35.46％，小麦低33.2％，玉米低27.7％。1996年如果粮食提价能够足额到位，那么中国粮食价格则将全面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水平。

　　如上所述，粮食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已呈现出周期性特征。因此，仅从生产投入的多少或增减产的多少上找市场波动原因是不够的。

　　（一）影响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复杂因素增多

　　1． 生产者选择。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较上年增长4.5％，这已是自1990年以来第三次增产超过3％的高产年份，增减产波动幅度超过80年代后期。其间，两次增产处在粮价高涨阶段。因此，仅从当年 粮食产量看市场价格，将粮价持续高涨归为粮食生产徘徊显然不够准确，而应称作增产波动（这种波动打破了3年平产、1年增产、1年减产的周期）。在此期间，1993年中国粮农户人均存粮较上年增75公斤，1994年种粮农户人均存粮较上年增7.9公斤，总计折全国农民户均年存粮总量相当全国粮食1年总产量的70％以上，即农民存粮已是城市居民存粮安全线的3倍。自1990年农户存粮超过农民当年消费量30％以来，农民的消费量一直增长缓慢，而农户存粮则直线上升，到1994年农户存粮超过农民当年消费量65％［25］。粮食增产波动及农户存粮总量上升，显示了农户作为生产者在利益追求中的选择。同时也表明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并非仅仅定于当年粮食生产的丰歉，农户手中的存粮，待价而沾也是影响粮食市场供求平衡的重要因素。

　　2． 经营者选择。1992－1993年，国家对国有粮食购销系统共减少补贴250亿元（过去粮食补贴主要用于经营和消费环节）。迫使改革措施出台的直接原因，是截止1991年底国家粮食系统累计亏损额达数亿元（这仅是银行挂账停息数额，如计算至1994年，本息估算同可达上千亿元，折合每公斤粮食成本提高0.76元）。在银行挂账，使金融机构负担沉重。从已公布的政策看，基本无直接核销的可能，只能采取分级消化，即通过各种途径分化负担。可以想见，其中不少将会通过销售价格形态，转移到社会消费上。如果分5年消化，则每年每公斤粮食需加价0.20元。因此，持续20个月的粮价上涨包含了减少补贴后需补偿经营成本的正常反弹因素。这次价格的合理复归，据估算影响价格达每公斤0.416元。放开经营后，国有粮食企业面临的现实是，离开计划保障的信贷资金或是粮食的库存实物，它就无从经营，如有计划供给信贷资金，粮食企业按改革目标，随行就市运行；如无信贷资金的计划保障，一旦市场有波动，利用粮食库存去换钱，这是任何企业经营者都可能作出的选择。因为360万职工工资、奖金、福利，还有数百亿元银行挂账款中企业应承担的＂还本付息＂风险等，都是企业经营者必须直接面对的难题。从经营者角度讲，在＂亏本＂的前提下，他们有很强的涨价预期。当其掌握或准备掌握市场粮源的80％时，对市场供求的影响将是显而易见。这个＂成本＂对市场价格的冲击必然也是巨大的。

　　3． 消费者选择。在近年粮价高涨的同时，显示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1994年首次低于50，为49.9。据统计测算，1994年城镇居民口粮消费已从高峰期1986年的人均137.88公斤降到人均101.67公斤［26］，呈现口粮人均消费减少趋势。与此同时，1994年和1995年中国的猪、牛、羊肉产量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4.48％、13.7％［27］（1996年上半年依然保持13％的增长率）；如果将禽蛋奶增产总量计在内，那么畜产品总量较1992年和1993年总量之和净增26.9％，比猪、牛、羊肉增幅少1％［28］。这说明如此高的肉类生产增长率，并非完全是食品消费需求拉动。实际上，城镇人均肉食消费量增长幅度也在缓慢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猪、牛、羊、禽、蛋和水产品消耗用粮折算也从高峰期1992年的人均121.72公斤降到人均116公斤［29］。这个指标值变动说明，1992年以前，由于城市消费者食品支出中包含了大量补贴，他们的肉类消费有些超前。当粮食价格放开后，形成一时需求的下降，抑制了无效需求的增长。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们开始依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合理水平。据统计，在1994年粮价波动中，有100亿公斤以上粮食转化为超量（超过消费增长7个百分点）的猪肉、禽蛋［30］。1995和1996年上半年出现的猪价下跌，表明居民收入的增长并没导致食品消费需求的大幅增长，价格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到1996年年初市场猪肉价格已低于1995年初的价格，生猪存栏增幅已大大降低，猪粮比价重新回落至1：3。5，肉类需求表面旺盛势头正在扭转，粮价紧随其后开始下滑。

　　4． 涨价空间中的供需错位。1990年以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从1990年的3：1，扩大到1994年的3.6：1［31］。1993年和1994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分别较上年增长10.77％、10.65％，较1990－1992年收入增幅提高0。72－3。31个百分点［32］，城市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54.24％降到49.89％。在此期间，农民年均收入增长只有1％－3％，其恩格尔系数基本稳定在58％左右［33］。从供需双方看，一方面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较快，似乎构成带动粮食价格上升的拉力；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期望粮价腾升，涨价预期又构成促使粮食价格上升的压力。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固然为粮价腾升提供了空间，而长达三年半的＂卖粮难＂，谷贱伤农，使农民不敢轻易抛售自己的存粮，而是把期望值定在能够弥补＂损失＂的存粮增值上。对粮食＂惜售＂已成为小农应付市场波动十分自然的行为，将粮食转化为生猪，通过销售增值，又是农民做出的几乎一致的选择。因此，从粮食价格上升的需求拉力与供给推力的分析看，此次粮价上涨发生在粮食供给并非紧张之时，主要来自经营成本推动，其中涨价预期是重要因素，而涨价预期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供需的一时错位。即需求下降在先，经营成本上升滞后；或者说经营成本形成在先，而引起粮食价格上涨的诸多因素在形成时间上有错位。

　　（一） 近年发生的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更多的是消费结构、流通结构变动问题，而非资源总量短缺问题

　　短短五六年，中国粮食市场发生巨大波动，国内外对此有不同解释，也导致不同结论。实际上，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体制转型条件下，消费结构、流通结构变动对传统粮食供需总量格局的冲击。

　　1． 此次波动，不是粮食＂少＂了价格才涨，而是粮食＂多＂了价格也涨。实行粮食放开经营，对消费者就发出了明确而警醒的信号：以往几十年＂福利式＂的粮食补贴不会再有了，今后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要自家承担。与此同时，住房、医疗、就业等制度的改革及相应配套的保险制度推行，使人们的消费结构必须随之改变。当人们再要将钱像以往那样集中投向＂食品＂或日常的消费品上时，的确要开始考虑长远的支付能力了（在此之前，城市人口人均占有的某些消费品和食品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同等发展中国家）。因过去由国家补贴的各种＂保险费＂改由自己支付，消费者就要＂有些节衣缩食＂来对付市场的变化了。一旦消费者＂主权＂起作用，粮食以及相关食品等一类价格弹性不高的商品，就会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总消费额中的比例有所下降。所谓粮食＂多＂，可解释为：粮食的直接消费需求下降，而间接消费由于价格制约一时难以迅速扩张，特别是当年新粮用作原料的需求下降，造成一定时期的借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而显现出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当优质优价与低质低价还未拉开档次时，首先是需求下降很快（即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对低质粮食或粮食的直接消费减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并不可能迅速调整，对付的手段只有提价，你＂吃＂得少，我让＂价值＂含量高；其后 ，才表现为不适销对路的粮食开始积压。价格有追逐着人们生活质量的变化，也在引导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是近两年市场变化的重要特点。例如在粮食需求上，北方单季稻的优质大米和饲料粮玉米、豆类等价格上涨，就包括着上述因素。这说明在人们生活全面需求上升中，粮食＂有效需求＂相对传统供给来说增长乏力，结果刺激着经营者的涨价预期。当供给适销对路时，价值得以实现，反之，先涨后跌则是必然现象。

　　2． 粮食价格变动的实质是国家、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结构的调整。促使购销价格一步放开的原因，是国家负担太重，无法既保生产者，又保消费者。当时专储粮库存粮400亿公斤，周转粮库存粮1000－1200亿公斤［34］，几乎垄断了整个粮食市场，仅资金占压就十分可观。本来有粮在手，不必担心粮价波动。可粮食价格上涨恰恰是从库存量最大的早籼稻抢购开始的。国有粮食企业抢购早籼稻，目的是为弥补放开经营后的库存亏空。据了解，在1992－1993年期间，由于一些地方取消粮食任务，造成原定的粮食收购资金被挪用，而靠粮食经营为生的国有粮食企业，只有动用库存粮食来维持运行。其中国家专储粮也有因此而被挪用造成＂亏库＂的。当时国家专储粮中早籼稻占56％，及时抛售专储粮应可平抑粮价。但抛售大约1500万吨粮食后［35］，粮价依然节节攀升。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抛售的粮食品种可能不对路，或可能没有抛售这么多粮食，而没有平抑粮价；二是决定粮食价格的因素在粮食之外。

　　矛盾的尖锐性在于，让消费者承担优质的价格风险，固然合理，但要让其承担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国有粮食企业负债过重、人员过多的再就业保险和农民生产经营所面对的市场不确定性的成本变动风险，似乎＂毫无道理＂。当然，如果我们及早协调这三者矛盾，恐怕不至于让数百亿元挂账款形成后才放开价格。因此对消费者而言，这次价格暴涨，是迟缓近10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累积成本的一次大释放，本来早就应该让城里人分期承担的风险，此次集中担负了。

　　3． 流通成本增加支持粮价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按最终需求结构测算，真正在市场上经过交换，构成贸易的实际粮食消费量大大低于市场实际流通量。粮食消费最高峰时期1991年达7603万吨［36］（包括城镇人口的口粮、肉、禽、蛋、水产品等消费用粮），但从市场实际流通量看则高达13600万吨［37］，如加上专储粮和进出口库存则更多，流通量走过平均消费达45％左右。如果存在市场的充分竞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受流通成本不断加大的压力。问题严重性在于，实际消费的粮食总量仅仅等于国有粮食企业掌握粮源的下限，即国有一家存储的粮食就超过整个消费需求量，这意味着两点：

　　（1） 了国有粮食企业超量存储的粮食，其余市场上流通的粮食从总量上讲就是多余、过剩的；换言之，国有粮食企业掌握粮源中的一部分粮食与市场需求并不适销对路。

　　（2）在1992年以前，改革所期望的市场调节，在总量上实际没有调节的余地，几乎是国有一家垄断。也可以讲，类似的调节结果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等于没有承担多少市场风险，风险则几乎是国有粮食企业独自承担。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实行1992－1993年粮食＂双轨＂制并为＂单轨＂制的改革，最初所设想的保量放价，从一开始则必然＂搁浅＂。事实上，＂放开＂后的风险，谁都不愿承担；而＂保量＂的利益，各方面都在争夺。价格放开虽容易，但原有的购销体制、流通渠道却一时难以适应需求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价格的上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调整结构、风险分担的作用。

　　4． 双重结构调整中的粮价波动，呼唤着农业信贷资金制度深化改革。对近年总量有余条件下的粮价波动，我们可称之为发生在＂粮食价格＂上的危机。这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相对于原有的消费结构，我们的生产总量已是相对过剩了，因为过去只追求＂高产＂，并不讲究＂优质＂，优劣价格一样，所以当价格放开之后，必然产生三个矛盾：

　　（1） 优质高价的粮食品种，由于存在总量不足，当收入水平提高很快时，这类粮食价格即上涨更快。

　　（2） 口粮消费细粮化，粗粮逐步退出口粮消费领域，过去粮食任务是按口粮标准确定的，是粗细搭配，原来在口粮消费领域是可以自行替换的，但现在议价粮和市场销售粮食往往是优质口粮和饲料用粮，它与国家粮库中的实物无法替换，要么低价优质口粮不足，要么适用饲料用粮短缺，而质次价高不适销对路的粮食过剩。

　　（3）由于各区域不同的气候、地理特点，各地的生产结构和国有粮食系统供应结构在口粮和低质粮食上已有分工，各省之间仅有少量串换，基本自求平衡。面对口粮消费优质化，饲料粮消费全面上升的局面，在低价计划调拨实现区域平衡时不太明显的利益冲突逐步明朗化。

　　上述矛盾与至今仍按计划总量确定粮食收购资金额度的方式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在拉开品种差价、质量差价、区域差价以后，它已完全无法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要保信贷资金总量，就无法保收购量和价格，反之亦然。所以，一定意义讲，粮价波动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粮多＂还是＂粮少＂，往往取决于＂钱少＂还是＂钱多＂。＂卖粮难＂时，一般是政府无钱收粮而粮价一跌再跌之时；当粮价高涨时，又是政府千方百计筹款收粮，政府越是抢进度、保收购，粮价攀升就越快。如果在粮价发生波动而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只有信贷资金这一种手段，那么粮价上涨就可能与粮食＂多＂、＂少＂无关，而与投入的粮食收购资金＂多＂、＂少＂有关。今后设计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思路，必须考虑国家粮食收购资金如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粮食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区域结构。信贷资金投放对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设计新的信贷资金投放方案势在必行。

　　（三） 1993－1995年的粮价波动与市场结构变动相关

　　综上所述，近年的粮价波动，已非总量多少的观点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中消费转型、结构变动产深层次问题。中国的粮食价格走势，从中长期看，还将持续上升，这是由中国人增地减的国情所决定的。但从近期看，价格腾升的势 头又在减弱，即粮食供求形势在压抑粮食价格上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增产趋势，则可更清晰地看出，市场机制在不断调整供求。所谓生产徘徊，不过是结构调整对市场的制约。因此，如果说增产幅度上不去（1978－1984年年平均为4.95％，1985－1993年为2.35％），那么只能说明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因此，如何培育粮食市场是问题的关键。

　　本来进入90年代后，粮食价格的走势应是平缓的，近年粮食价格暴涨，实为各方始料不及。事后看，除上述分析的原因外，还有三个背景条件值得关注：

　　1． 汇率变动。实际上1994年最大的变动是汇率，中国的汇率变动有仅影响国内，也波及国际市场，反过来又重新影响和作用于国内市场而出现涨价。例如：泰国大米价格1993－1994年度上涨37％，国际市场反馈到中国的到岸价按人民币计即上升50％（因为有汇率调整）；进口化肥国际市场涨价54.41％，而中国的到岸价按人民币计即上升100％（包括取消进口补贴因素），均呈放大趋势。也就是说，其他价格上涨在先，而粮价攀升其后。根据外汇研究专家测算：中国汇率每变动3个百分点，影响物价1个百分点［38］，如此计算，1994年物价指数中有16.67个百分点来自汇率变动，占76.47％。据专家测算，由于汇率变动，全国共增加近2000亿元需求，原本接近国际粮价水平的中国粮食价格，于是又有了上涨的空间。汇率变动信息的传播，是导致早籼稻抢购风潮的直接原因。害怕以高一倍的价格进口粮食，于是东南沿海省份纷纷到内地抢购粮食，仅广东省即增加三个月的粮食库存。造成粮食价格从南到北普遍上涨。

　　2． 涨价预期。截止1993年年底，由于国家较上年少收购15％的粮食，国家粮食的实际库存较上年净减少200亿公斤（其中包括约80亿公斤出口粮，事后看，这种减少是合理和必然的，并非库存下降就是坏事）以上［39］。与此同时，当年粮食丰收，农民存粮总量净增260亿公斤。1994年确定粮食收购总量900亿公斤，较上年实收数多12.5％；较农民常年完成粮食任务和上年超量存粮的总和多18.4％［40］；又逢当年减产2.5％，加之净出口42.6亿公斤［41］，无形中增加了市场压力。虽然，最后超额完成收购计划，但是全年的粮食形势非常紧张，加之市场粮价比国家定价普遍每公斤高0.4－0.6元，几乎所有的人都 认为粮食价格看涨。涨价预期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当年的市场粮食流通量超过上年，属正常年景。

　　3． 形成差价。1993年是粮食放开经营的第一年，也是惟一的一年，但是由于当年粮价异常偏低，社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购销差价、批零差价。1994年，尽管实行限制销价，购价价外补贴（只限部分品种和部分地区），但是市场差价依然在粮价高涨中开始形成（当然由于成本因素，有的差价显得过大）。差价的形成是粮价上涨的主要表现形式。很多人认为流通环节赚得太多，其中有不少即是差价因素起作用。国牙商品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往往相差1倍左右，当然其售后服务十分周到。我们应正确对待差价的合理问题，正确评估差价在粮食涨价中的合理成分。

　　总之，从整体分析看，1993－1995年的粮价波动与市场结构变动相关，而与粮食供求总量无关。所谓供给总量即年生产总量，所谓需求总量指年全国人口消费需求总量（含各种风险库存）。这种供求总量往往对分析短期年度波动意义不大，在用的地分析市场需求。从市场需求总量的整体走势看，1992年放开销价，使全社会粮食消费需求增长趋缓，呈下降态势。据测算，1994年比1988年城镇人口增长19.678％，粮食人均消费（含肉、禽、蛋、水产品）则减少11.2％，粮食消费总量仅增长6.68％，年均消费增长率低于同期城市人口增长率，比高峰期（1991年）绝对减少粮食总消费量1.8％［42］。从市场供给的趋势看，也是总量有余，据测算，市场流通量超过市场需求量达45％。由于个别品种和区域不平衡而发生的价格扭曲，随着价格到位，这些矛盾会逐步趋于缓解。至于政府干预之所以失灵，不是手中掌握的粮食不够多，而是投入市场的粮食并不适销对路。

　　因此，全国粮食市场供求基本也是可以平衡的，并有能构成粮价上涨的动因。一句话，不是粮食总量短缺引起价格上涨，而是粮食品种、品质、区域结构失衡［43］，以及相关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利益矛盾冲突，是促使价格波动的主因。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看，中有粮食企业占的市场比重过大，扭曲了市场供求的正常信号［44］，成为加剧波动的诱因，对此应有高度警觉。由于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问题处于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部位，故对它的改革必须全面设计，一步实施到位。

　　目前，全面认识粮食经济与国民经济成长的新格局，统一认识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停留在＂短缺经济＂的传统认识上，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就很难迈出步伐，粮食市场的波动也在所难免。

　　根据上述分析，可将中国粮食市场现状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中国实际已具备生产1万亿斤粮食的能力，只是受需求制约，潜力难以发挥。

　　2、近10年来粮食市场流通量没有增加，相反有所减少，主要靠市场机制调节减少了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无效需求。

　　3、以往确立的人均400公斤粮食需求和供给平衡目标有些超前，按目前供需平衡水平设计，人均370－385公斤比较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需要［45］。

　　4、粮食需求增长趋缓，加剧了粮食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之间的矛盾，只有降低国有粮食企业所占的市场比重，才可能减少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

　　5、今后，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关注由粮食供求总量之外因素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不断为粮食的合理增长创造良好环境［46］。

　　注释

　　［1］本文系课题组1995年研究框架提纲，课题组成员崔晓黎、于保平、肖俊彦参与讨论。
　
　　［2］（美）李斯特。布朗。中国未来的粮食缺口。中国农民，1995（2）

　　［3］林毅夫。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潜力与增产前景。人民日报，1995－3－10（2）

　　［4］刘福垣。逆向调节作用力引发粮价上涨。中国农民，1995（2）

　　［5］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6］高小蒙、向宁。中国农业价格政策分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8］高小蒙、宋国青。中国粮食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

　　［9］宋国青（同上）

　　［10］ 尹艳林。汇率多轨合并与适度管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1］ 陈锡文。当前中国的粮食供求与价格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5（1）：1

　　［12］ 梅方权。生产1 万亿公斤粮食迫切需要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中国农村观察，1995

　　［13］ 同（12）

　　［14］ 同（3）

　　［15］ 本篇作者1994年赴主东调查数据。

　　［16］ 中国粮食市场指农民自食、自用、自存以外的全部商品粮，包括国家购销存和贸易市场流通的粮食。

　　［17］ 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中家统计贸易外经统计司。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18］根据崔晓黎提出的＂第二土地＂概念，中国农民解决温饱的前提，离不开现代要素的投入。为换取这些要素，农民势必要出售商品粮。因此，依靠农民对价值实现很高的期望值，如处理得当，可调动农民出售商品粮的积极性。

　　［19］根据本课题组1993年基层调查数。

　　［20］国家统计局贸易物资统计司。中国商业外经统计资料1952－198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局。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21］近年来世界粮食贸易量基本在2。1亿吨左右。

　　［22］［23］［24］均为本课题组基层调查数据。

　　［25］［26］［27］［2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29］［30］［31］［32］［3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34］余贤。粮食市场与宏观调控。中国农村经济，1994（7）：1

　　［35］按1993年初统计专储粮400亿公斤，1995年统计专储粮250亿公斤。

　　［36］［37］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局。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38］尹艳林。汇率多轨合并与适度管制。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

　　［39］据测算，1993年农民存粮超常增加，同国家当年实际收购量减少有关，也使库存较常年减少。

　　［40］据测算，农民常年任务500亿公斤，上年净增存粮260亿公斤，合计760公斤。

　　［41］［4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44］见本书肖俊彦＂中国粮食流通问题研究＂一文。

　　［45］黄青禾、高小蒙、于保平曾在1992年提出相应标准。

　　［46］本文系课题组1996年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肖俊彦 、于保平、崔晓黎参与讨论。 （作者：谢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