なんて怎么来的:苏峰:陈布雷自杀与其幼子陈砾的不同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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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第一次去上海探亲是1953年,陈布雷一人高的大照片还在家里摆着。第二次再去上海时,已是1961年。张燕平谈起这两次探亲,说当时感觉就像犯罪一样。她能体会出身对陈砾心理的微妙影响。陈砾总说起二姐陈琏的一句话: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还是背上了出身这个沉重包袱。   当然也有实事求是、慧眼识珠的人。天津日报社的领导非常难得,并没有因为陈砾的出身,就将他打入另册,反而是大胆使用、给予机会、全面培养。陈砾生前总是说起王亢之、范瑾、邵红叶、李麦、石坚等领导对他的关怀和培养。   陈砾年轻单纯,工作上是公认的“拼命三郎”、“报坛才子”。报社领导人用人唯贤,十分爱才。1952年,中国报界开始学习苏联管理报纸的经验,天津日报筹备成立检查组,陈砾到人民日报社学习取经,得到邓拓、李庄、肖航等老新闻工作者的指点。这一年,陈砾入党。此后,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组长、理论组长、文教组长、地方工业组组长,开始成为天津新闻界的名人。   1953年夏天,作为天津唯一的驻开城特派记者,陈砾辞别了新婚妻子去朝鲜开城采访停战谈判。被大家亲切唤为“小陈”、“小教授”、“报坛才子”的陈砾活跃在板门店谈判大厅和战俘营,用熟练的英文,采写了大量消息和特写、通讯。其中《解释帐篷中一个美国代表的嘴脸》等新闻报道,都是新华社转发全国,《人民日报》发表。陈砾被记者团评立三等功。   陈砾度过了10年的好时光。1959年反“右倾”以后,陈砾先是因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被下放到山东宁津县参加劳动;1962年返回报社,又得知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都将被调离党报机关。陈砾被通知将调往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教书。作为陈布雷的儿子,家庭出身的包袱是何等沉重。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孙五川很爱才,而出版单位对家庭出身要求比较低。1963年,孙五川截下将要调往天津师院的陈砾,调进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陈砾被关进牛棚,头上戴着“狗崽子”、“陈布雷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帽子,被批斗、囚禁。噩耗不断传来,1949年从美国回国、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的二哥陈过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瘸了一条腿。陈砾的革命指路人、敬爱的小二姐陈琏在上海跳楼身亡。母亲王允默在“文化大革命”时,头部挨红卫兵棒打,没过太久便病逝。最让陈砾伤心的事是小二姐的自杀,他很意外,非常气愤,却又不敢表达,白天参加劳动时装作若无其事,晚上则躲在被窝里偷偷饮泣。   《中国日报》总编辑   1979年,二哥陈过和小二姐陈琏终于获得平反,陈砾也迅速恢复了工作。   好事从不探头的陈砾也有一次例外。1981年1月,国家将派遣出版家小组赴英国考察学习。社长到陈砾家谈话,陈砾便毛遂自荐,说这次英国学习,可以从很多方面改进咱们国家的出版事业,我愿意去学习。   经过考试,陈砾不仅去了,而且还任中国出版家赴英学习小组组长。半年后回国的陈砾连升三级,由编辑部主任升至副社长、社长、出版局副局长。   施展才华的机会终于来临。因为通晓英语,办报能力过人,陈砾被调到北京,担任当时我国唯一向国内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并被推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九届委员。   同为记者的张燕平也随调到北京,在陈砾的要求下,张燕平婉拒了报社社长江牧岳安排她任行政处副处长的计划,一直在资料室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   当时的政策是调京的干部身边无子女的可以解决一个孩子到北京工作,夫妻俩想把15岁就上山下乡的老大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征求老二意见时,在天津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调我哥。”有热心人出主意,说老大先调进报社,进了北京再找其他工作。可家人都知道陈砾的为人处世,从不敢提这事,始终没开这个口。最后还是张燕平通过她的老同学帮忙,将老大调到北京市机械局下面的一个技术性杂志社工作,1983年至今都在那里。而老二则一直留在天津。陈砾对孩子们说:“你们爸爸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就是不会走后门。”   中国日报社开始设在人民日报社院里,在金台西路。在陈砾任内,报社在北四环附近找了块地,盖了大楼,报社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报社很多人至今都念着老陈的好处。   2001年,当年也是地下党的丁群问陈砾:“你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不少挫折,对当年的抉择有没有感到过后悔?”陈砾目光坚毅地说:“从全部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的,我对当年的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2006年5月,陈砾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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