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1.8d和1.8g:揭秘：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事件始末

1934年秋，中央苏区由于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逮捕事件，匿身于上海租界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财务部门和秘密电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对于此次事件，国内许多回忆录及文章均曾提及，可大多语焉不详。笔者在此借助国外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来揭秘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

　　1934年10月5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得到重要密报，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居住在法租界麦其路麦其里34号。于是在上海警察局的要求和协助下，法租界工部局警察于晚上10点突袭了麦其里34号，逮捕了徐宏达、王宝琴（徐宏达妻子）、徐郑氏（徐宏达母亲）、赵万贞（徐郑氏长男徐宏远妻）等人，并在屋内到处搜查，押收了大量共产主义书籍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财务会计相关账簿、资料等重要文件。

　　警察在二楼的里屋搜到了两个箱子，里面装有现金1280美元、各种银行存折、共产主义文件、中共会计账簿等。警察指着搜出来的两个箱子质问徐宏达箱子的主人是谁，徐宏达冷静地回答警察，这个屋子租给了一个姓陈的新闻记者，这两个箱子是陈记者的，他也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租界警察并没有相信徐宏达的话。他们随即又对徐宏达家中的女佣何氏进行了查问，女佣说这个房间是徐郑氏长男徐宏远的居室，他目前去北方了。

　　为了逮捕更多的共产党人，法租界警察搜查完后立刻撤离，只留下几名密探继续监视此处。

　　10月6日晚上8点左右，一个自称“陈启惠”的女子来到麦其里34号。警察从她随身携带的袋子里搜出了《有关叛徒孔荷宠的通告》、《一九三四年八月党员费用》、《有关上海苏维埃区间经由香港韶关广东及经由汕头蕉岭广东的二交通路线的纪录》、《一九三四年六月至八月的共青团中央委员费用明细》等中共重要文件，以及盖有“杨树浦兰路戎新厂（二号）张厚先生”印章的计算书和单据等会计账。警察认为这个自称“陈启惠”的女子一定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于是便对她进行严厉审问，期望能从她嘴里得到一些重要情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陈启惠”从容应对。她说她和叔父一起居住在塘山路的30号2楼，叔父委托她来麦其里34号找一个姓李的女子，将所带的东西给她，至于带的东西是什么，她并不知情。警察追问她叔父的姓名，“陈启惠”则拒绝回答。当警察赶到“陈启惠”所说的居住地时，发现那个地方住的都是一些苦力。显然，“陈启惠”所供述的都是虚假内容。当租界警察再次审问“陈启惠”时，她始终一言不发。虽然警察搜出了共产党的文件和名单等“物证”，但“陈启惠”就是缄口不语，以沉默来对抗审问。

　　法租界警察从徐宏达所保管的共产党文件中了解到，作为中共资金源的美元是由徐宏达将其兑换成当地银元，然后分配给各地党部的。由此可知，这些资料的保管者徐宏远应当是上海中央局的财务部门负责人，麦其里34号则是上海中央局财务部门的所在地。这次法租界警察和上海警察局的联合行动将上海中央局的财务部门彻底破坏，再一次沉重打击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二

　　抓捕行动并没有这么快结束。10月7日早上9点半，一个自称“陈炳生”的人进入麦其里34号。一进门，他就被守候在屋里的警察逮捕了。经过审讯，“陈炳生”交代自己的真名叫徐建中，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进而他又供出了中共秘密无线电台设在公共租界华盛路同乐坊122号。听到这个消息，法租界警察异常兴奋，他们随即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取得了联系。在公共租界警察的协助下，他们于10月8日晚10点对华盛路同乐坊122号进行搜捕行动。

　　进入同乐坊122号后，警察先逮捕了屋内的一名男子，随后开始对整栋房子进行大搜查。

　　在房子一楼的后堂，警察搜出一个皮箱，里面装有一台型号为X210的短波无线通讯电台，它的通信范围在1000公里至2000公里之间，带有四铜圈一波段选择器及电台操作手册。他们还在藤笼内搜出一台型号为RCA 212的短波无线通讯电台，这个电台通信范围广，带有铜圈、RCA系列无线电台的配件器材等。

　　在一楼，警察搜出了《教育方针》、《中国工农政府第二次会议（瑞金）》、《红军东北远征援助计划》、《中国共产党使命和中国现状》等中共宣传册子。

　　搜查结束后，警察开始对屋内的男子进行审讯。面对酷刑，该男子和“陈炳生”一样选择了屈服。他交代自己名叫章雅范，是名无线电技师，来这是为了清理、转移无线电台等物品的。随后他又供出自己的住处是在公共租界欧家路存德坊52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两方警察立即赶到章雅范的住处搜查，将正在隐藏中共文件的徐刘氏逮捕，并在屋内皮箱中搜出型号为RCA212 的短波无线通讯电台，这个电台通信范围广，可以直接和莫斯科通信。警察又继续搜出短波无线收信器、变压器、GR波段选择器、低压常时变压器、加减电阻器、干电池等电台各种附属配件器具。经过审讯，警察发现徐刘氏就是“陈炳生”的妻子。

　　10月9日下午3点，一名自称“张姑”的女子来到华盛路同乐坊122号。“张姑”自称是居住在徐家汇李某夫妇家的女佣人，来此处是受主人所托，确认一下原先在此居住的人是否还在此处。当日“张姑”没有说出自己的具体住址。翌日，在警察的威逼下，她说出主人居所为法租界蒲石路348号7号室，但对其他事情是缄口不语。警察马上前去调查。蒲石路348号7号室的主人是个外国人，他说10月2日3楼7号室借给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在10月9日急遽外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并说明张姑的确是那对中国夫妇的女佣。可是警察看张姑的手并不粗糙，不像是一个常年做粗活的女佣的手，便推想张姑可能也是和李氏一样从事共产党工作，但张姑一直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逮捕行动至此算是告一段落。被捕的共产党员徐建中、章雅范等为当地中共的秘密无线电台机关负责人，主要是掌管上海与红都瑞金之间的通讯联络。秘密电台的破坏不仅中断了上海与红都瑞金之间的联系，也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由于没有大功率电台，只能通过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络）。直到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才恢复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

　　 三

　　隐匿在上海租界的中共重要机关被破坏这一消息引起各方关注。日本当局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地前往两租界当局，详细收集了相关情报，在事件的两个月后，即1934年12月7日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出的【机密第1401号】“有关中国共产党会计负责人及电台负责人逮捕事宜”报告，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形，这一机密文件随着解密得以公开，但原本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

　　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让我们重新回顾了共产党人所走过的那段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