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陈丕显和胡耀邦（左）在湖北武当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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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我的“文革”岁月》，陈小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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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地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胡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做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呢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响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人。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青年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伯伯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伯伯几乎天天来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