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灵王 大天使:雍正是否靠改诏篡位做了皇帝

    雍正皇帝，名爱新觉罗.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康熙皇帝一生共有35个皇子，这些皇子长大成人后，在储位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康熙在1675年的时候，曾立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由于皇后在生育允礽的时候难产而死。康熙对这个儿子格外钟爱，立他为皇太子，对他进行不同于其他皇子的培养。但是，正是这种不同的待遇，助长了皇太子骄横任性的特殊性格。皇太子长大之后，对于康熙迟迟不死感到着急，同时也怕康熙皇帝哪天变了主意，会立别的兄弟做皇帝。于是便同索额图等人结成太子党，暗自培养势力，企图谋害康熙，夺取皇位。后来被康熙皇帝觉察，康熙一怒之下于四十七年（1708年），以皇太子“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纠聚党羽,窥测朕躬起居行为……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为由将其废黜。康熙废掉皇太子之后，储位空虚，这样诸位皇子之间争夺皇位的冲突骤然激化。后来，康熙曾一度恢复允礽的太子之位，但是允礽不思悔改，再次密谋篡位，又被康熙废黜。从此，康熙到死也没有再提立储之事。

    在储位的争夺中，先后诸皇子中先后形成了涌现出了皇八子允禩、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允禎等三个热门人选。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很受康熙皇帝的器重，被康熙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同时在他的周围还团结了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额、大臣阿灵阿等人。皇四子胤禛比较聪明，所以他采取了不露声色，暗中发展势力，讨取康熙皇帝欢心的政策。在康熙面前，雍正丝毫不露自己觊觎皇位的野心，对诸皇子之间的争斗也不露声色，巧妙地将自己隐蔽在皇子储位之争的暗处。与此同时，他又极力的在康熙皇帝的面前表现自己的孝道。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受不了皇太子阴谋篡位的打击，在废掉皇太子之后，自己也病倒了。此时，其他的皇子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党争。而胤禛则不这么做，他处处避开皇子间直接的争夺。除了精心的侍候病倒的康熙皇帝外，不管别的事情。同时，对于被废掉皇太子允礽，胤禛也尽量的表现出同情的神色。极力地替允礽求情。从而，给康熙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康熙病愈之后还亲自下诏褒扬胤禛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一方面设法博取康熙的欢欣，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暗自的发展自己的势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逐步的获得了十三阿哥允祥、十七阿哥允礼，以及康熙面前的两大红人步军统领隆科多和西北大将年羹尧的支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西北地区发生叛变，对付西藏的叛乱，稳定青海的局势，康熙派皇十四子允禎命为抚远大将军，赴西宁办理前线军务。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老体衰的康熙皇帝感觉身体欠安，谕令皇四子胤禛到天坛代行冬至的祭天大礼。此后不久，就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晚上戌刻(晚7时至9时)，这位清代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康熙皇帝在京郊的畅春园走完了他那辉煌壮丽的一生。据说康熙驾崩之前曾经将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八人招致御前安排后事，并命隆科多草诏位于皇四子胤禛。康熙驾崩后7天后，隆科多公布了康熙的遗诏，宣谕:“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几天后，胤禛在太和殿继位等级，改年号为雍正元年。但是，由于康熙生前并没有谈过储君的选立之事，这纸遗诏又来的如此突然而且充满疑点。于是，人们开始对雍正继位的事情议论纷纷，就连雍正自己也不得不曾亲自写作《大义觉迷录》来为此事辩白。这件事情从雍正时代一直争论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得谜。

    关于雍正继位的说法大致有以下这几种。一是“雍正改诏说”，说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祯的，可雍正却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为了封人之口，就强迫允祯该名为允禵，并找借口将他囚禁在康熙陵。后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八人同受面谕”值得怀疑。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八九点钟驾崩的，召胤禛进畅春园是在这天的凌晨一两点钟，也就是说在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将八人急召入宫，宣布了遗诏的内容。而后来雍正自己说有八人同时受诏书这么一回是他继位后的七年。如果此事是真的话，一直受人怀疑的雍正也不会等到七年之后，同受面谕的八人大都变化了时候才拿出这一证据。所以这一证据极有可能是雍正为了掩盖自己改诏篡位的事实而伪造出来的。

    但是，对于改诏一说，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说法，首先是皇十四子的问题。康熙选立储君问题上确实是在犹豫。开始确实有考察皇十四子允祯的意向。但是，允祯倒在西宁并不合建立衙府、收受贿赂，引起康熙的不满。所以，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之时又让允祯回到前线，而让皇四子代为祭天。说明康熙此时已无传位皇十四子的意思。而对皇四子似乎更加器重。另外，雍正改“十”为“于”说也站不住脚。因为，根据清朝的用语规范，传位诏书均写为“传位皇某子”。如果将其中的“十”字改成“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就读不通了。而且清代的诏书中“于”与“於”字是不能互用的，诏书中用的都是“於”字，没办法改。此外，清代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写得。满文是竖写的，很难更改。至于，雍正让十四弟把“禎”改为“禵”字，是为了表示避讳，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得。雍正囚禁允禵，只是表示雍正对允禵手中的军权不放心，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在一种说法就是“隆科多改诏说”，说康熙病重时曾下诏，召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传位给他。隆科多把诏书给扣住未发。等到康熙驾崩之后，隆科多又“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雍正才得以继位。对于此种说法，有人曾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隆科多虽然是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但是，朝中仍有马齐、张廷玉等人比他地位高，资格老。受遗命这么重要的事情，隆科多想要一手操纵也是不可能得。

    此外，还有人提出“年羹尧改诏说”，说川陕总督你年羹尧曾与雍正的母亲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所以年羹尧改诏书，帮助雍正当上了皇帝。这一说更为荒谬，因为，年羹尧的年龄比雍正还小，怎么会是他的父亲呢？而在一个说法就是“雍正投毒篡位说”。说雍正在康熙病重时，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了就驾崩了。还说，雍正之所以不敢藏在康熙陵前，就是因为心中有鬼，不敢见康熙。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康熙晚年是不吃人参的，雍正即使要谋害康熙，绝对也不会傻到用康熙不喜欢喝的参汤来下毒。而且清代也没有“子随父葬”的习俗，像顺治同皇太极，后来的乾隆与雍正都是不在一块的。

    康熙六十一年，南苑打猎后康熙皇帝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几天后，康熙皇帝病情笃重，临终前，于凌晨召诸皇子与掌管京城禁卫军的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从此，搅动康熙朝朝局的夺嫡之争落下帷幕。为什么在夺嫡之争中锋芒毕露的皇八子与皇十四子机关算尽，最终与皇位失之交臂，而不显山露水的皇四子却意外获胜。历来质疑雍正皇帝得位之说盛嚣尘上，但康熙口头诏书及书面遗诏却作为有力证据证明雍正皇帝即位的合法性。

    康熙遗诏最后写道：朕年纪老迈，现在自然寿命将尽，朕内心也是愉快的。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之子孙，现今各个生活平安，朕去世后你们如果能细心照顾保全，朕去世后也感到安心。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与朕行至深为相似，必定能承继皇位，著其登基继承，登基后遵守祖宗制度，穿孝服二十七日，待穿满孝服后昭告天下，使海内外知道其即位的消息。康熙皇帝遗诏使用满汉二文书写，即使汉文“十四”能改为“于四”，满文为拼音文字，绝无可更改之理。

    康熙皇帝为什么选择皇四子作为继承人，除了皇四子即位前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办事得力之外。据史书记载，皇四子胤禛还有一子弘历深得康熙皇帝喜爱，康熙皇帝偏爱胤禛的儿子弘历，也是胤禛得以继承大统的重要原因。康熙六十一春天，康熙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居住在畅春园北的雍亲王胤禛邀请酷爱牡丹的康熙皇帝前往圆明园观赏牡丹，各色牡丹颜色鲜艳，娇嫩欲滴，在牡丹丛中，康熙皇帝第一次见到眉清目秀的弘历。康熙皇帝见到弘历后，甚为喜爱，竟惊人的13天后重回圆明园，将弘历带回宫中亲自教养。

    康熙皇帝看过弘历八字后批示：“弘历命数天生富贵，这是不用说。占卜得出弘历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义孝顺，学习后必文武精通。幼年时代有些小灾小难，并没有妨碍。命中后代极多，寿命长久。”此后弘历继承雍正皇位当政六十多年，至八十多岁才驾崩，契合了八字的预言。

    六十五年后，乾隆皇帝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情形，当时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所以即使六十五年后，乾隆皇帝的回忆还是那么清晰。康熙皇帝又让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负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康熙皇帝在临终前召见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因为继承人有个表现优异的后代而选择其继承皇位的事例，在此之前，还有明代第三位皇帝朱棣，朱棣欣赏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而将其封为皇太孙，此事稳固了朱高炽因肥胖行动不便而岌岌可危的皇太子地位。

 

                               “康熙遗诏”证明雍正没篡位

    清朝雍正皇帝继位后，民间野史质疑其矫诏篡位，认为康熙本想传位于皇十四子胤褆，而皇四子胤禛（雍正）串通隆科多将遗诏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一说法被辽宁省档案馆日前展出的“康熙遗诏”否认。遗诏写明“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

    这份遗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同一内容。因满文中“于”和“十”两字完全不同，没有矫饰可能，而且汉文诏书用的都是繁体字，“于”和“十”在字形上的写法相去甚远，难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