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龙腾世纪3霜脊盆地:CSA，一则信任与互助的蔬菜寓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6:00:02
CSA，一则信任与互助的蔬菜寓言2010/12/20 23:20:48 □撰文/张湘辉 摄影/朱辉峰
已是12月中旬，发了芽的大蒜才种下去。
12月11日，雷锋镇花木兰农场。租种了菜地“月光车厢”的主人，一个月从长沙来一次，带着孩子，收菜。
12月11日，花木兰农场，租出去的菜地被篱笆围起来，并挂牌。
食品安全问题愈来愈密集地咬噬着都市，不止如此，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农业是对全国污染总量贡献达1/3-1/2的产业”，研究表明，农作物对化肥的吸收最多不过29%，污染排放率高达70%。三十年的农业工业化生产，似乎在繁荣假象下，将我们引领到一条绝路。专家眼中最低成本的环保领域，却仍是荒漠。是否真有一些模式，可以解决这70%的环保问题，且让多方得益？我们关注任何有价值的模式，譬如依旧在艰难摸索的CSA。
当彭旭南从长沙河西住处骑车一小时抵达雷锋镇花木兰农场时，重庆的朱艺老师正坐在公交车上为大家送菜，而北京北六环的凤凰山下，农场大妞石嫣或许正看着在菜地里欢闹的孩子们微笑。“你知道所吃食物从何而来，支持了农村经济，还可以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仅仅两年，大约200家CSA与类CSA都市农场四处萌芽。
CSA农场生长的蔬菜似乎另有骨骼，一棵乌塌菜看起来如同一束紫色的花
乍看上去，从雷锋镇往雷锋村彭家老屋组花木兰农场，沿途路过的各个菜地，并无区别。只是一到周末，唯独花木兰有一场从清晨蔓延到黄昏的热闹。这里被篱笆隔成一个个小农场，木质牌子上是主人手写的招牌，炫示着一个个隐身长沙城市里的主人的田园梦。
12月10日上午，“马德里”家的菜地，连我们路过，都忍不住夸园子美得很。“嘉乐园”家20棵包菜却不那样幸运，病恹恹了。负责农场管理的村民“刘二叔”看着病变的蔸，立刻掏电话打给卖种子的，“这外地花菜品种如果有问题，我们应该汇报给农科院”。尽量避免使用农药，菜有病，还是比较无奈。25亩地的花木兰农场，就这样，参差地生长着。
从2010年3月2日最早入驻的“变形金刚”一家始，陆续有60多个农场主到来。像“喜来登农庄”夫妇那般勤快，全部亲手侍弄的并不多，大多忙人、懒人们则委托花木兰农夫种菜。
亲手种植或者采摘的蔬菜，似乎不断带给人幸福感。12月10日，天气寒冷，还是有几拨“农场主”来收获蔬菜。“周_悦合租地”上，悦悦的父母拔着红萝卜，采着冬菡菜，加上农场最近赠送给每家100斤蔬菜，满载而归。王世静也开着车到处给朋友送自己农庄的菜，“别个以为我卖菜的”。农场生长的蔬菜也似乎另有骨骼，不仅“包菜甜得无法形容”，我11月26日从农场捧回的一棵乌塌菜，现在想来仍是一束紫色的花。
采访中的所有农场主，最初皆出于食品安全而租地。“以前能做的只有消极抵御，曝光哪个暂时不吃哪个”，直到遇见CSA。
长沙CSA发起者：至少我们让雷锋镇的一户农民不需要出去打工
未租出去的地，不忍心抛荒，花木兰农场请了一对益阳来的夫妻种植着，他们和儿子一起住在农场中间的工事房。丈夫张学春略微腼腆，虽然觉得两夫妻3万一年的工资“低了点”，但望着在田野奔跑的4岁半的儿子俊涛，又满足于“至少可以一家待在一起”。长沙CSA发起者之一，湖南大学政管院土地资源管理系教师裘丽说，“至少我们让一户农民不需要去远处打工，至少减少一个留守儿童”。
表面上看来仅是单纯租赁了村民的田地，事实上因这块涉及17户人家的25亩地，已经与村庄有着诸多隐秘的关联，甚至悄然发生化学变化。这让裘丽很感安慰。
彭石兴家有3亩多地租给了花木兰，另外三亩也给别人租了，“种葡萄”。对于不需要劳作，每亩就有900元的收入，似乎求之不得。花木兰对面一片田，长着野谷子，据“刘二叔”说，多时“30%的田都抛荒着”。彭石兴集中精力养着100多头猪，“农场搞有机农产品，养猪的粪全部可以卖给他们”，即使只四五块一担，彭亦觉得变废为有用了。而农场不要的菜叶子，又可无偿送给他们喂猪。
“刘二叔”原名刘序德，是个“见过世面的”新农民。来花木兰的人多了，他便开了一家农家乐。11月25日周六，满座，他估摸着天气与人数，请村里的女人们当钟点工帮忙做饭。
距离花木兰农场不远，可以在娄底新化小伙子刘云的蘑菇棚里，自己摘“不打水”的平菇。4年前他尚在涉外经济学院附近种蘑菇，城市的扩张驱赶他至此。
花木兰给他带来蘑菇生意，多时周末去买蘑菇的“有几十人”，他开始在周末为也许要到来的花木兰客人们，“备一些货”。开心的小伙子，将平素卖给养花人的“废料”，经常免费送些给农场。这些棉籽壳、莲子壳，虽不是肥料，但“是土壤改良剂”，让土壤不板结。
村民们也会到刘二叔的农家乐来兜售家里的腊肉等农产品，开始客人们会心存疑虑，于是刘二叔待客人有购买意愿，再带其进村去找。这倒接近石嫣博士所言CSA模式，最容易达成与复制的模式，其实是消费者本身有意识，主动找农户。这都关乎信任二字。
人愈来愈多，“自己觉得太脏”，村民们开始顾及村子的美观。花木兰的人惊喜地发现突然多了垃圾箱，还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刘二叔得意地提醒我们，“别处敞开的垃圾池太丑，我自己做了不锈钢门关起来”。说话间，一老伯挑着一担垃圾从村里下坡来。好习惯渐渐侵袭。
在打压小农经济的政策改变前，CSA试图引领着农村小范围“回到从前”
“日本1900年在全国建立综合农协，长期以来禁止外部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而我们今天搞产业化却鼓励大企业进入农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很反感于这种做法。关于这一点，刘二叔也很不满：“补贴的都是那种拿下1000亩地的人，他们不是自己破坏土地，就是再租给菜农用化学农药种菜，自己啥也不做卷走补贴，我们做有机环保的事情，反而没有激励。”
被抛弃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都是极其可持续发展，生产着安全的食物。30年的蹂躏，农村已成为立体污染最大的地方，小农经济被打压到颓败。在政策改变前，CSA试图引领着农村小范围“回到从前”。
然而也不是那样乐观。“以CSA为名的农场大约有两三百家了，但大多陷入不同的困境。比如承诺送菜，则配送成本难以承受；如果只以菜为产品，有机菜成色不好，客户不买账；有的弄休闲配套设施，巨额投资哪里回报？领头的‘小毛驴都市农园’算做得好的，但若不依靠网络支撑，人群关系难以维护，‘社区’概念淡薄，人们只不过去买一种特殊来源的菜。”长沙CSA发起人之一，湖南大学互联网信息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傅荣与伙伴们，在CSA前加了一个"I"（Internet互联网）。
ICSA。张学春已学会将一天的耕种情况记录在花木兰网站上，看他用泥巴还没洗净的手敲着键盘，查看长沙城里农场主们关于种哪种菜的“指令”，是否最能诠释“新农民”？
“网络让所有人拥有一种社区内的沟通。他们通过预付费，一起承担种植成本与风险，一起互通有无，比如互相帮忙买种子，捎菜，周末吆喝一声就拼车”。 花木兰群里，一大溜“花木”打头的名字，间接宣告了人们的归属感。CSA内在的人情味，应该弥散在各个农场，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唯一让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农场看见很多因一点点瑕疵就被抛弃的整蔸整蔸的菜，也有人剥掉大部分叶子，只拿走最嫩的菜心。“我恨不得变成牛”，农场主彭旭南检视着公共菜地，“痛心疾首”。他跟傅荣珍惜地捡起别人抛弃的芽白帮子，在刘二叔家炒了一盘菜，清甜清甜的。
一点一点来吧。一年摸索，花木兰的方向渐渐明晰。“不修豪华设施，要钓鱼村民有鱼塘，要住，几百米外有别人的山庄，一切都可借助周边资源，尽量避免对耕地的伤害，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
其貌不扬的“花木兰”，让一些来参观的人“大失所望”。其实越是质朴，越趋于本真，“经济链条完整，很好复制。”傅荣一再强调，其实农场做的不是农业，而是第三产业，“服务业”。而如果这种模式可以被顺利的大量复制，大抵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我的理想是随便走到哪，无论长沙，还是杭州，都可以轻易找到一家CSA农庄，租一块地，挂上喜羊羊的牌子”。
这位花木兰“喜羊羊农庄”庄主的梦，奢侈么？
名词
CSA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出现在日本、德国和瑞士，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在美国。
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最健康的农产品。
专家发声
万头以上养殖场的废气污染
比汽车尾气更严重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1.最低成本的环保领域在农村，农村环保状况改善，则全国70%的环保问题就化解了。资本投入农村环保和生态农业，能显著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品质，并进一步改善地球环境。可是现在的障碍是，政府更愿意把资本投入到城市环保，这能明显提高GDP。
2.最低成本的有效治污政策在于依靠有机小农。政府最应该扶持“零排放”的有机小农，和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的循环农业，而不应该继续支持规模养殖，事实上，万头以上养殖场排放的废气污染比汽车尾气污染更严重，环保部门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租户要明白蔬菜的季节性，
农户也要慢慢恢复传统耕作方法
石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
1.在中国推广CSA遇过怎样的困境？
最重要的还是理念，要让消费者知道蔬菜的季节性和有机生产的特性。小毛驴230亩地，第一年招募了54户，第二年有17户退出（第二年有600多户加入，包括100多个“劳动份额”，500多个配送到家的“配送份额”），因为在北京以有机方式种植，六月肯定无西红柿、黄瓜，一些人就不能接受。距离也是问题，基本离城区半小时为佳，国外三个半小时也不觉得是问题，这关乎双方信任问题。另外，中国现有的环境和土地做有机种植基础差，长期的化学化肥污染，若改生态种植，改良土壤，成本高，最少3年以上转换期，荒地相对容易一点。并且土地的稳定性不好，比如你在郊区侍弄着一个农场，不知道何日就被征地了。此外，基本五六十岁以下的农民，习惯了农药化肥，传统农业自然防虫方法，基本失传了。
2.CSA与其他开心农场的区别在哪里？
全国真正的CSA大约50户左右。CSA农场以食品安全为目标，不以娱乐为目的。开心农场在量上、理念上都很难说，而且城乡互助比较少，不那样清晰。CSA的核心在于构建互助关系，比较平等的风险与收益都共同承担。
3.CSA农场是否必须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
CSA没有技术标准。小毛驴农园是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但我们强调有机需要适应性的调整，只要是在做土地的改良就是好事。谁不希望自己吃更健康的蔬菜呢？
4.对全国其他想做CSA的人有何建议？
每个想吃到健康蔬菜的人都想建立一个农场，不现实。其实最好的模式，还是消费者有意识与需求，直接与农户取得联系。北京有一位IT人士，团结了20多位朋友，请大兴的亲戚按照要求种植，合作得很好，明年可以发展到60多户，他们准备出钱给农户建大棚，甚至买配送车。还有人联合小区的人一起，这样配送非常方便，这些方式都更容易推广，因为信任已经扎下根。如果事先建立好农场，反而不容易达成，成本也高，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还隔了一层。我们做小毛驴都市农园的终极目标是消费者直接找农户，真正的社区支持农业。
长沙是两型社会试点，拓展生态农业，其实是很好的方向，值得做。
声音
CSA农场更像是中产阶级的专享，将来有一天，是否最底层的平民也可以吃到放心菜，有无更好的模式？——谭小莉 职员
我提了几次，希望可以配送，其他一切满意。还希望可以搞搞活动，把大家聚到一起玩一玩。明年肯定继续种，老婆也有几个朋友想来租地，让孩子体验种植亲近土地，亲子成分占主要的，当然也为放心菜。——王世静 经商者，在花木兰农场租了60平米地，委托种植
想在老家宁乡南田坪也搞一个CSA，但我希望是“综合性的农场”。 农场、吃喝玩乐，有水产、养鸡鸭……是不是像理想社会？——水晶头
已是12月中旬，发了芽的大蒜才种下去。
12月11日，雷锋镇花木兰农场。租种了菜地“月光车厢”的主人，一个月从长沙来一次，带着孩子，收菜。
12月11日，花木兰农场，租出去的菜地被篱笆围起来，并挂牌。
食品安全问题愈来愈密集地咬噬着都市，不止如此，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农业是对全国污染总量贡献达1/3-1/2的产业”，研究表明，农作物对化肥的吸收最多不过29%，污染排放率高达70%。三十年的农业工业化生产，似乎在繁荣假象下，将我们引领到一条绝路。专家眼中最低成本的环保领域，却仍是荒漠。是否真有一些模式，可以解决这70%的环保问题，且让多方得益？我们关注任何有价值的模式，譬如依旧在艰难摸索的CSA。
当彭旭南从长沙河西住处骑车一小时抵达雷锋镇花木兰农场时，重庆的朱艺老师正坐在公交车上为大家送菜，而北京北六环的凤凰山下，农场大妞石嫣或许正看着在菜地里欢闹的孩子们微笑。“你知道所吃食物从何而来，支持了农村经济，还可以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仅仅两年，大约200家CSA与类CSA都市农场四处萌芽。
CSA农场生长的蔬菜似乎另有骨骼，一棵乌塌菜看起来如同一束紫色的花
乍看上去，从雷锋镇往雷锋村彭家老屋组花木兰农场，沿途路过的各个菜地，并无区别。只是一到周末，唯独花木兰有一场从清晨蔓延到黄昏的热闹。这里被篱笆隔成一个个小农场，木质牌子上是主人手写的招牌，炫示着一个个隐身长沙城市里的主人的田园梦。
12月10日上午，“马德里”家的菜地，连我们路过，都忍不住夸园子美得很。“嘉乐园”家20棵包菜却不那样幸运，病恹恹了。负责农场管理的村民“刘二叔”看着病变的蔸，立刻掏电话打给卖种子的，“这外地花菜品种如果有问题，我们应该汇报给农科院”。尽量避免使用农药，菜有病，还是比较无奈。25亩地的花木兰农场，就这样，参差地生长着。
从2010年3月2日最早入驻的“变形金刚”一家始，陆续有60多个农场主到来。像“喜来登农庄”夫妇那般勤快，全部亲手侍弄的并不多，大多忙人、懒人们则委托花木兰农夫种菜。
亲手种植或者采摘的蔬菜，似乎不断带给人幸福感。12月10日，天气寒冷，还是有几拨“农场主”来收获蔬菜。“周_悦合租地”上，悦悦的父母拔着红萝卜，采着冬菡菜，加上农场最近赠送给每家100斤蔬菜，满载而归。王世静也开着车到处给朋友送自己农庄的菜，“别个以为我卖菜的”。农场生长的蔬菜也似乎另有骨骼，不仅“包菜甜得无法形容”，我11月26日从农场捧回的一棵乌塌菜，现在想来仍是一束紫色的花。
采访中的所有农场主，最初皆出于食品安全而租地。“以前能做的只有消极抵御，曝光哪个暂时不吃哪个”，直到遇见CSA。
长沙CSA发起者：至少我们让雷锋镇的一户农民不需要出去打工
未租出去的地，不忍心抛荒，花木兰农场请了一对益阳来的夫妻种植着，他们和儿子一起住在农场中间的工事房。丈夫张学春略微腼腆，虽然觉得两夫妻3万一年的工资“低了点”，但望着在田野奔跑的4岁半的儿子俊涛，又满足于“至少可以一家待在一起”。长沙CSA发起者之一，湖南大学政管院土地资源管理系教师裘丽说，“至少我们让一户农民不需要去远处打工，至少减少一个留守儿童”。
表面上看来仅是单纯租赁了村民的田地，事实上因这块涉及17户人家的25亩地，已经与村庄有着诸多隐秘的关联，甚至悄然发生化学变化。这让裘丽很感安慰。
彭石兴家有3亩多地租给了花木兰，另外三亩也给别人租了，“种葡萄”。对于不需要劳作，每亩就有900元的收入，似乎求之不得。花木兰对面一片田，长着野谷子，据“刘二叔”说，多时“30%的田都抛荒着”。彭石兴集中精力养着100多头猪，“农场搞有机农产品，养猪的粪全部可以卖给他们”，即使只四五块一担，彭亦觉得变废为有用了。而农场不要的菜叶子，又可无偿送给他们喂猪。
“刘二叔”原名刘序德，是个“见过世面的”新农民。来花木兰的人多了，他便开了一家农家乐。11月25日周六，满座，他估摸着天气与人数，请村里的女人们当钟点工帮忙做饭。
距离花木兰农场不远，可以在娄底新化小伙子刘云的蘑菇棚里，自己摘“不打水”的平菇。4年前他尚在涉外经济学院附近种蘑菇，城市的扩张驱赶他至此。
花木兰给他带来蘑菇生意，多时周末去买蘑菇的“有几十人”，他开始在周末为也许要到来的花木兰客人们，“备一些货”。开心的小伙子，将平素卖给养花人的“废料”，经常免费送些给农场。这些棉籽壳、莲子壳，虽不是肥料，但“是土壤改良剂”，让土壤不板结。
村民们也会到刘二叔的农家乐来兜售家里的腊肉等农产品，开始客人们会心存疑虑，于是刘二叔待客人有购买意愿，再带其进村去找。这倒接近石嫣博士所言CSA模式，最容易达成与复制的模式，其实是消费者本身有意识，主动找农户。这都关乎信任二字。
人愈来愈多，“自己觉得太脏”，村民们开始顾及村子的美观。花木兰的人惊喜地发现突然多了垃圾箱，还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刘二叔得意地提醒我们，“别处敞开的垃圾池太丑，我自己做了不锈钢门关起来”。说话间，一老伯挑着一担垃圾从村里下坡来。好习惯渐渐侵袭。
在打压小农经济的政策改变前，CSA试图引领着农村小范围“回到从前”
“日本1900年在全国建立综合农协，长期以来禁止外部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而我们今天搞产业化却鼓励大企业进入农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很反感于这种做法。关于这一点，刘二叔也很不满：“补贴的都是那种拿下1000亩地的人，他们不是自己破坏土地，就是再租给菜农用化学农药种菜，自己啥也不做卷走补贴，我们做有机环保的事情，反而没有激励。”
被抛弃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都是极其可持续发展，生产着安全的食物。30年的蹂躏，农村已成为立体污染最大的地方，小农经济被打压到颓败。在政策改变前，CSA试图引领着农村小范围“回到从前”。
然而也不是那样乐观。“以CSA为名的农场大约有两三百家了，但大多陷入不同的困境。比如承诺送菜，则配送成本难以承受；如果只以菜为产品，有机菜成色不好，客户不买账；有的弄休闲配套设施，巨额投资哪里回报？领头的‘小毛驴都市农园’算做得好的，但若不依靠网络支撑，人群关系难以维护，‘社区’概念淡薄，人们只不过去买一种特殊来源的菜。”长沙CSA发起人之一，湖南大学互联网信息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傅荣与伙伴们，在CSA前加了一个"I"（Internet互联网）。
ICSA。张学春已学会将一天的耕种情况记录在花木兰网站上，看他用泥巴还没洗净的手敲着键盘，查看长沙城里农场主们关于种哪种菜的“指令”，是否最能诠释“新农民”？
“网络让所有人拥有一种社区内的沟通。他们通过预付费，一起承担种植成本与风险，一起互通有无，比如互相帮忙买种子，捎菜，周末吆喝一声就拼车”。 花木兰群里，一大溜“花木”打头的名字，间接宣告了人们的归属感。CSA内在的人情味，应该弥散在各个农场，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唯一让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农场看见很多因一点点瑕疵就被抛弃的整蔸整蔸的菜，也有人剥掉大部分叶子，只拿走最嫩的菜心。“我恨不得变成牛”，农场主彭旭南检视着公共菜地，“痛心疾首”。他跟傅荣珍惜地捡起别人抛弃的芽白帮子，在刘二叔家炒了一盘菜，清甜清甜的。
一点一点来吧。一年摸索，花木兰的方向渐渐明晰。“不修豪华设施，要钓鱼村民有鱼塘，要住，几百米外有别人的山庄，一切都可借助周边资源，尽量避免对耕地的伤害，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
其貌不扬的“花木兰”，让一些来参观的人“大失所望”。其实越是质朴，越趋于本真，“经济链条完整，很好复制。”傅荣一再强调，其实农场做的不是农业，而是第三产业，“服务业”。而如果这种模式可以被顺利的大量复制，大抵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我的理想是随便走到哪，无论长沙，还是杭州，都可以轻易找到一家CSA农庄，租一块地，挂上喜羊羊的牌子”。
这位花木兰“喜羊羊农庄”庄主的梦，奢侈么？
名词
CSA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出现在日本、德国和瑞士，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在美国。
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最健康的农产品。
专家发声
万头以上养殖场的废气污染
比汽车尾气更严重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1.最低成本的环保领域在农村，农村环保状况改善，则全国70%的环保问题就化解了。资本投入农村环保和生态农业，能显著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品质，并进一步改善地球环境。可是现在的障碍是，政府更愿意把资本投入到城市环保，这能明显提高GDP。
2.最低成本的有效治污政策在于依靠有机小农。政府最应该扶持“零排放”的有机小农，和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的循环农业，而不应该继续支持规模养殖，事实上，万头以上养殖场排放的废气污染比汽车尾气污染更严重，环保部门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租户要明白蔬菜的季节性，
农户也要慢慢恢复传统耕作方法
石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
1.在中国推广CSA遇过怎样的困境？
最重要的还是理念，要让消费者知道蔬菜的季节性和有机生产的特性。小毛驴230亩地，第一年招募了54户，第二年有17户退出（第二年有600多户加入，包括100多个“劳动份额”，500多个配送到家的“配送份额”），因为在北京以有机方式种植，六月肯定无西红柿、黄瓜，一些人就不能接受。距离也是问题，基本离城区半小时为佳，国外三个半小时也不觉得是问题，这关乎双方信任问题。另外，中国现有的环境和土地做有机种植基础差，长期的化学化肥污染，若改生态种植，改良土壤，成本高，最少3年以上转换期，荒地相对容易一点。并且土地的稳定性不好，比如你在郊区侍弄着一个农场，不知道何日就被征地了。此外，基本五六十岁以下的农民，习惯了农药化肥，传统农业自然防虫方法，基本失传了。
2.CSA与其他开心农场的区别在哪里？
全国真正的CSA大约50户左右。CSA农场以食品安全为目标，不以娱乐为目的。开心农场在量上、理念上都很难说，而且城乡互助比较少，不那样清晰。CSA的核心在于构建互助关系，比较平等的风险与收益都共同承担。
3.CSA农场是否必须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
CSA没有技术标准。小毛驴农园是完全不使用农药化肥。但我们强调有机需要适应性的调整，只要是在做土地的改良就是好事。谁不希望自己吃更健康的蔬菜呢？
4.对全国其他想做CSA的人有何建议？
每个想吃到健康蔬菜的人都想建立一个农场，不现实。其实最好的模式，还是消费者有意识与需求，直接与农户取得联系。北京有一位IT人士，团结了20多位朋友，请大兴的亲戚按照要求种植，合作得很好，明年可以发展到60多户，他们准备出钱给农户建大棚，甚至买配送车。还有人联合小区的人一起，这样配送非常方便，这些方式都更容易推广，因为信任已经扎下根。如果事先建立好农场，反而不容易达成，成本也高，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还隔了一层。我们做小毛驴都市农园的终极目标是消费者直接找农户，真正的社区支持农业。
长沙是两型社会试点，拓展生态农业，其实是很好的方向，值得做。
声音
CSA农场更像是中产阶级的专享，将来有一天，是否最底层的平民也可以吃到放心菜，有无更好的模式？——谭小莉 职员
我提了几次，希望可以配送，其他一切满意。还希望可以搞搞活动，把大家聚到一起玩一玩。明年肯定继续种，老婆也有几个朋友想来租地，让孩子体验种植亲近土地，亲子成分占主要的，当然也为放心菜。——王世静 经商者，在花木兰农场租了60平米地，委托种植
想在老家宁乡南田坪也搞一个CSA，但我希望是“综合性的农场”。 农场、吃喝玩乐，有水产、养鸡鸭……是不是像理想社会？——水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