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调整中发展的新型民族关系

  2011年05月15日16:3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一飞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民族关系史》（批准号为00BMZO11），其最终成果为 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已于2003年10月由辽宁省民族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周竞红。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演变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因此中国民族关系史一直是学术界所重视的研究领域。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民族关系研究的不断扩展，有关近代和现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该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

　　域，对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有关政策和措施的总结，对现实民族关系的调整具有借鉴意义。

　　一、新型民族关系建构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民族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使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成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在建立这一目标过程中，中国取得了成就，积累了经验，也有教训。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整体发展道路中，依据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不断探求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直至今天这种探索仍在进行之中。该成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过去50年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提出了这是一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并取得成就的过程。在良好的历史传统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族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发展和根本性的改变。一种前所未有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基本建立。

　　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对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远意义和极大的重要性，该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过程和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受到的第三国际以及前苏联的强烈影响。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过程进行梳理，指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处理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这个符合中国民族关系历史和实际的目标为主导。正是由于不断在革命实践中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状况，中国共产党虽曾在理论上承认和鼓励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并从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构建历史过程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不断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以此为基础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调整的主导者，民族关系得到整体调整。但是民族关系的发展并非直线式的过程，而是受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误的影响，民族关系一度在一定的层面受到破坏，民族权益未能得到良好保障，民族矛盾被积淀下来。尽管如此，民族关系总体发展趋势未改变，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的再调整，民族关系发展回到常态发展的轨道，并于20世纪末叶，经受了世界政治格局激变的考验。该研究成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性质发生根本转变阶段（1949年—1965年）。一种社会关系性质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由于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长期存在，并会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这个过程在民族关系领域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全面调整了社会关系，中国社会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制度被消除，中国社会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向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向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文化结构也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少。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关系获得了各民族均认同的政治基础——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多个层面发生了性质的变化——逐步转变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目标就是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曲折发展阶段（1966年—1976年）。受到国际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离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决策失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生活也被破坏，政治秩序偏离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轨道，阶级斗争原则代替了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有效调节政策。民族关系发展在国家层面受到极大影响。从政治上来说，保障民族平等的制度性措施得不到执行；从经济上来说，政治失序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和全国一样未能得到提高，群众经济利益未能得到保障；从文化上来说，由于执行了极“左”的文化政策，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但是，在民间层面由于高度的集体经济打破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对生活在同一地区各民族人们的隔离，加之一些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使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日常交往加深，在大多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民族交往规模和深度扩大的趋势，成为民族关系进一步调整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的再调整和常态发展阶段（1977年以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前一时期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了重新认识，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更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判断，使社会生活逐步回归到与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的状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进步，经济体制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系列确保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方向上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以确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民族关系调整的制度化水平提高，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修改都表明了在国家层面民族关系的调整更具主导性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社会经济的转型使民族关系调整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并对民族关系调整方式提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

　　总体来说，该研究将民族关系纳入国际和国内社会整体变迁这大背景进行观察和研究，以理论探索与发展和实践与发展为两条主线将民族关系变化过程的历史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整体中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

　　三、新型民族关系的大方向与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互动

　　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国家在制度层面的调整只能是一种宏观的调整，不同民族个体之间日常的生活互动关系调整则是微观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多年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中，由于民族隔阂的打破，各民族个体成员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婚、人口流动，或今天的互联网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联系，促使各民族之间达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总之，正是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日常互动构成了民族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而矛盾的不断解决则促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发展。从不同民族日常生活层面的联系观察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该项研究不仅注重宏观政策对新型民族关系建立的影响，还可以找到新型民族关系达成的民间基础，从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该项研究在关注民族关系宏观调整的同时，也关注民族关系微观调整机制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关系的调整不能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民族关系不能与阶级斗争相混淆，并且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确保新型民族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观察和深入研究。比如，对于民族政治关系的调整来说，需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保障民族平等权益和少数民族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民族经济关系的调整来说，确立一个与各不同民族历史和现状适宜的目标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视角进行研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各民族持续发展的方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关系的处理日益成为影响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领域，如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协调这些关系是处理民族文化的重要关键，也与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因此，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推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责任编辑：陈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