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琴弦剧情介绍:许忠明：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理论的突破———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许忠明：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理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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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忠明
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央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解放思想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解放思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解放思想有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理论。只有实现理论的不断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解放思想。 ( http://www.tecn.cn )
什么是理论？为什么需要一个理论？西方国家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是深化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否则，无法理解“理论是解放思想的根本”这一重大理论课题。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对理论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概括，理论的认识“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再次对理论问题作出阐述，“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应该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 http://www.tecn.cn )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理论？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在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的时候，谈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德国工人的优越性，“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哪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列宁的回答则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斯大林则指出，“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可以说，无产阶级政党正是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才得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觉”的阶级，才登上历史的舞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执政。 ( http://www.tecn.cn )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冲破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 http://www.tecn.cn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这期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理论太过肤浅，时间太短，不能算作珍品，我则认为不然。以江泽民在执政期间变化而言，提出这个理论功不可没，它实现了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真正转型，有力地巩固了邓小平理论的成果，继续推进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成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我们才能解放思想，也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理论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失去了理论的创新和活力，解放思想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根本。 ( http://www.tecn.cn )
西方国家有没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有，它是什么？一般人都相信，他们在言论和行动上比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强迫别人被认为是不道德和罪恶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一个占据主流的指导思想，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有，而且从思想到行动，始终在这个行为准则的指导下活动，这就是“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的外在表现就是允许和追求多元化，它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分权、法治、宽容”等等在内的多种追求和精神。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绝对正确，是否能维系恒久，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适合”于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有一点是不容任何人否认的，那就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对过去上千年的种种错误和愚昧价值的总结，是无数的思想者在野蛮和杀戮中学习到的成果。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今天的普世价值，无论美国或欧洲如何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诠释和利用它。 ( http://www.tecn.cn )
当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从一卷卷的马克思主义、一本本的毛泽东思想、一篇篇的邓小平理论到一句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折射了我们党理论的重要变化，反映了时代对理论的要求。理论的变化轨迹清晰可见，其内容一直在浓缩，但其哲学的意蕴却在不断扩大，党的理论为思想解放正在提供日益广阔的空间。党的十六大上中央明确指出了一条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因此，“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 http://www.tecn.cn )
笔者以为，这段话说的非常精彩，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却经常断章取义，随意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没有错，但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的什么东西。笔者以为，现在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经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对于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和教条主义，解放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我们坚持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基本原理具有不确定性的缺点，而根本精神则是明确的、一贯的。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彻底的、无畏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种根本精神的阐述随处可见，并且是一贯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提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最高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共产主义始终看做是对现状的不断否定。由此，笔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原理和实际内容，都应当放到根本精神的审视之下。换句话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和其根本精神相违背，否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 http://www.tecn.cn )
杜光老人在《超越马克思主义，迎接百家争鸣》一文中引用郭罗基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俏皮而深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就不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坚持带有排他性，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穷尽真理，因而也没有一种理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尊重马克思的创造性劳动，尊重马克思主义，就应该放手让它成为广大民众自由研究的对象，让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同其他各种学术派别一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里经受考验。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正确方针。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为指导，从理论的具体内容上真正超越马克思主义，否则中华民族根本就无法有尊严地昂首前行，中华民族若不能在理论上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则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根本没有办法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 http://www.tecn.cn )
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高潮正在向我们走来，接受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成为大势所趋。我们的理论有没有勇气包容、承认普世价值？有没有智慧发展普世价值？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存在一种共性因素——文化共性，也都在相互交流中被作为普适性的文化得到认同。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在为世界性的共性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日本的柔道已经成为奥运中的世界性体育项目，而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成为构筑文化的基本原则。借口中国特色而反对普世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背叛而不是坚持。创造中国特色，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把普世价值、普遍原理、科学技术等应用于中国，让它在中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它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只有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