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琴弦之轮回:《炎黄春秋》

《兰亭序》真迹之谜

作者：王兆麟

　　今年是中国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和他的代表作《兰亭序》撰写1650周年。《兰亭序》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现今流传的是唐代及其后的临摹本，真迹何在？迄今还是个谜；而在1965年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
　　
　　王羲之酒酣乘兴书绝品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但是他的官位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他自幼爱好书法，苦心研练，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集其大成，超脱魏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使真书完全摆脱隶书遗迹，成为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历代有“字势雄强，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右军书在而魏晋之风尽”的称誉，被尊为“书圣”。他对文学也很有造诣，能诗善赋，尤长散文，《兰亭序》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据史书记载，《兰亭序》产生的原委是这样：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遁等41人，宴聚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其中有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际趁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诗宴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像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以后他多次重写，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成为中国书法史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历代名家书法，尤喜王羲之的书作。他在《王羲之传》中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据说他珍藏其墨迹三千和卷之首尾，但遗憾的是王羲之这篇最杰出的作品无缘得见，因作者本人对此极为看重，定为家族传家之宝，秘不示人。
　　李世民想了好些办法欲把《兰亭序》弄到手，均未能如愿，成了他的心病。最后他派心腹大臣监察御史萧翼出京访求，要他务必设法把真迹弄到手。
　　
　　萧翼设计骗辨才智取真迹
　　
　　萧翼出京调查，打听到《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处，智永临终时把它传给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于是萧翼作了精心设计和准备，更名改姓，扮成赶考的举子出发南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开永兴寺门，可是迈出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地上躺了一人，散发一股酒气。辨才自语：“原来是个醉鬼！”谁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辨才见此人一副飘逸潇洒之态，便开玩笑地说：“虽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言毕大笑举步下山。辨才见此人不凡，便问道：“施主从何而来？”此人对曰：“我乃应试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辨才对这书生很是欣赏，便邀他入寺小住读书候试，双方谈学论禅，十分投缘。
　　一天，两人饮酒正酣，扮作赶考书生的萧翼“醉后吐真言”，从囊中取出一轴《兰亭序》摹本，却说这是真迹，万金难买，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来让你一饱眼福。为人忠厚老实的辨才不知是计，对扮作烂醉的萧翼说：“你这个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
　　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第二天，辨才见萧翼迟迟未来吃饭，前去催请，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银两。
　　李世民派萧翼用计赚得《兰亭序》真迹后，奉为至宝，经常放在座侧，朝夕观览欣赏，多次题跋，并让太子李治用心临习。此后他让书法家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临摹，刻石拓印多幅赐给诸王、近臣，摹本从此散落人间，流传至今（以上三人临摹写本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真迹呢？史载仍留于李治手中。李世民对李治说：“我死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放进墓室我的身边，就是你尽孝了。”李治照办，李世民死后随葬昭陵。
　　
　　真迹何在有待昭陵、乾陵发掘
　　
　　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军阀温韬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
　　对于人们最为关心的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究竟是否仍留存昭陵墓室之内？如果被温韬凿陵盗去，为何迄今千余年来从未见真迹流传？
　　对此，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时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但也有些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留下，掉了包把复制摹本随葬昭陵，真迹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据有，到晚于李治去世的武则天死后被带进了乾陵墓室。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如何，看来待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见个分晓。
　　
　　郭沫若著文引发“笔墨官司”
　　
　　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转载），文中提到的“王谢”，“王”是王兴之，王羲之的堂兄弟，“谢”是谢鲲，为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为此，郭沫若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他还经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王羲之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毛泽东支持争鸣
　　
　　高二适的文章写出后，但由于他的名声、地位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不敢发表。高二适无奈，只好把该文寄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最好能送呈毛泽东审阅。章士钊接到高文和附信，考虑到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也对康生作了驳议，事关重大，斟酌再三，于7月16日致书毛泽东，并附高文。信的开头介绍了作者：“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步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他接着说：“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遄此籍叩政绥。章士钊谨状”
　　毛泽东接信后，很快于7月18日提笔函复章士钊说：“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即致函郭沫若，全文是：“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这种情况下，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光明日报》得以发表，同年第7期《文物》刊发了高文影印手稿。刊发高文影印稿时，目录上无此文，而且是放在刊物最后作为“附录”，看来是杂志临开印前加入的。对重要作品手稿局部影印发表并非少有。但长达13页、数千言全文影印刊发却极罕见，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对高二适的书法较为欣赏之故。
　　高文发表后，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文，《文物》、《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郭沫若、章士钊、宗白华、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商承祚等人的文章，1977年文物出版社把这些文章结集为《兰亭论辨》出版，上编15篇收有郭文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仅3篇是与郭文观点相对立的文章。《出版说明》中说：“应该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看到后愤然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9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说，当年“上面”请古文物鉴定权威、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老先生写支持郭文的文章，徐老很为难，让我勉为代笔。可是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弄得我一夜白了少年头！
　　1998年8月17日，新华社报道，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书法界的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持王羲之真迹的传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