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真假学园4高清: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26:11
历史需要蒋介石吗?
--读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刘伟 黄仁宇先生是笔者比较敬佩的一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更是爱不释手，但黄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让人很难接受，一向被视作暴君独裁者的蒋介石一下子成了英雄，令人有天旋地转之感。再仔细阅读黄先生的文章，黄先生并没有提供以前不为人知的史料，只不过对一些历史现象作了自己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很难让人接受。
一、历史学家可以确定历史最高使命吗？
古代的儒家一向标榜忠君爱国，强调对君主的绝对忠诚，但遇到改朝换代之事却还要自圆其说，于是就拿出了天命一说，承认开国君主是奉天承运，这样通过君权神授为自己寻找一个逻辑起点。这如同物理学上的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的奇点没有时间和空间，是不可讨论的，物理学家只能讨论爆炸发生后的事情。君权神授为每个朝代的忠臣提供了心理平衡的合理借口，使他们不用为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去烦心，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失败者称为贼。现代没有了神权，历史决定论中的最高历史使命又替代了过去的神权为现代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一切的罪恶都可以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原谅。经过哈耶克、波普的批判，历史终结使命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没有多少人，尤其是学术界人士再相信这一说法。
仔细阅读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论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他立论的基础就是历史最高使命一说。身处美国，黄先生没有或许不敢提出历史终结使命一说，却发明了阶段性历史最高使命一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数目字管理，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历史转型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中国要先通过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一个高层组织，完成抵抗外国侵略的任务，然后再通过毛泽东来完成基层改革。这样黄先生通过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应先完成高层机构建设—蒋介石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人选三段论，成功地将过去的奉天承运变为历史最高使命授予的权力，将蒋介石变成了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将蒋介石的一切罪恶都视为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反对蒋的历史人物在黄先生的笔下就成了民族罪人。如黄先生在论及到中原大战时，就说冯、阎、李、白祸国殃民，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也难辞其咎。表面上对蒋也有批评，但实际上却是为蒋辩护。明明是军阀混战，在黄先生的笔下却成了地方军阀反抗中央政府，阻挠国家统一。
笔者最佩服黄仁宇先生的就是黄先生反对过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主张尽量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什么是道德？历史最高使命不就是最高的道德吗？黄先生一直认为问题一提到道德层面就无法讨论，可他先验地把蒋介石说成完成历史最高使命的最合适人选，那还有什么问题可讨论呢？即以中原大战为例，什么叫最高统帅蒋介石？按照国民党的法统，汪精卫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无论中山舰事件还是南京政府的成立都是非法的军事政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叛乱者，最高统帅一词不知从何说起。在国民党内，1927年以前汪精卫的地位高于其他人，1927年以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的地位一直平起平坐，直到1935年胡汉民去世，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才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的最高地位才算确定。按照中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统，中原大战冯、李一方因有汪精卫的参加无论如何也不算叛乱。先验地将南京政府定义为合法政府，把蒋定为不可挑战的最高统帅，那确实就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不过这样黄先生就落入了自己反对过的观点之中。
当然，按照黄先生的历史最高使命说法，这些指责都不成立。因为蒋是完成建立高层机构任务的最合适人选，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所以蒋可以发动军事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去反对别人，可以囚禁胡汉民，而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来反对蒋就是大逆不道。这样，新时代版本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完成了。面对此指责，黄先生为自己辩护说那些人不了解大历史，不了解历史的必然。黄先生也许还需要再说明他说的不要只考虑道德仅指好不好色、贪不贪污等小节或者外交的议和或抵抗等问题，不是指历史使命。不过，还有比历史最高使命更大的帽子，更不容讨论的前提吗？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刚刚赶走通常所说的道德，却来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笔者倒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历史的必然吗？历史为什么就一定不会选择另一条道路前进？黄先生如何证明历史就这一条道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先要建立高层机构，又如何能肯定蒋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合适人选呢？正如体育比赛中冠军不一定就是水平最高的选手一样，历史角逐中最后获胜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的人，胜利者的成功不仅是能力，还有运气。冠军仅是胜利者，没有理由将其他选手说为灾难。要是按照黄先生的逻辑，任何比赛都是没必要的，只要冠军一诞生，我们就可批判其他选手为什么要和最适合获得冠军的人比赛，浪费观众的金钱。如果李宗仁在军阀混战中获胜，黄先生是否又要认为蒋祸国殃民呢？因为按照黄先生的论证，能证明蒋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合适人选的唯一论据就是蒋在争斗中获胜了。如果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追认成立的话，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我们只要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就行了。至于历史对未来的经验借鉴就更提不到，因为要等到事情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确定什么是最高历史使命，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事情正在进行时，人们什么也不知道，那当时的人们该做什么选择？
历史的进程是由每个人的合力而完成，虽然它演进的方向确实受到黑格尔所说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会是象波普说的那样可以任意选择，但从来也不意味着历史只有一条路。这就如比赛，是由选手、教练、裁判、观众合力而完成。虽然不是每一个选手都可能获得冠军，但却有一批的一流选手可以获得冠军，胜利者不过是几个高水平选手中的幸运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阶段进程就是“鸟笼历史”。历史的演化受客观条件限制，没有无限选择的可能，历史前进道路的概率也各不相同，由一些有较大概率发生的事情组成了历史前进的“鸟笼”，我们实际只能在其中选择。但历史演进的方向既是“鸟笼”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点，那就可以经过人的努力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确定要发生的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一个“鸟笼”的串联。那种认为某一历史事件要确定发生的观点，就会形成一个确定的点，将这些点串联起来就会构成一条线段，人类历史就在这条线上运行。虽然历史确实沿着这条线段演进，但这事实上是另一种历史决定论，可惜无法证明，也只能充当事后诸葛亮，因为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发生了。笔者承认虽然黄先生的观点无法证明，但笔者也无法证伪黄先生的观点，毕竟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但有几个逻辑的上的漏洞却是黄先生的观点无法避免的挑战。
1．人类是否有能力确定历史上某一段历史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此能力，那我们是否有能力确定更长历史阶段的最高历史使命。比如，黄先生确定了过去一百年中国的最高历史使命，那我们可否确定过去两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以此类推，人类有否能力确定两千年、三千年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能，这和历史决定论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能，我们怎么就能确定我们有能力知道过去一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知道谁是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2．我们暂且承认黄先生最高历史使命一说，接受中国必须先成立高层机构，再建立基层机构，那么在蒋介石建立高层机构时谁反对蒋介石谁就祸国殃民，因而承认李宗仁、冯玉祥祸国殃民，那十年内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又当如何评价？按照黄先生的观点，这时候不应该反对蒋介石，那么此时的共产党、毛泽东是否也祸国殃民？可如毛泽东不“祸国殃民”，他又用什么来建立基层机构？
3．即使我们为黄先生辩护，因为毛泽东要建立基层机构，完成中国的第二步革命，为了中国的未来，所以他可以反对蒋介石。李宗仁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所以他不能反对蒋介石，从而祸国殃民。那么按照黄先生的观点，抗战后蒋的历史任务已完成，这时他同毛泽东对抗岂不是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那岂不是祸国殃民？为何黄先生又要为蒋辩护说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显然前后矛盾。如以反对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言，李宗仁是祸国殃民，蒋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也是祸国殃民；如从人情上说每个人都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蒋可原谅，李也可原谅。厚此薄彼，黄先生无法逃脱偏袒的指责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儒家只能靠天命为自己辩护，只是现代人不承认天命一说，儒家的法统体系就崩溃了，相反让人觉得卑鄙无耻。如果我们不承认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一说，黄先生的立论也就自动失效。无论如何，黄先生目前理论还没有为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一说找到合理的哲学基础，历史也是需要理论指导的。以笔者现在看到的黄先生的著作，黑格尔的理论是其主要来源之一，只可惜现在这一提法已不被人相信了，因为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和终结性最高历史使命没有明确的界限。
二、当时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国民党高层机构吗？
黄先生认为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需要一个人将中国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然后才需要毛泽东建立基层机构，最后是高层、基层机构打通，奠定现代中国的根基。
黄先生的观点让人觉得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机构是自己一手创建，跟国民党的高层机构没有联系，这所谓的高层机构、基层机构的打通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说黄先生的观点不在于国民党高层机构和共产党基层机构之间有什么物质联系，而是在于先要由国民党将中国统一起来，处理国际事务，这样中国共产党可以专心致志搞基层变革，这简直将国民党、蒋介石说成舍己为人的英雄模范了。即使对黄先生的观点不作嘲讽，我们也想象不出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不由中国共产党完成土地改革后自己来完成统一，而先要由国民党先来统一一次，让人民多经受一次战争呢？历史演进的事实就是共产党利用土地改革建立的强大基层组织同国民党进行了近四年的战争，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如果说统一是中国必须的，共产党自己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就一定要先有一个看不出任何必要的国民党高层机构呢？难道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共产党不能完成，一定要由国民党来完成吗？显然，黄先生要有一个国民党高层机构的论据是不能说服人的。况且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共产党进行了围剿，使共产党被迫长征，按照黄先生历史使命观，国民党的任务就是应付国际压力，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打掩护，国民党这样做岂不是破坏历史前进的步伐？如共产党被剿灭，而国民党按照黄先生的观点又无力进行基层变革，那中国怎么办呢？
黄先生观点中唯一有一点说服力的就是国民党的抗战。在黄先生的论证里，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需要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但如果中国仅仅要有统一的政府就能抵抗日本，那满清政府就不需要灭亡，参与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蒋介石就是祸国殃民了。在黄先生的逻辑里，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因而中国先需要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来抵抗日本，最后由毛泽东完成基层变革。可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不是从1921年开始的。军阀混战是国民党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而非凭空诞生。如果黄先生要先建立一个高层机构，而这个高层机构唯一条件就是统一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1911年的时候是有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清政府，依照黄先生的三段论，中国历史的演进就应该是由清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再由共产党进行基层变革。蒋介石推翻了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再将它重建岂不多此一举？
黄先生还可以辩护说清政府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为什么蒋介石政权就有能力？依据黄先生列出的统一条件，清政府是个统一的政府，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相比，清政府的统一度远远大于国民党的。抗战前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能控制的不过江浙数省，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龙云等等是蒋所不能控制的。如果以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打下了抗战的基础，那历史资料显示南京政府的经济成就并不如清政府。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蒋政府的经济是在1935、1936年才有较大增长，蒋的声望才有大幅提高。十九世纪中国上半叶经济增长黄金时期有两个，一是清末十年，二是一战的几年，不知南京政府的十年怎么能比得上清末十年？谈到官僚集团的腐朽，黄先生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国民党由于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不得不腐朽，这种不得不腐朽的说法听起来简直是奇谈怪论，因为和国民党同时代的共产党经济上比国民党更困难，也没听说共产党当时有多腐败。退一步说，即使这点成立，那么清政府的腐朽也是可原谅的，国民党推翻清政府的合理性又在哪里？或许亲国民党的人还可提出其他证明国民党政府比清政府更强的论据，因而恰好国民党能抗战而清政府不能，但黄先生的几个论点则毫无说服力。迄今为止，为国民党辩护的一切理由都可原封不动地为清政府辩护从而否定国民党的合法性，不知国民党人是否读过李泽厚、萧功秦先生批判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文章。国民党人要从既能杀伤反蒋介石的人士又能保证辛亥革命合理性的两难困境中走出来还需要加倍努力。
笔者相信辛亥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一个腐朽的政权是无力自我改革的，必须推翻才能为社会变革打通道路。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完成社会变革，不得不推翻清政府，为基层变革创造条件，所谓不破不立。高层机构中国本来就有，不需要去创建，当时中国需要的就是基层变革，南京政府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不过表明它是历史的一个误会，一个中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过渡阶段。至于收回国权，在建立基层组织以后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高层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然后再被取代。
就事论事无法理解历史，我们可以从其他类似国家的历史来对比。如土耳其，其历史背景和我们差不多。奥斯曼帝国整整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改革，可就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知亨廷顿、萧功秦先生为什么要用土耳其的历史来证明他们的权威主义改革论，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史证明的恰好就是一个大帝国无法自我改良，只有革命推翻旧政权，或许亨廷顿同黄先生一样，只考虑1922年以后的土耳其史，对以前的概不考虑），最后在一战中崩溃。凯末尔则领导土耳其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瓜分，在此基础上创建土耳其共和国，并凭借他在战争中建立的威望和高层机构在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层改革，将土耳其领入现代化进程。虽然土耳其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在伊斯兰世界还是鹤立鸡群的。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建立高层机构和建立基层机构需要分开。一个有强大高层机构的政治组织是有能力完成基层变革的，一个有强大基层组织的政治组织也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高层机构，将它们隔离只能是黄先生自说自话。
当然黄先生还可以有最后一句辩护词，不管历史应该怎样，反正历史已选择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中国也打赢了，所以蒋介石就是伟人。蒋介石在抗战中到底有多大功劳，笔者将在下文论述，这里先指出这是一种不考虑成本，只考虑结果的对现实世界的歪曲说法，所能导致的只是专制和灾难。与黄先生同样的逻辑，毛泽东为隋炀帝辩护就是他修了大运河，为未来近千年的经济繁荣作了很大的贡献，所以隋炀帝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来说，判断一个方法的好坏不是他取得了多大的收益，而是考虑将该资源用于其他途径能否取得更大的收益。对我们来说，一个事倍功半的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除非能证明没有别的方法可选择。要是按照黄先生的思路，这个世界是不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只要你做成了一件事你就可成为伟人。按此思路，那么穷兵黩武的前苏联就可说不管如何，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可与美国媲美的军事工业，所以我是伟大的。当然，从黄先生的一贯论证来看，想必他本就认为斯大林是一代伟人，因为他将苏联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三、没有蒋介石，中国就会亡国吗？
黄先生为蒋介石的辩护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领导了抗战，因此蒋是伟大的。历史无法假设，笔者也承认既然历史作了此选择，蒋抗战还是有功的。但蒋功劳有多大呢？是否如黄先生假设的那样没有蒋介石我们就要亡国呢？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费正清先生曾言日本人将中国的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以为可以学蒙古、满族那样占领中国，却没有估计到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日本陷入了全民抗战的泥潭之中，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费正清先生这个观点是非常精辟的，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决不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抗战，而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人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接受异族的统治。实际上全世界都一样，从二十世纪开始，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任何一个侵略者都将面对一场崭新的反抗形式：全民游击战。显然，只有游击战都被镇压下去后才能称为亡国。那么，我们学习黄先生的技术方法，从纯粹技术角度来探讨一下假如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日本能否镇压中国人民的游击战。
游击队之所以强大，不在于它有强大的正规军和武器装备，而在于它扎根于当地居民，所谓拿起武器是战士，放下武器是平民。其战术则在于利用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利用地形、情报的绝对优势，以小股袭击为主，将战斗限制在基层单位，使正规军的优势火力装备无法发挥作用，通过积少成多的战果，造成入侵一方不可承受的损失，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于镇压一方来说，由于不能辨别平民和游击队，直接出动军队消灭游击队如高射炮打蚊子，大海里捞鱼是没有效果的。自来消灭游击队的关键都在于如何隔离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所谓“涸泽而渔”。从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与游击队作战的主要途径有四：
（1）进行政治改革，掌握民心或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彻底控制民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林海雪原》虽然是一部小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最生动的消灭游击队的方法。共产党首先通过争取民心，赢得居民的支持，然后建立基层民兵组织，切断居于深山中游击队与当地居民的联系，并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克服不熟悉地形的困难，终于消灭了游击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政府虽然不是很得民心，也通过强大的村级政权隔离了共产党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共产党游击队最终失败。但一般说来，这些方法只能在内战时使用，异族入侵在上个世纪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国、法国在越南搞了很多战略村。最多时将一百多万人迁入这些战略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但没有多大用处。要记住用政治手段消灭游击队必须至少确保当地居民不反对你。
（2）投入强大的兵力，以压倒性的兵力/人口比抵消游击队得到群众支持的优势。如在最近的车臣战争中，对于二百万人口的车臣，俄军竟投入十万兵力，占其机动兵力的50%，相当于车臣总人口的5%，这才将车臣武装赶入山区。由于俄军逐步撤走，兵力比降到1%以下，现在还未彻底消灭车臣武装。
（3）在只能投入相当于当地总人口1%左右的兵力的情况下，无法消灭当地的游击队，国际国内情况又不允许继续打下去，入侵者选择撤军。如苏联在阿富汗投入十万兵力，占当地总人口的1%弱，历经9年，劳师无功，最后只好撤军。又如美国，最多时在南越投入50万兵力，占南越总人口的约1.5%左右，但仍然不能摧毁越南游击队，不得不撤军，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败仗。
（4）进行残酷屠杀和破坏，进行肉体和经济上的“涸泽而渔”。如果一个异族入侵者既不能赢得民心或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又不能象俄军那样投入远远超过当地总人口1%的兵力，也不愿象美国那样撤军，那唯一可选择的就是采取恐怖政策，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恐吓当地居民，至少使他们不敢支援游击队。但即使采取这样的政策，一般也需至少占当地人口1%左右的兵力。如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有两万兵力，占当地人口的3%。据西方报道二十多年来当地被屠杀的人近二十万，终于将东帝汶游击队基本镇压下去。或许西方的报道有所夸大，相信也不会差太远。实际上日本在华北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只不过兵力不足未能消灭八路军。南联盟在镇压阿族游击队时出动两万兵力，占当地人口的1%，其间也是传闻辈出。
上面讨论了镇压方的对策，接着我们从历史经验中研讨获胜的游击队的要求：首先，游击队要以一群狂热且能吃苦的政治团体为核心，从历史上看，获胜的游击队一般说来都是较有意识形态狂热，能够为其目标献身，忍受痛苦的团体，现在发现的主要有三类：共产党、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次，打游击战的国家大都工业化程度不高，农村居民占大多数，交通困难；三是要获得国外的大力援助，不过这条要求不高，因为历史上非洲国家、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的游击队所获国外援助并不多；四是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保证游击队能够隐蔽于当地居民之中，实际上是放下武器是平民，拿起武器是战士的以全体人民作盾牌的战术。而且，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也可保证游击队在地形、情报、地方政权方面的绝对优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研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会有什么区别。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日本军队是可以一直打到重庆的，这样中国不再有一个抵抗的正规战场。但是，这能说明中国就亡国了吗？毫无疑问，日本很快就会陷入一场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本的兵力最多只能控制到大中城市，连县级政权都很难想象日本仅凭一百万兵力就可以深入。那么日本有能力消灭中国的全民游击战吗？我们可从上面讨论的镇压方四策来逐一讨论：首先，可以相信日本没有可能获得中国居民的支持，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日本不可能学以前的入侵者以轻徭薄赋等手段拉拢中国民众；第二，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至少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日本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这既为二十世纪的诸多游击战经验所支持，也为八路军在华北摧毁日本建立的维持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至于傀儡高层政权，迄今异族入侵建立的政权只有柬埔寨的洪森政权能存活下来，但请记住柬埔寨有特殊情况：波尔布特事前在柬埔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失去了民心，而且在越南军队还在柬埔寨的时候，红色高棉一直没有被消灭。红色高棉的失败是在越军撤出以后，没有明白此时的矛盾已变为国内矛盾，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才最终失败。如果不是红色高棉的恐怖背景，洪森的下场不会比阿富汗的纳吉布拉好多少。当时的中国没有这种恐怖政权供日本利用。
上面两条堵死了日本通过政治措施消灭游击队的可能，日本就只能用军事手段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如日本全用军队进行镇压（没有战斗力的伪军其兵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兵力/人口比只达到2%就要九百万军队，日本不可能出动这么多的兵力。假如日本军阀不愿象美国那样撤军，那他就只能采取屠杀政策，就如日本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屠杀政策还是很有效的，八路军从四十万减少到三十万，最少只剩下四个县。但如前所述，采用“涸泽而渔”战术也需要一定的兵力，一般也要占当地人口1%的兵力，也即400万军队。日本兵力最多时在抗战末期，也不过四五百万，关内兵力也不过一百余万，根本不可能出动四百万军队长期在中国驻扎，毕竟苏联、美国的威胁还在那里，如日本庞大的关东军因防备苏联就一直驻防东北不敢调动（后来有一些精锐兵团后来调到太平洋战场）。
从中国方面来说，获胜的要素也全部具备：首先，狂热的意识形态团体，共产党是完全可以提供这种领导的，而且我们相信即使没有共产党当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狂热组织；其次，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农村居民占了大多数，这种分散的经济和居民结构为游击队的生存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当时的中国没有心脏，相反每一个村庄都是心脏，镇压者面对的不过是无从下力的汪洋大海；再次，由于利益的冲突，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够得到苏联、美国的支持。只要看看身为共产党人的铁托得到了狂热反共的邱吉尔多少援助，就知道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被国际社会抛弃的；第四，最重要的是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忍受异族的统治，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可以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持，这就确保了抗战的胜利。
根据上面的分析，除非日本采取某种措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者有能力出动四、五百万军队长期驻扎中国，否则日本绝没有能力灭亡中国。
研究历史最忌讳就是假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确认历史所发生的事就是确定无误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既成事实来评定人的功过是非，否则就无从对历史进行评价，也无所谓研究历史。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种最优选择理论，不存在对历史既成事实的无条件承认。否则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面的分析虽是假设，却是基于历史的经验而得，没有任何的乌托邦之处。从中国实际的抗战历史看，国民党并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取得多大的军事成就，连歼灭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都没有。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要求中国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的歼灭作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任务就是牵制住日本的兵力，使其不能向苏联进犯，也不能向太平洋地区增派兵力，歼灭日军的任务只可能由工业化国家美国、苏联来完成。历史实际选择了以国民党、共产党的抗战牵制日本，美国从太平洋上反攻消灭了日本军国主义。如果说中国只能起牵制作用的话，现有的史料无法证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牵制的日军更多，实际上也不可能分清哪些日军是对付国民党，哪些是对付共产党的。黄仁宇先生夸大了国民党的成就，因为国民党并没有创造出成建制消灭日军的战功，它所起的作用仅是牵制日军的兵力而已，并不比共产党的贡献更大。用谁打死的日军更多来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同样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的意义也被夸大，因为它并没有让中国有足够工业能力来同日本进行正面决战，而只为了牵制日军，有没有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都是不影响大局的。我们本节的分析也表明，仅用游击战已经可以完成牵制日军的任务，并不需要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或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之所能生存是因为国民党牵制部分日军的结果，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没有正面战场的牵制，入侵者也一样消灭不了游击队。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西安事变的意义被夸大了。即使当时枪毙了蒋介石，中国的局势也不会发生多大的逆转。顶多不过南京讨伐西安，共产党退入新疆或蒙古，日本乘机入侵，汪精卫、何应钦投降，然后共产党潜回中原，掀起全民游击战争，将日军牵制在大陆。剩下的还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大反攻而已。我们必须切记当时民族主义的高扬，没有任何一个对日妥协者还能在中国站住脚。历史上最类似的例子就是明末的李自成，南原大战后仅剩十三骑，藏入商洛山中。这时清兵进攻，崇祯将洪承畴、孙传庭调到北京，李自成在军事压力减轻过后，重出商洛山，很快就集结起了庞大的队伍，推翻了明王朝。国民党一直埋怨张学良放跑了共产党，好像只要国民党继续进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而已。即使国民党继续进攻，共产党丢掉陕北，但不可能比李自成更惨。只要有机会，共产党总能东山再起。国民党人说这话既不了解中国从黄巢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中国历史，也忘记了共产党最弱的时候不是西安事变时期，而是蒋介石刚刚与共产党分手的时候，更不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只要国民党没有能力进行土改，只要国民党继续腐败，只要日本给国民党足够的军事压力，共产党就不是国民党能消灭的。国民党失败如此之久依然不能认清历史的面目，难怪乎要输给共产党了。相比之下，黄仁宇先生倒是国民党人中的佼佼者，至少他还没有说出如此的胡话来。
国民党人一向自称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却是惊人的无知，远不如“反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掌握得透彻。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守护者，他是靠远比蒋介石更丰富的历史知识击败了蒋。要是按照国民党的观点，崇祯早就消灭李自成，击退多尔衮了，因为我们在明朝的历史上可没发现什么事变，迫使明军放弃追捕李自成。国民党的论点只有一点可取，如日本不进攻中国，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演变将变得不可预测。但一个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又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异族的军事压力是否就一定能生存，我们无法判断，至少中国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不会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
无独有偶，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如果日本能下定决心，动员四、五十个师团，一路出西北，占领兰州，切断中苏交通，然后攻西安，威胁成都，然后一路占领京、沪、武汉等，最后兵分三路占领西南诸省，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只有投降了。李先生前面的分析都对，就是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亡国说得太轻巧了，五十个师团的日军不过一百余万人，怎么可能控制住中国？不过李先生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游击战经验，欧洲的铁托、霍查他又不熟悉，中国的抗战又是以国共平分秋色而出现，犯此错误还情有可原，黄先生写文章的时候，人类游击战经验已经很丰富，再这么说是否过于疏忽？不过李先生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一点，日本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中国的正面抵抗，只是日本的战略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力进行国内动员而已。这从侧面表明，南京政府的十年对中国的抗战没有实际意义，并不是必胜之策，它之所以还能迷惑一些人，只是因为日本的错误让蒋介石的正面抵抗戴上了光环而已。相反，建立在游击战基础上的抗战则有人类各国的经验为证，日本不可能将其消灭，因而才是当时中国的必胜之策。
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专家富于知识弱于判断，不要轻信专家的判断力。李宗仁、黄仁宇先生之所以对游击战视而不见，笔者以为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出生，学习的都是正规作战，很难去理解游击战这类政治性强于军事性的战争，黄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没有去延安是因为觉得进行正规作战才有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人在军校里学的是如何赢得战役的胜利而不是如何赢得一场战争，赢得战争不是在学校里的专业训练能学到的，因为战争的结果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因如此，身为职业军人的项羽将天下让给了刘邦，军事素养高于蒋介石的李宗仁输给了蒋介石而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西点军校的高材生败给了穿着草鞋的胡志明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职业专家则被戴着头巾的圣战者赶出了阿富汗山区。专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黄先生关于抗战的遐想实在过于受制于其专业经验了。
四、人类历史评判的道德底线
与黄仁宇先生同属国民党系统的余英时先生最近就表示他不太同意黄仁宇先生的法国年鉴派历史观，主张恢复中国的自古以来的春秋笔法，褒贬历史，惩恶扬善。笔者虽然一向反对余英时先生的主张，但对余先生的此主张表示赞同。
中国从宋朝以来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过度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评判是非，使人们丧失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意气用事是我们必须认真清理的，黄先生的思维也为我们拓宽了视野。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踏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路，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引入比宋、明士大夫伦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而践踏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历史使命、历史功绩的主张同唯道德论的理学没有逻辑上的不同，甚至更为邪恶，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远较清议的士大夫们为烈。我们也不能同意将所谓的经济增长、抵抗外虏、社会重组视作至高无上的使命，视人命为草芥，践踏人的基本尊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的社会变革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抽象的钢铁产量。人的历史演进没有穷尽，如果我们能承认所谓为了历史的大变化而采取短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就得承认更长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它在更长范围内可能更具合理性，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人类一千年的发展，我们要忍受一百年的专制，为了人类一万年的发展，我们必须忍受一千年的痛苦。长期与短期没有可区分的界限，长期正是由短期所组成。承认短期独裁的合理性，将在逻辑上导致长期独裁的合理性，只要这个独裁者宣布自己的独裁不是永恒而是有期限的，是为了人类更长期的利益。我们相信，只有每一个人才有权利为自己的长期与短期利益进行选择，因为替各种选择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替他选择的独裁者。我们相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道德，我们不能容忍越过该时代最低道德的行为。
我们不打算用现在的道德去苛求古人，用现在的意识去评判古人的观点，但我们要求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至少应符合二十世纪的最低道德准则。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能再推行奴隶制度，废除奴隶制度的国际公约是大家所必须遵守的；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得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当全球制裁南非为曼德拉而欢呼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人性的胜利，我们相信这没有干涉南非的内政，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每个国家都可选择自己的制度为由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我们为欧盟对奥地利的制裁而欢呼，我们相信奥地利人无权以内政为由选举海德尔上台；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每个政权不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不得以错误的政策使其人民处于死亡的边缘，为此，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索马里去拯救在军阀、饥荒威胁下的索马里人民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制止卢旺达大屠杀的正义性，我们也相信智利人民寻求将皮诺切特送上法庭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统治者不得过度贪婪使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审判苏哈托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菲律宾人民追讨马科斯赃款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确认任何国家都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那么对于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蒋介石、国民党又当如何评价呢？关于蒋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例证不需要作重复，因为黄先生自己也承认，蒋介石搞过法西斯，不过黄先生认为既没有搞成也就算了。先不说蒋的法西斯制度是否完全落空（如袁伟时先生就认为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确立了独裁、专制体制；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至少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强奸未遂。强奸是罪，强奸未遂就不是罪吗？更何况是强奸半遂。只要我们承认不得搞法西斯制度是人类的最低底线，蒋就必须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我们接受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得推行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也同样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据张国焘回忆，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国民党仅在鄂豫皖就屠杀了二十万当地群众。1938年，蒋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坝，企图阻止日军，结果淹死一百多万人。最近又有史料披露，国民党1942、43年在河南大荒之时强征军粮，当时有近二百万人死亡。抗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战争时期，可以取消新闻、言论自由，可以限制集会、游行，可以征兵、征税，可以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但没有权利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利。我们承认战争中平民总有误伤，但那是在不可避免的时候，而蒋的作为不是不可以避免的。黄先生关于抗战的评论已堕入了黑格尔、马基雅弗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道。抗战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
我们承认一个政府都会有贪污、纳贿之类的现象，但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过度到影响人民基本生活水准的地步。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等人都积聚了过度的财富，让人民处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境地，越过了一般的道德底线，因而必须受到历史的唾弃。我们承认中国太大，代理链太长，没有可能控制住基层官员的行为，但我们要求蒋至少能控制他身边人的行为。黄先生没有理由说蒋连就在身边的孔、宋家族都没有能力管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管不住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是可以原谅的，管不住身边的人就是故意的放纵。从政治妥协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李宗仁、张学良贪污，蒋为了政治不予处理还有一说，孔、宋家族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对他们的惩罚。相反，只有在蒋的庇护下，孔、宋才能胡作非为。蒋对孔、宋家族的放纵同他自己贪污没有区别，就如苏哈托的四个子女纳贿同苏哈托贪污也没有区别，谁会相信他们间没有联系呢？
黄先生曾批评那些批评蒋的人以局部的真实遮盖了全局的真实。在他看来，国民党的腐败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抗战，不应该揭露这些事实，否则抗战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黄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难以服众的。别人只看见局部，难道黄先生就看见全局了吗？以笔者在第三节的分析，有无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关系。再者，在黄先生的笔下，因为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是由于士兵没有衣服、弹药而被迫横征暴敛。可惜的是，国民党官员是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不是用来改善士兵的待遇。因此，腐朽就是腐朽，而绝不是被迫腐朽，除非黄先生能拿出证据证明国民党官员拿的钱都用于补贴士兵。三是，黄先生的一切为了抗战的大局到底是在主张什么？为了抗战难道不应该奋勇杀敌，勤俭节约吗？贪污、受贿、勒索、横征暴敛是破坏抗战还是坚持抗战？黄先生的这番辩护真是越描越黑，给人的印象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时向中国人民呐喊：快把你们的金钱和女人送来，否则我就要投降日本了。现在的官僚用稳定来吓唬人，黄先生用抗战来吓唬人，他们的逻辑都是不管我有多坏，你都不许管我，否则我就要破罐子破摔，这样你就是破坏大局。真是异曲同工！可惜拉虎皮扯大旗的作风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很快就因腐败而亡国了。
如果在五百年以前，或许笔者会接受黄先生的观点原谅蒋介石，但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由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笔者只能将他归入暴君独裁者的行列。
五、黄仁宇先生的心理分析
黄先生在为蒋介石平反的时候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偏袒，和他在《万历十五年》中的公正大相径庭。我们承认为蒋介石辩护是一个学者的权利，黄先生也可以发表他对蒋的看法，但这种评价应遵循作者自己开出的标准一视同仁。所谓百花齐放，不过是每个学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标准，但一旦标准确定，作者也应该受自己列出的标准的限制，而不能任意评判。比如高个子的概念，总是仁者见仁，但当一个作者确定1米8是高个子的标准，该作者就不能再说1米78是高个子，1米82是矮个子。正如笔者上面所作的一些分析，黄先生根本就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蒋和他的政敌，也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国民党和清政府的关系。笔者对抗战作的分析思路完全是按照黄先生的教导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作的技术分析，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但和黄先生的观点却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很难想象《万历十五年》和《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出自一人之手，一个立论公正，不偏不倚，做到了一碗水端平，一个则牵强附会，什么有利就用什么，全然不考虑前后的逻辑一致问题。
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仅一句话，就将黄先生的公正置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笔者相信黄先生作学术的公正，但黄先生前半生一直是国民党的人，很难说这种经历没有对他的判断没有影响，也很难排除这种经历对黄先生潜意识的影响，以致影响到他公正的判断，毕竟否定蒋、否定国民党就是否定黄先生的前半生。当一个人心里很不愿意去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可以避免心理冲击的论断总会情不自禁的抓住，然后潜意识里会为这些论点来组织材料，将历史材料按照自己的倾向来排列。黄先生曾写道，他刚到美国时正值麦卡锡主义高潮刚过，左翼知识分子因受压抑无处发泄，对他这个刚来的国民党人便格外敌视，视之为法西斯小头目。黄先生一直很压抑，随着美国左翼思潮的衰退，黄先生才活跃起来，觉得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说明自己不是法西斯小头目了。虽非当局者，笔者读到这段亦可想象黄先生当时所受的刺激。现在黄先生尽力为蒋介石辩护未必不受这些经历的影响，谁愿意当个法西斯小头目，谁不愿意要证明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呢？看看那些永不言悔的红卫兵们，这种态度也是人之常情了。不过遗憾的是，蒋介石的统治确实是法西斯专制，黄先生也确实当过一阵法西斯小头目。
黄先生为蒋辩护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他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意让中国的历史被说成糟糕的历史，为此不惜损害学者的公正。黄先生曾质问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如果蒋错了，毛错了，那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岂不全错了，而这怎么可以呢？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公正的学者所言，我们怎么可以先判定中国这个时间的历史是对的然后再来加以证明。这同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不同，因为胡先生的假设可以求错，而在黄先生中国历史不能错的大帽子下求证还有什么意义呢？笔者刚从黄先生那里学会了少从道德的角度评判历史，现在来了一顶民族主义的超级大帽子，不知道黄先生到底要我们学他的哪种方法论。唯一可解释的就是黄先生笔下的道德仅指生活小节或一般的伦理，而民族、现代化对于黄先生来说还是至高无上的。黄先生恐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历史使命观比他反对的狭隘道德观更可怕。说句不客气的话，黄先生的此观点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承认了日本侵略过其他国家，日本民族就会被说成残忍的民族，由此决不能认错。如果我们宣布中国的历史不能错，那么为什么德国、日本的历史就应该有错？如果说我们无权对历史人物妄加评论，那我们对德、日批判的依据何在？如我们接受黄先生的观点，我们还有什么道义的理由要求日本批判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如果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位领导人才能保持民族的尊严，那么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为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又当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每个民族都会犯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从来也不会影响民族的伟大。如果不能面对历史，那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蒋介石犯下的罪行远不如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我们连这点小错误都不能承受，我们怎么又可以要求德意志、大和民族去承受比我们更大的痛苦？
俗谚云医生不给自己治病，信哉！关心则乱，再出色的学者也不能免俗。
黄仁宇先生已驾鹤西归，本不该影响黄先生的亡灵，然而笔者实在喜爱《万历十五年》，对黄先生也很佩服，突然读到黄先生关于蒋介石的评论，实在不能忍受。虽然文中对黄先生颇有不敬，却是所谓的“爱之深而责之切”。虽然黄先生不是一位能给自己看病的医生，但黄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大夫。再次感谢黄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启发，笔者终生受益。
--读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刘伟 黄仁宇先生是笔者比较敬佩的一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更是爱不释手，但黄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让人很难接受，一向被视作暴君独裁者的蒋介石一下子成了英雄，令人有天旋地转之感。再仔细阅读黄先生的文章，黄先生并没有提供以前不为人知的史料，只不过对一些历史现象作了自己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很难让人接受。
一、历史学家可以确定历史最高使命吗？
古代的儒家一向标榜忠君爱国，强调对君主的绝对忠诚，但遇到改朝换代之事却还要自圆其说，于是就拿出了天命一说，承认开国君主是奉天承运，这样通过君权神授为自己寻找一个逻辑起点。这如同物理学上的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的奇点没有时间和空间，是不可讨论的，物理学家只能讨论爆炸发生后的事情。君权神授为每个朝代的忠臣提供了心理平衡的合理借口，使他们不用为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去烦心，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失败者称为贼。现代没有了神权，历史决定论中的最高历史使命又替代了过去的神权为现代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一切的罪恶都可以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原谅。经过哈耶克、波普的批判，历史终结使命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没有多少人，尤其是学术界人士再相信这一说法。
仔细阅读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论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他立论的基础就是历史最高使命一说。身处美国，黄先生没有或许不敢提出历史终结使命一说，却发明了阶段性历史最高使命一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数目字管理，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历史转型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中国要先通过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一个高层组织，完成抵抗外国侵略的任务，然后再通过毛泽东来完成基层改革。这样黄先生通过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应先完成高层机构建设—蒋介石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人选三段论，成功地将过去的奉天承运变为历史最高使命授予的权力，将蒋介石变成了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将蒋介石的一切罪恶都视为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反对蒋的历史人物在黄先生的笔下就成了民族罪人。如黄先生在论及到中原大战时，就说冯、阎、李、白祸国殃民，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也难辞其咎。表面上对蒋也有批评，但实际上却是为蒋辩护。明明是军阀混战，在黄先生的笔下却成了地方军阀反抗中央政府，阻挠国家统一。
笔者最佩服黄仁宇先生的就是黄先生反对过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主张尽量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什么是道德？历史最高使命不就是最高的道德吗？黄先生一直认为问题一提到道德层面就无法讨论，可他先验地把蒋介石说成完成历史最高使命的最合适人选，那还有什么问题可讨论呢？即以中原大战为例，什么叫最高统帅蒋介石？按照国民党的法统，汪精卫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无论中山舰事件还是南京政府的成立都是非法的军事政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叛乱者，最高统帅一词不知从何说起。在国民党内，1927年以前汪精卫的地位高于其他人，1927年以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的地位一直平起平坐，直到1935年胡汉民去世，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才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的最高地位才算确定。按照中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统，中原大战冯、李一方因有汪精卫的参加无论如何也不算叛乱。先验地将南京政府定义为合法政府，把蒋定为不可挑战的最高统帅，那确实就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不过这样黄先生就落入了自己反对过的观点之中。
当然，按照黄先生的历史最高使命说法，这些指责都不成立。因为蒋是完成建立高层机构任务的最合适人选，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所以蒋可以发动军事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去反对别人，可以囚禁胡汉民，而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来反对蒋就是大逆不道。这样，新时代版本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完成了。面对此指责，黄先生为自己辩护说那些人不了解大历史，不了解历史的必然。黄先生也许还需要再说明他说的不要只考虑道德仅指好不好色、贪不贪污等小节或者外交的议和或抵抗等问题，不是指历史使命。不过，还有比历史最高使命更大的帽子，更不容讨论的前提吗？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刚刚赶走通常所说的道德，却来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笔者倒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历史的必然吗？历史为什么就一定不会选择另一条道路前进？黄先生如何证明历史就这一条道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先要建立高层机构，又如何能肯定蒋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合适人选呢？正如体育比赛中冠军不一定就是水平最高的选手一样，历史角逐中最后获胜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的人，胜利者的成功不仅是能力，还有运气。冠军仅是胜利者，没有理由将其他选手说为灾难。要是按照黄先生的逻辑，任何比赛都是没必要的，只要冠军一诞生，我们就可批判其他选手为什么要和最适合获得冠军的人比赛，浪费观众的金钱。如果李宗仁在军阀混战中获胜，黄先生是否又要认为蒋祸国殃民呢？因为按照黄先生的论证，能证明蒋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合适人选的唯一论据就是蒋在争斗中获胜了。如果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追认成立的话，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我们只要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就行了。至于历史对未来的经验借鉴就更提不到，因为要等到事情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确定什么是最高历史使命，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事情正在进行时，人们什么也不知道，那当时的人们该做什么选择？
历史的进程是由每个人的合力而完成，虽然它演进的方向确实受到黑格尔所说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会是象波普说的那样可以任意选择，但从来也不意味着历史只有一条路。这就如比赛，是由选手、教练、裁判、观众合力而完成。虽然不是每一个选手都可能获得冠军，但却有一批的一流选手可以获得冠军，胜利者不过是几个高水平选手中的幸运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阶段进程就是“鸟笼历史”。历史的演化受客观条件限制，没有无限选择的可能，历史前进道路的概率也各不相同，由一些有较大概率发生的事情组成了历史前进的“鸟笼”，我们实际只能在其中选择。但历史演进的方向既是“鸟笼”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点，那就可以经过人的努力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确定要发生的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一个“鸟笼”的串联。那种认为某一历史事件要确定发生的观点，就会形成一个确定的点，将这些点串联起来就会构成一条线段，人类历史就在这条线上运行。虽然历史确实沿着这条线段演进，但这事实上是另一种历史决定论，可惜无法证明，也只能充当事后诸葛亮，因为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发生了。笔者承认虽然黄先生的观点无法证明，但笔者也无法证伪黄先生的观点，毕竟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但有几个逻辑的上的漏洞却是黄先生的观点无法避免的挑战。
1．人类是否有能力确定历史上某一段历史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此能力，那我们是否有能力确定更长历史阶段的最高历史使命。比如，黄先生确定了过去一百年中国的最高历史使命，那我们可否确定过去两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以此类推，人类有否能力确定两千年、三千年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能，这和历史决定论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能，我们怎么就能确定我们有能力知道过去一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知道谁是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2．我们暂且承认黄先生最高历史使命一说，接受中国必须先成立高层机构，再建立基层机构，那么在蒋介石建立高层机构时谁反对蒋介石谁就祸国殃民，因而承认李宗仁、冯玉祥祸国殃民，那十年内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又当如何评价？按照黄先生的观点，这时候不应该反对蒋介石，那么此时的共产党、毛泽东是否也祸国殃民？可如毛泽东不“祸国殃民”，他又用什么来建立基层机构？
3．即使我们为黄先生辩护，因为毛泽东要建立基层机构，完成中国的第二步革命，为了中国的未来，所以他可以反对蒋介石。李宗仁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所以他不能反对蒋介石，从而祸国殃民。那么按照黄先生的观点，抗战后蒋的历史任务已完成，这时他同毛泽东对抗岂不是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那岂不是祸国殃民？为何黄先生又要为蒋辩护说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显然前后矛盾。如以反对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言，李宗仁是祸国殃民，蒋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也是祸国殃民；如从人情上说每个人都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蒋可原谅，李也可原谅。厚此薄彼，黄先生无法逃脱偏袒的指责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儒家只能靠天命为自己辩护，只是现代人不承认天命一说，儒家的法统体系就崩溃了，相反让人觉得卑鄙无耻。如果我们不承认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一说，黄先生的立论也就自动失效。无论如何，黄先生目前理论还没有为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一说找到合理的哲学基础，历史也是需要理论指导的。以笔者现在看到的黄先生的著作，黑格尔的理论是其主要来源之一，只可惜现在这一提法已不被人相信了，因为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和终结性最高历史使命没有明确的界限。
二、当时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国民党高层机构吗？
黄先生认为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需要一个人将中国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然后才需要毛泽东建立基层机构，最后是高层、基层机构打通，奠定现代中国的根基。
黄先生的观点让人觉得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机构是自己一手创建，跟国民党的高层机构没有联系，这所谓的高层机构、基层机构的打通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说黄先生的观点不在于国民党高层机构和共产党基层机构之间有什么物质联系，而是在于先要由国民党将中国统一起来，处理国际事务，这样中国共产党可以专心致志搞基层变革，这简直将国民党、蒋介石说成舍己为人的英雄模范了。即使对黄先生的观点不作嘲讽，我们也想象不出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不由中国共产党完成土地改革后自己来完成统一，而先要由国民党先来统一一次，让人民多经受一次战争呢？历史演进的事实就是共产党利用土地改革建立的强大基层组织同国民党进行了近四年的战争，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如果说统一是中国必须的，共产党自己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就一定要先有一个看不出任何必要的国民党高层机构呢？难道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共产党不能完成，一定要由国民党来完成吗？显然，黄先生要有一个国民党高层机构的论据是不能说服人的。况且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共产党进行了围剿，使共产党被迫长征，按照黄先生历史使命观，国民党的任务就是应付国际压力，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打掩护，国民党这样做岂不是破坏历史前进的步伐？如共产党被剿灭，而国民党按照黄先生的观点又无力进行基层变革，那中国怎么办呢？
黄先生观点中唯一有一点说服力的就是国民党的抗战。在黄先生的论证里，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需要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但如果中国仅仅要有统一的政府就能抵抗日本，那满清政府就不需要灭亡，参与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蒋介石就是祸国殃民了。在黄先生的逻辑里，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因而中国先需要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来抵抗日本，最后由毛泽东完成基层变革。可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不是从1921年开始的。军阀混战是国民党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而非凭空诞生。如果黄先生要先建立一个高层机构，而这个高层机构唯一条件就是统一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1911年的时候是有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清政府，依照黄先生的三段论，中国历史的演进就应该是由清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再由共产党进行基层变革。蒋介石推翻了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再将它重建岂不多此一举？
黄先生还可以辩护说清政府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为什么蒋介石政权就有能力？依据黄先生列出的统一条件，清政府是个统一的政府，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相比，清政府的统一度远远大于国民党的。抗战前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能控制的不过江浙数省，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龙云等等是蒋所不能控制的。如果以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打下了抗战的基础，那历史资料显示南京政府的经济成就并不如清政府。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蒋政府的经济是在1935、1936年才有较大增长，蒋的声望才有大幅提高。十九世纪中国上半叶经济增长黄金时期有两个，一是清末十年，二是一战的几年，不知南京政府的十年怎么能比得上清末十年？谈到官僚集团的腐朽，黄先生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国民党由于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不得不腐朽，这种不得不腐朽的说法听起来简直是奇谈怪论，因为和国民党同时代的共产党经济上比国民党更困难，也没听说共产党当时有多腐败。退一步说，即使这点成立，那么清政府的腐朽也是可原谅的，国民党推翻清政府的合理性又在哪里？或许亲国民党的人还可提出其他证明国民党政府比清政府更强的论据，因而恰好国民党能抗战而清政府不能，但黄先生的几个论点则毫无说服力。迄今为止，为国民党辩护的一切理由都可原封不动地为清政府辩护从而否定国民党的合法性，不知国民党人是否读过李泽厚、萧功秦先生批判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文章。国民党人要从既能杀伤反蒋介石的人士又能保证辛亥革命合理性的两难困境中走出来还需要加倍努力。
笔者相信辛亥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一个腐朽的政权是无力自我改革的，必须推翻才能为社会变革打通道路。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完成社会变革，不得不推翻清政府，为基层变革创造条件，所谓不破不立。高层机构中国本来就有，不需要去创建，当时中国需要的就是基层变革，南京政府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不过表明它是历史的一个误会，一个中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过渡阶段。至于收回国权，在建立基层组织以后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高层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然后再被取代。
就事论事无法理解历史，我们可以从其他类似国家的历史来对比。如土耳其，其历史背景和我们差不多。奥斯曼帝国整整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改革，可就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知亨廷顿、萧功秦先生为什么要用土耳其的历史来证明他们的权威主义改革论，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史证明的恰好就是一个大帝国无法自我改良，只有革命推翻旧政权，或许亨廷顿同黄先生一样，只考虑1922年以后的土耳其史，对以前的概不考虑），最后在一战中崩溃。凯末尔则领导土耳其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瓜分，在此基础上创建土耳其共和国，并凭借他在战争中建立的威望和高层机构在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层改革，将土耳其领入现代化进程。虽然土耳其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在伊斯兰世界还是鹤立鸡群的。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建立高层机构和建立基层机构需要分开。一个有强大高层机构的政治组织是有能力完成基层变革的，一个有强大基层组织的政治组织也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高层机构，将它们隔离只能是黄先生自说自话。
当然黄先生还可以有最后一句辩护词，不管历史应该怎样，反正历史已选择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中国也打赢了，所以蒋介石就是伟人。蒋介石在抗战中到底有多大功劳，笔者将在下文论述，这里先指出这是一种不考虑成本，只考虑结果的对现实世界的歪曲说法，所能导致的只是专制和灾难。与黄先生同样的逻辑，毛泽东为隋炀帝辩护就是他修了大运河，为未来近千年的经济繁荣作了很大的贡献，所以隋炀帝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来说，判断一个方法的好坏不是他取得了多大的收益，而是考虑将该资源用于其他途径能否取得更大的收益。对我们来说，一个事倍功半的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除非能证明没有别的方法可选择。要是按照黄先生的思路，这个世界是不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只要你做成了一件事你就可成为伟人。按此思路，那么穷兵黩武的前苏联就可说不管如何，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可与美国媲美的军事工业，所以我是伟大的。当然，从黄先生的一贯论证来看，想必他本就认为斯大林是一代伟人，因为他将苏联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三、没有蒋介石，中国就会亡国吗？
黄先生为蒋介石的辩护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领导了抗战，因此蒋是伟大的。历史无法假设，笔者也承认既然历史作了此选择，蒋抗战还是有功的。但蒋功劳有多大呢？是否如黄先生假设的那样没有蒋介石我们就要亡国呢？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费正清先生曾言日本人将中国的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以为可以学蒙古、满族那样占领中国，却没有估计到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日本陷入了全民抗战的泥潭之中，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费正清先生这个观点是非常精辟的，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决不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抗战，而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人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接受异族的统治。实际上全世界都一样，从二十世纪开始，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任何一个侵略者都将面对一场崭新的反抗形式：全民游击战。显然，只有游击战都被镇压下去后才能称为亡国。那么，我们学习黄先生的技术方法，从纯粹技术角度来探讨一下假如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日本能否镇压中国人民的游击战。
游击队之所以强大，不在于它有强大的正规军和武器装备，而在于它扎根于当地居民，所谓拿起武器是战士，放下武器是平民。其战术则在于利用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利用地形、情报的绝对优势，以小股袭击为主，将战斗限制在基层单位，使正规军的优势火力装备无法发挥作用，通过积少成多的战果，造成入侵一方不可承受的损失，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于镇压一方来说，由于不能辨别平民和游击队，直接出动军队消灭游击队如高射炮打蚊子，大海里捞鱼是没有效果的。自来消灭游击队的关键都在于如何隔离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所谓“涸泽而渔”。从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与游击队作战的主要途径有四：
（1）进行政治改革，掌握民心或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彻底控制民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林海雪原》虽然是一部小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最生动的消灭游击队的方法。共产党首先通过争取民心，赢得居民的支持，然后建立基层民兵组织，切断居于深山中游击队与当地居民的联系，并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克服不熟悉地形的困难，终于消灭了游击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政府虽然不是很得民心，也通过强大的村级政权隔离了共产党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共产党游击队最终失败。但一般说来，这些方法只能在内战时使用，异族入侵在上个世纪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国、法国在越南搞了很多战略村。最多时将一百多万人迁入这些战略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但没有多大用处。要记住用政治手段消灭游击队必须至少确保当地居民不反对你。
（2）投入强大的兵力，以压倒性的兵力/人口比抵消游击队得到群众支持的优势。如在最近的车臣战争中，对于二百万人口的车臣，俄军竟投入十万兵力，占其机动兵力的50%，相当于车臣总人口的5%，这才将车臣武装赶入山区。由于俄军逐步撤走，兵力比降到1%以下，现在还未彻底消灭车臣武装。
（3）在只能投入相当于当地总人口1%左右的兵力的情况下，无法消灭当地的游击队，国际国内情况又不允许继续打下去，入侵者选择撤军。如苏联在阿富汗投入十万兵力，占当地总人口的1%弱，历经9年，劳师无功，最后只好撤军。又如美国，最多时在南越投入50万兵力，占南越总人口的约1.5%左右，但仍然不能摧毁越南游击队，不得不撤军，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败仗。
（4）进行残酷屠杀和破坏，进行肉体和经济上的“涸泽而渔”。如果一个异族入侵者既不能赢得民心或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又不能象俄军那样投入远远超过当地总人口1%的兵力，也不愿象美国那样撤军，那唯一可选择的就是采取恐怖政策，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恐吓当地居民，至少使他们不敢支援游击队。但即使采取这样的政策，一般也需至少占当地人口1%左右的兵力。如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有两万兵力，占当地人口的3%。据西方报道二十多年来当地被屠杀的人近二十万，终于将东帝汶游击队基本镇压下去。或许西方的报道有所夸大，相信也不会差太远。实际上日本在华北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只不过兵力不足未能消灭八路军。南联盟在镇压阿族游击队时出动两万兵力，占当地人口的1%，其间也是传闻辈出。
上面讨论了镇压方的对策，接着我们从历史经验中研讨获胜的游击队的要求：首先，游击队要以一群狂热且能吃苦的政治团体为核心，从历史上看，获胜的游击队一般说来都是较有意识形态狂热，能够为其目标献身，忍受痛苦的团体，现在发现的主要有三类：共产党、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次，打游击战的国家大都工业化程度不高，农村居民占大多数，交通困难；三是要获得国外的大力援助，不过这条要求不高，因为历史上非洲国家、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的游击队所获国外援助并不多；四是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保证游击队能够隐蔽于当地居民之中，实际上是放下武器是平民，拿起武器是战士的以全体人民作盾牌的战术。而且，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也可保证游击队在地形、情报、地方政权方面的绝对优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研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会有什么区别。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日本军队是可以一直打到重庆的，这样中国不再有一个抵抗的正规战场。但是，这能说明中国就亡国了吗？毫无疑问，日本很快就会陷入一场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本的兵力最多只能控制到大中城市，连县级政权都很难想象日本仅凭一百万兵力就可以深入。那么日本有能力消灭中国的全民游击战吗？我们可从上面讨论的镇压方四策来逐一讨论：首先，可以相信日本没有可能获得中国居民的支持，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日本不可能学以前的入侵者以轻徭薄赋等手段拉拢中国民众；第二，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至少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日本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这既为二十世纪的诸多游击战经验所支持，也为八路军在华北摧毁日本建立的维持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至于傀儡高层政权，迄今异族入侵建立的政权只有柬埔寨的洪森政权能存活下来，但请记住柬埔寨有特殊情况：波尔布特事前在柬埔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失去了民心，而且在越南军队还在柬埔寨的时候，红色高棉一直没有被消灭。红色高棉的失败是在越军撤出以后，没有明白此时的矛盾已变为国内矛盾，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才最终失败。如果不是红色高棉的恐怖背景，洪森的下场不会比阿富汗的纳吉布拉好多少。当时的中国没有这种恐怖政权供日本利用。
上面两条堵死了日本通过政治措施消灭游击队的可能，日本就只能用军事手段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如日本全用军队进行镇压（没有战斗力的伪军其兵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兵力/人口比只达到2%就要九百万军队，日本不可能出动这么多的兵力。假如日本军阀不愿象美国那样撤军，那他就只能采取屠杀政策，就如日本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屠杀政策还是很有效的，八路军从四十万减少到三十万，最少只剩下四个县。但如前所述，采用“涸泽而渔”战术也需要一定的兵力，一般也要占当地人口1%的兵力，也即400万军队。日本兵力最多时在抗战末期，也不过四五百万，关内兵力也不过一百余万，根本不可能出动四百万军队长期在中国驻扎，毕竟苏联、美国的威胁还在那里，如日本庞大的关东军因防备苏联就一直驻防东北不敢调动（后来有一些精锐兵团后来调到太平洋战场）。
从中国方面来说，获胜的要素也全部具备：首先，狂热的意识形态团体，共产党是完全可以提供这种领导的，而且我们相信即使没有共产党当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狂热组织；其次，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农村居民占了大多数，这种分散的经济和居民结构为游击队的生存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当时的中国没有心脏，相反每一个村庄都是心脏，镇压者面对的不过是无从下力的汪洋大海；再次，由于利益的冲突，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够得到苏联、美国的支持。只要看看身为共产党人的铁托得到了狂热反共的邱吉尔多少援助，就知道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被国际社会抛弃的；第四，最重要的是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忍受异族的统治，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可以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持，这就确保了抗战的胜利。
根据上面的分析，除非日本采取某种措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者有能力出动四、五百万军队长期驻扎中国，否则日本绝没有能力灭亡中国。
研究历史最忌讳就是假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确认历史所发生的事就是确定无误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既成事实来评定人的功过是非，否则就无从对历史进行评价，也无所谓研究历史。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种最优选择理论，不存在对历史既成事实的无条件承认。否则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面的分析虽是假设，却是基于历史的经验而得，没有任何的乌托邦之处。从中国实际的抗战历史看，国民党并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取得多大的军事成就，连歼灭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都没有。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要求中国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的歼灭作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任务就是牵制住日本的兵力，使其不能向苏联进犯，也不能向太平洋地区增派兵力，歼灭日军的任务只可能由工业化国家美国、苏联来完成。历史实际选择了以国民党、共产党的抗战牵制日本，美国从太平洋上反攻消灭了日本军国主义。如果说中国只能起牵制作用的话，现有的史料无法证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牵制的日军更多，实际上也不可能分清哪些日军是对付国民党，哪些是对付共产党的。黄仁宇先生夸大了国民党的成就，因为国民党并没有创造出成建制消灭日军的战功，它所起的作用仅是牵制日军的兵力而已，并不比共产党的贡献更大。用谁打死的日军更多来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同样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的意义也被夸大，因为它并没有让中国有足够工业能力来同日本进行正面决战，而只为了牵制日军，有没有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都是不影响大局的。我们本节的分析也表明，仅用游击战已经可以完成牵制日军的任务，并不需要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或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之所能生存是因为国民党牵制部分日军的结果，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没有正面战场的牵制，入侵者也一样消灭不了游击队。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西安事变的意义被夸大了。即使当时枪毙了蒋介石，中国的局势也不会发生多大的逆转。顶多不过南京讨伐西安，共产党退入新疆或蒙古，日本乘机入侵，汪精卫、何应钦投降，然后共产党潜回中原，掀起全民游击战争，将日军牵制在大陆。剩下的还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大反攻而已。我们必须切记当时民族主义的高扬，没有任何一个对日妥协者还能在中国站住脚。历史上最类似的例子就是明末的李自成，南原大战后仅剩十三骑，藏入商洛山中。这时清兵进攻，崇祯将洪承畴、孙传庭调到北京，李自成在军事压力减轻过后，重出商洛山，很快就集结起了庞大的队伍，推翻了明王朝。国民党一直埋怨张学良放跑了共产党，好像只要国民党继续进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而已。即使国民党继续进攻，共产党丢掉陕北，但不可能比李自成更惨。只要有机会，共产党总能东山再起。国民党人说这话既不了解中国从黄巢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中国历史，也忘记了共产党最弱的时候不是西安事变时期，而是蒋介石刚刚与共产党分手的时候，更不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只要国民党没有能力进行土改，只要国民党继续腐败，只要日本给国民党足够的军事压力，共产党就不是国民党能消灭的。国民党失败如此之久依然不能认清历史的面目，难怪乎要输给共产党了。相比之下，黄仁宇先生倒是国民党人中的佼佼者，至少他还没有说出如此的胡话来。
国民党人一向自称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却是惊人的无知，远不如“反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掌握得透彻。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守护者，他是靠远比蒋介石更丰富的历史知识击败了蒋。要是按照国民党的观点，崇祯早就消灭李自成，击退多尔衮了，因为我们在明朝的历史上可没发现什么事变，迫使明军放弃追捕李自成。国民党的论点只有一点可取，如日本不进攻中国，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演变将变得不可预测。但一个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又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异族的军事压力是否就一定能生存，我们无法判断，至少中国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不会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
无独有偶，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如果日本能下定决心，动员四、五十个师团，一路出西北，占领兰州，切断中苏交通，然后攻西安，威胁成都，然后一路占领京、沪、武汉等，最后兵分三路占领西南诸省，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只有投降了。李先生前面的分析都对，就是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亡国说得太轻巧了，五十个师团的日军不过一百余万人，怎么可能控制住中国？不过李先生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游击战经验，欧洲的铁托、霍查他又不熟悉，中国的抗战又是以国共平分秋色而出现，犯此错误还情有可原，黄先生写文章的时候，人类游击战经验已经很丰富，再这么说是否过于疏忽？不过李先生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一点，日本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中国的正面抵抗，只是日本的战略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力进行国内动员而已。这从侧面表明，南京政府的十年对中国的抗战没有实际意义，并不是必胜之策，它之所以还能迷惑一些人，只是因为日本的错误让蒋介石的正面抵抗戴上了光环而已。相反，建立在游击战基础上的抗战则有人类各国的经验为证，日本不可能将其消灭，因而才是当时中国的必胜之策。
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专家富于知识弱于判断，不要轻信专家的判断力。李宗仁、黄仁宇先生之所以对游击战视而不见，笔者以为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出生，学习的都是正规作战，很难去理解游击战这类政治性强于军事性的战争，黄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没有去延安是因为觉得进行正规作战才有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人在军校里学的是如何赢得战役的胜利而不是如何赢得一场战争，赢得战争不是在学校里的专业训练能学到的，因为战争的结果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因如此，身为职业军人的项羽将天下让给了刘邦，军事素养高于蒋介石的李宗仁输给了蒋介石而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西点军校的高材生败给了穿着草鞋的胡志明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职业专家则被戴着头巾的圣战者赶出了阿富汗山区。专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黄先生关于抗战的遐想实在过于受制于其专业经验了。
四、人类历史评判的道德底线
与黄仁宇先生同属国民党系统的余英时先生最近就表示他不太同意黄仁宇先生的法国年鉴派历史观，主张恢复中国的自古以来的春秋笔法，褒贬历史，惩恶扬善。笔者虽然一向反对余英时先生的主张，但对余先生的此主张表示赞同。
中国从宋朝以来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过度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评判是非，使人们丧失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意气用事是我们必须认真清理的，黄先生的思维也为我们拓宽了视野。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踏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路，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引入比宋、明士大夫伦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而践踏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历史使命、历史功绩的主张同唯道德论的理学没有逻辑上的不同，甚至更为邪恶，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远较清议的士大夫们为烈。我们也不能同意将所谓的经济增长、抵抗外虏、社会重组视作至高无上的使命，视人命为草芥，践踏人的基本尊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的社会变革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抽象的钢铁产量。人的历史演进没有穷尽，如果我们能承认所谓为了历史的大变化而采取短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就得承认更长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它在更长范围内可能更具合理性，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人类一千年的发展，我们要忍受一百年的专制，为了人类一万年的发展，我们必须忍受一千年的痛苦。长期与短期没有可区分的界限，长期正是由短期所组成。承认短期独裁的合理性，将在逻辑上导致长期独裁的合理性，只要这个独裁者宣布自己的独裁不是永恒而是有期限的，是为了人类更长期的利益。我们相信，只有每一个人才有权利为自己的长期与短期利益进行选择，因为替各种选择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替他选择的独裁者。我们相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道德，我们不能容忍越过该时代最低道德的行为。
我们不打算用现在的道德去苛求古人，用现在的意识去评判古人的观点，但我们要求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至少应符合二十世纪的最低道德准则。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能再推行奴隶制度，废除奴隶制度的国际公约是大家所必须遵守的；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得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当全球制裁南非为曼德拉而欢呼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人性的胜利，我们相信这没有干涉南非的内政，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每个国家都可选择自己的制度为由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我们为欧盟对奥地利的制裁而欢呼，我们相信奥地利人无权以内政为由选举海德尔上台；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每个政权不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不得以错误的政策使其人民处于死亡的边缘，为此，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索马里去拯救在军阀、饥荒威胁下的索马里人民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制止卢旺达大屠杀的正义性，我们也相信智利人民寻求将皮诺切特送上法庭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统治者不得过度贪婪使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审判苏哈托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菲律宾人民追讨马科斯赃款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确认任何国家都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那么对于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蒋介石、国民党又当如何评价呢？关于蒋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例证不需要作重复，因为黄先生自己也承认，蒋介石搞过法西斯，不过黄先生认为既没有搞成也就算了。先不说蒋的法西斯制度是否完全落空（如袁伟时先生就认为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确立了独裁、专制体制；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至少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强奸未遂。强奸是罪，强奸未遂就不是罪吗？更何况是强奸半遂。只要我们承认不得搞法西斯制度是人类的最低底线，蒋就必须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我们接受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得推行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也同样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据张国焘回忆，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国民党仅在鄂豫皖就屠杀了二十万当地群众。1938年，蒋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坝，企图阻止日军，结果淹死一百多万人。最近又有史料披露，国民党1942、43年在河南大荒之时强征军粮，当时有近二百万人死亡。抗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战争时期，可以取消新闻、言论自由，可以限制集会、游行，可以征兵、征税，可以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但没有权利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利。我们承认战争中平民总有误伤，但那是在不可避免的时候，而蒋的作为不是不可以避免的。黄先生关于抗战的评论已堕入了黑格尔、马基雅弗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道。抗战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
我们承认一个政府都会有贪污、纳贿之类的现象，但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过度到影响人民基本生活水准的地步。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等人都积聚了过度的财富，让人民处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境地，越过了一般的道德底线，因而必须受到历史的唾弃。我们承认中国太大，代理链太长，没有可能控制住基层官员的行为，但我们要求蒋至少能控制他身边人的行为。黄先生没有理由说蒋连就在身边的孔、宋家族都没有能力管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管不住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是可以原谅的，管不住身边的人就是故意的放纵。从政治妥协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李宗仁、张学良贪污，蒋为了政治不予处理还有一说，孔、宋家族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对他们的惩罚。相反，只有在蒋的庇护下，孔、宋才能胡作非为。蒋对孔、宋家族的放纵同他自己贪污没有区别，就如苏哈托的四个子女纳贿同苏哈托贪污也没有区别，谁会相信他们间没有联系呢？
黄先生曾批评那些批评蒋的人以局部的真实遮盖了全局的真实。在他看来，国民党的腐败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抗战，不应该揭露这些事实，否则抗战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黄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难以服众的。别人只看见局部，难道黄先生就看见全局了吗？以笔者在第三节的分析，有无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关系。再者，在黄先生的笔下，因为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是由于士兵没有衣服、弹药而被迫横征暴敛。可惜的是，国民党官员是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不是用来改善士兵的待遇。因此，腐朽就是腐朽，而绝不是被迫腐朽，除非黄先生能拿出证据证明国民党官员拿的钱都用于补贴士兵。三是，黄先生的一切为了抗战的大局到底是在主张什么？为了抗战难道不应该奋勇杀敌，勤俭节约吗？贪污、受贿、勒索、横征暴敛是破坏抗战还是坚持抗战？黄先生的这番辩护真是越描越黑，给人的印象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时向中国人民呐喊：快把你们的金钱和女人送来，否则我就要投降日本了。现在的官僚用稳定来吓唬人，黄先生用抗战来吓唬人，他们的逻辑都是不管我有多坏，你都不许管我，否则我就要破罐子破摔，这样你就是破坏大局。真是异曲同工！可惜拉虎皮扯大旗的作风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很快就因腐败而亡国了。
如果在五百年以前，或许笔者会接受黄先生的观点原谅蒋介石，但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由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笔者只能将他归入暴君独裁者的行列。
五、黄仁宇先生的心理分析
黄先生在为蒋介石平反的时候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偏袒，和他在《万历十五年》中的公正大相径庭。我们承认为蒋介石辩护是一个学者的权利，黄先生也可以发表他对蒋的看法，但这种评价应遵循作者自己开出的标准一视同仁。所谓百花齐放，不过是每个学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标准，但一旦标准确定，作者也应该受自己列出的标准的限制，而不能任意评判。比如高个子的概念，总是仁者见仁，但当一个作者确定1米8是高个子的标准，该作者就不能再说1米78是高个子，1米82是矮个子。正如笔者上面所作的一些分析，黄先生根本就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蒋和他的政敌，也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国民党和清政府的关系。笔者对抗战作的分析思路完全是按照黄先生的教导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作的技术分析，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但和黄先生的观点却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很难想象《万历十五年》和《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出自一人之手，一个立论公正，不偏不倚，做到了一碗水端平，一个则牵强附会，什么有利就用什么，全然不考虑前后的逻辑一致问题。
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仅一句话，就将黄先生的公正置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笔者相信黄先生作学术的公正，但黄先生前半生一直是国民党的人，很难说这种经历没有对他的判断没有影响，也很难排除这种经历对黄先生潜意识的影响，以致影响到他公正的判断，毕竟否定蒋、否定国民党就是否定黄先生的前半生。当一个人心里很不愿意去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可以避免心理冲击的论断总会情不自禁的抓住，然后潜意识里会为这些论点来组织材料，将历史材料按照自己的倾向来排列。黄先生曾写道，他刚到美国时正值麦卡锡主义高潮刚过，左翼知识分子因受压抑无处发泄，对他这个刚来的国民党人便格外敌视，视之为法西斯小头目。黄先生一直很压抑，随着美国左翼思潮的衰退，黄先生才活跃起来，觉得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说明自己不是法西斯小头目了。虽非当局者，笔者读到这段亦可想象黄先生当时所受的刺激。现在黄先生尽力为蒋介石辩护未必不受这些经历的影响，谁愿意当个法西斯小头目，谁不愿意要证明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呢？看看那些永不言悔的红卫兵们，这种态度也是人之常情了。不过遗憾的是，蒋介石的统治确实是法西斯专制，黄先生也确实当过一阵法西斯小头目。
黄先生为蒋辩护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他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意让中国的历史被说成糟糕的历史，为此不惜损害学者的公正。黄先生曾质问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如果蒋错了，毛错了，那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岂不全错了，而这怎么可以呢？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公正的学者所言，我们怎么可以先判定中国这个时间的历史是对的然后再来加以证明。这同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不同，因为胡先生的假设可以求错，而在黄先生中国历史不能错的大帽子下求证还有什么意义呢？笔者刚从黄先生那里学会了少从道德的角度评判历史，现在来了一顶民族主义的超级大帽子，不知道黄先生到底要我们学他的哪种方法论。唯一可解释的就是黄先生笔下的道德仅指生活小节或一般的伦理，而民族、现代化对于黄先生来说还是至高无上的。黄先生恐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历史使命观比他反对的狭隘道德观更可怕。说句不客气的话，黄先生的此观点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承认了日本侵略过其他国家，日本民族就会被说成残忍的民族，由此决不能认错。如果我们宣布中国的历史不能错，那么为什么德国、日本的历史就应该有错？如果说我们无权对历史人物妄加评论，那我们对德、日批判的依据何在？如我们接受黄先生的观点，我们还有什么道义的理由要求日本批判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如果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位领导人才能保持民族的尊严，那么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为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又当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每个民族都会犯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从来也不会影响民族的伟大。如果不能面对历史，那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蒋介石犯下的罪行远不如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我们连这点小错误都不能承受，我们怎么又可以要求德意志、大和民族去承受比我们更大的痛苦？
俗谚云医生不给自己治病，信哉！关心则乱，再出色的学者也不能免俗。
黄仁宇先生已驾鹤西归，本不该影响黄先生的亡灵，然而笔者实在喜爱《万历十五年》，对黄先生也很佩服，突然读到黄先生关于蒋介石的评论，实在不能忍受。虽然文中对黄先生颇有不敬，却是所谓的“爱之深而责之切”。虽然黄先生不是一位能给自己看病的医生，但黄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大夫。再次感谢黄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启发，笔者终生受益。
蒋介石(历史)
蒋介石有没有历史功绩？
历史需要真实吗
蒋介石是太监吗？
蒋介石是太监吗
蒋介石有后代吗？
陈庚救过蒋介石吗
历史书上一直说蒋介石怎样怎样，他真的没为中国做一点贡献吗？
如果蒋介石汪精卫不叛变革命的话 中国革命还需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吗？
蒋介石发动内战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
有蒋介石的文章吗？
蒋介石是大奸大恶之人吗？？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事实上幸福吗?总觉得他们是政治婚姻,历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是"中美合作"
蒋介石有儿女吗?是谁>?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吗？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吗？
蒋介石家族现在有人从政吗？
蒋介石与冯玉祥结拜过兄弟吗？
孙中山和蒋介石是亲戚吗？
蒋介石和宋美龄生子女吗？
蒋介石和宋美龄生子女 吗？
蒋介石和周恩来会说粤语吗？
求 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尽量精练简短，100字左右）
请问蒋介石跟宋美龄还有那个吗。蒋介石到后来是不是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