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和谈 中国的道德困惑

走向日内瓦

新中国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的积极态度，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勇于承担援助亚洲革命运动历史责任的一种决心。特别是1950年10月出兵朝鲜后两个月左右，志愿军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长驱数百里，帮助朝鲜劳动党重新夺回北朝鲜，并最终在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附近站稳了脚跟，这件事更是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又多了几分蔑视。结果，在中、苏、朝三方当中，承担着最主要作战责任的中国一方，反而是最后一个赞同与美国停战妥协的。（杨奎松，第12章）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急剧转变，再加上北朝鲜也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中国政府虽然在战俘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考虑到这种情况也采取了妥协的方针。7月，朝鲜战争在经过长达两年左右打打谈谈的局面之后，终于实现了停战。朝鲜停战，特别是苏联高层态度的转变，预示着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随着这一事态而开始转向缓和。经历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和紧张之后，受到苏共中央支持和主导的这种缓和政策也逐渐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明显地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共党内这时倡导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明确提出：尽管两大阵营的对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会发生。"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当前，"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周恩来年谱，第305页）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美国人交手，也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结果鼓舞人心，但党内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经验明显地不足以应付美国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机器，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国不仅要付出比美国大得多的牺牲，而且还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有效地保持与美国在战场上进行长时间军事较量的能力。这样一种事实也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2％是军费，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1952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据说，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100亿美元。（力平，第261页；姚旭，1980年第5期）尽管1952年周恩来率团访苏时已着重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及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具体的援建项目还难以完全落实。包括毛泽东1950年初在苏联访问时签订的3亿美元贷款，和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苏联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用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部队的装备更新上。因此，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特别是这一年6月15日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朝鲜划界停战，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说也是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乐于看到的一种战略选择。

朝鲜停战了，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很快就开始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同朝鲜战争一样，印度支那战争事实上也已成为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战争热点。还在1950年，法国恢复在越南的统治就得到了美国某种程度的公开支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一年5月11日曾专门发表声明，扬言为阻遏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将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此后，尽管朝鲜战争极大地牵制着美国的力量，但它仍旧一直在从外交上和物质上帮助法国进行战争。从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国政府仅计划中要提供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战场的援助数额，就高达20多亿美元。（雷英夫，第57页）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必然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中国与美国在印度支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对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危险性的估计，无疑是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政策考虑的主要出发点。在刚刚结束朝鲜战争之后，再在印度支那同美、法等国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较量，显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期望的。当年出兵抗美援朝，就曾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即使是高度重视国际主义，力主出兵的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而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如果再度直接在印度支那与美国发生战争，不仅朝鲜停战所形成的有利于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将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而且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条件也与在朝鲜作战的条件大相径庭。当年之所以必须出兵朝鲜，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都在东北三省，让美国骑到鸭绿江边来，东北地区将永无宁日。而之所以可以出兵朝鲜，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因为朝鲜距离中国的工业基地和军事援助的提供国苏联近在咫尺，足以保证战争所需物资和装备的及时供应。在印度支那作战则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不仅外部的威胁没有那样严重，而且在整个南部交通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要想跨越整个中国，将战争所需的物资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南疆，也过于困难。更何况印度支那的地形地貌也不适于大兵团作战。注意到这些因素，当苏联政府提出在印度支那也照朝鲜一样划界停战的设想后，中共多数领导人自然很快趋向于支持和平的选择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时候，恰好大多数的法国人也希望停战。连续六年多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法国青年的生命，却眼睁睁地看着越南独立同盟的力量日渐强大，消灭胡志明政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再加上朝鲜又实现了停战，法国国内民众的厌战心理自然与日俱增。对此，越南党也相当了解。尽管他们与中国和苏联对和平条件的估计还不尽相同，但胡志明在得到苏联方面的建议后，也很快于1953年11月公开发表谈话做出了响应。（胡志明选集，第2集，第263页）

在得到中、越两党的同意之后，1954年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美、英、法、苏四国召开的柏林外长会议上提出了缓和国际局势并讨论采取有关措施问题的提议，其中就包括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问题。由于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响应，在2月19日外长会议结束的时候，四国外长一致声明同意两个月后召开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在印度支那停战的问题。（贝尔，第23、178页）得到这一消息后，周恩来明确认为：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不仅应该积极参与，而且还要争取在日内瓦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争取南北以16°线为界实现停战，通过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促使法军撤出，反对美国干涉，努力使胡志明政府成为全越南人民选举出来的惟一合法政府。即使在会议上达不成任何协议，也要使这种和平谈判不致完全中断，争取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和法美之间的矛盾。其次就是要争取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乘机加强自身的外交和国际活动，分化帝国主义阵营，破坏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在3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批准。（周恩来年谱，第355-356页；李连庆，第7-11页）

印度支那这时的军事形势明显地对越、老、柬三方有利。还在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就根据所获得的法国印支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的军事计划，向越方提出了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老挝）北部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柬埔寨），威胁西贡的战略方针。中国军事顾问团并据此制定了以夺取整个西北地区为目标的冬季作战计划。纳瓦尔显然也意识到越南西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因而不惜孤注一掷突然派6个营空降到越南西北靠近老挝边境的战略要地奠边府，进而陆续增加兵力，开辟机场，构筑工事，囤积军事物资，构成坚固防御的集团据点群，同时增兵上寮，派6个营窜占孟溪、孟夸等地，建立起连结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法军的这一行动正好为集中力量准备西北作战的越南人民军提供了一个歼敌的机会。中越双方迅速商定了奠边府战役计划，并毫不迟疑地将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人民军榴弹、高炮部队，连同人民军原有炮兵、工兵部队，陆续调往奠边府周围。与此同时，人民军其他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大举南进。到2月中旬，人民军向上、中、下寮和西北部的攻势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打通印度支那南北战略交通线的计划，并控制了越南通向老挝和柬埔寨的6、7、8、9、12、19号等六条东西向公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战略交通线大多被切断，这样一来，其在奠边府投入的大量兵力，不可避免地成了瓮中之鳖。

积极的打是为了争取和。越是临近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张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方针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提出来的。（徐焰，第243-244页）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专门打电报给在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要求顾问团和人民军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第88-99页；周恩来年谱，第358页）实施奠边府战役的问题于是被提上日程。

奠边府战役对于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外交主动权，迫使法国政府同意划界停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月13日，战役打响。中共中央军委密切关注，随时帮助人民军解决各种问题，包括调派工兵干部赶赴前线，帮助挖暗壕用炸药摧毁敌军据点，临时增援一个火箭炮团共24个炮营以及调集大批汽车帮助运送战役所需的大量弹药、器材和粮食等。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非打痛法国人不能解决问题。越南人民军不仅必须准备拿下奠边府，迅速占领老挝琅勃拉邦，而且要准备日内瓦会议万一没有结果，好夺取河内，进攻西贡，解放整个印度支那。（毛泽东文稿，第474-475页）

当然，要打痛法国人，又要不使法国倒向主战的美国一边，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在4月19日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当天，他就特地接见了一直在中、美、英之间传递讯息的印度大使，要他"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末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末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年谱，第360-361页）注意到美国的危险作用，毛泽东告诫军委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即使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他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文稿，第480、509页）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达到了牵制美国、中立法国、达成妥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