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者：黄心川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佛教产生的时代，正是印度乃至世界宗教哲学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出现了春秋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希腊，诡辩派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活动。这些运动虽然是平行发展的，但也可以找出蛛丝马迹的联系。

　　公元前2000年中叶，雅利安人由中亚经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涌入印度河上流旁遮普（五河）地方，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又由印度河向东推移至恒河、朱木那河一带地区，恒河流域从此就成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当时西北印度和中印度生产力已有相当的提高，人们较普遍地使用了铁器，农业占有主导地位，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分工日益精细。早期佛经提到的有陶工、金匠、锻冶工等等以及他们在王舍城所组织的十个行会。另外，商业也有巨大的发展，据《本生经》载，当时商人已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传说佛陀在作沉思的一条大街上就有500辆大车通过。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已普遍使用金属货币，连一只耗子的价格也用钱币来计算。这些货币由商人发行，并打上标记。贸易的范围东北达缅甸，西北达波斯、阿拉伯等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批城镇开始营造起来，并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了最初的、统一的奴隶制的国家。据佛教、耆那教经典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时，由喀布尔流域到哥达瓦里河岸存在着16个国世界十大宗教第八章佛教家，其中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阿槃提和跋耆四国，这些国家有的是君主政体的，有的则是共和形式的贵族寡头统治的，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部族或部落组织，其中重要的有释迦、摩罗和梨车毗等。

　　在佛教产生以前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就已确立了，当时种姓或瓦尔那有4种：①婆罗门即祭司，是精神生活的指导者，享有社会和政治的特权，被尊为“人间之神”；②刹帝利即武士贵族，世俗权力的执行者，被视为人民的保护者；③吠舍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是社会的生产者和流通者，但担负着纳税的义务；④首陀罗，即非雅利安族的奴隶，是为上面三个种姓的服务者。瓦尔那在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范（“法”）。在佛教兴起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制国家的出现，这种瓦尔那制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婆罗门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以祭祀为职业的祭司贵族集团，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不是靠所谓“布施”而是靠剥削奴隶来维持生活。刹帝利是当时新兴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从他们那里选出了罗（王），刹帝利在建立和管理国家中要求加强自己的权利以及扩大自己的剥削对象，因此，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与婆罗门发生了矛盾。他们不承认婆罗门的至高统治，但是婆罗门和刹帝利都属奴隶主的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利益也有着基本一致的方面，特别是在他们与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斗争中，刹帝利不能不与婆罗门建立政治——精神的联盟。吠舍是当时分化得最为厉害的一个种姓，其中有一小部分已上升为舍地（富商）或富有的伽哈帕蒂（自耕农），厕身于统治阶级之列。早期佛典常常谈到城市中的富有商人——舍地，他们执掌行会，管理贸易与工业，拥有巨大的财产，受到国王或刹帝利的尊敬，也提到农村中的伽哈帕蒂（家主、自耕农）的富有情况，例如著名的伽哈帕蒂孟达卡曾为王室的军队支付薪饷，并作为施主组织了1250名牧人为佛陀及其僧团服务。但这个种姓中的极大部分人还是农奴、佃户和城市穷苦的手工业者。首陀罗是当时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阶级，他们被剥夺了一切享受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奴隶主可以任意宰割和奴役他们。此外，在种姓以外，还有贱民的存在，他们大部分是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土著居民，主要以捕猎野兽、野禽为生，文化比较落后。

　　佛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当时社会变化的反映。

第二节 沙门思潮的兴起

　　在佛教兴起时期，婆罗门教已呈现衰颓的趋势。在婆罗门教的衰落过程中，沙门思潮应时而起，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等等的通称。据耆那教经典说这种思潮有“三百六十三见”，佛教也说有“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外见”或者概括为“十沙门团”和“六师”。这都是形容思潮的繁多，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多的数目。与佛陀同时代的沙门思潮主要有5个派别，即顺世论、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邪命外道）和不可知论。现简述如下：

　　（1）顺世论，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的派别，渊源很早。其先驱者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意为“发褐”）。顺世论宣称：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素（大）是地、水、风、火四大。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都是由“四大”和合而生。认为物质原素是不断运动的，具有内在的力量，从而否定了神和其他的原因。顺世论在社会伦理方面主张种姓平等，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指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在今生。因此佛教称他们为“现世涅槃论”。这个派别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在广大人民中流行。

　　（2）耆那教，耆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与佛陀同时代的筏驮摩那，号称大雄。大雄建立了一套修持的理论和实践，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代十分活跃，它一方面反对婆罗门教，另一方面与佛教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详见本书耆那教章）

　　（3）生活派，生活派的梵文Ajīvika原意为“严格遵守生活法的规定者”，汉译佛经称为邪命外道。相传为末伽黎?俱舍罗所创，据后来南印度发现的碑文记载，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中的婆浮陀?伽旃那和富兰那?迦叶也归入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期，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卫城和补罗沙城等地组织过独立的僧团，拥有自己的寺庙，过着极为严格的戒律生活。生活派宣称：宇宙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是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各种原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关系的结合；在社会道德观方面提出了一种宿命论的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命运支配着的，在命运的锁链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派别在印度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时很流行，以后在南印度又和耆那教、印度民间信仰相结合，直至15世纪才销声匿迹。

　　（4）不可知论派，以佛陀同时代的散惹耶?毗多梨子为代表。据佛经记载，在佛教兴起时，散惹耶也组织过自己的僧团，有弟子250人，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犍连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门徒，后皈依佛教，因此散惹耶气愤而死。散惹耶宣传一种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遽然断言的。例如我们对于来世化生、因果报应、罪恶是非、如来（人格化的修行完善者）可以说有（S是P），可以说无（S不是P），可以说亦有亦无（S是P亦不是P），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S不是P亦不是非P）。散惹耶这种理论被佛教徒称为“难以捕捉的鳝鱼学说”玄奘译为“不死矫乱论”。。不可知论作为一个派别在佛教兴起以后就销声匿迹，但它的思想对后世一直有影响。

　　上述沙门思潮，虽然各有所标榜，但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精神统治方面则是一致的。在世界观方面则集中反对梵天创世说，从而提出了自然因说（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质原因构成的）、偶然因说（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构成的）、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宿作因说、生类因说（世界的各种事物以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都是先天命定的），这些学说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从自然或现实出发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规律比神的创造更为重要，来源于实践的人的知觉、经验比吠陀天启更有效。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反对祭司的精神统治和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反对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屠杀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但是这些派别也有着很多时代的局限，他们中除顺世论外一般都相信业报轮回，有的还陷入诡辩、不可知论或宿命论，有的实行极端的苦行主义或享乐主义，甚至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走向极端，否定一切，抹杀是非界限。沙门思潮无疑地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武士贵族、商业富有者和城市居民的思想和倾向。

　　佛教也是沙门思潮之一，但是佛教在公元前6~前5世纪兴起时并不像佛教经典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派别，早期耆那教的文献中并没有注意它。当时在新兴的思想界中最有影响的是生活派、顺世论，其次是耆那教、佛教和不可知论派等。

第三节 释迦牟尼的生平

　　佛教的创始人相传为悉达多?乔答摩。关于他的生平和历史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上世纪欧洲学术界争论有关基督教创始人耶稣是否历史人物时，有人也提出了对释迦牟尼的怀疑，所持的理由是：佛陀的出身、成道、游化等等事迹在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史料中都可找到蛛丝马迹，佛陀的形象是和婆罗门教的圣人、耆那教的祖师出于同一个模型。有人还认为佛陀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虚构的形象。例如法国的孙乃尔特认为，在佛陀的神话中反映了早上出生，白天遨游天空，晚上消逝的太阳观点。目前印度、中国留下来的大量有关佛陀的传记资料虽然充满着很多荒诞无稽的内容，但是根据早期佛经合乎自然的记录和在尼泊尔等地出土的佛陀遗骇、文物来看，我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佛陀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现将他的生平概述如下：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成就者），母姓乔答摩（瞿昙），族姓释迦。释迦牟尼是成道后的称号，意为“释迦族中的圣人”。释迦牟尼还常常被简称为佛陀，意为“觉者”或“觉悟真理的人”。佛陀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即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边境接近的提罗拉科特，相传他是古印度甘蔗玉族的后裔，属刹帝利种姓，父名首图驮那（净饭王）是迦毗罗卫的君主；母名摩耶（幻化）是与迦毗罗卫隔河相望的天臂城善觉王的长女。关于佛陀的生卒年月，南北传佛教中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按照我国南齐所译《善见毗婆娑律》末尾师徒相传的“众圣点记”说法，佛陀应逝世于公元前485年（周敬王35年），他比孔子早死6年，佛陀活了80岁，由此上推，生年为公元前565年。也有人根据阿育王即位的年代上溯116年，定为公元前466~前386年或公元前463~前383年之间。东南亚佛教国家则据《缅甸佛传》等推算，佛陀诞生于公元前624年，卒于公元前544（545）年。此说现已为世界大部分佛教徒所采纳。据佛教传说，佛陀在出生7天后即丧母，由他的姨母摩诃波婆提抚养长大，幼时受过婆罗门的教育，过着十分奢侈的宫廷生活，16岁与耶舍驮罗结婚，生一子名罗喉罗。佛陀在29岁时出家修行。关于佛陀出家的原因，一般认为他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寻求精神的解脱，但也有史料说明，他的出家是和他国家所处的环境有关，当时释迦族正处于拘萨罗国的威胁之下，旦夕有被毁灭的可能，佛陀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因而出走了事。佛陀出家后先至当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摩揭陀国，跟随数论派的先驱者阿逻罗?迦罗摩及郁陀迦?罗摩子修习禅定，但是阿逻罗等的忘我修行，不能满足佛陀精神上的要求，因此，他又到尼连禅河旁伽山深林处从事苦行的修练，前后达6年之久，可是长期的苦修，仍没有解决他精神上的饥渴。此后，佛陀又到菩提伽耶著名的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沉思人生的真谛，据说终于觉悟成道，时年35岁。释迦牟尼成道后开始了长达45年的说教生涯，传教的范围主要是在中印度恒河流域各地，东至伽贾加拉，南至菩提伽耶的南面萨特普拉山脉以及朱木那河以南地区，西北至俱卢国的卡玛萨达姆，北至喜马拉雅山麓。佛陀晚年安居于王舍城附近，因误食毒物，死于拘尸那迦城。

　　佛陀在传教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佛教僧团组织——僧伽。一般认为在鹿野苑为憍陈如等5人说教是为僧伽的开始。佛陀提倡种姓和男女平等的原则，因此在他的僧伽中既有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婆罗门等，也有理发匠、贱民和妓女等，但主要的构成成分还是乡镇的商人和城市的居民，后来，为了纯洁僧伽内部，避免与世俗统治者的冲突又规定奴隶、负债者、杀人犯、未悔悟的盗贼、年不满20者等等均不能加入僧伽。

第四节 基本教理的确立与发展(1)

　　原始佛教佛陀及其直传弟子宣传的佛教称为原始佛教。它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说、缘起说、五蕴说和无常、无我说。

　　四谛说严格说来是佛陀的社会伦理观。四谛即苦、集、灭、道4个真理。苦谛是说现实生活中充满着种种痛苦的现象。他把苦分为8种，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和不爱的事物或人会合的痛苦）、爱别离苦（和可爱的事物或人离别的痛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一切身心的痛苦）；集谛表示造成种种痛苦的原因和根据；灭谛是说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涅槃）；道谛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遵循的方法和道路。实现这样的道路有8种，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确的精神集中）。佛陀这个四谛说借鉴于古代印度治病的“四诀”，即善知病、知病源、知对治、知治方。从佛陀开出治疗社会大病的药方中可以看出：第一个、第二个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出了在早期奴隶主统治下人民群众在社会和自然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第三、第四个真理所提出的消灭痛苦的号召和具体途径，是想把苦难的解决求诸于人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认为改变了人的主观意识就可改变客观的物质环境，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缘起说是原始佛教的哲学基础。佛教否认婆罗门教的创世说，同时也批判了沙门思潮中其他派别的世界观，提出了缘起说。所谓“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各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或条件，离开了关系或条件，就没有任何事物的生灭变化，这正如佛教所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原始佛教用这个缘起说观察人生，把人生分为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12个环节，即无知（无明）引起了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了构成身体精神（名）和肉体（色），有了精神和肉体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6种感觉器官（六入），有了感觉器官也就引起了与外界事物的接触（触），由触引起了感受（受），由感受引起了贪爱（爱），有了贪爱就有了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着（取），由取着引起了生存的环境（有），有了生存的环境就有了生，有了生也就有老死。这是佛教的12因缘说，它的中心内容是说：人生的痛苦是由无知所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知才能获得解脱，后来，小乘佛教又把12因缘与轮回说教结合起来，提出所谓“三世两重因果说”。

　　五蕴说是佛教对宇宙万有所作的说明。他们把世界分成五蕴（蕴是“积聚”、“堆”的意思），即色蕴（物质现象）、受蕴（感觉）、想蕴（知觉或表象作用）、行蕴（意志）、识蕴（意识或认识作用）。在色蕴中包括着四大（地、水、风、火四大原素）和由四大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觉的对象（色、声、香、味、触），这五蕴在相互集合中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原始佛教的世界观具有多元论的色彩。

　　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缘而起，生灭变化的，因之反对婆罗门所宣称世界终极的原因——我或灵魂。他们断言，对客观世界来说，不存在一个创世者，对个体的人来说也不存在一个起主宰作用的我或灵魂。佛教在表面上反对我或灵魂，但又赞同婆罗门教的轮回业报理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现世的一切是取决于他过去所作的行为，“行善者成善，行恶者得恶”，只有通过在佛教指导下的严格修行，才能摆脱轮回的锁链。为此，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有轮回的主体，后来的部派佛教也就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剧烈的争论。

　　部派佛教公元前4~前3世纪印度出现了空前强大繁荣的帝国——孔雀王朝，在孔雀王朝著名的君主阿育王的扶持下，佛教从恒河流域传到了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及周围的一些国家。孔雀王朝历138年被推翻，建立了巽伽王朝（公元前180年左右），巽伽王朝统治者拥护婆罗门教。以后又有很多异族的入侵，随着印度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婆罗门教和佛教有所接触，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与此同时，佛教传入各地后，不得不适应当地的情况而有所变化，因而在佛教中出现了以地区为特色的分派现象。统一佛教的分裂一般认为在佛陀逝世后100年左右的第二次结集（毗舍梨结集）时，开始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以后又从这两个根本部中分裂出18部或20部。 关于分裂的次序、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在公元前2～前1世纪左右上座部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地段即喜马拉雅山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有部后来又分出犊子部、化地部，最后分出经量部；大众部先分出一说部、出世部和鸡胤部，后又分出多闻部、说假部，再分出制多山部、西山部、北山部等。分裂的原因据南传《岛史》、《大史》等的记载，主要是东方跋耆族比丘和以耶舍为首的西部长老发生了关于戒律“十事”的争论，在“十事”中最主要焦点是关于比丘能否接受金银钱财的问题；据北传《异部宗轮论》等记载，有一个名叫大天的比丘与当地长老们发生了“五事”之争，大天认为，佛教徒修行证得的果位——阿罗汉仍有五种局限（有生理欲望、为无明所覆盖、对教理和戒律等的存疑等），因之，还要进一步修“佛”的究竟位，而长老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佛教徒这种对戒律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概括为十个：“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中介的主体——引者注）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心性是否不净？未受业报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有无人我（灵魂）？”。这些问题在不同部派佛教中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并展开了剧烈的争论。有些派别认为世界是一种幻有或真空，主张“心性本净”和“一心相续”，肯定“中阴”和“人我”的存在，这实际上已改变了原始佛教主张无我、无常的性质，为大乘佛教的建立作好了思想准备。

　　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这相当于印度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商品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富裕的商人（如佛经提到的维摩居士等），在商业和高利贷的影响下，农村公社的成员迅速分化，越来越多的自由公社成员沦为封建地主的佃农或者卖身为家务奴隶。这是大乘兴起的社会背景，也是它的群众基础。

　　大乘佛教的兴起除上述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外，还有着佛教自身内部的原因。在部派佛教时期，很多部派佛教建立了自己的僧团，这些教团的僧侣们在统治阶级的优渥礼待下，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专门从事经典的编纂和佛教玄学的思考，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生活和世俗活动，因而激起了一部分有改革思想的僧侣和在家佛教徒的不满。他们企图在佛教中寻求新的思想、信仰，从而出现了修大乘“菩萨道”的菩萨众（菩萨集团）并蔚成了大乘运动，参加菩萨集团的除一些有改革思想的僧侣外，大部分是在家的佛教徒。他们膜拜佛陀偶像，敬礼佛塔，巡视佛迹，诵经说法，行咏梵呗，用譬喻、本生、佛传、戏曲等形式宣传菩萨成道思想，并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编集和制作了大量的经典，最初有般若经典，以后又有净土经典、华严经典、法华经典等等。

　　大乘兴起以后，把部派佛教贬低为小乘，“乘”有“运载”或“道路”的意思。在大乘看来，小乘是“小道”。大乘和小乘在佛教理论与修持实践方面都有重要区别。在理论方面，小乘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大乘则主张“我法两空”；在实践方面，小乘各部派或多或少地认为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大乘则把佛陀渲染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是人们无限崇拜的对象；在修持的行径和最终目的方面，小乘主张求取阿罗汉果，即要求达到自我解脱。大乘认为小乘的目标太低，主张进取佛果，能够成佛。因此在修持的内容和方法上，小乘主修戒、定、慧，大乘兼修普渡众生的六波罗密（到达彼岸世界的六种道路）即布施、守戒、忍辱、精进、坐禅、智慧。所谓小乘重在利己，大乘强调利他。

　　大乘主要的派别有二：中观派或空宗，瑜伽行派或有宗。

　　中观派最早的阐述者和奠基人是2、3世纪的龙树和他的弟子提婆。龙树著有《中观论》等大批著作。中观派发挥了大乘初期《般若经》中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我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法在内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因缘），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各相（假名），它们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无自性）。所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在他们看来，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缘关系，破除了执着名相的边见，才能证悟最高的真理——空或中道。中观派为了沟通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关系，还提出了真、俗二谛说。宣称，对一般覆盖无明的俗人来说，应该承认经验或现象世界的存在；但是对于已经消除无明，洞察真理的人来说，经验或现象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表现，一种执着遍见的名相，应该承认最高的真理是空或中道。
中观派在6世纪以后分成应成派（归谬论法派）和自续派（独立论证派）两派。前者以佛护等人为代表，继承龙树“破而不立”、“是遮非表”的传统，在他们看来，不但对空有而且对空的认识本身也要加以排除（“非唯空有，亦复空空”）；后者以清辨为代表，主张用逻辑的推论形式积极地表示空，空不是意味着否定一切，而是修持者在禅思中能够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

　　瑜伽行派兴起于公元4~5世纪，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而得名。瑜伽行派的奠基人是无著（无着，约公元395~470年）和世亲（公元400~480年），这一派的主要经典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

　　瑜伽行派反对中观派一切皆空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空有结合起来，因之肯定了识的存在。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精神的总体——识所变现出来的。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按识的变现和作用可分为三类八识：（1）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它们主要的职能是起了别和认识的作用，前六识都以各自相应的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心脏）为其活动的根据，并以相应的、幻现的外境（色、身、香、味、触、法）法有存在、事物等等意思。为其认识的对象；（2）第七识——末那识，它的职能是起思维度量的作用。末那识是前六识和第八识，即阿赖耶识的中介，它以阿赖耶识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认识对象。由于末那识的活动伴随有四种根本烦恼，从而使人们陷于痛苦和生死轮回；（3）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阿赖耶识是前七识的共同根据，宇宙万有的根源。它的本相有三个方面：①能藏，即阿赖耶识能摄持和保存一切“种子”（“潜在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在时机成熟时能生出宇宙万有（“种子生现行”），宇宙万有也可发生（“熏习”）新的宇宙万有的潜在能力或状态（“现行熏种子”），这种势如暴流永恒不断的因果变化，也就是人间苦海的无限变化过程；②所藏，即生起宇宙万有潜在力的所藏处；③我爱执藏，阿赖耶识原非自我（灵魂）而是识的流转，但第七识妄执为永恒主宰的灵魂，因此被称为我爱执藏，这个我（灵魂）也就是轮回果报的精神实体。

　　瑜伽行派对于识所变现的宇宙万有进行了繁琐的分类，把宇宙万有分为“五位百法”，五位是心法（精神现象）、心所有法（心的随属现象或作用）、色法（物质现象）、不相应行法（非精神非物质的现象）、无为法（不生不灭的现象），并把每一位分为若干法（存在），总计为百法，即百种存在，瑜伽行派这种分类无非是要论证一切现象都是识的变现。

　　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约公元410~479年）和火辨（约公元410~490年）两家。亲胜一系有德慧（约公元440~520年）和安慧（约公元475~555年）等人，史家称为前期瑜伽行派或无相唯识派；火辨一系有陈那（约公元440~520年）、护法（公元536~610年）、法称（公元643~673年）等人，陈那特别注意因明的研究，著有《因明正理门论》等，是后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识派的先驱者，陈那的学说后来又被法称所发挥。迨7、8世纪印度佛教中的密教兴起后，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开始接近起来，逐渐融合为瑜伽行中观派或中观瑜伽行派。

　　密教公元6、7世纪，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了很多封建的小国。印度教在广大地区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佛教和印度教相互影响，在佛教中出现了密教的派别。密教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

　　印度的咒术密法是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在吠陀时期就已能见到。佛陀在创立佛教时对于这些咒术密法采取排斥的态度，称之为“畜牲学”，甚至规定他的弟子实行咒术就算违了佛戒，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所遵守，在部派佛教及大乘初期、中期佛教中都可以看到咒术、密仪的采用，但这些还是属于附带的东西。密教在7世纪中叶成为有组织的信仰后，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出现过不同的派别。我国传统把《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出现以前的密教思想和实践称为“杂密”，以后称为“纯密”。密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思想系统开始出现于《大日经》，一般认为该经产生于7世纪上叶的西南印度。《大日经》崇拜大日如来（大毘庐遮那，意为“伟大太阳的光辉”），大日如来是佛身种种的显现，是一切“智慧中之智慧”，另外，根据《大日经》等还建立了一套繁琐的、秘仪的实践体系。以《大日经》等为主的思想和实践常常被称为右道密教。在《大日经》稍后又出现了《金刚顶经》，《金刚顶经》产生于7世纪末的东南印度。  该经以大日如来为受用身，渲染人们在心作观想时依次出现的“五相”可以成正觉，由修行所达到的坚实境界——金刚三昧生种种智慧。它是以瑜伽秘仪为中心的一大体系。在《金刚顶经》的实践中还吸收了印度教的性力崇拜和大乐思想，因此被称为左道密教。在《金刚顶经》出现以后，密教开始被称为金刚乘。在11、12世纪印度波罗王朝统治时期，从金刚乘中又分出一个支派，称俱生乘或易行乘，这派提倡崇拜导师，用短歌（多诃）传教，宣传纵欲，其末流所趋淫秽不堪。在11世纪初，西亚突厥系的伊斯兰军侵入印度次大陆后，佛教徒、印度教徒为了应付共同的敌人建立了时轮教，制作了《时轮经》。“时轮”的意思是“时间终极的存在”，它们譬喻现实的存在像时间的车轮一样，攸忽即逝，只有信仰宇宙的本初存在或本初佛才能从迷妄的世界中解脱出来。时轮教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使之成为纯然一神论的宗教，随着伊斯兰军的节节胜利，佛教也就从印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第五节 在世界各地的传播(1)

　　释迦牟尼在世时佛教传播的地区主要是在恒河中部流域，特别是几个新兴的大城市周围。在佛陀逝世后，他的直属弟子把佛教推广到了东部的恒河流域下游，南部的高达维利河畔，西部的阿拉伯海岸，北部的泰义尸罗地区。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次大陆毗邻的地区发展，东至缅甸，南及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贵霜王朝兴起后又传至伊朗、中央各地，复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等国。

　　（一）南传佛教佛教传入亚洲各地，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向首先传入斯里兰卡，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复经上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省的傣、崩龙（现称德昂）、布朗等少数民族地区。这条路线所传的佛教主要是印度上座部佛教，信奉巴利文佛经，因之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据说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晒陀去锡兰传教，受到锡兰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的欢迎，他在首都阿努罗达普罗创建了大寺派，用当地的文字记录了口传的佛教经典。公元前后，锡兰的长老和印度僧人法喜在无畏山又建立了无畏山寺派。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复于祗多林寺创建了祗多林派（亦称海派）。在4、5世纪左右，上述三派并行不悖。5世纪前半期，印度僧人佛音（觉音）由印度来到锡兰，他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改写成巴利文并详加疏解，又编著《清净道论》等阐述佛教基本教义，使上座部佛教开始体系化。6世纪末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濒于衰落的大寺派势力再度复兴。7世纪时，据我国玄奘听闻的记录，斯里兰卡的佛教已处于十分萧条的状态。8世纪左右，以无畏山寺为中心的密教开始盛行。长期在我国传教的金刚智、不空等曾去斯里兰卡学习和弘传密乘。10～11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因南印度泰米尔族人的侵入，佛教受到弹压。11世纪下半叶维耶巴忽王一世即位后，曾遣使去缅甸迎接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但在13世纪以后迭受泰米尔族人的入侵，伊斯兰教的传播和葡萄牙人的占领，佛教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16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王室再次派人去缅甸和暹罗迎请佛法，使上座部佛教得以复苏。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一场佛教的复兴和改革运动，达磨波罗在科伦坡和印度菩提伽耶等地建立了大菩提会，保护佛教遗迹，编纂巴利文经典，推动了南亚次大陆现代佛教的发展。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一直奉行维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斯里兰卡人中约有74%是僧伽罗人，而僧伽罗人中佛教徒约占94%，分属暹罗、上缅甸和下缅甸三个派别，全国有寺庙5602座，僧侣约2万人。

　　缅甸据说在印度阿育王统治时即派人去金地国传教，但金地究在何处？在学者中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金地即是今下缅甸的塔通地区。纪元前后东南印度的海路交通来往十分频繁，缅甸最初的佛教大概是由海路输入的。在5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都很流行。8、9世纪大乘佛教与印度教密教特别是性力崇拜在缅甸一度隆起，在民间颇有影响。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的阿努罗陀王统一缅甸后，从斯里兰卡引入了上座部佛教，用缅文拼写了巴利文的三藏典籍，排斥密教，使缅甸开始成为清一色的上座部佛教国家。蒲甘王朝诸王都热心扶持佛教，建立了大批佛寺、佛塔，因此被称为“建寺王朝”。13世纪蒲甘王朝在蒙古军侵入后被消灭，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北两王朝都信奉佛教，佛教仍然十分繁荣，缅甸著名的佛塔如瑞海宫金塔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15世纪白古王朝的达磨悉提王统治时曾派遣僧侣去锡兰学习戒律和授戒仪式，对佛教内部进行了整顿。16世纪初东吁王朝统一南北后也扶持佛教，东吁第二代国王莽应龙于1557年曾铸造一口传世的大钟，这钟的铭文用巴利文、缅甸文和文写作。18世纪以后雍籍牙王朝的统治者孟驳王、孟云王等都信奉佛教，他们建筑了多座佛塔，修建了大金寺塔，搜集佚遗的佛教碑文，使佛教信仰深入民间。1868~1871年阿罗乌巴耶的明顿王在新都曼德勒召开了有全国高僧参加的第五次结集，重新编纂和修订了巴利语三藏，并把全部经典刻在729块石碑上，以志永存。在19世纪后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独立为止的英国统治年代中，佛教仍坚持着自己的传统，成为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精神的指导力量，很多佛教徒组织了政治团体，参与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缅甸独立后于1954~1956年举行了有亚洲各国佛教代表2500人参加的第六次结集，会上根据各种版本和缅甸第五次结集的成果，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了严密的校勘，编成了新的巴利三藏。1961年10月在吴努执政时，曾宣布佛教为国教，但翌年4月即取消。目前全国有佛教徒2500万，占总人口?80％，占缅族人口的95％，僧侣约10万人，寺院2万座。 主要教派有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善法派是缅甸最古老和最大的派别，全国85％僧侣属这个派别，持戒比较宽弛，允许僧侣抽烟、嚼槟榔、穿鞋带帽，可以接纳施舍财物；瑞琴派是从善法派中分离出来的一派，19世纪创建于瑞琴地区，这派反对崇拜佛陀偶象，在仪式上不使用吹打乐器，组织比较严密，要求比丘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也不能犯戒。门派在1855年建立于兴实塔奥波地区。它根据佛教三行教义（身行、语行、意行）提出三门教义（身门、语门、行门），强调“门”（目标）高于“行”（行为），故称门派。这派持戒十分严格，保持了原始佛教的风貌，目前只有比丘3000~5000人。

　　泰国古称暹罗。据传13世纪中叶由中国云南一带南迁的泰族人在湄南河上游素可泰建立过独立的部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信仰大乘佛教。迄第三代国王拉玛甘亨统治时，由于素可泰王朝与南缅甸的联盟，南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泰国，此后，在统治者的护持下，建立了僧阶制度，加强了管理，佛教信仰深入民间。1361年在素可泰王朝第五代国王昙摩罗?黎泰统治时又从锡兰迎请高僧，传播上座部的戒律和仪式，用上座部佛教统一和代替了当时正在盛行的、与大乘佛教相结合的密教。从此，泰国的佛教开始分为城市的说教派和山林的习禅派。

　　14世纪中叶，罗摩蒂菩提一世在湄公河下游的阿瑜陀耶崛起，逐步征服了柬埔寨，并攻掠了素可泰王朝统治的部分地区，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阿瑜陀耶诸王都信奉佛教，他们一方面把锡兰上座部的佛教输入柬埔寨，另一方面又帮助锡兰振兴已经衰替的佛教。1753年泰王波隆摩罗应锡兰卡揭蒂室利罗辛哈王的请求，曾派遣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高僧去锡兰布教，并建立僧团，斯里兰卡到现在还留有一部分是属于优波离的宗派，俗称暹罗宗。

　　1767年阿瑜陀耶王朝为缅军所灭，暹罗名将华裔郑信（又译郑昭）率军光复了暹罗国土，翌年在曼谷加冕为泰王，后被弑，由泰族名将帕耶却克里继位，号称拉玛一世，他所继承的王朝称为曼谷王朝，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拉玛一世在1788年曾召开佛教会议，聘请260名高僧校订三藏并编辑了巴利语词典。拉玛四世（1851~1868）执政时，对佛教进行了改革。由于对改革有不同的主张，在僧团内部出现了一部分参加改革的“正法派”（“法相应部”）和未参加改革的“大众派”（“大部”），这两派都保存到现在，仍然是当前泰国佛教的主要派别。拉玛五世（1868~1910）在位时曾让高僧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言的写本并进行校勘，于1894年刊行正藏，继起的拉玛六世和拉玛七世完成了这一事业，从1919年到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典籍。泰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5％，有僧侣26万人，寺院25688座（其中正法派1054座，大众派24634座），佛塔10万座以上，平均每个村庄有寺庙1座。

　　此外，在泰国华侨和华裔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大乘佛教，自称属于律宗法系，目前有华僧几百人，寺庙30座。

　　柬埔寨公元3~6世纪末的柬埔寨称为扶南。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和柬埔寨发现的铭刻所知，扶南国盛行印度教和佛教。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国已不可考。公元503年扶南僧人僧伽婆罗来中国南方地区传教，受到梁武帝的礼待。僧伽婆罗在中国译经11部，其中大部分是大乘佛教经典，因此可知大乘佛教早在公元6世纪前就传入扶南。6世纪上半叶扶南王留跋摩在位，佛教盛行，用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很多。当时经扶南来中国的著名佛经翻译家印度僧人真谛一次就带来了佛经2万余卷，其中“多是震旦（中国）先所未传”。

　　6世纪末扶南属国真腊崛起，取代了扶南。真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佛教和印度教互相融合，构成了受印度教三位一体（湿婆、毗湿努、梵天）观念影响的佛陀、莲花目、莲花生三位一体为崇拜特征的真腊佛教。

　　12世纪以后，真腊成为东南亚地区强国，佛教发展也达到了高潮。1150年陀罗尼因陀罗二世在位，他第一次打破了真腊印度教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当时真腊“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佛教徒则是“僧衣黄者有家室，衣红者寺居，戒律甚严”。佛教一时成为真腊最有势力的宗教。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耶跋摩七世时期。耶跋摩本人因为对发展真腊佛教有贡献，死后获得了“伟大最高的佛教徒”谥号。13世纪真腊佛教仍有发展。中国元朝随使团出访真腊的周达观记载，真腊“家家皆修佛事”，佛教寺院只立释迦牟尼佛像，僧人削发，上身穿黄衣服，偏坦右肩，下半身穿黄裙，赤足等。从9世纪开始，到13世纪为止，经吴哥王朝诸王的努力，在吴哥城建造了很多气势雄伟的石结构宫殿、寺院，并雕有精美的石刻。这些石刻大多数是印度教和佛教的造像，它们既是当时宗教活动的见证人，也反映了真腊宗教的融和特点，更是东方艺术的瑰宝。

　　14世纪中叶以后，真腊被称为柬埔寨。因屡次受到泰国的进攻，国势衰落。随着泰国的入侵，大量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逐渐成为清一色上座部佛教国家，直至今日。与此同时柬埔寨首都从吴哥迁至百襄奔，吴哥从此被废，被荒草杂树掩盖了400余年，直至1860年才重新被人们发现。

　　19世纪末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在柬埔寨推行高棉人法国化的政策，佛教受到抑制。但是柬埔寨人民没有屈服于外国殖民者的势力，他们一直在为保护、发扬本民族文化作出种种努力。20世纪初在首都百襄奔成立了高级巴利语学校，以后又改成学院。20年代全国已有400余所初级巴利语学校。50年代成立了西哈努克佛教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培养高级佛学人材，并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

　　现在柬埔寨佛教僧团分为两个宗派：①大宗派。这派僧人约占全国僧人的90％，寺院占全国寺院的94%；②法宗派。此派僧人多为贵族，受到上层社会拥护。

　　老挝佛教传入老挝见于史籍是在14世纪。当时老挝川东王的孙子法昂依靠柬埔寨吉蔑王的帮助打败了川东王，建立了南掌国。法昂自幼在柬埔寨长大，受佛教熏陶很深，他将柬埔寨上座部佛教引进了老挝，建造佛寺，刊印佛经，佛教自此逐渐成为老挝国教。16世纪中叶维苏纳腊王朝（1520~1550）的维苏王建筑了巧妙精美的维苏寺，并将佛经三藏从梵文译成老挝文广为流通。维苏王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在世发布敕令，禁止奉事鬼神，肯定了佛教在老挝的独尊地位。波提萨腊王的继位人悉达腊王则建造了雄伟的大舍利塔，以风格独特的方塔而闻名于世。

　　17世纪的苏里亚旺萨王朝使南掌国佛教达到了全盛时期。苏里王在老挝史上第一次任命僧王，制订僧阶，完善了僧侣组织，把佛教组织纳入了王权统一管理之下。另外他提倡对佛教法典和“本生”文学的研究，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

　　苏里亚旺萨王朝以后，南掌国分裂，形成了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三国鼎立的局面。18世纪后半期，泰国攻占老挝，三国先后沦为泰国附庸国。佛教因战乱受到影响，19世纪初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万象成为老挝佛教的中心。随着国势衰微，佛教也就进入低潮时期。

　　近、现代以来，老挝先后沦为法国、美国殖民主义势力之下。外国殖民者挑动佛教宗派之间的斗争，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老挝僧侣们并没有受殖民者的愚弄和摆布，他们和老挝人民一道投入抗法、抗美的斗争，为赢得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初老挝佛教开始复兴。全国成立了统一的老挝佛教组织，建立了不少巴利语学校，整理出版了老挝文的巴利三藏典籍，佛教在今日老挝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老挝佛教徒主要由两派组成。即占全国僧人总数一半以上的是大部派，其余是法相应派。此外还有一部分华侨、越侨信奉大乘佛教。

　　印尼印尼诸岛早期的佛教情况很不清楚。公元412年法显去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时，看到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佛法则微不足道（“佛法不定言”）。公元424年北印度高僧求那跋摩来华路经耶婆提时已见佛法大振，当地国王和王母曾从他受戒。公元430年诃罗陀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至爪哇西部）曾遣使宋文帝，报告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信重三宝，兴立塔寺”的佛教国家。公元473年婆黎（今巴厘岛）派遣至我国的使者也称：巴厘岛“诸国皆事佛道”。根据我国的史料可证，在5世纪以后印尼的主要岛屿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已流传佛教，大小乘并举，还杂有当地的民间信仰。7世纪在苏门答腊地区的室利佛逝国崛起，我国高僧义净在公元686年曾在此停留。据其在《南海寄归传》中所记，7世纪前后，印尼诸岛多流行小乘（主要是说一切有部，另有少数正量部）而室利佛逝还有大乘。义净的记述已被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所证实。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发展。 世纪中叶，在中爪哇建立起来的夏莲特拉王朝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结合起来的密教，该王朝营建的婆罗浮屠大寺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观。13世纪初在东爪哇建立的新柯沙里王朝和14世纪创立的满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逐渐衰替，以致灭亡。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的佛教稍有复苏，现有佛寺600多座，信徒约100万人。

　　（二）北传佛教佛教由印度北传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从印度西北部的乾陀罗开始，越阿富汗中部的兴都库什山、阿姆河，渡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的新疆，再由河西走廊到达长安和洛阳，复由中国本土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另一条是由中印度直接北传入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麓，进入我国的西藏，再由西藏传入我国内地和蒙古、西伯利亚的布利亚特族地区等等。

　　佛教从陆路传入中国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西汉末和东汉初。佛教开始被认为是神仙方术中的一种，只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某些人中奉行。至南北朝时期传播到了全国很多地区，成为群众的宗教。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大批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和学派。宋明以后佛教各派渐趋融合，儒释道三教也汇合为一，除禅宗、净土宗以外，其他各派都开始衰微。在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佛教自身进行了改革，一度呈现出活跃的气象，但不久就偃旗息鼓。由于佛教基本上是属于封建的意识形态，在近代已很难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朝鲜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当时正值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时期。佛教传入高句丽大概在小兽林王2年（公元372年），前秦苻坚曾派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经和佛像，小兽林王也派人答谢。2年后东晋僧阿道又去高句丽。高句丽在首都辑安附近的丸都城建省门寺和伊弗兰寺供顺道、阿道安居；佛教传入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稍晚于高句丽。枕流王元年（公元384年），梵僧摩罗难陀由东晋到达百济的汉山城，受到百济王的热诚接待，翌年创佛寺于汉山，度僧10人，这是百济国家佛教的开始；位于半岛东南的新罗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讷祗王时（公元417~418年）由高句丽输入的。在我国南北朝时，新罗有不少僧人来我国或去印度求学、巡礼，这些僧人对朝鲜佛教的建立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朝鲜三国时期，佛教的大小乘理论都在传播。我国的一些学派、宗派如三论宗、空宗、律宗等也已相继传入朝鲜。

　　公元668年新罗消灭高句丽、百济，统一朝鲜，国势鼎盛。佛教在新罗统治者的支持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隋唐时期我国所创立的极大部分宗派、学派都被留学僧带到了朝鲜。这一时期的佛教历来有“五教九山”之说，五教即涅槃、律宗、法性、华严、法相等五宗。九山指禅门九山，即实相山、迦智山、堀山、桐里山、圣住山、师子山、曦阳山、夙林山和须弥山，这些派别的主要代表是元晓（公元618~686年）、义湘（公元625~702年）和圆测（公元613~696年）等等。朝鲜的宗派、学派虽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但也继承着自己民族的传统，具有着鲜明的特点，而且对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公元936年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后，大建佛寺，颁布了《训要十条》，要求全国民众遵行“八关斋”（崇拜天神、五岳、名山、海龙诸神）并举行“燃灯会”，使新罗末期一时受挫的佛教又恢复生气。以后诸帝虽然推行尊儒政策，但也扶持佛教的发展。高丽王朝初期，佛教宗派仍然保持着“五教九山”，但义天（1009~1101）自宋朝回国，提倡“教禅一致”，把天台融合在禅宗之中，建立天台宗后，情况有所变化，“五教九山”成为“五教两宗”，五教即华严（圆融宗改名）、慈恩（法相宗改名）、中道（法性宗改名）、南山（戒律宗改名）、始兴（涅槃宗改名），两宗即“禅门九山”和天台宗。其后，智纳（1158~1201）进一步阐扬“教禅一致”的学说和“定慧双修”的禅风，开创了曹溪宗一系。此外，在中世纪朝鲜农民起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下，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不少异端的派别，如在西京人民起义中，起事领袖妙清曾提倡佛教与阴阳地理说相折衷的“地理风水说”，在宗教实践中提倡崇拜以“太白仙人实德文殊菩萨”为首的“八圣”。在高丽末期，由于某些统治者独尊儒教，加之僧伽的腐化，社会上出现了排佛运动，致使佛教日益衰落。在高丽佛教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显宗至宣宗年间（1021~1087），雕刻了高丽版大藏经，共5024卷。后经版为入侵的蒙古军所毁，又于1251年前后费时16载进行了修补、重刊，重印的经卷增至6558卷。另外，义天于宣宗王三年（1085）编纂和刊印《续藏经》5048卷。 1392年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历代帝王都采取尊儒弃释的政策。太宗（1401~1418）在位时，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佛教势力的措施，将原有的佛教的12宗改为7宗，复将曹溪、天台、摠南三宗裁并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道、始兴四家合并为教宗，减少天下寺院至88个，勒令沙门还俗，废除王师、国师等称号等。至燕山君（1495~1506年在位）时，又废除度僧选试制度，淘汰僧尼，甚至有意识地将寺院改为妓院。宣祖在位时（1567~1607）爆发了壬辰倭乱，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全国僧兵奋起抵抗，给日寇严重打击，因此佛教势力稍有复苏，在这一段时间内，禅、教两宗从长期的对立中开始融合，但至显宗王时（1660~1674在位）又恢复严厉的排佛措施，李朝佛教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日清战争（1894~1895）以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管理下，禅、教两宗都渐见衰替，殖民当局输入了不少日本佛教的宗派，但这些派别后来也都没有扎下根来。1908年召开了由各道寺刹代表参加的佛教会议，成立了统一的佛教会。1916年在全罗道创立了圆修各派、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圆佛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获得独立，佛教开始复兴，截至1970年统计，韩国有禅宗等18个宗派，2300座寺院，9200名僧侣，500万信徒。

　　日本佛教最初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是在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当时百济的圣明王曾向日皇上表劝进，并进献佛象、经论、幡盖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但在此以前，日本、中国和朝鲜人民之间已有频繁交往，可能已接触佛教。南梁人司马达于公元522年在大和（奈良）首先建立佛教草堂，安置佛象，进行礼拜。佛教传入日本后，在朝廷之间曾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以拥护佛教的苏我部族一派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此佛教在宫廷和一部分贵族之间取得了立足之地。在苏我派拥戴的推古天皇接位后，立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为皇太子，掌摄政大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订了《宪法十七条》，宣传“笃敬三宝”的思想，在圣德太子的推动下，佛教有了巨大的发展，据至圣德太子逝世时统计，日本全国有寺院46座，僧816人，尼569人。公元645年，日本爆发了“大化革新”。大化元年（公元645年），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管理全国寺院僧尼的“法头”，另外，还分给脱籍寺院一部分土地，在朝廷的扶掖下，佛教又有发展，截至7世纪末，全国有寺院540余座，遍及各地。

　　公元710年日本首都从飞鸟迁至奈良，史称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这一时期日本兴建了著名的7大寺（东大寺、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并逐渐形成了“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法相宗、成实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奈良时期正值我国隋唐佛教兴盛时期，两国僧侣往来频繁，日本元兴寺的道昭于公元653年来我国从玄奘学唯识学，归国后创法相宗。道光于公元653年入唐受传戒律，回国后首倡律宗。我国的鉴真（公元688~763年）和尚东渡日本虽经多次挫折，终于在公元754年到达，在东大寺传授戒律，为律宗的第三传。

　　公元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今京都）开始了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在桓武天皇建立新都时，为了缩小奈良僧人在政治上拥有的影响，一度限制佛教的发展，后来为了学习中国新的佛教并借以改革日本的佛教曾派遣一批僧人去唐朝学习秘密佛教，在这些僧人回国后建立了“平安二宗”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日本天台宗是留学我国僧人最澄（赐谥传教大师，公元767~822年）于公元805年回国后创建的，该宗提倡“圆密一致”，把台、密、禅、律四宗融合为一个系统，以后在日本留学僧圆仁（公元794~864年）和元珍等相继回国后，注入了新的内容，又分成两个支系；真言宗是另一留唐僧人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74~835年）回国后创建的，它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宣传“三密相印，可以成佛”的思想。天台、真言两宗虽然力图摆脱奈良佛教的国家宗教性格，但他们的“镇护国家”活动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两个派别中的某些人还把佛教和神道教的信仰、礼仪调和起来，建立了“神道习合”的种种派别，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镰仓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1603）是日本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佛教开始转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不少新宗教运动，其中重要的有法然、亲鸾指导的阿弥陀信仰运动，日莲指导的法华经信仰运动，这些运动在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并且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 净土思想很早已传入日本，经过前一个阶段源信（公元942~1017年）等等的宣传，在12世纪由源空（1133~1212）创立了日本净土宗，该宗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为主要经典，认为人们获得解脱主要依赖“他力”（佛的本愿力）而非“自力”，只要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称名念佛”）便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真宗是净土宗分出的一个派别，教祖亲鸾（1173~1262），奉亲鸾所著的《教行信证文类》为主要经典，该宗不注重勤修称名念佛，而强调教徒要对阿弥陀佛有坚定信心，信心是成佛的“正因”。此外，提创“恶人正机”说，主张越是恶人，越是佛所需挽救的对象。在戒律上允许僧侣食肉娶妻。由于该宗信仰单一，仪式简单，戒律宽容，因而深得下层群众的拥戴，在历史上曾发动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一向一揆”），在加贺国还一度掌握政权。真宗在德川时期分为10派，现有15派，合计1380万人，其中以本愿寺派和大谷派的影响最大。

　　日莲宗以教祖日莲（1222~1282）的名字命名，约创于1253～1273年之间，该宗奉《法华经》为正典，宣传“五纲”（教、机、时、国、师）和“三大秘法”，即书写有《法华经》的十界曼荼罗作为本门本尊（“定”），以口唱《妙法莲华经》作为本门的题目（“慧”）和本门的戒坛（“戒”），日莲宗采取强制（“折伏”）和教化（“摄受”）的方法传教，对其他佛教派别采取排斥的态度。分支很多，流传极广。在日本近、现代出现的佛教系新兴教团有70%是属于日莲宗。

　　禅宗思想传入很早，但宗派的成立则在镰仓时期。临济宗和曹洞宗分别由荣西（1141~1215）和道元（1200~1253）传入日本。荣西曾两次去宋朝留学，从虚庵怀敞学禅，传临济宗黄龙派的法系，修“看话禅”，现该派分为15个支派；道元于1223年入宋从天童山长翁如净学禅，回国后建曹洞宗，修“默照禅”。曹洞宗一直流传至今，信徒多为下层农民，而临济宗的则多为武士，因之流传有“曹洞士民，临济将军”的说法。在17世纪中叶，我国禅宗的黄蘖宗由明朝僧人隐元（1592~1673）传入日本，受到幕府臣僚的欢迎，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个大派别。

　　在日本封建制度臻于鼎盛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朱子学在封建的意识形态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佛教的影响日益缩小，但在民间还有潜在的力量。德川幕府对佛教采取统制和利用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寺院的法规，加强了对各宗的管理。前一个时期的佛教各个派别（天台、净土、真言、日莲、禅等）虽然仍被保留下来，但由于推行了寺檀制度（寺院与檀家建立固定的关系），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确立，为了适应天皇亲政的需要，在明治初年（1868）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废佛毁释运动，这场运动使佛教的寺院和僧侣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佛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日本佛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的急遽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改革，建立了不少新兴的教会、团体，创办了各类宗教、文化学校和社会福利事业，改革了中世纪的寺院教育和方法，编纂、刊印了大藏经等。这样使佛教逐渐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佛教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分化后，共有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占领当局颁布了《宗教法人令》（1951），实行了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政策，各教派冲破了原有的限制和隶属关系，组成了270个教团，至70年代又发展到700多个，其中佛教系新兴教团占有很大的比重，佛教教团中拥有百万以上信徒的有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等。这些新兴教团的特点是：一般注意社会经济问题，关心信徒群众的切身利益，组织分散，传教采取灵活形式。据80年代统计，日本共有佛教徒约8700万人，分属13宗160余派，在传统的宗派中，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真言宗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越南一般认为，佛教在公元2世纪末由中国传入越南。在汉灵帝逝世后，中国大乱，苍悟（今广西梧州）牟融避难去交趾，他把佛教的教义传入越南北部，这是越南佛教的开始。据我国史书记载：3世纪初康居僧人康僧会曾随父母由天竺移居交趾；3世纪中叶（公元255年）西域僧侣支疆梁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3世纪末，印度高僧耆域经柬埔寨并通过越南来我国，另一印度僧人丘陀罗直接去越南弘化；4世纪中叶汉地沙门于法开远适交州，遇疾而终。3~4世纪时越南交州是中印佛教和文化汇合的地区，佛教最早由印度直接传入越南北部也是有可能的。6世纪的昙迁曾记：“交州地区有路通往天竺。佛教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到江东地区，而在羸（越南河北省顺城）却已建立起20多座宝塔，有渡僧500多名，译经15部”?当然，这个记录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公元544～601年，越南最初建立了独立的万春国，这个国家和中国、印度都有着频繁的佛教关系。公元580年印度高僧毗尼多流支（灭喜， ？~594）首先在越南北部建立了禅宗灭喜派。毗尼多流支南印度人，于公元574年至中国长安，师事中国禅宗三祖僧璨，公元580年去交州住法云寺，传授禅法。灭喜派活动于公元580~1216年之间，历19代法主，其中著名的禅僧有法顺、万行、惠生等。

　　公元820年前后，我国唐代僧人无言通（？~826）游化至安南北宁的仙游县建初寺，向感诚传授禅法，在安南逐渐形成了无言通禅宗派，这派又称为观壁派。无言通是我国百丈怀海禅师的弟子，他宣传中国慧能一系的南宗禅，这一系在越南经历了15代，共有记名的禅僧49人，迄13世纪前半期才失去法脉。

　　10至14世纪是越南佛教史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越南出现了丁朝（公元968~980年）、前黎朝（公元980~1009年）、李朝（1010~1225）、陈朝（1226~1400）等封建王朝，佛教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封建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当时“帝僧共治天下”，不少僧人出入宫廷之间，直接参与朝政，掌握军权，制订律令，享有种种特权。李朝建立后，尊佛教为国教，历代君王大都信奉佛教，他们不惜人力、物力，竞营佛寺，扩大僧侣队伍。公元1010年太祖接位后于天德府建寺8座，复于首都昇龙城内外营造皇寺多座，住僧千余人。公元1031年朝廷出资建筑了950座寺庙。公元1129年全国举行了84000座宝塔的落成典礼。当时佛教的隆盛情况正如《越鉴通考总论》所说：“僧尼民间半，佛寺天下满”。

　　在李朝第三代君主圣宗统治时，越南又出现了禅宗另一个派别——草堂派，草堂派也称习窦明觉派，由中国僧人草堂（1054~1071？）创建，草堂是我国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为南岳系第13祖。草堂曾往占城传教，时安南攻掠占城，草堂为安南军俘获，送至京城，后受圣宗礼遇，封为国师，并躬自成为草堂的第一代弟子。草堂派提倡“禅净一致”，把修禅与念佛结合起来，该派存在于1009～1205年之间，历5代，禅僧中有圣宗、英宗和高宗三代国王，可见其隆盛的情形。

　　在陈朝统治的175年中，佛教最初还颇流行，但至末期，由于朝廷采取抑佛重儒的政策，儒学的兴起，佛教日见衰落。在陈朝第三代君主仁宗统治之际，从草堂派中分化出了竹林禅宗派。竹林派以陈仁宗为初祖，仁宗禅位后专心著述，有弟子千人，从其宣传的教理内容和传教方式上看，颇接近于我国的临济宗。竹林派企图调和儒释道三教，其三祖玄光被称为三教的“状元”。

　　15世纪初黎朝（1428~1527）建立后，奉儒教为国教，佛教受到压制。圣宗（1460~1497）在位时曾命令全国各地停止建立寺观，不准扩充寺院地产，朝廷官员不得与卜筮道释交往。另外，还在群众中组织对佛教迷信的揭露和批判，因此，佛教势力一蹶不振，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活动。

　　17、18世纪200年间越南出现了南北分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北方郑氏的安南王国与北方的阮氏王国虽则都保护佛教，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乱，佛教一再受到打击，已告衰落。1696年竹林派的和尚白梅麟角仿照中国宋代白莲宗的组织将竹林派三祖玄光的教义，净土宗的念佛和密仪、越南民间的多神崇拜囊括在一个体系之中，倡立了莲社，莲社的信仰在越南北部的农民中广泛流传。

　　17世纪末，中国和尚元绍（？~1712）创建元绍禅派，传播中国临济禅宗一系，宣传“禅教一致”，在越南中部和南部有相当影响。1848年越南南部西安寺住持段明媛、宝山奇香组织宝山奇香派，提倡无寺、无僧、念佛和“四思”（思祖先、思国家、思佛教三宝、思人间）的教义，在湄公河三角洲农民中广为传播，该派信徒曾积极参与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佛教界在亚洲佛教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掀起了佛教的复兴运动，他们组织佛教协会，创办学校，推行现代佛教教学，一些开明的佛教知识分子还用现代的思想去解释佛教的古老教义，不少爱国的佛教徒积极参与了反对法、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利用佛教作为唤醒民族意识的手段，起到了重要鼓舞的作用。

　　目前有大乘佛教徒2000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45%，另外，在柬越边界的高棉人中间有上座部佛教徒约200万人。

　　尼泊尔公元前6世纪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于伽毗罗卫的兰毗尼。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尼泊尔克拉底王朝第7代国王统治时期，佛陀曾率领他的弟子在尼泊尔各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印度的阿育王带着他的女儿恰鲁玛蒂曾到兰毗尼园朝拜，并在兰毗尼建立佛塔。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中，从佛教上座部分裂出来的说一切有部在尼泊尔一直很盛行。4世纪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世亲访问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布佛法。公元405年我国高僧法显曾去迦毗罗卫瞻仰佛迹，他感慨当时佛教在尼泊尔已荒芜不堪。与法显访尼的同时，尼泊尔的一位出生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我国僧人智严的请求于公元408年到达长安弘传佛法，从他的译经中可以看出，当时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萨行在尼泊尔已很盛行。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朝黄金时代著名君主盎输伐摩王（？~640）的强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把女儿布丽库蒂（尺尊）嫁给西藏赞普松赞干布，布丽库蒂赴藏时，携去佛像和文物，从此沟通了从印度经加德满都、拉萨到长安的通道。公元633年我国玄奘去尼泊尔访问，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劫比罗伐堵（迦毗罗卫）……荒芜已甚……伽兰故基，千有余所，而宫城之侧有一伽兰，僧徒3000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印度教庙）两所，异道杂居”“尼波罗国……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朝鲜僧人慧超在公元723年去迦毗罗卫所看到的是“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但据同时代的湿婆提婆二世在公元725和公元749年所立碑铭中记载，湿婆提婆出资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湿婆提婆寺、曼纳提婆寺、阎摩寺等多座寺院并在寺中建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这些寺院都是尼泊尔佛教活动的中心并与我国藏地、内地有着宗教上的联系。在这个时期中，我国和朝鲜有一批僧人访问了尼泊尔。

　　公元8~9世纪，印度教在尼泊尔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佛教受到了打击，但在尼泊尔谷地和东北山区仍然被保留下来。嗣后几个世纪，佛教和印度教逐渐结合起来，出现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系密教主要派别（金刚乘、易行乘和时轮乘）的一些信仰和实践在尼泊尔新佛教中都表现出来。印度教和佛教很难划清界限，在印度教的万神殿中常常可以见到佛教的菩萨、佛像，在佛教寺庙中也可以见到印度教的神祇，两种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对象，实行共同的祭祀、仪式，举行共同的节日，这种混合的形式自中古到现代一直很流行。另外，在佛教僧伽中也出现了像印度教一样的不同种姓，有些种姓还是世袭的。

　　在11~13世纪穆斯林军侵入印度的孟加拉和比哈尔，著名的超戒寺等等被破坏后，大批的佛教徒携着经卷、文物避难至尼泊尔，因此佛教的很多经典、手稿被保存下来，由于印度佛教徒的涌现，促进了尼泊尔佛教的繁荣。在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西藏喇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后，有些派别也传到了尼泊尔。萨迦派大概在13世纪中叶传入尼泊尔。宁玛派在14世纪中叶由隆钦绕绛巴（1308~1364）在不丹建立塔尔巴林寺，再由不丹传入尼泊尔，这派现今在东北山区仍然很流行。噶举派的噶尔玛派约在15世纪中叶传入尼泊尔。

　　目前尼泊尔的国教是印度教，政府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近几十年来尼泊尔的传统佛教派别都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并且还引入了上座部佛教，建立了南传形式的楞伽寺。据80年代初的统计，全国有佛教徒860000人，约占总人口的75%，集中居住于尼泊尔的东北部和中部。

　　（三）蒙藏地区佛教传入我国的西藏大概是在7世纪左右。当时西藏的执政者赞普松赞干布娶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布丽库蒂公主为妻，这两公主分别从中国内地和尼泊尔带去了一些佛教经典、佛像和佛教用具。佛教受到松赞干布的重视，开始在西藏地区传播。公元8世纪天竺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到西藏传播大乘佛教和密教，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汉僧应邀去藏地讲经说法。由于西藏统治家族的提倡和扶持，佛教在和西藏的民间信仰——本教（黑教）相互斗争和吸收过程中形成了藏地佛教或俗称喇嘛教。公元9世纪赞普朗达磨（约公元838~842年在位）为了恢复本教原有的地位，在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一度废佛，禁止喇嘛教的流传。公元10世纪后叶，在吐蕃新兴统治阶级的扶持下，喇嘛教又得到复兴。公元11～13世纪，西藏地区出现了许多僧俗结合的封建地方割据势力，因而在喇嘛教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派，其中主要的有红教（宁玛派）、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圣教（噶当派）。13世纪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元朝册封为“帝师”后，喇嘛教的上层僧侣和封建主、贵族建立了联合专政，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地方制度。14世纪末，宗喀巴（1357~1419）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对喇嘛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了黄教（格鲁派），成为解放前西藏地区的执政教派。这派在15、16世纪中从西藏传播到西康（今四川西部地区）、青海、甘肃、蒙古和内地。 喇嘛教同蒙古民族发生关系，开始于13世纪初叶。1207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为了达到统一西藏的目的，曾写信给西藏萨迦派的头领贡嘎宁博，邀请他到蒙古去讲经，贡嘎宁博应邀去蒙古，死于途中。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西藏13万户之后，为了缓和蒙古统治者和西藏封建上层之间的矛盾，将当时萨迦派的头领萨斯加娃和他的侄儿八思巴相继封为“帝师”，授以管理西藏的政教两权。16世纪黄教继花教兴起时期，内蒙土默特的阿拉坦汗（1507~1583）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当时黄教领袖索伦嘉措（达赖三世）联合起来，索伦嘉措应邀去青海讲经，并在内蒙古建立了第一座寺院，为喇嘛教在蒙古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索伦嘉措死后，阿拉坦汗的孙子云丹扎木苏被称为“转世”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使蒙古与喇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在阿拉坦汗扶植喇嘛教的同时，喀尔喀（外蒙）的阿巴岱汗（1534~1586）、察哈尔的图们汗（1557~1593）等都信奉了喇嘛教，在他们竭力提倡和扶植下，喇嘛教在整个蒙古地区得到了传播。

　　17世纪40年代沙俄的侵略势力向亚洲腹地推进过程中先后征服了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西南的加尔梅克蒙古人（土尔扈特部）、分布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北一带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和地处叶尼塞河流上游的唐努乌梁海人，这些蒙古的游牧部族都信奉喇嘛教，与西藏有着宗教的关系，从此喇嘛教又成为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

　　（四）欧美地区佛教在欧美地区传播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但欧洲人最初对佛教的了解，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印度河流域时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的本生故事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或侨民，分属于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

　　英国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文法和语言》为其滥觞。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论》（1845），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49册，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达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以毕生的努力，把浩翰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文，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去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方展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传。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本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利斯?达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了佛教中心，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授佛法，创立了摩诃婆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等。近年来英国的佛教徒有较大的发展，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部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有12个主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德国佛学研究肇始于马克斯?缪勒，最初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1854~1920）。他著有《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中间有的研究巴利文经典，有的研究梵文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文、藏文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文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文。继起者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文的著名经典《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间经》译成德文。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杜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衍那》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德国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堡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西德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目前西德有佛教徒约7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因等地。

　　法国佛学研究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首辟蹊径的是鲍诺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文《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文。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乘庄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文校订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论》，另外，把玄奘所编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文。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龙伯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其余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国佛学研究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了《东方丛书》的编译工作。华仑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佛学研究一度呈现出消沉的势头。但战后随着佛教的急剧发展，佛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到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

　　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火奴鲁鲁（即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临济派、禅宗曹洞派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薗田宗惠开始在旧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教徒人数，1900年只有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正宗。千崎如幻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宗禅堂。在这些禅教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白人佛教徒参加。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迅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在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派别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富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万至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地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组织。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罗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州的凯米尔。

　　其他各地近年来，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著作和期刊。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杜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截至1977年已出版51种）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数。  

第六节 当代世界佛教发展形势和佛学研究特点(1)

　　（一）形势佛教素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近年来由于在一些国家的衰落，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数已次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而居第四位，据1982年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计，全世界现有佛教徒295570780人，这个数字与1972年的244800300相比，增加了5000万人。佛教徒与世界总人口发展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将它们的分布情况概述如下：

　　地区佛教徒数目在当地总人口的百分比％东北亚143359570123南亚与东南亚15092799094苏联35000001拉丁美洲501250011北美洲18985001欧洲212320大洋洲1719001非洲12610总计29557078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在世界各地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趋向神秘化。近几十年来，佛教的传统派别都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有的是衰落了（唯识、律宗和华严宗等），有的则在急遽发展，而且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禅宗和密宗。禅宗是我国佛教的一个派别，欧美过去对禅宗并不很重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禅宗的信仰和研究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禅宗热”。目前在美国约有175个修禅中心或禅宗道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禅宗派别，如颓废禅、杂烩禅、方禅、禅外禅等等，修禅不单成为美国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菜禅、茶禅、射艺禅、舞蹈禅等）和锻炼身心的手段，甚至成为用以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一种技艺。禅宗在英、法、德国也很盛行，欧洲最近成立了欧洲禅宗联盟，总部设在巴黎，世佛联已承认它是一个区域中心。密教的信仰和实践过去一直局限在亚洲一些佛教国家的范围内，但近年来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印度自1959年到现在已建立150多座密教或喇嘛教的寺院和训练中心，收罗和培养了6100多名僧侣。西藏和蒙古喇嘛教的各个派别几乎都传到了欧美，目前西藏密教的寺院、训练中心、禅定中心等等在美国有35个，教授和研究蒙藏喇嘛教及其文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40个。英国自1970~1978年皈依佛教的信徒中藏传佛教约占50%，禅宗约占25％。在德国，由霍夫曼创立的“圣弥勒曼陀罗教团”现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密教组织，在英法和比利时也很流行。

　　（2）日益世俗化。佛教和当前亚洲不少国家的政治、社会运动已密切结合起来，出现了许多佛教政党和社会团体。如印度的共和党以及从共和党分离出来的围豹党，日本的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等。这些政党把实现佛教社会民主和净土理想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泰国自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都规定佛教为国教。老挝在1947年和缅甸在1961年也都曾一度宣布佛教为国教。佛教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结合是本世纪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许多资产阶级的民族和社会改良运动都蒙受其影响：斯里兰卡的近代启蒙运动是由神智学会、摩诃菩提协会发起的，印度改善贱民的处境运动、尼泊尔的现代觉醒运动、缅甸的社会政治运动、越南南方的反帝运动、老挝的复兴运动、日本的新兴宗教运动都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还是在佛教旗帜下发动起来并获得前进的，最近一段时期内，佛教社会主义鼓吹得很热闹，在佛教信徒中也有相当的市场。

　　（3）佛教内外各种派别互相对话，互相渗透和结合，原有的宗派界限正在缩小，普世的性质正在扩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印度“新佛教”、日本佛教系的某些新兴宗教、欧美的混合佛教会、朝鲜的圆佛教、越南的和好教等等，无论在教义和仪式方面都和传统的佛教派别有着很多区别，很难把他们列入大小乘的哪个宗或哪个派。圆佛教主张以“一圆”为中心，把佛教的“法身”、儒教的“太极”和道教的“道”结合在一起，明显地有着非佛教的成分。这些新佛教的出现主要是联合起来加强与科学、无神论作斗争，同时也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需要。

　　（二）佛学研究特点①当前佛教研究的领域相应地扩大了，它除了研究佛教本身的教义、经典、历史、教派等以外，还涉及哲学、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佛教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交叉学科之一。当前特别是和社会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②着重研究佛教与亚洲政治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为了控制南亚与东南亚，争霸世界的政治需要，特别重视这些地区佛教现状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例如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在1967~1972年之间发表了《毛统治下的中国佛教》等三部篇幅巨大的著作。普林斯顿大学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组织和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东南亚诸国宗教与政治的丛书。苏联近年来也发表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与佛教》、《缅甸宗教与政治》等不少专著和论文；③禅、密的研究形成了热潮。随着禅宗和密教的膨胀发展，对禅、密的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人们不仅探讨了禅定的理论和实践，修禅的机制、目的和方法，而且还把禅修应用于心理分析、医疗保健、文学艺术、武术、生产管理等方面。 禅学思想的传播对西方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有些基督教的理论家宣称：禅定是“通往基督教悟性的道路”，因而在基督教中掀起一场“基督禅”的运动。对密教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④在研究方法上改变了过去着重对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注意现场或实际的调查统计。不少学者往往选择佛教某一派别的一个分支或者某一派别的一个流行地区和村镇作为他们调查研究的对象，从现实问题着手，深入到历史或其他方面中去。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表现为专题调查报告或论文集，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对佛教的研究确实深入了一步，但是由于某些研究者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主观的认识方法，有时只看到了树木而忽略了森林，也会作出片面的结论；⑤过去有些学者只注意南传巴利文的史料，着重研究佛教早期历史和基础理论；另一些学者则重视北传的汉文史料，着重研究大乘佛教有关的问题。现代的学者既注意南传的佛教，也重视北传的佛教，常常把两者放在对比中加以考察，使用的资料多而且广，并注意考古发掘的成果，这样把佛教的研究有可能放在比较科学和坚实的基础之上；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佛教在世界各地刚刚开始，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大，但已显示出了科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的研究迈出了大步，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作出了贡献。

第七节 大藏经及其变迁(1)

作者：黄心川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大藏经佛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统称之为一切经、大藏经和三藏等等。藏有“箧藏”的意思，它分为经（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律（为僧侣和教徒所制定的行为规则）、论（对教理的阐述、论说）三类。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和所制定的戒律最初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头相传和靠记忆背诵，在他逝世后，弟子们感到这样展转的口授，容易产生误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举行了结集（集体会诵经律），开始编集律藏和经藏，以后又编集论藏，并对三藏进行了注解，至于用文字正式记录下来大概要在佛陀逝世后400年，即公元前1世纪初。在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后，很多重要派别都拥有按照自己观点所编集的三藏，但在目前留存下来的藏经中只有南传上座部的巴利文三藏还可看到全貌，其余派别所编集的大部分都遗失了，只能在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出它的蛛丝马迹。南传上座部佛典最初是用巴利文写作的。有人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行化中心的摩揭陀语；也有人认为，巴利语是以中印度语为中心吸收其他各种地方语而成的一种混合语言，佛教徒使用这种语言是为了便利宣传佛陀的说教。佛教向南北传播后，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或编写了种种佛教典籍，并汇辑成藏经，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巴利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日语等体系，另外，还有用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突厥语等译写的佛典。印度有人建议把现有的大量梵文、混合梵文所写的佛典汇集起来编纂成单独的大藏经系统，这种建议也是有根据的。

　　巴利文大藏经南传上座部的经典，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崩龙等民族地区。据说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儿子摩晒陀把巴利语经典传入斯里兰卡，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了结集，把历来口传的巴利文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字母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5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东南亚各国流传，又出现了以傣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等音译的三藏。我国云南省流传的傣译巴利文三藏在次序上稍有不同。

　　巴利文三藏的内容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和藏文典籍四类。经藏包括长部经典（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中部经典（相当于《中阿含经》）、相应部经典（相当于《杂阿含经》）、增支部经典（相当于《增阿含经》）、小部经典（有一部缺汉译，已见的译文也散在各处）；律藏包括分别部（戒的条文、仪式）、犍度（杂事，记述佛教结集和受戒仪式）、附篇（戒条的解释）。以上各部内容大体见于汉译《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和《摩诃僧祇律》；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法趣论》、《人施设论》、《论事》等；藏外经典包括佛音、法护等人的注疏，锡兰的编年史、史诗，佛教论著、经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弥兰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清净道论》（相当于汉译《解脱道论》，有新汉译）、《岛史》、《大王统史》等等。我国在解放前曾将巴利文三藏中的74个经译为汉文，编为《普慧大藏经》出版，台湾在1978年再版时改称为《南传中译大藏经》。

　　梵文佛典并没有像巴利文、汉文或藏文佛典那样形成完整的三藏，但从近百年来出土的梵文和混合梵文的佛教文献中可以知道，在部派佛教时期，说一切有部曾拥有自己的“阿含”（经藏）和七部论著，这和巴利文所存相对应。另外，根本有部还拥有过自己的律藏，它们的某些戒本还被保存了下来，有部律的内容大体上是和上座部相似的。

　　梵文佛典属于大乘教派的所见尤多，这些佛典大部分是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中亚地区，我国新疆的库车、吐鲁番、西藏等地发现的，有的是完整的版本，有的则已残缺不全。在大乘经中比较重要的有《十万颂般若》、《妙法莲花经》、《楞伽经》、《十地经》等等。另外，还有一批佛传和佛本生故事集，这些佛典对于了解大乘佛教的起源、发展，用于鉴定汉藏译本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文大藏经汉文系三藏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长期的翻译、撰著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行于中国汉、蒙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我国佛典的翻译最早是在东汉末年的桓帝（公元147~167年）、灵帝（公元168~189年）时代，最早的译者是西域来我国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南北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译经事业也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翻译的质量有所提高。在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获得了统治者的直接支持，由国家出面组织译场进行，并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翻译制度，译经顺序分设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授、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阶段，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隋唐是我国译经事业臻于鼎盛时期，但五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北宋?，佛典的翻译虽未中断，但只在少数人或个别人中进行。  在佛经传译的2000年漫长历史过程中，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译家。据不完全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1482部5702卷，除去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约1400卷，大乘经、律、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自后汉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徵，属于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大藏经的成立首先是和佛典目录（经录）的编辑分不开的，我国在六朝时代就已开编纂经录的风气，东晋道安首先编出《综理众经目录》，以后历代一直有人继承，在唐代先后编出了10个经录。据公元713~714年唐智昇编制的《开元释教录》统计，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的经、律、论有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有330部，1762卷。在五代、宋初雕板发明之前，佛教经典主要是手写的，经典的流通也主要是以抄本的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例如在隋文帝时，共写经46藏，132480卷。近代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发现了众多的手写佛经，写作年代上溯北魏，下达宋代。这批佛经因先后受到外国人的掠夺，已经篇目散乱，残缺不全。但是敦煌佛经的发现使一些佚经重新被人了解，使中国藏经内容更加充实、完整。将佛经刻在石头上使之保存下来，也是古人采取的另一种方法。位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房山的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经。它是隋末唐初幽州沙门静琬（？~639）发愿开始凿刻藏石经，以后历代继续增刻，历时1000多年，至康熙30年（1691）止。现有大小经板15000余块，刻佛经1000余部，3400卷。我国汉文大藏经是在北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于成都雕刻的，自北宋开宝年间至解放后1000年间（公元971~1984年）先后约有22次的刻本和排印本，分列如下：

　　朝代藏经名称完成年代卷数北宋开宝藏（蜀版）9835048崇宁藏（东禅寺版）11046108毗卢藏（开元寺版）11516132圆觉藏（思溪版）11325480碛砂藏（延圣禅院版）13226362辽代契丹藏（辽藏）1031~1054开雕579帙，现仅存50卷残本金赵城藏11736900卷，现存5100卷续表朝代藏经名称完成年代卷数元普宁藏（元版）12906017明南藏（报恩寺版）13986331北藏（北京版）14406361明万历（楞严寺版）16577334清龙藏（清藏）17387838民国频伽藏1909~19138416（除日本撰述）普慧藏19447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藏1984计划收入23000

　　汉文大藏经传入朝鲜、日本后，经过复刻、编纂、增益，在朝鲜和日本先后出现过多种版本，其重要的有：

　　续表

　　朝鲜高丽藏（初雕版）1023开雕5024续藏经10855048高丽藏（再雕版）12516558日本天海藏（倭藏）1648或16516323黄檗藏（铁眼版）16787334缩刷藏18858539卐字藏19057082卐字续藏19126957大正藏193213520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还编辑出版了《日本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国译大藏经》等，收录了大量日本僧侣、学者撰写的佛教经、律、论及其他著作。

　　藏文大藏经在7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汉地传入西藏后渐次进行翻译、撰述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传于我国藏、蒙、土、羌、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尼泊尔、锡金、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印度北部等地区。公元7~8世纪西藏从梵文、汉文佛经中译出了不少典籍，迄9世纪编纂了著名的《丹噶目录》和《翻译名义集》。《丹噶目录》收集经、律、论约600~700种，分为20个门类，当时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大部分已翻译出来。以后译撰工作在更大规模上进行，重点转向密教经典的翻译和注疏，在16世纪，藏文大藏经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西藏在13世纪以前，大藏经一直以抄本流传。1313~1320年在奈塘古寺雕印了西藏第一部大藏经，1730~1740年又作了增补、修订。藏语大藏经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我国各地共刻造了11种不同的版本。其中在汉地开刻的有明朝永乐八年（1410）开雕的永乐版，万历三十三年（1605）开雕的万历版，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二年（1724）开雕的北京版。北京版收集较全，印刷精良，是著名的官刻藏经。另外，还有不丹复雕的夏都普拉卡版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20年雕刻的库伦版。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分为三类：①正藏（甘珠尔），即佛的言教部分收入经、律和密咒三类译著；②付藏（丹珠尔），即论著的部分，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③杂藏（松棚），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作。据北京版计算，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962部，共收佛典5962部，约合梵文300万颂。藏语大藏经除收佛教的经、律、论外，还收有因明（逻辑）、哲学、文法、诗歌、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等类著作。其中大批属于密?仪轨、论著在汉文大藏经中未收入，因之远较汉文大藏经为完善。 　蒙、满、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在我国先后有4次译刻，最早的译刻是元大德年间（1298~1307）由藏、回鹘、汉族僧人将西藏大藏经译为蒙古文的大藏经。最迟所见是清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的译刻，共收显、密两教的经典999部。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五年（1773~1790）根据汉文大藏经译刻，共收大小乘经典和密咒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自西夏大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至天佑民安元年（1090）根据汉文大藏经译出，共3579卷，以后又作了一次修订、补充，印刷问世，但极大部分都已毁损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