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拉瑞亚1.3攻略图:李伯勇：韩寒“变轨”：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一

　　韩寒刚入而立之年，已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作家，有名的赛车手，响名中外的网络明星，也可以说成了公共人物。韩寒的文章我读的不多,可有时我也为他文章的犀利深刻、敢言人所不言而吃惊，情不自禁地生出赞叹。这赞叹当然有称许他勇敢的意味，更有称许他青青年纪就把对我们社会的深刻认知付诸于从容表白。但随后他的自我反刍(如近期的“韩三篇”)显示了“韩寒变轨”，网上舆论大哗。尤其当麦田对韩寒有写作团队的质疑浮出水面，更是舆情滔滔，火不相容的倒韩与挺韩不怕争个天翻地覆，成了一大狂欢景观。而我却油然想到，当年自己在韩寒这个年龄段又是什么行状呢?

　　二

　　当下社会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况，常常聚焦韩寒，不过，我又常常 “跳”过韩寒。

　　他不为我密切关注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老是觉得他太小，一脸孩子相，少不更事，靠网络成名，尚缺自身的学识根基，他旺旺的人气中，有不少是打诨的、助燃的、凑热闹的、有“五毛”的声音，自然也有真诚的关注者和祝愿者。然而，事实却是，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可以成为公共人物，韩寒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公共人物。这取决于，一他经常性地对公共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适时表达了敏锐、且有说服力的见识，成为精神的标杆;二当某一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出现，人们自然会渴望和寻找一种能够解心中之惑的声音，尤其在网络普及的今天，人们对官方的“解说”不相信或不轻易相信，也不会被一时时髦动听的说辞迷惑得太久，会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也就更会企盼民间意义的公共人物的出现，即企盼精神的标杆。韩寒就是这样适逢其时成了可信度很高的公共人物;当然对韩寒来说，年轻爽气而不是少年老成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在“80后”言论中他是一个高度，自然有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而希望他承担某种“历史重任”。由此，韩寒现象早就逸出了韩寒自身。

　　也可以说，“韩寒现象”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精神派生物。

　　最近因“韩三篇”——韩寒连续抛出的《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尊韩、捧韩跟斥韩、贬韩真是应接不暇，尤其是麦田质疑韩寒有写作团队的文章，让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浪高过一浪。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得知麦田在争辩中退出，但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辩继续着，比如方舟子的起劲穷追。接下来倒是韩寒在主动出击了，肯定会有人紧紧跟上。因而麦田在这场争辩中只起到一个导火线作用。

　　常常有这样的社会现象：某个社会话题及争辩假一人或几人之手掀起，后来争辩的发展跟初始者不再有直接的关系，这正是社会思想运动的运转程式。于是我们看到，有新的人士加入这场争辩，有人祭起了“掘地”追查的法宝，如把那场上海大火旁边韩寒的笑相当作攻击韩寒冷血的罪证，仿佛今天韩寒的不可信用，早就有劣迹可查，是他一贯的，今天“暴露真面目”，要老帐新帐一起算，韩寒真不是东西!扬韩打韩都颇有“验明正身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表面上这场争论的由头是韩寒，但后续的争论已经跟他没太多的联系，纯粹是社会情绪的发酵和相互冲撞。这就是今天民众的精神生态社会状态。

　　三

　　正像前不久，因朝鲜金正日逝世我记起了当年毛泽东逝世，自己在农村生产队的实际见闻，现在说韩寒，我更是对照，当年自己在他今天这个年纪，在做什么——自己的思想状况是什么。从年龄，我比韩寒父辈要长一些，也就是我对20世纪后50年的“斗争生活”体验及社会情绪的体验要深一些，因而对当下一些网友“验明正身毕其功于一役”的追逼相当敏感，这是什么时候了，社会仍盛行如此治人之术。当然我也知道穷追者中有不少是青年人，他们鬼差神使，也无师之通地应用起这法术来了。此法术站在某个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对方发出讨檄令，趁机扫荡胸中怨怼，确有痛快淋漓的舒畅，过一把“我即真理”、“我是审判官”即“唯我独革”、“别人都是王八蛋”的瘾(这也是北大教授孔庆东受不少网民拥戴的一个社会原因)。

　　当年我正是这样过来的。准确地说，我是在30岁(1978)之前过了几次这样的斗争之瘾。一是1966年高中时代，因文革我们学生听最高统帅毛主席一声令下，满腔热忱投入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正宗红卫兵慢了一拍几拍，其实内心深处，我是为了能解救做牛鬼蛇神的父亲，我肯定做教师的父亲具有一辈子要革命的心志，只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屈原语)，而学校当权派(书记)为了响应上级号令，也为了得表扬硬是要揪斗他——一些出身旧社会的教师，我也同情像我父亲一样遭遇的老师，于是觉得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正确而及时，也就感到正义在身使命在肩而奋笔投入了运动。像我这样的心态决不是个别的，也就成了当时声色俱厉社会情绪的一部分。哪会知道毛泽东只是利用这样的社会情绪打倒他的政敌，他喘过气来便无情地压制和清算这样的社会情绪了。因为如此社会情绪开始危害他的权力和政治理念，当年他“反右”谋略就是他运用成功的拿手好戏。

　　徜若当时有互联网，北京上海那些口笔皆利风云人物的“网上阵势”不会比今天的韩寒差，我肯定做定了某个风云人物的铁杆粉丝，也会拥有自己的粉丝。可我只是痛快了一阵子，后来局势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意愿，父亲又一次做牛鬼蛇神而且陷入了绝望，我也受到对立派的整肃，后来(1968年10月)灰溜溜地下了乡。但是，“唯我独革”“我即真理”、“我是审判官”的思维在心里定了格，成了几乎凝固的民间心态，这是长期意识形态化教育的结果。只要上头发出意识形态的新号召，底下很快就风起云涌，各式人物走马灯似地出现又覆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应对任何斗争场面，当权者把“人民”当作随时给予又随时剥夺的封号。(如今政治意识形态置换了“唯中国独行”、“中国拯救全世界”和“全世界对中国俯首称臣”一类民族主义内涵。)

　　其实，我只是父亲的一种重复——不同年代而意识形态语境相同中的必然命运。刚解放那阵(1950年)，我父亲以为赶上了革命的末班车，真诚地相信一个崭新社会的来临，十分卖力地给新政权做事，但因社会关系不好而被止步于做一名教师，心里也就有“怀才不遇”的幽怨，可他躲过了“反右”，没能躲过文革。他不会明白，向来标榜“政治正确”、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是精神动荡——正常健康的精神难以扎根——的社会，必定要用一批又一批人垫底。如果以最高领导人的话当作政治正确的唯一依据，那么我们也就看到了，同一个领导人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说辞互相矛盾，这就势必造成底下的脑残盲从，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利益而盲从，把良心和良知抛在一边的盲从，这种种盲从又是以高调的保持一致来体现的。底下的人根据意识形态专家的阐述联系虚假的“实际”进行复述，但保不住下一次不会被无情地抛出。

　　我的“进步觉悟”得之于学校的教育，相信全世界都水深火热，只有中国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国才能解放全世界(今天则是有经济实力的中国才能拯救世界)。那么谁又是“人民”?我慢慢发现，“人民”资格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你生长在中国就自然会是人民，而是被给定的，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有太丰富的言词说明你“是”或者“不是”，就像我文革初期被视为革命造反派——当然是人民，后期又被学校“三结合”(新领导班子)新权贵视作为父亲翻案的坏人。我父亲由好人转为坏人历经15个年头，而我由革命派转为反革命只有2个年头。接着，1970年初，我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才一年多，江西程世清搞“一打三反”，我所在的县严酷清查一个以下乡知青为主体，实际并不存在的“9·30”反革命组织，我又被所在大队认定为反动成员而划入另类，知青的某种革命光环荡然无存。

　　由“正”而“反”的节拍越来越短，这成了显著的时代特征，也是一个正直人所面临的命运。朝“正”暮“反”，不是说某个对象的思想在很短时间已有质的变化，而是政治权力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须对对象下手，如此瞬间反复，可视为一种政治语境社会形态中带普遍性的人生逻辑，不论大官还是小民，都有可能遭逢。

　　问题在于，如此人生变局乃是普通民众根据意识形态规范迫不及待地强加于某个或某些对象的结果。因而我们能够察觉，政治意识形态的连年贯输，加上各种层面的资源稀缺利益争夺的达尔文式生存竞争，最一般的民众也会运用此法把人排除出局，既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有排斥竞争者的险恶用心，这一幕幕竟成了国人精神狂欢的盛大局面，也成了中国式精神狂欢的一种基本路数，人不可避免地活在政治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这已成了现代国民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今天我从井喷的“韩寒现象”又感觉到了这样的精神气象。当然，毕竟进入了理性生长和理性张扬的年代，我也看到了一些人士出于正直之心发出对韩寒的质疑，但是我更多地看到了那种气势凌厉的“狂欢精神”的延续和复活，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变本加厉的复活。

　　四

　　让我还是扣紧题目，说说当年的我——30岁的我。

　　那年(1978)我下放农村10年。那年近年底才开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前一段时间我正在经受大队的“揭批查”运动的批判，大队书记熟练地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成了他合法而刻意的报复。1970年代我所在大队是全县学大寨先进典型，搞强征(连续几年要各生产队超额卖超购粮和把粮食借给别的大队)，动不动就批斗(如前所述，刚下放不久的我就受当头一棒)，搞各种没收和罚款(说要买拖拉机)。各生产队普遍闹饥馑，加上文革期间打人成风的“扁担专政”，已蕴酿成强烈的反抗情绪。1974年由一个赣州下放在本大队的知青奋起，几个生产队长领头，众多贫下中农参与的“倒×(大队书记)”形成热潮。我在一旁观望了一阵，心里却赞同，这×书记确实该下台了。我个人对×书记有怨气，因他批斗过我，一直压制我“上调做工人”的梦想;当然作为底层社员，我饱受了乡村生活的艰辛，农民生产粮食却无权支配，开仓还得上头批准，我心里同情那些人高马大却饥寒凄惨的贱民，他们是队里做活的中坚，在口粮上却低几个档次，还不时被×书记一声令下派去做修路、开茶山等义务工，四类分子受斗更是家常便饭，而大队班子基本成了×书记的老婆、儿子、亲家组成的“家天下”，所以×书记已变质应下台。我之所以观望，一个重要考量就是接受文革(初期)教训，出头写大字报令学校头头和对立派蒙羞，事后遭头头们怀恨报复。自然我看出了这回大队倒×一个短肋，就是材料不集中，没做像样的整理，对×下台形成不了真正的威胁。后来我还是决然投入，一是为保护没一点经验而先陷其中的弟弟(他还没结婚)，二是几个知道我有写大字报底子的队长邀我出来，三是对1970年自己蒙冤的报复，四是我想展示才华，叫×书记领受我的厉害。其实我虽做了农民，可心灵深处依然有着“唯我独革”的审判官情结。由于我的加入，倒×的战斗力增强，×书记岌岌可危。此时大多数群众已亮出倒×立场，仿佛生活已翻过新的一页。

　　从批判武器角度，我们操的仍是毛思想，从毛思想里寻找倒×的理论根据，自然要联系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说，拼命站在极左的立场，把对方明明是极左的当作右来批判，我们生怕别人说我们右。我和乡民们一样都认定上面(中央、省、县、公社)是对的，是×书记做土霸王搞独立王国的结果，也就是“下面的和尚经念歪了”，根本弄不清乡村出×书记、×书记如此肆无忌惮是毛体制的必然产物。从思想资源的单一唯一就决定了我们必定陷入死胡同，难逃极权的魔爪。我们认为自己红心可鉴，不是为一己之私。当时确有很多底层群众接近我，有的大队干部和×书记的红人悄悄向我反映×书记的种种不是，他们都口吐真言：必须换书记了。我和几个生产队长都没有说谁能做大队书记，而是要公社下文件。因为×书记是县委委员，事情就闹到县里，我们也去了县里上访。县里和公社在撤换不撤换上意见分歧，后来还是说×书记苦大仇深，又是全县学大寨典型，所犯错误属于方式方法而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书记还是稳坐钓鱼船。大家“哦”一声泄气了，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经过解放20年，大家明白大队干部是上面任命，上面一句话，胜过底下熬狗灯点狗油(熬夜)反反复复讨论，所谓农民当家作主只是印在报纸上的好话。我记得一个生产队长说了句：“该我们农民饿肚子死人。”

　　我以为事情过去，自己更讨×书记嫌弃嫉恨，一辈子呆在农村就是了。我看到了×书记及家人因“政治正确”的得意相，许多心里对他反感、提供过相关材料的人立即向他示好讨乖，可他并没有立即反扑。这时“揭批查”运动自上而下在各地开展，×书记也就亮出“唯我独革”、“我即真理”的姿态，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定为“三种人”，尤其对我这个外地人独姓人，进行了狠狠的清查和批判。×书记能原谅本村某些反对他的人，而不放过我。

　　一时间我居孤立状态。这时我看得最多的，对我反戈一击的人多是心里对×书记有气的人，他们一度在背后推涛作浪，而现在他们声势俱厉地跟我划清界限，以此向×书记表忠心。底层民众以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应有的前途(安居乐业、活得更有尊严和人味)继续向权势谄媚，来换取暂时的不被加害，换取平均主义的凄惨境遇，继续在生存线上挣扎。我也没再跟×书记针锋相对，只是做检查，请求原谅。谁也不会明白，处境险恶的我已在琢磨忽热忽寒的“民意”。

　　同样地，×书记丝毫没能觉察时代正处在转折点上。他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之后，表面上代表农民，其实占有农民利益，把农民的福祉抛到脑后，代表国家(其实代表上级官员)长期廉价地收购(管理)农村和农民，解放后他就是这样做了几十年才保住了大队的最高权位，他不用参加劳动(我下放该村后从未见他在田里劳动过)，置身乡村生活而无视乡村实际，顺着上面指示而随时编造乡村“积极响应”的虚假民意，自然有听话的社员做顺竿溜的表态。粮食歉收就说“年成不好”，底下民众也跟着这样说，谁也没有责任，只有“天”才有责任，谁又能奈何天呢?所以，他不会自我反省，他把谄媚于他的人视为“立场最坚定，最有阶级感情”——我们的人民多好、多听话呀!他以为大队书记能做稳一辈子了。

　　只几个月功夫，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在公社一次会上，×书记夫妇双双被免职。仿佛祸从天降，他们来不及防范，痛哭流涕，支持他的领导安在?支持他的民众安在?都是跟风啊。听说，会上气氛热烈，与会者用的材料、举的证都是我们曾经用过的，当然是经过新意识形态包装过的，但比较符合实际。立场换了“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立场，并不是以往阶级斗争立场的继续。同一个执政党，却出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这是×书记无法意料的，自然，他们夫妇的悲泣，不是来自心里认错和反省，而是明白一旦失去权杖，自身一钱不值，谁也不会再理自己了，这种严重的失落感是一般人无法想象也无法替他们承担的。

　　在我，倒看清了民众中那种“跟风”“趁火打劫”的行径真是积重难返，看清了不少人心头积有怨恨，却鼓怂别人“上战场”，一有风吹草动，便毫无顾忌地落井下石，好像他们受了蒙蔽，不明真相，好像他们从来就热爱或反对×书记。其实就是希望别人去战斗顶炮弹，自己拣好处和便宜的精明算计。当时，除这点“大悟大觉”，我也谈不上真正的反思，因为真正的反思要有新的思想参照——新的理论和精神视野，阶级斗争——文革的思维仍蛰伏在我心里。其实这也正是我的迷茫，我们一代几代的迷茫。

　　今天我还察觉，这也是国民的迷茫。国民以非此即彼、非我即敌的高调作态，包裹了自身的迷茫，于是倒让人觉得强大而决绝，而决不会知道其骨子里迷茫的本相。

　　五

　　对于民众的趋势附炎，不惜对替他们说话和谋利益的人大打出手，拿鲁迅说事，小说《药》所揭示的就是民众吃“人血馒头”的冷漠，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为鲁迅所开创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国民性批判”，我将此作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应该说，这一文学主题仍有着现实意义。得益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新的思想参照——新的精神的陶冶，我经过文学实践，没游离于时代和社会，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收获，自己的创作已超越了“国民性批判”这一主题。

　　关注“韩寒现象”是我思想探寻的延伸。今天我又感觉到，移动“国民性批判”视角，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贯穿数十年动荡生活中此起彼伏的社会性迷茫。当年，乡村中的我，乡村中的民众，曾经的“斗争”热潮，拥戴或反对的精神狂热——一幕幕精神狂欢，不正是迷茫的另一种形式的流露?我们迷茫得实在太久了。

　　以中国农民为例，数十年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田土山场，加上对传统文化持续的否定性批判，他们没恒产也就没恒心，对生活和人生的主见只残存或稀释在基本生存的挣扎之中，其精神的空间被长年的权势文化所腐蚀和填充，与生存相碰撞必然产生不为人所知的迷茫。迷茫又往往转化成外在的狂热。1980年代初他们曾闪耀恒产恒心的热望，但由于90年代市场化金钱化，权势化卷土重来，他们才明白过来，所谓“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到户”，土地山场说是集体的其实还是国家的，只须官方内部操作，他们依然一无所产，甚至一无所有，农民还是处于迷茫之中。好在市场经济鼓励流动，他们可以进城打工，就是务工一二十年，仍是农民工，意味着他们仍是城市过客，怎么不迷茫?青年人就是在城里有一份做一天算一天的活计，一颗心也难得安妥，他们把网络当作社会的全部，以拥戴或反对的姿态做“网上狂欢”，以渲泄连自己也难以觉察的迷茫。新旧迷茫相扭结，他们始终怀揣迷茫。

　　这是全民性的不提倡认真反思的结果。人对自己的作为，人对自己的真实处境，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失去了反思的兴趣和能力。把在饥饿线上沉浮所形成的对金钱财物的渴望化作走出饥饿步入人生的唯一动力，但在既定体制的惯性之下，那些好处都被极少数“骄子”占有和瓜分，公平公正名存实亡，民众能不迷茫?但是我们看到的——以网络为例，倒是一个热点接一个热点的精神狂欢。“韩寒”就是这样成了舆情热点。网民作派的内在逻辑依然是斗争思维的延用。借用许子东一句话就是“年轻人遗忘历史后，却还在沿用‘文革’逻辑”。这正是极权政治——文革得以摧枯拉朽的心理土壤。毋宁说，在新的历史年代全民性的迷茫泛滥。因而有人说，再来一次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也能搞得起。

　　这方面崔卫平有较深入的剖析，她在《思想与乡愁》(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2010)的《一言难尽的索尔仁尼琴》一文中说：

　　索尔仁尼琴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没有将劳改营当作一个“不慎”现象，而是“斯大林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是斯大林主义也仅仅是一个类似的、可以割去的“毒瘤”吗?它是否也可能是俄罗斯传统、社会、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否是这个民族遭遇现代性过程中的一些反应?其中是否也动用了一些可以说是合理的资源?也就是说，即使斯大林主义，也不能仅仅看做是一场“错误”，是“历史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因而接下来的，只是调转历史车轮的方向则可以了。显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导致种种结果，毋宁说是斯大林主义本身也是另一些过程的结果，是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产生了斯大林主义。与这个框架相适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绝非仅仅是迫害者与受害人的关系，而是如同哈维尔表达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卷入了这个制度，成全了这个制度，代表了这个制度，是这什制度本身。如果不是时时用这样的视角提醒自己，那么人们今天所做的，很可能在另一个意义对于过去的重复。

　　今天我们反思文革，反思什么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包括反思韩寒现象，不也应持这样的思想方法么?说近一些，由于没认真清理文革，可文革的逻辑仍在起作用;说远一些，在众人喧哗的网络舆情中，社会的迷茫心理及情绪，仍是有迹可寻。文章开头提到的“方舟子起劲穷追”，我可以肯定，方舟子同样处在一种迷茫之中;迷茫于方舟子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他“打假”的结果必定毁于自己内心深处的迷茫。

　　扣紧本文的主题，对韩寒来说，他的“变轨”所激起的社会反响，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迷茫情绪，他变轨本身，就是自己迷茫的见证。一句话，韩寒“变轨”见证了当下社会性的迷茫。

　　从理论上，革命令以乡村为主体的中国大地、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脱胎换骨充满自信自雄，数十年政治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宣传的，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迷茫之气遍布华林，国民心灵深受其毒害，今天即使融入全球化，应该有着更多更好的生活参照和思想参照，可迷茫依然有增无减，就是披上传统(皇权)的漂亮大衣，个人的和社会性的迷茫仍然无法消弭。

　　我之所以举我而立之年在乡村遭遇的例子，一是便于比较，说明韩寒的精神起点比当时的我确是高多了;二是想说明，当下的社会迷茫决不是搞市场经济的既定产物，而是由来已久，它像一棵树是有根的，又像是透明的却是渥浊的空气，它流布在国人的血液里，凝结成简单化的两极思维，比如对韩寒的变轨，有人迫不及待地赞美，称“超出了左右”，韩寒成熟了，有人气急败坏地指责，怒其不争;迷茫之气溢于言表。

　　然而，现实中的韩寒还是那个80后的韩寒。

　　在我看来，随着他进入而立之年，由于他周遭现实的刺激，他的思想有了震撼性发现。他在网络中沉浮，是他自觉不自觉看到并感觉到了愚昧的民众就是制度本身，于是写下了“韩三篇”。有人吆喝着希望他向左，有人吆喝着希望他向右，而且成为或左或右的先锋。其实，他像社会上别的人一样，他今天的言论都是迷茫的产物。当然他会继续前行继续选择，他可以停留在一般性的思想抒发(反正他有了众多的粉丝)，他可以选择以赛车为标志的主打生活，网络写作为副产品，也可以选择继续掘进，向思想精神层面掘进，从而实现四十甚至五十而立。他如此行状跟我当年相类似，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同一个年龄段我比韩寒差远了。在长时期迷茫的情势之下，“三十而立”显得幼稚，对孔子的此说不必太当真。在中国的情境，多少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三十岁还找不着北呢。

　　我认同这样(比如陈行之)的观点：韩寒有多种可能性，但我们对他的可能性都应保持警惕。韩寒可能四十而立，他在年届四十会展示一种可能，但我对这样的可能同样保持一种警惕，因为中国社会的迷茫已形成了惯性，它在今后一个时间段仍是精英或民众的精神底色。

　　2012年1月20——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