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实录：大队死15头牲口 8头被干部分吃

2012年01月29日 08:31
来源：时代文学 作者：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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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

本文摘自《时代文学》2007年第5期，作者：罗平汉，原题：《中国1958：一桌五亿农民的“大锅饭”——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始末》

生存危机(一)

庐山会议后全国出现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高潮时，粮食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还可以干稀搭配，多种蔬菜补充粮食的不足，应当说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可惜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绑在公共食堂，吃那一日少于一日的“大锅饭”，其结果可想而知。到1960年春，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

据河北省3.5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21.7%；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占3.8%：最少的只吃3.4两。这个3.4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2.5~3两。而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要求是每人每天1斤以上。可由于无粮可吃，实际上多数生产队达不到要求。

到1960年冬，河北农村的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这年11月，宣化市农村人均每天粮食消费5.4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食堂61780人。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截至1960年11月17日前，全社的132个食堂中，吃5两的共有76个食堂：6两的31个食堂：6两以上的25个食堂。全公社存粮仅有2467333斤，这点粮食就是全社至1961年6月的口粮。按此计算，到1961年6月底，每人每天平均只有3.2两粮。其中1两以下的有6个队：1~2两的有13个队：2~3两的有6个队；3~4两的有11个队；4~5两的有5个队；5~6两的有1个队：6~7两的有3个队：7两以上的有两个队。

河南叶县旧县公社的老鸦张管理区1959年受灾较重，全年粮食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口粮本来就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用粮没有计划，以至于这年11月起就开始缺粮。缺粮之初，由于干菜、蔬菜较多，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60年2月，干蔬菜吃完，粮食更缺，在全管理区的7个大队中，5个大队有8天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三两豆子，有9天每天吃2两谷子，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天吃4两粮。最多吃到6两。粮食不够，群众只得找雁屎、树皮、青苗、坏红薯充饥。

1960年1月1日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9%。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这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3.9%。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4.8%，该队的第一生产队240人，死亡25人。这个大队在4月17日至2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无粮可吃，连续让社员吃粗棉籽面4顿，由于消化不良得干结病死亡的有22人。该社卫流河大队1019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28日共外流人员90人，死亡33人。原有牲口47头。死去30头。大村大队原有人口1920人，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16日，死亡82人，外逃182人。原有牲口130头，死去68头，其余的62头，有42头不能干重活，20头完全不能用。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有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有13人。该大队的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都生病或生病人数在半数以的有24户。

由于无粮可食，东庄公社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这期间，除了少数农户可以吃到点粮食外，大部分没有粮食的社员，主要靠挖野菜、拾红薯、捡萝卜叶维持生活。大村大队社员卓文志在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队长，看批下了粮食没有……”卫流河大队一个12岁的小孩，因饥饿难忍，只得以吃红薯秧充饥，结果得了干结病，7天拉不下大便，得干结病而死。

公共食堂停伙期间，东庄公社的大村、卫流河等大队，大小榆树的皮被剥光充食。以致不少榆树枯死。1960年2月，上级批给食堂的粮食指标下来了，一些生产队由于没钱买粮、买煤，要社员自己出钱买饭吃。有点外来收入的社员可以买到饭吃，没有钱的社员只得贱卖东西换粮。卫流河大队200余户，贱卖过东西的有60户，一个女社员拿一把大铁壶当废铁卖，得了3角钱。社员卫某，因没钱买饭吃。给下放到该村工作的公社干部磕头，哀求给点饭吃。也有社员因无钱买饭。在大街上号啕大哭。

这个公社的口粮指标，对上面汇报说有12两，实际上只有8两5钱，相当于新秤的半斤。另外的3两5钱是棉籽。就是这8两5钱的粮食，还有20%的谷子和稻谷，是以斤对斤的计算方法顶吃粮指标，按当时的稻谷去壳技术，一斤稻谷只能出米7两左右。就是这么低的口粮指标，内黄县也只能安排到5月5日，根本接不上夏收。有的公社担心接不上新粮，又把口粮指标压低为半斤。有红薯育苗的生产队，将已种地下的红薯种，按4斤红薯种顶1斤粮食计算，作为吃粮指标。可是，又不能直接取出红薯种，而是要等到红薯育苗插完秧后才可取出吃，可采摘了秧苗后的红薯种挖出后大都已烂掉，即使没烂掉的部分，也是无淀粉无水分，更不用说有营养。

由于内黄粮食库存少，一次只能给食堂拨10天的口粮，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完全靠借款、贷款、动员群众拿出储蓄来购粮，有的大队因粮款不够，常是头一天拉回的粮食，仅够第二天一天吃。由于不能按月或较长时间安排生活，有的食堂常是有什么吃什么，今天有粮食就吃粮食，明天拉来的是棉籽就尽吃棉籽。哪天借贷不到钱，食堂就停伙断炊。食堂时停时开，社员生活根本没有着落。棉籽在过去灾荒时群众也吃，但一般在春季后不能吃，而且棉籽面粗。棉皮和棉绒又不容易去掉，掺粮一少，吃了就容易生病。东庄公社有不少社员就因吃棉籽生重病以至死亡。

这个公社出现浮肿、重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而其背后却与干部的素质、干部作风有密切关系。该公社党委书记在这年春召开的公社社员代表会上。听了后寨大队支部汇报说大队有粮食，当即予以表扬。实际上这个大队食堂的问题很大，大部分食堂尽吃红薯干。对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则当场给予批评、辩论和斗争。大村大队第六生产队妇女队长向公社党委书记如实汇报了玉米因生虫产量低的情况，却当场受到斗争，并一再被追问：玉米虫是哪一天生的，共生了多少个，吃了多少玉米等等。

东庄公社1959年实际亩产只有160斤，该社党委书记却浮报亩产250斤，并按这个数字去安排群众生活。还把缺粮队也列入余粮队，一些食堂因没粮食只得长时间停伙、断炊。卫流河大队1959年11月下旬就已没粮可吃，吃的全是红薯叶和红薯，并且每人每天折粮只有7两，还不断停伙停炊。12月1日至20日总共20天时间，又是天天吃萝卜，开始时每人每天吃4斤，后改为3斤、2斤、1斤。萝卜吃完后，食堂啥也没有了，只得正式停伙27天。

大村大队1959年11月14日至17日，也是尽吃红薯叶。11月17日至次年1月24日，食堂完全停伙。1月24日至2月3日，食堂虽然重新开伙，但每人每天只吃6两。此后吃粮时多时少，食堂时停时开。这个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干部成分不纯，贪污食堂粮款，欺压、打骂群众。大村大队的干部另设小灶，吃粮不限，小队干部及炊事员、管理员，虽然在食堂吃饭。但也不限数量。有的还偷粮让家属吃。有的干部在食堂停伙后，还携贪污款逃走，这也是加剧该公社饥荒的原因。

内黄县东庄公社发生的上述问题时，正值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食堂如何巩固之际，《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称河南30万个公共食堂“坚如磐石”。

生存危机(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的严重性是有增无减。1960年冬，河北省曲周县80%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粮食、2两代食品，这还算好的。据河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给省生活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静海县子牙公社的大黄庄、东坛头管理区的64个食堂，已停伙的有18个：粮食已发给群众，食堂只给干粮的有7个；时开时停的有3个：一天只开一次伙的有32个。

由于食堂办得不好，这些队人口死亡和发病情况严重。大黄庄管理区8个生产队中，有较重浮肿病人119人。轻度浮肿病人74人，伤寒病人36人，子宫下垂病人2人，其他疾病患者129人，患病人数共计为360人，占8个队总人口的9%。仅1960年12月29日至1961年1月4日一个星期，就死亡30人。静海县城关公社八里庄生产队，有1285人，5个食堂。这里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1960年12月底，全队贮存了12万斤白菜和17万多斤萝卜。人均蔬菜228斤，以每人每天2斤计，可吃到4月末，按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1、2月份有粮5两，3、4月有粮6两。可就是这个生产队，仅1960年11月23日至1961年1月14日，死亡30人。大多数家庭有浮肿病人，其中有一个生产小队共68户，家有浮肿病人的64户。

子牙公社食堂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多吃多占。按规定，社、队干部要与社员同食堂吃饭。子牙公社驻地在王尔庄生产队，公社食堂名义上撤销，与生产队食堂合并，但实际上仍和社员吃两样的饭菜，社员吃红薯面掺菜、掺秸秆淀粉(用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制作的淀粉)，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成员可以分菜1000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区干部虽然不单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里吃。

生产队干部同样搞特殊。有的干部名义上在食堂吃饭，但不是吃和社员一样的饭，而是和炊事员一起吃净面净米。一些食堂的管理员也随便煮东西吃，群众说他们是“吃不尽的粮，烧不尽的柴”。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一个社员得知后。好说歹说才得了1斤肉，而大队长却一刀割了5斤肉拿回去。

小队干部也多吃多占。东坛头村一位小队长。不在食堂吃饭，在家里吃净米净面，队里规定每人每天5两粮，他每天能吃1斤。由于层层揩油，社员往往吃不到本来规定已很低的定量。这个公社的小黄庄生产队有480人，每人每天的定量是5两。1960年12月。国家按80%的粮薯比例供应薯干5760斤，除去运粮补助180斤，打野菜社员补助180斤，从粮库将粮运到食堂，运输人员边走边吃，卸车的边卸边吃，磨房里边磨边吃，保管员边过秤边吃，一路吃去1520斤，占总量的26.39%。这样，社员实际吃到口的粮食只有3.7两。

生产队干部不仅多吃多拿，有少数素质低劣者还利用食堂对社员扒锅卡饭。河北石家庄市河东区有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纠集一小撮心腹，随意吊打群众，这个生产队被吊打的社员有372人，占人口总数的34.6%。该大队一个队一次被罚跪的社员达41人，并召集全队450人来观看。罚款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全村挨罚款人数179人，罚款1369元。他们更是动辄对社员卡饭。如不干活卡饭。有病卡饭。下地晚卡饭。完不成任务卡饭。到会晚卡饭。全村被卡饭者175户，占总户数的68.9%。因卡饭饿死者27人，逼跑42人，全队仅1960年就死亡71人。

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在给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尽管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生活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全地区2月份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仍有420名，不过比1月份每日平均562名下降了25.3%。全地区尚有9000万斤的粮食缺口。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48%的食堂没有菜吃，31.8%的食堂只能吃到3月底。河南滑县从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共死亡2872人，全县有各种病人37656人。严重的有六种病：浮肿、腹泻、瘫痪、心脏病、干瘦、胃病。有的食堂一个多月的时间尽吃红薯干，没有一点细粮，也没有菜。该县白道口公社一个大队，有1393人，病号600余人，1960年12月死亡17人，1960年1月13日一天的时间死亡9人。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1961年3月，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调查。邻近的湘乡县龙洞公社的谷阳、城前、平里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到韶山找工作组反映这几个大队死人严重的情况。湖南省委得知后。立即电告湘乡县委查清后报告中央工作组。湘乡县委旋即派监委副书记率工作组进驻龙洞公社调查。4月12日。湘乡县委向中央调查组报告说：这三个大队由1958年9月建立公社时的5851人降至5254人。此间死亡597人，死亡率为10.2%。4月13日，胡乔木到湘乡的四个大队进行了访问调查，并听取了县委关于三年来病人、死人情况的汇报。4月14日，胡乔木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全县病人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一万余。”

信阳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信阳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许多县委的扩大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斗争会。据有关资料。信阳所属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占93%。解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亲自拷打过的当地农民达92人之多。其中当场被打死的有4人，打伤后不久死去的有8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的“反瞒产斗争”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死在狱中的有36人：短期拘留的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由于连年天灾加上如此严重的人祸，信阳的生产连年下滑，粮食大幅度减产。到1960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然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仅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所属的正阳县死亡8万人，新蔡县死人近10万。

据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所载：信阳1958年全区总人口是4262350人，1959年为4258316人，比上年减少0.95%；1960年全区总人口3817669人，比上年减少10.348%。也就是说，1960年信阳全地区减少人口40余万。

上面列举的，或许是极端的个别现象。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食堂的口粮标准是一再降低。有的已低至生命承受力的极限。连一向供应比较好的广东，1959年至1960年，农村普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10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兰四两米，肉、油基本见不到。青菜也少。吃糠、吃蕉蔸、吃甘蔗渣、吃红薯藤的事，到处都有发生。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良，广东全省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时。据广东农业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在80万人以上。1960年底，广东农业办公室对31个县市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25%，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

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543%，出生率为2.086%，这年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457%。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下面是国内一些学者对于这几年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减少数字的不同统计。

蒋正华在1986年第3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该文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然后结合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并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然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据此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

袁永熙主编的《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59年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饥馑曾是影响我国人口死亡的重要因素，“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二、三倍，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因饮食不足，缺少必要的营养。导致抵抗力差而引起患病死亡的。特别是老年和儿童较为严重”。“同时，这几年里妇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该书又说：“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

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日。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粮食增量法

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办好公共食堂，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各级组织想了不少办法。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发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00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196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从上述一系列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农村农民生活和办好公共食堂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关心。但是，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面搞“低标准”(实际上各地的口粮几乎都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一面又要求办好公共食堂，抓好社员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协调之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

1959年8月18日，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党委给鲁山县委送去一张喜报，全文如下：

县委：

张官营公社于8月14日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全公社已经推广。创造的经过是：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118.3%。再以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饭糊，和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茏蒸熟即成。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旧做法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这是不动镰刀的大增产，并具有许多好处。特报喜，请验收。

张官营公社这一“创造”，不啻给正为粮食问题而发愁的鲁山县委带来一条特大喜讯。不过，对于这“不动镰刀的大增产”，鲁山县委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为了探明真相，便派了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去张官营考察“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情况。农工部长到现场后，除了听取汇报、现场察看外，还和创造这种蒸馍法的炊事员、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并亲自动手用15斤玉米做了试验，照新的蒸馍法，15斤玉米蒸出了65斤馍。这次试验虽然没有达到一斤玉米五斤馍，“但是质量很高”，“如果把面磨得再净一些、细一些，做的技术再熟练一些，一斤玉米蒸五斤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农工部部长马上向县委报告：报喜成果属实，试验成功，应大力推广。

鲁山所在的许昌地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马上在电话会上向全地区推广了这个“先进经验”。

张官营公社顿时引来了众多来自县内外的“取经”者，河南省委、许昌地委和鲁山县委三级生活福利办公室，会同河南省粮食厅，成立联合考察组特地前来考察。9月24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张官营公社的“先进做馍法”，并立即在河南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封地委马上召开全地区电话会议，号召全区迅速组织试验。许昌地委更是积极，从10月1日至3日，先后指定40个食堂进行重点试验。河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也在鲁山召开现场会议。接着，洛阳地区和汝阳、唐河、滑县等县也迅速组织试验推广。结果，“这一先进经验推广以后，各地社员的生活普遍有了显著改善，并且比过去节约了更多的粮食”。汝阳县使用新法做馍后，全县每个食堂每天能吃到两至三顿馍，推广这一技术仅一周时间，全县即节约粮食19.5万余斤。唐河县则有1003个食堂由于使用了这一做馍法，由原来的一天只能吃一顿馍提高到了一天吃两顿馍、一顿面条。

鲁山创造出“先进做馍法”后，新乡地区的清丰县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该县生活福利部部长带领一批炊事员不顾路途遥远，前往鲁山参观，回来后县委立即派出三个干部专抓此项工作，并很快试验成功。而且迅速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清丰县委对这一做馍法总结出了五大优越性：一是增加馍产量。节约粮食，能保证社员吃饱、吃好。据全县2304个食堂10天的统计，节约粮食150843斤；二是味道鲜美，易于消化，耐饥，身体健康；三是减少了面粉加工任务，节约了劳力、畜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四是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喝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五是有力地打击了“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于大胆发明创造的思想。

清丰县这一先进经验刚开始推广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表示怀疑，说一斤玉米做五斤馍不过是多兑了几斤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也有炊事员因操作复杂不愿使用新法做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丰县委采取了“书记动手，突破重点”的办法，在学习鲁山经验的基础上，召开全县公社副书记、大队和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及炊事员、管理员现场会议，全县在10月份用半个月的时间，召开现场会334次。终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广泛宣传一斤玉米五斤馍的“科学道理”，说是玉米经过几次加热处理后，引起了化学变化、化学反应和胶化作用，不是单纯加水，而是由于“扩大了分子，增加了营养”。清丰县还组织了300名技术骨干巡回指导各食堂学习这一做馍法，并开展竞赛评比。如此这般之后，“消除了怀疑，鼓足了干劲，推广了鲁山经验，公共食堂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而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社员们的干劲更高昂，情绪更饱满”。

1959年10月24日，河南遂平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向全县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和积极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先进经验的通知》，其中介绍了玉米、谷子、大米、麦子、黄豆、杂豆、豆子与红薯混合、红薯、玉米心等十种粮食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规程。将其中的几种增量法介绍如下！

——玉米增量法。增量方法有二：一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在锅内煮至五、六成熟后捞出晒干，然后磨成玉米面，在和面时先拿出日分之一的面掺上少量的水，搅成稀糊，倒进比做饭用面五倍的水，煮成面糊。再把面糊倒出放凉，与剩下的四分之三面放在一起搅匀。加上适量的苏打粉上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