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拉瑞亚有几种墙:一个真实的隋唐时代

坦言人

 近期了解了不少隋唐年间的真实历史，心中深感不平。这段历史竟然被歪曲得如此严重，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的那一段段往事和一个个人，其实都与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而有很多应该为人所知的内容，如今都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越来越少有人知了。
    既然如此，那便让我来写些真实的历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曾经的那一幕幕慷慨年华。
    用了两个月的闲散时间写完，今日初稿完成。每日修较一段，拟用半个月贴完。  
    本文史料内容多来自《唐书》和《资治通鉴》，部分内容借鉴了百度和网上诸文。
   
文章目录如下：
一、煌煌大隋
二、被刻意丑化的隋朝和隋炀帝
三、“弑父夺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
1、取而代之
2、弑父之诬
3、荒淫之污
四、宽厚仁慈的隋炀帝
1、仁厚君王
2、对杨广“暴君”之名的几点澄清 
3、君臣情谊----魏征李世民PK宇文述杨广
五、隋炀帝的真正死因----鲜卑人的复国梦
六、失去的胜利----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1、隐患
2、一征
3、二征
4、三征
七、隋唐时代丑陋的门阀体系
1、王谢堂前燕
2、高墙
3、开科取士
4、竭泽而渔
5、相互倾轧
6、无力回天
7、历史的不公
八、大隋覆亡的真正原因
1、乱世枭雄
2、天下大乱
3、杨广死时大隋实力仍强
4、应对失当
5、大隋并非亡于农民起义
6、家贼难防
7、败亡总结
九、隋末农民起义的真面目
1、“替天行道”的谎言
2、踏脚石
3、贼比官府收得少
4、官军
5、为正义而战
6、死亡的循环
十、历史的真相与本质
1、治与乱循环的怪圈
2、土地承载的极限
3、雪上加霜
4、向以成败论英雄
5、百姓心声
6、无为而治
7、总结
十一、尾声 
一、煌煌大隋大隋虽然只维系了三十七年，是一个典型的短命王朝，但与同样短暂的秦一样，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如今世人多鄙薄隋朝，而把唐朝看得神乎其神，这其实是一种偏颇扭曲的历史观。可惜这种错谬的观点在如今却甚嚣尘上，蛊惑误导了一代代人。
隋和唐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却都不大排斥汉文化，不似元和清般进行种族歧视和差别待遇。隋朝是在众门阀的私心和不间断的对外战争中衰弱，进而被李渊这位大隋重臣所篡。虽然两世亡国，但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却存在着许多先进的理念，这些后来都为唐所吸纳，唐在隋身上受益极多，盛唐的许多制度都是隋朝的旧政，所以两者的治国理念也颇具相似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唐其实就是隋的延伸，因此历史学界常将两者并称为“隋唐”。李渊父子是隋朝的旧臣，李渊和杨广还是亲表兄弟，他手下造反的唐军主要就是原来管辖的隋军， 又以此为班底招据了各地流寇而得，建国后唐军的架构、模式、班底，都是以隋军为蓝本而成。当年的大隋府兵天下无敌，唐初的唐军也仅仅只恢复了其部分雄风，就已经令四夷畏服。
自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已经逐渐融合，造成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基本上趋于消失；而社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打破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利于商贸交流。从宏观上看，全国一统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隋文帝建国后，先后灭掉了文恬武嬉的梁和陈，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隋，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大大促进了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和平的土壤之下，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呈现出一幕空前繁荣的景象。之后杨素又在江南镇压了当地豪强挑起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原南朝的门阀士族，令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为平均，江南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立国之后，隋文帝在行政上施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规定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大力从基层拔擢人才。隋炀帝时，又创立了进士等科，这也是影响深远，在华夏大地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开端。隋朝还推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吸收庶族地主参政，限制士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特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以往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冗官，节约了政府开支，加强了行政效率；后来又规定全国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地方官员不得自用僚佐，彻底废除了汉代以来豪强士族垄断基层官吏任免权的“辟举”制度，而且规定县佐须用别郡人，使地方豪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又规定地方长官及其重要属僚每年年终要到中央“上考课”，也就是做一个工作汇报考察；中央还常常派使臣出巡各地，考察州县官员政绩好坏……这种种政令有效地整顿了吏治，一扫前朝数百年来的旧弊，减少了各地豪强对百姓的盘剥，尤其是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其中许多施政手段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
在农业方面，隋朝推行了“均田制”，即把全国土地按官位等级分配。虽然这种制度仍然是奠基在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基础之上，在当时却已经不失为是一种难得的，相对平均合理的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让几乎每个农民都得到了一定量的土地，得以维持生计。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的垦荒动力，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和亩产量。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朝又推行了更为合理的租庸调制法，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从事农耕的时间增多，收入也增加，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生机勃勃的新政之下，隋朝的农业人口激增，仅用了二十多年，就由隋初的3000万（410万户）增加到了大业二年（606年）的4600多万（890.7万户）。人口的增多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使得垦田面积再次大大增加，形成了良性循环。加上隋朝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复、改造和新建，大大增进了农田的灌溉能力，让隋朝的农业生产力比之前大为提高。在多种善政之下，隋朝国富民丰，到了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可谓不可逾越的成就，仓库之丰盈为历代王朝又羡又佩，各朝史家也啧啧称奇。直到大唐立国二十余年后，官仓里隋时的旧粮竟然仍然没有用尽。
在经济方面，隋朝统一了钱币和度量衡，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还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即根据每户拥有资产的数量按比例征税。这样不仅杜绝了地方官吏从中盘剥的机会，而且国家所定赋税远比世家大族对属民的剥削为轻，有利于把庄园内的私民吸引过来，既削弱了豪门世家，又令国家的户口和税收大大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北周刑律苛酷，隋文帝改革律令，制订了《开皇律》，废除了前朝大部分的残酷刑法。在军事上，隋朝继续推行并改革了府兵制度，令所有的军人都在州县落籍，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现象，府兵制度进一步与均田制度结合起来，适应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隋军之利甲于天下。在天文方面，刘焯制订的《皇极历》是世界天文史上的重要进步，其中对“定朔法”的采用也是天文学上的一大成就，而在历法中使用的75年岁差与精确值71已经非常接近，比当时西方沿用的100要准确得多。
政治上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更促成了隋朝繁荣的商业贸易。长安和洛阳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珍奇山积”，繁华在当时可谓世所罕见。 隋朝的对外贸易分为海陆两路，在隋炀帝亲征西北，打通丝绸之路后，西北的陆上贸易十分便利，通过此路不仅可以到达亚洲西北部，还能远达欧洲东部。在海路上，隋朝的造船技术也相当发达，与东亚以及南洋诸国均有商贸往来。隋朝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日本曾多次派使臣来隋通好，隋炀帝也在608年派裴世清率使团回访了日本，后来又“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从此日本人开始使用汉人衣冠。
总而言之，隋朝初年兵精甲利，周边各部无不慑服。大隋开疆扩土，历史上首次将新疆东部与南部、整个青海、整个宁夏、西藏东部与东北部、蒙古南部这些边陲地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大隋初立时君正臣贤，吏治清明，社会风气勃勃向上，百姓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隋文帝杨坚一生勤于政务，自奉甚俭，在封建帝王中堪称翘楚。可惜在晚年营建仁寿宫时铺张奢费，累死丁夫上万人，未能把俭朴的操守贯彻始终。
到了隋炀帝统治前期，仍然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昂扬向上的局面，大隋在隋炀帝治政中期时达到巅峰，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上所仅见，远超“文景之治”和“贞观盛世”。可惜隋朝受前朝遗留的门阀体系所累，政体中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在杨广三征高句丽并失败的过程中，很多本可通过改良缓释的积弊被突然激发，众门阀又纷纷保存实力，冷眼旁观，有野心者甚至拥兵自重，逐鹿中原……墙倒众人推，煌煌大隋竟然迅速由盛而衰，走向末路。 
二、被刻意丑化的隋朝和隋炀帝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篡改史料最严重的皇帝。为了遮掩自己杀兄屠弟、囚父至死的劣行，并营造一个千古明君的假象，他暗示甚至强迫史官美化自己，还违反常例，把记载自己的史料取来翻阅删改。这导致了隋唐年间的历史被大幅歪曲，后人了解到的也都是些虚假的史实。大学者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就曾说过：“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此外，为了证明李唐王朝取代大隋是顺天应命，对前朝的丑化自然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李世民授意手下史官丑化隋炀帝的形象，在正史中对其大加诋毁，更在民间舆论上散播流言，把杨广的形象妖魔化，致使后人多人为杨广是商纣夏桀这样的极品暴君。而事实上，隋炀帝雄才大略，聪敏过人，一生做了很多利国利民、扬中华国威的壮举，也推出过不少英明的举措，可在不客观的历史宣传下，这些如今已然少有人知。
当然，在隋炀帝治政后期，确实频频出现决策失误。他不恤民力，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不堪重负的百姓怨声载道。而在大隋的种种积弊被征辽诱发后，他非但未能积极应对，积极力挽狂澜，反而逃避困难，整日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最终天下大乱，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他自己也身死国灭，这都是杨广缺乏责任心、应对危局不力所导致的后果，做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无疑难辞其咎。
客观来看，杨广应该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帝王。但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从古至今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所以隋朝和隋炀帝被李唐王朝成功丑化便也并不出奇。不过李世民是华夏历代君主中最虚伪、最重虚名、篡改历史最为严重也最为成功的皇帝，所以杨广这个前朝的亡国之君就被丑化地分外夸张，最终竟成了中国历史上昏暴之君的样板人物。而在这个过程中，趋炎附势的儒家子弟也不遗余力地对此推波助澜。由于李世民厚待儒家，兼且儒教的教义核心就是要找到一个“完美圣君”并加以辅佐，便顺着李世民的自吹自擂，把他捧为善良仁爱、完美无缺的千古一帝，而把前朝宽厚仁慈的杨广污蔑成淫乱残狠的一代昏君。曾经万国来朝的煌煌大隋，也被李世民恣意丑化，和同样被汉朝妖魔化的秦朝一样，被贬低得一无是处。
历史是客观地，但记录历史的人却很难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偏颇，有些史家还会受到统治者的压力和私心私利的影响，所以即使是正史中的记载，也往往并不客观。尤其是多年以来，在政治目的的引导下，中国的历史记述和人物评论已经走入了严重的误区，总是喜欢用脸谱化的态度对历史人物进行评断。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把人单调地分入正方、反方两个阵营，正方“高大全”，反方一无是处，非黑即白，极度偏颇。而且常常严重缺乏客观性，胜利者发动战争就是保境安民，扬我国威；失败者发动战争就是穷兵黩武，欲壑难填。很多历史记述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前人一生功过，只在他们一念之间。
在如此的历史环境下，对隋朝和隋炀帝做出的那些单边评价，显然也很可能是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偏颇论调。其实事物都有两面性，每个人也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对社会来讲有贡献也有破坏；对某些人宽容扶助，对某些人却又冷淡伤害；帝王有时宽厚仁爱，有时却又暴怒阴狠；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同时又是侍母至善的孝子；一个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却一回家就打老婆……这才是客观的世界，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性！
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不齿于李世民这样歪曲历史的陋行，更看不惯那种总是把人简单粗暴地划入“善”与“恶”两个阵营，再据私心随意褒贬的作派。出于这种对两元论和单边式历史人物定性的不屑，笔者希望能用客观持正的态度，描述出一个比较真实的隋炀帝和大隋王朝，让大家眼中的隋唐时代，能够是一个相对客观、立体的认知，而并非那些被歪曲的史书上，那一张张贴着“正义”或“邪恶”标签的脸谱。杨坚建立了统一的中国，
杨广挖了条运河，
父子两人对后世的影响都何其长远？唐朝？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在我认为，最大的功绩，是将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传播到了亚欧地区，影响力也很有限，一些生活上得玩物等，远不及后世的元朝和明朝，一个令四海臣服，一个改变了世界战争形态，从冷兵器战争进入了热兵器战争！
三、“弑父夺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1、取而代之隋炀帝杨广是杨坚的次子，他年青时是一个聪敏的美男子，性情谦虚自抑，为众所喜，才华和功绩在五个皇子中脱颖而出。史载：“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沉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杨广自幼胸怀大志，为了给父皇、母后和廷臣留下好印象，取哥哥杨勇而代之，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处处积极表现，在各方面都对自己要求极高，表现也非常出众。一次杨广和麾下军队观猎时遇上大雨，左右进上雨衣，还是少年的杨广说：士兵们都淋得透湿，我又怎能独免？于是继续冒着大雨观猎，将士们都十分感动。一次隋文帝去晋王府，杨广事先得到消息，早早做好准备。杨坚去后，见殿内的乐器绞弦断绝，上面灰尘满布，一看就知道已经很久不用，于是就此认定他生性质朴，不好声妓歌舞，是个“又红又专”的好苗子。
太子杨勇为人宽厚，常常优礼士人，善待属下，和后来的唐太子李建成颇有相似之处。但他好色奢侈，连铠甲都要以奢华的金玉装饰，故为崇尚俭朴的杨坚夫妇所不喜。杨广颇有心计，常常暗中指使和他关系亲密的宇文述、杨素等大臣在杨坚夫妇面前说哥哥的坏话，并替自己美言。杨勇本性直率，容易发怒，不喜矫饰，形于言表，隋文帝对他日益不喜。再加上杨广的才华和功劳也确实远胜于杨勇，又比杨勇更得军队和重臣们的支持，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废黜了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储君，并在临终前传位于杨广。杨广凭借自身的表现和努力，以才能、功绩上的明显优势，加上不断得逞的心机和计谋，终于战胜了根深蒂固的“长子即位”法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2、弑父之诬李渊父子靠勾结外敌突厥窃取了隋朝的天下后，为了抢戴正义的帽子，在谋反起兵之前，就于民间大肆散播谣言，给杨广安上“弑父夺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的罪名，将其丑化成道德沦灭，丧心病狂的淫魔。等到李唐帝国建立之后，为了强化自身的正统性，更是百般诋毁自己昔日的君主，说他得位不正，是靠诡计污毁自己的亲哥哥才继承大宝，而隋文帝的死也颇有蹊跷，是被杨广所害……
对杨广弑父这一谎言叙述最生动的当属唐代马总所著的《史通》，描述得可谓栩栩如生，形同亲见，极力铺陈老皇帝不是善终。真不知如果有人质问他这些细节是怎样得知，马总兄又该如何作答？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加上百姓们好传谣言的特点，很多人都对《史通》这部根本不靠谱的野史深信不疑，各种评书话本，以及后来的《隋唐演义》都是据此成文。《史通》上说：杨广担心父亲弥留之际会将皇位改传杨勇，于是秘密派人询问杨素父亲何时归天，流露出迫不及待之情。结果杨素派出送回信的宫人转了几次手后，误以为是上奏而呈给了杨坚，病危的杨坚见信后又恨又悔。这时又见陈夫人进来时神色慌张，就问其缘故，陈夫人回答：“太子无礼！”说她刚才更衣时差点被杨广强奸。老皇帝闻言大怒：“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就召唤身边的大臣杨述、元严，欲废掉杨广的太子位，重立杨勇。杨素知道事急，马上通知杨广发动政变。先矫诏逮捕杨述和元严，又命杨广心腹张衡入侍，禁止宫内一切人员出入，于是“俄而上崩“。更玄乎的是，《史通》还绘声绘色地记载：“（杨素）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写得和演义小说一样。但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并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和史学价值。
杨广杀父夺位的说法其实最初是杨玄感在造反时炮制出来的，又在后来造反的李密、李世民、窦建德等有心人的推动下，随着各地流民逃难的脚步越传越广。各家军阀和农民军起兵反隋，自然先要在人格上将杨广彻底打倒，抢占道德制高点，所以短短几年间，关于杨广荒淫、愚蠢的流言就广为传播，但其中大部分都毫无根据，不堪推敲。在各家反隋势力讨伐杨广的罪状中，常常罗列数十款，却无一人提及杨广弑父。而对于造反者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应该大加渲染的好借口。显而易见，在当时，诸家叛军都明白这一条太过荒诞，根本无法取信于人，所以才不敢列入杨广的罪状之中。而后人没有直接观感，所得信息都来自于纸上的记述，便无法清晰地识破谰言。
李世民上位后，为了强调唐朝取代隋朝是顺天应命，竭力诋毁杨广这位表叔，所用的卑劣手法与他后来丑化亲哥哥李建成和生父李渊时毫无二致。李世民借着自己对话语权的独占，把各种小道传闻、民间野史经过渲染后大肆传播，杨广弑父的说法自此才大行其道。但现代研究隋唐的史学家对杨广弑父的传闻普遍存疑，觉得此事既无实证又无动机，不足取信。唐太宗时代的史官们虽然迫于李世民的淫威而大量歪曲历史，但百密一疏，总算真实地记载了仁寿四年（604年），老皇帝杨坚临死前与百官辞诀的场景：“秋七月乙未……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从中也可以看出杨坚是善终，而非被控制后为人所害，更证实了杨坚临死前仍然没有丝毫改立继承人的想法。他在临死前与百官的这幕话别，其实不无一种向臣属们托孤，最终确认杨广继承权的意味。
从杨广与杨勇争位时百般矫饰，我们可以看出，杨广此人工于心计，善于做戏，通常这样的人都很有耐心，不大可能在即位前的关键时候忘乎所以，连一时半刻都等不得，在他爹临死前急不可待地跑去调戏妃嫔，给自己的即位增加不确定因素。有人说杨广是觉得大局已在掌中，所以才得意忘形，这种猜测也比较牵强。在那个敏感的时候，让父亲心甘情愿地托孤传位，远比撕破脸引发变数要强得多，杨广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他之前表现出的智慧和隐忍，也不可能如此轻浮毛躁。而且杨广素重形象塑造、后世声名，无论是与父亲的妃嫔乱伦，还是弑君夺权，都会大大削弱皇权的正统性，会给他带来一生的麻烦和千古的骂名，杨广即位后富有四海，又何必搭上名声去做这种不光彩的事？何况在杨广坐稳皇位之后，对杨坚的妃子都秋毫无犯，又怎可能在父亲没死前对她们下手？这其实已经无可辩驳地击破了那些对他的污蔑。
杨坚和其他儿子不计其数不值钱的帝王不同，他只有五个儿子，其中最宠爱的就是杨广，所以杨广和杨坚之间的父子情谊，并不像大多数帝王之家里那样稀薄，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亲厚得多。从杨广后来对待臣子也可以看出，他总体上算是一个心软、念旧、重情谊的人，在父亲大力支持自己登位的前提下，于父亲病逝前调戏其妃妾，并将父亲害死，这从人性和常情上看也不大可能。 
3、荒淫之污在李世民的丑化宣传下，后世之人多认为杨广荒淫无道，这其实又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子关入深宫，供自己奴役玩弄。要说荒淫，有哪个皇帝不荒淫？还不是只有宋高宗一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不是后宫佳丽三千？又岂能独罪杨广？
隋炀帝的内宫中虽然也有不少女子，但从未在全国大规模广选美女，后宫妃嫔不过二十几人，余者都是侍女。李渊打下长安后，宫中不过只有三百宫女，大多还是在先皇杨坚生前便已入宫的老人。若论妃妾之少，于历代帝王中也能排进前五，是荒淫程度较轻的一位帝王，好色指数远远低于弘历、刘彻、李世民这些所谓的千古名君。在中国古代，男女地位不平等，男子只要没有正妻，无论娶多少妾侍，占多少丫鬟，都还是属于单身，媒人会时常登门。于是官员、富豪们大多都妻妾成群，家宅就相当于小规模的后宫。海瑞、苏东坡、洪秀全、纪晓岚、韩世忠、张居正……哪一个的后宫规模不比杨广这一介帝王大？所以论起“花心”，杨广实在远比不上这些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他和正宫萧皇后伉俪之情甚笃，相守终生，“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隋书-后妃传》） 。杨广后期确实荒疏政务，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但他绝不是色狼加白痴，否则他也不可能得到杨素、宇文述、麦铁杖这些出身不同、利益相左的人中之杰们的衷心拥戴，硬生生将哥哥从太子的位置上挤下来。
至于李世民后来诋毁隋炀帝夺兄弟妃妾，连妹妹和后母都不放过，就更是毫无根据的造谣。翻阅《隋书》和《北史》，均无杨广“图嫂”和“欺娘戏妹”的实证。隋炀帝平生最好虚名，在征辽东时曾强令大军兴仁义之师，才招致败绩。他掌控九州，美女要多少有多少，又何必不顾舆论，冒着天下物议去与自己的嫂嫂、妹妹，以及父亲的妃嫔乱伦？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严重不符合常情的污蔑。反倒是李世民自己杀兄囚父，夺嫡诛弟，都是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儿。唐太宗自己曾广选美女入宫，妃子和子女也比隋炀帝要多得多，荒淫程度远远超过隋炀帝。他在杀死亲弟弟李元吉，并灭其满门之后，又将元吉妃杨氏强纳入后宫，逼迫这个亲弟妹成为自己的性玩物。（注：李世民灭弟弟满门时，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杨氏的亲生儿子也被他杀掉。）
四、宽厚仁慈的隋炀帝1、仁厚君王俗话说“龙眼无恩”。权力最能磨灭人们心底的善良，所以历代君王多为心黑手狠、天性凉薄之辈。但在众多帝王中，杨广当属异数，他的宽容仁厚是史书上所罕见地，对身边的臣子，甚至是宫女和太监这些下人，他都非常温和宽厚，很少对他们发火。隋文帝宽减刑法，去除了前朝一些残酷的施刑手段，但对犯“十恶”之罪者仍然不予赦免，照样施用残虐之刑，这便是“十恶不赦”这个典故的由来。隋炀帝心肠较软，即位后进一步宽减刑法，在法律中废除了“十恶”之条。
李世民等人指责隋炀帝害死了两个亲弟弟，甚至连他的嫡亲叔叔，曾经威震天下的大将军杨爽也是死于他的阴谋，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杨广即位后，只杀了废太子杨勇，他的身份太特殊，很有可能被某些对新朝不满的人拥立利用，造成政治动荡，甚至是内乱，所以换成谁坐在杨广的那个位置上，怕是也不会留下他的性命。对于后来起兵造反作乱的四弟、五弟，杨广在擒获后都礼遇未杀，只是幽禁起来，还允其父子相聚，为了让他们能出外散心，有时甚至还冒险带在身边随驾出行。相较而言，李世民自己杀四弟李元吉，灭其满门，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在人性的宽和上显然远不如杨广。
对于臣子、将领和世家子弟，杨广也一向优容宽待，比起心狠手辣的汉武帝、唐太宗等帝王，他的人情味要浓得多。萧琮、杨约、裴炬、裴蕴、宇文述这些人都是随驾十几年的老臣，他从没有慢待过半分，有些他信重的大臣死后，他甚至会伤心地在人前垂泪。据《资治通鉴》记载，杨玄感造反时，有很多世家子弟投降叛军，如果放在其它朝代，恐怕会祸及满门。但杨广却能理解这些人被迫从贼的苦衷，剿平叛乱后对其亲族不予追究，甚至连谋反者本人也多有被宽恕者。
显而易见，后人谣传杨广喜欢屠戮功臣，是一种恶意的诋毁。若论起不乱杀臣属，杨广在历代帝王中当居前十之列。 2、对杨广“暴君”之名的几点澄清后世曾有不少实例证明杨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这些其实都是在有心人的编造煽惑下，对前朝末代皇帝的一种恶意诋毁，目的就在于加强李唐王朝取而代之的合理性，所以不可妄然轻信，需要逐一考证辨析。
在夺哥哥皇位的问题上，杨广确实用了心计，甚至有矫饰的地方，但基本上还算是公平竞争，角逐的是才华、能力、在大臣中的口碑，以及在老皇帝杨坚心中的位置。杨广最终胜出，取杨勇而代之，这属于竞争取胜，与李世民兵变篡位的暴力夺权是有本质不同地。从道德上看，杨广抢这个皇位也无可厚非，做为一个十几岁就才华远胜于太子的皇子，就算不去争抢，任由哥哥继了位，恐怕杨勇也没有气度和胆量去包容一个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征服江南，为大隋打下半壁江山的大将军弟弟。
李世民曾以杨广杀高颎为由指责杨广是一个残暴之君，甚至还将杨玄感造反时编造的政治攻击大加宣扬，藉此来丑化隋炀帝。说杨广南征时倾慕南朝皇后张丽华，欲收为内宠，但高颎担心张丽华红颜祸水，像妲己一样魅惑君王，所以就横加阻挠，于是好色的杨广自此便对高颎怀恨在心，即位后找借口将其杀害。这种说法完全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故事编得也破绽百出。杨广风流倜傥，南征灭陈那年只有二十岁，而张丽华当时已经年过四十，一个二十岁的少年英杰倾慕一个半老徐娘，还朝思暮想着要纳入帐中，这显然是很荒谬地。而且当时杨广还并非太子，杨勇的太子位还很稳固，高颎根本就料不到杨广日后会即位，而一个亲王娶个漂亮女人，干高颎何事？干江山社稷何事？而且做为旧太子杨勇的岳父，高颎也不可能去期待杨广做什么不近女色的明君。稍一推敲，这种流言就不攻自破。但掌控了话语权的李世民当然不会去客观分析此事，更对杨广和张丽华的年龄只字不提。其实污蔑者从来都不需要事实和真相，只须按着政治目的去刻意误导即可。愚昧的百姓只知人云亦云，又哪有思考和分辨的能力？所以这些被骗者又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为谎言推波助澜的角色。随着李唐王朝的大力宣扬，加之民间百姓的以讹传讹，这则荒诞不经、破绽百出的说法却流传甚广，误导了不知道多少人。
事实上，杨广杀高颎主要是因为权力争斗。高颎是废太子杨勇的岳父，在帝位争夺时，一直坚定地站在杨勇一边，常常在老皇帝面前说杨广的坏话，竭力反对改立太子，这令杨广和他一直势同水火。而且高颎在军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严重威胁到了杨广的帝位和隋朝统治的稳定，任谁坐在皇位之上，怕是也不会容忍这样一个芒刺的长期存在。开皇十九年时，为了招待前来朝觐的突厥启民可汗，炀帝下令宇文恺制造可容三千人居住的帐蓬，宇文弼便对高颎说：“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指责炀帝奢侈无度，高颎对此也深表赞同。结果二人的讨论为人告发，于是杨广便趁机以“诽谤朝政罪”为由将宇文弼和高颎一同处死。
杨广为人宽厚，向来对臣属比较宽容，少有如朱元璋般杀戮之举。他一直疑忌唐公李渊，好几次对其进行打压，有一次甚至还把他抓了起来。但杨广终究还是心软，没有上位者常见的那种狠辣残酷、杀伐决断，既然找不到确凿证据，他就不忍心冤杀一位大臣。李渊看透了他的性情，一直谨小慎微，韬光养晦，杨广终于为其所惑，犯下大错，竟将河东十几郡重镇交给李渊管理，让他负责北御突厥，给了李氏家族聚兵坐大的机会。人们常说“用人不疑”，怀疑对方的忠诚却又委以重任，杨广的这个安排无疑糊涂得很。究其根由，就是其性格中的心软、宽厚、优柔寡断等因素所致。
杨广被冠以“暴君”之名的又一个原因，就是传言中说他与薛道衡“和诗”时落了下风，就心生不快，找了一个借口将薛道衡诛杀。后人据此指责杨广心胸狭窄，对大臣任意杀戮，不是宽容之君。然而事实上，这种说法不过是李世民派人散步的谎言。据《隋书-薛道衡传》记载：隋炀帝继位后，薛道衡曾上《高祖文皇帝颂》，杨广看后很不高兴，他对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为《诗经》的《小雅》篇名，其中有“言万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之蕴意。说白了，隋炀帝之所以不快，就是因为薛道衡在对隋文帝的颂词中蕴涵讽刺意味，用竭力赞美隋文帝的办法来贬低杨广。不久之后，朝廷商讨新的律令，议论多时也无法决定，薛道衡便嘲讽道：“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杨广因为高颎是杨勇一党，一贯和自己作对，且手握兵权，威胁到了自己的皇位，才以诽谤皇帝为借口杀之，但处罚其实过重，很多人不服，所以这一直是隋炀帝的心病。于是他听了薛道衡的话，就认为薛道衡是高颎余党，是在为其被杀鸣不平，含沙射影讥刺自己的治政，这等于是在揭他的短处，杨广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尤其是杨广更要借此事来杀一儆百，堵住天下试图为高颎翻案的呼声，这才令薛道衡自尽，这与写诗、嫉贤妒能是没有关系地。
李世民对将杨广丑化成残暴之君不遗余力，而他自己却信方士之言，仅仅因为大将张亮的名字合了谶纬，就将其处死，并籍没其家。隋炀帝听说“十八子”的谣传后，也只是猜忌李渊，并没有无罪妄杀他；而李世民在听到“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民间谣传后，竟欲尽诛天下姓武之人，可见其心性之残狠。李君羡功劳卓著，就因为是武安人、官居左武卫将军、镇守玄武门、封爵武连郡公，有好几处与“武”字相关，且小名叫“五娘子”，又跟“女”字沾边，李世民就找了一个拙劣的借口杀了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李世民篡位之初，因得位不正而总觉得统治不稳，心中一直处于忧惧不安的状态。
至于杨广杀无辜的李浑满门，也不是一些人谣传的因为误信方士之言。《隋书》卷三七略云中确实有相关记载：“后帝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但这不过是个引子，隋炀帝杀李浑的真正原因是李浑与宇文述结怨，所以宇文述诬其谋反，而杨广结合之前的图谶，才轻信宇文述之言。所以此事的主要承担者是构陷无辜的宇文述，杨广在此事中最多该承担轻信之责，至少不能归结于“残暴”二字。
杨广做人还是很有原则地，他曾经信任道士潘诞，让其配制长生不死之药，但潘诞一提出要以童子骨髓入药之后，杨广就立即将其处死，这件事可以看出杨广在很多时候不失为一位明君。而要说起迷信仙道，大炼仙丹，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比杨广要愚昧得多，花了大量精力和物力去炼丹，奢求长生不死，永远保有富贵，最终和一心长生的秦始皇一样死于“吞金”（即药物中毒）。 
3、君臣情谊----魏征李世民PK宇文述杨广说起君臣情谊，人们常会想到魏征和李世民。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君臣二人之间那些冒死进言和虚心纳谏的故事，却只不过是两个戏子的高明表演。更少有人知道，在魏征死后，李世民亲自下令将其墓碑推倒，以发泄心中对魏征的怨恨。纵观历史，说起君臣情谊，重情重义，杨广和宇文述才堪称典范。
宇文氏在北周时就是影响力很大的门阀世家，杨坚篡位后，很多宇文家的子弟不识时务，举兵造反，字文述少年从军，杀尽同族，为杨坚坐稳龙庭立下了汉马功劳，被破格提拔为上柱国、褒国公，更在大隋平灭江南和西域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杨广和宇文述之间的交情长达二十余年，初时杨广与杨勇争太子位，杨坚性喜节俭，因此给几个儿孙的俸禄定得都很微薄，身为晋王的杨广为了给父亲和母后留下好印象，在家中力行节俭，每餐菜不过两味，衣服鞋袜全由王妃亲手缝制，宫中每有赏赐，都拿出大半购买书籍，余者用来与文人相交，每年晋王府的开销居然还不及杨勇太子府的十分之一，如此简朴的行为也为他赢得了先帝的欣赏和贤德的美名。但当在私下里收买宫中眼线，与世家子弟交往，拉拢群臣，讨好母亲的族人，应付几个姓独孤的舅舅的索贿时，杨广却从不吝啬。他得知杨素喜欢东汉蔡邕的字，就花费两万贯巨资从江南购来，做为寿礼送给杨素。为了减轻宰相高颎的敌视，他竟让属下用了足足两年时间寻得《孙膑兵法》，还亲笔誊写了交到对方之手。而与史万岁、贺若弼等军中武将的交往更是开销巨大。杨广为了得到权臣们的支持，花钱如同流水一般，但表面上还要做出清廉的姿态，这笔钱全靠宇文述暗中经营一些产业，并以宇文氏整个门阀倾力支持才能供给。为了凑足杨广结交文武百官的钱财，宇文述甚至不惜自毁前程，冒着被言官弹劾的风险大肆收受贿赂，吞没缴获的物资。可以说，全靠了宇文述的私下资助，杨广才有财力拉拢朝臣，结交名士，进而在内外诸人的一致支持下击败前太子杨勇，如愿以偿地登上皇位。
杨广知恩图报，登位后对宇文述极为亲厚，宇文述成为大隋军界第一人，宇文家也权倾朝野。隋炀帝和宇文述有着超脱于君臣的深厚友情，即使在杨广登位后，他和宇文述的交情也并未疏远，后来还结为了儿女亲家。杨广登位时的功臣要么侍宠而骄，要么因地位变化而产生距离，都先后都与杨广疏远。只有宇文述还是像杨广未当皇帝前一样，很自然地常进宫和他聊天，给他送些自己喜欢吃的美食。对于杨广来说，宇文述是亦臣亦友的存在。所以多年以来，宇文述在仕途上从无风浪，无论东征战败也好，子孙盗卖军粮也罢，在别人头上都是抄家灭族的大过，在宇文述身上却不过是小事儿一桩。突厥人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时，局面万分危急，城内本就粮草将断，士兵吃不饱饭，无力守城，而远道而来的突厥人也同样缺粮。负责城防的宇文化及兄弟见情势不妙，竟然想两头下注，盗卖军粮给突厥人，拿炀帝的安危和国家的利益换取城破后宇文家的一条后路。后来援军赶到，突厥败退，盗卖军粮的事也被捅出，这本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但杨广念着与宇文述的交情，竟然只是降了宇文兄弟的官职，轻而易举地把这件危及自己皇位安全的罪行放了过去。
要说对身边的人信任、包容、知恩图报，这些性格放在普通人身上都是值得赞扬的优点，但放在一国之主身上却未必是好事。皇帝的本质是政客，政客必须无耻且心狠才能最大程度地攫取利益。为上位者有上位者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如果连危及到自身安全的行为都可以容忍的话，那以后其他人谋反，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忌惮，反倒会给自身招来祸患。隋炀帝重情念旧，知恩图报。他争夺太子位时主要靠杨素和宇文述二人相助，登基后不仅对这二人大加封赏，委以高官，还把长女嫁给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把杨素之子杨玄感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结果正是他最信赖恩待的这两家害惨了他，在第二次远征高丽的关键时刻，眼看高句丽就要顶不住了，杨玄感却在后方举兵造反，与高句丽夹击隋军，害得隋军功败垂成。而深受皇恩的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更在江东煽起兵变，杨广死在他们手中，大隋也莫名其妙地覆亡。 五、隋炀帝的真正死因----鲜卑人的复国梦在《隋唐演义》等小说的误导下，很多人认为隋炀帝掩耳盗铃，整日躲在扬州享乐，醉生梦死，不问朝政，结果在大厦将倾时众叛亲离，为部将所弑……其实这种看法大谬不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扬州兵变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唐纪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 “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 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从宇文智及所说的“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可以看出，隋炀帝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显而易见，杨广的亲军骁果军哗变，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些史料把扬州兵变重点归结于杨广的众叛亲离，是不客观且别有用心地。
司马光认为护驾的骁果军哗变是因为士卒多为陕西人，思乡心切，不愿久居扬州，遂均有逃散之意，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骁果军之所以突然归心似箭，主要是因为大隋北部边防的重臣，手握关右十三郡兵的太原留守李渊突然卖国求荣，勾结外寇突厥入侵自己的祖国，还签订了“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可耻协定，任由突厥人沿途抢掠烧杀。李唐与突厥联军于617年十一月攻陷长安，骁果军士卒的家属都在长安一带，他们不能容忍妻子儿女被突厥人掠走为奴，这才红了眼睛，要冒死私逃回家乡，但原本也并无兵变之意。至于参与谋叛的官员和将领，则主要是因为手下士卒逃散，担心事发后被治罪才欲随同逃亡。加上此时李孝常谋反，隋炀帝大怒下要杀其二弟，而官员们的家属多居于李孝常占据的华阴，担心遭到报复，便更加剧了与士兵一起逃亡之念。
隋炀帝为人宽厚，对身边臣子和将士一向仁爱，士兵、官员和将领们原本没有造反的念头，只想不辞而别。最终之所以爆发兵变，并非大头兵们一时的愤怒鼓噪，而是有一只幕后黑手在煽动挑唆，阴谋策划，以借势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只黑手就是宇文智及，他欲成帝王之业，拿杨广将对逃亡者治罪来威胁大家，并以富贵相诱，最后又把宇文化及也拉下水，推为主帅，终于酿成逼宫杀帝之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618年三月，隋炀帝“逃入西阁，被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杨广远征高句丽劳民伤财，后来又搞得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自己也知道对不起百姓。但他对身边的大臣却一向优容厚待，此时见众人谋反，心中不免十分委屈。宇文化及让封德彝宣布杨广罪状，杨广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封德彝历受杨广厚恩，无言可答，最后满面羞惭退下。杨广知势不可为，最后自解练巾递给行达，任其将自己勒死。可怜这个曾经雄才大略、抱负恢宏的帝王，最后竟连个像样的棺椁都没有，仅是由萧后和宫人拆下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
公元618年，杨广殁，享年四十九。
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领兵西归。炀帝即死，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便在王世充等“七贵”的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叹道:“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了扬州兵变的真相。引发兵变的始作俑者正是杨广最信任的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兄弟，他们把一场不辞而别的逃离，组织成了一次逼宫弑君的谋反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要说这宇文家，一向是杨广最信任的家族，不然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安危交其掌控。宇文化及曾在国难当头时违禁把粮食卖给突厥人，这本是抄家灭族之罪，但杨广看在宇文述面上也未予追究，只是把宇文化及免官而已。宇文述临终前恳求炀帝，杨广于是再次授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倚为身边亲信，掌管贴身近卫骁果军。正因为杨广和宇文家是两代的至交，又有恩于宇文家，觉得宇文化及兄弟必然会忠心相报，所以对他们十分信任，毫无防范。然而“能伤害你的人，从来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杨广最终被出卖，含恨而死。
宇文兄弟的行为堪称恩将仇报，无情无义，但除了天性凉薄之外，却也有着几分前因，这还要从杨坚当年建立大隋时说起。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鲜卑族的杨坚是北周的丞相，深受皇帝宠信重用。杨坚后来欺新君年幼，于581年谋朝篡位，建立大隋。正是由于杨坚不仁不义恩将仇报篡位在前，宇文家的这些鲜卑贵族们才不顾隋炀帝对他们的恩义和关照，有样学样。说穿了，杨广这可怜孩子不过是在为他老爹当年的无耻行为买单罢了。
当然，宇文家并非北周皇室，他们叛变也不是为了复兴北周，而仅是想恢复鲜卑人的荣光而已。鲜卑人曾经建有北周、隋这样强大的国家，所以大部分鲜卑人都有着极强的自豪感和民族排它性。当年这些鲜卑贵族肯追随杨坚造反，建立大隋，因为那只不过是换个皇帝而已，国家仍然是鲜卑人的私产。而杨坚生性俭朴，轻视文化，处处表现出鲜卑人的习惯和传统，所以一直为众人所拥戴。而新君杨广长于中原，受汉族文化熏陶甚深。他喜好诗文、礼待儒教、开科取士、崇尚佛学，还大建图书馆，对汉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性，有严重的“汉化”倾向，远远悖离了鲜卑人的文化和传统。而且隋炀帝为了让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和一统，打破了由关陇仕族集团垄断国政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对破除当时南北隔阂的情况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此举自然也就不免招致关陇鲜卑旧贵族们的强烈不满。而且鲜卑人的根在西北大地，杨广不愿北返，有迁都江南、放弃北地的念头，这更让保守的鲜卑贵族们心怀不满。宇文兄弟能如此轻易地煽动起这场兵变，就是利用了大隋中枢那些鲜卑官员恢复祖先荣光的梦想。
事实上，除了宇文氏外，后来背主卖国并成功取隋而代之的李氏门阀，和追随李家的长孙氏也都是鲜卑复辟势力中的一员。大学者吕思勉就曾在《读史札记》中评述：“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明确地考证出了李唐王朝是鲜卑人所建，其称臣纳贡于国家外敌东突厥的行为，和石敬瑭称臣于辽主耶律德光的行为是毫无二致地，都是“儿皇帝”的性质。大唐在初建之时，也不过是一个臣服于东突厥的属国而已。
据清代丁耀亢所著的《天史》记载，隋炀帝在江都玩乐时已经预感到末日临近，还曾经揽镜自照，以掌加颈，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不过笔者对此记载有所怀疑，既然之前的史书上没有相关记载，那丁耀亢又是从何而知？这些内容很有可能是为了制造隋炀帝缺乏责任心，早已彻底放弃挽救国家，整日醉生梦死的丑恶形象而编造地。其实杨广虽然消极堕落，但他坚持留在扬州醉生梦死也有着自己的打算，《资治通鉴》中对此记载得很清楚：“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显然，在隋末河南大乱后，隋炀帝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并非如那些丑化他的宣传中所述，是自欺欺人地逃避，一心在扬州混吃等死，爽最后几年。杨广的想法非常清楚，他此时已经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失去了把握，北方的局势太险恶了，突厥、高句丽、李渊、罗艺，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军，个个都对洛阳形成威胁，与其在虎口战战兢兢，倒不如干脆驻跸到比较安全的江都，这样万一北方的局面完全失控，还能像后来的宋高宗赵构一般，凭借长江天险在江南保聚半壁江山，至少也能稳扎稳打，割据江东一隅。可惜一场意料之外的兵变打破了杨广的如意算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着实令人叹惋。
六、失去的胜利----隋炀帝三征高句丽1、隐患李世民曾讥嘲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了立开疆扩土之功，博后世美名，不惜劳民伤财，三次亲征高句丽。但由于其指挥无方，最终无功而还，终致身死国灭……这也是如今为大部分人所相信的主流说法，其实事实却并非如此。
高句丽传说为商末箕子的后人所建，利用中国南北朝四百年混乱时期发展坐大，到隋朝建立时，已经成为北塞仅次于突厥的第二军事强国，西边的边境已经过了辽河，“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治下有 “户六十九万七千”，“强兵三十余万”，半牧半耕，高度集权，是隋朝东面最强大的邻国，有足够的能力臣服周边小国与诸部，直接对中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而且正处于上升期的高句丽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对中原政权向来不放在眼中，大隋立国之初兵精甲锐，高句丽照样敢冒犯袭扰大隋，在大隋讨伐南陈时频频挑起边衅，侵入隋境烧杀掠夺。开皇十八年时，杨坚就忍无可忍，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无奈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此后高句丽更为骄狂，时常在边境闹事，成为隋朝一个很大的隐患，迫切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
而且在隋唐年间，突厥人力量强大，时常兴起边患，而为了能够有效对抗突厥，必须对勾结突厥从侧翼侵扰中原的高句丽进行有效打击。可以说，对于隋唐年间任何一位有为的君主，大举征辽，彻底厘清辽东边患，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所以隋炀帝征辽根本不是什么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而是势在必行。在一些野史谰言中，说隋炀帝东征是因为高句丽态度不恭，所以才为了自己的个人颜面劳民伤财，这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的可耻歪曲。到了李世民自己登基后，他也照样要去征讨高句丽，却无人指责他穷兵黩武。事实上，“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虽然当代历史学家们找了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想要证明隋、唐对辽东半岛的进攻有着各种各样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唐太宗说的那句“不贻后世之患！”其实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他和杨广不惜劳民伤财也要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就是要将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打压甚至消灭于羽翼未丰之前，防患于未然，好为本民族谋求利益。
因此，虽然三征高句丽失败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征辽这个决策错误。其实当年胜负也不过一线之间，如果隋军取胜，杨广将被誉为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隋朝的统治也将稳固如山。在李唐王朝有心人的刻意推动下，历代的人们多把隋炀帝征辽惨败亡国，归结为杨广个人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导致的罪有应得，这无疑是一种不公正的历史认知。当然，杨广征辽也未必完全不存私心。由于是非长子即位，天下不免有人议论，所以杨广才急于开疆扩土，建立功业，以塞天下人之口。如果能扫平高句丽，完成先皇未竟之业，那必定天下归心，江山永固。
2、一征就在这公心和私心之下，612年二月，隋炀帝以高句丽国王高元不肯朝见为由，发动了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此次征辽准备了两年时间，算得上是谋定而后动。隋朝兵多将广，士卒都是开国时的百战精锐；而且军械精良，隋军身上的铠甲都是杨坚在位时督造的，质地坚实，箭矢攒射对普通士卒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却不能损大隋甲士分毫。远征军人数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十二个军，再加上各地征发来的民壮二百余万，可谓规模空前。当然，负担也空前，这些衣衫槛褛的百姓推着独轮车，牵着毛驴络绎前行，沿途病累而死者甚众。而出兵前杨广征调了大批工匠，在山东东莱大规模造船，工匠死亡率竟高达十之三四。
由于两国国力相差极大，所以出征前无人不觉稳胜。其实隋军也有很多的不利因素，毕竟是劳师远征，补给困难，每运一车粮食到前线，路上竟要损耗十七车之多，这不免给国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长途跋涉中，士兵和民夫的士气渐渐低落，很多部队偷偷地将沉重的粮食扔掉，这也是后来隋军缺粮的一个重要原因。隋军不熟悉地形，失了地利；而靺鞨、契丹、室韦，还有辽东说不上名字来的数百个小部族，均与高句丽唇亡齿寒，所以人和隋军也是不占地。
虽然有诸多困难，但隋军此次兵力之浩大足可投鞭断流，本应摧枯拉朽般轻松平灭小小的高句丽，但事情坏就坏在杨广的仁慈和好虚名上。临出兵前，不少武将建议皇帝兵贵神速，奇兵闪击，但这个建议被群臣们在庭议中否决了。文臣们均以为大隋此番伐辽，是顺合天意之举，所以必须堂堂正正地出击；而杨广也喜欢陈兵百万齐头并进的宏伟气势，所以不愿意以诡道取胜。于仲文不止一次向杨广进言，说打仗不是游山玩水，不能讲排场。战场上更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能击败敌人的战术都是好战术，但每次都被文官们引经据典地驳回来，说什么大禹伐有苗时是如何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之兵。杨广的梦想是成为五帝三皇这样的千古明君，所以对武将们的正确主张根本就听不进去。
更要命的是，为了向塞上诸部展示中原圣君的仁慈，让四夷心悦诚服，并得到“仁君”之名，隋炀帝竟然下令行仁义之师，这等于在隋军脖子上套上了一具枷锁。在攻辽东城时，每当隋军将士用重大伤亡攻近城池，眼看胜算可期时，高句丽守将就挑出白旗，请求隋军给予一定时间约束城中乱民，以便投降。然而隋军一撤离，守将立刻着人修补缺口，准备石块和弩箭，待约定投降时间来临时，就再次挑出战旗。一个半月之内，高句丽人如此降了三次，愤怒的将领们请示杨广，圣旨却准许高句丽人第四次投降，还教训他们要大度，天朝上国君臣，不能跟蛮夷小丑一般见识。昔日诸葛亮曾经七擒七纵孟获，于是永远平定了南蛮，如今高句丽守将才反复了四次而已，一点也不过分，他们迟早会心悦诚服地……不久之后，高句丽守将不负众望地第四次耍了大隋，用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机再一次被轻轻贻误。仅仅凭着一招诈降计，高句丽人便在绝对劣势下将战事拖延了四个多月。
眼看攻城日久，粮草日耗无数，隋军不得不改变战略，由宇文述和刘世龙分出三十万大军，绕路迂回奇袭平壤。这支军队人数虽然只占东征大军的三分之一，但其中七成以上是府兵，多年以来，大隋兵威无敌于天下，靠的就是这些训练有素的精锐强兵。高句丽士兵虽然为了保家卫国十分英勇，但战斗力却一般，远征军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从辽水东岸一直杀到平壤城下。眼看城池将破，高句丽国王高元再次诈降称臣，愿割萨水以北所有土地给大隋，永不反悔。隋炀帝轻信了高元的话，命令大军不得攻城，要坐待小小高句丽向天朝上国献城投降。由于受到隋炀帝“仁义之师”枷锁的束缚，隋军不能乘胜杀入城中，控制局面，反倒被迫屯兵城下，终至师老兵疲。
隋军千里远征，这支奇袭平壤的大军更是轻装简行，希望能快速击破平壤，在粮尽前结束战争，并获取城内粮食以充军粮。然而隋军一直等到粮尽，高句丽仍在拖延着不肯投降，反而翻脸断了隋军粮道。宇文述知道不妙，引绝粮之军撤退，高句丽大举追击，三十万天下无敌的府兵精锐饿得路都走不动，全军尽没，逃回者不足三千。由于高句丽倾国之兵也不过三十万，没有哪个将军敢冒险收留比本部人马还多的俘虏。在历史上，从白起到项羽，对人数远超过本军的降卒都只有屠杀这一种处理手段，这其实并非他们天性残忍，只是无可选择罢了。是年，高句丽君臣将三十万不扰民，不杀俘，不虐降的仁义之师降卒尽数屠杀，用隋军无头的躯体垒起长城，沿马砦水南岸绵延竟达百里。
三十万奇袭大军覆没的消息传到辽东城，围困在城外的隋军心胆皆寒，仓惶后撤，溃退时被挤下浮桥淹死的士兵就数以万计。辽东大地上有很多朝秦暮楚的小部落，很多部族名义上归高句丽国王管辖，实际上却不听任何人的号令。这些部族习惯于追随强者，当初隋军势大，它们就望风而走，而眼下隋军大败，这些部族便赶忙冲上，配合高句丽军随后掩杀，痛打落水狗。二十四路征辽大军兵败如山倒，于七月逃回国内，沿途伤亡惨重，先后共有三十余万精兵埋骨异乡。
第一次征辽原本是必胜之战，结果却大溃而回。并非隋军战斗力不强，也并非士兵们不够英勇，更不是之前准备的粮草不够充足，最主要的责任就在隋炀帝身上。若非他心存仁厚，不允杀伤，大兴仁义之师，自缚手脚，最终被高丽人诈降所算，把军队拖到绝粮的困境，实力远胜的隋军又怎么可能战败？后来薛仁贵引五万唐军一路烧杀劫掠，再不搞妇人之仁，很快就把高句丽灭了国。杨广犯错误的根源在于轻视了对手，他的轻敌导致了过份自信，而盲目自信又让他觉得自己有资本吃点小亏，以得到“仁君”的虚名。此外，杨广认为这样能令高句丽人心服口服，再配合上仁义和德化，就可以感化蛮夷，像诸葛武侯平孟获般，长久平定辽东边患。其实这种想法也并非杨广一人独有，当时朝堂上持此论调者不计其数。高句丽君臣正是利用了杨广的这种心理，把投降和背信两条妙计反复使用，玩得精彩绝伦，三十余万武装到牙齿的精锐隋军，就这样被活活拖死在了辽东。对于高句丽人而言，这场以弱败强、打击侵略军的胜利可谓扬眉吐气，国王高元和丞相乙支文德的声望一下子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虽然他们取胜的手段看起来不够光彩，但只要结果漂亮，谁又会在乎过程和手段呢？况且耍无赖是小国的专美。如果哪个小国跟大国玩什么正大光明，那这个脑子不够数的国家的覆亡也就在旦夕之间了。
杨广发动战争前踌躇满志，以为一战可以平定辽东，自此万夷臣服，留名千古，而当时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必胜，希望随驾建立开疆扩土的大功，所以人人踊跃，朝堂上对出兵持一片赞同之声，结果三十余万大军战死他乡，换回的却仅仅是高句丽人的耻笑。此时诸臣和百姓们都不想再打下去了，但杨广这个皇帝却不得不将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大隋完全是靠着兵威才镇住了四方诸酋，如果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表现出了软弱，周边那些部族就会先后效仿，到时边境兵祸连绵，大隋周边的战事会更多。停征高丽短期内虽然有利，但从长远来看，隋炀帝必须对自己的帝国负责，不能留给子孙一个边患无穷的烂摊子。对于杨广再次征伐高丽，很多人指责为不识进退、固执己见、不恤百姓，这都是片面的说法。做为一个责任感较强、目光较长远的君主，杨广必须在火苗刚刚萌生时就将其彻底扑灭，以免最终成为燎原大火。他不是不知道民力衰竭，百姓怨声载道，但他此时已经骑虎难下。当然，杨广灭高句丽立威的决断并没有错，趁高句丽在一征的打击下尚未恢复就再次征伐的想法也有道理，但三年中三次大规模远征，却终究是有些急了，高估了本国百姓的承受能力，这无疑是杨广的一个决策过失。如果他能够缓一缓，给百姓几年喘息的时间，内部稳固后再进行远征，则未必会有后来的亡国之祸。3、二征　 第二年正月，隋炀帝就开始筹划二征高句丽。这次他下足了血本，正月初二，杨广下令各地继续向辽西运粮；初三，下令募集骁果从军（所谓骁果，即民间有勇力又想在马上谋取功名之人。在去年的辽东大战中，大隋镇国的三十万府兵精锐丧失殆尽，所以这次不得不以金银来募集勇士）；正月二十三，杨广大赦天下，允许死囚去辽东立功赎罪；正月二十五，下令回家过年的将士们前往涿郡集结……经过数月的全面征召，杨广再次拼凑了百万大军，兵进辽东。
613年四月，隋炀帝亲统六十万右路军开到辽东城下，向辽东守军下了最后通谍：“如不投降，城破之日，鸡犬不留！”辽东守军的回书则非常强硬：“唯愿一战！”这次杨广总算不再行仁义之师了，但隋军攻城却未能如上次般轻易就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这百万大军大多都是新丁，三十万战斗力强大、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府兵已经在去年的那场糊涂仗中葬送殆尽，新兵们以前连血都没见过，又怎能轻易攻下一座坚城？三十万府兵的损失伤了隋朝的元气，大隋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衰败了下去。从前的大隋可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抵挡住突厥人二十万大军的狂攻，然后将那些来自草原的强盗杀得望风而逃。当年四十万隋军横扫南陈，金陵、岳州这些号称固若金汤的城池无不弹指而下，可如今百万大军却在小小的辽东城下裹足不前。
然而凭着兵力数量上的明显优势，以及左路偏师较为顺利的进展，战局终究开始向有利于隋朝的方向倾斜。杨广下令以百万布囊装土，在辽东城外堆成阔三十步，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以供大军直接冲上城头，同时建立了巨大的比城还高的箭楼，用弓箭手压制城头守军，守军一时惊恐万状；而水军也即将抵达战场，到时优势便会更为明显。战局的演进也证明了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并非任性胡闹。如果不出意外，战斗力大降的隋军也能凭借国力优势，把小小的高句丽耗干，以彻底的胜利结束辽东战局，威慑住周边各部，然后再休养生息。然而，就在这胜利可期之际，高句丽人的运气来了，意外发生了。
613年六月，就在杨广围攻辽东的关键时刻，越王杨素之子，镇守后方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河南黎阳（今浚县）聚众谋反。凭借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四方纷起响应，短短时间内就聚众十余万人，迅速兵临洛阳城下，对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构成了严重威胁。杨玄感是前上柱国杨素的儿子，累世尊显，在朝文武多是其父当年属下将吏，影响力很大，自从他继承了楚国公的爵位后，门下贤者云集，英才无数，连观德王之子杨恭道、名将韩擒虎之子韩世谔，和少年时即有才名，世袭蒲山郡公的李密都做了他的幕僚。杨玄感相貌英伟，文武双全，颇有枭雄之材，少年时即名满天下。当年曾随宇文述一同西征吐谷浑，战功卓著。转任地方大吏后，察纠贪污，弹劾奸佞，治下歌舞升平。这样一个既会治国，又懂得兵略的人在后方造了反，无疑是心腹大患。而且杨玄感这次的造反时机选择得非常好，也非常歹毒，大隋倾国之兵都随杨广远征辽东，国内空虚，叛军只须将征辽大军堵在长城之外，与高句丽人前后夹击，百万大军就有全军覆没之危。而且杨玄感是此次东征的总押粮官，大军的后续粮草都握在他手中，征辽大军完全有可能在饥饿之下全军覆没。原本经过数月苦战，隋军在辽东本已渐渐占据优势，但突如其来的内乱却让百万大军突然陷入了粮草断绝、腹背受敌的窘境。杨广功亏一篑，被迫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急急撤军回去平叛，大批辛苦征集来的军用物资和粮食也被迫丢弃。
隋末造反争天下的枭雄不计其数，但杨玄感此次的叛乱，对大隋来说却是仅次于后来李渊造反的致命一击。杨玄感在国家倾力对外作战时在背后捅刀子，与外敌里应外合，这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完全一样，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行为。其实杨玄感麾下原本并没有多少军队，他用于造反的士兵都是临时收编于运河上的船夫和贫苦农民，但起兵后声势甚大，民间百姓一呼百应。由此也可以看出，二征高句丽已经让百姓苦不堪言，对朝廷普遍已生怨怼之心，而其生活也已经窘困到了揭竿而起的边缘。在杨玄感造反后，各地官吏们纷纷归附叛军，毫无宋、明等朝各地守官那种拼死抗击，与城携亡的气节，由此也能够看出，隋朝的臣子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度很低。杨玄感位高权重，享尽荣华，就因为杨广曾经猜忌过杨素，就宁可叛国，出卖自家的远征部队也要造反，更何况那些平日没有出头机会的底层人士。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根源就是门阀制度，朝廷的臣子都是门阀子弟，他们只忠于家族，对国家和君主则只是利用，所以后世大臣们对皇帝的那种愚忠和敬畏，以及对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视，是隋唐时代大多数官员所不具有地。
由于此时的大隋才刚刚走向衰落，秋蝉纵然将死，却也并非杨玄感这小小蚍蜉所能撼动。隋军于六月二十八日撤离辽东，到了八月初，宇文述已经率军击溃了杨玄感军主力，不久后叛乱就被平定。杨玄感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却引发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后果，给杨广和隋帝国刻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不仅直接造成了二次征辽的无功而返，更令大隋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严重削弱了杨广的政治威望，百姓对朝廷的信心也降到了杨广即位以来的最低点。
杨素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杨玄感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根深势大的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必将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可怕效应，也无疑会引发巨大的政治离心力，促使更多的门阀世族和元勋显宦激生出谋求天下的政治野心。杨玄感围攻洛阳不过数日，城中的贵族和高官子弟竟然有四十多人出城投降，这也可以看出，在门阀贵族们的心底深处，同为大贵族阶层的杨玄感和自己是一路人，与那些造反的泥腿子有本质不同，贵族们绝不会接受泥腿子骑到自己头上，剥夺自己的财产和特权，这也是隋末无数股农民起义军都无法成事，最终不是被剿灭，就是被迫依附于王世充、李渊等大门阀的本质原因。而对于同为大门阀的杨玄感上位，势力庞大的各家贵族们却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反正杨玄感也代表了大贵族集团的利益，是杨广发号施令，还是杨玄感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大的分别。而日后大世族们能够接受李渊谋反上位，其实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因素，可以说是杨玄感的谋反为其它高门大阀取杨家而代之立下了榜样。
4、三征　二征高丽成了隋帝国由盛转衰的致命拐点。此时天下将乱，隋王朝已经显露出败亡之兆，但杨广已经骑虎难下，大隋无法承受两次败于高句丽这样一个小小属国的严重政治后果，必须用一场胜利来及时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霸主威严。于是在614年二月，隋炀帝第三次发动了征辽战争。
高句丽连年作战，早已困顿不堪，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今辽宁金县）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高句丽国王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投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全了国家和自己的颜面，遂班师还朝。然而在隋军撤退后，高句丽既没如约送来降书顺表，国王也没兑现亲自来洛阳请罪的诺言，摆明了又用诈降计把大隋耍了一回。
其实此次隋朝君臣也未必就是轻信了谎言，否则肯定会按照惯例，逼高句丽割地赔款、遣子入质后再撤军，而不会刚听到一句服软的话，就急急带着百万大军撤了回来。显而易见，此时的大隋朝也已经困顿不堪，急于收兵回国休养生息；更觉得难以彻底取胜，担心重蹈前两次东征的覆辙，被陷死在这个泥潭中拖垮。所以与其说是隋朝君臣被高句丽人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是自欺欺人地强迫自己相信了高丽人的承诺，每个人都在暗暗企盼高句丽人这次能信守承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此次杨广能知难而退，不与高句丽继续打两败俱伤的消耗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是百姓之福，更是一种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体现，足以证实他并非很多人印象中的那种不知进退，一味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
可要说这高句丽人也是真有骨气，都已经熬得快油尽灯枯了，偏偏就是不肯低眉顺眼，俯首称臣，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就是不给大隋这个台阶下。于是615年正月刚过，下不来台的杨广就又开始筹划第四次征辽。然而此时虚弱的大隋已经没有了对外征伐的能力，国内叛军蜂起，战争大幅破坏了生产，粮食本就不够吃了，没有官员能强迫百姓第四次在农忙之时扔下庄稼前去从军。而且朝廷再也无法征调起百万大军和数百万民夫了，从上到下都已经无法忍受一再的劳师远征，从百姓到各层官员，都以各种借口强烈抵制朝廷的征发令，这次的乱命最终胎死腹中。
5、总结隋朝泱泱大国，以百万雄兵征伐高句丽弹丸之地，三次倾国出师却都无功而返，最后没征得了高丽，反倒把自己征得亡了国，这戏剧性的失败实在令人空留叹惋。首次征辽失败是因为隋炀帝要行仁义之师，轻敌致败。二次征辽一路凯歌，还创造了一千骑兵击溃数万高句丽军的辉煌战例，本来能够完胜高句丽，却因杨玄感在关键时刻叛乱而功亏一篑。在第三次征辽时，虽然隋军野战仍然压着高句丽打，但其实大隋的国力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那时的大隋和高句丽一样疲惫虚弱，同样都经不起长期的僵持战和消耗战。换言之，第三次征辽时大隋已经无力支撑足够久的战争，从而彻底消灭高句丽了。
其实高句丽贫弱小国，野战根本不是隋军的对手，完全是凭借死守城池才能够苦苦支撑。如果隋朝不断派出精锐的快速部队，避开高句丽军主力和大城池，只是在其境内烧杀袭扰，那估计用不了三年，高句丽的粮食就会严重匮乏，经济也会随之彻底崩溃，此时再派出十万大军，就能够扫穴犁庭。唐朝征高句丽就是用得这个办法，效果显著，成功将高句丽灭了国。可惜隋朝君臣见不及此，只知道以优势兵力正面征讨，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自己的负担比对方还重，终于将大隋先于高句丽拖垮。
高句丽是当时辽东大地上的强国，民众抗击侵略者的爱国意志也十分坚决，在众志成城之下，并不容易攻取。加上天气严寒，路途遥远，征伐耗费极大，国内叛军又多加掣肘，隋炀帝三征拿不下来也不能说极度无能，主要还是总体战略上没有采用消耗战法。大隋三次远征，导致民间耕稼失时，官府趁机侵逼压榨百姓，过度的兵役和徭役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隋末遍地的农民起义。而高句丽抗拒大隋数年，国力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后来被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隋三征高句丽虽然仅有三年时间，也没有大规模的野战交锋，但这场消耗战实际上却相当惨烈，最终令双方两败俱伤，最后相继亡国。
而唐朝号称兵甲犀利，而那时的高句丽已在隋炀帝多年征伐下疲惫不堪，实力大减，但李世民也同样受阻于安市无法寸进，在坚城之前一筹莫展，空耗巨额粮饷后灰溜溜地乖乖撤军。李治即位后，继续攻伐高句丽，唐帝国先后用了23年不间断的进攻，才借着高句丽内乱将其攻破。唐军用屠刀将高句丽灭国，但不久后却被趁势而起的新罗赶出朝鲜半岛，一无所获而回，辽东半岛为渤海国和新罗所控制，唐朝数十年幸苦征伐，折耗国力民力无算，最终全都为人作嫁。6、求索对于规模最大的一征高句丽，如今国内的主流说法是出兵一百多万，民夫两百万，前锋三十万人全军覆没，仅有2700人逃回。对这些数据，以及战争的描述，如今一些学者提出了疑问。
参看韩国出版的《高句丽史》，上面的说法是，隋军一共只有三十万人进犯，所以很可能隋军的后续部队还未踏入辽境，前锋就已经败归了，也可能大隋在一征时并未征发这么多人，只是因为唐太宗近二十万人征辽也失败，所以他就希望把隋军说得多一些，好为自己垫底。
据《高句丽史》所述，隋军在一征中战死数万，而高句丽军“亦伤亡甚重”，而韩国民间的不少史书上则说得比较详细，认为在10万以上，而日本学者考证的结果则是伤亡在十至十五万之间。考虑到韩国人一贯喜欢夸大战果，掩饰自己伤亡的特点，很可能这个数据已经向高句丽有利的一面倾斜了。换句话说，并不是一边倒的三十万隋军全军覆没，高句丽人几无伤亡，而是两败俱伤，伤亡可能都在十几万，隋军有半数逃回国内。
一些学者认为，从唐史看，隋军在回渡萨水之前，从未有败绩，因此战斗减员很少，而三十万精兵转瞬便崩溃，十不存一，败得如此凄惨，仅有如此少的人逃脱，这都是比较异常的情况。毕竟当时隋军统军的九将均为当时的一流战将，对于半渡设伏的常用伎俩居然毫无提防，一触即溃，于情于理，都难以令人信服。而高句丽重兵多分布在鸭绿水的西侧，在鸭绿水东侧与萨水之间无论是城防和驻军都势必有限，要对训练有素的隋军形成有效狙杀并不容易，何况薛世雄的右翊卫军团在撤退中成功地形成了防御，而撤退的余军在穿越鸭绿水到辽河之间的敌军重点防区时，却再也没有伤亡的消息。而且除了断后的辛世雄阵亡外，逃生的2700人中集中了另八个统帅的亲兵和本部，换言之，其它士兵几乎死光，而八个将领的司令部都完好无损，在整体溃败的乱军之中，高句丽人的打击未免也太有选择性了。被歼灭的三十万人中，至少有十万是骑兵，这些人没道理比他们的统帅逃得慢。而如果这些人是为保护统帅部而战死，那如此忠勇的三十万大军，以高句丽人的大兵团野战能力，根本就吃不下，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溃败了。所以说唐史中的这些描述是令人生疑地，很可能存在丑化前朝的因素。
七、隋唐时代丑陋的门阀体系1、王谢堂前燕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制这种丑恶的体制就统治了中原大地。山东有王、崔、卢、李、郑五大门阀，关中则以韦、裴、柳、薛、杨、杜六大阀为尊，再加上宇文家和江南残存的谢家、王家、陈家等，顶端的大阀共有二十几个。其实从前扬子江以北的汉族世家早就被胡人铲平了，现存的都不是正宗的汉族名门，而都是些像李家、杨家、刘家一样的冒牌货，向上追溯不到三代，便能发现大野氏、蒲六茹氏、呼韩邪氏的种。在那个时代，谁都想将自己粉饰成名门望族，连出身低微的流寇窦建德都腆着脸自称是汉代名臣窦固的子孙。
隋朝的门阀之风仍然十分浓郁，大隋的朝政与其说是由皇帝掌控，倒不如说是被这些家族所把持。豪门世家们把心思都用在如何为家族谋利之上，眼中根本没有百姓和国家，行事也不讲什么道义。对于他们来说，家族是永远排在第一位地，为了家族的利益，信誉、亲情、良知这些东西都可以牺牲，必要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而这种对小集团的忠诚意识也恰是各门阀得以存续的核心凝聚力所在。世家子弟们并不在乎大隋朝失尽民心，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从魏晋开始，皇帝和朝代更易不少，但门阀世家却大多都能在改朝换代后继续繁荣昌盛，照样继续把持朝政，享受荣华富贵。在这种心态之下，开国时的锐气一过，隋朝就从上到下都充斥着贪官污吏，大多数官吏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没有几个人还有报国之心，政府的命令也难以通畅下达。当年的的大隋曾经充满生机，皇上圣明，百官尽力，可那些当年被众口称颂的贤才如今早已蜕变腐化，从过去的清高正直变成了如今索取贿赂时的理直气壮。
在隋朝年间，人们皆以与世家子弟交往为荣，但寒门子弟却很少能进入门阀的权利圈。世家之间彼此通婚，结亲时讲究门当户对，即便某个普通家庭中金玉堆积如山，而某个名门之后家道中落，穷到无处立锥，后者也不屑与前者结亲。凭借这种规则，豪族们成功地将寒门子弟排斥在上层圈子之外，藉此来保障小集团的纯粹性。而大族间的每一段婚姻，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交易，这也促进了各大家族勾结起来共同把持朝政。
但在隋朝初年，寒门子弟和普通家族也曾有过不多的改换门庭的机会，可惜惠及范围不大，后来这条路也渐渐闭塞。由于建立一个家族至少需要两代以上的时间，而且难度很大，魏晋以来，仅凭一代人的努力就崛起成为世家大族的仅有刘裕一例。为了更快地提高家族地位，有些暴发户就想出了一个奇招----选少年才俊做女婿。每逢京城科考，他们就去放榜处等着，于高中者中选择尚未定亲的贫家少年，然后千方百计抢回家关进女儿的闺房。一夜之后，生米煮成熟饭，高中者想不结亲也不行。事实上，大多数贫家少年也会同意这种婚姻，之后彼此各取所需，贫家少年得到了日后在官场上迎来送往所必备的资金，而暴富的普通门第也就有了跻身于豪门行列的机会。
2、高墙自晋至唐，选官时大都是按照门第任人唯亲，大门阀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贫寒子弟再有才华也没有出头之日。当时不得志的不止是寒门才俊，即使大户人家的子弟，如果不攀附上那几十家大门阀，也根本就没有进身之阶。然而世家大族们早已形成了一堵高墙，没有一定的际遇，根本无法从一侧穿到另一侧。
一片土地上如果长满了大树，底下的其他庄稼就会因见不到阳光而死去。所以门阀制度是非常危险地，大隋民间人才辈出，但门阀垄断了升迁之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没有晋身的机会，不得不从事一些帐房、管家之类的低贱工作以谋生存。这种不公平且没有出头之日的现状，自然会遭致众多贫家英杰的抵触，一些郁郁不得志者甚至暗中与土匪流寇联络，以求将来对方真成了事，自己也能改变一下卑微的地位。隋末众多的盗匪和义军都是由草莽中的枭雄聚众而成，其中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这些出自寒门的英杰们把一场场起义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原本并不想做贼，令祖上蒙羞，更不愿意冒死造反，如果朝廷能在选拔官员时给平民出身的人留点空间，如果走正经路子谋求出身的渠道还算畅通，能让他们有机会一展才华，他们便会按照正当的途径去努力，若非完全看不到改变自身境遇的途径，他们也犯不着铤而走险，投身匪类。但这种假设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大隋的朝政把持在各个世家手中，眼光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做出自损利益的举措。
还有一些寒门子弟把希望寄托在从军建功之上。“功名但凭马上取！”这样的话乍听起来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事实上却只是哄骗寒门子弟替朝廷卖命的说辞。一万人个普通人家的子弟，也未必有一个能活着达成自己的梦想。而那些前往军中获取功名的世家子弟则根本无须冒险，他们的功勋自然会由寒门子弟的尸体来堆积。士卒取功名靠得根本不是什么马上的战绩，而是身体里流淌着的某位大人物的血液。功名只是世家子弟的游戏，平头百姓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什么时候摆上棋盘，什么时候取下来，都是执棋者随心所欲的事，棋子根本没有资格为自己的命运鸣不平，执棋者也不会在乎棋子心中想什么。如果士兵真能凭着英勇奋战而得富贵，还有谁会闻金鼓而匿身？如果朝廷真地能做到“马上取功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宁可造反，也要逃避征辽之战了。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大秦的两世而终，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秦当年的赫赫武功。秦国横扫六合，混同宇内之后，北筑长城而守藩篱，令塞上诸胡在秦亡之际，依然不敢南下牧马。可以说，没有大秦的武功，就不会有大汉的辉煌，更不能令之后数百年间，人人都以拥有中原姓氏为荣。而位处于西陲的秦国之所以最终能够横扫六合，将土地富庶、人口数量多出数倍的六国尽数荡平，就是凭着尚武之道，也即给普通百姓留出了一条较为公正的、凭借军功升迁的道路。在大隋初期也最重军功，每战斩三首则策勋一转，策勋三转则职进一级。赏罚严明之下，隋军士卒个个奋勇，隋军轻而易举就扫平天下。然而这种善政很快就在门阀大族的把持下变了味，隋文帝和隋炀帝虽然都希望进行矫正，但在门阀们阳奉阴违的抵制下，他们最终都无能为力。
3、开科取士大隋朝的一个致命弊端就是人才选拔渠道不通畅。自从两汉以降，士族和寒门之间的地位差距就判若天壤，从地方上的小小县尉到朝堂百官，几乎全被十几个数得过来的世家大族所把持。历代皇帝都知道世家当政不是社稷之福，可谁都没有办法解决。最终隋文帝看中了科举制度选材的公平性，于是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创立了开科举士之策，这堪称古往今来第一善政。从此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选贤也不再问出身，很多贫家子弟有了入朝为官，成为新贵族的机会，更在心理上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科举制度的积极性不仅仅表现在选材之上，更有着让国家政令制订合理的重要作用。如果满朝文武都出身于世家大族，则朝廷推出的政令必然会优先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造成贫富悬殊日益增大。只有不同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制订决策，才能避免世家子弟活得越来越滋润，而平民百姓活得越来越艰难，到最后不得不揭竿而起。
隋文帝和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就是想给平民中的英才提供一个被朝廷重用的途径，以免这些人被压抑狠了，最后铤而走险。然而杨广父子虽然为打破这种界限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得到的收获却寥寥无几，他们为平民阶层做出的这种努力也遭到了门阀们一致的强烈抵制。杨坚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放缓改革，只开设了科举中的秀才科，从本质上看，就是只能拿出底层官员的部分位置来提供给科举考试的获胜者，而高层官位仍然是世家们的囊中之物。而即使是做出了这样的让步，杨坚的这些政令也无法落到实处，即便是户槽、兵槽这种底层小吏的职位，也很少会让给科举和行伍出身的寒门子弟。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为吏者，需要家世清白，有地方士绅保荐。而那些地方绅士们保荐的人才，绝对不会是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民，这便让科举制度给贫家子弟留出的那条出头之路名存实亡。
杨广执政以后，又增加了进士科，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给寒门子弟开拓更广阔的晋身空间。但由于受到门阀势力的强烈抵制，科举制度时断时续，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在朝堂上难以立足，虽然杨广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直到隋亡，世家当政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大的改善。终隋一朝，靠科举出身的人没一个做到三品以上，而大部分位高权重的高官却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
当然，从表面上看，杨坚和杨广倡行的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如果不赶快找一个世家大族依附，很快就会在权力争斗中被倾轧得尸骨无存。高门大阀为了垄断权力，竭力排挤打压由科举途径上来的寒门子弟。在大隋朝，那些无根无基的寒门官员得罪了皇帝不打紧，至少皇帝要找到他的过失才给予相应的处罚；但如果与世家交恶，则根本预料不到对方会以什么残酷无耻的手段报复。那些世家豪门已经延续了几个朝代，手中有上百种整人的办法，很多寒门出身的官员被扣上捏造出来的罪名而死于冤狱，有些门阀甚至敢于明目张胆地直接暗杀朝廷命官，并且凭借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足以在犯罪后轻易逃脱处罚，朝廷也找不出真正的凶手来为死者伸冤。自大隋立国以来，官员稀里糊涂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从杨坚到杨广，都对幕后黑手无可奈何，他们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没有背景和根基的平民将领而与高门大族发生冲突，顶多抓几个替罪羊来安抚人心。久而久之，寒门出身的官员要么被排挤到没有权力的部门，要么就成为世家的爪牙，对高门大阀唯命是从，所以朝中永远没有人会为百姓说话。
4、竭泽而渔门阀大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不给平头百姓中的人才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只是逼反了少数寒门精英，却不会对帝国造成致命伤害。毕竟大部分平庸的农民也并非一定要跻身于上流社会，只要在辛苦劳作一年，缴完官府的税收后，剩下的粮食还勉强能让全家人吃饱肚皮，这些质朴的庄稼汉们就能够心满意足地继续自己卑微的生活。然而那些高门大阀却索求无度，连这最基本的愿望都不让他们满足，一味利用国家机器大肆盘剥，从上到下的官吏也都趁机上下其手，于是赋税渐渐高到了令很多家庭都难以承受的地步。如果某一家在舀干了自己的米缸后仍然交不出足够的粮米，穷凶极恶的缴税官就会将人绑走，投入大牢，很多人一进去就再也无法出来。而一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面临绝境之后，则会选择另一条道路：把女人送回娘家，把儿女卖给豪门做奴婢，换上几斗米，然后大步离开一无所有的屋子，投奔附近打家劫舍的悍匪……
当门阀们把国家机器变成了自己家族盘剥百姓的工具之后，对民间的伤害和剥夺要比寻常的封建王朝重得多。毕竟皇帝看问题是从大局着眼，还要考虑千古美名、江山永固，而且国家都是自己的，捞钱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太重，所以通常不会压榨无度。但门阀子弟却根本无须顾忌这些，他们完全可以竭泽而渔，无止境地盘剥百姓，反正最后败掉的也是杨家的基业，自己能多捞就多捞。“肉食者”接触的东西确实多，受的教育也确实更好，通常比寒门子弟更有远见，但他们多为自家利益而谋，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于是这些聪慧头脑最终推出的，却是一条条祸国殃民的弊政。于是，丑恶的门阀制度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和幅度，加快了土地兼并的进程，让财富和土地更快地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让大多数百姓更快地走向那个让他们无法继续活下去的临界点，让历史更快地完成一个兴与衰的循环。
在隋朝末年，每个家族都为了自家利益而不择手段。大家族底气足，图谋的东西多，所以做事的风格就更狠辣些；小家族实力较弱，行事有所顾忌，所以表面看上去就稍显善良，但他们却并非生性宽厚，在骨子里，其实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放眼整个大隋，有长远眼光，肯收敛自己的行为，能尽量给百姓留条生路的豪门，简直是凤毛麟角。人性本贪，特别是在对手没有显而易见的反抗之力时，贪欲总是会击溃理智。而既然压榨百姓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统治阶层的共识，那平民百姓的死活自然也就无人在意，于是大隋的官员们比赛式地搜刮聚敛，甚至不惜杀鸡取卵，百姓头上的赋税压力日益沉重，再加上征高丽时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终于把百姓们逼上梁山。
门阀世族就如同虱子一样，不断地吸食国家的血液，等把国家吸干了，一部分虱子也就会跟着完蛋，而另一些机灵的则跳到其他人身上，开始新一轮的吸血与繁衍。在乱世当中，那些绵延的数百年的家族肯定会找一个强者来投靠。至于这个强者原来做过什么，是背叛朝廷的将军还是杀人无算的流寇，他们根本不会在乎。
其实隋朝的良将勇将名将悍将很多，他们也成功地剿灭了大批的义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只要把持朝政的那些世家大族依然我行我素，只要地方豪门和官府继续相互勾结，只要百姓们仍然没有活路，那义军就会像韭菜一样，割去一茬再长一茬，无休无止。帝国的将领再威猛，士卒再英勇，打赢再多胜仗，也总难免有一次会饮恨败亡。当一个王朝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帝国的崩塌也就成了早晚间的事儿。
5、相互倾轧在隋朝末年，各门阀间争权夺利，相互拆台的现象日益加剧，军队之间的派系倾轧也十分严重。隋末的义军之所以屡剿不灭，其实并非是因为朝廷的军事力量不足，主要还是诸家门阀各怀私心，希望保存实力所致。一些世家大族目光长远，甚至在叛军和朝廷间左右逢源，两面下注。自从民间传言“桃李子”这个童谣将应验到李密身上以后，很多世家大族都派了自己的旁系或庶出子侄前去追随，这也是李密在杨玄感兵败之后仍然能安然无恙的关键原因之一。
大隋各地的官员和将领基本都是世家子弟，或者早已投效于某家门阀，自然都会尊奉家主的命令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力剿匪，这导致各地官员和各支军队间毫无配合，自扫门前雪，即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只是将匪盗赶出辖区就算了事，这些惯匪很快就会重新拉起一票人马，死灰复燃。而有些门阀甚至养寇自重，故意放绝境中的匪寇一马。于是，在朝中大佬们有意无意的纵容之下，各地义军匪寇越滚越大，恶性循环，终致星火燎原。
当然也有少数忠勇的将领愿意挽救危局，为国家做些实事，但终究独木难支，明明是可以互相呼应，共同进退的大进攻，到最后却往往成为孤军深入的自陷死地，不是战死便是大败而回，丢官免职。杨广在征辽屡次失败后意气消沉，朝政完全被各世家所把持，大臣们欺上瞒下，处事极度不公，临阵脱逃者无罪，舍生忘死者无功，甚至还被扣上作战不利、损兵折将的罪名。而更惨的是，一旦手中兵卒打没了，即使是取得了胜利，这些光杆司令也会被朝廷无情地抛弃。几个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后，便无人再肯用命向前。
更有甚者，为了争权夺势，打击竞争对手，避免对方获取战功，各门阀间常常相互下绊子，后方的官员对前线作战正顺利的武将进行掣肘，甚至是陷害，许多忠于大隋的赫赫名将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却倒在了自己人的阴谋之下。其实各地的义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与朝中诸位权臣的内讧密不可分。这些在后方作梗的上位者一次又一次打乱了前来征剿的官军的行动部署，扼住粮草不发，胡乱调动，甚至出卖情报……将一个又一个忠勇的将领送到了义军的刀口下，并且乐此不疲。
就在隋朝大厦将倾之时，百官们还在互相倾轧，如张须陀这样大隋最后的几根支柱，其实并非死于群寇之手，在他们兵败身死的背后，有着一股非常清晰的力量，一步步地将他们推向绝路。杨义臣是隋末名将，多次把流寇窦建德杀得丢盔弃甲，然而朝中官员担心杨义臣建功，在大局将定前把他强行调回江都，致使窦建德死中得活，之前的努力和牺牲全部功败垂成。杨义臣去江都后没几日就病死了，不是气死，就是为人所害。张须陀是隋末不多的几位能征善战的名将之一，屡败义军中最强大的瓦岗贼寇。然而他很快就遭到了后方官员的嫉妒，平素争斗不休的百官们在打压他时齐心协力，非但一举断了补给，还逼着他放弃了最擅长的野战，勉强在不利地形中与瓦岗军决战，张须陀终于战败殉国。
6、无力回天隋文帝和隋炀帝试图打破门阀操控朝政的现状，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平民开创一条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缓解社会矛盾，也是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被把持在门阀世家手中，皇权受到了制约。在大隋的统治高层，官员和将领们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大臣们只知家族利益，对皇帝和国家毫无忠诚之心，更不会真心为国家出力做事，所以从上到下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如果仅仅是不作为还好，可官员们却把精力都转到了如何残酷盘剥百姓之上，这正是大隋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抑制门阀的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除了门阀们联合抵制之外，也和他四处征战，试图建功立业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得到门阀世家对自己东征西讨的支持，杨广不得不对他们做出许多让步。尤其是隋末连年征战，他便更不愿在战时和门阀们闹僵，动摇国体，所以只好对世家把持朝政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于是掌权的世家大族们便趁机将朝野空缺把持得滴水不漏，高官的子弟依旧是高官，平民的子弟依旧是平民，朝政越来越昏暗，苛捐杂税越来越重，百姓们对自己生活也越来越绝望。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差役们不敢随意讨要贿赂，肯下地跟百姓一道开镰的官员很快就会得到高升，所以隋初一片欣欣向荣。等到杨广执政时期，开国时那种蒸蒸日上的朝气已经耗损大半，从上到下的官员也渐渐怠惰，其自律和锐气均已被时间磨蚀将尽，任人唯亲和贪污盘剥的风气便渐渐浓郁。尤其是门阀的势力日益高涨，官场风气日非，派系和裙带成为了升官的关键，为国家和百姓做实事的官员却得不到提升。豪杰之士没有机会一展所长，众多昏庸糊涂之辈却凭着家族的余荫窃取了国家权柄，弄出来的政令只为自家私利而谋，从不管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
大隋迅速糜烂，绝不能全归罪于杨广一个人的昏庸糊涂。隋末的很多乱政都不是隋炀帝的意思，而是世家大族们相互勾结，为了家族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结果。为了私利，他们不惜将民间财力压榨到最干，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国，最终终于断送了整个国家的生机。杨广并非不知道国家的种种积弊，也不是不知道百姓的艰难困苦，更不是不恤百姓死活而为所欲为。他有很多看起来糊涂的举措、荒唐的乱命，其实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是反复权衡取舍，与门阀大族们彼此妥协后的无奈之举。他所颁行的很多看似愚蠢可笑的国策，其实初衷也未必就有多糊涂，只不过是被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地办走了样而已。如今大部分人把隋末政令昏暗的责任一味归咎于杨广个人，这是不够公正地。杨广再昏庸糊涂，也不会令大隋败得如此之快。其实满朝公卿，哪个没向火上添过柴，鼓过风？
其实早在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那时的杨广雄心勃勃，也曾励精图治，试图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令很多本来初衷良好的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得面目全非，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效果甚至还恰得其反。
皇帝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其实却不似人们想象中那样可以言出法随，任意颁行国家政令，将善政暴政尽操于一人之手。事实上，坐在皇位上的人也只不过是贵族阶层的代言人而已，这个人做事不能任意妄为，必须懂得分寸，能维护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帝王的命令是靠手下的臣子和将领们来落实地，如果他的命令损害了整个阶层的利益，那底下肯定会百般抵制，甚至不惜兵变，换上一个新的代言人。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于是他唯有在郁闷中陷入沉寂，放弃内部改革，对种种积弊装聋作哑，眼睁睁地看着政局日益糜烂，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不甘寂寞的杨广把事业重心放在了对外征伐之上，也曾一度建立了赫赫武功，但在征辽失败后，杨广开疆扩土的雄心也已湮灭，这个沉重打击进一步助长了他对朝局改革的无奈情绪，令他更加不愿打理政务。于是杨广对那些明晃晃的黑暗开始采取半放任的态度，他干脆把朝政托付给几家信得过的豪门巨阀，以之为倚靠，自己则整日沉湎于杯中之物，不问国事。
如今后人在义愤填膺地指责隋炀帝不理朝政，尸位素餐，怠惰误国时，多将原因归结到杨广生性懒惰好色，终日沉湎于后宫享乐之上，将他与宋徽宗等享乐派昏君混为一谈，却在有意无意间遗忘了这个君主曾经励精图治，不辞劳苦地到西北等苦寒之地御驾远征，这些行为难道像是一个沉迷于享乐生活而不能自拔的帝王么？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杨广在年青时夺杨勇皇位时的心机深远，精于矫饰，却不肯认真想想，这样一个聪明的帝王，就算贪图逸乐，又怎么可能短视到为了享乐而不顾祖宗基业和自身死活的地步？把朝政打理清楚能耽误多少享乐时间？他又怎么可能丧心病狂到为了玩乐而完全不理朝政呢？这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么？若非什么都做不了，若非对挽救朝局已经无能为力，若非对改革已然心灰意冷，彻底绝望，又何至于要在深宫中无奈地对镜长叹，坐待别人来斩自己的大好头颅？
7、历史的不公丑恶的门阀陋习源自魏晋时代，历朝皆无力改变。直到唐朝建立，门阀的势力仍然极其强大，陇右李家自身就是隋朝时代的大门阀，李渊造反时主要倚靠的也是家族的力量，所以开国后大肆封赏李家的有功之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进一步加剧了门阀之祸。唐朝在骨子里和隋朝是毫无分别地，只不过是豪门大族们换了一个新盟主而已。在重新洗牌之后，朝政还是由门阀大族所把持，平民百姓仍旧没有出头之日。
历史性的进步在武曌篡唐后出现。武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她深知门阀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巨大，下定决心要打击这些硕鼠，重建一片晴朗天空。在亲手拔擢的新臣们的支持下，她重新对世族势力进行了划分，沉重地打压了门阀势力，自此彻底打破了百年来豪门大姓把持国家的局面，短暂的盛唐时代也因之而起。
门阀祸国是历史的责任。在杨广即位之后，门阀坐大之势已成，任谁也难以彻底消除。这种积弊其实只有在改朝换代时，于废墟上重新进行彻底的改良才可能解决。然而杨坚立国之初尚且畏难不改，我们自然就更不能苛求杨广去解决这个历史疑难。今人众口一词地指责杨广不理朝政，昏庸误国，可又有几人明白他欲振乏力，改革不得，不得不收起雄心，沉湎于杯中之物时的无奈？
中国的历史评论向来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只是简单地遵循着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由胜利者功利地主观定性。同样是搞得国家民不聊生，如果没有改朝换代，就必然是奸臣蒙蔽了圣聪；而如果国亡了，那就绝对会被新王朝诠释为前朝的昏君误国。
中国历史记述的另一个缺陷是总喜欢把改朝换代、民族危亡等历史的责任归咎到某个人身上，而从没有人愿意说出统治的真相。其实所谓“统治”，从来都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管理和剥削，而不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剥削。所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无论是治国有方还是民怨沸腾，都绝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儿，而应该由所有的统治层成员共同承担。国家富强了，那是所有统治层成员努力的结果；国家衰败了，那也是大家的责任，皇帝最多只是承担一个领导责任罢了。把百年来的腐朽风潮，和千万门阀子弟丑恶行径引发的恶果，都交由可怜的杨广一人来背，这莫名其妙被赋予的历史罪责，无疑是一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八、大隋覆亡的真正原因1、乱世枭雄隋末风云动荡的局面，皆是自王薄而起。知世郎王薄本是个饱读诗书的圣人门下子弟，本来不应该与土匪流寇为伍。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征讨高句丽的话，他甚至可以到京师赶考，进而成为大隋的官员。可隋炀帝东征高丽把科举这个唯一留给寒门子弟的出头机会也终止了，而县里的帮闲却亲手把一纸军书送到了他的家中，逼他去辽东服兵役。于是在611年一月，大隋还在为一征高丽做准备的时候，王薄就挟民怨起事，带着数十个同样不愿去辽东送死的同乡造了反，上了长白山，并用他原本要用来参加科考的才华，写就了那曲动摇大隋国本的诗歌----“无向辽东浪死歌”。
王薄因不堪兵役骚扰而发动的起义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开端，此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件质，深得人心，“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黄河下游一带的农民纷纷响应王薄，相继又爆发了多股农民起义，星星之火，迅速演成了燎原之势。然而此时大隋根基尚在，各支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到了612年，大隋百万大军照样敢远赴辽东，让国内形成军事真空，可见此时农民起义仍然未能掀起大风大浪，在隋朝统治者眼中不过是皮毛之患而已。 2、天下大乱大隋并非是因为征辽失败而垮下去地，门阀体制的昏暗已经决定了它的覆亡不过是早晚的事儿。然而毫无疑问，三次征辽大大加快了其崩塌的进程。
大隋建国时兵精甲利，天下无敌。然而在一征高句丽之时，大隋损失了三十万镇国的精锐府兵，统治的根基已然动摇，这也是隋朝灭亡时被翻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正因为隋帝国元气大伤，东征失败又造成朝廷威信扫地，凝聚力和威慑力降低，非但罗艺等藩镇军头不再效忠，连平头百姓也有了造反的勇气。而朝廷手中既然缺少精兵，就无法对叛逆者快速有效地进行镇压，一旦第一支造反者得以逍遥法外，而官军却对其无能为力，朝廷就失去了威信和震慑，离覆亡也就不远了。
第一次征辽失败让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为了消除征辽失败后在邻国心目中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挽回大隋的颓势，杨广第二年就再次大举东征。百姓困苦不堪，唯有相聚为盗，大军未发，天下已乱。河北有孙宣雅、张金称、窦建德，陇右有高和尚，两淮有杜伏威，各举义军，攻城掠地。义军每到一处，屠尽富豪之家，平民之门有些被杀尽，有些则不过清洗一空，再裹挟其中的精壮从贼。
隋炀帝不顾义军蜂起，坚持二征辽东，这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不满情绪。杨玄感手中并没有多少军队，却敢在黎阳造反，并轻松煽动起一支由船夫组成的大军，可见征辽规模太大，兵役扰民极深，百姓对朝廷已经普遍心存不满，忠诚度锐减。而杨玄感也正是看到了民间的不满情绪，才觉得有机可乘。
杨玄感叛乱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却直接导致了二征高丽的失败，朝廷的威信进一步降低，而大隋上层的内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大隋在经历了两次辽东惨败和杨玄感造反后，衰败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墙倒众人推，余杭刘元进起兵，东海彭孝才聚众为盗，宋子贤、向海明、杜伏威、辅公佑、苗海潮等大小二十余伙贼寇纷纷扰动一方，河间赵万海、平原高士达都悍然立国，一向软弱的百姓们突然都暴戾起来，一个个争相干这株连九族的买卖。
二、三次远征高句丽虽然加剧了百姓的苦楚，但打胜了却可以震慑四夷，重新挽回朝廷的凝聚力。然而在二征高句丽被杨玄感搅黄后，隋炀帝又被迫催动第三次倾国征伐，这无异于是向沸油中又泼了一瓢凉水。频繁的征发让百姓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对朝廷的不满也凌驾了忠君爱国之心，最后连大多数地方官员都开始阳奉阴违，暗暗抵制这条乱命。第三次征发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农民起义四处爆发，河北窦建德攻城掠地，河南瓦岗军聚众达数十万，江淮一带杜伏威军越滚越大……而随着大隋朝摇摇欲坠，很多原本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也重新露出了爪牙。在河北的雁门郡，刘武周打着突厥麾下小可汗的旗号四处攻城占县，大隋的疆土日渐流失，曾经强盛的一代王朝此时已经有了崩塌之危。
从根本上来看，之前的杨玄感和先后起义的各支叛军之所以有勇气造反，并有能力给大隋带来麻烦，主要还是因为之前那三十万府兵的覆没。如果那几十万能征惯战的精锐不埋骨辽东，任何人在短期内都难以撼动大隋的根基，甚至不敢兴起造反的念头。可此时皇帝麾下的也不过是一群临时征募来的农夫，对义军已经不再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了。当然，此时的大隋仍然存留了不多的精锐府兵，战斗力很强，而农民军战斗力低下，屡败于这些精锐官军，但朝廷之后的频繁征辽又把不少人再次赶到了流寇帐下。朝廷一次次对百姓的征发，无异于是在替流寇们招兵买马。
朝廷对蜂起的各家流寇屡剿不灭，整个河南看上去还算安宁的，不过是王世充所镇守的江都附近几十里的地方。出江都向南到宣城，向北仅到淮南，便是盗贼的安乐窝。很多在河南诸郡被张须陀打得无处躲藏的盗匪都跑到了淮上，利用淮河和长江之间复杂的地形与官府对抗，大大小小响马加在一处已经超过百家。而令人倍感无奈的是，与天下其他地方相比，河南诸郡还算大隋朝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南方各地自从鱼俱罗将军被冤杀之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素以民风骠悍著称的河北诸郡，局面更是动荡不堪。先有张金称在清河郡击杀了右侯卫将军冯孝慈，然后有高士达、窦建德以高鸡泊为老巢四下攻伐。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征辽大军班师时，居然被一个名字叫做杨公卿的响马抄了御林军的后队，大摇大摆地从杨广眼皮底下抢走了四十二匹御马。
等到第三次征辽无疾而终，隋炀帝筹划第四次征辽时，还没等群臣们议出个具体出兵方略来，地方上已经有更多的豪杰以此为由造了反。他们攻打州县，划地称王，根本不把前来征剿的郡兵放在眼里。而那些郡县的官员们也不争气，屡战屡败，把成批的铠甲兵器向反贼手中“送”，等送到最后，实在无兵器粮草可送了，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这些家伙就干脆把官服一脱，跑到反贼麾下去当了官。
3、杨广死时大隋实力仍强一个王朝的第二世本不到崩塌之时，杨广本人也是一位才能出众，足堪开疆扩土的统帅，所以大隋的两代而终就显得十分蹊跷。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义军蜂起，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效忠于杨广，朝廷的势力仍然很庞大，各地的重镇还大多控在朝廷手中，义军不过是割据一些偏远的城县而已，隋朝的统治还远未到彻底崩塌的地步。宇文化及等人弑君前，曾对欲私下逃离的大臣说：“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这句话也从侧面证实了杨广在死前仍然有很大的威望和势力，尚有制裁四处叛逃者的实力。而从无论是李渊还是王世充，甚至是弑君的宇文化及，都要装模作样地捧出一个杨家人来做傀儡皇帝就可以看出来，各家反王仍然需要借助大隋的名号来招聚人心，隋朝虽然激得民怨沸腾，但仍然还有很强的威信。
之后隋朝迅速垮台，主要是因为江都兵变之后隋炀帝死了，旗帜一倒，大隋的凝聚力顿时崩塌，各地军头群龙无首，纷纷归附强者，或力图拥兵争夺天下，无人再肯勤王死战，才让李家捡了个便宜，否则隋末的局势还很难预料。虽然李家已经在勾结突厥人后攻占了陕西，但河南的越王杨侗还有很强的实力，后来与李家争天下，打得不亦乐乎的王世充不过是他手下一员将领，都有与李家争天下的能力，可见李家想拿下河南都不容易，更何况杨广如果不死，就有东南大半个国家做为河南的后盾，李家未必就能够获取天下。虽然从宏观上看，门阀势力无法制约的隋朝迟早会崩塌，但如果杨广不死，决计不会如此兵败如山倒，被摧枯拉朽般灭亡。
李唐王朝之所以极力丑化杨广，渲染夸大隋炀帝死前局势的失控和混乱，竭力营造隋朝已经大厦将倾的假象，就是希望能够误导人们相信隋朝当时已经临近土崩瓦解，杨广早已众叛亲离，人神共愤，士兵们兵变弑君是必然之事。而即使没有兵变，隋朝也早已不堪李家门阀一击，被灭掉只是弹指间事。以强调李唐王朝取代隋朝是顺天应命、符合民心之举，并藉此遮掩自己背主篡权行为的恶劣性质。 
4、应对失当在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之时，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妥善地应对，暂缓第二、三次征辽，宽免赋税，对遭灾地区开仓放粮，同时调集精锐军队，及时对义军进行镇压，同时剿抚并用，招安纳降，分化瓦解，就有很大可能将火苗扑灭在萌芽之时。然而由于朝政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上下官吏都从私利出发，对危局应对失当，不仅放任流寇坐大，而且对百姓的盘剥不减反增，把流寇烧杀后的损失摊派到尚未造反的人身上，致使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把越来越多的本分人逼上梁山，终于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
大隋政务的主要负责者，裴矩和虞世基早就知道天下义军蜂起，却一直瞒着杨广，压下各地的告急文书，让众家流寇得以坐大。等拖到流寇攻城夺县，四处烧杀，官府屡屡征剿却又效果甚微，再也遮掩不住之后，二人又向隋炀帝献上了一个孬点子。为了防止百姓被农民军洗劫，进而产生新的乱民，再彼此裹挟串联，越滚越多，朝廷竟然强制推行了逼百姓搬迁到城里居住的荒唐政令，把原本富饶的土地变成了无人烟的苍茫旷野。要说此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毕竟坚壁清野之后能给流寇们带来许多不便，他们可劫之财和可抓之壮丁都大为减少。然而这些“肉食者”却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这些少有积蓄又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在入城之后该如何生存？城外的田地都无人耕种，那城里人吃什么？其实帝国的门阀重臣们也未必就想不到这些问题，只不过底层百姓的生死，这些整日纸醉金迷的上位者们不会太在意罢了。
被强迫搬入城中的农民们失去了种地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谋生来源，很快就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儿卖女，而等到卖无可卖后，就只有举家饿毙街头。一开始还只是贫苦农民如此，一两年之后，甚至连小康之家也变得无米下锅，于是有些活不下去的人就干脆潜出城当了土匪。虽然他们最后大多都会死于与官军的战斗或土匪之间的火并，但至少能多活一段时间，不必眼巴巴地看着全家人饿得露出皮肤下的骨头，然后逐一倒毙于路边。
其实大隋并非粮食奇缺，无力救赈灾民。早在杨坚开国不久，大隋就依次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广通仓、洛口仓五大储粮仓，仅洛口仓就有粮窖三千个，每窖存粮八千石，共储粮两千四百万石，数量极其惊人。这些粮仓建立的初衷就是备荒和军用，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在太平年代，官府每年收上来的米粮大概有三分之一要流入各地官库，做为国家的战略储备。即使在大隋覆灭之时，这五大粮仓也大多仍然满溢。而在经历了隋末战乱、大唐初建的数十年时间之后，直到贞观年间，还有隋朝的陈粮被拿出来赈灾，可见其储量之富足。
但由于杨广一直申明他要用仓中的粮食做征辽之用，而私开粮仓是族诛之罪，因此没有圣旨，地方官员们宁可眼看着治下的百姓成批饿死，也不敢打官库的主意。更过分的是，就在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朝廷非但不肯降低赋税，反而要再次征辽，并为此增加赋税，贪官污吏们仍在一年年征收粮米，用来完成朝廷要求的份额，并借机从中大捞一笔。就在大批百姓已经被胥吏搜去缸中最后一颗米，无法挺过当年冬天的同时，大隋存放粮食的官库却十分充实。此时隋朝的赋税已经暴增到了四成，跳起来造反的已经不止是那些寻常百姓，连一向不愿招惹官府的大户人家也开始拖欠地方钱粮，衙门里反复催促，甚至要动用捕快，才能把欠帐催上来。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5、大隋并非亡于农民起义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而刻意忽视了推动改朝换代的更本质的原因，造成了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错位。事实上，旧式宣传中把隋朝灭亡归结于乱政和农民起义是一种相当浅薄的错误见解。农民起义最多只能给隋帝国带来困扰和混乱，却绝对没有能力推翻统治，取而代之。职业农夫和职业士兵的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而草寇们的影响力和财力也根本无法与门阀世族相提并论。隋末号称群雄并起，反王无数，但真正有能力争夺天下的，也不过只有李渊、王世充、罗艺等几位隋朝的重臣而已。李渊几人原本都是大隋的猛将，戍守一方，麾下都是大隋的正规军，受过持久而专业的军事训练，并且财雄势大，粮草充足，武器甲胄精良，声望也很高，大小豪强闻风而从，所以才有争夺天下的本钱。
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李自成和我朝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中央政权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涉和牵制才得以成事地。隋末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看似声势浩大，手下动辄数万兵马，但给朝廷捣乱拆台还行，却根本没有逐鹿的资格，只不过是跟在强者身后瞎凑热闹而已。农民军根本不是朝廷正规军的对手，无论数量是四十万还是二十万，在精锐官军面前其实差别并不大，五千人足以与之相持，有八千人足以破之，所以风起云涌的各路义军最后都被原属统治阶层的各地割据势力或剿灭或兼并。大隋的边将李渊仅仅掌控大隋不到一成的军队，后来再招点新军，就足以平定窦建德等诸路义军，这说明大隋完全有能力平定各路起义，只不过重臣们各怀异心不肯为国家出力罢了。
在失去大多数底层民心的同时，也未能得到各地军头和门阀的效忠支持，这是大隋崩塌的主要原因。这些门阀贵族不是胸藏野心，希望取隋而代；就是想坐观成败，保存实力，然后投效新主，用手中的资本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所以剿灭义军时都不太卖力，致使义军坐大。后来李渊、罗艺、梁师都、刘武周、薛举、李轨、萧铣等手握重兵的大隋重臣先后率领自己的家族反叛或割据一方，其它小门阀则脚踏两只船，在一旁观望，有些甚至直接投向叛军。等到隋炀帝被亲信叛变杀死后，仍然忠诚于朝廷的军队和官员失去了效忠对象，大隋便一夜间崩塌。
6、家贼难防大隋的各路藩镇要比农民军可怕得多。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但王世充和李渊就算绑在一起，其丑恶程度也比不上寡廉鲜耻的罗艺大将军。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五千具装骑是大隋第一名将，大将军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是天下至锐，无坚不摧，当年罗艺追随杨爽跟突厥人打了无数仗，这些人马都披有厚甲的虎贲铁骑一直是突厥武士心中的恶梦，屡次重创突厥，并直接导致了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来大隋和东突厥启民可汗结亲，又主要靠这支军队击败了西突厥。
卫王杨爽是杨坚的异母兄弟，十四岁领兵，打遍中原无敌手。开皇二年，突厥人见大隋刚刚立国，内乱未平，便兴兵四十万叩关，把武威（今属甘肃）、金城（今兰州）、天水、延安等地抢成了一片焦土。杨爽率十二万大隋青壮分七路迎敌，在白道（呼和浩特一带）把沙钵略可汗堵住。当时各路兵马均不在附近，杨爽本部只有两万人。众老将都建议撤离，杨爽却不肯坠了威风，带着五千铁骑直冲沙钵略本阵，五千人把十万精锐胡骑杀得溃不成军，尸体绵延三十余里。是年，杨爽方二十。二十四岁时，杨爽再度出塞，突厥诸部望风而逃，根本不敢搠其兵锋。
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本来在仕途上难有作为，是隋炀帝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厚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对罗艺有极深的知遇之恩，也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然而罗艺却是一只白眼狼，很快就忘记了杨广对自己的恩德，翅膀一硬就起了不臣之心。隋炀帝的圣驾在雁门被突厥大军团团围困，各地纷纷赴援，罗艺坐拥精兵却按兵不动，后来甚至还与突厥勾勾搭搭。
到了大隋义军蜂起的危急时刻，朝廷欲调罗艺镇压时，起了二心的罗艺已经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其实以幽州兵团的实力，很多其它官军不易消灭的悍匪都可以轻易消灭，但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起事的罗艺只盼着乱匪越多越好，所以非但不肯奉命剿匪，反而与河北贼寇配合得相当默契。当他拒绝听从朝廷的命令后，隋廷就停了对幽州军的财力和粮食供应，并试图将其压服，但罗艺与流寇勾结起来抵拒朝廷，每当忠于朝廷的军队压迫一方时，另一家就会在背后擎肘扯脚。薛世雄征缴流寇窦建德时，罗艺立刻趁机夺了东北三郡，失去老巢的薛世雄腹背受敌，被窦建德从拒马河直接追杀到桑干水，兵马损失过半。等到大隋官军威逼幽州，赵万海、高士达等流寇又在身后闹个没完。等官军返身杀回河北来，高士达等人又闻风远飙了。
突厥得知罗艺有不臣之心后，更是推波助澜，希望造成中原内乱而谋取利益，于是一直在向罗艺所辖的地区大量输入战马，增强罗艺的实力。之后不久，罗艺便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吏，截留赋税，私扩守军，还自封为幽州大总管，种种大逆不道的事情都做了个遍。罗艺之所以还没有明目张胆地造反，是因为时机不到，不愿此时承担忘恩负义背叛之名。而朝廷此时内忧外患，也不愿激起兵变。而且如果隋炀帝派兵讨伐罗艺，人们又会说是皇帝逼反了他，认为罗艺是蒙冤的忠臣，所以隋炀帝只好对罗艺听之任之。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大隋倾全国之力才足以维持这支军队。罗艺与朝廷反目后，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甚至不惜移居到蛇虫肆虐，猛兽纵横的荒野之中。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罗艺出身贫寒，没有一个大的门阀可以倚靠，缺乏大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支撑，所以无法如李渊般逐鹿天下。当然，发动一场战争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财力物力，以河东门阀李家之富足，在起兵时为了保障军队供给，也将地方刮了个干干净净。不过在攻占永丰仓后，李渊获得了大隋积攒了十余年的大批存粮，之后便立刻风生水起，大批缺衣少食的流寇和义军纷纷归附，总数多达立时超过了二十五万。
品行恶劣的罗艺结局不佳。他见情势不利，便主动归顺唐朝，之后为唐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李建成登基即位是板上钉钉之事，所以罗艺积极投效，成为李建成的死党。为了向主人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但罗艺万没想到，李世民竟然在玄武门兵变得逞，杀兄囚父，于不可能的困境下攫取了权力。罗艺站错了队，自知李世民不会放过他，帝位一稳就会出手灭掉自己，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由于罗贯中是罗艺后人，便在《隋唐两朝史传》一书中故意遮掩罗艺投奔外敌突厥的史实，还把他塑造为正面人物，并冠以皇族姓氏，称为李艺，这也是品行恶劣的罗艺在民间传说中口碑并不算太差的主要原因。 
7、府兵制的隐患在任何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都是经济。
由于传统史书常以记载统治阶层的上层活动为主体，却对百姓民生和民间情况毫不关注，所以让大部分人都产生错觉，误把上层的历史当成了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分隔相当严重，即使上层社会有严重的权力斗争，局势动荡不安，但如果同一时期的施政并未因此而产生太大的变化，那下层社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地，并不会动摇到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大局稳定。
说白了，在很多时候，上层的政治斗争与下层的经济民生是可以分隔开来看待地。除了宫廷政变之外，朝代更替的直接原因都是经济，而非政治，更与什么明君昏君、佞臣贤臣没有太大的关系。帝国高层的权力冲突和腐朽昏暗通常并不会引发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更很少会引起经济的崩毁。而如果并不波及下层，那百姓的生活根本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武则天执政时期。如果从史书来看，我们会觉得当时中国的形势极其混乱，朝廷和后宫中充斥着争权夺利和告密陷害，上层官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人心思乱，兵变和谋逆层出不穷，完全就是一派末世景象。然而武则天心狠手辣对付地，只限于上层反对派的皇室贵族、朝廷命官，这些人死一茬就顶上一茬，中国的人才有的是，杀多少贬多少都无所谓，下面照样无数精英在等待着被赏识提拔。更何况当官也未必要多少才华，大部分人上位后很快都能干得不错，甚至比前任更好。所以武则天虽然屠刀挥舞不绝，冲突阴谋也屡屡爆发，但上层的混乱却并未衍伸到下层民间，百姓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在“贞观之治”之后把国力大大向前推进，更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显而易见，决定一个国家兴亡最关键的，不是明君贤臣，不是道德民风，不是朝臣们的团结勤政，甚至不是统治层的施政清明，核心的只有一点，就是经济。只要经济兴盛，百姓就有饭吃，就不会有人造反，就算此时坐在皇座上的是邪恶阴鹜的撒旦，就算他每天要吃十对童男童女，那此时也是盛世王朝，绝大多数百姓也能在撒旦的统治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观之，就算坐在帝座上的是宋襄公、柳下惠这样的谦谦君子，可如果管理不好国家的经济，让大多数子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亡国也是不远的事儿。
在一千年前，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而大隋，没有维护好这个关乎国家危亡的要素，所以它亡了。
隋亡的原因很多，但那些都是表面因素，核心的，就只有“农耕”这二字。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吃上饭。其实明亡也是如此，虽然后人罗列出的覆亡原因几张纸都写不下，但真正本质的原因，那令无数农夫拿起锄头，去反抗那些原本由自己纳粮供养，用来保卫自己不受异族侵袭杀戮的官军的理由，还不是“吃饭”二字么？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与国家的外敌里应外合，让自己的祖国亡于内忧外患，最终让一亿汉人，沦为五十万满族的奴隶么？而追根寻源，让这些百姓吃不上饭的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气候，而根本不是什么官僚腐败，皇帝昏庸。若不是小冰河末期的强烈作用，导致中国北部连年大旱，令农夫们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魏忠贤一手遮天的昏暗时期都无人造反，勤政的崇祯上台后怎么就天下大乱了呢？这个道理还不够明显么？
大隋亡国的真正根源是三次征辽，准确地说，是因为在施行府兵制后，还敢于不知死活地三次大规模征辽。在“府兵制”下，士兵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普通农民，既要耕作又要从军。而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农忙时缺乏青壮，这片区域整年的生产就会失收，出征士兵的家人就会饿死。当年李渊围困王世充于洛阳时，军事上占据优势，可等到农忙时还未破城，士兵们马上躁动不安，逃兵大增，就是因为士兵们急于回家收割。隋炀帝征发民夫征辽时，民间的抵触情绪那么大，除了怕死之外，担心家中田地无人耕种是更重要的原因。这点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也可略见端倪。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我们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征辽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进而造成“谷价踊贵”和“饥馑”，再加上官吏打着支持“征辽”的旗号盘剥，才逼得百姓没了活路，被迫造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有着重大的隐患，农业经济是非常脆弱的经济，一旦战争的时间不合适，或者做战时间拖得超过一年，那将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很可能导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换句话说，施行府兵制的国家，既不能大规模征发军队，又不能承受长期战争，即使国力再强盛也是一样。这便是为什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对经济破坏得如此严重，致使天下大乱，百姓活不下去的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的薄弱，更低估了在府兵制下，长期战争对农业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勉强发动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大量本来应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再被强征入伍，正常的农业生产被一再打断，终于导致农垦经济的崩溃，继而又导致政治上的隐患爆发，终于身死国灭。很多后人都误认为，由于隋炀帝无道，隋朝在他手中灭亡是必然之事，其实隋炀帝是少见的明君，如果不征辽，或者只征一次，那隋朝的隐患很可能数代之后才爆发，隋朝维持个一两百年也有可能，隋炀帝也会因为征辽前的功业而被后世誉为千古明君。千古明君和无道昏君，其实不过是取决于征辽前的一念之差罢了。
8、败亡总结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很多人误以为修建大运河是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实大运河只能算是稍耗民力，真正扰民深重的是后来三征高句丽时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数次大规模征发。朝廷每次动辄征发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夫，扰民极重。由于路途遥远，民夫沿途白骨累累，这本就让百姓视去辽东为畏途，但咬着牙挺一次也就罢了，偏偏朝廷迟迟拿不下小小的高句丽，只得反复征发，征辽的士兵和民壮秋天刚刚返家。刚一开春就又被征集，这让大部分百姓，甚至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容忍，第三次征发时就开始大范围的阳奉阴违，当逃兵和加入土匪者不计其数。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把一车粮食运到辽东前线，成本竟高达十七车之多。为了凑足征辽所需的粮饷，增加的捐税让百姓们不堪其苦。在府兵制下，长期征战会对农业经济产生崩溃性的打击。三次征高句丽引发的苛酷的徭役和兵役，以及因之导致的田地荒芜，是压倒大隋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窘迫的平头百姓终于活不下去了，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加入山贼或者流寇，于是大隋最终陷入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但其实征辽的决定并没有错，势在必行，而本来倾国之力的第一次远征就绝无不胜之理，可惜杨广好面子，要行“仁义之师”，才引发后来一系列的灾难。
大隋首征辽东大败而回，后两次远征又无功而返，这让朝廷在民间威信尽失。由于大隋的精锐部队在第一次征辽中损失了三十万之多，国力都已在几次征辽和义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中大大折损，所以一时未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起义扑灭，以致于兵连祸结，更多的百姓在战乱中无法生存，只有加入匪盗，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如果大隋统治阶层能够齐心合力，一方面推行善政，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一方面尽快剿平各支流寇，也完全可以力挽狂澜。然而大隋的致命内伤，门阀世家各怀私心，在此时又爆发了恶果，满朝文官武将都分属各家门阀，在他们心中，家族的利益才是最重要地，王朝的崩塌不过是换个新的主人而已，并无大碍。于是无人为挽救危局尽心尽力，都是墙头草，左右逢源。大隋兵精甲利，却两世而亡，就是因为这扎根于门阀大族之上的统治先天就存在隐患。广大寒门子弟没有晋身之机，自然对朝廷心存不满；而高门大阀占尽国家的好处，忠心却也异常稀薄，当和皇家一起攫取百姓利益时，还能勉强保持一致，一旦情势不妙，就纷纷明哲保身，非但不肯为国家稍作付出，甚至还打起换个主子继续当贵族的念头。可以说，门阀之弊是大隋崩塌的根源所在，若非自统治上层就离心离德，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心，大隋的凝聚力和承受力又怎会变得如此之差，竟然征高句丽一战不利就走到了亡国边缘？
在大隋的数十万精锐府兵埋骨辽东之后，中央对地方藩镇的制约能力大为削弱，而义军蜂起之时也无法整顿内部，于是拥兵在外的地方武将们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想着利用手中的兵权保障家族在乱世中的利益，各自保存实力，不肯全力剿匪，这是义军屡剿不灭的主要原因。而忠于皇帝的将领与士兵孤军奋战，在剿灭此起彼伏的流寇时日益折损，在忠心的军队衰弱之后，朝廷就更无力制约各家拥兵自重的军头，于是大隋的统治日渐混乱。而一家家内部乌七八糟，原本胸无大志的流寇也渐渐坐大，最终成长为有政治野心的各家“反王”。
而就在大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境地之后，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几支最大的藩镇势力原本只是拥兵自重，此时见中央衰弱，便不再遮掩自己在乱世中逐鹿天下，取隋而代之的野心。罗艺、李渊这些手握重兵、牧守一方的地方大员非但不肯为朝廷效力，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李渊勾结外敌突厥杀入自己的祖国，夺占长安；罗艺割据自立；宇文家族谋逆弑君，毁掉了大隋最后的凝聚力，也毁掉了大隋力挽狂澜，至少也能割据江南的最后希望。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塞外。大隋初年隋军曾痛击突厥，并迫使其分裂为东、西两部，势力大损，不得不臣服于大隋。但后来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隋末大乱再次一统，并强盛起来，于是开始在境外大力支持边境上的罗艺、李渊、刘武周等各家割据势力，协助他们反抗大隋，以在战乱中谋取利益。当年大隋一手导致突厥内乱孱弱，如今却颠倒过来，被东突厥这个昔日的臣属国搅得分崩离析。可以说，如果没有东突厥在境外推波助澜，大隋未必不能力挽狂澜，至少不会崩塌得如此之快。东突厥操纵着各家割据者，在中原制造战乱，并导致大隋最终崩塌，而在这个过程中，东突厥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最终得国的李渊为了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不惜卑辞厚礼，任由突厥劫掠中原百姓。李唐王朝对东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之久，李世民还“空府库”来满足突厥人的贪欲。
综上可知，导致大隋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核心的不外两者。一个是三次征辽导致农业经济崩溃，进而引发遍及天下的农民起义。另一个是农民起义引发了政治危机，让门阀制度的隐患爆发出来，最终导致军阀自立，夺取江山。至于其它的，什么隋炀帝修不修运河，去不去扬州，日常生活节俭还是奢侈，隋朝的贪官污吏多不多……则都是些表象和细节，并不能决定大局的走向。后世将隋亡的责任一味推到隋炀帝的荒淫无道之上，显然是一种浅薄的认识，这种泛道德化的逻辑是如此荒诞，却如此轻易就为大众所信。
其实在每个王朝的任一时刻，哪怕是盛世的顶峰，都能找到无数的缺失与不足。那么大的国家，不合理的事儿和贪官污吏又怎么会看不到？只不过如果国家不亡，之后的撰史人便会以“只看主体”为借口，装着看不到，好像整个社会没有一处不平事一样。如果伴随着那些不公和阴暗，帝王还能够开疆扩土，那就更会被捧颂为千古一帝，民间的疾苦和冤屈更是再也无人提及。然而如果因为帝王某种原因亡了国，哪怕亡前施政更为合理，国家中不和谐的事情更少，也会被丑化为无道昏君。而那些社会中的小问题也立即会被新朝的御用文人们挖掘出来，经过夸大和完善，最终渲染成亡国征兆，并做为这个“昏君”的罪证，来证明前朝的覆亡是如此地合情合理，而新朝的取而代之又是如此地顺天应命。 
九、隋末农民起义的真面目1、“替天行道”的谎言向来说起农民起义，很多人总是想到什么“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其实大谬不然。纵观历朝历代，所谓的“义军”，其实就是“土匪”、“流寇”的代名词，他们整日烧杀掠抢，洗劫百姓，真正能做到不扰民者廖如星辰。事实上，对民间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打着各种正义名号的叛匪。官军的军纪再败坏，至少会在城市内或者主将面前有所收敛；而义军则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军纪，只懂得奸淫和烧杀。
隋朝末年，门阀世家们把持朝政，残酷剥削百姓，不惜竭泽而渔。朝廷征收的税额其实并不高，真要按此缴纳，那大隋百姓应该家家都富得流油才对。其实百姓的主要负担还是因地方官员和胥吏们搜刮所导致，朝廷的税额在经过一层层官员之后，加到百姓头上时往往翻了数倍。三次征辽给隋末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徭役和赋税激增，直到把无数人家逼到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的地步，于是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只好揭竿而起，成为匪盗。
土匪们造反的理由固然值得同情，但他们起义之后的种种丑恶行径却又狠毒残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大多数经历了苦难和压迫的人非但不会因此而对其他人产生同情心，反而会有一种看到别人遭遇更惨才能得到发泄的报复心态，他们要成为新的压迫者，好把自己受的苦、挨的气，都在更老实、更弱小的人身上补回来，于是这些受尽欺凌的弱者提起刀后，又去更冷酷地去迫害那些比自己更加软弱的人。
义军领袖都有着装模作样的出众天赋，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四处烧杀掠抢，淫辱妇人，嘴上虽然说得一个比一个好听，俨然将自己塑造成除暴安良的英雄，可实际上却成为了最大的“暴”，不过是带着一伙曾经无辜的人，去抢劫杀戮那些更无辜的人。他们只会破坏，从不会建设，只能把良田变成荒野，把村寨变为废墟…… 当时名气最大的匪帮是地处河南的瓦岗寨，匪首李密提出了很多蛊惑人心的口号，虽然他不过是个只会空口说谎许诺的大骗子，但在众多愚昧的百姓心中，他所描述的画饼却是许多人挣扎着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有些人其实也并非真地那么好骗，但别无出路的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抓住这个飘渺的希望。张金称、李子通、朱璨、魏刀儿等义军首脑也都冠冕堂皇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号称要与天下人“有衣同穿，有饭同吃”，但他们抢劫时每有所得，却总是先藏进自己的秘密山洞。这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人捞到好处后，往往都先将其归于自己。官军在战后甄别俘虏的身份时，总是挑铠甲好的向外拉，基本上十拿九稳会是大头目。
当然，在这些被迫造反的喽啰中，也有一些有着济世梦想的好人，他们深受苛税之苦，于是就希望建起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盘剥，没有无法承受的赋税、徭役的桃花源。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家园，他们与前来围剿的官军浴血奋战，更在大当家的带领下，不畏生死地攻破一座座城池，杀掉里面的每一个官员和胥吏。然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上位者手中的工具，或者死于某场莫名其妙的纷争。数年之后，幸存的人回首望去，却发现自己除了破坏和制造新的灾难之外，竟然一事无成。
而在封侯拜相的巨大利益面前，连方外之人也不能免俗。和尚、道士、方士这些化外之人中，不乏利欲熏心之辈，在世道混乱时，这些人总会到处寻找搬弄是非的机会。从魏晋以来，无论从西域传入的佛门还是土生于中原的道家，无不在乱世中积极寻找强者。因为只有与强者站在一处，其学说才能在太平年代受到官府的全力支持，整个门派日后才有机会发扬光大。就像把李密吹成代隋英主的李玄英、还有因受了金银而骗得翟让将瓦岗寨大当家位置拱手相让的贾雄都属此类。这些人有些是为了成名，有些是为了求财，有些是为了将来能做官，目的并不一样，但却都属于拿天下人的性命当作赌注，好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做铺垫的家伙。
由于流寇们不懂得如何练兵，武器铠甲也严重缺乏，麾下士卒的战斗力都比较孱弱，于是便希望麾下兵马越多越好，以便靠人数来取胜。为了养更多的兵，他们必须不断去抢掠，而被抢的人没了吃食，也只好去当流寇，于是义军盗匪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大部分时候，义军抢掠百姓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物资和财富，更是一种招兵的策略。这些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们大肆洗劫村落，抢走百姓家中最后的家当和粮食，进而逼着他们中的强壮者不得不加入义军，好让他们转化为自己麾下的喽罗，有些甚至直接强行协裹良民入伙，然后带着他们去祸害另一个村落，好让他们及时签下投名状。很多义军在攻城夺县时，常常强迫百姓充当炮灰，用刀逼迫其冲在最前，以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守城物资，成功后就冲入城中，烧杀一空，不成功则撤围而走，这样匪首身边亲信的精锐喽啰不会受到折损，反倒是被裹挟的百姓中的青壮如果能在惨烈的攻城战中活下来，都会成为见过血的凶徒，他们将成为精锐喽啰的后备力量，由于手上都杀了太多百姓，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路可走，只能死心塌地地开始与国家作对。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各城镇中的百姓对义军绝非日夜企盼，他们决不肯让自己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泥土中刨出来的收获轻易就被流寇们抢走，很多地方几乎不用县尉动员，百姓们就成群结队地走上城墙与郡兵们并肩作战。要么血战求生，要么眼睁睁看着土匪进城，侮辱自己的妻子和姐妹，抢走一家大小赖以过冬的食物。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是男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2、踏脚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开了秦末大乱的序幕，然而最后摘桃子的，却是项羽和刘邦。一将功成，尚且需要万骨干枯，又何况是改朝换代，封王封侯？没有大批的马前卒做踏脚石，不充分利用千万条性命为自己前赴后继，那些出生时就带着彩云缭绕等祥瑞的帝王贵胄们，又怎能在这乱世中脱颖而出，坐上龙庭？
在隋朝末年，世家大族有着草头王们远远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是李渊、王世充，还是罗艺，都是当时大隋王朝最优秀的英杰，手下掌控着大隋最精锐的士卒和最好的装备；加上身边依附的济济人才和雄厚财力，很快便能把新招募的农夫化为精锐之师。而且这些门阀的势力遍布朝堂，各地官员中有不少与其有着各种关联，同时又更容易得到地主豪强们的支持，所以一旦举起叛旗，马上一呼百应，从者云集……这些便利都是落草聚义的义军们根本无法企及地，所以隋末看似义军蜂起，有数路烟尘，但基本上都是瞎折腾，真正有资格争夺天下的，也只不过是那几个大隋的旧臣而已。其他人不顾一切地努力拼争，不过只是徒劳地为人作嫁罢了。
在最初之时，大部分百姓从贼仅仅是因为活不下去，只有极个别的喽啰有着封侯拜将的野心，余者十有八九都是被朝廷逼得活不下去的可怜人，或是逃避辽东兵役的青壮。这批人在数年的辗转挣扎后，多数都会在官军的围剿和彼此的火并中失去生命。然而随着时局日渐纷乱，匪寇中渐渐出现了大量的府兵低级军官、官府底层小吏和不得志的读书人，他们为了出人头地而从贼，这些人目的明确，能力出众，在流贼之中起到的作用也要比寻常的农夫大得多。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许多规模颇大的流寇都安顿下来，开始一城一地地经营自己的老巢。此时他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志向已从活下去升华成了改朝换代，封妻荫子。
没有人天生愿意做贼，更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孙被人指着脊梁骂一声“贼娃子！”那些怀着逐鹿中原野心的山贼首领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态，喽啰们均被告知，强盗这行做好了便可以封侯拜相，做新朝的开国功臣，从此受世间万人的仰慕。几乎每个义军首领都冠冕堂皇地给自己披上“吊民伐罪”的外衣，但在这大义凛然的遮羞布背后，真正的动机都不外乎是“抢钱、抢地、抢女人”这三者而已。虽然几十家起兵夺天下的反王无一不把自己美化为解民于倒悬的英雄，好像自己拼死征战完全是为了给百姓带来安乐，但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其麾下的大小头目和追随的喽啰，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哪一个不是在打着“清君侧、杀奸臣“的旗号鱼肉百姓，做强盗的事儿？
与庸俗的历史论调不同，义军和官军根本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分野。李渊是大隋防范大敌突厥的边将，却勾结突厥人杀向自己的祖国，其龌龊的背主兼卖国行为与吴三桂可谓毫无二致，但他麾下的士卒同样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是在救万民于水火。但其实那些站在杨家旗下和李家旗下的庄稼汉们曾经同样质朴，在败坏的军纪下也都曾同样的野蛮残忍，他们根本就没有高尚与卑劣的分别，更不该用正义阵营和邪恶阵营来划分为两群人，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根本就毫无分别----都是杀人或被杀。然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所以当我们翻阅史书时，便总会发现，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恰巧在正义使者讨伐邪恶帝国的大快人心中落幕。其实打江山和打劫一样，都是大伙宰一头肥羊然后坐地分赃，但由于受到丛林法则的制约，最终的成败结果就决定了后世的评价，成者王侯败者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对于各家夺天下的首领们而言，战争就是棋局，如画江山便是棋盘，诸条道路便是经纬，手下那一个个已经倒下和正在倒下的生命就是棋子，一盒没有生命、没有感情、没有血肉的棋子。夺天下的领袖伟人们都是着眼全局的好棋手，心都足够冷酷淡定。对于他们而言，在争夺天下的这盘棋里，温情从来都不存在，只要最后的结局是胜利地，那其间损失多少棋子根本无须在意。一将功成万骨枯，哪个帝王将相在稳坐天下之后，不是心安理得地安享富贵？谁又还会记得那些战死沙场，好让自己得以登临权力顶峰的愚蠢的垫脚石呢？在这些“聪明人”眼中，昔日高祖如果下不了分老父一杯肉羹的狠心，也不会创立大汉数百年基业。而他仅为了能更快逃命就把妻子和儿女先后推下马车的龌龊举动，也可以看作是不受私情阻挠，以天下百姓和家国大业为重的坚毅果断之举。
这个乱世注定是为英雄所设地，而所谓英雄，就是站在白骨堆最顶端的那一个。对于诸家义军首领而言，自己迄今仍未登上宝座，无非是因为脚下的白骨堆得还不够高。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还要持之以恒地继续去堆，直到超过与自己角逐的所有豪杰。十几万喽啰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古往今来，哪个成就霸业者没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必要之时，甚至连亲兄弟都可以填进去。只要最后这堆白骨的巅峰之处能与天子的御座持平，只要这累累白骨能够铺就通往金銮殿的大道，那一切就都是值得地。至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表露出的丑恶与阴暗会不会在青史上留下骂名，这从来都无人会顾忌。今后的历史，毕竟将由胜利者来书写！
3、贼比官府收得少虽然有很多义军四处烧杀劫掠，祸害百姓，但占山为王的义军首脑也不全是目光短浅之辈，如果总将过路的商人、旅者赶尽杀绝，那只会断了自己的财路，不是细水长流之道。精明一些的山贼会打出维护一方的招牌，定下自己的抽税标准，对过往行商和旅客抽取一定的买路钱，或者十抽一二，或者有一个最大限额，只要按规矩交钱，就保证能平安走过他的地头。而且流寇们为了长远打算，必须先要安定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剿灭管辖界内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势力，并打击所有恣意抢掠百姓的草寇，以保障自己的抽税权。在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正在承担起官府已经无力承担的责任，于是百姓们在把原来要交给官府的钱粮交给了流寇时也不太抗拒。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人能维护正常的秩序，税赋交给谁不一样呢？窦建德起初跟着高士达屠城数十，砍下的脑袋能堆成山，后来摇身一变，自封为河朔大总管，割据一方，推行善政，俨然也有了几分朝廷的味道。窦建德的治理方式相对柔和，他征的税不高，田赋也较低，很快尝到低税甜头的百姓就忘了他曾经的血腥和残暴，开始念起他的好来。
一些山寨的义军非常注重邀买人心。每攻破一处城镇，只是将大户官吏抄家灭族，粮食财富抢劫一空，却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还把带不走的粮食分给穷苦人，把地主门阀家的地契烧掉，于是穷棒子们突然就有了自己的土地，身上背的沉重债务也一扫而光，所以一些地方最穷的百姓甚至会希望这种土匪早日前来。其实每股义军的目光都是随着规模扩大，野心增加而渐渐由短浅转为长远，大部分起义者起初总是烧杀抢掠，每过一地就洗劫一空，满城老幼尽皆杀光，边敛财边宣泄心中的愤怒。但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做长远打算，甚至是帝王梦想。
在乱世之中，除了这些沦为贼寇的义军喽啰外，更多的人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他们只希望靠老老实实地耕作，过辛苦但踏实的日子，为了防御流寇，他们往往结寨自保。土匪们遇到比较坚固的堡垒通常不会强攻，而是根据周围田地的肥沃程度，提出一个数字来，模式类似于黑社会向店主收取保护费。在义军和土匪与某些镇、堡、城池达成了协议，收取了每年所要求的物资之后，就决不会再去侵扰，有些甚至还主动承担起保护这些地方不受其它山寨侵袭的责任。这样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当朝廷已经不能保护百姓时，百姓便只有自己花点钱来雇人保护自己。
而对于匪徒们来说，他们从此就无须费力进攻军民誓死不降的高城大墙，还能得到生存和壮大的粮食与金钱。其实结寨自保也好，上山为匪也罢，都只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中苟延残喘而已，他们都是乱世的受害者，也是灾难的推动者。有些结寨自保的大户根本就和土匪牵扯不清，甚至还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他们在官府交一份赋税，土匪那里也交一份，两方都不得罪。而对于城镇的百姓来说，他们本不富有，如今既要给官府交一份税，又要给山大王交一份，其压力可想而知。不过身处隋末的乱世之中，能保得性命，不被乱兵任意杀戮，就已经是万幸了。即使再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得多。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土匪向庄子里收的钱，比大隋官府征收的赋税还要低些。“贼比官府收得少！”这个荒诞的事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在一些土匪强大的地区，甚至有些大郡也无力杜绝匪寇的袭扰，只好用缴纳保护费的方式与其保持相安无事，有的竟然还托庇于山贼。而保护费一者来自城中百姓，尤其是一些富户，其它则打着招兵防御流寇的名义，要求上面少收赋税，然后把这笔钱交给匪徒。反正朝廷也无力庇护，自己又不是匪寇的对手，既然每年匪寇要求的保安费比起为防备流寇所需的征兵、购买装备、抚恤死者、奖励战功等费用低得多，又何必打生打死地去卖力剿匪呢？官府向贼交税，这个不可思议的荒诞事实在隋末却屡见不鲜。
4、官军为了剿灭各地的义军盗匪，朝廷不断发官军进行清剿，但效果却令人失望。很多城镇被攻陷不过几日就被官军收复，但义军撤离时点起大火，把一切不能带走的东西付之一炬，官军进城后，迎接他们的是满城一无所有的百姓。而不久之后他们便会在饥寒交迫下死去大半，其中的青壮将加入匪帮，去祸害焚烧另一座城镇，并与今天他们翘首期盼的官军做战。由于不断的裹挟和破坏造成了恶性循环，四下里的贼越剿越多，几乎每个地区都活跃着大批的反贼，他们如春天时的韭菜，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官兵进剿虽然屡屡取得胜利，但每次的结果不过只是让匪首换了个名字，官兵前脚一走，地方上立刻混乱依旧。
而百姓对官军却也是又恨又怕，“官匪一家”这句话在隋末并不是一句虚言，即使是纪律较好的官军，驻扎或途经时所需的粮饷也会由地方官府摊派到每个百姓头上，同时各级官吏又会趁机中饱私囊，造成百姓不堪重负。如果碰上军纪较差的部队，还会一路抢掠，所过之处与匪徒（义军）梳过一遍也相差无几，最好的情况也是家家户户被刮得缸底儿朝天，惨一点还会被屠杀奸淫。最惨的状况是官兵先过一遍，义军暂避锋芒撤离，官军晃一圈回去后，义军再来刮一遍，这样就连小康之家也会顷刻间变为赤贫，原本的赤贫之家更是只好把心一横，跟在土匪身后找饭吃了。
正因为官军的军纪败坏非常，所以那些结寨自守的庄主、堡主们看到官军的旗号，立刻敲锣打鼓地将粮食、牛羊送到军前，但谁也不会主动邀请士兵们进入堡中休息。他们对官军充满警惕，在心里和土匪归结为一类，只想支付一些“平安费”，请军爷们快点上路。在那段乱世中，官军冒充土匪四下打劫，杀良冒功，土匪冒充官军诈门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谁曾经是官军，谁曾经是流寇，此时的行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随着城池的频繁易手，战利品会越来越少，安分百姓也越来越难以生存。
生活在罗艺、王世充这种强者所控制地域的百姓还算幸运，虽然为了供养这些军阀发展武备，以背叛朝廷争夺天下需要征收不菲的税赋，但毕竟存在着基本的秩序，远比让这些郡县变为无主之地要来得好。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没有强者统治的地域会乱得不可想象，流寇、土匪、豪强，打着各种旗号的劫掠者会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凭空而生，很快就将膏腴之土变成一片荒芜。
虽然朝廷虚弱，御林六军战斗力低下，但大隋各地还有不少优秀武将，手下兵甲精锐，能把高士达、格谦、王薄这些知名流寇轻松地打得满地找牙。义军看起来动辄数十万，其实战斗力极差，而且其中夹杂着不少妇孺老弱和裹挟来的百姓，往往几十万流寇弹指间便被数千精锐官军击溃。一次十万流寇进攻北海县城，隋朝名将张须陀来不及召集兵马，只带了四个人出战，就成功阻止了敌人的推进，还杀伤不少。等到数千郡兵随后赶到，轻松将其击溃，十万流寇自相践踏，战死一万三千多人，被俘者多达三万，而剩下的五万余人则大部分都是被裹挟入营的百姓，战斗刚一结束，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了北海城外，高呼着张须陀的名字，请他尽快攻打被残匪占据的城市，为刚被洗劫的自己报仇雪恨。
在这个乱世之中，有的是从不考虑百姓疾苦，只想着自己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谋取富贵并在史书上留下名姓的“英雄豪杰”，他们竭力煽风点火，挑起纷争，裹挟着活不下去的百姓造反，然后割据一地，把其中的人力物力压榨到极限，并不断忙着攻城掠地，以战养战，把越来越多的城镇化作焦土。虽然很多官军都曾经多次大败流寇，但盗匪总是越打越多，直到将剿匪者彻底淹没。各路英豪们不会因一两次惨败就失去信心，他们从来没为兵源问题担心过，只要站在赤贫如洗的百姓间高喊一声“跟老子去抢官库！”肯定能拉起数万不耗费任何军饷的流民。这些流民虽然体质很差，也没经过什么正式训练，但跟人拼命的勇气却从来不缺。几次大的战斗下来，通过自然淘汰便能去芜存精，变成一伙令寻常官军闻风丧胆的悍匪。即便偶尔战败，只要能逃出官兵的追杀，不出两年便能够卷土重来。而除了善于裹挟壮大外，流寇们的逃命能力也很强，战败后往高山大泽中一藏，几个月后就能恢复元气，并出现在另一个郡县，让官军带兵堵截都来不及，这一招常令官军束手无策。而像突厥这样居心叵测的邻居也常对一些起义军进行资助，给他们提供武器和粮草，增大官军的剿匪难度。
随着叛军蜂起，忠于朝廷的军队越打越少，这又导致了另外一个恶果发生，越来越多的地方势力和官军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不肯再听调遣为朝廷卖命。他们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漠视着流寇一日日坐大，从一支支原本只知抢掠的小绺子，慢慢变成一家家规模正式庞大的反王，开始竞逐天下。
5、为正义而战即使是在大厦将倾之时，也仍会有几根梁柱在苦苦支撑危局，用自己最后的努力，为这个自己深爱的国家尽一份心力。有很多前来镇压义军的郡兵和府兵士卒们非常英勇，他们并不是对这个朝廷如何忠心，而是希望能尽早还这世界一个太平，希望自家的妻儿老小不再受到乱匪威胁之苦，所以他们慷慨激扬，问心无愧。而义军的喽啰们同样认为自己才是正义之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被暴政逼到无路可走时才不得不提刀为贼的。他们要推翻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为自己和家人争得生存的机会。一方是要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一方是要为自己和家人争取生存的机会，似乎他们都没有错，而两方的士卒也都毫不怀疑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所以个个做战都很英勇。但正义却只有一个----它永远只属于胜利的那一方。
隋末的忠诚将领是悲哀地。他们希望能剿灭匪寇，恢复朝廷的秩序，让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哪怕仍然是苛捐杂税，也比战乱烧杀好得多，可匪寇却剿不胜剿，无休无止。而官军的浴血奋战让朝廷得以苟延残喘，而这苟延残喘的朝廷继续倒行逆施，苛捐杂税，将更多的百姓逼成了土匪。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土匪与朝廷联手，将黄河南北无数曾经繁华的村落彻底变成荒野。剿匪时间久了，官军士兵们就会从起初的坚定变为无所适从，如果不剿匪，土匪会将城市和村落抢掠焚烧成断壁残桓；可如果继续剿匪，则等于维护着朝廷欺压百姓的权力，局势同样会一步步恶化。似乎不管怎样，最后所有的繁华都将一样终归荒芜。
有些明智的将领采用剿抚并重的策略，成效极为显著。他们会给被劫掠过的村民提供暂时的生活援助，分给他们荒废的土地，以断绝流寇的兵员。由于协助郡兵剿匪便可以领到几百斤的口粮，虽然不算多，但熬成粥再拌些野菜进去，绝对可以保证几口人熬过这个灾年。如果能找到一块无主的荒地，或许之后就能步入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被招募的青壮总是络绎不绝。其实封王封侯，轰轰烈烈地过一辈子，仅仅是极少数人的心愿。有块地种，有口安稳饭吃，再有个草屋挡寒，已经是大多数百姓的毕生所求。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官府之所以会有无主的荒地供流民屯垦，全是托了绿林好汉们的福。如果不是这几年农民起义军恣意纵横，把城墙之外的坞堡、庄园都给攻破，把那些地主豪强们杀了个人伢不留，官府又到哪去找那么多无主荒田来分给百姓？
6、死亡的循环历史上有名的数次大规模民间叛乱，都必然会经历一个非常类似的过程。起初，他们是被某些贪官或者现有秩序逼迫得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随后，他们疯狂地抢掠和破坏，打碎一切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焚烧一切曾伤害过自己的东西。可当他们心中的怨气发泄完，同时也把周围破坏成一片荒芜的时候，便会重新拾起生存的本领，垦荒种地，修筑房舍。当家里有了存粮，屋中有了女人后，他们又慢慢变成了秩序的维护者和利益的捍卫者，并与之后的破坏者，无论是官军还是同行，不惜拼死一战。如果将历史书中那些伏尸百万的血腥视而不见的话，便可以冷静地总结出一个规律：破坏秩序，毁灭财富，当抢无可抢时，他们又创造财富，而后又建立秩序，并为了维护这秩序不惜拼死一战。他们是毁灭者，同时也是捍卫者。他们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又往往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但他们从来笑不到最后，总会被有心人利用，直到榨干全部价值后再丢进污水坑中。到那时，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归咎到他们的头上，所有的功劳和辉煌，都理所当然地被已经得到权力的智者们所占有。
喽啰们起初追随在大当家身旁，仅仅是为了过上几天安分日子，因此在本部兵马有了一块落脚点后，反而最怕的就是战火烧到自己的家门口，这也是他们奋不顾身与官军作战的原因，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妻儿，保障自己全家辛苦耕种了大半年的土地不被再次夺走。这些土地不久前还属于某个高官大阀，他们要支付高昂的租金才能耕种，而官府的收税官会及时赶来，冠冕堂皇地把收获的粮食夺走大半。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辛苦耕种一年并纳完税后，还能让一家人吃饱肚皮，就是这些淳朴的喽啰们最大的愿望。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家与国，尊严、气节、领土这些东西都很空泛，离他们很遥远，那些是大人物们才该关心的事，他们并不会太在意。衣食足才知荣辱，他们只关心身边的蝇头小利，以及今晚是否还有米下锅。
然而很多人是会随着环境蜕变地，很快这些最初造反不过是为了有口饭吃的庄稼汉们就发现，提着刀劫掠比提着锄头在田地中刨食效果更佳，奸淫掳掠比遵纪守法更为快意，于是他们泯灭了良心，成为四处打家劫舍的流寇。而更多老实的农夫则在这些昔日的同行们毁掉家园后无法生存，除了加入流寇，成为旧同行们的新同行外，他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于是很快这批新加入者就会毁灭更多老实人的家园，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战死，却同时又能吸纳更多的新同行。华夏大地上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直到血流到无可再流，直到所有的安善百姓都荡然无存。
其实很多流寇走上造反和破坏之路都情有可原，他们都是被官府的苛税逼得无法生存才落草地。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那些人四处烧杀掠夺，朝廷就不用养这么多兵，赋税也不会这么重，而如果没有沉重的赋税，百姓的日子就能好一些，造反成为义军的人就会少一点……从头到尾，这都是一个无解的圈，但每个人都清楚，必须尽快结束这个乱圈，否则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好人坏人就全死光了。要么由强势的官军迅速镇压掉民变，继续原来的统治；要么就由占据上风的义军来一场足以改朝换代的大杀戮，彻底推翻旧王朝，建立一个新世界。总而言之，只有把这个死亡之环杀出个一大缺口，这令人绝望的乱世才会结束。
然而这死亡之环的割裂，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中剥削与不公愈演愈烈，百姓越来越窘迫困苦的悲剧。封建专制政权最终都是极度腐朽的，当两个封建专制政权对决时，新兴的一个往往在还没来得及彻底腐败前就击败了她的竞争者。而老的政权只有苦苦地熬，力求挺到新兴政权变得和她一模一样的时候。如果此时新兴者没能成功利用开始的冲劲占据全国大部分地盘，老政权就有希望凭借更大的地盘压垮她的敌人，史书会把这种幸运称为中兴。中兴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所以领导中兴的皇帝会得到极大的颂扬——因为他的敌人如此罕见、出色地迅速走完了专制政权的腐朽道路，从而能够让他这个“中兴之主”能捡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其实无论新朝和旧朝谁笑到最后，这死亡的循环都不会变。如果官军镇压了起义，维系了旧王朝，那由于在战乱和杀戮中留下了大块无主的土地，毁减了大量的困苦之人，人均耕地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书上所谓的“中兴”。如果旧王朝被推翻，那新朝也同样会走上旧王朝的老路，官吏越来越贪婪，朝政越来越昏暗，赋税越来越高昂，百姓越来越痛苦……直到----新的农民起义爆发。十、历史的真相与本质1、治与乱循环的怪圈纵观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便能发现历朝历代无不陷入兴衰交替的怪圈，无一不是从开国之初的生机勃勃，走向终结时的民不聊生。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交替并不奇怪，核心原因就在于两者：人口变化和财富兼并。新王朝在战乱中诞生，人口在战争中锐减，而土地又刚刚被重新分配，比较平均合理，所以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但随着时间流逝，人口在和平年间急剧增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等到人均耕地突破了让大多数百姓还能勉强活下去的临界点，末世那民不聊生的惨剧便会闪亮开场，义军蜂起和改朝换代也就随之而来。之后，又是人口锐减，土地资源富富有余，且被较为平均地重新分配，新王朝重现盛世新貌……一个新的循环便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土地承载的极限用宏观的视角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
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历史的脉络其实非常清晰，每当人口只有一千多万之时，就是“大治”、“盛世”；而一旦人口恢复到五千万左右，就是“大乱”、”农民起义蜂起“。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总量向来有限，所以在明清两代对江南进行充分开发之前，五六千万人口便是这中华大地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一旦突破五千万大关，耕地就不足以支撑人口，纵然此时君明臣贤，土地分配绝对平均合理，也肯定会有人要饿肚子。更何况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根本就无可避免，一旦大量土地再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就会加速贫富分化，随着上层社会奢侈浪费，社会现状严重不公，往往不到五千万人口时，百姓就已痛苦不堪，心生叛志。等到改朝换代之后，战火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均耕地再次宽裕，前朝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后，百姓便再次可以吃饱肚皮。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黄河下游地区呈现“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景象后，才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其实一切都不过是社会自然调节的结果，战乱后人口和经济的自然复苏而已，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
即使统治层再昏聩，百姓能吃饱饭，就是盛世，皇帝也是明主；而如果无米下锅，不管是因为异族入侵，还是天灾严重，那即使皇帝像崇祯一样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处理政务，俭省到衣服补丁摞补丁，连里面的棉絮都飘出来的程度，快饿死的农民也照样造反不误，然后改朝换代，新朝为加强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再一加丑化，前朝的亡国之君就成了少见的昏聩之徒。然而中国的历史一向走主观主义的路子，儒家更是喜欢用道德来决定一切，所以盛世总被解读为明君贤臣，而乱世就是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外戚干政……事实上，秦、隋的灭亡，和后世的暂时”盛世“，根源都是人口。当然，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和管理也是有影响的，秦、隋末期，无不伴随了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压低生产力上限，所以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下跌，导致大量流民的涌现，然后就是揭竿而起，王朝更易。
自此我们已经能够从历史的迷雾中看破一些真相，其实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浪得虚名。那些被吹嘘成“尧舜禹汤”的伟大圣君们，其实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英明神武，他们无非是碰上了好时代，拜战乱所赐而人口大幅消减。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让百姓安居乐业根本没有任何难度。每当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只剩下唐初那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荒淫好色，还是阳痿不举，哪怕统治层是夏桀与蔡京的完美组合，"盛世"想必都不会爽约。
其实开国的几任皇帝越是英明神武，爱民如子，让百姓休养生息，人口的恢复就会越快，帝国的灭亡就会越早到来。杨坚治国有方，百姓生活幸福，人口就迅速从3000万增加到4600万，这无疑是在自掘大隋的坟墓。如果他再昏聩一些，那隋朝也未必会两世而亡。杨坚死前看似交给杨广一个国富兵强的盛世国家，其实这锅里的水已经烧到了八九十度，杨广登基没几日就已沸腾。
君主越施仁政，人口恢复得也就越快，国家也就越早面临人口的临界点。帝国其实就如同一支蜡烛，而皇帝就是烛芯，烛火就越明亮，蜡烛自然也就烧得越快。而皇帝如果平庸无为，帝国这支蜡烛烧得昏昏暗暗，半死不活，自然也就能燃得更久一些。 
3、雪上加霜
    其实一个国家并不是很怕皇帝修宫殿，选美女，不理朝政，甚至整个统治层都尸位素餐、贪污腐败也不打紧，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亡国的关键。统治层再骄奢淫逸，铺张浪费，对民力的压榨也十分有限，尚不至于剥夺走百姓手中最后的那粒米。历朝历代，因上层社会享乐奢靡而对农民们征收的苛捐杂税，都远远比战争给这些农家带来的负担要轻得多。
    在一个农耕帝国中，百姓造不造反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耕地。只要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大多数农民还能种出粮食，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国家就能处于稳定之中。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帝王越不贤明，朝堂上佞臣越多，百姓就越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就越不能大肆繁衍生育，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越慢，这帝国就能多挺几年，迟些覆灭。
    在封建社会，最怕的就是出现所谓的“英主”。这些人号称“明君”，实则恰是扰乱天下的根源所在。像汉武帝、隋炀帝、始皇帝这些雄主，出一个就会搞得天下民怨沸腾，百姓流离失所。
    中原王朝一直施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让百姓的收入被局限在农业之上，对土地太过依赖，一旦失去土地，再加上点天灾人祸，大规模的死亡和暴乱根本无法避免。如果百姓再不幸遇到汉武帝这种所谓的明君，整日琢磨着开疆扩土，建功立业，那可算是倒足了血霉。随着战争兴起，赋税必定激增，沉重的徭役也会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其实这和在单位上班是一个道理，如果领导雄心勃勃地要开创一番事业，那底下的员工肯定累死累活，不堪重负。如果领导尸位素餐混日子，那自然就可以上行下效，人人轻松愉快。
    此时我们已经能推测出一个帝国所面临的最为可怖的场景：前面几位皇帝都是无为而治的明君，人口迅速增长，逼近五千万的临界点，这时再跳出一个胸怀大志，气度非凡，希望大有作为的英主，偏偏又没有眼光看破这历史的迷障，不知道国家此时不过是看似强盛，实则如履薄冰，还自以为帝国根基雄厚，统治稳固如山，便不恤民力，四处开疆扩土，扬中华国威。于是百姓的境遇就会雪上加霜，帝国的崩塌也就指日可待。
    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封狼居胥，隋炀帝修大运河、征高句丽……这些一代英主做的事，其实件件都是功在千秋的壮举，然而付出的却也都是当代百姓的血泪。后人幸福地躺在树下乘凉，那树坑里埋着的自然就是种树人累累的白骨。由于中国一向奉行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利润稀薄，这令百姓家中的积存财产和粮食储备必然十分有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农民们的抵御能力是很低地。战争一启，徭役繁重，税赋激增，无米下锅的绝不只是一家一户。 4、向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常说“莫以成败论英雄”，其实在史卷之中，那每一页的评价和人物定性，都是按成败的结果来诠释地。
刘彻北逐匈奴，“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朝威风赫赫，可很多人却不知道，在这千古功业和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背后，却是汉朝百姓“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样惨不忍闻的代价。“户口减半”！不知道有多少好好的家庭，在这场击破外敌的帝王功业下，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扬威异域的雄风中，在这幕史书上交口称颂的风光里，被迫要卖儿卖女，流离失所，甚至饿毙街头。
杨广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打下大隋赫赫威名，被诸边各国尊为“圣人可汗”，中原百姓一千五百余年的“天朝上国”意识也自此而生。然而在那万国来朝的虚荣光环之下，却是无数百姓不堪重负的疲惫面孔。于是才会有一朝惨败于高句丽，就义军蜂起，身死国灭之事。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
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是劳师远征，以倾国之力供养大军孤注一掷；都是希望扫清边患，建立武功，成千古一帝；都是不恤民力，将前朝积累的国力损耗殆尽；也都让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死走逃亡。所不同的是，穷奢极欲、暴虐凶残的汉武帝才干略高，而文、景二帝数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累也比隋朝要厚；而穷奢极欲、温和善良的隋炀帝却底子较薄，大隋只是国家富强，民间积蓄却并不丰厚，比不得文、景二帝藏富于民， 结果高句丽还没拿下，大隋自己就被战争拖垮。
其实杨广和刘彻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虚荣置于百姓的安乐之上的人，也都令百姓们民不聊生，但他们主持的对外战争的结局却是迥异。隋朝劳民伤财的三次远征无功而返，所以隋炀帝威望尽失，为天下所弃；而汉武帝却成功击败了匈奴，开拓疆土，百姓的生活水准虽然剧降，但受到国家胜利的鼓舞，怨言也就小了很多。其实这二人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赌徒，汉武帝赌赢了，所以尽管他把原本富强的汉朝搞得民生凋敝，奄奄一息，却仍然是千古明君；隋炀帝赌输了，所以尽管他开凿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却仍然亡了国，还成为了昏君的代表。这一幕鲜明的对比，其实也恰是对“成败论英雄”这五个字的最佳注解。
５、百姓心声　　　　正因为开疆扩土、劳师远征的风险是如此之大，谁也无法承担这劳民伤财之后还战败的严重后果，历代帝王将相大多都担心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身败名裂，所以才甘于守成，把稳固内部统治作为统治重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其实这种冷静和理智，才是一个对百姓负责任的统治层应该秉持的态度。南宋之所以能在风雨飘摇的危境中存续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赵构和秦桧等决策者比较理智，外交手腕高明，摒弃了无意义的穷兵黩武，断然促成了议和，及时停止了金、宋两国两败俱伤的消耗战。
　　　　政治家不是愤青，不能总逞一时之快。负责的政治家更不能像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把自己的武功和面子摆在百姓的安乐之前，把国家和千万子民做为筹码推上赌桌，让老百姓用家破人亡的代价来为自己的帝王功业买单。然而对于嬴政、刘彻、杨广、李世民这些自私自利的英主来说，百姓的安乐在他们眼中，却显然远远不如靠劳民伤财堆砌出的“封狼居胥”重要。
　　　　在经济薄弱的农耕时代，军队和战争对国力的压榨是毁灭性地。在那种现状之下，国防建设其实只须如南宋一样，做到外敌打不进来就足够了，没必要非得收复那不可能收复的失地，穷兵黩武，横扫六合，扬天朝国威。坚持要这样做的帝王和武将，比如醉心征战的刘彻、岳飞之流，号称发动战争是为了什么国家的声威、百姓的安全，其实不过是要用百姓们的苦痛和血泪，来为自己在战争中换取武勋、官位，和后世的声名。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反正在“日耗万金”的战争中吃不饱肚皮的也是普通百姓；反正无论战争胜负，死伤残疾的都是下层士兵；反正对于皇帝和武将们来说，败了自己也不会死，照样还能当官，而一旦赌赢了，就是高官显爵，千古美名。这种一本万利，赢了名利双收，输了让别人买单的好事，谁会不愿意思做？人们每提起岳飞、霍去病这些名将，想起的就是为了百姓不辞劳苦，远征在外。可却不曾想过，在这些人心中，到底有多少动机是为国为民，其中又掺杂了多少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功利之心。
　　　　能让治下百姓安乐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好统治者，其它什么国家、主权、领土、尊严……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升斗小民而言，这些名词是何等地宽泛而遥远，远远比不上家中的米袋和嗷嗷待哺的孩子重要。即使国家的君主和臣子们上下昏昏，国家对外羸弱受辱，但只要皇帝不瞎折腾，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让他们种田养家，赋税和徭役能因不打仗而稍轻一些，为他们留下一条活路，那就是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庄稼汉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了。 
6、无为而治正因百姓们经受不起折腾，所以老子才竭力倡导要“无为而治”。这“无为”二字不仅是指帝王不要开疆扩土，大动干戈；还兼指统治层的官员们在日常管理中应该少做事，把自己份内不多的事处理完，就赶快洗洗睡了，不要瞎折腾。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国家的经济就越落后，百姓的日子就越艰难；而统治层什么都不做，却反倒能建立百姓富足的盛世王朝。其实奥秘就在于一点：那就是一个集权国家，从来都很难管好自己的官员。皇帝带头昏聩就不要说了，就算皇帝精明，还不辞劳苦严查底下，效果也绝不会好。明太祖朱元璋倾尽全力遏止贪污，杀贪官杀到国家无人管事，贪污六十两以上就剥皮萱草，可贪官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前赴后继。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皇帝一出巡官僚集团就会闹事，百官就会齐心协力地用安全、花销等理由劝阻的原因。一旦常处深宫的帝王离京查察，就会变得非常难以蒙蔽，从上到下那些早就约定俗成，非法利益的分配也已经稳定的诸般舞弊行为也就变得难以遮掩。
从实际的历史来看，越是地方官府大兴土木、大搞工程之处，百姓就过得越是民不聊生，不管这个工程的前景多么美妙都一样。很多地方官为了显示政绩，一年到头搞各种治水、治河、修桥、铺路的工程，理由从来都是冠冕堂皇，说什么圣天子在位，国力鼎盛，所以要多做这些为民考虑的事。可实际上官府搞的工程从来都是效率奇低，耗费极大，因为要让各级亲信从中拼命聚敛财富。所以桥和路反反复复地修，前官捞饱了名声，带着账款高升了，后面来的新官有样学样，把才修好的路刨了、刚搭起来的桥拆了，再做一次工程，再一次捞得脑满肠肥。而这些钱，归根结底大都来自下面的狡猾胥吏强行摊派，所以百姓们困苦不堪便毫不奇怪了。
既然官员们的私心无法遏止，那与其让这些人为了自己和亲族的私利而在下面瞎指挥，利用做事的机会大肆盘剥压榨百姓，还不如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啥事儿也不许管。其实在简单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们自己就足以实现粮食的收获，根本就无须决策者的指挥协调。其实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个道理，官员管得不那么宽了，经济自由度高了，商业反倒会兴旺起来。在经济学里，政府少干预正是商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农民们管得太细，什么都要干涉，所以百姓才总受贪官污吏的压迫，而大部分王朝的商品经济更是繁荣不起来，最终也没能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一个王朝的百姓生活，主要不在于君王的英明神武，而在于客观的物质条件，主观能动性要依附于客观现实。文景二帝无为而治，百姓富裕安乐就可以充分说明问题。只要统治者不瞎闹腾，不穷兵黩武，苛捐杂税，那只要地多人少，即使无人管理也会是盛世。“无为而治”这四个字，无疑给了那些把盛世和百姓安乐完全归结到明君贤臣上，而忽略一切其它的客观因素的儒家道学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7、总结在以农耕为主体的时代，上述规律才会生效，商贸繁荣的两宋尽管人口突破了五千万这个门限，百姓却也照样丰衣足食。
而人口突破临界点后，只会令天下大乱、民变四起的现象的提早出现，却未必会造成帝国的彻底崩溃。起义蜂起未必就能将王朝推翻，大多时候，农民军都不是官军的对手，加上起义造成的战火会大量消减人口，让人均耕地再次变得充足，所以统治层剿抚并用后，民变大多都会被成功镇压。如果统治层趁机励精图治，借着这人口大减的机会，保不准还能在史书上混一个“中兴盛世”。
其实历朝历代，真正造成王朝更迭的，还是民族战争、外敌入侵、藩镇谋逆等因素。元朝虽然尽是昏君佞臣，人口恢复速度较慢，但却很快灭亡，就是因为民族仇恨充当了历史的推动力。而秦朝两世而终，也与项羽等旧封建农奴主们要倒退文明，复辟丑恶落后的农奴制有着重大的关联。 
十一、尾声群雄竞逐天下的过程，说穿了不过就是选出一个强盗头子，推举他成为中原的主人，然后带着大伙儿一同分赃。在这个过程中，百姓就像一头肥鹿，只能坐待兵火倾轧，绝望地等着逐鹿者来分割自己的血肉。乱世中群雄挽弓搭箭，各展英姿而逐，射中者便心安理得地登基坐殿，自此荣华富贵。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会问问鹿的感觉么？
乱世中可能会有几位英雄脱颖而出，为他们光耀门楣提供契机；但对大多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经历的却绝对是死亡和毁灭。战乱可以把平素逆来顺受的老实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巨盗，也能将世家大族连根拔起。把繁华一时的城市化为焦土只需要短短一刹；而在焦土上重建一个城市，却至少需要数十到上百年。乱世如一只凶兽，疾快地冲到了每个人面前，而无论是谁的过错导致了这个乱世的到来，即将为之付出代价的，却是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者，受到了伤害也就越大。直到人口在战乱中锐减，土地多到足够剩下的人分配，便有一个强者出来建立所谓的开国盛世了。
自隋末的4600万人，到唐初的一千万上下，在那个悲惨的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幕妻离子散的悲剧曾在华夏大地上演。在民间百姓间流传的说法里，王朝覆灭是由“天道”而定，所以每当天意的眷顾从旧朝移至新朝后，旧朝就会天子失德，奸臣当道，然后就会有一位英主涌现，顺天应命，率领天上星宿所化的忠臣良将取而代之，于是天下再次太平。这种新朝为了统治需要而编出的宿命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在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背后，却无人愿意去思考：那少数昏君佞臣犯下的错，却为何要几千万无辜的百姓来承担家破人亡的后果？如果这就是天道，那老天也太不公平。它不去惩罚那些犯错的昏君佞臣，却糊里糊涂地拉着世间苍生来给这些犯错的权贵们做陪葬。
隋末战火遍燃，民不聊生，但把这历史责任全推给杨广一人是很不公正地。虽然关键人物确实能加速或阻挠历史的变革，但把制度、生产力和其它深层推动力引发的悲剧归罪到某几个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历史态度。其实做一个好皇帝并不容易，身在高位有上位者的苦处，其他人根本体会不到。亲贤臣，远小人。话谁都会说，但谁是贤臣，谁是小人，又如何才能甄别？隋炀帝并非不想把国治好，也非常爱才，他曾开秘书馆，虚位以待天下贤哲，可来的人却都是孔颖达、陆衡之流，除了著书立说给自己扬名外，根本给皇帝和国家帮不上任何忙。杨广开科举，择人以才，可考出来的那些进士要么与他人同流合污，要么脾气又臭又硬，不懂得任何变通，没几天就被门阀们放倒，根本当不起什么重任。隋炀帝曾慕名访贤，重用过李密，可不到三个月他却跑了，然后处处鼓动别人造杨广的反……
隋炀帝年青时代也曾奋发过，有过大展宏图的愿望和努力，但在门阀把持朝政的年代，他的身边充斥着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把谋取私利置于忠君爱民之上的官员，所以根本无人可用。从上到下各个职位，都是各门阀家族的子弟在尸位素餐，盘剥百姓。杨广想出的政策再好，推到下面就变了味，阳奉阴违、政令不行还算好地，很多时候甚至会把一个个好好的政策扭曲成祸国殃民的举措。时间一长，失败多了，杨广也就失了锐气和上进心，不再试图改变满眼俱是的不合理，不再竭力去匡正那些对门阀有利，却让百姓怨声载道的种种弊政。杨广自此开始装聋作哑，随波逐流，把精力大多放在纸醉金迷之上。偶尔会把精力和已经不多的雄心转到对外征伐之上，试图藉此营造自己文治武功的英名。在杨广的潜意识中，此举不仅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更是希望向自己证明自己，既然内部的政令已然难以清明，那就只能用对外的战绩和周边诸部、诸国对自己的尊奉来证明自己还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了。
隋炀帝发兵百万远征高句丽，固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要求是主要原因，却也未尝没有趁机开疆扩土，建立功业的个人动机。可他又哪里能料到，虽然大隋开国未久，但门阀之害祸国已深，在一征高句丽惨败，三十万支撑大隋的精锐府兵丧尽后，门阀制度和人口堆积的恶果逐次爆发出来，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倾倒，竟然变得不可收拾。而就在大隋局势危急之时，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雪中送炭者少，落井下石却从不乏人。不出几年，曾经表面上堂堂皇皇的大隋朝就已经千疮百孔，无力回天。从即位后万国来朝的泱泱盛况，到身死国灭，不过几年时间。盛衰兴亡之间，竟然如此之快！
从席卷天下，到两代而亡，隋如是，秦如是。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随机的偶然？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索的事。一个表面强大的王朝，如果存在着隐患，那很可能内部早已暗流涌动，危机处处。若再不能及时舒缓隐疾，解决矛盾，那爆发大乱不过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此时再发生一些如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天下大旱之类的变故，很可能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对于后人来说，这些前朝的兴替和百姓在乱世中的辗转挣扎其实都无所谓，不过是一幕幕无关痛痒的戏剧罢了。以史为鉴而知兴替，这种浅显的道理无人不懂，可惜说这话的人大部分时间都不过是在空谈而已。就算真地看准了前人的失误，也看出了当下的隐患，又有几个帝王敢悖离那整个社会既定的习惯，冒着与整个权力阶层冲突的风险，去试图改变历史车轮那几乎不可阻挡的轨迹呢？
时势如此，也难怪罗贯中会在《三国演义》的引诗中借酒喟叹：“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说什么起义不多的，全都是乱臣贼子，你们看看岑仲勉先生《隋唐史》里面整理的资料，这还不是全的这些起事的，绝大多数还真就是货真价实的农民，隋粉所谓的“乱臣”只占少部分隋大业六年(610年)六月 尉文通起义
隋大业六年(610年)十二月 王万昌起义
隋大业六年(610年)瓦岗农民起义
隋大业六年(610年)翟让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王薄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刘霸道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孙安祖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高土达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窦建德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张金称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七月 刘元进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 杜伏威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三月 孟海公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 韩相国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九月 彭孝才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 宋子贤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 杜彦冰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正月 李德逸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二月 韩进洛、甄宝车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 白瑜娑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三月 郭方预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三月 孟让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三月 郝孝德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三月至十二年 格谦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八月 陈填、梁慧尚、李三儿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八月 朱燮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八月 管崇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十月 吕明星起义
隋大业九年(613年)十二月 向海明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二月 唐弼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四月 张大彪、宗世模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五月 刘迦论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六月 郑文雅、林宝护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八月 杨公卿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十一月 司马长安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十一月 刘苗王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十一月 王德仁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十一月 左孝友起义
隋大业十年(614年)十二月 卢明月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 颜宣政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 王须拔、魏刀儿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 杨仲绪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七月 张起绪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 李子通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 魏骐驎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十二月 敬盘陀、柴保昌起义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十二月朱粲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 翟松柏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二月 卢公暹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 孙华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八月 赵万海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 操师乞、林士弘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九月 荔非世雄起义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九月 杜扬州、沈觅敌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 徐圆朗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 王子英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 张子路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 李通德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 郭子和起义 。要说就真没有忠于隋朝的官员了？？还真是有的李靖就是一个李渊父子起兵之后，李靖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给隋廷报信不过运气不好，被堵在路上了，后来还被李渊抓住，差点被杀掉不过李靖这么忠心，一直以来也是名声在外，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但奈何隋廷就是不重用他，他在隋朝熬到四十岁还只是当个小官，说实话，隋廷要是重用李靖的话，那天下还真没那么容易丢，李唐的半壁江山就是他打下来的所以说隋粉们也不要抱怨所谓的“臣下不忠”，人家这么个又忠心又有能力的人在隋朝等了数十年都没受到重用，像王世充、宇文化及这样的跳梁小丑却混得如鱼得水，隋朝亡了，还能怪别人吗？？司马光黑了很多人，不止杨广，唐朝的皇帝他也黑的很厉害像李治、武则天的形象，都被他塑造的很那啥也不是他跟这些古人有仇，主要也是想通过批判古人达到警示宋朝当权者的作用天涯上有个 历史真相记述者 是楼主吗？？不知道楼主为啥老跟李世民过不去，《史通》明明是武则天时期才开始编的，那时候李世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史通》污蔑杨广的罪过居然可以推到李世民头上，真是无语另外《隋书》中也并无杨广弑父的记载，《隋书》中杨广该有的功劳都有，有些地方还有赞词，知道《隋书》和《北史》是什么时候编的吗？？就是李世民时期！！！恰恰就是你以为的抹黑杨广的李世民，他手下编出来的《隋书》等史书里，杨广的形象是最好的，后世编的《史通》《资治通鉴》里杨广的形象比《隋书》里可差了千百倍了！！！还有民间的小说野史之类的，那就更差！！！你拿着李世民时期写的并没有抹黑杨广的史书与后世抹黑了杨广的史书相比较，来证明是李世民抹黑了杨广，这逻辑是不是很搞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史料考证上是下了一番狠功夫的。不过，温公一直有正风气的习惯，这也难免导致温公在有些史料的取舍方面存在问题。例如，李靖在玄武门之变前，是否倒向秦王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即倒向秦王集团和保持中立，温公也难以判断孰是孰非，但是仅仅从正人心的角度，就选择了李靖保持中立的史料。 
李渊崩溃隋朝？李渊一直拖到617年才起兵，那时候隋朝早就打成一锅粥了。
顺手引一段资治通鉴的记载，616年，苏威对隋炀帝说过的话：
“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剪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在各家反隋势力讨卝伐杨广的罪状中，常常罗列数十款，却无一人提及杨广弑父。我不评论，就是想引用一段史料：
祖君彦的“为李密檄洛州文”中的一段：“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这是瓦岗军的檄文，与李渊集团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写的改史那一段，实在是不堪一驳。太宗如果真有心思要改史，会把隋文帝本纪都忘了改？我认为，隋书在这一点上，反而是治史严禁的一个正面例子。
由于唐朝史官并不能确定隋炀帝是否参与弑父，因此，在高祖本纪中，用了很正统简略的写法：“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但是，由于当时存在隋炀帝弑父的传闻，因此，在列传十三杨素传中保留了以下记载：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合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仔细读一下这一段引文就会发现，隋书说得很保守、谨慎。
但是，我们后人在看当时这段历史的时候，只能通过这些史书去了解，当然要多部史书互相参考。但是，不能脱离史书。
如果脱离史书，凭空议论，不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了吗？李渊煽动了全国的百姓起来造反，并联络了瓦岗军、薛氏父子、刘武周、窦建德、萧铣等人共同起兵？新旧唐书的前几个列传，难道是唐朝史官编出来的？修运河死了多少人？征高句丽又死了多少人？隋炀帝的倒行逆施还需要唐朝来抹黑？
此外，李渊晋阳起兵，为何得到广泛拥护？不是正好说明隋朝不得人心？隋炀帝如果对局势还有控制力，为什么呆在江都不敢回关中？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资治通鉴）
如果隋炀帝势力还在，李渊攻破长安有什么要紧？隋炀帝不是有急于回家的骁果军吗？领着他们杀回关中呀？
还有，杨素传的那一段，你根据什么说是唐朝史官的诬蔑？你要是有与之相左的史料，欢迎拿出来讨论。而李渊向突厥借兵，主要是想借突厥的声势，而不是直接引入大量突厥军队。面对突厥的入寇，唐朝大约从武德三年（620年）开始就组织抵抗了，要知道，当时唐朝远没有完成统一，对此，资治通鉴的记载比比皆是。
对于东突厥的入寇，李渊虽然忍让，打得比较保守，但是还是尽到了抵抗的责任的。
至于太宗就更不用说了，贞观四年一举荡平了东突厥。有些人到处找客观原因，什么天灾，什么薛延陀坐大，天灾的时候，恰恰是突厥游牧民族侵略性最强的时候，至于薛延陀，没有唐朝的支持，它会竖起旗帜？
你承认农民军数量多，支数也多就行，这还不是问题？
“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剪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
通鉴这条史料说明了什么？真正的农民军即便战斗力不强，它也是越打越多不是吗？没有农民起义的遍地烽烟，哪会有贵族的反叛？
不是因为贵族的反叛，导致了农民军的纷纷起义，而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导至了贵族的反叛！而导致农民起义的根源，就在于杨广！不要搞反了前后因果关系！
追根溯源，真正崩解大隋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当今上有严刑，下有盗贼，明公若守小节，危亡有日矣；不若顺民心兴义兵，犹可转祸为福，此天授公时，幸勿失也。”
裴寂的这段话，真实的反应了当时贵族的处境，一个国家，连贵族的平安都无法保障，还能指望谁给他尽忠吗？张须陀到是绝对忠于隋朝，可他是什么下场？隋朝负不负张须陀，张须陀也死了，而且是自己选择去死的，如果不是已经绝望，一次战败，何至于此？
他的事例只会让他人寒心吧？
杨广自己犯下的错，不能指望所有人无条件的去替他承担。看了楼主写了这么多，其实大部分都是废话，他其实就是想证明“杨广的形象差是唐朝诬陷的”但实际上，楼主是在避重就轻，企图转移视线以掩盖杨广的主要罪行
一方面，楼主想通过证明“杨广‘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是被李渊父子有意诬陷的”来说明如果没有这些事，杨广的历史形象不会这么差，那么请问，杨广在历史上的评价低、在人民心目中形象不好，是因为他“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杨广在历史上的评价低、在人民心目中形象不好，根本上是因为他把一个好好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而楼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杨广最后的确搞得民不聊生。
实际上，作为人民百姓，只要这个君主能够让你过上好日子，不论他私德怎样，也是会一样爱戴他的，甚至会自觉地为他的不足做掩饰，或者说是“神化”。而一个让国家民不聊生的君主，人民出于对其的痛恨，即使他私德很好，也会忍不住往他身上泼脏水，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也就是说，即使李渊父子完全没有抹黑杨广，百姓也会出于对暴君的痛恨，也会编出一些丑化杨广的奇闻异事，并且也乐于传播这些奇闻异事。 
另一方面，楼主也证明不了“杨广‘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是被李渊父子有意诬陷的”
因为李渊父子时期，所修订的史书《隋书》等史书中，并没有杨广“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的记载。
而所谓李渊父子散播杨广“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的谣言，或者是下遗诏叫后来的唐朝皇帝继续诋毁杨广也只是楼主的主观臆想罢了。
如果李渊父子真心想诋毁杨广，放着《隋书》这么好的机会不利用，反而利用谣言和遗诏这种不确定的东西实在不合常理，因为谣言也有“信”和“不信”，遗诏也有“执行”和“不执行”的可能，楼主所批判的抹黑杨广《史通》也并不是在唐朝开始编写的，而是在武则天时期，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唐朝的继承人，也就更不可能去实行楼主幻想中的唐朝开国皇帝的“遗诏”了，而其他唐朝正统的皇帝，高宗、玄宗等，都并没有遵从所谓的“遗诏”，为什么不是唐朝正统的皇帝遵从了这个“遗诏”而正统的皇帝却没遵从了呢？？很显然，根本就没有这种“遗诏”！！
你文中明确指出是李渊父子给杨广卝安上“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的罪名，但实际上你这样的指控是毫无依据的，因为《隋书》上并没有这样的明确的指控，你硬是要说武则天时期的《史通》我也勉强可以接受为你是想表达“有部分原因是李唐的丑化和误导”，因为武则天勉强可以算作是李唐，但是如果把这罪名安在李渊父子身上就有点可笑了实际上，真正丑化和传播杨广恶劣形象的，恰恰是和隋朝毫无利害关系的宋朝，宋朝的史书《资治通鉴》和成书于北宋的小说《迷楼记》《开河记》《海山记》。而谣言的开创者，也并非李渊父子，而是李密，详情可参见《为李密讨隋檄文》，可以说你想找人寻仇，是找错了再来说说《隋书》的问题，一直以来史学界对《隋书》的定论就是较为客观严谨，它是魏征主编的，这也是老魏的风格，而你提到的“（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这并不是《隋书》的正文，这前面有个“史臣曰”，这是魏征的个人评价，实际上，当时杨广到底有没有弑父，除了当事人没人知道，全天下都在猜测，而魏征他也是隋朝过来的人，对于这些谣言，出于他之前身在隋朝对杨广的主观感觉，他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杨广弑父的，但由于没有证据，出于对编史的严谨性，他并没有在隋书中下此定论，但由于他主观上是认为杨广有弑父的，所以在不经意的评论上就流露出来了，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影响《隋书》的严谨性
楼主要想写这些，首先要了解一下士族名门势力的划分，首先在隋朝建立事前的那段时期的中后期鲜卑已经逐渐衰落了，要说几大利益士族集团，具有鲜卑势力的要数陇西世族，里面还有很多的汉人，你的文章除了史书上发生过的大概的事件还算对，除此之外一无是处，你连势力划分都不知道，那你怎么了解那段历史
没有证据证明有罪就要按无罪推定，这是常识，否则你连杨广的案都翻不了实际上，目前你的论据只有“《隋书》上没有史料证明杨广有‘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的行为”这一个，如果按你的“没有证据不表示他没干”的逻辑的话，杨广很有可能的确做了‘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这样的事，但由于魏征出于没有证据和谨慎的态度而没有写在《隋书》上，也就是没有证据不表示他没干。而且你想过没有，如果李唐真心想污蔑杨广，在《隋书》上写下了杨广‘弑父夺卝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那么从古至今，除非有人发明了时光机，否则杨广是一点翻案的可能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杨广的，而且他有作案的动机、作案的条件和作案的能力，那么他就不是“嫌疑犯”了，而是板上钉钉的“罪犯”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杨广本人还是杨广的粉丝，实在是要感谢魏公的严谨和公正，因为他的严谨和公正才能让杨广可能的清白得到保证。 说是“可能的清白”是因为我和魏公一样，对杨广是否清白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有作案的动机、作案的条件和作案的能力，而且他在杨坚死之前的一番动作实在是太可疑了，但这也仅仅只是怀疑，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不会到处去说杨广弑父之类的，如果有人说杨广弑父，我也会告诉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杨广弑父”。一切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和线索的出现，最好是挖掘出了杨坚的遗体，通过科学检测出他是否是自然死亡的，如果是自然死亡的那杨广自然没有弑父，如果是非正常死亡的，那杨广弑父便可以定罪了，因为物证是不会说谎的。
《隋书》：
“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之女也。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后选入宫为嫔。……晋王广之在籓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其夜，太子烝焉。及炀帝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
“容华夫人蔡氏，丹阳人也。陈灭之后，以选入宫，为世妇。容仪婉，上甚悦之。以文献皇后故，希得进幸。及后崩，渐见宠遇，拜为贵人，参断宫掖之务，与陈氏相亚。上寝疾，加号容华夫人。上崩后，自请言事，亦为炀帝所烝。”
独孤皇后在世的时候，杨广就为了夺取皇位暗中讨好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等到隋文帝一死，杨广立刻迫不及待地烝父妾。违反人伦的事，杨广也没少干。
《隋书》：“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大业八年大旱，民不聊生，而隋炀帝在干什么呢？他在选美女。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