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刀术后痛吗:25岁晋副县，理由不在年轻化

一个25岁的年轻人，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两年半的时间，就将担任地级市的团市委副书记。在当今的中国基层社会来说，不失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而这也正是该消息迅速引起网友热议的原因。不过我想，更多网友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孙靓靓女士能否胜任团市委副书记的岗位，而在于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将一个乳嗅未干的年轻人放在副县级领导岗位上。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应该而且可以。但这一观点，我不是站在干部年轻化的角度来主张的。因为干部年轻化是相对于干部老龄化来说的，干部队伍从“老龄化”到“年轻化”，这需要一个缓急适度的过程。我们选贤任能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事业选干部，根据能力选干部，关注品质选干部，而不是唯学历论、唯年龄论、唯考试成绩论。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干部年轻化，尤其是从干部老龄化陡然转入年轻化，就预示着一种不公平。选用了25岁的人，就会对35岁、45岁、55岁的人不公平。尤其是对这其中某一年龄段的人们来说，则是加倍的不公平。这些人年轻时整个社会讲究的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当他们进入中年时期又赶上机关合并、机构重组，影响了提拔；好不容易轮到他们提拔了，上边忽然又改了章程，要求干部年轻化，超过多少多少岁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阴差阳错，跟汉武帝时的郎官颜驷一样背运。选干部是为了搞管理，只要身体健康，脑筋没有退化，你管他25岁还是55岁干啥？

我之所以觉得25岁的年轻人应该而且可以走上副县级领导岗位，是从人才极大丰富的当前形势来考虑的。应该说，当代中国是一个人才队伍空前庞大，人才素质空前提高的时期。许多人，下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上至退休年龄之前的老同志，单从素质和能力来说，均具备担任某些领导职务的资格。而就一些领导岗位来说，尤其是一些不需要作出更多决策，不需要发挥更多创造性的副县级、副厅级岗位，他们所要求的干部素质水平并不比一位新闻记者或者一位中学教师要高多少。谁能胜任这些岗位？相当一部分人都胜任。如何为这些岗位选择配备干部？只要劣不了大调，怎么选择都可以。

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人才极大丰富，但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只是少数人。最终花落谁家，对国家、集体和单位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这基本不会形成“两种路线”、“两种命运”的强烈反差。但对于那些素质水平难分伯仲的当事人来讲，能否走上领导岗位则会造就他们不同的职业生涯，乃至不同的人生命运。这正如近2000年前王充先生在《论衡》一开篇所说的：“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既然大家能力水平差不多，那么能否“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机遇问题。僧多粥少，获得机遇，自然是幸运当中的幸运；失去机遇，也只是概率使然，未必就真的薄德寡能。既然乌纱帽无法平均分配，只能归于少数人，那倒不如让他们提前进入角色，省得在无谓的竞争中挫了锐气。

说到干部年轻化，我还想多说几句。中国不是美国，不能从普通公民直接竞选总统、州长。我们的教育实行的是“学时制”，我们的官员选拔任用实行的则是“官时制”。也就是说，我们时下的学制太长，干部晋升的台阶太多。一个人从6岁开始读书，经过6年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再读3年硕士、3年博士，满打满算，28岁了。然后从科员开始爬台阶，顺利的话，每3年一步，副科（最基层的还要先经历副股、正股）、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再加上一些非走不可的“潜台阶”，等走上正部级岗位也得20多年，最年轻也得50岁开外了。而如果每个台阶多滞留1年，那就到了花甲之年了。再优秀的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日子也不多了。这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国家软实力的浪费。这种升迁机制，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不反对“火箭干部”，更不反对干部年轻化。要锻炼干部，可以在关键环节多锤炼锤炼，一些次要的环节，能省就省也好。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放卫星、发火箭的过程中，不该搀杂太多的感情因素和人为操作。如果纵容了营私舞弊，那么“干部年轻化”留给某些人的弹性空间比“论资排辈”要多得多。以“干部年轻化”为借口安排自己的门生故吏、为自家子弟“交换洗官”，那必然难杜天下悠悠之口。而且，如果那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历史痼疾就会复发，我们的国家机器就会为少数互有关联的人所把持，人们对官位的觊觎程度会更高，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必然会迟缓。

归根结底，我们不担心一位风华正茂的25岁的年轻人走上副县级领导岗位。我们担心的是一位25岁的副县级干部与一位25岁的工人、教师、农民在生活待遇和前途命运上出现天壤之别。要让大家不再争着当官，那就必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官民平等”，让为官者的责任等于实惠，甚至责任大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