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南tt什么时候上市:《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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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
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待人以诚以恕
【曾国藩做人语录】
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尤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为人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
但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第二年,当曾国藩奉命率师援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表现在咸丰十年后他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但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左宗棠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
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大力结交有志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长沙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承平已久,众人都十分惊异曾国藩的评语。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境界“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着重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精诚团结,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
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
“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百年常盛家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对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家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
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
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别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做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 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釜底抽薪术才得以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做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恭,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走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至浙江巡抚,至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赞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的,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做人语录】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其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曾国藩则是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决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以自保的退路。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并推荐曾国荃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 “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善于与贤人联姻来巩固势力
【曾国藩做人语录】
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 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 “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 “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 “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 “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在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