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椎盘突出可以根治吗: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 · 评论周刊 讲坛 · 2009

　　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今天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30年前邓小平的一次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文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对应的是“阶级斗争是硬道理”。到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那就是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和以前说的“以民为本”有什么区别呢？

　　人民是政治概念，人是生物学概念。为什么要这样改呢？人民、敌人这些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看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生产资料多的就是地主，少一点的就是富农，再少一点的就是中农，然后就是下中农、贫农、赤贫三级佃农，陈水扁家就是一个三级佃农。但因为他知道穷的滋味，一旦有了捞钱的机会就拼命地捞钱，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就明白总统可不能选穷人，得选一个八辈子富人，从小对钱就没有概念了。

　　上个世纪中国曾经批判过人道主义，大家都知道，雷锋有过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三句都对，但是“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不对。1996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十条修正案，第一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定为有罪”，要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终审，判为有罪才是罪犯，没有判罪之前是犯罪嫌疑人，这是无罪推定。原来我们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改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以人为本。

　　法律就是保护弱者的，政府必须要依法办事。对于老百姓来说，法不禁止则自由，以前有一个词说是“依法办事”，严格来说应该是“依法不办事”，法律说不许杀人放火你就不许杀人放火，法律没有说的那些你都可以干。比如说在电脑上编一个软件，一开始可以，后来发现不行，那是电脑病毒，所以立法禁止，法律可以与时俱进。

　　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

　　我们现在老说30年，那30年之前我们干什么去了呢？30年前，我们有“十年浩劫”，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明白什么是“十年浩劫”。2007年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做的政治报告里有一段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要说“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当时的红卫兵开批斗会时要唱《国际歌》、《东方红》，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唱完了，然后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救世主”，一边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唱“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精神分裂状态。如果有人当时唱《东方红》时心里就不相信，可是也得唱，当然了，大伙儿唱你敢不唱吗？那叫被裹挟进去了，或者你相信有救世主，那也得唱《国际歌》，那你也是被裹挟进去了。这不是精神分裂。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不止一次问过我身边的人，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唱《东方红》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东方红》，“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这就是精神分裂。

　　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文化大革命”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要思想解放？“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从1966年8月开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女士被本校红卫兵用有铁钉的木棒折磨致死，她是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此后不到两个月时间，根据公安部的解密档案，北京城区四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再加三个近郊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打死中小学老师，包括在中小学工作的校长、书记、主任，一共是1700多人。

　　1966年8月到9月，上海也打死了中小学教师，包括校长、书记。上海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一共是13人，其中有2个还是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打死的。也就是说，同一时期内，上海和北京都是千万人的大城市，北京打死的中小学教师是上海同期的161倍。

　　不要“带血的GDP”

　　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先就应该改指标———GDP是某些经济学家发明的害人的指标，必须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厉的批判。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以后各省不要统计GDP了。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什么是GDP.造汽车出来有了GDP，我买了汽车撞到人，GDP就上去了，为什么？汽车撞坏了，修理汽车就上去一块GDP，人送到医院救治，GDP又上去一块，人没有救活，死了送到火葬场，GDP又上去一块。还有盖房拆房也在创造GDP.中国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寿命平均是30年，而世界是平均60年，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建筑师，寿命是小于他所设计的建筑的寿命，而我们建筑师的寿命大大高于建筑的寿命。拆了盖、盖了拆，GDP直线上升。

　　原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说过，“中国是带血的GDP.”那一年产值20万亿，事故死亡20万人，一个亿人民币就是一条命。我听到这话，就想起卡斯特罗在他年轻时说过的话，他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拉丁美洲每赚取1000美金就留下一具尸体。那天我和李毅中一起做节目，他说我们也是“带血的煤”、“带血的钱”，我问是谁说的，他说是人大代表说的，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李铁映引用，登在《人民日报》上（编者注：见《人民日报》2005年8月26日《李铁映：我国煤矿安全问题相当突出》，李铁映批评不少矿主根本不懂法，不守法，甚至无视法律，公然抗拒执法，撕毁封条，违法生产，草菅人命，“采带血的煤，赚带血的钱”。）。中国的单位产煤死亡率，是世界平均的100倍，印度的30倍。胡锦涛总书记也做了一个结论，叫“30年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GDP作为经济指标是方向性的错误，怎么办呢？改成绿色GDP.

　　比如，一个造纸厂的产值是1亿，排出的废水将一条河水污染了。要恢复就得建造一个污水处理厂，把这条河流的水质恢复到原来的标准。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折旧以及消耗，一年1.3亿，按原来的GDP计算方法，是1亿加上1.3亿，就是2.3亿。现在的算法，造纸厂的GDP是正的，污水处理厂的GDP是负的，负1.3亿加上正1亿，就是负3000万。那这造纸厂就没有意义了，应该关停并转。这就是绿色GDP.

　　由于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环保总局呼吁10个省参加绿色GDP核算，当时积极性很高，但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无疾而终。绿色GDP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这么没了，你想阻力有多大？

　　绿色GDP还不是根本，幸福指数才是根本。幸福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客观的用GDP衡量，人均达到8000美金，高了不成，少了也不成，是一个适度。主观则是幸福感。圣雄甘地说过：“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我们儒家也有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儒家解释天理就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说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你娶了大奶娶二奶，娶了二奶娶三奶。存天理是存人类正当需求，灭人欲是灭人的贪欲。

　　幸福指数搞得最好的就是不丹王国，那里是联合国确定的全世界搞幸福指数最好的地方。不丹王国是世袭制，小王储到欧洲学习，父亲去世后回国继承王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王位，放弃王位之后组织民选政府，然后在国家推行幸福指数。不丹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人也不是很多，交通也不方便，但是国民健康、快乐、长寿。不丹的年轻人可以到世界各国留学，国家给钱，学完了全部回来。因为人都是候鸟，哪儿好就往哪儿飞，但是不丹国民都要回到祖国，因为祖国好，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这是所谓幸福感。不丹的硬件也挺好，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而我们国家这三样全部出现问题。比如无锡作为太湖边的一个大城市，打开自来水都是臭的，污染得非常厉害。当时搞“零点行动”，环保总局的官员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零点起来，凌晨2点到达现场，白天检查都很好，这时就看见太湖边的这些排污口都在加大往里排，还有工厂把污水拿船运到太湖中间倒了，还有工厂把污水的管子弄到太湖底下排放。环保总局的官员和我说，他们当时就问工厂为什么这么干，你们祖祖辈辈的家乡就在太湖边，你们把家乡整成这样，将来你们的子孙怎么办？人家说得非常干脆：“我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之后全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他把自己的家乡污染了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之后就远走高飞了，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发展并不难，但是可持续发展很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指标体系就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市、哪一个县将幸福指数搞上去了。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就像是高考的指挥棒一样，高考考生物老师就教、学生就学，前几年高考取消生物，老师也不教了、学生也不学了。前几年，环保部和中央组织部有一个课题就是绿色GDP，现在改成幸福指数了，提拔干部就是看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有几个指标，其中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完全是客观的，不好做假。比如2006年宣布白鳍豚灭绝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原因是人类的不恰当活动，要加个说明———“由于中国人的不恰当活动”。各地新官上任时先统计物种，物种分三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干了五年之后再统计，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调查，看看有什么变化。如果生物多样性增加，那就升官，其实这很不容易，别说增加了，减少的速度不那么快就应该升官。

　　要想让老百姓爱国，就得爱自己的老百姓

　　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根据财富、权力、声望这三要素，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底层、中层、上层。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李铁映先生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与流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框架，将中国人分成十层。简单来说，最惨那一层是边缘弱势群体，用国际语言来讲就是难民。难民又可以分为四种：政治难民、经济难民、环境难民、社会难民。经济难民的标准，2007年的标准是年收入683元以下，2008年是786，从2009年开始是1067元，也就是一天不到2.92元。目前我国的低收入人群是4000多万。

　　在北京一天3块钱够干吗的？上班你得坐地铁，一趟2块钱，你只有3块钱，上班就回不来，只能走着回来。如果单位不管吃不管住，你就得露宿街头，一天三顿饭，一顿饭1块钱。

　　我就批评这个标准太荒唐了，这个标准符合科学发展观吗？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扶贫办定了一个贫困线的标准是“双二百”，200元人民币和200斤口粮。1978年的200元人民币顶2008年多少钱？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在30年前1978年城市人口每年的收入是343元人民币，现在变成了13786元人民币，农民1978年每年的收入是134元人民币，现在变成了4140元，城市人口的收入实际增长了6.5倍，农民的收入实际增长6.3倍。13786是343的多少倍呢？可不是6.5倍，13786是2121的6.5倍，这4140元是657元的6.3倍，可不是134，所以根据报告中的这些数字可以推算出30年的物价上涨多少倍，最起码是6倍。那时候的200元，现在就等于1200，而现在的标准是1067元，还没有赶上通货膨胀。

　　实际上我们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农民也是人。2001年入世时，湖北监利县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来解决。

　　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终于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就触及到中国的一个政治安排，根据《选举法》，96万农民兄弟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而24万的市民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这就是1/4条款。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1/10的选举权，到邓小平同志时修改了《选举法》变成了1/8，到现在的1/4.现在农民的小时工资是市民的1/4，政治和经济是因果关系。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李昌平提出三农问题，就是呼吁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国民待遇。原来农民是农民待遇，市民是国民待遇，来到中国的洋人是超国民待遇。比如说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是15%，内企就是33%.到2006年入世5年了，承诺的5年过渡期结束，人大修改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外企由15%提高到25%，内企由33%降到25%，所得税税率的并轨上，中国政府实行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中国历来讲究良性互动，一个国家要想老百姓爱国太简单了，你就爱老百姓，首先不要欺负农民。

　　最近网上炒我关于以色列的一篇文章，我要郑重声明，“以色列是一个好国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篇文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讲课曾经讲过以色列，不知道是谁录了音，就以我的名义弄出这篇文章，这里面有我说过的话，比如说以色列的一次恐怖袭击中死了12个人，其中有2个是福建非法劳工，怎么办？你是非法打工的我抓住你了，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给你买一张飞机票送你回来，这是最高的一个处罚了。如果在恐怖袭击中死了，赔以色列人多少钱也赔非法劳工多少钱。以色列保险公司赔偿了100万美元。先调查家里有没有赡养的老人，如果有赡养的老人，有一个赡养的老人按一个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家里未成年子女按每人每月1100美金的生活费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配偶的按照每月生活费1600美金发放直到去世，这些都是按照保险公司的条例进行赔偿，这两个福建劳工都是非法劳工，但是在恐怖袭击中被打死了，按照国民待遇进行赔偿。我是说过这件事做得好，这就是国民待遇的原则。因为你要想让老百姓爱国，就得爱自己的老百姓。

　　周孝正

　　社会学者，194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参与研究和撰写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的《国家资源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