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战舰世界亚服人机任务:开国上将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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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李涛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原名李湘舲，曾用名李湘民、李毓英。1905年9月4日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新坡村。8岁入本乡达德小学，后就读于县立模范小学和濂溪高小。1923年考入郴州省立第七联合中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于1925年被校方开除。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派到常德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部做宣传工作。不久以湖南省总工会工人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汝城开展工人运动，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兼工人纠察队队长，将汝城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享有“新湖南”之称。1927年8月遭反动武装袭击，率农军一部突出重围。9月在桂东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2师1团1营党代表。起义失败后赴广州，先后在中共广东省委、香港区委工作。1929年由上海到赣西南苏区，先后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2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红6军第1纵队3支队、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红3军第1纵队、第7师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与师长陈伯钧率第7师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进攻，顽强坚守阵地，并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俘其师长张辉瓒。1932年6月调任红13军39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后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撤销师政委职务，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4年10月随军长征，任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科长、中革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第2局政治委员、军委纵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等职。到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春东征战役时，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曾被派往国民党军第17路军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同年底到陕南红74师，任南路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称办事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董必武到汉口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任处长，负责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军费和军需物资，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输送要求去延安的爱国青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事宜。1938年以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身份，做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2月随叶剑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后继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国共团结抗日。1940年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部长、军委秘书长、作战部副部长兼第2局局长等职，在业务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带领2局全体人员坚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使工作和生产获得双丰收。1945年10月任军委作战部代理部长，1948年5月任部长兼第1局局长。重视统帅机关和各级司令部的业务建设，注重培养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任务的工作作风。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参与许多重要战役的组织计划、文电起草、资料搜集、战况汇报等工作，是毛泽东和军委其他领导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校长，并参与创办解放军测绘学校和总参谋部测绘局。曾在统一解放军编制、建立各军兵种方面，协助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并参与组织编写了步兵操典、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1952年起任军委技术部部长，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政治委员。提出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懂业务，深入到业务中去；同时提出对技术干部实行“高门槛”政策，强调技术业务的中心地位。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5年因病免职休养。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北京。1970年12月20日在广州病逝。
从瑶族农家子弟到共产党员
李涛，原名李盛才，曾用名李湘舲，瑶族。1905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新坡村一个耕读世家。祖父李禧泉和父亲李树鸿均是晚清秀才，父亲终生以教书为业。李树鸿教子严格，期望儿子有较高的学识和良好的品行。李涛7岁入本村私塾，9岁随父到延寿乡达德小学，后转到县立模范小学。他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李涛13岁时父亲病故，祖母和几个叔叔凑钱继续供他上学。年幼的李涛从此开始懂得人生的艰难，省吃俭用，奋发读书。
1926年初，李涛在郴州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他与朱青勋等在郴县北街成立中共汝城县小组。5月，正当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之初，李涛受中共郴州特别支部派遣，同朱青勋一起返回汝城县开展建党工作。6月，中共汝城县支部成立。同年夏，李涛被选调到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8月，经中共湖南区执委批准，中共汝城县支部扩大为中共汝城县特别支部，李涛任湖南总工会驻汝城工人运动特派员，并任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委员，在汝城开展工人运动。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之交，地处军事要地，土豪势力猖獗。李涛与省委任命为驻汝城农运特派员的朱青勋一起宣传革命，揭露土豪劣绅的阴谋。1926年秋，汝城县总工会筹备处成立。1927年2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李涛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并兼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他日夜巡查，维持治安，禁烟、禁赌、禁娼，清查不法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时，李涛还回到家乡汝城县延寿乡，亲自组织发动延寿乡的农民运动。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22岁的李涛已成为汝城县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军区原政委、李涛的同乡朱良才上将曾回忆说：“李涛同志很早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我在汝城搞农民协会的时候，李涛是汝城总工会的委员长，参与领导了全县的工人农民运动。那时他只有22岁。”
战斗在中央苏区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湘南各县革命运动相继遭受反动势力的摧残。汝城的革命运动，则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当时担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在武汉向党中央建议，“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秋收暴动。
1929年4月，根据组织的安排，李涛到江西工作，担任赣西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党代表。1930年春，李涛任红六军一纵政治部宣传科长，后任红六军二纵八支队政治委员。同年秋，李涛任红三军七师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军委委员。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李涛与刚到任的师长陈伯钧率领第七师官兵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红三军以七师为先锋，于12月29日占领黄行岭以北地区和齐子岭等主要阵地，迎击敌张辉瓒部。在李涛、陈伯钧的指挥下，七师和兄弟部队直捣张辉瓒指挥部，全歼张辉瓒部所辖2个旅。随后，李涛、陈伯钧又率七师从东韶出击，在友军的配合下，与敌谭道源部激战，毙敌团长、团副各1名，逼使敌军向宜黄东南逃窜。此役歼敌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枪4千余支，机枪46挺。
1931年5月，国民党2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敌人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依托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李涛、陈伯钧先是率七师在东固以南牵制敌第十九路军，然后从兴国、龙江快速向东固集结，沿白云山小路行军，在中洞南侧的密林中隐蔽，监视敌军动向。当敌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七师下山出击，俘虏敌师长公秉藩。5月25日，李涛所在红三军到广昌甘竹狙击敌军，又向南丰方向追击敌朱绍良部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击毙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嗣后，李涛、陈伯钧奉命率七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扩大根据地、训练部队。
同年6月，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率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在敌军主力中间的空隙穿插，绕至敌军主力后面，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三战三捷。随后，李涛、陈伯钧率红七师随红三军回师东北追击敌军。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韩德勤和蒋光鼐师一部。这次战役，俘敌5千多人，缴获步枪 4500多支，机枪90多挺，子弹l万多发，还夺得战马200多匹。1932年4月中旬，李涛、陈伯钧又奉命赶到龙岩，与敌张贞师连打两仗，张贞师主力大部被歼。6月，李涛调任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政委、师党委书记、军党委委员。在水口战役中，红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红三军和红十五军从左右两翼侧击，迅速击溃敌两个团。随后红一军和红十二军赶来支援，取得了水口战役的胜利。10月，李涛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免职，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33年9月后，李涛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部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党委委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局长。
长征路上的军委纵队司令员
1934年l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长征，李涛调任红军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长。
1935年3月初，由于军委纵队司令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对各军团的指挥事宜，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又调往三军团工作，中革军委决定，李涛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干部组成，中央、军委领导人随队行动，党政军的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安全责任重大。当刘伯承、李富春向李涛宣布军委的决定时，李涛大感吃惊，怕自己干不好。刘伯承鼓励他说：“在军委纵队的干部中，你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跟机关干部不同。几年前反'围剿’时，你不是先后带过两个红军师，完成了任务吗？”李富春也鼓励李涛接受这一任务。他说：“毛主席、恩来同志就在你的队伍里，大事你可以随时请示。还有，陈云同志做你的政治委员，你还担心什么？”李涛这才接受了这一安排，但是表示：这一凶险时刻过后，希望刘总长或剑英司令员还回来带领军委纵队。
李涛对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很尊重。他们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指挥军委纵队安全行进。李涛与各梯队司令员保持密切联系，精心组织每天的行军、设营，布置警戒。他直接抓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和参谋人员预想了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特别是遭遇战，研究了应对预案。他直接掌握保卫团、警备分队、炮兵分队，随时防备意外。通过险路前，他常常先去勘察地形；渡河前，他指挥工兵分队架设浮桥或寻找船只；行军时，他关照年长者和伤病员。为保证军委一、二、三局的工作不间断，他在行军前安排梯次转移，组织运输分队为他们减负，在设营时使他们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的安全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继续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李涛改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三梯队，李涛改任梯队政治部党总支书记。长征到达陕北后，李涛调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李涛调任总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参与对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同年冬，中央派李涛到西安杨虎城部作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亲自交待任务，并将他的名字李湘 改为李涛。“西安事变”后，李涛又奉命前往陕南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郑位三、陈先瑞部工作，任七十四师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为该部实现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延安时期，李涛是中央军委首长的得力助手
1941年5月10日，李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经济建设部部长。8月25日，李涛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秘书厅工作。1942年5月，李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三室主任，在叶剑英、李克农的领导下，负责对日伪的军事情报工作。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涛为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协助军委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叶剑英抓二局（情报）、三局（通讯）、高参室、警备团的工作，同时参与作战问题的研究。
1943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二局局长曹祥仁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由李涛兼任二局代局长（1950年1月二局并入军委情报部）。叶剑英在二局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时充分肯定了曹祥仁的贡献，并说：“李涛同志水平很高，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成为大家很好的领导和老师。”李涛刚到二局时工作人员生活很苦：被子破了，只能用尺子量着窟窿发一块补丁布；发冬装时一人只能发半套；吃饭通常只有牛蒡菜，几个月吃不到一口肉。他自己收养了舒同（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的幼子，由于没有奶吃，全靠二局的女同志帮助喂养，孩子常饿得哇哇哭。毛泽东了解到二局生活困难的情况后说：“那里伙食太糟糕，剑英，你抓一下嘛！”
李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叶剑英的嘱托，把改善群众生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抓业务工作，一手抓农副业生产。他们组织工作人员开荒种地、纺线，开办豆腐坊、磨坊、酱园等。李涛和工作人员一样参加劳动，经过全局人员的努力，二局生产了较多的农副产品，蔬菜、肉食做到自给，生活得到改善，并且解决了值班人员的夜餐问题。工作人员高兴地说：“牛蒡菜时代过去了。”
1945年4月，李涛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七大”开幕前，李涛就改善军委二局、三局工作人员待遇和工作经费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写报告，经叶剑英阅改后上报。报告建议：制定有关机要人员政治、物质待遇条例；减轻二、三局的生产负担，其经费困难请中共中央召集各战略区首长开一次会，请他们解囊相助；请边区财政厅在供给标准上照顾二、三局的实际情况。“七大”期间，李涛和二局总支研究了二局今后的工作发展方向，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在各战略区建立二局工作的建议。6月，叶剑英、李涛带二局处以上干部晋见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困难。毛泽东等决定，中共中央给二局补助现洋1000块，西北财经办事处给补助边币2000万。毛泽东还亲自替二局向各战略区负责人“募捐”。彭德怀赠送了500万边币，陈毅赠送了40两黄金，贺龙赠送了一批实物，帮助二局解决了业务、行政经费和群众生活中的困难。
1945年7月13日，原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复任二局局长，李涛改兼二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李涛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代部长（部长叶剑英），1948年5月任部长。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李涛参与中央军委各个重要作战方案的制定。他记忆超凡，工作严谨。在军委作战部，他不仅要管作战，还要管情报、通讯、军务、装备、训练、测绘等。身为作战部长的李涛要整理中央军委重要作战资料，汇集战况，起草电文，向各野战军提供情报和作战经验。他不仅是中央军委首长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而且因为他狠抓作战部的业务建设、作风建设，因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作战部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心应手的高级参谋机构。1946年6月下旬，李涛组织军委一局编印了《国军战斗序列》。此件全面收录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与各行营、绥署、战区、警备总部情况和15个集团军、91个军、251个师、特种部队、步骑部队、地方武装的番号、驻地、实力、隶属关系、主官姓名等，核定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07万人。毛泽东阅后写信给一局，认为甚好，很有用处，并指示一局继续收集有关资料。1947年3月，在解放战争进行8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3月4日，经李涛审核，作战部上报了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材料：计有7个师、24个旅、73个团。
为了便于中央军委首长及时掌握形势变化，李涛经常组织参谋人员认真分析国共双方兵力消长和国民党军作战方法的变化情况。1947年7月，党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之前，作战部报送了相关材料，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自卫战争周年总结》。它以具体数据说明，国民党军可用于进攻和机动作战的兵力日益减少，后备力量趋于枯竭，现有大部兵力陷于守备，后方兵力较薄弱。这为中共中央军委研究部署第二年作战（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李涛组织参谋人员重新计算了国共双方的兵力消长，作出了数量分析和对比。统计结果表明，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国民党总兵力已经减少到290万人。李涛马上将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问：“是吗？你们计算得准确吗？”李涛把统计数据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说：“我们认真核对了统计数据，没有疑问。”周恩来指示李涛：“马上报告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李涛列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4月30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李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炮轰解放军的暴行。这个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声明发表后，不知情的同志遇到李涛时纷纷询问这件事。李涛说：“这个声明不是我搞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研究后起草的，只是使用了我的名字，因为这件事不需要用我们中央领导人的名义。”5月10日，中共代表黄华奉命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晤时，毛泽东指示：阐明我们的立场时，“要根据李涛声明”。毛泽东又说，“要根据李涛声明，表示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1949年夏的一个傍晚，李涛从中南海军委作战室出来散步，遇到了毛泽东。当时，各路大军捷报频传，毛泽东微笑着同李涛开玩笑说：“噢，李涛将军，什么时候再发表个谈话啊？”李涛笑着回答：“那需要看主席有没有命令。”
掌握中央军委印信
1949年11月1日，毛泽东手谕：“中央军委印信指即日启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一颗请李涛同志负责保管。”（《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此前，作战部还负责保管中央军委条戳、总部关防以及军委主席、副主席名章。为妥善保管上述印鉴、条戳、关防和名章，李涛指定专人负责，并经中央军委首长批准，对上述印章的使用、保管作出严格规定。
战争年代，军队没有统一管理干部工作的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军委作战部还像战争年代一样，受命承办全军师以上干部的任免调配工作。为全面掌握干部情况，李涛主持作战部于12月4日以“军委参”名义通知全军各大单位，将师以上干部的履历列成表册，于年底前送军委作战部。当月，作战部编印了各军区、野战军和军委直属单位师以上主要干部名册，报中央军委。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荣臻同志并告李涛：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在聂荣臻领导下，李涛在办理组建军兵种领导机关、各军区机关部队整编、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干部工作中，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
1950年1月，李涛兼任军委工程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蔓延至中国东北边境。10月初李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动朝鲜的命令》。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要他报告消灭敌人的战况，上午8时来电，要求下午上报。接到命令后，李涛立即亲自去办，下午2时便将战况送到毛主席手里。
为便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掌握全军编制、实力情况，作战部于1951年3月25日上报《全军编制总序列》，说明全军总实力为531万余人。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的决定，要求年内将全军总人数压缩到400万人。为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政务院共同组成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李涛等任委员。李涛组织作战部研究全军兵力状况和如何精简兵团以上领导机关等问题，提出各军区应缩减的人数、缩减后的编配方案和编余人员的安置办法，拟制各野战军军师编制表和各种组织机构草案，为全军参谋会议研究精简整编提出了初步方案。5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李涛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他为加强军委机关的秘书、档案、保密与行政工作做出了安排。
1952年2月，李涛任中央军委第三部（技术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三部主要研究尖端武器，是技术性、保密性非常严的工作。鉴于技术部工作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李涛特别注意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在本部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对高级知识分子，李涛和部党委不仅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关怀照顾，而且在工作上放手发挥他们的专长，有的被破格任用。李涛还数次召开或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提议下，部党委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问题，指出了这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订出了改进措施。李涛重视保留技术骨干。1952年整编时，一些有技术专长的干部要求转业到地方，李涛亲自给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留下来，做“老母鸡”。这些同志留队后，不仅干出了一批成果，而且为技术部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1955年9月，李涛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周恩来总理亲自将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李涛，毛泽东主席将三枚最高勋章授予李涛。李涛一生谦虚谨慎，对授勋章一事，他在给家乡的信中说：“我对革命贡献小，受之有愧，我要为人民服务终身。”
1956年9月，李涛出席了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李涛受到林彪集团的迫害。“中央专案办公室”向李涛调查陆定一的所谓“历史问题”，李涛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便据实作了回答。“文革”结束后，它成为陆定一冤案平反过程中的一个有力证据。总参通讯部部长、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在“文革”中被纠斗。专案组向李涛了解王诤的所谓“历史问题”，李涛说：“他为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是一位好同志。”专案组对李涛的回答很不满意，李涛严肃地说：“你们对事实不感兴趣，那你们究竟要调查什么？难道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我只能按照事实说，不能按照你们说的去写。”1969年国庆节，李涛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休息室，周恩来与他握手时，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李涛回答：“眼睛不行了。”周恩来叮嘱他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10月18日，林彪签发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李涛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强行“疏散”到广州。离开北京时，李涛将多年来放在办公室桌上的毛泽东塑像捧在怀里，坐在车上一直捧到目的地。1970年12月3日，李涛出现了严重的心绞痛，但他却没有住院，仅作为一般治疗，结果贻误了病情，后来入院后，医生确诊为心肌梗塞，同时宣告病危。1970年12月20日，李涛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
1955年，军委技术部领导成员：马文波（左起）、李涛、彭富九、王永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