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最大驱逐舰造价:我最喜欢的历史名人——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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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28 岁便考中了进士,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曾国藩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