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宴飨:温州被誉为“中国改革的麦加”

　　导读：改革呼声再起之际，回望温州市场经济风雨历程，透视33年体制变迁与温州兴衰。
 
　　33年“体制变迁”与温州兴衰：“体制围城”重现
 
　　温州官员“下海热”退潮背后：政商转身成本渐涨
 
　　温州民间金融33年体外抗争史：最后始终是“输家”
 
　　温州打火机：落寞的昔日巨头
 
　　“农民城”龙港27年“扩权怪圈”
 
　　温州人：“天使”还是“魔鬼”
 
　　当我们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温州——这个曾被赞誉为“中国改革的麦加”的地方，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城市。
 
　　这座城市曾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但眼下其正在遭遇“体制围城”，甚至陷入危局，近百位老板“跑路”，是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这个曾经的中国改革排头兵，左冲右突33年，为何只“前进了半步”？
 
　　这个曾经流行过官员“下海”的地方，权力配置资源为何会回潮？市场退潮之忧缘何日盛？
 
　　这群“先富起来”的人，评价为何时红时黑，或灰或白？
 
　　……
 
　　问号很多。
 
　　改革呼声再起之际，我们重访温州。
 
　　已经记不清温州是第几次如此强烈地牵动国人的神经了。这一次的缘由是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资金链崩裂的窘境，近百位老板“出走”或称作“跑路”。
 
　　温州一直是个姿态异端的是非之地，功过荣辱跌宕沉浮。就事论事地评说温州总是被事实证明容易沦入情绪化的宣泄甚至谬误。不妨把目光放远，在改革开放33年的时空背景下去梳理和还原温州的真相。
 
　　于是，早报记者调查组再下温州。意图十分明确：访温州、问中国，以史为鉴、把脉当下。屈指算来，这也是我媒体生涯中自1986年后的第28次重访温州。此行，我们想努力解开三个疑问：温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公正地看待温州人？为什么要持续关注温州？
 
　　温州的本质是什么？
 
　　提起温州，首先被人想到的往往是爆发的财富。的确，温州很有钱，最流行的数据称温州仅民间资金就达8000亿元。但这只是结果，问题是，温州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关键的爆发点又是什么？
 
　　温州曾经很缺钱。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今天老板遍地的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为了糊口活命，卖儿、卖女、典妻等今天看来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发生的人间悲剧依然上演。
 
　　财富的引爆点无疑正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以及由改革催生的市场经济。33年间精彩上演于温州的改革历史大剧呈现出“三个率先”的显著特征：一是率先发展商品经济；二是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三是率先孕育产权彻底清晰的民营经济。以构建起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础细胞——专业市场为例，早在1982年前后，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就已发育成熟、名扬天下，被称作中国专业市场的“东方启动点”。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国而言，这一进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才告完成。在温州，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时，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确立，并构成了所谓“温州模式”的土壤性内涵。
 
　　温州人的改革先行有其历史渊源。1956年，温州永嘉县燎原社推行的“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大胆尝试，即被中央权威官方评价为“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而彪炳史册。不难发现，发端于温州的每一次率先改革的涌动，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形而上的理论创新，而是仅仅出于吃饱肚子的最原始冲动，以及极力摆脱贫困的朴素追求。惟有此，其动能才得以生生不息，永不衰竭。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市场机制对温州人财富获取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温州以个体、私营为先锋的民营经济是一种面向全国实行大规模交换的开放性体系，绝大多数小商品的生产或经营环节很少存在足以产生垄断的进入壁垒。改革开放33年间，这片土地上先富起来的庞大群体中，你很难找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的身影，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主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集团掌门人，没有谁能独享垄断性的“保护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成功者必然赢得掌声和喝彩，仇富心态注定没有市场。
 
　　有权威机构曾经从温州宏观市场的层面——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进行过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到21世纪上半期，温州的市场化程度已接近65%，分别高于浙江和全国5个百分点及15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程度的极限大约在80%～85%。依此推断，温州的市场化领跑中国并已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
 
　　底层民众的普遍解放——体制、机制的全面突破——“制度红利”引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这就是所谓温州奇迹的全部秘密。温州之于中国最大的贡献与价值，肯定不是数以千亿计的货币化财富的惊人累积，而恰恰是对上述基本逻辑与规律最经典、最淋漓尽致的样本演绎。
 
　　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温州曾经的胜利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改革兴则温州强，反之，市场经济败，则温州必败。
 
　　应该怎样看待温州人？
 
　　蚂蚁雄兵式的“老百姓经济”是对温州财富故事最精准的注解，温州奇迹的创造者无疑是温州全体人民。但33年间，没有一个地方的中国人像温州人那样在公众形象上出现“过山车”般的褒贬蹦极，黑白分明。
 
　　在因老板“跑路”事件引发的2011版温州人大审判中，最激烈的论调大概是：温州人天生一群可耻的投机者，救温州就是救赌徒！这肯定不会是温州人最后一次被诅咒。中国改革史上，温州人时而天使，时而魔鬼，一次又一次。
 
　　不妨让我们以时间为主轴，以颜色为分辨器，将温州人曾经被迫扮演的各路角色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回放：
 
　　——1978年至1984年，黑色。关键词：温州＝瘟州；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
 
　　——1985年首提“温州模式”至1988年，灰色。关键词：“糟得很”或“好得很”。说“糟得很”：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说“好得很”：第一次“温州热”席卷全国，仅1986年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
 
　　——1992年至2002年，红色。关键词：温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引进温州人就是引进改革开放。
 
　　——2003年至2010年，灰色。关键词：炒房、炒煤、炒棉、炒大蒜、炒苹果等等。
 
　　——2011年，灰黑色。关键词：炒钱，老板“跑路”。
 
　　细加对照不难发现，33年间温州人形象上天入地惊人变化的阶段和阶段性特征，绝非偶然地与中国制度变革的大环境正相关：凡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升温，温州人形象的色调即随之变得亮丽，反之亦然。事实上，自始至今温州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只是一群肯吃苦、胆子大，头脑比较机敏，商业禀赋相对浓厚，愿意和已经为自己的家人过上好日子去奋力打拼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说，33年来温州人的信念和行为方式并未改变，不断起落改变的是外部的改革环境，是我们判断温州人行为的价值观。
 
　　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寒鸭亦先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正是凭着流汗、流泪、流血的“四千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赢天下。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然而很多时候，听的是骂声，挨的是鞭子。这一切，皆缘于他们的“原罪”。
 
　　针对以温州人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主而言，所谓“原罪”就是指他们在改革初期财富积累过程中难以洗脱的“深重的罪过”。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行贿钻营、偷税漏税。既然“曾经有罪”，那么当一定时期社会公众积蓄已久的某种情绪需要宣泄，他们就会随时被无情地拉到审视质疑的聚光灯下。可怜的温州人！
 
　　当然也毋须韪言，33年的温州发展本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从社会最底层出发的农民创富运动，其主体的80%出身农民、80%的受教育水平是初中以下。起点奇低的草根特质决定了现阶段温州人及其商业行为仍带有难以自我超越的局限性，在一定条件下其重潜规则轻契约精神、重模仿轻创新乃至圆滑投机的劣根残留总会不时沉渣泛起。对此，正确的态度肯定不是泛道德化地一味责难，而是要善于通过持续改革，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将温州人的活力天赋引入健康的上升通道。
 
　　为什么要关注温州？
 
　　在中国改革史上，与改革开放如此休戚相关并受到持久关注的领跑者，当属温州和深圳这一对双子星座。而与深圳不同的是，温州崛起中的改革分量远重于开放，且改革核动力几乎完全源自民间，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本土化特征。
 
　　正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内源式发展特征，决定了温州改革异乎寻常的艰难和坚韧，对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到目前为止，温州仍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关注中国改革就不能不关注温州的命运。
 
　　近些年，从温州传来的消息似乎越来越缺少当年的那般激昂与振奋，甚至是多了几分惶然与焦虑：体制突围的创举乏善可陈；产业升级举步维艰；资本人才外流严重；过度投机导致实业泡沫化；GDP增速排名直线滑落。显然，温州式烦恼的产生原因是多样的，有些内在病症迟早会发作。比如，地处浙江东南一隅，地缘劣势凸显；人均3分地，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平台狭小；文化素养起点低，全民言商的商业机会主义氛围始终浓郁；起大早抢头口水的先发优势风光不再，水落则石出。
 
　　但这一切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因改革而生、因市场经济而兴的温州民营企业曾经以“有雨露就发芽，有阳光就灿烂”赢得顽强生机，其今天所遭遇的烦恼甚至陷入尴尬无比的危局，是否需要从更深广的环境背景去问诊把脉？循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我们至少触摸到了以下几方面令人不安的忧患：
 
　　——金融等综合配套领域改革严重滞缓。本次温州老板“跑路”的祸根，被普遍认为是温州庞大而无所不在的民间金融或称“万恶的高利贷”，并由此推论温州人因实业致富后已再度蜕化至全民投机膨胀的悬崖边缘。事实上，实业如同人之骨肉，金融如同人之血脉，须臾难分、唇齿相依。自改革之始，温州民间的金融变革冲动就从未停止甚至惊心动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用1984年就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冒险创办了温州乃至新中国建国后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的话说：“左冲右突，33年前进了半步”。承认民营企业就必须承认民营金融业，民间资本市场的阳光化、规范化，既是未来改革的难点也是关键的突破点。
 
　　——政府行为异变，权力配置资源回潮。温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从媒体陆续曝光的资讯看，至少已有数十位，其中最高职位是前温州市长。温州官员“下海”，基本集中于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这也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语被载入修改后的宪法，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最好时期。此后至今，温州官员“下海”的新闻几乎销声匿迹。 官员下海现象的背后，33年间，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政府行为的激辩在温州从未停止。从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无为”，到1990年代初以“质量立市”、打造信用温州为起始的“适度有为”，争论是广泛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官员“下海”潮涌。而近些年，我们在温州越来越多听到的是，政府意欲直接配置资源的“大手笔”频频，强势政府开始被推崇为“拯救温州”的良方。权力盛行之时，必定是市场退潮之日。
 
　　——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热情消退。温州改革史就是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民营企业无疑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力量，其喷薄生机对温州、对浙江乃至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曾几何时，对待民营经济的姿态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国人对待中国改革的姿态。然而，往日的荣光在悄悄地改变：不知从何时开始，傍央企、追大型国企已然成为新时尚，小米加步枪的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让一些官员皱眉头，它们无法替大跃进式争先进位的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它们属于早晚都得被淘汰的落后产能的代名词，它们是本地经济转型升级的麻烦的包袱。温州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颇为落寞地感慨：“戴大红花、上主席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3年来，曾经发生于温州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型市场经济变革主要触及并成功破解的，基本属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层面范畴，从某一区域点状突破相对容易。当下与未来所必须面对的，则更多的是诸如金融、财税综合改革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雷区和深水区，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甚至如同乱麻死结，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全盘的“顶层设计”，以及社会机制改革等深度配套。这是温州难以承受之重，然而，因改革而生的温州不进则退，惟有坚持二次市场经济改革才有活路，才有未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亦是我们继续关注温州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