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南联大:漫谈北京会馆文化

一：北京会馆文化的历史渊源

　　北京会馆（Assembly for townies of Beijing），原本含义有二，其一是指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在京城共同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业聚会、寄寓之用的馆舍。其二是指同业商人相聚议事、交易之场所。迄今所知最早的北京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是在京任工部主事的京官俞谟（安徽芜湖人）于明永乐（1403年—1424年）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买地建造的，作为亲朋寓居或涉足商界活动的洽淡场所。之后的数十年间，各省在京师纷纷以建会馆为时尚。这些会馆大体有三类：一是为官绅乔寓之馆；二是既为官绅又为科举士子住居的馆所；三是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一、二两类在北京内城，第三类建在京师外城。当时外省行邦云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开拓商市，为解决洽淡场所，工商会馆在京城率先兴起，并成为京师南城的民居建筑。北京南城会馆林立，被世人誉为会馆区域。

　　北京自元代开始成为统一国家的“首善之区”，然而自隋唐始的科举拔贡制度，到了明清时代才有了新的发展，北京会馆的大批兴建，则是明清以后的事，这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以来各封建王朝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明清时尤盛。鼎盛时代“学而优则仕”之风，将各省举子刮进了京城，京城的异乡客从明代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在京城举行的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会试录取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所以早在宋元时期，民间已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北京的一些民户也出租单间客房，以供来京考试的举子食宿，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一般贫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的、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同乡住处，于是北京会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会馆中川流不息的暂住人口通过京师的文化集聚效应和政治辐射功能有效地把本邑文化带到了北京。

　　明嘉靖、隆庆至万历仅仅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北京城已建有各省会馆。清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秀才每次都有上万人，而康熙、乾隆两朝大事修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均是此时问世，来京修书的文人逐渐增多，因此，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四百余所。总的来说，一个地区经济文化越发达，其在京的士人数量就越多，其士群体的地域划分就越细，体现在会馆上就是各省的总数和会馆名称的细化。据乾嘉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又据近代徐珂《清稗类抄》载：“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因清政府有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和内城禁喧嚣等规定，所以清朝时代遗留在内城的会馆逐渐废除，而南城正阳、崇文，宣武二门一带的商业繁华区则成为会馆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康熙、乾隆时期，北京掀起兴建会馆热的时候，各省、府、县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外城去了，而外城直到民国时候，还有新的会馆修建。据统计，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有402所。

　　北京会馆的建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业工商业者集资兴建，借以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清稗类钞》“谓商业中人，酬资建屋，以为岁时集会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 二是本籍在京官员捐建，这些京官一般都是原来的举子，他们深知本籍距京遥远，来京应考之艰难，自己一旦做了官，也就乐于捐助建馆。三是本籍的地方官和工商业者资助建立，他们是前两种情况的综合。许多会馆除了接待举子应试之外，还兼作本地官员来京时的招待所。会馆建立的初衷是“崇乡谊，敦信义”，以各地优良的传统文化，为立身立业求利之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互相劝砺，彼此鼓舞，共同进步。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附产、其规模就更大了。

　　北京会馆是开放性的，对本乡本土人士，不分贫富，都给以服务；对乡土以外的文化，不分地域的差异，做到融合互济，这就使会馆的管理富有创新精神，不是世人理解的"崇乡谊"的狭隘与自封。会馆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既保持传统，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出自己独有的作用和存在的必要性。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废除，但一些学生来京投学还是住在本乡的会馆里。民国成立后，乡间的政客和失业者来京投靠北洋政府，依旧常住会馆。北伐之后，国都南迁，北平不再是首善之区，投奔而来的人逐渐减少，学生住进学校，于是会馆人少房多。至沦陷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会馆中个别同乡将房屋高价出租。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会馆已变成大杂院，同乡中占房者便是房主，谁管会馆谁便从中渔利，会馆无力修房，任其倒塌，渐渐失掉了昔日的景象。

　　当今，北京会馆大多数已经面目全非，在城市房屋成片改造当中，不少馆舍被夷为平地，园林被毁，碑碣散失。少数会馆虽然被当作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要想恢复昔日风貌，尚须一些时日。研究会馆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体味北京会馆文化的意蕴，从中窥见其对北京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作用，是研究北京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会馆的保护力度，一批会馆得以腾退和修缮，恢复了往日风采。一个历史文化遗迹的衰败是非常迅速的，如果不加以保护将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相信通过政府和广大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北京会馆遗迹必将会得到妥善保护，北京会馆文化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二：北京会馆文化的历史特点

　　北京会馆分为县馆、州( 府) 馆、省馆三级。省馆不住人，专供在京的同乡中的上层人士集会酬酢之用。本省同乡也可租用办理婚丧喜寿的宴会，有时也在此接待来京的本省达官显宦。旅京同乡一般都与省馆保持一定联系，省馆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旅京同乡的总联络点。省馆经费不足时，本省各会馆要负担部分经费。林立于京城的会馆，尽管规模大小不一，但它是各地域文化在京城展示的窗口和物化标志。会馆的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三四层院落，其中有供奉魁星的魁星楼( 传说魁星专司人间考试)，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有吟诗作赋的文聚堂，有迎客宴宾的思敬堂，还有进行喜庆活动的大戏台，以及花园、山石、水池、亭榭等；而小的会馆只有一个四合院。省馆的规模一般富丽堂皇，戏楼、花厅皆具，有的还有花园、回廊等。会馆不仅房屋建筑很有讲究，很多还配有高档红木家具。

　　北京会馆的财产，除了称为“主产”的馆舍外，尚有所谓“附产”，附产一般多为会馆积累资金另购的房舍或是一些暮年归里的京官，临行前将自己的房产托管于本乡会馆，久而久之变成了会馆的附产。有的会馆附产很多，大于主产的许多倍。会馆的收入主要靠房租，包括主产、附产的房屋租金，义园停枢、安葬也按年收费，很多会馆都明确列出各种收费的规定。此外，早期的许多会馆对本籍在京人员考试及第、分发候选、捐请封诰、除授官职、荣转升迁以至高校毕业、留洋归国者，各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数额的“喜金”，作为会馆的经常收入。会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组织。经营管理由旅京同乡共同负责，但管理大权实际由同乡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掌握。在馆长、董事等领导下，会馆的日常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指挥若干馆役，负责会馆的对外联系，对内接待，会馆的日常会计、收发、传达、洒扫等勤杂和事务工作。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竟有的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实际上，有些馆长、董事等也要受长班的左右。

　　北京会馆是为来京应试的举子而设的。所以开科考试期间异常热闹，等放榜已毕，人员便陆续离去，房屋空出很多。这些空房子渐渐被旅京的同乡所利用。占住会馆房屋的同乡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中试后留在京城做事的京官，他们不但有资格住用会馆的空房，而且有资格参与管理会馆的事务，因此非考期间，会馆成了同乡中京官的“公馆”。二是在京同乡中的困难者，会馆为他们提供住处。按照会馆的规定：非考期间乡人占用的空房每届考期临近，必须腾让出来以满足举子住用，考期一过，举子离馆后，乡人们仍可继续占用。由此可见, 会馆除招待应试的本乡举子之外， 还兼有联络旅京同乡的作用。

　　北京会馆里经常举办一些同乡的活动，会馆内大部分供本地崇奉的神灵及本地先贤，并在逢年过节时开展各种祭祖活动，祭神明、祀乡贤、聚餐唱戏。会馆内供奉神灵的祭品和表演的文娱活动，这些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融入了北京的饮食和戏曲、杂耍，成为知名的“北京饮食”、“北京杂耍”，成为北京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每处会馆都有一部历史，记载这些历史的，除碑文，便是会馆的楹联、馆诗、碑记、楹联、馆诗大多出自官绅之手，或由名人、墨客雅士撰写，笔体不同，风格迥异，意趣不同，都与会馆的活动及名人趣事密切相关，是研究中国书法、文化、名人逸事的宝贵资料。乡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状元、榜眼、探花) 的，要在会馆里设宴庆贺，还要在会馆门上或厅内悬挂一块匾额以示炫耀，有的会馆有宰相、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大学士、大司马、大司徒、太师、总督等大小匾牌数十块之多。新贵出任之后，自然不忘会馆情谊，于是要对会馆做出相应的惠施，因之使会馆逐渐得以扩建。这些都为勉励后学，为士人树立榜样，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北京会馆戏楼的对外开放，对繁荣北京的文化生活，推动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清政府禁止城内设娱乐场所，客观上将娱乐活动推到有着繁荣商业如琉璃厂书市、戏曲演艺中心天桥的南城。北京会馆中有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词、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和阳平会馆的戏楼尤其有名，被称为“四大戏楼”。有戏楼的会馆是各省在京居官地位显赫者，从本省调来戏班在自己的戏楼演出，一时间，汉剧、豫剧、蒲剧、粤剧、黄梅戏、梆子、昆曲等许多剧种，在有关会馆竞相上演。会馆戏楼打破了地区的界限，为各地方戏曲在京演出提供了场所，并且在京城得到传播，到会馆看戏的多是在朝的官员，地方戏曲由民间逐步传人宫廷，终于促成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在北京形成融合多个剧种的皮黄戏，一个新的剧种，京剧诞生。会馆戏楼对繁荣北京文化的生活，推动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会馆还举行结婚、做寿、宴请宾客等活动。戊戌变法以后，会馆亦与政治活动、革命活动发生了联系。一些大的会馆还设有学校、幼稚园、义地等附产，举办教育等公益事业，办理同乡的殡葬，补助还乡旅费，并救济贫苦同乡的生活。

三： 北京会馆文化的十大遗产

　　北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文明古都，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讯息，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北京会馆宛如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者，曾几度辉煌、几度磨难，被人称作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士人的频繁集结和流转，造就了灿烂的会馆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会馆文化的辐射、辐凑网络来自全国各地又影响了全国各地。会馆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在历史上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在促进全国各民族团结、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地会馆给北京带来了自己地方的饮食习惯，在展示各自地方菜肴的特点中，取长补短，既有融合，更具特色，终于形成川、鲁、粤、淮等地方菜系。会馆带来各地方言，给北京话以营养和活力，促进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的形成。此外，像建筑艺术、园林建设、书法石刻、诗文楹联等方面，会馆都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留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把北京文化史的研究，引向更加深入。会馆文化也充分体现了当今所倡导的北京精神：爱国、包容、创新、厚德。以下列举较为著名的北京十大会馆：安徽会馆、湖南会馆、湖广会馆、绍兴会馆、中山会馆、贵州会馆、阳平会馆、汀州会馆、浏阳会馆和晋翼会馆以飨读者。

安徽会馆旧址

　　1．安徽会馆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25号和27号。是北京最著名的会馆之一，素有“京城第一会馆”的美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馆址孙公园原为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一部分。会馆是庙堂式建筑，为中、东、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为四进，还有清式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高墙券门，门前一对高大石狮，两扇朱红大门，入门是宽阔的大厅，一堵影壁式的后墙，有左、右两门、进门是大戏场。戏台包括后台，设在左右两门的中间，戏台前场地开阔宽敞，周围是楼廊，楼上下都有房间。会馆分大门位于中路前端，面阔5间。正房文聚堂内悬挂书有皖籍中试者姓名的匾额。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历代名臣的神楼。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系旧京四大会馆戏楼之一。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等建筑。西路为接待用房。北部原有花园，面积1 300余平方米，有假山、亭阁、池塘和小桥等，馆北有园。会馆内亭馆廊树俱备，屋数百间，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清康熙年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继孙承泽之后，清代曾有许多名人在此居住，如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等。同治八年(1869)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及淮军诸将集资购得孙公园的大部分，建安徽会馆，同治十年落成。与其他省籍会馆不同，安徽会馆只接待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里曾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活动场所。光绪二十六年会馆为八国联军所占，设德军司令部于此，附近房屋遭焚毁。现仅存一座碧玲珑馆，李鸿章曾在此接待过朝鲜使臣。会馆建筑除花园已无存外，基本格局保持尚好。

湖南会馆旧址

　　2．湖南会馆

　　位于西城区烂缦胡同101号，是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清代北京城内有两座湖南同乡会馆，均由湘籍京官创建。清雍正分省之前，湖南在京尚无同乡会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与几位在京湘籍官员购得北半截胡同官房一所，作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八月，在京湘籍官员又在菜市口朝南的烂漫胡同内购房一所，设“湖南会馆”。在这条烂漫胡同中间西侧，有一所六层院落、数十间房的县馆“湘乡会馆”，该馆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从“湘乡会馆”南行数十步即为省馆“湖南会馆”。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会馆的朱红大门外蹲石狮一对。南房壁上嵌有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长沙徐树均重摹镌刻的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会馆另有馆辖公产义园二处、祠堂二处。北京湖南会馆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毛泽东1920年2月至7月带领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住在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干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湖广会馆旧址

　　3．湖广会馆

　　位于西城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是北京著名的会馆之一，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始建于嘉庆十二年，总面积达43000多平方米。原会馆大门东向，门嵌精美砖雕，馆内有戏楼、正厅和乡贤词、附有花园。戏楼在会馆的前部，北、东、西三面有上下两层的看楼可容纳干人，清末民初，谭鑫培、余叔岩等均在此演出过。湖广会馆主要建筑有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畹堂等建筑，乡贤祠在该馆中院，北屋三楹，南向，现祠宇尚存；文昌阁，在乡贤祠楼上，南向，现阁尚存，阁中奉“文昌帝君神位”；宝善堂，在后院中院，五楹，南向，东西翼以长廊，堂高宏敞。楚畹堂，在该馆西院，前后各三间；风雨怀人馆，在乡贤祠和文昌阁的后室，三间，建筑在高台上，从两侧斜廊而下，前后均可通达，传为曾文正公所布置；戏楼，在该馆正院之前，建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为两湖同乡集会、公宴之地。子午井：在乡贤祠阶前有一口井，口径约2尺，深7丈有余，挖井时间不详。此井“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故名“子午井”。 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的历任大臣都在这里居住过，如刘权之、王杰等。1912年，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五次光临湖广会馆，发表政治演说，并于8月25日在此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湖广会馆后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承担普及戏曲知识，展示戏曲精品的任务。湖广会馆大戏楼已恢复昔日的风采。舞台天幕为黄色金丝缎绣制的五彩龙凤戏珠、牡丹、蝙蝠、如意吉祥图案。戏楼前抱柱悬有一联，长约3.6米，联曰：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戏台上方为“霓裳同咏”扁额，黑地金字满堂生辉。二层由包厢式看楼环拱，共设十二个包厢，看池及包厢中均设置仿古硬木家具，品茗赏戏，从而平添无限情趣。在古戏楼内可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戏曲精品剧目，体验到老北京戏楼独特的文化氛围。戏楼不仅可作为演出场地，还可为各种大型会议及联谊、堂会、庆典等活动提供场地服务。当前的湖广会馆设有梨园特色的餐饮服务，具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观赏、购物环境，正以全新的面貌、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迎接海内外宾客。

绍兴会馆旧址

　　4．绍兴会馆

　　位于西城区南半截胡同7号,又称山会会馆，是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之一。为西城区重点保护文物。始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阳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仍然能嗅到旧中国封建残余的腐朽气息。绍兴会馆的建筑有“仰级堂”、“涣文萃福之轩”、“藤花别馆”、“绿竹舫”、“嘉阴堂”、“补树书屋”、“贤阁”、“怀旭斋”、“一枝巢”等。鲁迅先生1912年5月第一次来京就住在“藤花别馆”，住房的东边有藤花池。1916年5月又迁入了“补树书屋”居住。现“补树书屋”已拆除，只剩一棵槐树。在“补树书屋”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已》、《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杂文，以及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鲁迅是于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绍兴会馆经过多年变迁，已经面目全非，但因鲁迅先生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因而慕名来此参观、瞻仰、凭吊遗迹的人仍然不少。

　　中山会馆旧址

　　4．中山会馆

　　位于西城区珠朝街五号。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香山县乡友购得附近部分房屋和空地筹建会馆，称香山会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朝鲜任职的广东香山籍重要官员唐绍仪回京寓居此处，并筹资扩建香山会馆。三年之后，建成有戏台、花园、假山、回廊等建筑的大型会馆，由此“香山会馆”更名为“中山会馆”，此地早期成为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即以此为会址，后成立“中山少年学会”。1912年夏孙中山来京时，曾在会馆花厅会客。孙中山逝世后花厅曾作为展室，陈列孙中山在花厅外的留影以及《总理遗嘱》等纪念物。后曾作为中共地下联络站，地点位于五间过厅的西头一间。1933年唐绍仪再次筹资，对中山会馆加以维修。会馆原大门西向，后改坐西朝东。院门迎面有木影壁一座。院内东半部为住房，西半部是花园。分为前、中、后三座庭院，左右有跨院，高大的金柱门楼在此街上十分抢眼，门楼房脊上两端高高翘起的“蝎子尾”直指苍穹。檐柱间镶嵌的雀替秀巧精美，门墩抱鼓石上的石狮历经时代风雨的磨砺，呈现出残缺之美。整座会馆院落布局严谨，建筑精美，占地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是京城诸多会馆中当属规模较大的一座。会馆的建筑具有岭南特色。穿过门楼下厚重的红漆大门，是两侧带有边门的门道，迈过四连折木影壁的门槛是面阔三间的彩绘前廊。前廊的西端连接的是四周带有回廊环绕五彩斑斓金碧辉煌的花厅。花厅东西面阔三间，南北进深八檩，卷棚顶。花厅北、南、西三面加回廊一步，西面做歇山顶。东面面阔三间的彩绘前廊，四檩卷棚歇山顶，与花厅翼角连为一体。花厅东面回廊柱间镶嵌的花罩雕工细腻，典雅清灵，飘逸洒脱，娟巧秀美，呈现出极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早年中山会馆建有魁星楼(传说“魁星”是专司人间考试的星宿)、戏台、假山、亭榭、水池、小石桥、什锦窗院墙等。院内植有藤萝、桃树、柳树、梅树、牡丹等花木，太湖石假山上长满“爬山虎”，曾经是一所环境十分优美的会馆。1951年会馆由“北京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接管。1987年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东、南至珠朝街5号院东、南围墙，西、北至规划红线。后会馆辟为居民院，房屋损坏较严重。其中魁星楼、戏台已拆除，太湖石假山已移他处，花厅、过厅等保存较好。

贵州会馆旧址

　　6．贵州会馆

　　位于东城区前门大街之后樱桃斜街57号。是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是座清康熙年间由周起渭捐建的大型天井式二层纯木结构楼房，在搭建时没有用过钉子，馆内设计典雅，厅堂亭轩布局别致，且规模较大，穿过通道之后，眼前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净是红廊绿檐环绕，在当中的天井顶部分两列挂着八个巨大的红灯笼。站在院中环顾四周，上下两层所有的房间都是房门对着天井。大堂中有各种老式物件：瓷器、盔甲、大刀等。墙上挂着书法作品，墙檐下面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绿植。当时朝廷中的大学士纪晓岚曾经常来这里饮酒作诗为乐，并与住宿会馆中的学子们在文学上进行交流。在清末民初之时，这里还是袁世凯软禁蔡鄂将军的地方，由此在这里也就引发出了蔡鄂将军与当时名冠京城的小凤仙之间那一段悲凉的爱情故事。而20多年前的老电影《知音》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贵州会馆今名长宫饭店。

　　阳平会馆旧址

　　7．阳平会馆

　　位于东城区前门（见正阳门）外小江胡同。是旧京著名会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后几经修葺，并在清代乾隆年间改建成戏楼，系一座12檩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顶木结构建筑。清嘉庆七年（1802），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会馆由戏楼和三进四合院组成。戏楼是北京现存规模较大、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佳作。楼内部雕梁画栋，客座分两层。二楼正中对戏台，是一座卷棚顶前轩式的官厢。两侧为看廊，可放置方桌凳椅，看廊边缘有木质护栏、雕花栏板和望柱，后角两侧设置楼梯供人上下。楼下场地为方形，是普通席。楼上下壁面有木棂窗可以敞闭，用以通风和采光。戏台呈方形突出于场内，前有两根台柱，柱上挂抱匾。分上下三层，上有通口，下有坑道，可设机关布景。在戏楼两侧的壁面上绘有戏剧壁画，并设有神龛，供祭祀神祖之用。面对戏台的后壁正中嵌有四联石刻，记载会馆建置沿革和修葺情况，字迹已模糊不清。戏楼内高悬巨匾数块，现仅存墨地金字木匾两方，其中一方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题写的“醒世铎”。文化大革命”期间，戏楼被同仁堂制药厂占做药材仓库。1984年5月阳平会馆戏楼被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北京市政府对其进行腾退。2002年启动会馆修缮工程。它将会重新成为北京戏楼中的一个亮点，并继续为观众们展示中华民族的国粹——戏剧。

　　汀州会馆旧址

　　8．汀州会馆

　　位于东城区前门外长巷下二条。北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是福建省清流籍裴应章尚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捐宅为馆，由福建省居京的同乡集资修建的北京独一无二的福建风格的民间建筑。会馆将妈祖祭祀活动引入京城，为北京民间文化增添了光彩。分北馆和南馆两部分，隔街相对。馆内有福建汀属八邑旅平同乡会。北馆共有院落六个，房屋50余间。中院为主院，有五开间大殿，院内原有祠堂，供奉天后娘娘和会馆创建先辈的牌位。祠堂的梁、柱、门、窗均由江南杉木制作，屋顶起坡平缓，前廊后庑。廊内装修一色花格子卷帘雕花门窗，廊顶露明天花，雕刻出象鼻形椽子，挑尖梁上有双象形蜀柱，梁头镂雕出天马、神牛等多种动物纹饰。其他各院落均各成一体。南馆为清乾隆年间建成，其中有大殿，内祀奉文魁星像，建筑规模较小。馆里原存匾额、石刻碑记及雕塑等文物，已无存。1987年11月北馆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系所存会馆北馆主院正房建筑。

浏阳会馆旧址

　　9．浏阳会馆

　　位于西城区半截胡同41号。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馆坐西朝东，是一座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由前后相连的三座院子组成，共有房24间半，前院是浏阳会馆的主院，院内有房14间，正对着大门的是5间西房，这是浏阳会馆的正房。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曾住在会馆主房北套间，会馆门上的匾额为谭继洵所题。同治十三年（1874年）谭继洵升任户部员外郎，谭嗣同全家就住进了浏阳会馆。不久，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来京，谭继洵请他来浏阳会馆教授谭嗣同学业。欧阳中鹄推崇王船山的学问与气节，并以此熏陶谭嗣同，对于谭嗣同的思想形成影响深远。光绪三年（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到外地任职，谭嗣同随父离开浏阳会馆转移各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希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召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入京参与变法，七月初五谭嗣同到京，住进阔别多年的浏阳会馆。当年谭嗣同居住在浏阳会馆时就是住在前院的这5间西房内，他自题屋名为“苍莽莽斋”。苍莽莽斋的北间是谭嗣同的卧室，中间是会客厅，南间是书房。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常聚集这里商议维新事宜，浏阳会馆也因此成为维新派活动的一个中心。这一阶段谭嗣同的许多信件和诗文等亦都成文于此。现今浏阳会馆前院内的5间西房还在，只是已经变成了居民大杂院。

晋翼会馆旧址

　　10．晋翼会馆

　　位于东城区小江胡同30号。2004年，晋翼会馆被列入原崇文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单位，并对社会公布。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73年），由山西翼城人士出资建造。会馆坐东向西，大门内有南北对称的小型四合院各一，后院正中有一座勾连搭合瓦卷棚顶房屋，供奉神像，两侧各有厢房。史料记载，晋翼会馆为山西翼城县人士集资购买，到民国年间，其用途已不是布商行会，既为本县在京人士团聚之所，又为本县临时赴京人士持函件免费居住之地。有瓦房32间，灰房12间。解放初期被收归国有。至今有278年历史，现在只剩下两进院子，占地1100余平方米。2009年，会馆由政府统一修缮，整体建筑修缮竣工，恢复了原貌。2011年，文保人士曾一智向东城区文委实名举报其被改造成私人会所，且怀疑在装修中被改变原貌，屋顶增加罩棚，院内设游泳池等，涉嫌破坏晋翼会馆原状，被改造成私人会所，北京市文物局介入调查并责令其恢复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