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越勇20170819:馒头不能大于蒸笼

      据说，在上海市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公房承租人与“同住人”之间的房屋迁让民事纠纷中，不管承租人与同住人是什么关系，也不管承租人是不是老年人，承租人要求同住人迁让，而同住人的他处住房如果是自行出资购买的商品房，承租人若不向同住人支付一定的“迁让补偿款”，则其诉讼请求将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2003年9月5日《上海老年报》在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两位法官的论文，题为《涉老案件中迁让补偿款的法律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系统、深入地分析、论述了这一“习惯做法”的不妥之处。从此文中，我们得以知悉这“习惯做法”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了解到：上海市的民主党派民革上海市委在上海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议案，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涉老房屋纠纷。看来，这个问题已经造成较大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但是，到2003年底之前，尚未在法院的实际操作上看到积极的变化。
       笔者无法考证此“习惯做法”始于何时，是针对何种案情做出，又是以哪一部法律作为依据的。但既然已成“习惯”，看来就不是一年半载内形成和保持的。然而，这“习惯做法”却不能不引起人们一系列的思考和质疑，除了《思考》一文所论及之外，笔者认为尚有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进行探讨的。
       首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以法律为准绳”呢，还是“以习惯做法为准绳”？我国不是英美法系国家，判例对于此后的个案，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道理很简单：世间事物千差万别，要想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只有实事求是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拿“习惯做法”去套用所有同类案件，显然是只承认矛盾的一般性而否定了矛盾的特殊性，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法官来说，无疑是很有害的。
        其次，笔者无法知晓尚有哪些地方也在运用这样那样的“习惯做法”，但可以推断出：以“本地特色”为由，制定有悖于国家宪法、法律的地方性法规者，绝非仅此一例（电视上屡有报道，如北京市地铁对外地残疾人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实行优待；东北某城市公交线路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对老年人实行优待等等）。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及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但在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十五条第五款同类规定中却没有了“承租的”三个字（也许上海市的老年人比其他地方的老年人都富裕，都拥有自有住房了），这就是说：国家法律保护的老年人对自己所承租的住房的承租权，上海市不保护；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上海市执行起来要“打折扣”（从《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为此还“一直存在争议”）。

        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该法第八十七条第（二）项还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应该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既然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争议”（而且是三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呢？即使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于承租人与“同住人”的一般性规定，但是，“立法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正是“特别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某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关怀和保护。如果没有“立法法”的这些规定，那些热衷于“争议”的人也许还可以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争辩；但是，三年前国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公布实施的规定，难道那些自命为“忠实于法律”的人，还不清楚应该怎么做，还需要《思考》的作者建议对此进行“扩大化解释”吗？司法工作应该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但决不能忘了一句名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官的“良知”应该首先表现在这一点上。笔者决不是反对“地方特色”，因为这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然而，正如谚语所说：“馒头再大，大不过蒸笼”，如果各级地方政权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自行其事，各搞一套，“族盛卑邑，邦大下国”，那么“依法治国”又将如何实现？
        第三，“习惯做法”对于涉老房屋纠纷处置上的荒谬之处，在于它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在过去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广大劳动者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拥有“自有住房”，而是承租单位、国家分配的福利性公房（所以，现在公房的承租人大多是老年人，而子女及其他亲属则是“同住人”）。虽然“公房承租权含有一定财产权性质”，但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指导下，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福利性公房的分配，主要是考虑待分配者的工龄、级别、工作表现、劳动贡献等条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可以优先分配住房），虽然也有考虑住房困难程度的因素，但“同住人”再多，居住再困难，待分配者的表现不佳，这福利房也还是到不了这个家庭的手中，也决不会分配给不是本单位成员的“同住人”，因此，福利性公房承租权的取得，是承租人的劳动付出换来的。而且，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让子女分享了自己的福利，“同住人”只是依附于承租人，在享受国家、社会分配给承租人的福利而已。如今房改之后，单位福利分房已不复存在，子女要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购买商品房（按照“习惯做法”设定的条件，就有权向承租人要求“迁让补偿费”），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良心的、好的子女会精心安排老人的晚年生活，尽力改善老人的居住条件；但也不乏这样一些子女：买了商品房就“理直气壮”地“依法”向老人索要“迁让补偿费”，而法院依据“习惯做法”居然还支持这种子女的要求，哪位老人面对这样的判决时，会赞美“法律的公正”？所以，如果在涉老住房承租权问题上，不顾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把老年承租人与其子女（或者把老年承租人与一般承租人）混为一谈，就必然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造成伦理、道德、法律逻辑上的错乱。这与国家的立法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法律、司法工作者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产生一些误差是可以理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司法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一件错案对于法官来说，也许只是百分之一甚至更小的比率，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伤害。特别对于老年人来说，法律救济是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连法律都不能为他们“做主”的话，对于为社会辛勤劳动贡献了一辈子的老人来说，弄不好他将带着这心灵上的伤痛离开这他曾经热爱过的人世，想挽回也无法挽回了。
         但愿我们的法官老了之后不会遇到这种伤心事。
================================
后记：
     此文于2004年文写出以后一直没有发表。偶尔整理文件发现了这篇东西，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是即使上述情况已经改变（多么希望真的是改变了），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反映，希望这样的情况今后能够越少越好。这样我们的“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加快实现。
                                             200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