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st和哪个一起:辽代的岁时节日有哪些？

• 辽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历时二百余年。境内除契丹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等族。辽朝地域十分广阔，其四
  至，据《辽史?太祖纪下》说：“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即东邻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河北霸县、雄县一带。当辽朝覆亡之时，耶律大石率部西迁，重建辽国，史称西辽。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影响及文献资料匮乏等原
  因，对于辽代文化缺少较深入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随着观念的变化，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特别是近一二
  十年关于辽代文化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使我们对辽代文化有了比以前略为清楚的认识。辽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特色，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一
   
     “捺钵”是契丹最具民族和地方特点的制度与文化，并对辽代诸多文化门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捺钵就是行在、行营、行帐、营盘之意，亦即辽朝皇帝出行居止幕帐。《辽史?营卫志上》说：“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又，《营卫志中》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契丹“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渭之‘捺钵’”辽朝皇帝春捺钵钩鱼捕鹅，夏捺钵避暑游猎，秋捺钵入山射鹿，冬捺钵射猎讲武。四时捺钵并非限于游幸，正如傅乐焕氏所说：“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选官，曹汉人分治，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①也就是说，辽朝独特的北南面官制、“因俗而治”等制度都源于捺钵。
     北南两面官制，是辽朝独特的职官制度。契丹因有拜日之俗，所以殿帐东向。官衙分置北、南两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O“天圣九年六月丁丑”条载，契丹枢密院及契丹行宫都总管司在牙帐之北，称为北面，“以主蕃（契丹）事”。又有汉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行宫都总管司，在牙帐之南，称为南面，“以主汉事”。北面官采用契丹部族官制，而南面官则采用唐制，设有三省六部等。所谓“蕃汉分治”或“因俗而治”是指辽朝对不同民族与地区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灵活而有效的统治方式的采用，都是同契丹的游猎、捺钵相一致的。
     捺钵制度对辽代若干文化形态的影响，可以从辽代壁画、辽瓷及部分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陵东室保存有春夏秋冬四季山水画，是契丹四时捺钵的生动写照，直接取材于捺钵。辽墓出土的其他壁画也多以契丹人游猎生活为题材。又如，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制品，就其形制，主要有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等。特别是辽瓷中最典型的制品鸡冠壶系仿契丹人使用的盛水皮囊烧制的，便于携带，保留有鲜明的游猎生活特性。在传世不多的文学作品中，有的就是咏四时捺钵的，如萧观音《伏虎林应制》即是，伏虎林乃秋捺钵之地。
  
  二
  
     从辽人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中反映出辽代文化既保留有许多民族特色又深受汉文化影响。
     辽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对待“正统”与“华夷之辨”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政治学说。并形成了旨在维护和巩固本朝统治的政治观念。
     所谓正统，一般泛指统治政权或王朝对前代统绪的正当继承。辽朝建立之初，契丹统治者对历来为中原王朝所看重的“正统”与“僭伪”之别的观念比较淡薄。而在中期即辽圣宗、兴宗以后，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辽国的广泛传播，辽人也逐渐以正统自居，自命是前代统绪的合法继承者。及至辽末，更是如此。如乾统八年（1108年）天祚帝赐高丽王册说：“朕以王者底绥四海，利建侯封，诸侯各守一邦，会归于王统。”②天祚帝降金表说：“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③甚至辽亡之后，耶律大石在西迁和建立西辽过程中，仍以匡扶社稷、延续正统来号召民众与诸部。他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二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域。”④充分表明辽中期后，统治者以中国正统自居已成共识。
     辽人对“华夷”观念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朝正统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辽初，他们称以往的中原王朝为“中国”。辽中期以后，在对周边的高丽、西夏等外事交往中，辽人逐渐以“中国” “诸夏” “区夏”自谓，到后期则明确以“中国”自居。《辽史?文学传》载，刘辉于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计。”
     辽人对“华夷”有自己的理解与诠释。
     在同五代、宋的交往中，以及辽国内部，对于中原王朝带有一定意的称呼“夷” “蕃”之类，辽朝皇帝并不甚避讳。辽道宗有一次
  听汉人为他讲《论语》，当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句时，侍讲很快读了下去，不敢讲解。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何嫌之有？”让他继续讲下去。⑤道宗是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夷标志的，他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因此不必讳言夷狄。道宗还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表明辽朝统治者在淡化华夷之别。
  然而生活在辽朝的汉族士人对宋人称辽为夷，却耿耿于怀，十分反感。寿昌二年（1096），汉人刘辉对宋欧阳修撰《五代史》，附辽于“四夷”，便力主以牙还牙，上书道宗说，“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辽史）”⑥，就是要把赵匡胤建立大宋事迹，也按“附录”处理，写进辽朝国史。同时，刘辉还明确自称辽朝为“中国”，称边疆民族和地区为“诸番”。这与过去将五代与宋称为“中国”、自称“夷” “番”是截然不同的。
     从上述有关辽人与同时期的五代、宋朝相互称谓及辽人对“正统”“华夷”等认识的变化中，可以大体反映出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辽人摒弃了那些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
     辽朝伦理道德观念及其流变也体现了既保留民族特点又承袭中原传统文化的两重性。辽朝建立前，契丹社会发展落后，受儒家文化熏陶不多，妇女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薄，离婚再嫁成为世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播，到辽中期以后，人们贞节观念加强，忠孝节义等渐成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
  
     辽代在语言文字、文学、史学、绘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契丹初无文字，辽朝建立后，先后创制契丹大、小字。据《辽史?太祖纪下》载，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始制契丹大字。同年九月颁行。后来又创制契丹小字，与大字相比，“数少而该贯”⑦。契丹字系据汉字字形增损而成。有的直接借用汉字形、义，有的借用汉字字形，而多数是改造汉字而成。契丹字大体上保留了汉字方块字形。契丹字的创制，不仅适应了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还对后来女真文、西夏文的创制产生了影响。女真大字就是参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金史?完颜希尹传》载，“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后来，金国又颁行女真小字。
     辽代在汉语音韵字书编纂方面也有贡献。其著述流传至今者，有僧人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和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撰《龙龛手鉴》4卷（原名《龙龛手镜》，宋人重刻时因避讳改“镜”为“鉴”）。《续一切经音义》系补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而作。《龙龛手鉴》采用部首与四声相结合的编排体例，收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俗字，如“歪” “甭” “孬”等，至今仍在使用。
     辽代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这一方面反映了辽代文学的不繁荣，另方面也是因辽朝文禁甚严，不许民间印刷品传出境外，违者处死，影响了其传播，再加上战争等原因，致使传世文献甚少。在我们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辽代文学作品中，出于契丹帝王、后妃、贵族之手者占有相当大比重。特别是契丹后妃擅诗词，在文学史上可算是一个特点。如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即工诗，善谈论，并能自制歌词。其代表作《回心院》词受到后世评论者的好评。清人评论此词说：“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永）之调尚未行北国，故大有唐人之遗意也。”⑧
     辽代受历代王朝修史传统的影响，于辽初太祖时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修撰等职官。从圣宗朝起，陆续撰有《实录》、《起居注》、《日历》多种，均为本朝国史。其中以耶律俨所修《皇朝实录》70卷为辽朝国史集大成之作，包括纪、志、传等，可惜已失传。元人修《辽史》时，耶律俨《实录》尚存，并且成为主要依据之一。辽朝私人史学著述，传流下来者仅有王鼎《焚椒录》，详细记述了耶律乙辛诬陷宣懿皇后一案始末。
     辽代绘画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绘画以描绘契丹人生活方式如游猎、骑射、宴饮等场面居多。注重表现本民族生活方式是其重要特点。辽代出现了耶律倍、胡瓌、胡虔等著名画家。他们的作品深受当时和后世好评。据《宣和画谱》载，胡瓌有65幅作品被宋朝御府收藏。其传世作品《卓歇图》继承汉唐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生动地描绘了契丹狩猎生活，是一幅难得的佳作。辽墓中出土的大量壁画，更是丰富多彩，以狩猎、骑射、出行、归来、宴饮等为题材。这些壁画不仅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研究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四
  
     契丹人像许多北方民族一样，曾流行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及萨满教信仰。道教在辽境也有一定的传播。而佛教最为盛行，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契丹妇女崇佛尤为突出。
     辽代的大藏经雕印、房山石经续刻及佛寺建筑为保存和发展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刊刻的佛教经典总汇，以北宋《开宝藏》为最早。辽朝继北宋之后，大约于圣宗时期雕印《契丹藏》579帙，后曾传人高丽，但长期以来国内未见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12卷。房山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代静琬，唐末一度中断，辽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朝继续刻造。以后历代又有续刻，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方告结束。辽代佛教建筑，保存至今者有大同华严寺、蓟县独乐寺、北京大觉寺、义县奉国寺和应县木塔等。其中华严寺、大觉寺的大雄宝殿与一般寺庙坐北朝南不同，均坐西朝东，这是与契丹有东向拜日之俗相联系的。
     辽人许多生活习俗同样反映了民族和地方特点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契丹人的饮食简单、单调、粗放。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受汉人饮食文化影响，缩小了与汉人的饮食差别。通过与北宋榷场贸易及宋朝的“贡纳”，南方的茶叶传到辽境，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服饰也在发生变化，皇帝与汉官穿汉服。辽朝建立后，契丹人的原始婚俗受到一定限制，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也同接受中原传统文化有关。辽朝的一些法定节日，如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的生产方式和习俗，不仅流行于当时，有些还被后世承袭下来，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契丹人生产方式，如凿冰钩鱼、叉鱼等，被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人、达斡尔人承袭下来，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仍是如此。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代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⑨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 “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的。如今深受北方人喜爱的消暑佳品西瓜，一般认为是五代时从西域传入北方，辽金宋时期逐渐在北方乃至中原推广起来的。又如契丹人行火葬，也被传承下来，至今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丧葬方法。
     此外，辽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如尸体防腐与保存。文惟简《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有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这些记载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辽代的天文历法继承中原历法，并略有改进。1971年在河北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代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五
  
     以上从几个方面对辽代文化作了简要的叙述。最后我们再对辽代文化的特点、总体水平及历史地位略作归纳。
     首先，辽代文化的特点。
     由契丹文化、汉和其他族文化以及契丹吸收汉和其他族文化后形成的新质文化等几种成分构成的辽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点。契丹文化如捺钵文化、契丹文学艺术、固有民俗文化等具有民族与地方特点，自不待言；即便是汉族文化也濡染北国的率直豪放之气，具有质朴清新的风格。随着辽朝辖境的扩展，同中原交往的增多，我国传统文化在辽境得到日渐广泛的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各族各阶层人所认同。但是契丹文化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有许多本民族文化的特色，没有“全盘汉化”。辽文化与稍晚的金文化相比，其特色远较后者鲜明。
     其次，辽代文化的评价。
     辽代文化就总体来说赶不上稍前的唐代，也不及同时期的五代和北宋。然而在个别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创制契丹大小字，富有特色的绘画艺术，包括《契丹藏》、房山云居寺石经续刻和寺庙建筑的佛教文化遗产，及以尸体防腐、天文星图为代表的医学科技等，与同时期及前朝相比，并不逊色。
     最后，辽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前面的叙述中其实已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从另一个角度谈。辽朝文化总体水平远逊唐宋，然而有辽一代对我国北方的经济开发取得很大进展，汉文化在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官学的设置，科举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的兴盛，从而使得远离中原的北方各族的文化素质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辽代文化中的捺钵文化对后来的金、元、清都有一定影响。辽人反对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观念，在金、元、清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且应该说，这一观念更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辽朝的“因俗而治”，一国多制，在我国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处理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中央和边疆关系的准则，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且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1990年
  注  释：
  ①《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37页。
  ②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1958年。
  ③《大金吊伐录》卷四，见《避戎夜话》，上海书店，1982年。
  ④《辽史》卷三O《天祚皇帝四》，中华书局，1974年。
  ⑤见洪皓《松漠记闻》，“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辽史》卷一O四《文学传下》。
  ⑦《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⑧徐釚：《词苑丛谈》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见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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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udd | 2009-06-30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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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历时二百余年。境内除契丹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等族。辽朝地域十分广阔，其四
  至，据《辽史?太祖纪下》说：“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即东邻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河北霸县、雄县一带。当辽朝覆亡之时，耶律大石率部西迁，重建辽国，史称西辽。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影响及文献资料匮乏等原
  因，对于辽代文化缺少较深入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随着观念的变化，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特别是近一二
  十年关于辽代文化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使我们对辽代文化有了比以前略为清楚的认识。辽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特色，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一
   
    “捺钵”是契丹最具民族和地方特点的制度与文化，并对辽代诸多文化门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捺钵就是行在、行营、行帐、营盘之意，亦即辽朝皇帝出行居止幕帐。《辽史?营卫志上》说：“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又，《营卫志中》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契丹“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渭之‘捺钵’”辽朝皇帝春捺钵钩鱼捕鹅，夏捺钵避暑游猎，秋捺钵入山射鹿，冬捺钵射猎讲武。四时捺钵并非限于游幸，正如傅乐焕氏所说：“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选官，曹汉人分治，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①也就是说，辽朝独特的北南面官制、“因俗而治”等制度都源于捺钵。
    北南两面官制，是辽朝独特的职官制度。契丹因有拜日之俗，所以殿帐东向。官衙分置北、南两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O“天圣九年六月丁丑”条载，契丹枢密院及契丹行宫都总管司在牙帐之北，称为北面，“以主蕃（契丹）事”。又有汉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行宫都总管司，在牙帐之南，称为南面，“以主汉事”。北面官采用契丹部族官制，而南面官则采用唐制，设有三省六部等。所谓“蕃汉分治”或“因俗而治”是指辽朝对不同民族与地区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灵活而有效的统治方式的采用，都是同契丹的游猎、捺钵相一致的。
    捺钵制度对辽代若干文化形态的影响，可以从辽代壁画、辽瓷及部分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陵东室保存有春夏秋冬四季山水画，是契丹四时捺钵的生动写照，直接取材于捺钵。辽墓出土的其他壁画也多以契丹人游猎生活为题材。又如，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制品，就其形制，主要有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等。特别是辽瓷中最典型的制品鸡冠壶系仿契丹人使用的盛水皮囊烧制的，便于携带，保留有鲜明的游猎生活特性。在传世不多的文学作品中，有的就是咏四时捺钵的，如萧观音《伏虎林应制》即是，伏虎林乃秋捺钵之地。
  
  二
  
    从辽人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中反映出辽代文化既保留有许多民族特色又深受汉文化影响。
    辽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对待“正统”与“华夷之辨”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政治学说。并形成了旨在维护和巩固本朝统治的政治观念。
    所谓正统，一般泛指统治政权或王朝对前代统绪的正当继承。辽朝建立之初，契丹统治者对历来为中原王朝所看重的“正统”与“僭伪”之别的观念比较淡薄。而在中期即辽圣宗、兴宗以后，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辽国的广泛传播，辽人也逐渐以正统自居，自命是前代统绪的合法继承者。及至辽末，更是如此。如乾统八年（1108年）天祚帝赐高丽王册说：“朕以王者底绥四海，利建侯封，诸侯各守一邦，会归于王统。”②天祚帝降金表说：“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③甚至辽亡之后，耶律大石在西迁和建立西辽过程中，仍以匡扶社稷、延续正统来号召民众与诸部。他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二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域。”④充分表明辽中期后，统治者以中国正统自居已成共识。
    辽人对“华夷”观念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朝正统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辽初，他们称以往的中原王朝为“中国”。辽中期以后，在对周边的高丽、西夏等外事交往中，辽人逐渐以“中国” “诸夏” “区夏”自谓，到后期则明确以“中国”自居。《辽史?文学传》载，刘辉于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计。”
    辽人对“华夷”有自己的理解与诠释。
    在同五代、宋的交往中，以及辽国内部，对于中原王朝带有一定意的称呼“夷” “蕃”之类，辽朝皇帝并不甚避讳。辽道宗有一次
  听汉人为他讲《论语》，当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句时，侍讲很快读了下去，不敢讲解。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何嫌之有？”让他继续讲下去。⑤道宗是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夷标志的，他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因此不必讳言夷狄。道宗还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表明辽朝统治者在淡化华夷之别。
  然而生活在辽朝的汉族士人对宋人称辽为夷，却耿耿于怀，十分反感。寿昌二年（1096），汉人刘辉对宋欧阳修撰《五代史》，附辽于“四夷”，便力主以牙还牙，上书道宗说，“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辽史）”⑥，就是要把赵匡胤建立大宋事迹，也按“附录”处理，写进辽朝国史。同时，刘辉还明确自称辽朝为“中国”，称边疆民族和地区为“诸番”。这与过去将五代与宋称为“中国”、自称“夷” “番”是截然不同的。
    从上述有关辽人与同时期的五代、宋朝相互称谓及辽人对“正统”“华夷”等认识的变化中，可以大体反映出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辽人摒弃了那些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
    辽朝伦理道德观念及其流变也体现了既保留民族特点又承袭中原传统文化的两重性。辽朝建立前，契丹社会发展落后，受儒家文化熏陶不多，妇女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薄，离婚再嫁成为世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播，到辽中期以后，人们贞节观念加强，忠孝节义等渐成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
  
    辽代在语言文字、文学、史学、绘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契丹初无文字，辽朝建立后，先后创制契丹大、小字。据《辽史?太祖纪下》载，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始制契丹大字。同年九月颁行。后来又创制契丹小字，与大字相比，“数少而该贯”⑦。契丹字系据汉字字形增损而成。有的直接借用汉字形、义，有的借用汉字字形，而多数是改造汉字而成。契丹字大体上保留了汉字方块字形。契丹字的创制，不仅适应了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还对后来女真文、西夏文的创制产生了影响。女真大字就是参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金史?完颜希尹传》载，“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后来，金国又颁行女真小字。
    辽代在汉语音韵字书编纂方面也有贡献。其著述流传至今者，有僧人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和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撰《龙龛手鉴》4卷（原名《龙龛手镜》，宋人重刻时因避讳改“镜”为“鉴”）。《续一切经音义》系补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而作。《龙龛手鉴》采用部首与四声相结合的编排体例，收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俗字，如“歪” “甭” “孬”等，至今仍在使用。
    辽代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这一方面反映了辽代文学的不繁荣，另方面也是因辽朝文禁甚严，不许民间印刷品传出境外，违者处死，影响了其传播，再加上战争等原因，致使传世文献甚少。在我们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辽代文学作品中，出于契丹帝王、后妃、贵族之手者占有相当大比重。特别是契丹后妃擅诗词，在文学史上可算是一个特点。如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即工诗，善谈论，并能自制歌词。其代表作《回心院》词受到后世评论者的好评。清人评论此词说：“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永）之调尚未行北国，故大有唐人之遗意也。”⑧
    辽代受历代王朝修史传统的影响，于辽初太祖时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修撰等职官。从圣宗朝起，陆续撰有《实录》、《起居注》、《日历》多种，均为本朝国史。其中以耶律俨所修《皇朝实录》70卷为辽朝国史集大成之作，包括纪、志、传等，可惜已失传。元人修《辽史》时，耶律俨《实录》尚存，并且成为主要依据之一。辽朝私人史学著述，传流下来者仅有王鼎《焚椒录》，详细记述了耶律乙辛诬陷宣懿皇后一案始末。
    辽代绘画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绘画以描绘契丹人生活方式如游猎、骑射、宴饮等场面居多。注重表现本民族生活方式是其重要特点。辽代出现了耶律倍、胡瓌、胡虔等著名画家。他们的作品深受当时和后世好评。据《宣和画谱》载，胡瓌有65幅作品被宋朝御府收藏。其传世作品《卓歇图》继承汉唐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生动地描绘了契丹狩猎生活，是一幅难得的佳作。辽墓中出土的大量壁画，更是丰富多彩，以狩猎、骑射、出行、归来、宴饮等为题材。这些壁画不仅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研究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四
  
    契丹人像许多北方民族一样，曾流行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及萨满教信仰。道教在辽境也有一定的传播。而佛教最为盛行，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契丹妇女崇佛尤为突出。
    辽代的大藏经雕印、房山石经续刻及佛寺建筑为保存和发展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刊刻的佛教经典总汇，以北宋《开宝藏》为最早。辽朝继北宋之后，大约于圣宗时期雕印《契丹藏》579帙，后曾传人高丽，但长期以来国内未见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12卷。房山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代静琬，唐末一度中断，辽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朝继续刻造。以后历代又有续刻，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方告结束。辽代佛教建筑，保存至今者有大同华严寺、蓟县独乐寺、北京大觉寺、义县奉国寺和应县木塔等。其中华严寺、大觉寺的大雄宝殿与一般寺庙坐北朝南不同，均坐西朝东，这是与契丹有东向拜日之俗相联系的。
    辽人许多生活习俗同样反映了民族和地方特点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契丹人的饮食简单、单调、粗放。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受汉人饮食文化影响，缩小了与汉人的饮食差别。通过与北宋榷场贸易及宋朝的“贡纳”，南方的茶叶传到辽境，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服饰也在发生变化，皇帝与汉官穿汉服。辽朝建立后，契丹人的原始婚俗受到一定限制，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也同接受中原传统文化有关。辽朝的一些法定节日，如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的生产方式和习俗，不仅流行于当时，有些还被后世承袭下来，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契丹人生产方式，如凿冰钩鱼、叉鱼等，被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人、达斡尔人承袭下来，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仍是如此。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代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⑨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 “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的。如今深受北方人喜爱的消暑佳品西瓜，一般认为是五代时从西域传入北方，辽金宋时期逐渐在北方乃至中原推广起来的。又如契丹人行火葬，也被传承下来，至今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丧葬方法。
    此外，辽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如尸体防腐与保存。文惟简《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有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这些记载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辽代的天文历法继承中原历法，并略有改进。1971年在河北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代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五
  
    以上从几个方面对辽代文化作了简要的叙述。最后我们再对辽代文化的特点、总体水平及历史地位略作归纳。
    首先，辽代文化的特点。
    由契丹文化、汉和其他族文化以及契丹吸收汉和其他族文化后形成的新质文化等几种成分构成的辽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点。契丹文化如捺钵文化、契丹文学艺术、固有民俗文化等具有民族与地方特点，自不待言；即便是汉族文化也濡染北国的率直豪放之气，具有质朴清新的风格。随着辽朝辖境的扩展，同中原交往的增多，我国传统文化在辽境得到日渐广泛的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各族各阶层人所认同。但是契丹文化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有许多本民族文化的特色，没有“全盘汉化”。辽文化与稍晚的金文化相比，其特色远较后者鲜明。
    其次，辽代文化的评价。
    辽代文化就总体来说赶不上稍前的唐代，也不及同时期的五代和北宋。然而在个别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创制契丹大小字，富有特色的绘画艺术，包括《契丹藏》、房山云居寺石经续刻和寺庙建筑的佛教文化遗产，及以尸体防腐、天文星图为代表的医学科技等，与同时期及前朝相比，并不逊色。
    最后，辽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前面的叙述中其实已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从另一个角度谈。辽朝文化总体水平远逊唐宋，然而有辽一代对我国北方的经济开发取得很大进展，汉文化在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官学的设置，科举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的兴盛，从而使得远离中原的北方各族的文化素质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辽代文化中的捺钵文化对后来的金、元、清都有一定影响。辽人反对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观念，在金、元、清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且应该说，这一观念更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辽朝的“因俗而治”，一国多制，在我国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处理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中央和边疆关系的准则，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且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1990年
  注  释：
  ①《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37页。
  ②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1958年。
  ③《大金吊伐录》卷四，见《避戎夜话》，上海书店，1982年。
  ④《辽史》卷三O《天祚皇帝四》，中华书局，1974年。
  ⑤见洪皓《松漠记闻》，“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辽史》卷一O四《文学传下》。
  ⑦《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⑧徐釚：《词苑丛谈》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见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