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个出身贫苦的陕北农民率众揭竿而起，17年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划上了一个句号。那个昔日曾经饱受苦难的普通农民，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闯王李自成。然而，就在北京登基后不久，李闯王的命运再次骤然逆转。他屡战屡败，公元1645年，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与过去无数次神奇地化险为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李自成结局的历史记载

　　遍览明清两朝官方历史文献以及诸多私家著述，大都对李自成的人生结局作过记载，兵败九宫山，最终被当地乡勇围困，死于乱军之中。

　　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这一天，李自成逃至湖北九宫山，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

　　九宫山之战应该说是两战，一战是在清朝军队穷追李自成到九宫山下，这一仗中间李自成基本上是全军覆没，这个时候李自成只带了二十来个人突围。

　　一路上，李自成又被当地乡勇截击，随行部从四散逃逸，他也单人匹马落荒而去。然而，险峻、陌生的九宫山让逃亡变得异常茫然而艰险。

　　童恩翼，湖北大学历史教授，对中国明清的历史做过极为深入的研究，李自成最终的下落结局，强烈地吸引了他的好奇心，在几年的时间里，他曾无数次亲赴九宫山实地考察，在考证之后他对当年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推测。

　　李自成刚刚翻过牛迹岭，到达小月山，由于势单力孤，李自成在朱寨的外面被当地的乡勇包围，被杀身亡。

　　这就是今天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境内的闯王陵，据考证，李自成当年就是逃到这里后落难被杀的。

　　阿济格奏报考证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童恩翼在《清世祖实录》第十九卷中却发现了一段记录，这同样也被其他很多专家、学者注意到，正是这段记载，将李自成生命中最后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李自成的最终命运，也将因此充满变数。

　　当年负责一路追剿大顺军的英亲王阿济格，在九宫山之战后曾马上表奏清廷，报告说，李自成逃跑后被九宫山当地乡民包围，无法脱身，最终上吊自杀。

　　阿济格的奏报，第一次的奏报，他主要的意思就说，贼人已灭了，军队也被打垮了，那就说消灭李自成了，所以他的奏报到了北京之后，清朝廷非常高兴，他打的旗号就是好象为明朝报仇来了，来剿贼来了，因此他很重视，这当然是大功了，朝廷很高兴，就祭祖了，我们得胜了，把李自成消灭了。

　　刘重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在对阿济格奏报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最关键的疑点，这个疑点确实无法回避。

　　后来得到的消息说李自成没有死，贼兵还很多，所以就下了一个谕，口谕，就谴责阿济格，说你欺骗朝廷。

　　作为直接追剿李自成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第二个结论更是石破天惊，李自成竟然没有死在九宫山。

　　因为李自成被当地乡勇所杀，地点在深山之中，清军又不在现场，因此，在奏报朝廷李自成被杀后，为慎重起见，阿济格还是专门安排认识李自成的人前去辨认尸体，结果却出乎意料。

　　王戎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清史学会会长，根据清宫档案和历史记载的深入研究，王戎笙发现，阿济格并没有掌握真正李自成已死的确凿证据。

　　他说是认尸，认尸又尸朽莫辨，就是尸已经腐朽了，弄不清到底是不是李自成。结果又有第二个奏报，第二个奏报就说得更含糊了，更不清楚了，因为找不到尸首，说李自成死了，你找不到尸首，找不到证据啊！

　　验尸的结果竟然是因腐烂而无法辨认！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它的不确定性不仅可能改变李自成的最后命运，就连其他当事人也将遭逢命运的突变。

　　阿济格的第二份奏报到达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在震怒之下，对他的谎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先前你说李自成被杀死了，但是现在又说他逃跑了，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朝廷呢！

　　因此，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阿济格自己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的人生会继续因为李自成而跌宕起伏，最后竟至天翻地覆。

　　处罚了阿济格，很快阿济格就平反了，把他降为郡王，降为郡王后来很快又恢复亲王了，甚至于到多尔衮临死的时候，把他当作最亲信的人。

　　阿济格的再度升迁似乎是清廷为他的欺诳罪翻了案，透露出清廷可能最后还是相信李自成被杀了。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一道谕旨却彻底改变了阿济格家族的命运，谕旨重点提到阿济格“往追流贼、诳报已死”。

　　有人说给阿济格翻案了，但是有乾隆的批谕证明了没有翻案，而且阿济格子孙都被削去爵位了，成为庶民了，而且乾隆批示里面就说：第一你是欺骗朝廷，李自成已经被灭了，后来你打仗的时候，你还在地方搜刮，虽然说你有一点点功，但是功不抵过，所以子孙削了爵是咎由自取。

　　此后，清廷谁也没有再为阿济格翻案，也许这才是清廷对李自成下落的最终态度。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何腾蛟奏报考证

　　有关李自成的最终结局，除去清史中的相关记载之外，还有当时偏安江南的南明朝廷。对他们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忘记，唯有李自成，这个让他们国破家亡的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一次事件的主角则换成了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

　　何腾蛟也有一个向南明政府的一个奏报，这个奏报说李自成已经死了，也是和南明联合抗清的一部分将领他们讲的说李自成已经死了，李自成死了，他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而且说是满营痛哭。

　　《明史·何腾蛟传》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南明皇帝大喜，立刻封何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总领军队，但是却暗自怀疑李自成没有死，原因就是何腾蛟的调查结果也与阿济格一致。　　

　　东台寺钟铭和碑文考证

　　这是通山县组织的一次文物普查行动，任务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文物线索，并无明确的目标。按照事先掌握的情况，他们即将抵达的是一处早已毁坏的寺庙遗址。

　　上午我们赶到当时的杨林公社，经过和乡镇干部的了解，和我们找一些老农、当地有一些知识的人了解之后，我们得知，距杨林公社三十里外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庙宇叫东台寺，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放弃。尽管说它非常古老，也可能成为一片废墟。

　　然而，这一次例行的普查工作却让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这个发现则可能成为李自成结局考证工作的重要证据。

　　首先我们发现那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树木竹子都长的非常好，它适合一个庙宇建设的地方。但是看到这个庙宇，到处都是残墙断壁，杂草丛生。我们好象发现了一个铁钟的顶部，露在砖石碎瓦堆的上面，这样我就雇了两个民工，花了三十块钱，让他们帮我们掏出来。

　　在挖出铁钟之后，范国干开始查看并摘录铁钟上的铭文，突然间几个字印入他的眼帘。

　　当摘录到崇祯十七年“闯贼据庵、僧溃无遗、庵又衰也”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我感到这似乎有些格外有用的价值。

　　根据经验，有人提出在寺庙里一定还会有功德碑。再次寻找之后，结果与预期是一致的。

　　当时庙里也有另外的两块碑，但是好象与李自成的进山没有任何关系，纯属功德性的。接着我们又把其他的颜色质地，就是表面上也象石碑的几块石头，五六块吧，把它们拼起来一看，它们仍然也是一块碑，这块碑叫摩阿逸多碑。我们就接着读这块碑的碑文，果然在这块碑的第二行还是第三行，也有“崇祯之末、毒遭闯踞”的这一段文字的记载。

　　事实上，大顺军进驻通山境内是早有记载的。在康熙版的《通山县志》中就记录了“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的情形，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议的。尽管东台寺钟铭和碑文的发现从侧面证实大顺军部队确实曾经到过九宫山，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断定李自成一定就在其中呢？

　　闯贼不是李自成的专有名词，就是说，李自成的任何部下的一股军队，一个将领，在一般的记载里，都可以把他叫作闯贼，你怎么能说闯贼两个字就是李自成呢？

　　马镫的求证

　　这是一只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马镫，经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文物，如今它被收藏于湖北省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李自成纪念馆里。当年土改时，它从九宫山大屋场一个地主家的墙壁里被挖了出来，据说曾是这家的祖传之物。

　　其实，关于这只马镫的渊源可以在《九宫山志》中找到记载。

　清道光年间九宫山牛迹岭

　　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山坡上，一户村民正在自家的田里锄地。忽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什么，很硬，于是他小心翼翼挖了下去。随后，他把挖出来的东西除掉泥土，原来是两只已经锈蚀的马镫。此时，恰好一个肩挑货担、游走四方的江北货郎胡某打此经过，当他看到马镫上端的雕刻时，这个见多识广的货郎禁不住心头狂喜，但他立刻让自己平静下来。

　　几番讨价还价之后，胡某花了很多钱才把马镫买了下来。回到家后，他慢慢地进行洗刷，看到了黄金的颜色。他又继续再刷下去，两个字慢慢浮现在他的眼前，原来是“永昌”二字。

　　崇祯十七年正月，闯王李自成自号顺王，定国号为大顺，年号叫作“永昌”。那么，这个刻有“永昌”字样的马镫也许和李自成有着某种关系，或者他就是李自成用过的。在马镫的上端，赫然雕铸着两只龙头。这在当年，绝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使用的，也不是一般的朝廷官员可以使用。

　　龙形标志在封建社会是皇家的专利，也就是说这个马镫，应该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永昌的字样，还有龙形雕饰，这只马镫极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遗物。

　　而今，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只马镫，与《九宫山志》中的记载极为相似。如果这只马镫真的是李自成的御用物品，那就证明李自成一定来到过这里，他被杀九宫山也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然而，谜底似乎并未由此揭开。现在纪念馆只见到其中的这只马镫，虽然有龙头形态，但是却并没有“永昌”字样，而那关键的另一只却迄今不知下落。仅仅凭借现在这只无字的马镫，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历史记载混乱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记载李自成的史料多达几十种，统观这些历史文献，一种奇怪的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专家们发现，在很多关键事实的记载上。竟然会有那么多的差异。

　　打死的时间起码有四五种说法，而且记载的死的方法，我大概初步统计了有七八种，有的说打死的，有的说自刎的，有的说到庙里去碰死了，是天谴，就是说神灭了他了，有的说是自缢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民间的知情欲望很强烈。知情，到底怎么样了，谁打赢了，谁打输了，这个知情的欲望很强烈的时候，就不乏有很多揣测之词，很多猜测之词。

　　程九伯考证

　　在《明史》的记载中，李自成兵败九宫山，被当地乡民程九伯杀死。这个程九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九宫山大屋场，我们找到了这间古屋，据说这里就是几百年来程九伯家族所属的宗族祠堂。

　　在《程氏宗谱》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叫作程安思的人，他就是为后世熟知的程九伯。在对他的记载中写道：“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并且，程九伯把首级、珠盔、龙袍献给了清廷委任的湖广总督佟军门。按理说，任何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报功领赏的机会，然而，程九伯的反映却有些奇怪。

　　这查得很紧，县官着急了，就跑到那个牛迹岭那里去，跑到小月山那里去，打死的不是程氏嘛，程九伯嘛，就给程九伯说，你们打死的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有赏！可是这个布告很早就贴出去了，但程九伯是一直没有敢去领赏，你想为什么，因为他打死的，金印龙袍都是写的李延，所谓冒功啊，你是要被杀头的，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不敢去。

　　然而，在《程氏宗谱》明确记载了程九伯将死者的首级、珠盔和龙袍这些重要的物证已经全部交到佟军门的手里，而在阿济格的奏报中也提到当时乡勇曾缴获金印一颗，那么，为什么还是无法证实死者的身份呢？

　　这不是证明那金印上写的不是李自成，所以他不敢交，所以那金印、龙袍、珠冠都没了，那只好掩藏起来了，所以最后丢失嘛，对不对？如果是李自成的，我把这金印往上一交，不就证实了嘛？哪里还有这几百年的争论？什么李延，大家在这里你说东我说西呢，所以本身就证明不是嘛。　　

　　李延和李自成的辨析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那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在这里有好几个证明，一个就按基本的中国人的常识，还不要什么记载常识，李自成的侄子里边的名字里，都必须有走字旁，那李自成怎么能还用，他起任何名字都不可能和他的侄辈采用一样的，对不对？那就证明李延就是他的侄子辈的，所以他不可能叫李延。所以就有人附会说李炎，天气炎热的炎字，那都是传说，其实都是李延传说的附会，而不是李自成传说的附会。

　　迷雾再一次笼罩着九宫山，如果李自成兵败之时，并没有被杀于此，他又可能前往何处？那个曾经威名赫赫的李闯王，又有怎样的传奇结局呢？　　

　　公元1645年，在满清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一路南撤，武昌之战后便下落不明。虽然正史野史中有众多李自成兵败九宫山被乡勇所杀的记录，但是既没有铁证如山的物证，史料间的推断又矛盾重重，生死之迷雾锁九宫山。李自成到底生死如何，下落何方呢？

“李自成夹山禅隐说”之我见

一

　　198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系由“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编，收集在此书中的学术论文、历史资料、文物资料等为数甚多，并附有相关图版多幅，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只因此书出版时笔者已由原服务单位退休，其发行量又只有3000册，在大陆书销售极为狭隘的台湾市场上并不容易见到，所以一直到去年，我才有机会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中见到此书，至感惊喜。但在读毕全书之后，又觉得心中存有疑窦甚多，必需一吐为快。因撰此文，以就教于当世之专家、学者。
　　关于李自成之死，《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记中本来已有记载，说：
　　顺治二年……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掠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
　　这种既云“缢死”而又说是被通城县九宫山村民所击杀的两存之说，本已令人发生疑惑，更何况在满清官方遣人前往九宫山实地查验时，所看到的又只是一具“朽莫辨”而难以知其真伪的腐尸呢？由于有这种不确定的记述存在，所以怀疑此事的历史学者乃根据了《清世祖实录》中的有关记载提出异议，以为《明史》中所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之说并不可信，其实际真相如何，正复大有可疑。亦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后来的“禅隐夹山”说有其发展之余地。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有顺治二年闰六月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所奏，李自成已于逃入九宫山后“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惟因尸朽莫辨之故，“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云云之奏。但在顺治二年七月阿济格班师回京时皇帝所颁之诏谕训示，则与前奏之内容显有不同。《清世祖实录》卷十九记此诏谕之内容说：
　　此次遣人迎劳，原以兵丁远行劳苦故也。至于王及行间大臣，本应遣官特迎。但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宗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二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祭告天地宗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
　　由于皇帝有此谕旨，所以阿济格等班师回京之后，不但未蒙奖叙，反因欺诳等罪遭削爵之惩处，则阿济格前次奏报李自成已死于九宫山之说，显然亦是不可信之诳语了。阿济格是当时奉命前往征讨李自成的清军主帅，主帅的报功疏如此诳言欺蔽，有关李自成的生死存亡问题，岂不成了难解之谜？但是，尽管阿济格因报功不实而遭到削爵降黜之罚，满清的官方文书中，却从此不再看见有关李自成生死存亡的记载。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窦了。

二

　　满清入据中原，为了巩固其政权，自入关以后，即无时不注意防范可能危害其统治基础的反对力量。当时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汉人因不甘受其统治而勃兴的反清复明运动，二是曾经颠覆明朝统治的全国性革命运动——农民叛乱，亦即是明、清两朝官书记载中所称之“流贼”。因反抗满清统治而兴起的义军，必以拥戴故明遗裔为兴复之号召力量；所以清政府当时不但全面搜捕故明的藩王、宗室，更特别查缉最具有号召力量的崇祯诸皇子。自顺治朝至康熙朝，明朝的宗室胤裔惨遭搜捕杀戮殆尽，能获幸免者只有靠遁迹空门或以改名换姓的方式藏匿偷生。至于李自成张献忠被剿灭后所残留的余党，若非与反清义军合流，在最后同为清军所灭，亦难逃根株追捕而斩薙无遗之命运，其下场与明朝宗室同样地极为悲惨。要知道其实际情形如何？在明清档案中的顺治朝残余档案里，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的文书奏报。不暇备述，姑举在历史上有鼎鼎大名的“朱三太子案”为例，即可见其一斑。
　　孟森先生所撰《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8页至77页，收录其《明烈皇殉国后记》一文，其第二篇《清圣祖杀故明皇四子及其眷属》部分，所记即是俗称之“朱三太子案”。其中之主角人物，乃是明思宗崇祯帝之第四子慈焕，在辗转逃亡藏匿六十余年之后，最后仍为清政府所缉获，并其妻妾子孙皆遭屠戮之始末经过。由孟森先生此文所考证之史实，即可窥知满清政府如何跟踪追捕明室遗裔，虽历时数十年之久而仍毫不松懈之事实。
　　根据孟森先生大文之所考，慈焕原封定王，于北京城破时藏匿民间，旋为李自成所获。李自成为入关清军所败，余党各自奔逸，慈焕亦逃出北京，为一名为“毛将军”之人带往河南，弃马买牛，种地为生。一年多以后，因“清朝查捕流贼紧急”，毛将军弃慈焕而逃生，其时慈焕年方十三，自往南行。至凤阳，为一王姓乡绅所收留，从此改姓为王，名士元，与此乡绅之子同学读书。数年后王绅病故，慈焕无可倚靠，乃渡江而南，至一寺庙中削发为僧。后游方至浙江，为一胡姓宦裔所收留，蓄发还俗，更以女妻之。自此久居于浙江之湖州，有子有孙，俨然可以安居乐业。此后数十年中，他在浙江各地教读为生，其子改名为王子则的，则到山东河北各地处馆。一家人向来谨慎小心，只图苟全性命，从不敢有兴复之想。但因其出身来历毕竟是收留之人所知道的，而这些人又不免因言语不慎而泄漏了消息，以致外间逐渐有人知道慈焕未死的秘密，于是慈焕之名居然被野心亡命者所利用，藉“朱三太子”之名号在各地结党起事，所掀起的动乱规模居然不小。这就使各省的地方官吏大为震动。经由捕获乱党所供出的线索，直隶、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巡抚按“顺藤摸瓜”的方式辗转查缉，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在浙江长兴、山东饶阳等县将已改名王士元、王子则的慈焕父子六人俱皆拿获，其后皆问拟斩罪，其余姚家中另有一妻二妾三女一媳，闻事变捕捉，举家投缳，同时毕命。孟先生大文中引《鸡林旧闻录》所载此案爱书之判语有曰：“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这就是说，不管朱慈焕有无谋反之事，只要他是崇祯皇帝的子孙，就非死不可。孟森先生因此很感慨他说：
　　朱三其时，一教书谋食之寒士耳，而犹不共与戴天，圣祖之万不令明有后，意灼然矣。
　　满清皇帝为什么不能令明室有后？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被野心人士拥戴利用的资格，为了巩固满清皇朝的统治基础，非将他们斩刈无遗不可。由朱三太子案可以知道，满清皇朝对于可能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危险人物，决不会轻易放过；即使竭数省之力，历十余年之久，亦必要将此人查获为止。由此更可知满清皇朝的查缉能力甚强，即使如改名换姓、隐匿民间已数十年之久的慈焕一家人，最后亦仍难逃出其查缉之网。慈焕之事例如此皎然明白，如果是李闯王，又当如何呢？
　　假如闯王李自成果如民间传说所云，确实是在通城九宫山一带乘乱失去了踪影，站在满清政府的立场，必然因震慑于李自成号召能力之强的缘故，必不敢丝毫放松其明查暗访的缉捕工作；而只要满清政府不放松其缉捕工作，以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毗邻地区面积之小，应该没有查缉不获之理由。然则我们不禁要怀疑，如果李自成真的是在九宫山一带失去踪迹的话，满清政府岂有不大举搜捕，而且居然搜捕不获之理？更何况所谓石门县夹山寺并非僻处荒陬的野寺破庙，李自成又如何能在寺中藏匿而不被察觉呢？

三

　　论述至此，应该先回过头来看看所谓李自成禅隐夹山之说究竟从何而来，然后再根据此一传说剖析其能否成立之理由，即不难察见其中之是非真伪。
　　传述李自成“禅隐夹山”的文字纪录，始见于何璘所撰之《澧州志林》。何璘曾于清乾隆时出任澧州知州，石门即为其属县。此书卷二十二中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其主要内容云：
　　闯贼李自成之死，野史所载不一。《明史》载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逃降，走咸宁蒲圻，窜于通城之九宫山。秋九月，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余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又载有“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说各不一，其以为死于村民之手，一也。野史则载，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何腾蛟，验左颧伤镞，始知为自成。《明史》则云“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虽死于缢与死于锄说各不一，其以为果死，亦一也。余以澧志不备，周谘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讯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后弃骑去，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复有一僧来，是其徒，乃宗门，字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殁于康熙甲寅岁二月，年约七十。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阅之，则高颧深额，鸱目蝎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编者按：顺治七年上任的石门知县魏绍芳和顺治十年接任的石门知县邵元玺，与40多岁时的奉天玉和尚交往甚密，均没看出奉天玉和尚像貌与《明史》所载李自成像貌相同，而100多年后，何璘仅在寺内看了奉天玉和尚70多岁时的遗像就可确定“为自成无疑”，何璘真是火眼金睛。）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所宝，殆迄死不去僭号。自成受我兵追蹙，由襄阳分路南奔，时何腾蛟在长沙，尚为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己，故令妻侄乞降，而已由公安别窜，盖欲走辰州，由黔入川，与张献忠合。而常德又为腾蛟别将所扼，进退不得，乃舍骑入山，削发亡命，亦势所不得不然。而我师与何腾蛟彼时皆以得自成为首功，因而设疑代毙，以为缓追脱身计。此又其腹心谋臣之所共为，安知后夹山之野拂，非即其逸党耶？《明史》于九宫山锄死之自成，亦言：“时我兵遣识者验其尸，朽莫辨”。而老僧亲聆惊咳，其东西音又异焉也。爱胪异闻。备书传后，俾后之怪史传异辞者，亦有所参考云。
　　何璘此文，举李自成可能隐遁于石门县夹山寺为僧的各种理由，甚为详尽，而通观全文，以“奉天玉和尚”系陕西人，其相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僭号奉天，殆至死犹不忘其曾为皇帝之意等等证据来加强他的说法，虽似言之成理，其实经不起实际证据的查验。如以《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异》中所收集的各种实物证据来逐一查证其可信程度，以上种种说法，就会出现太多的罅漏。何璘曾以澧州知州的地方长吏身份亲至夹山寺考查，何以竟对现存于寺中的各种实物证据视而不见，如不存在，却仍要在这一篇《书李自成传后》中鼓其如簧之舌，恣为异说，其用心实在大有可疑之处。
　　被何璘隐指为李自成削发隐遁的这个“奉天玉和尚”究为何许人？这个问题，应先从奉天和尚之来历及夹山寺之名称与历史沿革说起。《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页310“文物资料”一，《夹山寺的地理位置及沿革》云：
　　夹山，在澧水之南，东沿澧水入洞庭，西距石门县城十五公里。“夹山寺”为“灵泉禅院”的俗称，座落于夹山之麓，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为楚南名刹。该寺创建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宋神宗元世祖先后敕修，故有“三朝御修”之盛名。因山门两庑与正殿相距甚远，有“骑马关山门”之说。迨明末清初，成为废墟。幸赖奉天大和尚来此住持，率领弟子修茸开拓，渐复旧观。
　　读何璘的《读李自成传后》，使人想像“李自成禅隐夹山”的夹山寺，似乎只是一座僻处山陬而且十分简陋敝败的乡野小庙；惟其如此，所以才能让一个语音难晓而面貌狰狞的野和尚一住几十年而无人知晓。但在读此沿革简介之后，这种观念显然应该大加改变。第一，夹山寺原来是距石门县城并不太远而规模颇大、历史悠久，有“楚南名刹”之称的著名佛寺，其正式名称是“灵泉禅院”，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年间，至明朝末年，因兵火而几沦为废墟，至顺治年间，赖有奉天大和尚前来主持，方才重获复兴之机运。至于这奉天大和尚的来历及修复夹山寺之经过，则康熙四十四年《重兴夹山灵泉寺功德碑》中说：
　　迨明末兵火，几至邱墟。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骑锡，思复旧观……时顺治壬辰夏月也。有本邑魏侯讳绍芳，钦老人开拓行力，捐俸而给牛种，并赎取附近田亩为常住供众之本。是年冬，则野拂大和尚由鼎州而来，投老人披剃。……
　　此碑文中明白指出，夹山寺遭明末兵燹后几成废墟，至顺治壬辰年后始重获兴复。按，顺治壬辰即顺治九年，此与石门知县魏绍芳在石门任职之时间相吻合。由魏绍芳之捐俸买牛给种，又赎取附近田亩为寺中僧众的耕种之资，夹山寺始能重获兴复。然则这位“奉天大和尚”并非潜踪匿迹，不为官府所知的情形，显然十分明白。而由另一篇夹山文献《夹山说》中之所见，这位奉天和尚不仅为官府所熟知，而且曾远赴华容县敦请当地文士严平子为之撰写记文，则其并非不敢在社会大众间公然露面的事实亦十分明显。严平子所撰《夹山记》云：
　　……百年来天下梵刹竞盛，多位大山乔岳，往来名公矩卿，借富商大贾为檀越。独某师安住石门郡，人迹稀阔，建场其中。而予友旧为华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予年近八旬，躬耕岩端，称在家僧，可四十年矣，三者皆有隐意。忽一日，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园属予为纪。予色然如入欢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爰盥手燃炷而纪之曰：“古石门郡今为县，薄近溪洞，有夹山，古所称‘猿抱子归青嶂岭，鸟鸣花落碧岩泉’，盖最胜也。《燃灯》《指月》诸录及《高僧传》所载，善会祖师说法于此。唐咸通十一年，奉旨指州邑赋建道场，铜钟象鼓，为吾楚大观，师塔至今有。迨宋神宗朝，丞相张无尽奏请园悟禅师住持，著《碧岩集》。元世祖特赐敕修，爰有“三朝御修”之敕，勒石题额。明三百年钟鼓不替，丁乱灰烬，赖兹兴复。众六十人，甘苦与共，皆令力耕自食。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
　　由严平子此记，更可知道，由奉天大和尚主持兴复的石门夹山寺，在顺治九年草创规模时，由于原来的庙宇毁圯殆尽，兴复之初，只有僧众六十人，完全依靠力田耕食，不恃外来香火之济助。这与前引《重兴夹山灵泉寺功德碑》中所说，知县魏绍芳捐俸购买牛种，及赎取附近田亩，俾寺中僧众可以躬耕给食的情形，亦完全吻合。草创兴复的夹山灵泉寺，在奉天大和尚的督率领导之下，有僧众六十人之多，他们除了奉经礼佛之外，还须要勤恳力田，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这样的光景，岂能有李自成藏身潜踪其中，完全逃出官府监视的可能？应当是很容易了解的问题。
　　据嘉庆二十二年重修的《石门县志》卷三十五《职官志》之所记，石门县归清以后第一个来做知县之人，是山东曲阜县人孔尚标，以后的第二、三任则是魏绍芳与邵元玺。魏绍芳于顺治七年到任，至顺治十年，改由邵元玺接任。这魏绍芳与邵元玺，与重建兴复的夹山寺都有甚为密切的关系，其情形可由另一篇夹山寺文献中见之。建立于清道光三十年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云：
　　……噫，兵燹之余，古迹湮没者多矣，独兹也乎哉？我朝顺治壬辰岁，有和尚字明玉者，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启。癸巳年，明府邵公，莅我石邑，公余之暇，游心净界，广种福田。兼有杨君道义昆仲，丁君朝轮等解囊勷事，而庙貌一新。孔长史剃草开林，蔡安西崇基表刹，殆复见如昔日矣。二百年来，香火如旧……
　　由这篇文章可以知道，在历经石门县前后两任知县魏绍芳、邵元玺的提倡，及当地绅士杨道义兄弟、丁朝轮的努力捐献之下，夹山寺在兵燹之后又复渐具规模，几如昔日之旧。这其间所经历的时间似乎并不太久，至其建制规模如何，则在康熙四十五年来任石门知县的许湄所撰游记中大致看到其轮廓。嘉庆《石门县志》卷四十九《艺文志》所载此记云：
　　邑之清泉、福田及花薮、花山诸寺，山中之名胜也，巉岩荆棘中得此憇息而眺览，亦曰：苟如是足矣。而山之奇特，僧阁之幽峻，门径之迂回，两山相夹，别有天地，则以夹山为称，非亲履其地而得诸传闻仿佛间，其与耳食何异？戊子春，以公事息肩于此。屡折委迤，引人入胜。寺南清池，广二亩许，澄波洒然。入山门，登大雄殿，考之碑褐，知创于唐，为善会禅师卓锡于此，其题句有：“猿抱子归青嶂岭，鸟鸣花落碧岩泉”，亦足想其磊落风致，能会上乘法者，青嶂岭南，即碧岩泉，泉极甘美。遂登大悲殿，层级而上，至方大地，过涌泉亭，不啻司空图白马观之游，令人心地清凉也。乃知天造地设，自然之真境常在人间，而卤莽灭裂者不能历其藩翰，况阃奥乎？故佛氏以入山而知性之至空，儒家以入山而悟理之至实。后之游览者，请高著眼，均作夹山可也。是为记。
　　许湄的这篇《游夹山灵泉记》，不仅写出夹山灵泉寺的山水形胜，也大致勾勒出此寺之规模轮廓，在山门及大雄宝殿之外，尚有大悲殿及历级甚高之方丈地。“屡折委迤，引人入胜。”参以康熙《重兴夹山灵隐禅院功德碑》中之所云，“至辛酉秋，大兴土木，极力重修。首圆通殿，次大雄殿，以及钟楼鼓楼。山门两廊，依次毕举，咸修无缺。虽不知视宋、元为何若，而雄峙西南，应为今日之仅见也。”可知在顺治、康熙间一再修建的夹山灵泉寺，其大致规模，在康熙晚年时犹能保持原来的状态，“雄峙西南”，堪称为楚南之名刹。奉天和尚于顺治九年壬辰来主此寺，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病殁，其卓锡于此之时间，首尾凡二十三年。在这二十三年之中，夹山灵泉寺由“几至邱墟”的颓败情况重新兴复至如此规模，皆奉天和尚的经营掌画之功。为了筹募经费，他必须广结善缘，与当地知县及绅士们交结往来；为了请名人作记，他也曾远赴华容县亲自向当地名士严平子请求。像这样抛头露面、奔走往来的住持大和尚，岂是由流贼首领藏身匿迹，惟恐为人察觉的李自成所能担任？更何况李自成的面貌狰狞而一目已眇的特殊形象十分惹人注意，他又怎有此可能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之下与各方面交际往来而不畏人知呢？凡此都已是无法解释的矛盾，即使是撰写《书李自成传后》的何璘亦无法解答，如果再以后面的问题向他提出考询，恐怕更将使他膛目结舌，哑口无言的吧！

四

　　夹山寺文献中有一篇《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乃是近代发掘奉天和尚墓穴所得的随葬文物。此塔铭说
　　师于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历尽清要，卧风餐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
　　清朝的顺治九年壬辰，即南明永历朝廷的永历六年壬辰。考之史籍，此时的湖南石门县，正是明清两军征战频繁的军事前线。据王夫之《行在阳秋》所记，南明军于此年三月克复沅州，又复平遂卫、蓝田县等地。五月廿一日，平东王孙可望自靖州率大军进攻湖南，清将沈永忠发兵迎战，败绩。七月初一日，明军克宝庆。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国进攻广西的桂林城，激战多日后终将桂林克复，守城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刎死，其部将曾盛、祖秘希、孔承先等皆伏诛，明军大获胜捷。李定国率大军乘胜追击，广西州县皆闻风降附。至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军更进抵长沙附近的善安县，深入湖南腹地。清军在湘、桂各地的连串败绩，使清政府大感震恐。而这一段时间内的石门县，也正是知县魏绍芳远从四川延请奉天和尚来到夹山灵泉寺，筹画兴复此一“楚南名刹”的时候。石门县位处湖南省的北境，隔洞庭湖与常德湖相对，虽然尚未成为明清二军的战场，毕竟仍是接近前敌的军事戒严地区。在军情紧急之时，接近前敌的州县地方官以筹措军需粮秣及绥靖地方为首要之务。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动乱时刻里，石门知县魏绍芳在应付紧急军务尚且不遑暇晷之时，居然还有这一分闲情逸致，远从四川去请来这个奉天和尚，还捐俸银，积极进行夹山灵泉寺的兴复工作，这种举动看起来是不是很不寻常呢？
　　清代制度，州县官的成绩考核最看重钱粮征收及盗贼缉捕这两大项目。所谓钱粮，就是现代所称之田赋，如在战时，还包括紧急征用的军需粮秣及夫马供应。钱粮征收不能达到规定的分数，或地方发生盗贼人命而地方官不能在限期内获盗破案，轻则参罚降处，重则革职。这种奖惩处分的“功令”在平时就很严格，在战时如因此而延误军情，罪名更重。顺治年间，清政府对南明及明郑的战争始终未能停止，军费及粮秣的供应调度十分紧张。而大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地方凋残，田亩抛荒，无论是征银征粮及佥派夫马，都十分困难。石门县位处前敌，支吾应付之不暇，身为知县的魏绍芳、邵元玺却可以抛撇钱粮短缺的困难，拿出银子来做修寺置产的“不急之务”，实在教人不可思议。这其间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目的与作用，魏绍芳、邵元玺的作为，就未免背悖情理。这一层，应是了解当时环境后应有的认识。
　　由前引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已可知道，早在何璘未到澧州之前，当地就已流传着各种有关李闯王的说法，以为“李自成实窜澧州”，及“独窜夹山寺为僧”云云。魏绍芳、邵元玺来到石门的时间更早，所听到的这一类传闻当然更多。他们二人身为石门县的知县，听到这种传说后当然要十分关心，而且有责任要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后设法将藏匿在夹山寺中的李自成缉捕到案，奏报朝廷。查明事实真相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派军前去搜查，二是责成负责缉捕工作的差役广布眼线，明查暗访，以求达到目的。但派遣军队不免惊骇地方人民，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则责令捕役访拿缉捕的办法应该比较妥当。但这里也不无问题存在，因为寺庙乃清净佛地，一再上门搜查，未免迹近骚扰；则以帮助兴复寺庙为名，表面上热心赞助而暗寓亲身体访之实，应该是最不动声色的查访缉捕之法。相信魏绍芳、邵元玺等人在当时之所以热心帮助夹山灵泉寺展开兴复工作，此应是其真正的动机所在。如其不然，何以前后两任的石门知县都如此热切关心夹山灵泉寺的兴复工作呢？在邵元玺之后来任石门知县之人，在嘉庆《石门县志》卷三十五《职官志》中可以考见其姓名的，尚有翟桧、张国纪、郭世纯、程光札、金璋、王兴宗、张霖等人。翟、张、郭、程四知县之任职时间不详，金、王、张霖三人之到任时间则分别在康熙十三年、十八年及十九年。由夹山文献中可以考见，在邵元玺以后的七任石门知县中，只张霖亦曾有捐款兴寺之功，其余六人并皆缺如。康熙夹山碑记中有一段相关文字云：
　　于时四方归依者云集，苦其供奉不给，前任邵侯讳元玺、张侯讳霖、九溪守府袁讳，相继捐俸、置田数处，免其租徭，永为供奉接众之费……
　　由此更可知道，在顺治、康熙之间来做石门知县的这些地方官吏之中，魏绍芳与邵元玺虽然对兴复夹山灵泉寺最为出力，其继任者应翟桧、张国纪、郭世纯、程光礼、金璋以至王兴宗六人，几乎都不闻不问，只有最后的张霖才是热心赞助之人，其来任石门知县的时间则已是康熙十九年了。在这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自顺治九年至康熙十八年），为什么只有魏绍芳与邵元玺这两个前后任的知县对兴复夹山寺最为积极，而其余诸人并皆不闻不问？很可能与他们在任时间的军事、政治环境有关系。
　　由于夹山灵泉寺距离石门县城只有15公里的路程，由县城前往此寺，当日可以往返。在魏绍芳、邵元玺来做石门知县之时，地方上既有李自成窜身夹山寺削发为僧的谣传，他们当然有责任要将此事查理清楚。既然魏绍芳所采取的是柔性处理的暗中察访之法，而且还远从四川请来奉天明玉和尚担任住持，积极从事夹山寺的兴复重建工作，则他无论是真的热心兴复佛教或只是藉表面上的赞助以便于实际上的监督控制，他都必须积极地为此庙筹集经费以为兴寺购田之需。魏绍芳于顺治十年去任，邵元玺继任知县，如果对查缉访寻李自成的工作还不能停止，他当然也必须继承魏绍芳之作为，以表面赞助暗中监控之法继续执行对夹山灵泉之注意。在经过魏、邵二任历时数年的访查监控之后，如果已可确定李自成决不可能匿迹遁身于此寺之中，则对夹山灵泉寺的监控工作显然已可证明其全无必要，以后来任石门知县的翟桧、张国纪等人，还有什么理由需要对此事继续捐钱出力，纯粹只是扮演宗教赞助者的角色呢？由此所显示的事实则是：到了顺治朝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传说，在经过魏绍芳、邵元玺、翟桧、张国纪等一连串当地长吏的实地了解之后，已证实其根本无此可能，所以在以后来任石门知县之人，似乎已完全放弃对此寺的注意。由此所显示的另一项事实则是：所谓李自成禅隐夹山的传说，已经可以证明它只是一项无稽之谣传而已。

五

　　基于以上的论述，照笔者的管见，石门知县魏绍芳之所以要在顺治九年远从四川请来这位奉天明玉和尚担任夹山灵泉寺之住持，又多方设法捐款购赎田产，积极帮助此寺的灾后重建工作，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便利对此寺的监督与控制，防范其潜藏奸宄之可能。这奉天明玉和尚既然是魏绍芳从四川所延请来湘的来历分明之人，则他的面貌是否狰狞可畏而眇一目、面有箭镞伤痕等等特征，岂不是魏绍芳所深切了解的？这样一个当家大和尚居然便是藉薙发出家以便遁迹方外的李自成，而魏绍芳亦居然视若无睹，这种说法未免迹近天方夜谭。所以，在魏绍芳、邵元玺这前后两任石门知县严密监控下的夹山灵泉寺，其不可能有李自成藏身匿迹其中的事实，应该十分明显，而奉天明玉大和尚之不可能是李自成的理由，更是十分明显不过。何璘轻易相信不可靠的传说更加以附会，便编织出了这一段荒诞成分太多的故事，其态度实嫌轻率。《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页141载有穆长青先生所记录的另一则故事更说：“据夹山民间传说，闯王削发于夹山寺后，清军曾先后搜捕过三次，其中一次情况很危急，幸赖李过负之过墙而逃，方免于祸”云云。这大概便是何璘来做澧州知州之前流传在当地的故事，所以他才会特别相信“程教授”与寺中老僧之所说，认定此奉天玉和尚即是削发禅隐的李闯王。由上文所举各项理由可以知道，这些故事显然都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即夹山灵泉寺并非僻处山陬的村野破庙，而且是在石门知县魏绍芳手中重新兴复的“楚南名刹”，在魏绍芳与邵元玺这前后两任知县的监控之下，不仅寺中的动态可以一一掌握，甚至连当家大和尚都是魏绍芳所远道延聘前来的亲密友人，故事中所传说的种种事实，怎么有可能在当时发生？实在是笔者心中最大的疑窦。管见如此，不敢自秘，特地写出来请求指教。

(编者注：苏同炳，1925年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审退休。于明清史之涉猎较为深入，著有《明代驿递制度》、《明史偶举》、《明清史事丛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沈葆桢传》、《刘璈传》、《台湾史研究集》、《台湾今古谈》、《清代史事与人物》、《人物与掌故丛谈》、《历史广角镜》等书，及其他学术论文。)

奉天玉决非李白成补证

    清初石门夹山灵泉寺的中兴祖师奉天玉和尚决非李自成，夹山出土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笔者已有拙文对此作过论述①。近来翻了翻有关资料，觉得这类证据实在是越找越多。兹再举数例作为补充。

一

    笔者说过，刘瑄《塔铭》指出奉天玉享年为七十三岁，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仅此一点，已足证奉天玉非李自成。
    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出生月份：夹山出土的所谓“《支那揖述》木刻残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②。其首句为‘辛未夏月师诞期……”，这证明奉天玉的诞辰在“夏月”，亦即旧历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旧历八月二十一日丁巳，这是《绥寇纪略·通城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鹿樵纪闻》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记载的。试问：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与出生于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二

    大顺政权从定鼎长安时起，就与历代王朝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康熙《延绥镇志》卷五说：李自成在西安“颁讳法于天下。曾祖世辅，讳世为卉，辅为辐。祖海，讳为    。父守忠，讳守为    ，忠为衷。自为     ，成为戚。”  《平寇志》卷九称：大顺“禁民 间用自、成字”。卷十又说，大顺军进京后，  “颁示自成先世祖讳，禁用自，务、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纪闻》卷下亦谓：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为中，成为丞之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记曰：  “伪礼部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 光、安、定，成等字悉避。”当时，大顺方面对这些规定是严格遵守的。如“防御使武愫至徐(州)张示，谓‘自’为‘字’，‘成’为‘丞’。避李自成讳也。”③明方得到的一份塘报也说大顺“委礼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广字，成改呈，   改务，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变是也。”④甚至连北京的大明门、大顺政权中的六政府司务一职，均因“明”、“务”二宇犯讳而改名。然而，夹山出土的据说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种碑版，却完全不管这一套。《梅花百韵》残版有“梅性虽多本自同”，“世辈安知放鸭翁”二句，出现了三个讳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讳自成三字，但先世的祖讳他是应该避的。  “安”、“世”二字显然犯了讳。尤其是那个被认为是李过，奉侍“李自成”最为忠谨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残碑》与所谓《支那撰述》残版总共只残存百余字，犯讳就达四处之多：  “虽自草创初成”、“明圆润近所罕闻”、“善知识眼如电光”等是。必须指出，在那个时代，不仅要讳君名(即所谓“圣讳”)，而且要讳父、祖名(即所谓“家讳”)。犯讳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为。李过为守忠孙，且一 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虑君臣之礼，仅作为李家子孙而言，他这样肄无忌惮地犯讳也是不能想象的。
   “掸隐说”者一向以“掩饰之词”为理由，无视夹山文物中大量不利于其说之处。然而用这个理由解释文物中没有出现    、成之类的大顺专用字容或说得过去，解释上述严重的犯讳现象却是不行的。因为上述行文中的犯讳字完全可以很自然地避开，丝毫不影响文章的流畅，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怎么可以设想，夹山“大顺军余部”一面尊“李自成”为“奉天王”，甚至毫不“掩饰”地公然称之为“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并在书写中抬高一格以示尊崇，另一方面却极为不恭地直书“自”、“成”等字，视圣讳、家讳如无物呢?

 三  

    一些同志把所谓“《支那撰述》残版”中“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与“满朝文武”等宇视为至宝，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不过是明清僧家语录中极常见的套话，没有任何值得奇怪之处。但他们可能还会说，用套话来歌颂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这里再指出一点：在“今上皇帝”云云前面还有“辛未夏月师诞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残文撰成决不会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见《塔铭》)，即使他就是大顺皇帝李自成，这时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决不可能在死后十多年还被称为“今上皇帝”，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那么辛未年的“今上”是谁?当然非康煕莫属。对这位“今上”山呼万岁并为他与他的“满朝文武”拈香祝愿的人，难道能与李自成相容吗?

四

   《梅花百韵》是“禅隐说”者言必称道的另一个发现。笔者已指出它不过是个三流“丛林学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无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坚持认为“陇羌性鲁”， “天使行边”二句就说明了作者是陇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么“西湖梅”， “孤山远箭”、 “美如西冷采莲人”，这类带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带“陇羌”味的更多吗?何以不说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实，这些诗如果真系奉天玉所作(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倒是证明了他与李自成毫不相干：我们知道．李自成并没有儿子，而诗中却说：“梅妻鹤子日和偕。” “禅隐说”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朴素之说来抨击九宫山说关于“龙衣金印”的记载，但又居然认为“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中”这种腐朽不堪的画面是李自成生活的写照，这怎么说得通呢?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夹山梅花诗不仅艺术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说是“无草泽粗犷之气”倒是实话，它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农民英雄李自成。   

五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为何许人，看看他的交际范围即可知大概。据夹山文字遗存可知，与奉天玉交往较深者，首推清初历任石门知县，其次有明朝遗老刘瑄等，这已为众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王知交尚有严首升。首升字平子，华容人，明季岁贡(一曰诸生)，为湘北名士，诗文蜚声一时， “自谓古文则惟左史内外传，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马，俯视唐宋。”然而这样一个恃才傲世的人却对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应奉天玉之请，作《夹山记》一篇，收入《濑园诗文集》与嘉庆《石门县志》艺文志内，是除夹山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唯一一篇与奉天玉有关的当事人记载．内称：
    “百年来天下梵刹竞盛，多住大山乔岳，往末名公巨卿，借冒商大贾为檀越。独某师安住石门郡，人迹稀阔，建场其中。而予友旧为华（容县)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适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固，属予为纪。予色然如入欢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夹山寺)明三百年钟鼓不替，丁乱灰烬，赖兹兴复。众六十人甘苦与共，皆令力耕自食。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为得，永断精进，诸经所戎，以为邪妄。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师之督众峰壑自怡，则古所谓隐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将与师隐投老夹山焉，其容我同心坎！……。”这里所谓“某师”，虽隐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来、兴复夹山的奉天玉．他曾到华容拜访严首升。而严则一见倾心，以“师”事之，且于文中再三引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门下，与之终老夹山。其中感情，跃然纸上，可谓胆肝相照了。
    把严首升的《濑园诗文集》与夹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刘瑄，奉天玉与严首升三人之间关系非同寻常：刘瑄为奉天玉作铭，奉天玉请严首升作记，而严首升又为刘瑄的文集作序（这就是《濑园诗文集》中的《刘它山文稿序》）。他们三人都是“国变”后“遁世”的。刘瑄在大顺军攻克北京时“破指血与小弟书，托终父，投入岳为僧”．⑤而严首升则在大顺军占领华容，李自成所委县令致书招抚之时，写下了恶毒谩骂农民军的《答伪令江一洪书》，而后“僧服行遁”。此文因其极端仇视农民军的凛凛“正气”而颇为有名，被收入省府县方志的艺文志以及《湖南文征》之中。《濑园诗文集》的其他文章中这种敌视“流贼”的情绪随处可见。就在《夹山记》中，他还对“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大加诟斥。入清后，严、刘皆为怀念故国，不附新朝，但又不愿投身于抗清斗争的遗老隐士，与那个素为清朝历任县令及“阖邑绅衿”所钦的奉天玉一样，在清统治下过着虽不得志然而却是受保护受尊敬的生活。他们可能会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坚持抗清的农民军表示一定的同情，但决不会“同心的”。须知坚决抗清派如瞿式耜、何腾蛟也仍然目大顺军余部为“贼孽”，王夫之对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还耍诋为“国仇”呢！南明抗清派与农民军之间策略性的联盟关系尚不能“同心’，置身于抗清斗争之外的严、刘等人更不用说了。
    我们知道，按“禅隐说”的立论，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见谅于明，才“设疑代毙”、“退居幕后”的。如果说他能与前明缙绅(乃至清朝知县)结为“同心，那还有“禅隐”之必要吗?
    《夹山记》还说，夹山僧众中还有严的一位朋友，前明华容知县某。看来他与严、刘一样，也是个于明固有孤臣之誉，于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遗老，所谓夹山“数千名百炼精金的农民军将士”之一的真面目，不过如此而已。

六

    除了夹山诸碑版与《夹山记》之外，间接与奉天玉有关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该碑中“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一句尤为关键。 “禅隐说”者强解为“战吴三桂于宁夏，随李自成于夹山”，其不能成立已见诸家驳文。在反对“禅隐说”者中，有的同志以上述碑文为“讹传”，干脆不予置理，笔者则以为讹传成份(如“追李闯”一句)是有的，但并非全为无根之谈。数年前笔者曾著文提出一种假说，认为奉天玉可能是兵败后为僧的南月将领李占春， “战吴王于桂州”是指顺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之乱”的夔州之役。但近来翻阅康熙《黄州府志》，在“职官”与“宦绩”项下都记载了李占春降清后任黄州副总兵并死于任上。据此看来，笔者原先的推测无法成立。那么上述碑文应作何解呢?近来笔者看到几份湘南瑶族世传的《过山榜》文，内有如下记载：
    崇祯一十二年，吴王传位，红苗作乱劫库，都天藩宪……调动四省兵马，征他不动。……桂东汪大爷，大小官员，惶惶无主，急报四省瑶人，总请动数百弩手去朝廷，皆在城守，于拿大弓小箭，射红、白无数。京都连走三人，朱千岁、黄次猴、马老三，桂阳解往郴州，解往长沙。
    荣宗（？）皇帝征十二年流贼，……甲寅乙卯年昊桂东县汪太爷，又(调)瑶人弩手，把截大岭圳、离塘山、猴子岭，……驱贼除寇，扫荡山林。⑥
    宗(崇)祯王十三年，五(吴)王转位，红头作乱，都天大老爷、蔡宪大老爷、审宪大老爷惊动四省兵马，……桂东马老爷、桂阳黄老爷、酃县龙老爷，大小官员惶惶无计。急报四山瑶总，请动皇瑶弩、弓手。
    甲寅、乙卯年吴王转位，桂东县汪太爷又招瑶弩手把截大岭坳……。⑦ 
    甲寅、乙卯年，吴皇崩位，四处寇乱，桂东县江大爷又招瑶弩，把截大岭坳，出堂山、猴子崎，征守乎乐。⑧
　　上述材料尽管行文俚俗，时间地点与人名互有出入，不够准确，但考诸《国榷》，台湾影印本《崇祯长编》以及清董之辅、张宏燧两修之《桂阳州志》等书，以上事件确是有的。从上述榜文中大致可以看到，明末崇祯年间以桂阳州，桂东县为中心的湘南地区曾发生过一次以“吴王”再世为号召的、规模较大的苗民起义。按吴乃苗族大姓， “吴王”之于苗族，犹如‘盘王”之于瑶族，均为其传说中的祖先与英雄。湘黔地区苗民起义以“吴王”作号召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因此，所谓“战吴王于桂州”，当即指与苗民起义军战于桂阳州而言， “桂阳州”省去“阳”字，是骈文体所需，不难理解。果尔，则野拂维这个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难窥见：他是个统率官军镇压苗民起义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过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许多“大老爷”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类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难想见了。

注：
　　①《“禅隐说”及其学风》，《陕西师大学报》 1984年第4期
　　②笔者已指出“支那撰述”决非书名、篇名，按残版首行有“野佛禅师（）（）”数字隐约可辨，笔者以为当是书名《野佛禅师语录》。
　　③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④上海图书馆藏《张世仪禀报》档案原件，见《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
1959年铅印本27页
　　⑤《澧州志林》卷16
　　⑥《平王卷牒》（广东连县）载《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页254—255页
　　⑦《龙凤牒批》(湖南宜章)，载同上书，235页
　　⑧《过山经》(湖南江华），载同上书，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