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四大高级库洛牌:《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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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中被俘掠来的外族人；四是伴随着金国建立及发展，女真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赎放奴隶和禁止权贵买民为奴。因之，女真社会奴隶制的确立（即进入奴隶社会）和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存在不同看法。⑤
生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如前所叙，始于函普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各部间的战争已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到了12世纪初（康宗时）卖身和债务奴隶也出现了。
1114年阿骨打进攻宁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⑥表明当时女真社会内的奴隶在总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上述事实只说明全国建立前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进程，不能证明已是奴隶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上种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只能是大金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古廼被辽授为生女真部节度使，还是阿骨打袭穆宗位称都勃极烈，都称不上是这一变革的标志。
女真社会奴隶制的崩溃，始于金熙宗时，中经海陵王和世宗两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间）才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50000016_481_3⑦从太祖朝看，《金史》记载“放良”的史事凡4条；先是阿骨打在进攻宁江州前誓师时许诺，对作战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为良”；隔一年后，又对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债等折身为奴的，下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1122年（天辅六年）在进攻燕京前，针对攻克辽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辽民逃亡情况，宣布“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攻克燕京后，又宣布“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⑧。上述四条赎放奴隶的记事，或是为了保证反辽战争的胜利，原为奴隶者，达到提出的要求可“为良”；或是对原为自由民因种种原因沦为奴隶的，需以人对赎或“自赎”才能恢复自由民身份，可见太祖“放良”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解放奴隶，这些“放良”措施，均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太宗在位期间，发布奴隶“放良”诏令多至9道。同样是在不触动奴隶制度的前提下，为灭辽攻宋战争的胜利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9道诏令大多是“赎放”令，只有两道是“释放”。而两道释放诏，一在1123年宣布对女真人中先附辽后被虏者的政策时，“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说的；一在1130年诏“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①。前者是为了争取灭辽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者是因当时金兵正打到长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补充兵源。由此可见，太宗发布“放良”的诏令虽多，但与为废除奴隶制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于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边户“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②，还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措施。
女真社会奴隶制度崩溃始于金熙宗时，标志是他在1135年即位后，即废除了代表奴隶国家政体的勃极烈制，采用封建的汉官制。不过，由于这一改革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内，在位时期丝毫未触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又持“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速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至大同”③的态度，故熙宗时还只是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女真社会奴隶制经济基础的解体，发生在海陵王和世宗两朝。作为女真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牛头地制度，始行于1121年（天辅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于随着南侵疆域扩大，大批猛安谋克迁居中原，实行大规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顾，由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错居杂处，使牛头地制度迅速受到破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牛头地分配制度上：原规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但官民每户占地不得过40具，即不得超过176顷。到海陵王时，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一家占地达800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④。其次是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世宗大定年间，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户民，由于处于统治民族地位，对从国家分得的牛头地，自己不耕种，“尽令汉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于山东、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户，将地“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⑤。第三，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和世宗实行占有奴隶多少也作为“科差”的依据之一，奴隶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多了反成负担，于是出卖奴隶也普遍出现了，连远离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户，也“自卖其奴婢”⑥。以上变化表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到世宗朝已经全面崩溃，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金世宗虽有“小尧舜”之称，却是一位守成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诏禁止出卖奴隶；或派官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种而“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还对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皆放良的刘现，问罪贬官。①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金朝帝王。对世宗时期女真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积极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税户（农奴）为良，“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而且又于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废除了奴隶制度和禁止诱良人为奴的“更定奴诱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规定“放良”子孙可“应诸科举”，两年后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②，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实说明，女真社会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一、女真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
女冀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始于金太宗，延至金亡，长达100余年。由于争夺战争的战场均在汉人区，加之女真贵族在战争中纵兵抢掠，因此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被民族战争的形式所掩盖；又由于双方内部均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或投降派，使争夺更复杂化。
100余年里，战与和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1123年至1130年为第一时期。女真贵族大举南入，北宋灭亡和南宋统治者仓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颜晨即位前，北宋统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从契丹人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经过反复交涉，1120年（金天辅四年），宋、金订立了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后，由于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纳南逃叛亡的誓约，女真贵族宗望等又闻童贯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进谏，“苟不先举伐宋，恐为后患”③。金太宗便以宋背盟违约为理由，1125年（金天会三年）在灭辽后，下诏南下伐宋。从此开始了100余年连绵不断的争夺战。次年正月，金兵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钦宗即位。是年底，钦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史称南宋。当闻张邦昌被赵构杀后，金太宗发兵大举南下，先追赵构至扬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还军。金兵北返途中，在镇江遭到宋军阻击，“横尸十五里”，统帅兀术（宗弼）“穷蹙”④。兀术后虽率军转战到江宁（今南京市），于1130年夏渡过长江，但表明金已无法征服南宋。女真贵族改变大举南侵的战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为第二时期。女真贵族采取以战迫和，巩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统治者则妥协退让，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后，一些女真贵族认识到，“怀柔之道有所未颈，时女真兵内又出现厌战情绪，经过一番策划，金太宗一面调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陕西战场，一面立宋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将山东、河南、陕西地归其管辖，利用他作为对付南宋的藩篱。随之，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益尖锐。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国主战的宗翰死，倡议以“废齐归地”与宋的主和派挞懒掌握了兵权。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议和的情况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陕西地与宋”的要求⑤，条件是，宋对金称臣，岁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39年和议成。太傅宗干、左副元帅宗粥初虽亦主和，但不同意将河南、陕西地归宋，在和议成后，为收复“河南地”奏请诛挞懒。
1139年，熙宗杀挞懒，接着“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⑥。金兵初虽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多次被击退，于是和议又开。1142年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按规定，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①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满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顾及金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内部重重矛盾，②欲“万里车书已（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③，企图要统一中国之心跃然纸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将32总管兵凡60万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颜雍发动政变，在辽阳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后，世宗面临诸如大将纥石烈志宁等一些女真贵族反对他称帝等问题，使金不能与宋继续作战，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动表示“罢淮甸所侵以修好”④。南宋王朝本是一个偏安政权，这时主战派想趁金内部不稳，出兵一举收复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战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为金世宗赢得了时间，可用全力整顿内部。正当契丹人起义被他镇压下去时，宋高宗让位于血气方刚、图复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战派势力抬头。孝宗虽起用主战派，但朝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张浚发动北伐后，前线主要将领不和。致使有“符离之溃”。投降派乘机攻张浚，“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宋孝宗亦欲议和①。纥石烈志宁在赴任“经略南边”时，金世宗曾面谕，“宋若归侵疆，礼如故，则罢兵”②，故致书于宋。在志宁的威胁下③，宋派卢仲贤往金营议和。经多次往来交涉，1165年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恢复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称为叔侄相称，减岁币10万。④与绍兴和议相比，金作了让步，即宋不再向金称臣，岁币银绢各减5万两匹。
1165年至1214年为和平相处第三时期。后期曾有几年兵戎相见，终以宋失败告终。隆兴和议签订表明：金不仅不能灭南宋，就是保住已夺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金采取保边防宋的方针；南宋的主战派也认识到，夺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只能以待时机。因此，双方和平相处维持了40余年。
12世纪末，金国境内连年遭灾，北部鞑靼等部屡次扰边，致使兵连祸结，府库空匮，“群盗”蜂起，民不堪命。⑤时南宋韩侂胄手握军政大权，谋恢复中原以图盖世功名，于1205年草率发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筹划北伐，虽不同意群臣“先举”之策，但亦命仆散揆会兵于汴（今开封市）以备之。韩侂胄北伐本是“侥幸万一”，故初战屡受挫。当仆散揆兵分九道以声西击东渡淮后，宋军溃走，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罢兵”。韩侂胄亦以师出屡败，转而“愿讲和息兵”⑥。
1207年议和再开，金提出：改叔侄国为伯侄国，增岁市30万两匹，犒师钱300万两，还淮北南流人，以韩侂胄头赎淮南地。杨后与兄杨得山及史弥远勾结一起杀韩侂胃，答应金的条件，次年议和成⑦。
1214年至1234年金亡为第四时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后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无力抗拒蒙古军南下，企图夺取南宋地以图存，于是双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1211年蒙古兵大举侵金，南宋见“金国有难”，先不按时给金岁币，后于1214年发兵攻金。⑧金初取守势，后宣宗殉在术虎高琪等“侵宋以扩疆土”的鼓动下，1217年发兵渡淮伐宋。金多次发动进攻虽在东、西两面取得小胜，但终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胜与宋议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绝，战事又起。⑨金哀宗守绪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特别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胁，拟与宋休战，并“榜谕军民，更不南伐”⑩，仍未得到宋响应。南宋既不同意议和，但亦无力灭金。①在北方，蒙古贵族鉴于多次与金作战，光靠自己力量一时难以灭金，1233年初（宋绍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议夹攻金”，南宋朝臣除赵范外，皆同意与之联
发表于 2011-9-26 00:59:26|只看该作者 合，“可遂复仇之举”。是年十月，宋兵从蒙古兵“合围金主于蔡州”②。1234年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终在蒙、宋联军围攻下灭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余年，后亦为蒙古所灭。
二、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文化交往
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熟女真与山东半岛的汉人更有民间往来，将马海运出卖③。在金、宋对峙的100余年里，双方统治者虽断断续续有过三分之一时间的武力争夺，但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很频繁。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两条渠道。
榷场贸易：榷场，为双方商人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的互市场所④。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潮，以通贸易。宋随即答书“并如来书所谕”⑤。由于金灭辽后旋即发动征宋战争，设置之议未见实行。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边设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颍、蔡、巩、洮、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地设立榷场，宋则置榷场于盱胎军、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在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积极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一处外，余皆关闭；宋相应亦只留盱眙一处，余并罢之。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亦均关闭。⑥1164年，隆兴和议成，随之金复榷场，宋亦于次年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对陕西沿边榷场除留一处外，余悉罢之。1205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场废置无常。来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布、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龙等⑦。从金、宋两王朝在榷场岁获的税收额看，榷场贸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场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近4倍⑧。
民间走私贩卖：金、宋在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由于时战时和，故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商人为了逃避纳税获厚利，对榷场允许交易的货物亦偷运私相买卖。于是，民间的走私贩卖成了两民族人民互通有无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认为，走私贩易货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⑨因为宋臣在讲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⑩。金方私贩出境的，主要为盐、米面、马等，①宋方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
金境内的女真和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换则是事实。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起了经济交流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由于女真崛兴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当时汉文化已相当发达，交流主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对峙时期女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金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仕辽、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贵族对其中有用之人材，不仅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用其帮助创建各种制度和建立城郭，而且还拜之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如：韩企先，燕京人，仕辽官至中书令，降金后，金太宗知其博通经史，调至京城，担任尚书右丞相，对仪礼制度“或因或革，咸取折衷”②。韩昉亦为燕京人，辽末进士，归金后，不仅许多制度的创制皆出其手，而且后来即位的熙宗，亦从其获得儒学之教，“尽失女真故态”，熙宗推行汉官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③张用直，为居辽临演府的汉人，“少以学行称”，陷金后，被宗干招致于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师。亮为王后，又令教其子，并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求学，宜善导之。”④金朝帝王及贵族如此崇尚汉文化，一般女真人在与汉人错居杂处中向汉儒学习，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许多均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们不放归，或授之以官，或请以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虚中，蜀人，1128“年（金天会六年）使金，女真贵族颇爱其“才艺”，加之官爵，即受之。他与韩昉等人为金廷“掌词命”，又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为熙宗批答大臣奏请，是宋使中对熙宗改革影响最大的物⑤。张邵，乌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会宁时，“金人多从之学”⑥。洪皓，番易（鄱阳）人，出使金国被扣留10余年，刚直不阿，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金人“争钞诵，求锓梓”。金宰相完颜希尹爱其才，“使教其八子”⑦。《宋人佚事汇编》中还谈及其在金期间，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在晒干的桦树皮上，教授当地的百姓子弟，被称之为“桦皮四书”。
女真贵族对取得汉图书文籍，视同珍宝，甚或过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发兵攻取辽中京时，就诏谕诸将领：“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1127年初，金统帅宗翰在灭北宋还军时，将来都城中的公私图书典籍与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载之以归。②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国时，亦皆携入不少书籍。③汉籍入金后，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熙宗即位后，读《尚书》、《论语》等，夜以继日。④为了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金设立了译经所。根据金世宗旨意，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于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进世宗。世宗命宰臣颂行，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⑤章宗时，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诗文集26部。章宗犹不满足已得的汉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诏求购《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⑥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国境内广大的汉族士人在两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真文化虽不及汉文化发达，但亦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田玮的《北鄙须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国志》、张汇的《金虏节要》以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大金集礼》、《金国世系》、《塞北纪实》等，大多都是汉人写的，无疑参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写成。
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彼此相互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接近。⑦另一面，今夏令时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时，将女真地区的优良种子带到了他的故乡今江西省鄱阳县，⑧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种。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很深的：女真人习汉语，改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制；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认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今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⑨，等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南宋都城临安，早在1163年（宋隆兴元年），已“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正”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⑩。而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女真衣冠当时更为流行，范大成的《相国寺》诗中即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三、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政治、经济联系
女真与党项，在辽代一为辽属部，一与辽为甥舅国，两民族居地相去万里，无直接交往。在金灭辽过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辽天柞帝至西夏毗连的辽西京地区，从此揭开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联系的篇章。
女真与党项族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民族各建立的金与西夏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上。
1122年，天柞帝“走阴山”，西夏王李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驻天德，开始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直接接触。两军交战后，女真兵初小受挫，后斡鲁与娄室合兵夹击，大败西夏兵于宜水。次年，西夏先发兵屯可敦馆，阻止女真兵追辽帝，后又遣使请逃亡在外的天柞帝“临其国”①。女真贵族为“沮疑其救辽之心”，于是年改变方针，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并答应“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许割地以作酬尝，西夏贵族并未立即答应，后金将宗望又写书给李乾顺说：“果欲附我，当如前谕”，并威胁说：“若犹疑贰，恐有后悔。”②在辽灭亡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西夏才向金太宗进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③。金许诺将辽属下塞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泺以西地割给之。④辽灭后，李乾顺依金的诺言，于1126年进军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争夺宋西线之地，一面发兵南下攻北宋，一面遣将率数万骑以出猎为名，“逼逐夏人”，夺取天德、云内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继立，女真贵族为联夏制宋，消除西夏贵族的怨愤，将原属北宋陕西的“北鄙”地，以黄河为界割予西夏，以抵偿其失去的天德、云内等州地。⑤自此以后，金与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频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节，西夏均遣使赴金庆贺，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节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来凡321次，其中和平时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⑥在和平相处的80余年中，虽有过一些小的磨擦，终因双方均需要联合以制南宋，未酿成大的冲突，特别是女真贵族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南宋，金应夏人之请，在西北地区从1137—1146年先后将乐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割赐与西夏。⑦然而，金对西夏采取的较宽容政策，并未换得夏人以事辽之诚事金。12世纪末，当金王朝北部连年受到蒙古诸部侵扰，宋又趁机北伐时，党项贵族也乘金国之危，于1210年（金大安二年）发兵攻金霞州，夺取金的属地。⑧此后，两国虽有使臣往来，但和平相处的局面已遭破坏。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枢密使派二僧与宋边将联络，“欲与共图金人”。此举虽未成功，但自是金与西夏连岁“交兵”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②。1220年（金兴定四年），金边臣曾与西夏议和，西夏见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继续攻金。后来，党项贵族怕受到金与蒙古的夹击，才干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西夏虽争得了改君臣相称为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③但国力已耗尽，不出两年，为蒙古所灭。金也只苟延了7年，为蒙、宋联军所亡。
女真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榷场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与北羊城之间设榷场，“以易北方牧畜”。此地离党项人分布区不远，当时无疑已有党项人来此与女真人贸易。西夏臣属金国后，因初为争夺天德、云内等州地，金、夏关系一度紧张，故直至1141年（金皇统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场的要求，金才开设专与西夏贸易的榷常金先后设立的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以上均在今陕西、甘肃两省境内）、东胜等处。从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于边防考虑和阻止丝帛流入夏境，先后罢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常在西夏要求下，绥德场关闭几年后复开，保安、兰州二场亦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复置④。从金、宋交战时期双方均关闭榷场看，金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无疑在金、夏交战后亦多罢之。榷场的设置与复开，均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为金所隔，无法与南宋互通有无，短缺物资主要靠从女真人控制的中原地区发表于 2011-9-26 01:00:25|只看该作者 取得。而女真贵族所以常常满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军事需要的西夏马匹。⑤但是，金的这一愿望常不能如愿以偿，所换得的尽是珠、玉之类，而西夏倒能获得其所需的丝帛。因此，金世宗对宰臣说，西夏是“以无用易我有用”⑥。金、夏榷场贸易，对丰富党项人的生活，促进西夏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还有以下三条渠道：一，沿边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来的馈赠与贡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贸易3天⑦。
四、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和与蒙古人的关系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⑧。这种较宽容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特别到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以至后来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⑨。有金一代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掠夺。辽朝契丹人已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生产。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荆①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②，进行勒索。至于被骗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就是屯田军户，也要交纳赋税，可见，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兴和议”前，金屡发兵南下伐宋，不仅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要为女真贵族去当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壮，亦常被征调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尽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户求留一子照顾亦不可得。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女真贵族的拒绝③。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无路可走，终于引发了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的大起义。
第三，残酷的镇压。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起义，不是改弦更张缓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杀之，或调集大军围剿，进行镇压。如1132年（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动败露后，金统治者不仅捕杀了为首者及其家属和“余党”，而且元帅府还下令上述诸路，“尽杀契丹”，持续月余方止。④又如为抵制海陵王南伐强征丁壮，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诸部反”，海陵王即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开杀戒祭行，其中被杀的有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子男130余人。⑤此后金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亦均奉行调兵征讨的政策。
第四，分散迁徒，强制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已对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前述诏告下属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⑥。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⑦。到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他曾诏告宰臣，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①。
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种种民族压迫，虽为巩固金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暂时成效，但大多数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窝斡等领导的起义被金世宗镇压下去后，契丹人仍不断掀起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义有：章宗承安年间陁锁等领导的特满群牧起义，卫绍王崇庆元年耶律留哥发动的辽东契丹人大起义，大起义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
女真与蒙古诸部，在辽朝同为契丹属部。金灭辽后，蒙古诸部转附女真。强悍的蒙古人在辽朝（时称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灭辽过程中，常借兵于彼。但辽亡后，女真贵族不仅不兑现“元约”，反在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冬，乘其不意发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诸部臣附之心，兵端屡起。②1139年冬，金万户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结果在粮尽而返时被蒙古人大败之。③此后，金困于“蒙兀之扰”，又鉴于都元帅宗弼曾亲率8万“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现实，遂于1146年主动派肖保寿奴前往蒙古议和。次年和议成。金割西平河北27团塞给蒙古，并岁遗牛羊米豆，册蒙古酋长为蒙古国王。④金世守即位后，为遏止蒙古诸部：一面在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70，屯驻重兵，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另一面遣使招谕蒙古（阻■）⑤，终使两民族和好相处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世宗又仿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斡勒忠奉命使边受贡，“归致马四千余匹”），金朝重行，“答赐”。从金章宗“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塔塔部背金铁木真出兵助金征讨看，⑥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时与金的关系还相当密切。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编为金的边防军，《金史兵志》所列西北、西南十乣军中，有萌骨乣⑦。
但是，女真和蒙古诸部贵族毕竟是一群剥削者，他们常为掠夺财物和个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动干戈⑧。金章宗即位后，广吉刺部“屡胁诸部入塞”抢夺财物，合底忻、山只昆二部“连岁扰边”。为此，金章宗于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征讨，继以右丞相完颜襄代之，连续出兵北伐。①女真贵族施行的屠杀政策，使蒙古诸部与金的矛盾日益尖锐。前述助金之铁木真因宗亲咸补海罕被女真贵族所杀，“欲复仇”。
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称成吉思汗（皇帝）后，即谋伐金，只因对金的底细还不很清楚，才未敢轻举②。两年后，金章宗死，卫绍王立，成吉思汗认为他乃庸懦之辈，不值得向他称臣纳贡，遂与金断绝往来。
1211年，他便自将大军南下伐金。此后金终于1234年为蒙古所灭。
第四，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经济交往一面。金初，女真贵族为解决代宋战马之需，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置榷场，收购蒙古马匹。此前，宋在河东、陕西地区行用铁钱，金占领这一地区后废行，而蒙古诸部在契丹统治时期，因契丹严禁铁出境，铁兵器甚少，箭镞多以骨为之。云中榷场的开设，使河东、陕西地区的铁钱尽流入蒙古，他们用之作兵器，战斗力益强，终成金之掘墓人。③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一、女真贵族的腐败与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亡情形有似辽朝，辽为属部女真族所灭，金则为蒙古所亡。似为外因，实是内因所致。女真贵族的腐败反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女真贵族问鼎中原后，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已趋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后，杀重臣和宗室子孙150余人④，形成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金正处于上升时期，终未引起金政权的崩溃。世宗为政，以仁易暴，与民休息，金获中兴。章宗继位，臻于鼎盛，但在宠妃李师儿、宰相胥持国及其朋党的推波助澜下，为争权又开杀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杀，一批文臣武将多受牵连被诛，或“坐除名”⑤。章宗死后，卫绍王不满李师儿干政，赐其自尽，同时将其党羽铲除。但昏庸的卫绍王又不听大臣劝阻，委军权于在章宗时已“贪愎不法”的纥石烈执中。执中获权后，即与朋党阴谋作乱，在蒙古军逼近中都时专务驰猎受责后，便与完颜丑奴等矫诏发动政变，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杀卫绍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杀戮。宣宗即位，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等官爵。时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兵屡战不利，怕执中以军法诛已，遂率军入中都，围执中宅，杀之。宣宗无奈，不仅赦其罪，还授以左副元帅。⑥高琪为相后，结党营私，与高汝砺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后宣宗虽将其诛戮，也认识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无法改变权臣的专横局面，对镇守一方的武将拥兵自重，随便诋毁宰执，戏弄朝臣，击杀无辜，听之任之⑦。1233年（金天兴二年）初，在蒙古、宋联合攻金的形势下，又发生留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之乱；同时蒲察官奴又发动政变，囚哀宗守绪，杀朝臣尚书左丞李蹊以下300余人，军将、禁卫、民众3000人。后崔立等虽为李琦、李伯渊所杀，官奴及其党羽亦伏诛，①但大金在互相残杀中，至此元气已丧荆
第二，吏治乱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后，由于升平日久，入仕途径增多，吏治之弊逐渐严重。金章宗虽作过整顿，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更趋腐败。②宣宗南渡后，吏治更乱。首先官吏与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员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余员，5年后的泰和七年达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时”③。章宗以后，金廷多故，统治区域逐渐缩小，官吏总数已无从查考，但从1214年（金贞祐二年）宣宗“诏许诸人纳粟买官”，1232年（金天兴元年）哀宗下诏“卖官，及许买进士第”看④，金末官多的情况更趋严重。其次，新增官员，非贤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监孙复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员中，以“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这样入仕的官员，大多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和百姓办事，他们对公事“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更有甚者，“贪黩相尚”，利用职权“贪暴不法”⑤。再者，最高统治者亦不尽心政务。如史称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宣宗，南迁后要工部为其特制鞠杖，在开封购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时术虎筠寿为器物局直长，知后将家中所有鞠杖以进，并谏：“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对此忠良之言，宣宗听之不悦，“掷仗笼中”，次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⑥官吏和君主的弄权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贵族与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侈靡之风在章宗时已相当严重。金末女真贵族不惜民力国财的腐败情况，此举两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为增筑归德行枢密院，仅用工，拟数百万；50000016_494_2⑦二是内族完颜白撒，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为尚书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国危亡之时，“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⑧。
女真贵族的腐败，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他们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和贪欲，便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如刘从益在金末任叶县令时，该县户口比前减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万石税赋要百姓如数缴纳。⑨又如宣宗南迁时，河北的官吏竟对避兵乱南逃的百姓，需给钱财后，“始听民渡河”①。金在后期，“括粟、阑■，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予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②。繁重的赋敛，加上严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极的反抗是“率弃庐田，相继亡去”③。更多的百姓则拿起武器，为推翻腐朽的女真贵族统治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发表于 2011-9-26 01:01:35|只看该作者 自金主宰中原后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④前期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前述撒八、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后期声势空前、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红袄军。红袄军是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领导的多支起义军的总称。它以山东青、潍、莱三州为中心，活动地区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约从1205—1262年）。⑤由于红袄军起义发生在北有蒙古军相继南下，西有西夏屡与金交兵，南有南宋与金的兵端再起，故红袄军波澜壮阔的反金武装斗争，极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此外，在宣宗南迁时有乣军之变，在山西有西京军民变，在陕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阳有布陈谋反⑥，在东北有1212年（崇庆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贞祐三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起义和反金活动，严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的统治，使蒙古军能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后，数月间众至10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次年，留哥称王，建立大辽国，改元元统。后留哥逃附蒙古，起义军群众于1216年推耶厮不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进入东北地区，于1219年“定之”⑦。蒲鲜万奴本为金辽东宣抚使，1215年奉命领兵40余万镇压留哥起义军，败回东京（今辽阳市）后，于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谋克人，皆附之。次年，降于蒙古。后虽叛蒙古自立，改称东夏国，⑧但因力薄势孤，元太宗窝阔台于1233年发兵攻之，万奴被擒，东夏亡。⑨东夏辖地东滨日本海，西至今张广才岭，北抵东北流松花江，南约达今朝鲜咸镜南道⑩。
二、金朝灭亡后的女真人
威震遐迩的女真人，金亡后可谓销声匿迹，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①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②。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剩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③，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④。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⑤。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⑥，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⑦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⑧。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⑨。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①。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②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③即是明证。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④，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剩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⑤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⑥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11）。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⑧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⑨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⑩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总之，金亡后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万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旧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别称之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时在与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响，女真文化无例外地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若作大体划分，金建国前文化简朴，是其所固有的；灭辽亡宋后，落后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空前繁荣。
（一）语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只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语汇。在无文字前，女真人记事、部落内传令，“刻木为契”，事急者三刻之；与邻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国后，阿骨打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文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1119年（金天辅三年）字成颁行。以后熙宗又采用汉字和契丹字偏旁制女真字，于1138年（金天眷元年）颁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与希尹所制字并行①。前者称大字，后者称小字。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汉字、契丹字仍同时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诏罢行契丹字②。金廷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师设有专人传授的学校，生员由各路选送。世宗时，又以女真字译“经书”，选诸路贵族子弟习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为金王朝培养有用人才。③金亡后，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与饮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献祖绥可时，“始筑室，有栋宇之制。”④但直到金建国时，屋高一般只数尺，顶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也以木为之，门皆东向。室内环屋作土床（坑），下可烧火取暖，寝、食皆在其上。⑤世祖劾里钵时已出现酒楼，但从阿骨打称帝初还居“冬暖夏凉”的屋子看，当时阁楼建筑尚极简陋。⑥迁居辽东和中原地区后的女真人居室，与北方汉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饮食，在绥可以前，主要以飞禽走兽为食物之源。农业虽早已出现，但直至金初马扩所见，其地不种谷麦，只种稗子。⑦一般平民的饭菜，“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⑧。阿骨打等贵族所食，亦只是稗子饭，“列以蛮韭、野蒜、长瓜”，只是多一些猪、羊、鸡、鹿、兔等肉类。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各取佩刀脔切荐饭”①。还有一种独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②。女真人皆喜饮酒，以醉为快；然醉则必缚之俟其醒，否则乱杀人。酒以糜酿之。饮食用具皆以木为之，有盆、碗、构等。饮酒用一木构“自上而下，循环酌之”③。从1125年许亢宗在咸州已见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在会宁参加御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④，建国后女真的饮食逐渐与汉人接近。
（三）服装与发式
女真人的服装，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裤，春夏以麻布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红丝绵紬为衫裳（间亦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贫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裤，秋冬以牛、马、
猪、羊、猫、犬等皮为衫，裤、袜亦皆以皮为之。妇女穿“大袄子”的无领上衣，状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锈帛，以单裙笼之。⑤入居中原后，猛安谋克户渐穿汉服，女真贵族也学着汉族统治者衣以颜色分等级，有朝服、常服之分，所异的只是左衽。⑥发式，男子剃去头顶前发，留颅后发，编辫垂肩，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灭辽克宋后裹逍遥巾，或裹头巾，各随所好。
（四）婚姻与丧葬
女真人早已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制（11），是其婚制的原则。缔结婚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办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经缔结，“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改变（12）。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结婚年龄到路上唱歌自择丈夫，歌词内容包括介绍“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未婚欲娶者听后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后即携之而归，然后备礼物带着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⑨此外，还有抢劫婚和买卖婚，买卖婚男方多为富人，“以牛马为币”。亦存在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的“妻母报嫂”收继婚。⑩
金建国后，婚俗变化较大，主要为：与渤海、契丹、汉人通婚，并为金王朝倡行：“妻母报嫂”收继婚到金世宗时已不严格实行；抢婚已演变为只在一年一次的“纵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丧葬，是无棺椁的土葬，但已出现富人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的殉葬。流行亲友奔丧以刃剺额血泪交下的“送血泪”和将祭祀之物尽焚之的“烧饭”风俗（。从考古发现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椁，贵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于殉葬的奴婢和马，贵族死后也实行火葬；①送血泪的习俗已停止。
（五）节庆与拜礼
女真人原不知纪年，计岁数以“草一青为一岁”，人皆不知生辰，连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国后，才自择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节日为其生日②。后“渐染华风”，遂有了正旦发表于 2011-9-26 01:07:18|只看该作者 、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等节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阳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礼，后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端午拜天后还举行射柳、击毯之戏。③女真人见长者及君主有其独特的拜礼：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摇肘，摇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拜礼。直到金后期还规定，女真官员除穿公服者行汉拜礼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礼④。
（六）信仰与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万物有灵，相信它们能给人以祸福，亦能知人祸福。又与东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样，最崇敬天，认为天神主宰一切，战争胜负，各种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节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仪为：“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⑤。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导致了沟通人与神鬼之间使者萨满（亦作珊蛮，即巫者）的出现。早在昭祖石鲁时，因久无子，往“能道神语”的萨满处祈祷。萨满为人治病，为人复仇。⑥在渤海、契丹和汉人的影响下，佛教、道教相继传入。金初已“奉佛尤谨”，道教约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后始有之（11）。但至金末仍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女真人。
（七）艺术与体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择偶、宴饮，且歌且舞。歌舞古朴粗犷。早期乐器只有鼓、笛，歌只有“鹧鸪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见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着“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⑧随着金据有辽、宋之地，乐器增多，舞蹈种类日繁，并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号已采用宋乐，宫廷有雅乐、渤海乐、“本国旧音”等。到金世宗时，“宴饮音乐，皆习汉风”。世宗曾力图恢复女真歌舞旧俗。经过“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时金石之乐已“粲然大备”⑨。女真人的体育均与习武有关，因为他本是一个狩猎民族，又以骑射得天下。项目主要有角力（角抵）、击球（击鞠）、射柳。角力（类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时屡行此戏，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间行之。⑩击球、射柳本为辽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击球，上自君主、军将，下至民间，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击球众分两队，皆乘马，手持数尺长的鞠杖，共击一状如拳的毬，以击入板门孔囊中者为胜（或说只一板门，或说两端各立一个）。射柳则为：在毯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以一骑为前导，射者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断去青皮处并以手拾之而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断未去皮处或中而不断与不能中青为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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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75、176页。
⑧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64页。
⑨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76—184页。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第199页。
①《辽史》卷一，第2页。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2页。《松漠纪闻》、《文献通考》等有相同记载。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956页。
④《大金国志初兴本末》。《宋会要辑稿蕃夷三》、《文献通考女真传》有相同记载。
⑤[日]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载《东北丛刊》民国十九年第8期，第9页。
⑥《满洲源流考》卷一，第2页。
①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②即实对女真含义有另一说见解，他在《契丹国号解》文中认为：“女真之名，始于辽代，其前不见记载，女真当非自称，而是契丹人使用的称呼，契丹语谓金曰女古。女真当是女古真之略记，义为‘金水居民’，或是‘掏金之人’”（《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
③《辽史》卷三，第30页。
④冯继钦认为：“长白山三十部女真的先人应属白山靺鞨”（《辽代长白山三十部女真新探》，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第14页，白山靺鞨即靺鞨白山部。
⑤《金史》卷六，第132页。
⑥《金史》卷八八，第1964页。
①以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说郭》卷二五引《北风扬沙录》，《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女真传》。
②《满渊源流考》卷一一，第1页谓，“生熟盖新旧之意”，生熟女真如同新、旧满洲，不取其说。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1页。有说此72部落皆属生女真。
④生女直部、回跋部所指，比生女直、回霸女真包括的部少。
⑤《辽史》卷一三，第140页；《辽史》卷一五，第17O页。上列乙典女直部为北女直4部之一，《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云：其先人原为长白山星显水、禅春河女真，后被辽“签为猎户”，遂“奢籍”契丹，当初属生女真。
⑥《金史》卷六七，第1584页。
⑦详见杨保隆：《辽代女真别称考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第61—76页。
①《金史留可传》称四大支系首部为完颜、徒单、乌古论、蒲察，而《百官志》又列四大支系首姓为完颜、裴满、吾古论、唐括。因后者为金章宗时的姓氏著录。
②《金史》卷一，第2、3、6页；《金史》卷六五，第1563页；《金史》卷六七，第1573页；《金史》卷六八，第1595页；《金史》卷六○，第1621页。
③《金史》卷六三，第1499页；《金史》卷六四，第1524页。
④《金史》卷一，第13页；《金史》卷六三，第1501页；参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132页。
⑤《金史》卷一，第9页；《金史》卷六三，第1501页；《金史》卷六八，第1595页；《金史》卷八一，第1819页。
⑥《金史》卷六七，第1577—1579页；《金史》卷一三五，第2882页；《金史》卷六七，第1584页；《金史》卷八一，第1816、1824页。比今地理，综合诸家之说，下同。
①《金史》卷六五，第1539、1543页；《金史》卷六七，第1573、1581、1583、15页；《金史》卷一。第13页；《金史》卷六八，第1593页。
②《金史》卷一，第12页；《金史》卷六五，第1539页；《金史》卷六○，第1613、1614页。
③《金史》卷六三，第1500页；《金史》卷六七，第1583页；《金史》卷七○，第1618页；《金史》卷八一，第1815页。
④女真社会内有两种部落联盟：一为流行于世界各族中的亲属部落联盟；一为地区性的非亲属各部的联盟，此指后者。《金史》卷六七，第1577、1578页。
⑤《金史》卷一二○，第2615页。婆卢木即蒲卢买水。
⑥《金史》卷一，第15、16页；《金史》卷六五，第1540、154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3页；《金史》卷七一，第1631、1638页。
①《金史》卷一，第5—6页。有人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说随阔（绥可）“教人烧炭炼铁”，认为在绥可时生女真已掌握冶炼技术，与《金史景祖纪》记“生女直旧无铁”矛盾，不龋
②《金史》卷七三，第1672页。
③《辽史》卷六○，第932页；《金史》卷一一，第119页。
④《金史》卷一，第10页；《金史》卷六七，第1575、1581、1584页。
⑤《金史》卷二，第22页。
⑥此看法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后女真众酋结盟，推（函普）为首领”。又《金史留可传》载：“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说明女真人早期有过近亲部落联盟。
⑦《金史》卷一，第3—6页；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40、41页。
①《金史》卷一，第7—15页；《金史》卷六七，第1574—1580页、1581—1586页。
②《金史》卷二，第20页。《世纪穆宗纪》作，“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
③《金史》卷二，第22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9、10页。
⑤以上据《金史》卷二，第22—28页；参《辽史》卷二七，第326—329页。关于出河店之战辽军统师及兵数，《辽史》与《金史》所记不一，此据《金史》。
①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四，第15页，引马扩《茹斋自叙》中有阿骨打自言：“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步阵，大概出此。”
②《金史》卷六五，第1542页云：“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为勃堇而不令典兵。”
③[日]三上次男考诸家对谋克含义不同解释后说，“这些说法大略相同，可知谋克有‘乡里、族、族长，等的意思”（金启狞译：《金代女真研究》第134页）。这样讲，未讲清谋克有多种含义，是因其有从血缘组织转向地域组织这一变化。
④据《金史兵制》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屠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似猛安与谋克是同时产生的，不符合女真历史发展历程，故不龋
⑤《金史》卷六七，第1575页。
⑥《金史》卷四四，第1002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第8、9页。
①参王可宾：《女真国俗》，第241—244、248、249页。
②《金史》卷五七，第1312—1315、1329页。
③《金史》卷四七，第1062、1063页。
④《金史》卷四四，第993页。
⑤《金史》卷二，第29页。
⑥《金史》卷七七，第1763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卷四四，第993页。
⑧《金史》卷八○，第1809页；卷四四，第993页。从王可宾《女真国俗》第181页之说。
①《金史》卷六，第132页。
②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371页说：“大定九年（1169年）以后完全罢除契丹及奚人等的猛安谋克”；（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第145页则说：“契丹人和奚人都是直到金未为止一直享有猛安谋克特权的民族”。
③以上均据《金史兵志》。
④《金史》卷七二，第1658页。
⑤《金史》卷二，第31页；卷七二，第1650页。
⑥《金史》卷二，第35页；卷四六，第1032页。
⑦《金史》卷七四，第1705页。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九月条。
⑨《大金国志太宗纪》天会十一年条（《大金国校证》第126页）。
⑩《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引赵子砥《燕云录》。
①同上书，第63页。
②《大金国志熙宗纪》皇统五年条，卷三六《屯田》条（《大金国校证》，第173、52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第8页。
③《金史》卷四四，第993页。
④《金史》卷八九，第1987页。
⑤《金史》卷七，第175页；《金史》卷四四，第995页作大定二十一年。
⑥《金史》卷四四，第996页；《金史》卷四六，第1048页；《金史》卷八九，第，1987页。
⑦《金史》卷八，第188页；《金史》卷四四，第996页。
⑧《金史》卷一二○，第2621页。
①《金史》卷四四，第995、996页。
②孙进己等：《女真史》，第102、104页。[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第452页认为，经过迁徙后的女真人发表于 2011-9-26 01:07:20|只看该作者 分布为，上京路九十余万口，其它长城以北各路有五六十万，河北各路一百余万，河南六七十万。
③《金史》卷一○九，第2406页。
④有人据史载癸巳岁“康宗死，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认为勃极烈制在金国建立前已存在，不足以为证。
①《金史》卷二，第27、28、29、35页。
②《金史》卷三，第49页。
③同上书，第64页。
④《金史》卷四，第70、71页。
⑤王可宾等不举阿徒罕，皆以大祖从兄弟斡鲁为迭勃极烈，《金史斡鲁传》中确有“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之记载，《太祖纪》收国二年五月条也记：“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
①《金史国语解》。参王可宾：《女真国俗》第139—144页；武王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74页；赵冬晖：《金初勃极烈官制的特点》，载《辽金史论集》，第375—378页。后者认为，诸勃极烈之冠称，“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表示职掌的”，只是“表示勃极烈的等级地位的”。
②《金史》卷二，第39页；《金史》卷七五，第1724页；《金史》卷七八，第1776页。
③《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金史纪事本末》卷二，第54页。
④《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⑤《大金国志太字纪》天会三年年十二月条记：“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
⑥《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页；《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⑧按刘彦宗传，谓彦宗死在天会六年，与四年稍异。
①《金史》卷三，第65页；《金史》卷五四，第1193页；《金史》卷七八，第1777、1778页；洪皓：《松漠纪闻》卷下，第5页。
②《金史》卷四，第70、71页；卷五五，第1216、1217页。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第1388页。
④《金史》卷四，第72、73页。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第1388页。
⑥《金史》卷四，第70、72、74、76页。
⑦金在东北的一些路下还设有路，如上京路下辖有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易苏馆路、胡里改路等，东京路下有婆速府路。下一级路的地方，多为猛安谋克较多或全是猛安谋克户。
⑧《金史》卷五，第96、106页。
①有说女真族的奴隶制在金国建立前已确立，金王朝建立后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或说景祖乌古廼时已建立起奴隶制规模，阿骨打为都勃极烈时已是奴隶社会，金国建立后奴隶制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但直至章宗时才完成；一说建国前为原始社会，建国后是奴隶社会，熙宗时转变为封建制，等等（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2页）。
②《金史》卷二，第24页。
③一般认为在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此所以说至泰和年间，是据章宗在泰和四年才“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金史》卷一二，第269、270页），正式承认出租土地是合法的。
④《金史》卷二，第29、38、40页。
⑤《金史》卷三，第48、61页。
⑥《金史》卷三，第63页。
①《金文最》卷四《诏令》，天眷二年《更定宫制诏》，第49页。
②《金史》卷四七，第1046页。
③同上书，第1046、1047页
④《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
⑤《金史》卷四七，第1046、1047页；《金史》卷九七，第2168页。
⑥《金史》卷四六，第1035页；《金史》卷九，第209、217页；《金史》卷一一，第256页；《金史》卷一二，第269、270页。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六，第565页；《金史》卷七四，第1704页。
②《宋史》卷三六五，第11378页；《宋史》卷三六四，第11361、11362页。
③《金史》卷四，第72页；《金史》卷七七，第1764、1765页；《宋史》卷三七一，第11523、11524页。
④《金史》卷四，第75页。
①《金史》卷四，第78页；《金史》卷六七，第1755页；《大金国志》卷一一，皇统元年、二年条，第162—164页。
②《金史》卷五，第94、95页云：海陵即位后，杀太宗子孙70余人，宗翰子孙30余人，诸宗室50人，可佐证女真最高统治集团内斗争十分尖锐。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引《正隆事迹记》，第11页。
④《金史》卷一○七，第2357页。
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第3670页，孝宗隆兴元年六月癸亥条载：“至是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
⑥《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一引《续纲目》第531页。
⑦《续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第3674页，孝宗隆兴元年八月戊寅条。
⑧有作和议成于1164年。此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七，第823页；《金史》卷六，第135页；《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第3695、3696页。
⑨《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第925页。
⑩同上书，第930页。⑤⑨⑤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第931—934页；参《金史》卷一二，第282、283页。
②《金史》卷一四，第303页；《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55、956页。
③《金史》卷一五，第327—341页；《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61—963页。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68页。
⑤据《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七，第4547页载，金哀宗在金亡前一年还说：“……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矣。”此虽是夸口之辞，但可察知宋军之战斗力。
⑥《宋史》卷四一，第797、798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九一，第1025页。
⑦《文献通考》卷三二七，第2570、257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8、9页。
⑧《金史》卷五○，第1113页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大有助于经用焉。”
⑨《三朝北明会编》卷一三，第12页；卷一四，第4页。
⑩《金史》卷五○，第1113页；《宋史》卷一八六，第4565页。
①《金史》卷四九，第1108页；卷五○第1114页。《宋会要辑稿》第140册，《食货》卷三八，第5487页。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209页。
②《金史》卷五○，第1114、1115页。
③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16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第3117页。
⑤金章宗曾规定，私卖马者“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金史》卷一二，第277页）。
⑥《金史》卷七八，第1777、1778页。
⑦《金史》卷一二五，第2714、2715页；《大金国志》卷一二，第179页。
①《金史》卷一○五，第2314页。
②《金史》卷七九，第1791、1792页；赵冬晖：《论金熙宗时期国家政体的转变》，载《辽金史论集》第二辑，第239页。
③《宋史》卷三七三，第11555、11556页。
④同上书，第11557—11562页。
⑤《金史》卷七六，第1737页。按辽中京所藏图书文籍，大多当为汉籍。
⑥《大金国志》卷四，第65页。
⑦《金史》卷七九，第1792页。
⑧《金史》卷四，第77页。
⑨《金史》卷八，第184—185页。
⑩《金史》卷九，第218页；卷十，第231页。
①参见肇东县博物馆：《黑龙江肇东八里城清理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2期；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绥滨永生的金代平民墓》，载《文物》1977年第4期。
②洪皓：《松漠纪闻》卷下，第3页。
③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382页。
④《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一五，第7022页。
⑤镶金史》卷七二，第1650、1651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5页。《辽史》卷二九，第347页。
⑥《金史》卷七四，第1703页；《金史》卷六○，第1390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5、2866页。
⑦《金史》卷一三四，第2866页。
⑧《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1页记这一地区为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
①《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1页及《金史》卷一三四，第2867页。
②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470页。
③参见张博泉：《金史简编》，第175页。
④《金史》卷一三，第292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71页。
⑤《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7页；《金史》卷六二，第1482页。
⑥《金史》卷一三四，第2876页。
⑦《金史》卷一七，第375、376页。
⑧《金史》卷五○，第1113—1115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8、2870页；《金史》卷一○，第242页。
⑨《金史》卷五○，第1113、1114页；《金史》卷六一，第1419页载，金世宗曾于大定三年专下诏，“市马于夏国之榷潮，可见是金向西夏求索的主要物资。
①《金史》卷一三四，第2870页。
②《金史》卷四，第76页；《金史》卷五，第100页；《金史》卷八，第179页；《金史》卷九，第217页；《金史》卷一四，第318页；《金史》卷六○，第1408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70页。
③《金史》卷二，第29页。
④《元史》卷一四九，第3511页。
⑤《金史》卷四四，第1004、1005页。
⑥《金史》卷七，第175页。
⑦《金史》卷一二九，第2784页；《金史》卷一三三，第2849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第12页。
①《大金国志》卷七，第116、117页。
②《金史》卷五，第11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引《正隆事迹记》第14、15页。
③《金史》卷一三三，第2848页。
④《金史》卷四六，第1032页。
⑤《金史》卷六，第132页；《金史》卷七，第166页。又：1177年被徙者，同书卷八八《唐括安礼传》作“尝予窝斡乱者”。此从本纪。
⑥《大金国志》卷九，第138页。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第2143页。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第2514页；《大金国志》卷一二，第176页。
①《金史》卷四四，第1003页；《金史》卷六，第135页；孟珙：《蒙鞑备录》。又：金界壕边堡（墙）之设，始于熙宗时，止于章宗朝，断断续续历时约60年；东起嫩江左岸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至河套河曲之北，全长3000（一说2500）余里，是我国又一条长城。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元人克燕》，第661页。《金史》卷七，第156页；《金史》卷一○，第233页；《金史》卷九七，第2144页；《元史》卷一，第5、15页。
③《金史》卷四四，第997页。
④《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第662发表于 2011-9-26 01:12:54|只看该作者 页载，汪古部（白鞑靼）首领摄叔被弟杀后，其子白波厮金收之养于黑水千户家，白波厮悦千户家女，金章宗不许，遂叛归。
⑤《金史》卷九三，第2073页；《金史》卷九四，第2085、2088、2094页。
⑥《元史》卷一，第13页。
⑦《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第66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第2143页。
①《金史》卷五，第94、95页。
②《金史》卷一二九，第2793、2794页；《金史》卷六四，第1527—1530页；《金史》卷八五，第1899—1902页。
③《金史》卷六四，第1531页；《金史》卷一三二，第2835—2838页。
④《金史》卷一○六，第2345、2346页；《金史》卷一一一，第2460页。
⑤《金史》卷一八，第396—398页；《金史》卷一一五，第2527—2530页；《金史》卷一一六，第2547—2549页。
⑥《金史》卷一二八，第2758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页；《金史》卷一一，第255页。
⑧《金史》卷一四，第304页；《金史》卷一七，第389页。
⑨《金史》卷一一，第255页；《金史》卷一○，第241页；《金史》卷一二，第270页；《金史》卷一六，第359页。
①《金史》卷一○○，第2214页。
②《金史》卷一七，第380页。
③《金史》卷一一三，第2492页。
④《金史》卷一二六，第2733页。
⑤《金史》卷一四，第310页。
⑥《金史》卷四四，第1030页。
⑦《金史》卷四六，第1036页。
⑧据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43页统计，仅在金世宗统治的30年盛世时期，汉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就达16次之多。
⑨参钱君晔：《试论红袄军起义》，载《辽金史论文集》，第511页。
⑩《金史》卷一四，第308页；《金史》卷一五，第331页；《金史》卷一七，第374页；《金史》卷四四，第998页。
①《元史》卷一四九，第3511—3514页；《元史》卷一，第16页。
②《金史》卷一四，第307、314页；《金史》卷一○三，第2278页。《元史》卷一四九，第3512页；卷一，第19页。
③《元史》卷二，第32页。
④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310页。
⑤《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日]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第450页认为，这个数并不正确，因为当时调查的目的，在于推排土地、奴婢、牛具的多少，用来重新确定课税的基础，拥有众多奴婢的人家自然要弄虚作假，把奴婢编入正口（女真）来呈报。据此他估计，总数“应为三百余万，至多不会超出三百五十万”。三上次男的意见不无道理。乃推测之词，尚不足引以为据。
⑥孙进已等：《女真史》，第142—143页。三上次男根据他估计总数最多不超350万，认为金上京路有90余万，其它长城以北各路凡五六十万，河北各路100余万，河南六七十万（《金代女真研究》第452页）。
⑦《金史》卷一○九，第2406页。
⑧元好问：《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金文最》卷一○四，第1506页。
⑨《元史》卷一六二，第3795页。
①《元史》卷一三，第268页。
②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金人姓氏》；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56—178页。
③《金史》卷九，第218页。
④《金史》卷一二，第278页。
⑤《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四，蔡勘《论和战》。
⑥参《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11期。
⑧同①。
⑨《元史》卷一五一，第3577页。
⑩《元史》卷一五四，第3643页。
（11）《元史》卷一六五，第3886、3887页。
①《金史》卷五○，第1121页。
②董万仑：《东北史纲要》，第273页；一说只10余万人，见孙进己等：《女真史》，第141页。
③《元史》卷一七，第370页；《元史》卷二八，第629页。
④毕恭：《辽东志》卷一，第21页。
⑤《金史》卷二，第33页；《金史》卷四，第72、81页；《金史》卷七三，第1684页。又：完颜希尹神道碑说希尹于“天辅五年依本国语制字以进”。
⑥《金史》卷九，第220页。
⑦《金史》卷三，第53页；《金史》卷八八，第1949页；《金史》卷五一，第1133、1134页。
⑧《金史》卷一，第3页。其地穴或半地穴式居室为：“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3页。
②《金史》卷七○，第1618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茆斋自叙》，第15页。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四，第14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4页。
⑤同③。
⑥同④。
⑨《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2、553页。
⑩《二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第6页。
（11）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无论贵贱，人有数妻。”一说其婚制是“异姓胞族外婚制”，参赵鸣岐：《金建国前社会状况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第41页。
（12）《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3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
②《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4页。
③《松漠纪闻》卷上，第9页记纵偷情形为：“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偷，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
④《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1、552页。
⑤吉林市博物馆编：《吉林史迹》第38、39页。
⑥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8页。
⑧《金史》卷三五，第827页；《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作“跪右膝，蹲左膝”。
⑨《金史》卷三五，第826页。
⑩《金史》卷六五，第1540、154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3页；《大金国志》卷三六，第518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0，第7页。
第三章西迁后的回鹘
第一节高昌回鹘
一、高昌回鹘的政权与疆域
848年（唐大中二年），率领西迁回鹘主要部分的庞特勤，在原唐安西都护府境内称可汗。他居住在焉耆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统辖今新疆东部地区。这是回鹘在这一带建立政权之始。②1866年（唐咸通七年），回鹘的大首领仆固俊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出击，打败吐蕃，取得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附近）等城。他派手下的达干（官名）米怀玉朝见唐懿宗李璀，报告这一胜利。③从此，这支回鹘逐渐以高昌为中心。据《辽史》载，907年（辽太祖元年）十二月，“和州回鹘”向契丹进贡④。和州即高昌。这表明在此以前，定都高昌的回鹘王国已经建立。五代时，该国与中原王朝联系，则以“西州”回鹘为名。⑤951年（后周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派遣都督向后周贡大批方物①，当时该国已有一定经济实力。
据《宋史》载，高昌国即西州回鹘（故又称高昌回鹘）。其王的称号为阿厮兰汉，汉译名为师（狮）子王。
962年（宋建隆三年）、965年（乾德三年）以及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
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②。
“阿厮兰汉”，《辽史》译作阿萨兰或阿思懒③。高昌回鹘起先与辽朝的关系很密切，曾先后24次向辽进贡。④924年（辽天赞三年）十月，契丹“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⑤。浮图城即北庭，在高昌回鹘境内。从此，高昌回鹘成为契丹（辽）“属国”。1053年（辽重熙二十二年）二月，“回鹘阿萨兰（高昌王）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于辽⑥。《辽史百官志》列有“高昌国大王府”⑦。《辽史兵卫志属国军》列有“高昌”、“和州回鹘”⑧，所指皆为高昌回鹘，是史官将同一国的不同名称重复列入。
981年五月，宋太宗赵匡义派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
984年（宋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回京后，向宋朝报告了当时高昌回鹘的大概情况。师子王虽以高昌为都城，但夏季以“北廷”（即北庭）为夏都，前往避暑。伊州（今新疆哈密市）的州将姓陈，“其先自唐开元二年（714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⑨。伊州以西，即为高昌回鹘的辖境。它的南面隔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于阗（今新疆和田市）相望，北面为今准噶尔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面包括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以今新疆拜城县西的戈壁与黑汗王朝为界。它统辖的居民中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仲云）、小众熨、样磨、割禄（葛逻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等各部族，①他们大都是说突厥语的古代民族。
宋代，龟兹回鹘是高昌回鹘的一部分，所以当地人也自称西州回鹘，称其地为西州龟兹。龟兹回鹘常单独向宋朝和辽朝进贡。从天圣（1023—1031）年间起，至景祐四年（1037）为止，龟兹向宋进贡五次。最后一次，宋朝回赐佛经一藏（经典的总称）②。后来在1071年（宋熙宁四年）、1072年、1096年（绍圣三年），也先后遣使入贡于宋。
1130年（金天会八年），契丹皇室耶律大石在西征途中，曾得到高昌回鹘王毕勒哥的大力帮助。
1132年耶律大石建立西辽王朝后，将高昌王国收为附庸。西辽派少监驻在高昌监督国政，征收贡赋。以后，高昌回鹘处于半独立状态。其君主的称号以“亦都护”一名见于史籍。西辽末年，高昌回鹘的疆域大致为“统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之地，北至阿术河（今新疆北部阿察果勒河），南接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东至兀敦甲石哈（今新疆哈密市东乌纳格什湖），西临西蕃（指入天山南路之地）”③。
二、高昌回鹘的经济发展
回鹘在漠北时从事游牧，西迁以后畜牧业仍很发达。牧场大都在天山以北的草原上，主要养马。高昌王、王后和太子等各有马群，在平原放牧，前后相继长达100多里，以毛色分群，不知其数。好马每匹值绢一正。差的马供肉食用，每匹仅值绢一丈。贵族食马肉，平民食羊及野鸭、雁等④。
回鹘迁徙到高昌一带农业地区以后，许多平民特别是贫苦牧民，转向务农。高昌一带基本上不下雨、雪，夏季酷热，人们都“穿地为穴”避暑。炎热的天气对农作物和瓜果生长有利。特别是从金岭（今新疆博格达山）上流下的丰富水源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大好条件。回鹘人引水环城，灌溉田园，转动水磨。农作物除荞麦以外，其它五谷都有，并出产白■（棉花）⑤。白■布（棉布）是输入内地的重要商品。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高昌回鹘送往后周的“贡品”中，就有白■布1329段⑥。
狩猎是高昌回鹘人的重要副业。野兽、野禽是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兽皮可供制衣。特别是貂皮作为“贡品”，大量送往中原王朝和辽朝。
951年一次贡给后周“白貂鼠皮二千六百三十二，黑貂鼠皮二百五十，青貂鼠皮五百三，旧貂鼠袄子四”⑦其中4件旧貂鼠袄子显然不是进贡给皇上的礼物，而是用于贸易的商品。
手工业方面，高昌回鹘人“性发表于 2011-9-26 01:16:30|只看该作者 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⑧。当时冶炼业和玉器雕琢业已有一定水平。在951年给后周的“贡品”中有“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玉鞍辔等”①。采矿业也有初步发展。“北廷北山中出硇砂”②。高昌回鹘将硇砂大量输入内地，用作药材。据924年至1077年间不完全统计，回鹘前后18次将药品和香料运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其中12次包括硇砂在内。③当时还开采琥珀，如951年向后周贡“碧琥珀九斤”、“大琥珀”三十颗，1071年向北宋贡琥珀④。织白■布、绣文花蕊布、鞣皮等家庭手工业也相当普遍。纺织品有“兜罗、绵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等许多种。⑤
高昌回鹘的贸易也比较兴旺，其中相当部分通过“朝贡”的形式进行。除了对中原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朝贡以外，高昌国向辽朝“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⑥。辽朝回赐的钱数以万贯计。龟兹回鹘商人最为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从1001年至1096年，龟兹向宋贡方物15次，贡品包括马、独峰骆驼、大尾白羊、室刀、镔铁剑、弓箭、盔甲、玻璃器、瑜石、瑜石瓶、硇砂、玉石、玉佛、玉鞍勒、玉辔、玉带、玉越斧、琥珀、象牙、翡翠，真珠、胡黄连、香药、乳香（最多一次为124.
5公斤），花蕊布、宿绫、褐、杂物等。另有龟兹僧人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佛骨等。（11）龟兹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之一，当地回鹘商人实际上做了许多东西方贸易的中转工作。他们有时就和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今伊朗）人一起到北宋京城进贡。（12）
三、高昌回鹘的文化概况
高昌回鹘既有本身独特的文化，也颇受高昌地区传统汉文化的影响。当宋使王延德访问高昌时，辽朝派往高昌回鹘的使臣也承认：“高敞（昌）本汉土”⑨。
有关这一地区汉文化的记载很多，如当时高昌国仍“用开元七年（719）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春社、秋社）、冬至亦然”50000016_504_2⑩；当地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北廷有“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640）造”（。
在历法方面，除唐朝开元历为国家规定的历法外，在高昌古城遗址中，曾出土高昌回鹘时期由当时摩尼教徒编制的粟特文日历残片，其中包括中国的天干和五行、粟特语的七曜日和十二支兽名（鼠、牛、虎、兔等）。十二支兽名历法，原为突厥人所使用（。这种日历是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化融合的结晶。
文字方面。8世纪，回鹘人开始使用以粟特字母记回鹘语言的回鹘文。回鹘西迁后，这种文字在高昌境内延续使用至17世纪，回鹘文影响深远，辽太祖时，有一位回鹘人出使契丹，阿保机之三弟耶律迭刺向他学习回鹘文，从而创造出“契丹小字”①。蒙古文最初亦是以回鹘文字母记蒙古语言而创制的。努尔哈赤的部下，又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无圈点的“老满文”②。可见契丹小字、蒙古文、满文都在一定程度上渊源千古回鹘文。
在高昌古城一带，曾出土许多从13世纪初起印刷的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木刻印刷品，其中以前三种文字为主。在敦煌又发现1300年左右制作的回鹘文木刻活字。这种活字是模仿汉文活字而制成的③。高昌回鹘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起过一定作用。
高昌回鹘的宗教信仰前后有变化。西迁以前的回鹘信仰摩尼教，他们将这一信仰带到了高昌。高昌原为佛教盛行之地，回鹘迁入高昌地区以后，逐渐从摩尼教转信佛教。
965年（宋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于宋④。这表明当时高昌回鹘已以信仰佛教为主。高昌回鹘以西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1221年（宋嘉定十四年）长春真人西游至“回纥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当地的“回纥僧”，告诉他：“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⑤这就是说，过昌八刺出了盛行佛教的高昌回鹘地区，再往西就不再有和尚与道士，而是信仰其它宗教的地区了。另外，回鹘最初在漠北信仰的萨满教，对高昌回鹘仍有若干影响；在高昌也还有少数景教徒存在。
艺术方面。在高昌古城和巴什力克发现了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大都属于佛教画像，也有摩尼教壁画。所画人像有汉人、回鹘人、印度人和欧罗巴人种的画像。壁画的风格以中国式和希腊—印度乾陀罗式二者的混合为主，有明显的东西文化交融的倾向。⑥高昌回鹘人喜爱音乐，“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王宴请宋朝使臣王延德等时，“张乐饮宴，为优戏”；泛舟游湖时，“池四面作鼓乐”⑦。龟兹乐当时仍在龟兹和高昌一带盛行。
第二节河西回鹘
一、河西回鹘的兴起
在840年向西迁徒的回鹘中，有一支投奔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⑧。这支分布在今甘肃省陇山以西和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按其所在地区分为几个部分：位于东南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的是“秦州回鹘”⑨；位于东北，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⑩；位于西北今甘肃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弱水（额济纳河）流域的是“合罗川回鹘”①；位于西面今甘肃省敦煌县、安西县一带的称沙州回鹘；位手今甘肃省中部武威县（凉州）、张掖市（甘州）、酒泉市（肃州）的是甘州回鹘。甘州是河西回鹘的中心，故河西回鹘又称甘州回鹘。
回鹘西迁河西后不久，吐蕃发生内乱，急剧衰落。
851年（唐大中五年）正月，张义潮赶走吐蕃守将，收复沙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唐朝即命之为沙州防御使②。是年十月，“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爪（今甘肃省安西县东南锁阳城）、伊（今新疆哈密市）、西（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甘、肃、兰（今甘肃省兰州市）、鄯（今青海省乐都县）、河（今甘肃省临夏县）、岷（今甘肃省岷县）、廓（今青海省尖札县北）十州”③。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节度使。④此时，河西回鹘依附于唐归义军。
进入10世纪，吐蕃已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唐）。甘州为回鹘牙帐，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⑤。在唐末，归义军节度使张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⑥。这时甘州回鹘势力强大，扩张至河州、兰州一带，多次进攻金山国。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沙州降于甘州回鹘，张奉称回鹘可汗为父。（11）张氏以后，曹义金任沙州留后，附于甘州回鹘一起向后唐朝贡。虽然后唐庄宗李存勖（923—925年在位）在名义上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12）实际上曹义金及其子元德、元忠等先后依附于回鹘，瓜、沙两州属于河西回鹘的势力范围。自曹义金起，曹氏世代与回鹘通婚，其后裔曹贤顺竟自称“沙州回鹘”。
1016年，回鹘占据凉州，整个河西尽归回鹘所有。后来河西回鹘人口增加到30多万，其中“壮可用者”20万。⑨
在历代河西回鹘可汗的世系中，《宋史》记载的有仁美（死于924年十一月⑩），其弟仁裕（928年遣使后唐，940年遣使后晋（），仁裕子景琼（961—977年贡于宋），夜落纥密礼遏（980年贡于宋），禄胜（1001年贡于宋），夜落纥（1004—1011年贡于宋），夜落隔（1015年上表于宋，1016年死），夜落隔归化（1016年继位，1020年贡于宋），夜落隔通顺（1023—1028年贡于宋）。
二、河西回鹘与中原王朝、辽朝、西夏的关系
河西回鹘继承回鹘同唐朝友好的传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唐朝曾嫁公主给回鹘，所以五代、北宋时期的河西回鹘“世称中朝为舅”①。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十一月，河西回鹘向后梁遣使朝贡，后梁太祖朱温亲自接见，并赐给来使官衔。924年（后唐同光二年），后唐庄宗册封河西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928年（天成三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册封仁裕为顺化可汗；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后晋册封他为奉化可汗②。1023年（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特封河西回鹘可汗夜落隔通顺为归忠保顺可汗王③。
五代时，河西回鹘先后向梁、唐、晋、汉、周五朝遣使朝贡。一般每次遣使数十人，928年（后唐天成三年）入贡时多达120人④。北宋时，每一代回鹘可汗都向宋遣使贡方物。河西回鹘下属的合罗川回鹘、贺兰山下的四个回鹘小部族、秦州回鹘，宝物公主、没孤公主，宰相鞠仙越、娑温、撒温讹等，也纷纷派人向宋朝贡⑤。朝贡的使臣中，有回鹘的宰相、枢密使等重要官员。也有一些回鹘僧尼至宋朝献。
五代、北宋时期，河西回鹘向中原王朝供应了大批战马，例如935年给后唐360匹，938年—942年间给后晋1200匹50000016_506_10⑥；1965年给宋朝1000匹，1031年又给853匹（11）。北宋政府收购马匹的价格为最高每匹50贯钱，最低25贯（12）。为此，宋朝给河西回鹘交付了巨额资金。
河西回鹘同辽朝也有不少来往。924年（辽天赞三年）十一月初一，西征的辽太祖军俘“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13）。《辽史属国表》将这次战争的结果记载为“获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⑩。乌母主即仁美，他正巧在这个月逝世。
1008年（辽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辽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夜落纥），抚慰而还”（。“既而牙懒（夜落纥）复叛，命讨之，克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因河西回鹘曾降附于辽朝，所以《辽史百官志》中有“甘州回鹘大王府”（。沙州曹氏政权也以回鹘名义向辽朝进贡，例如1014年（辽开泰三年）四月，“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贡于辽。①因此，辽朝亦将沙州列入“属国”范围，《辽史百官志》有“沙州回鹘敦煌郡王府”②。《辽史兵卫志属国军》中有“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③。河西回鹘也是每“三年一次遣使”向辽朝贡④。另外，当时有许多回鹘商人前往辽国经商，在辽上京（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形成了他们的居留地。“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⑤。
河西回鹘同西夏的关系常处于敌对状态。当李继迁（963—1004）创建西夏时，夏国面对强大的北宋，而其背后则为剽悍的河西回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提出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南下中原的计划。河西回鹘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001年（宋咸平四年）派遣枢密使曹万通朝宋，提出：“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李）继迁以献。”⑥宋真宗赵恒本来就希望消灭夏国，因此立即同意河西回鹘的建议。当时，李继迁则依附辽朝，”以对付北宋与河西回鹘的“联盟”。1003年（咸平六年），李继迁攻取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县），被吐蕃首领罗支和河西回鹘等部的联军打败，李继迁中流矢，第二年（宋景德元年）正月初二死。（11）为此，宋真宗认为：“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12）。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西夏军主万子等率军进攻河西回鹘，中埋伏大败（13）。第二年四月，西夏主李德明派兵再攻河西回鹘，又败。十一月，西夏又“出侵回鹘，恒星昼见，（李）德明惧而还”（14）。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河西回鹘从西夏手中夺回凉州。
李德明屡败于河西回鹘，但其子李元昊却一举成功。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元昊攻占甘州。二年后，“瓜州王（曹贤顺）以千骑降于夏”（15）。1032年（宋明道元年），西夏又攻占凉州。1035年（景祐元年），李元昊连取瓜、沙、肃三州。（至此，河西走廊全部被西夏占领，河西回鹘国亡。
河西回鹘国亡后，回鹘人大多离开河西，其中有数万人投奔湟水流域一带的唃厮啰（邈川吐蕃），后来被称为黄头回纥，（《元史》作“撒里畏吾”（，《明史》作“撒里畏兀”（，即现在裕固族的先人；其余的河西回鹘，少数留住在当地，发表于 2011-9-26 01:22:40|只看该作者 一部分进入秦陇、陕西等地，逐渐融合于那里的汉、党项、吐蕃等民族之中。
第三节黑汗王朝
一、黑汗王朝的兴衰
840年西迁的回鹘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当时葛逻禄已“徒居碎叶川（今中亚楚河河谷）”①，“尽有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诸城”②。葛逻禄在唐代曾是回纥（鹘）“十一部落”之一③；双方有较密切的联系。西迁的这一部分回鹘人，和葛逻禄、样磨等突厥语民族一起，建立了黑汗王朝。④
黑汗王朝的奠基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在八拉沙衮（位于今古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东10公里处）建立政权。他死后，长子巴兹尔仍在八拉沙衮进行统治，以狮子汗为称号。次子奥古尔恰克驻怛罗斯。公元893年，怛罗斯城被萨曼王朝攻破。奥古尔恰克迁往喀什噶尔。他的称号为公驼汗。巴兹尔的次子萨图克称布格拉汗（942—956）。《喀迷尔乌脱泰瓦力克》一书称之为“撒吐克喀拉汗”，说他是黑汗王朝的“始祖”，崇奉伊斯兰教。⑤他统一黑汗王朝全境，以喀什噶尔为都城，他死后葬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境内。
萨图克的长子巴依塔什（木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956—971）。他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使黑汗王朝成为历史上突厥语民族中第一个伊斯兰国家。他向当时西域佛教中心之一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市一带）发动“圣战”，但作战失利。
971年（宋开宝四年），于阗僧人吉祥送其国王的书信给宋太祖说：“破疏勒国（喀什噶尔）得舞象一”⑥。由于在这嘲圣战”中，双方都得到附近同教国家的支持，所以战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直到11世纪初才以于阗国被黑汗王朝征服而告终。征服于阗的是玉素甫喀迪尔汗。
10世纪末，黑汗王朝的邻国萨曼王朝，因为南受哥疾宁（今阿富汗加兹尼）王朝的侵略，北遭黑汗王朝袭击，加之内乱，已经摇摇欲坠。
999年，黑汗王朝军攻占其首都布哈拉，萨曼王朝亡。⑦从此，黑汗王朝占有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
这时，黑汗王朝的疆域扩大为：东面包括今伊犁河流域，东南包括今新疆和田地区，西南抵今阿姆河中游北岸，西北包括昔格纳黑（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提尤缅阿雷克北）、讹打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尔克斯坦南）等地，北抵今巴尔喀什湖。以八刺沙衮为首都。喀什噶尔曾是该国的第二都城⑧。黑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后，西部王朝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东部王朝仍以八拉沙衮、喀什噶尔为中心。
在黑汗王朝征服于阗以后，《宋史》上开始出现“黑汗”一名，这是该王朝的自称。起初作“黑韩”，它是中外史籍中最早出现的黑汗王朝的名称，也是最早的汉译名。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其国（于阗）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⑨。于阗已于1001年左右被黑汗王朝占领，所以新王自称“黑韩王”。1063年（宋嘉祐八年）八月，宋仁宗赵祯封于阗王为“归忠保顺■鳞黑韩王”。这是由于来使“罗撤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⑩，即这一包括“黑韩”名称在内的封号是由黑汗王朝下属的于阗王自己提出来的。黑韩即黑汗。1081年（宋元丰四年），于阗王在给宋神宗赵顼的表文中，自称“于阗国偻粲懈Aα恐文法黑汗王”①。
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巨著《突厥语大辞典》（1072—1074年成书）中，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黑汗王朝贵族知识分子）将黑汗王朝称为“可汗王朝”②。稍后，在依宾爱尔阿梯儿（1160—1233）的《喀迷尔乌脱泰瓦力克》一书中，称黑汗王朝为伊儿克诸汗或突厥斯但诸汗，③即伊儿克汗朝或突厥斯但汗朝之意。在近代西方历史著作中，才开始将黑汗王朝称之为哈刺汗朝。④“各瑞勾瑞夫教授在《俄国考古学会研究报告》（1874年第17期）中刊印有关这一朝（指伊儿克诸汗）的论文，他称之为哈喇汗朝”⑤。此外，我国学者王日蔚曾于1935年提出“葱岭西回鹘”一名，用以指黑汗王朝⑥。
黑汗王朝的有些汗在其称号中冠有“桃花石”一词，如“桃花石布格拉汗”。《突厥语大辞典》说：桃花石是摩秦的名称。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即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即喀什噶尔（令新疆喀什市）。（11）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在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阿尔泰古城）听说“桃花石”一名，他记载道：“桃花石谓汉人也。”（12）黑汗王朝的汗王们加“桃花石”一词于其称号中，是为了表示他们是中国王朝之君主。伊卜拉欣伊本纳赛尔汗甚至在其钱币表面铸上“东方与中国之王”的称号。
1008年，黑汗王朝军在巴里黑（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被哥疾宁王朝军打败，中止了向阿姆河以南扩张的军事行动，并引起黑汗王朝内部产生派系，即以萨图克汗长子木萨之子阿里为第一代的阿里系和以萨图克汗幼子苏莱曼之子哈桑为首的哈桑系。阿里系为西支，其中心在讹迹邗（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支根）、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哈桑系为东支，仍以八拉沙衮、喀什噶尔为中心。
1041年，在东支哈桑系、西支阿里系的基础上，黑汗王朝终于正式分裂成东、西两个王朝，二者之间以忽章河（今锡尔河中游）为界。阿里系的阿里甫特勤在讹迹邪自立为桃花石汗（1041—1052）。他死后，其弟贝里特勤继位，称校花石布格拉汗（1052—1068），迁都撒麻耳干。
西部的黑汗王朝在1089年被突厥塞尔柱王朝攻破都城，成为塞尔柱的附庸。1141年九月，西辽在撒麻耳干北面的卡特万大会战中获胜，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阿姆河以北地区，西部黑汗王朝转为西辽的附庸。
1212年，花拉子模攻占撒麻耳干，西黑汗王朝最后灭亡。
1134年初，西辽占领东黑汗王朝的七河地区，将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留给东黑汗王朝，并使之成为附庸。王朝的伊卜拉欣汗被取消汗号，降为伊利克一伊土库曼。1211年，东黑汗王朝最后的一位君主被杀，王朝亡。东黑汗王朝统治地区的回鹘人民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先人。西黑汗王朝境内的突厥语诸族，后来逐渐融合于中亚乌兹别克人中。
二、黑汗王朝的文化概况
西迁前的回鹘人以游牧为生，在黑汗王朝时期，许多回鹘人进入今塔木里盆地和中亚河中地区的绿洲，逐渐转变为农民，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先，回鹘人主要信仰摩尼教，并受萨满教影响；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的人民则信仰佛教。在黑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推动下，王朝统治下的人民基本上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黑汗王朝时期，回鹘人和其它突厥语民族的人民大量迁入喀什噶尔、和阗一带以及河中地区，使这些地方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并出现新的民族融合。在语言使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维吾尔语逐渐成为今新疆西部和南部的主要语言，而突厥语则在中亚（塔吉克斯坦除外）成为广泛通用的语言。这许多变化，促进了黑汗王朝文化的发展，其标志为以下几部巨著的出现。
《福乐智慧》。这是一部13290行的长诗，作者为八拉沙衮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全诗用回鹘语写作，成书于1069年。著名作家老舍认为，“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也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⑨。这部长诗不但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并且深含哲理，是研究黑汗王朝时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此书汉文译本已由民族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发行。
《突厥语大辞典》。这是一部黑汗王朝时期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的词书。作者为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全书收词7000余条。于1072—1074年写成。这本书内容丰富，注释详细，举例生动，涉及黑汗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它是世界上第二部突厥语词典。现存的唯一抄本系于1266年抄自原书。我国的维吾尔文译本已于1981年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
《真理入门》是一部劝诫性长诗。包括抄本的跋诗在内，共五百多行。作者阿赫马德是黑汗王朝的一位盲诗人，他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使用回鹘语创作此诗。诗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汗王朝末期衰落和动乱的情况。现存最早的手抄本为1444年的回鹘文写本。该书已由魏萃一译成汉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除上述几本名著外，黑汗王朝时期还有一些重要著作问世。总之，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历史上文化丰收的季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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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金史》卷三九，第881、882页；卷七，第158、159页。
③《金史》卷八一，第1817页；卷八四，第1885页：《金史》卷一0，第228页。
④《金史》卷三五，第826页；《金史》卷一一六，第2564页；《金史》卷一七，第352、354、355页。
⑤《金史》卷三五，第826，827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五，第6069页；《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2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七，第6133、6134页。
③《辽史》卷七○，第1125页。
④《新五代》卷七四，第916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宋史》卷四九○，第14110页。
⑦《辽史》卷四六，第757页。
⑧《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61页。
⑨《辽史》卷七○，第1127页。
①《辽史》卷二○，第245页。
②《辽史》卷四六，第758页。
③《辽史》卷三六，第432页。
④《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⑤《宋史》卷四九○，第14112页。
⑥同上书，第14123页。
⑦《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括注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57页。
⑧同④，第14113页。⑥①③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③同上。
④《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⑨洪皓：《松漠纪闻回鹘》。
⑩《契丹国志》卷二六。
（11）根据《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70—172页统计。
（12）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②《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③同①，第14112、14113页。
④《西域文明史概论》，[日]羽田亨著，郑元芳译，第81—83页。
⑤《辽史》卷六四，第967—969页。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267页。
⑦《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86—88页。
⑧《宋史》卷四九○，第14110页。
⑨《长春真人西游记》“由金山至阿里马城”部分。
⑩同⑦，第88—90页。⑥①⑤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2、14113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
③同①，第14116页。
④同上书，第14115页。
⑤《宋会要稿蕃夷》七。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44、8045页。
⑨《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39、1840页。
⑩同上书，第1840页。
（11）《金山国坠事拾零》，王重民著：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
（12）《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0页。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7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2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人，第1842页。
发表于 2011-9-26 01:24:07|只看该作者 ④同①，第14114—14117页。
⑤《宋史》卷四九○，第14114页；《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
⑥《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2、1843页。
⑩《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11）《宋会要稿蕃夷》四、七。以上为不完全统计，当然没有包括民间贸易在内。
（12）《宋会要稿兵》二十二。
（13）《辽史》卷二，第20页。
①《辽史》卷七○，第1127页。
②《辽史》卷一四，第164页。
③《辽史》卷九三，第1378页。
④《辽史》卷四六，第758页。
⑤《辽史》卷一五，第175页。
⑥《辽史》卷四六，第757页。
（12）同⑩。
（13）同⑩。
（14）《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0页。
（15）《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2页。
①《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4页。
②《宋史》卷四九○，第14109页。
③《元史》卷一二一，第2977页。
④《明史》卷三三○，第8550、8553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第6069页。
⑥《新唐书》卷二一七下，第6143页。
⑦《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第6114页。
⑧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著，《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译本，第1卷，第468页。
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第275页。
⑩《宋史》卷四九○，第14107页。⑥①⑨
①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第204页。
②《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49、50页。
③《宋史》卷四九○，第14107页。
④同上书，第14108页。
⑤同上书，第14109页。
⑥《突厥语大辞典》维文译本第1卷，第40、41页。
⑨《中亚中古史研究》第1卷，第252页，转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49页。
第四章党项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到北宋建立后，开始脱离宋朝的羁縻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政权一西夏。西夏王朝从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共传10主，历时19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元代称西夏或党项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之一，上层人物深受元朝重用。西夏亡国时，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留在西夏本土，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它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声匿迹了。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⑩。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①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①
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②。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据《旧唐书党项羌传》中有关党项社会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③说明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6世纪中叶，魏周之际，史言党项“数来扰边”④其后“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⑤。581年（隋开皇元年），北邻吐谷浑结党项攻隋朝，被隋击败，吐谷浑降。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属隋朝①翌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请求定居，隋授予大将军称号。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常联合吐谷浑侵扰西北诸州，同时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各民族采劝招抚政策”。629年（唐贞观三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党项其它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631年（贞观五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16州，47县。同年，最强大的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党项前后内属者达30万口。拓跋赤辞内属后，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松州为都督府，并赐以李姓。从此，约当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635年（贞观九年）唐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军进击吐谷浑，与拓跋赤辞约盟，如资给粮运则党项不受唐军侵掠。后李道彦军失信背盟，纵军掠夺党项牲畜，拓跋赤辞为此屯兵狼道峡以阻李道彦军，乘势攻叠州。唐朝罪李道彦；“减死徙边”②。吐谷浑归附唐朝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复归如前。
7世纪中，由于吐蕃的强盛，党项各部受到严重威逼，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陆续向北迁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潮。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于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唐朝复置党项羁魔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史载，721年（开元九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领达、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死之。玄宗下制书增进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10年之久。主要是已内徙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③。“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党项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协，极力向宋朝讨好。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党项首领李彝殷，遣使贺太祖赵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接连出兵助宋讨伐北汉。宋朝鉴于政权初建，北方的北汉及南方吴越等国未平，尚无力削除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贵族集团势力，因此，对夏州党项实行羁糜优抚政策，为李彝兴加官进爵。继李彝兴子李光睿、孙李继筠之后，友好关系延续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党项贵族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内证。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迁居京师居祝宋太宗赵匡义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党项贵族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当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议对策，决定逃往夏州东北300里党项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图谋聚族起事，出示远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用以号召部族和联络各部党项，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继迁领导的独立反抗宋王朝时期，经过了三起三落的艰苦斗争：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继迁进攻宋朝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随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曹光实的偷袭，其妻和母罔氏被俘，仅只身和弟李继冲逃出。后来在党项野利等族酋长和银州党项酋长拓跋遇的帮助下，重振旗鼓，以诈降诱杀曹光实，攻占了银州。采纳部下张浦的建议，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而不称王。对部下则封以官职。
985年三月。李继迁与宋朝王恍军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大败，撤出银州。由于宋军的强大与部分党项酋长的倒戈，李继迁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殆尽，使李继迁认
生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如前所叙，始于函普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各部间的战争已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到了12世纪初（康宗时）卖身和债务奴隶也出现了。
1114年阿骨打进攻宁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⑥表明当时女真社会内的奴隶在总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上述事实只说明全国建立前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进程，不能证明已是奴隶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上种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只能是大金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古廼被辽授为生女真部节度使，还是阿骨打袭穆宗位称都勃极烈，都称不上是这一变革的标志。
女真社会奴隶制的崩溃，始于金熙宗时，中经海陵王和世宗两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间）才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50000016_481_3⑦从太祖朝看，《金史》记载“放良”的史事凡4条；先是阿骨打在进攻宁江州前誓师时许诺，对作战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为良”；隔一年后，又对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债等折身为奴的，下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1122年（天辅六年）在进攻燕京前，针对攻克辽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辽民逃亡情况，宣布“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攻克燕京后，又宣布“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⑧。上述四条赎放奴隶的记事，或是为了保证反辽战争的胜利，原为奴隶者，达到提出的要求可“为良”；或是对原为自由民因种种原因沦为奴隶的，需以人对赎或“自赎”才能恢复自由民身份，可见太祖“放良”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解放奴隶，这些“放良”措施，均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太宗在位期间，发布奴隶“放良”诏令多至9道。同样是在不触动奴隶制度的前提下，为灭辽攻宋战争的胜利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9道诏令大多是“赎放”令，只有两道是“释放”。而两道释放诏，一在1123年宣布对女真人中先附辽后被虏者的政策时，“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说的；一在1130年诏“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①。前者是为了争取灭辽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者是因当时金兵正打到长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补充兵源。由此可见，太宗发布“放良”的诏令虽多，但与为废除奴隶制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于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边户“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②，还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措施。
女真社会奴隶制度崩溃始于金熙宗时，标志是他在1135年即位后，即废除了代表奴隶国家政体的勃极烈制，采用封建的汉官制。不过，由于这一改革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内，在位时期丝毫未触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又持“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速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至大同”③的态度，故熙宗时还只是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女真社会奴隶制经济基础的解体，发生在海陵王和世宗两朝。作为女真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牛头地制度，始行于1121年（天辅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于随着南侵疆域扩大，大批猛安谋克迁居中原，实行大规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顾，由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错居杂处，使牛头地制度迅速受到破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牛头地分配制度上：原规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但官民每户占地不得过40具，即不得超过176顷。到海陵王时，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一家占地达800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④。其次是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世宗大定年间，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户民，由于处于统治民族地位，对从国家分得的牛头地，自己不耕种，“尽令汉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于山东、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户，将地“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⑤。第三，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和世宗实行占有奴隶多少也作为“科差”的依据之一，奴隶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多了反成负担，于是出卖奴隶也普遍出现了，连远离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户，也“自卖其奴婢”⑥。以上变化表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到世宗朝已经全面崩溃，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金世宗虽有“小尧舜”之称，却是一位守成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诏禁止出卖奴隶；或派官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种而“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还对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皆放良的刘现，问罪贬官。①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金朝帝王。对世宗时期女真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积极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税户（农奴）为良，“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而且又于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废除了奴隶制度和禁止诱良人为奴的“更定奴诱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规定“放良”子孙可“应诸科举”，两年后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②，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实说明，女真社会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一、女真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
女冀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始于金太宗，延至金亡，长达100余年。由于争夺战争的战场均在汉人区，加之女真贵族在战争中纵兵抢掠，因此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被民族战争的形式所掩盖；又由于双方内部均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或投降派，使争夺更复杂化。
100余年里，战与和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1123年至1130年为第一时期。女真贵族大举南入，北宋灭亡和南宋统治者仓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颜晨即位前，北宋统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从契丹人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经过反复交涉，1120年（金天辅四年），宋、金订立了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后，由于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纳南逃叛亡的誓约，女真贵族宗望等又闻童贯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进谏，“苟不先举伐宋，恐为后患”③。金太宗便以宋背盟违约为理由，1125年（金天会三年）在灭辽后，下诏南下伐宋。从此开始了100余年连绵不断的争夺战。次年正月，金兵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钦宗即位。是年底，钦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史称南宋。当闻张邦昌被赵构杀后，金太宗发兵大举南下，先追赵构至扬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还军。金兵北返途中，在镇江遭到宋军阻击，“横尸十五里”，统帅兀术（宗弼）“穷蹙”④。兀术后虽率军转战到江宁（今南京市），于1130年夏渡过长江，但表明金已无法征服南宋。女真贵族改变大举南侵的战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为第二时期。女真贵族采取以战迫和，巩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统治者则妥协退让，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后，一些女真贵族认识到，“怀柔之道有所未颈，时女真兵内又出现厌战情绪，经过一番策划，金太宗一面调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陕西战场，一面立宋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将山东、河南、陕西地归其管辖，利用他作为对付南宋的藩篱。随之，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益尖锐。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国主战的宗翰死，倡议以“废齐归地”与宋的主和派挞懒掌握了兵权。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议和的情况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陕西地与宋”的要求⑤，条件是，宋对金称臣，岁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39年和议成。太傅宗干、左副元帅宗粥初虽亦主和，但不同意将河南、陕西地归宋，在和议成后，为收复“河南地”奏请诛挞懒。
1139年，熙宗杀挞懒，接着“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⑥。金兵初虽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多次被击退，于是和议又开。1142年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按规定，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①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满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顾及金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内部重重矛盾，②欲“万里车书已（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③，企图要统一中国之心跃然纸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将32总管兵凡60万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颜雍发动政变，在辽阳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后，世宗面临诸如大将纥石烈志宁等一些女真贵族反对他称帝等问题，使金不能与宋继续作战，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动表示“罢淮甸所侵以修好”④。南宋王朝本是一个偏安政权，这时主战派想趁金内部不稳，出兵一举收复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战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为金世宗赢得了时间，可用全力整顿内部。正当契丹人起义被他镇压下去时，宋高宗让位于血气方刚、图复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战派势力抬头。孝宗虽起用主战派，但朝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张浚发动北伐后，前线主要将领不和。致使有“符离之溃”。投降派乘机攻张浚，“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宋孝宗亦欲议和①。纥石烈志宁在赴任“经略南边”时，金世宗曾面谕，“宋若归侵疆，礼如故，则罢兵”②，故致书于宋。在志宁的威胁下③，宋派卢仲贤往金营议和。经多次往来交涉，1165年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恢复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称为叔侄相称，减岁币10万。④与绍兴和议相比，金作了让步，即宋不再向金称臣，岁币银绢各减5万两匹。
1165年至1214年为和平相处第三时期。后期曾有几年兵戎相见，终以宋失败告终。隆兴和议签订表明：金不仅不能灭南宋，就是保住已夺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金采取保边防宋的方针；南宋的主战派也认识到，夺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只能以待时机。因此，双方和平相处维持了40余年。
12世纪末，金国境内连年遭灾，北部鞑靼等部屡次扰边，致使兵连祸结，府库空匮，“群盗”蜂起，民不堪命。⑤时南宋韩侂胄手握军政大权，谋恢复中原以图盖世功名，于1205年草率发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筹划北伐，虽不同意群臣“先举”之策，但亦命仆散揆会兵于汴（今开封市）以备之。韩侂胄北伐本是“侥幸万一”，故初战屡受挫。当仆散揆兵分九道以声西击东渡淮后，宋军溃走，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罢兵”。韩侂胄亦以师出屡败，转而“愿讲和息兵”⑥。
1207年议和再开，金提出：改叔侄国为伯侄国，增岁市30万两匹，犒师钱300万两，还淮北南流人，以韩侂胄头赎淮南地。杨后与兄杨得山及史弥远勾结一起杀韩侂胃，答应金的条件，次年议和成⑦。
1214年至1234年金亡为第四时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后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无力抗拒蒙古军南下，企图夺取南宋地以图存，于是双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1211年蒙古兵大举侵金，南宋见“金国有难”，先不按时给金岁币，后于1214年发兵攻金。⑧金初取守势，后宣宗殉在术虎高琪等“侵宋以扩疆土”的鼓动下，1217年发兵渡淮伐宋。金多次发动进攻虽在东、西两面取得小胜，但终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胜与宋议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绝，战事又起。⑨金哀宗守绪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特别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胁，拟与宋休战，并“榜谕军民，更不南伐”⑩，仍未得到宋响应。南宋既不同意议和，但亦无力灭金。①在北方，蒙古贵族鉴于多次与金作战，光靠自己力量一时难以灭金，1233年初（宋绍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议夹攻金”，南宋朝臣除赵范外，皆同意与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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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0:59:26|只看该作者 合，“可遂复仇之举”。是年十月，宋兵从蒙古兵“合围金主于蔡州”②。1234年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终在蒙、宋联军围攻下灭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余年，后亦为蒙古所灭。 二、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文化交往
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熟女真与山东半岛的汉人更有民间往来，将马海运出卖③。在金、宋对峙的100余年里，双方统治者虽断断续续有过三分之一时间的武力争夺，但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很频繁。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两条渠道。
榷场贸易：榷场，为双方商人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的互市场所④。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潮，以通贸易。宋随即答书“并如来书所谕”⑤。由于金灭辽后旋即发动征宋战争，设置之议未见实行。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边设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颍、蔡、巩、洮、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地设立榷场，宋则置榷场于盱胎军、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在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积极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一处外，余皆关闭；宋相应亦只留盱眙一处，余并罢之。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亦均关闭。⑥1164年，隆兴和议成，随之金复榷场，宋亦于次年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对陕西沿边榷场除留一处外，余悉罢之。1205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场废置无常。来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布、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龙等⑦。从金、宋两王朝在榷场岁获的税收额看，榷场贸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场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近4倍⑧。
民间走私贩卖：金、宋在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由于时战时和，故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商人为了逃避纳税获厚利，对榷场允许交易的货物亦偷运私相买卖。于是，民间的走私贩卖成了两民族人民互通有无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认为，走私贩易货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⑨因为宋臣在讲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⑩。金方私贩出境的，主要为盐、米面、马等，①宋方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
金境内的女真和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换则是事实。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起了经济交流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由于女真崛兴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当时汉文化已相当发达，交流主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对峙时期女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金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仕辽、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贵族对其中有用之人材，不仅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用其帮助创建各种制度和建立城郭，而且还拜之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如：韩企先，燕京人，仕辽官至中书令，降金后，金太宗知其博通经史，调至京城，担任尚书右丞相，对仪礼制度“或因或革，咸取折衷”②。韩昉亦为燕京人，辽末进士，归金后，不仅许多制度的创制皆出其手，而且后来即位的熙宗，亦从其获得儒学之教，“尽失女真故态”，熙宗推行汉官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③张用直，为居辽临演府的汉人，“少以学行称”，陷金后，被宗干招致于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师。亮为王后，又令教其子，并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求学，宜善导之。”④金朝帝王及贵族如此崇尚汉文化，一般女真人在与汉人错居杂处中向汉儒学习，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许多均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们不放归，或授之以官，或请以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虚中，蜀人，1128“年（金天会六年）使金，女真贵族颇爱其“才艺”，加之官爵，即受之。他与韩昉等人为金廷“掌词命”，又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为熙宗批答大臣奏请，是宋使中对熙宗改革影响最大的物⑤。张邵，乌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会宁时，“金人多从之学”⑥。洪皓，番易（鄱阳）人，出使金国被扣留10余年，刚直不阿，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金人“争钞诵，求锓梓”。金宰相完颜希尹爱其才，“使教其八子”⑦。《宋人佚事汇编》中还谈及其在金期间，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在晒干的桦树皮上，教授当地的百姓子弟，被称之为“桦皮四书”。
女真贵族对取得汉图书文籍，视同珍宝，甚或过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发兵攻取辽中京时，就诏谕诸将领：“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1127年初，金统帅宗翰在灭北宋还军时，将来都城中的公私图书典籍与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载之以归。②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国时，亦皆携入不少书籍。③汉籍入金后，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熙宗即位后，读《尚书》、《论语》等，夜以继日。④为了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金设立了译经所。根据金世宗旨意，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于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进世宗。世宗命宰臣颂行，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⑤章宗时，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诗文集26部。章宗犹不满足已得的汉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诏求购《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⑥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国境内广大的汉族士人在两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真文化虽不及汉文化发达，但亦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田玮的《北鄙须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国志》、张汇的《金虏节要》以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大金集礼》、《金国世系》、《塞北纪实》等，大多都是汉人写的，无疑参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写成。
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彼此相互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接近。⑦另一面，今夏令时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时，将女真地区的优良种子带到了他的故乡今江西省鄱阳县，⑧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种。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很深的：女真人习汉语，改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制；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认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今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⑨，等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南宋都城临安，早在1163年（宋隆兴元年），已“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正”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⑩。而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女真衣冠当时更为流行，范大成的《相国寺》诗中即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三、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政治、经济联系
女真与党项，在辽代一为辽属部，一与辽为甥舅国，两民族居地相去万里，无直接交往。在金灭辽过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辽天柞帝至西夏毗连的辽西京地区，从此揭开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联系的篇章。
女真与党项族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民族各建立的金与西夏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上。
1122年，天柞帝“走阴山”，西夏王李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驻天德，开始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直接接触。两军交战后，女真兵初小受挫，后斡鲁与娄室合兵夹击，大败西夏兵于宜水。次年，西夏先发兵屯可敦馆，阻止女真兵追辽帝，后又遣使请逃亡在外的天柞帝“临其国”①。女真贵族为“沮疑其救辽之心”，于是年改变方针，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并答应“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许割地以作酬尝，西夏贵族并未立即答应，后金将宗望又写书给李乾顺说：“果欲附我，当如前谕”，并威胁说：“若犹疑贰，恐有后悔。”②在辽灭亡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西夏才向金太宗进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③。金许诺将辽属下塞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泺以西地割给之。④辽灭后，李乾顺依金的诺言，于1126年进军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争夺宋西线之地，一面发兵南下攻北宋，一面遣将率数万骑以出猎为名，“逼逐夏人”，夺取天德、云内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继立，女真贵族为联夏制宋，消除西夏贵族的怨愤，将原属北宋陕西的“北鄙”地，以黄河为界割予西夏，以抵偿其失去的天德、云内等州地。⑤自此以后，金与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频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节，西夏均遣使赴金庆贺，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节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来凡321次，其中和平时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⑥在和平相处的80余年中，虽有过一些小的磨擦，终因双方均需要联合以制南宋，未酿成大的冲突，特别是女真贵族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南宋，金应夏人之请，在西北地区从1137—1146年先后将乐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割赐与西夏。⑦然而，金对西夏采取的较宽容政策，并未换得夏人以事辽之诚事金。12世纪末，当金王朝北部连年受到蒙古诸部侵扰，宋又趁机北伐时，党项贵族也乘金国之危，于1210年（金大安二年）发兵攻金霞州，夺取金的属地。⑧此后，两国虽有使臣往来，但和平相处的局面已遭破坏。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枢密使派二僧与宋边将联络，“欲与共图金人”。此举虽未成功，但自是金与西夏连岁“交兵”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②。1220年（金兴定四年），金边臣曾与西夏议和，西夏见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继续攻金。后来，党项贵族怕受到金与蒙古的夹击，才干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西夏虽争得了改君臣相称为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③但国力已耗尽，不出两年，为蒙古所灭。金也只苟延了7年，为蒙、宋联军所亡。
女真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榷场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与北羊城之间设榷场，“以易北方牧畜”。此地离党项人分布区不远，当时无疑已有党项人来此与女真人贸易。西夏臣属金国后，因初为争夺天德、云内等州地，金、夏关系一度紧张，故直至1141年（金皇统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场的要求，金才开设专与西夏贸易的榷常金先后设立的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以上均在今陕西、甘肃两省境内）、东胜等处。从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于边防考虑和阻止丝帛流入夏境，先后罢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常在西夏要求下，绥德场关闭几年后复开，保安、兰州二场亦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复置④。从金、宋交战时期双方均关闭榷场看，金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无疑在金、夏交战后亦多罢之。榷场的设置与复开，均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为金所隔，无法与南宋互通有无，短缺物资主要靠从女真人控制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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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00:25|只看该作者 取得。而女真贵族所以常常满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军事需要的西夏马匹。⑤但是，金的这一愿望常不能如愿以偿，所换得的尽是珠、玉之类，而西夏倒能获得其所需的丝帛。因此，金世宗对宰臣说，西夏是“以无用易我有用”⑥。金、夏榷场贸易，对丰富党项人的生活，促进西夏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还有以下三条渠道：一，沿边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来的馈赠与贡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贸易3天⑦。
四、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和与蒙古人的关系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⑧。这种较宽容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特别到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以至后来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⑨。有金一代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掠夺。辽朝契丹人已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生产。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荆①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②，进行勒索。至于被骗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就是屯田军户，也要交纳赋税，可见，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兴和议”前，金屡发兵南下伐宋，不仅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要为女真贵族去当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壮，亦常被征调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尽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户求留一子照顾亦不可得。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女真贵族的拒绝③。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无路可走，终于引发了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的大起义。
第三，残酷的镇压。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起义，不是改弦更张缓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杀之，或调集大军围剿，进行镇压。如1132年（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动败露后，金统治者不仅捕杀了为首者及其家属和“余党”，而且元帅府还下令上述诸路，“尽杀契丹”，持续月余方止。④又如为抵制海陵王南伐强征丁壮，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诸部反”，海陵王即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开杀戒祭行，其中被杀的有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子男130余人。⑤此后金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亦均奉行调兵征讨的政策。
第四，分散迁徒，强制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已对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前述诏告下属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⑥。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⑦。到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他曾诏告宰臣，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①。
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种种民族压迫，虽为巩固金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暂时成效，但大多数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窝斡等领导的起义被金世宗镇压下去后，契丹人仍不断掀起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义有：章宗承安年间陁锁等领导的特满群牧起义，卫绍王崇庆元年耶律留哥发动的辽东契丹人大起义，大起义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
女真与蒙古诸部，在辽朝同为契丹属部。金灭辽后，蒙古诸部转附女真。强悍的蒙古人在辽朝（时称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灭辽过程中，常借兵于彼。但辽亡后，女真贵族不仅不兑现“元约”，反在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冬，乘其不意发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诸部臣附之心，兵端屡起。②1139年冬，金万户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结果在粮尽而返时被蒙古人大败之。③此后，金困于“蒙兀之扰”，又鉴于都元帅宗弼曾亲率8万“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现实，遂于1146年主动派肖保寿奴前往蒙古议和。次年和议成。金割西平河北27团塞给蒙古，并岁遗牛羊米豆，册蒙古酋长为蒙古国王。④金世守即位后，为遏止蒙古诸部：一面在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70，屯驻重兵，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另一面遣使招谕蒙古（阻■）⑤，终使两民族和好相处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世宗又仿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斡勒忠奉命使边受贡，“归致马四千余匹”），金朝重行，“答赐”。从金章宗“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塔塔部背金铁木真出兵助金征讨看，⑥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时与金的关系还相当密切。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编为金的边防军，《金史兵志》所列西北、西南十乣军中，有萌骨乣⑦。
但是，女真和蒙古诸部贵族毕竟是一群剥削者，他们常为掠夺财物和个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动干戈⑧。金章宗即位后，广吉刺部“屡胁诸部入塞”抢夺财物，合底忻、山只昆二部“连岁扰边”。为此，金章宗于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征讨，继以右丞相完颜襄代之，连续出兵北伐。①女真贵族施行的屠杀政策，使蒙古诸部与金的矛盾日益尖锐。前述助金之铁木真因宗亲咸补海罕被女真贵族所杀，“欲复仇”。
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称成吉思汗（皇帝）后，即谋伐金，只因对金的底细还不很清楚，才未敢轻举②。两年后，金章宗死，卫绍王立，成吉思汗认为他乃庸懦之辈，不值得向他称臣纳贡，遂与金断绝往来。
1211年，他便自将大军南下伐金。此后金终于1234年为蒙古所灭。
第四，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经济交往一面。金初，女真贵族为解决代宋战马之需，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置榷场，收购蒙古马匹。此前，宋在河东、陕西地区行用铁钱，金占领这一地区后废行，而蒙古诸部在契丹统治时期，因契丹严禁铁出境，铁兵器甚少，箭镞多以骨为之。云中榷场的开设，使河东、陕西地区的铁钱尽流入蒙古，他们用之作兵器，战斗力益强，终成金之掘墓人。③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一、女真贵族的腐败与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亡情形有似辽朝，辽为属部女真族所灭，金则为蒙古所亡。似为外因，实是内因所致。女真贵族的腐败反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女真贵族问鼎中原后，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已趋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后，杀重臣和宗室子孙150余人④，形成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金正处于上升时期，终未引起金政权的崩溃。世宗为政，以仁易暴，与民休息，金获中兴。章宗继位，臻于鼎盛，但在宠妃李师儿、宰相胥持国及其朋党的推波助澜下，为争权又开杀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杀，一批文臣武将多受牵连被诛，或“坐除名”⑤。章宗死后，卫绍王不满李师儿干政，赐其自尽，同时将其党羽铲除。但昏庸的卫绍王又不听大臣劝阻，委军权于在章宗时已“贪愎不法”的纥石烈执中。执中获权后，即与朋党阴谋作乱，在蒙古军逼近中都时专务驰猎受责后，便与完颜丑奴等矫诏发动政变，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杀卫绍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杀戮。宣宗即位，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等官爵。时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兵屡战不利，怕执中以军法诛已，遂率军入中都，围执中宅，杀之。宣宗无奈，不仅赦其罪，还授以左副元帅。⑥高琪为相后，结党营私，与高汝砺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后宣宗虽将其诛戮，也认识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无法改变权臣的专横局面，对镇守一方的武将拥兵自重，随便诋毁宰执，戏弄朝臣，击杀无辜，听之任之⑦。1233年（金天兴二年）初，在蒙古、宋联合攻金的形势下，又发生留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之乱；同时蒲察官奴又发动政变，囚哀宗守绪，杀朝臣尚书左丞李蹊以下300余人，军将、禁卫、民众3000人。后崔立等虽为李琦、李伯渊所杀，官奴及其党羽亦伏诛，①但大金在互相残杀中，至此元气已丧荆
第二，吏治乱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后，由于升平日久，入仕途径增多，吏治之弊逐渐严重。金章宗虽作过整顿，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更趋腐败。②宣宗南渡后，吏治更乱。首先官吏与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员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余员，5年后的泰和七年达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时”③。章宗以后，金廷多故，统治区域逐渐缩小，官吏总数已无从查考，但从1214年（金贞祐二年）宣宗“诏许诸人纳粟买官”，1232年（金天兴元年）哀宗下诏“卖官，及许买进士第”看④，金末官多的情况更趋严重。其次，新增官员，非贤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监孙复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员中，以“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这样入仕的官员，大多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和百姓办事，他们对公事“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更有甚者，“贪黩相尚”，利用职权“贪暴不法”⑤。再者，最高统治者亦不尽心政务。如史称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宣宗，南迁后要工部为其特制鞠杖，在开封购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时术虎筠寿为器物局直长，知后将家中所有鞠杖以进，并谏：“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对此忠良之言，宣宗听之不悦，“掷仗笼中”，次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⑥官吏和君主的弄权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贵族与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侈靡之风在章宗时已相当严重。金末女真贵族不惜民力国财的腐败情况，此举两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为增筑归德行枢密院，仅用工，拟数百万；50000016_494_2⑦二是内族完颜白撒，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为尚书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国危亡之时，“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⑧。
女真贵族的腐败，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他们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和贪欲，便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如刘从益在金末任叶县令时，该县户口比前减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万石税赋要百姓如数缴纳。⑨又如宣宗南迁时，河北的官吏竟对避兵乱南逃的百姓，需给钱财后，“始听民渡河”①。金在后期，“括粟、阑■，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予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②。繁重的赋敛，加上严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极的反抗是“率弃庐田，相继亡去”③。更多的百姓则拿起武器，为推翻腐朽的女真贵族统治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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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01:35|只看该作者 自金主宰中原后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④前期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前述撒八、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后期声势空前、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红袄军。红袄军是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领导的多支起义军的总称。它以山东青、潍、莱三州为中心，活动地区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约从1205—1262年）。⑤由于红袄军起义发生在北有蒙古军相继南下，西有西夏屡与金交兵，南有南宋与金的兵端再起，故红袄军波澜壮阔的反金武装斗争，极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此外，在宣宗南迁时有乣军之变，在山西有西京军民变，在陕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阳有布陈谋反⑥，在东北有1212年（崇庆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贞祐三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起义和反金活动，严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的统治，使蒙古军能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后，数月间众至10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次年，留哥称王，建立大辽国，改元元统。后留哥逃附蒙古，起义军群众于1216年推耶厮不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进入东北地区，于1219年“定之”⑦。蒲鲜万奴本为金辽东宣抚使，1215年奉命领兵40余万镇压留哥起义军，败回东京（今辽阳市）后，于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谋克人，皆附之。次年，降于蒙古。后虽叛蒙古自立，改称东夏国，⑧但因力薄势孤，元太宗窝阔台于1233年发兵攻之，万奴被擒，东夏亡。⑨东夏辖地东滨日本海，西至今张广才岭，北抵东北流松花江，南约达今朝鲜咸镜南道⑩。 二、金朝灭亡后的女真人
威震遐迩的女真人，金亡后可谓销声匿迹，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①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②。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剩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③，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④。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⑤。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⑥，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⑦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⑧。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⑨。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①。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②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③即是明证。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④，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剩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⑤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⑥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11）。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⑧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⑨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⑩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总之，金亡后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万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旧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别称之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时在与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响，女真文化无例外地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若作大体划分，金建国前文化简朴，是其所固有的；灭辽亡宋后，落后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空前繁荣。
（一）语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只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语汇。在无文字前，女真人记事、部落内传令，“刻木为契”，事急者三刻之；与邻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国后，阿骨打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文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1119年（金天辅三年）字成颁行。以后熙宗又采用汉字和契丹字偏旁制女真字，于1138年（金天眷元年）颁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与希尹所制字并行①。前者称大字，后者称小字。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汉字、契丹字仍同时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诏罢行契丹字②。金廷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师设有专人传授的学校，生员由各路选送。世宗时，又以女真字译“经书”，选诸路贵族子弟习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为金王朝培养有用人才。③金亡后，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与饮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献祖绥可时，“始筑室，有栋宇之制。”④但直到金建国时，屋高一般只数尺，顶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也以木为之，门皆东向。室内环屋作土床（坑），下可烧火取暖，寝、食皆在其上。⑤世祖劾里钵时已出现酒楼，但从阿骨打称帝初还居“冬暖夏凉”的屋子看，当时阁楼建筑尚极简陋。⑥迁居辽东和中原地区后的女真人居室，与北方汉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饮食，在绥可以前，主要以飞禽走兽为食物之源。农业虽早已出现，但直至金初马扩所见，其地不种谷麦，只种稗子。⑦一般平民的饭菜，“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⑧。阿骨打等贵族所食，亦只是稗子饭，“列以蛮韭、野蒜、长瓜”，只是多一些猪、羊、鸡、鹿、兔等肉类。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各取佩刀脔切荐饭”①。还有一种独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②。女真人皆喜饮酒，以醉为快；然醉则必缚之俟其醒，否则乱杀人。酒以糜酿之。饮食用具皆以木为之，有盆、碗、构等。饮酒用一木构“自上而下，循环酌之”③。从1125年许亢宗在咸州已见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在会宁参加御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④，建国后女真的饮食逐渐与汉人接近。
（三）服装与发式
女真人的服装，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裤，春夏以麻布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红丝绵紬为衫裳（间亦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贫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裤，秋冬以牛、马、
猪、羊、猫、犬等皮为衫，裤、袜亦皆以皮为之。妇女穿“大袄子”的无领上衣，状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锈帛，以单裙笼之。⑤入居中原后，猛安谋克户渐穿汉服，女真贵族也学着汉族统治者衣以颜色分等级，有朝服、常服之分，所异的只是左衽。⑥发式，男子剃去头顶前发，留颅后发，编辫垂肩，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灭辽克宋后裹逍遥巾，或裹头巾，各随所好。
（四）婚姻与丧葬
女真人早已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制（11），是其婚制的原则。缔结婚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办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经缔结，“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改变（12）。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结婚年龄到路上唱歌自择丈夫，歌词内容包括介绍“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未婚欲娶者听后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后即携之而归，然后备礼物带着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⑨此外，还有抢劫婚和买卖婚，买卖婚男方多为富人，“以牛马为币”。亦存在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的“妻母报嫂”收继婚。⑩
金建国后，婚俗变化较大，主要为：与渤海、契丹、汉人通婚，并为金王朝倡行：“妻母报嫂”收继婚到金世宗时已不严格实行；抢婚已演变为只在一年一次的“纵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丧葬，是无棺椁的土葬，但已出现富人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的殉葬。流行亲友奔丧以刃剺额血泪交下的“送血泪”和将祭祀之物尽焚之的“烧饭”风俗（。从考古发现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椁，贵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于殉葬的奴婢和马，贵族死后也实行火葬；①送血泪的习俗已停止。
（五）节庆与拜礼
女真人原不知纪年，计岁数以“草一青为一岁”，人皆不知生辰，连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国后，才自择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节日为其生日②。后“渐染华风”，遂有了正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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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07:18|只看该作者 、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等节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阳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礼，后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端午拜天后还举行射柳、击毯之戏。③女真人见长者及君主有其独特的拜礼：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摇肘，摇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拜礼。直到金后期还规定，女真官员除穿公服者行汉拜礼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礼④。 （六）信仰与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万物有灵，相信它们能给人以祸福，亦能知人祸福。又与东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样，最崇敬天，认为天神主宰一切，战争胜负，各种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节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仪为：“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⑤。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导致了沟通人与神鬼之间使者萨满（亦作珊蛮，即巫者）的出现。早在昭祖石鲁时，因久无子，往“能道神语”的萨满处祈祷。萨满为人治病，为人复仇。⑥在渤海、契丹和汉人的影响下，佛教、道教相继传入。金初已“奉佛尤谨”，道教约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后始有之（11）。但至金末仍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女真人。
（七）艺术与体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择偶、宴饮，且歌且舞。歌舞古朴粗犷。早期乐器只有鼓、笛，歌只有“鹧鸪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见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着“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⑧随着金据有辽、宋之地，乐器增多，舞蹈种类日繁，并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号已采用宋乐，宫廷有雅乐、渤海乐、“本国旧音”等。到金世宗时，“宴饮音乐，皆习汉风”。世宗曾力图恢复女真歌舞旧俗。经过“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时金石之乐已“粲然大备”⑨。女真人的体育均与习武有关，因为他本是一个狩猎民族，又以骑射得天下。项目主要有角力（角抵）、击球（击鞠）、射柳。角力（类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时屡行此戏，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间行之。⑩击球、射柳本为辽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击球，上自君主、军将，下至民间，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击球众分两队，皆乘马，手持数尺长的鞠杖，共击一状如拳的毬，以击入板门孔囊中者为胜（或说只一板门，或说两端各立一个）。射柳则为：在毯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以一骑为前导，射者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断去青皮处并以手拾之而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断未去皮处或中而不断与不能中青为负。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⑦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75、176页。
⑧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64页。
⑨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76—184页。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第199页。
①《辽史》卷一，第2页。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2页。《松漠纪闻》、《文献通考》等有相同记载。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956页。
④《大金国志初兴本末》。《宋会要辑稿蕃夷三》、《文献通考女真传》有相同记载。
⑤[日]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载《东北丛刊》民国十九年第8期，第9页。
⑥《满洲源流考》卷一，第2页。
①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②即实对女真含义有另一说见解，他在《契丹国号解》文中认为：“女真之名，始于辽代，其前不见记载，女真当非自称，而是契丹人使用的称呼，契丹语谓金曰女古。女真当是女古真之略记，义为‘金水居民’，或是‘掏金之人’”（《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
③《辽史》卷三，第30页。
④冯继钦认为：“长白山三十部女真的先人应属白山靺鞨”（《辽代长白山三十部女真新探》，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第14页，白山靺鞨即靺鞨白山部。
⑤《金史》卷六，第132页。
⑥《金史》卷八八，第1964页。
①以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说郭》卷二五引《北风扬沙录》，《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女真传》。
②《满渊源流考》卷一一，第1页谓，“生熟盖新旧之意”，生熟女真如同新、旧满洲，不取其说。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1页。有说此72部落皆属生女真。
④生女直部、回跋部所指，比生女直、回霸女真包括的部少。
⑤《辽史》卷一三，第140页；《辽史》卷一五，第17O页。上列乙典女直部为北女直4部之一，《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云：其先人原为长白山星显水、禅春河女真，后被辽“签为猎户”，遂“奢籍”契丹，当初属生女真。
⑥《金史》卷六七，第1584页。
⑦详见杨保隆：《辽代女真别称考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第61—76页。
①《金史留可传》称四大支系首部为完颜、徒单、乌古论、蒲察，而《百官志》又列四大支系首姓为完颜、裴满、吾古论、唐括。因后者为金章宗时的姓氏著录。
②《金史》卷一，第2、3、6页；《金史》卷六五，第1563页；《金史》卷六七，第1573页；《金史》卷六八，第1595页；《金史》卷六○，第1621页。
③《金史》卷六三，第1499页；《金史》卷六四，第1524页。
④《金史》卷一，第13页；《金史》卷六三，第1501页；参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132页。
⑤《金史》卷一，第9页；《金史》卷六三，第1501页；《金史》卷六八，第1595页；《金史》卷八一，第1819页。
⑥《金史》卷六七，第1577—1579页；《金史》卷一三五，第2882页；《金史》卷六七，第1584页；《金史》卷八一，第1816、1824页。比今地理，综合诸家之说，下同。
①《金史》卷六五，第1539、1543页；《金史》卷六七，第1573、1581、1583、15页；《金史》卷一。第13页；《金史》卷六八，第1593页。
②《金史》卷一，第12页；《金史》卷六五，第1539页；《金史》卷六○，第1613、1614页。
③《金史》卷六三，第1500页；《金史》卷六七，第1583页；《金史》卷七○，第1618页；《金史》卷八一，第1815页。
④女真社会内有两种部落联盟：一为流行于世界各族中的亲属部落联盟；一为地区性的非亲属各部的联盟，此指后者。《金史》卷六七，第1577、1578页。
⑤《金史》卷一二○，第2615页。婆卢木即蒲卢买水。
⑥《金史》卷一，第15、16页；《金史》卷六五，第1540、154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3页；《金史》卷七一，第1631、1638页。
①《金史》卷一，第5—6页。有人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说随阔（绥可）“教人烧炭炼铁”，认为在绥可时生女真已掌握冶炼技术，与《金史景祖纪》记“生女直旧无铁”矛盾，不龋
②《金史》卷七三，第1672页。
③《辽史》卷六○，第932页；《金史》卷一一，第119页。
④《金史》卷一，第10页；《金史》卷六七，第1575、1581、1584页。
⑤《金史》卷二，第22页。
⑥此看法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后女真众酋结盟，推（函普）为首领”。又《金史留可传》载：“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说明女真人早期有过近亲部落联盟。
⑦《金史》卷一，第3—6页；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40、41页。
①《金史》卷一，第7—15页；《金史》卷六七，第1574—1580页、1581—1586页。
②《金史》卷二，第20页。《世纪穆宗纪》作，“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
③《金史》卷二，第22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9、10页。
⑤以上据《金史》卷二，第22—28页；参《辽史》卷二七，第326—329页。关于出河店之战辽军统师及兵数，《辽史》与《金史》所记不一，此据《金史》。
①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四，第15页，引马扩《茹斋自叙》中有阿骨打自言：“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步阵，大概出此。”
②《金史》卷六五，第1542页云：“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为勃堇而不令典兵。”
③[日]三上次男考诸家对谋克含义不同解释后说，“这些说法大略相同，可知谋克有‘乡里、族、族长，等的意思”（金启狞译：《金代女真研究》第134页）。这样讲，未讲清谋克有多种含义，是因其有从血缘组织转向地域组织这一变化。
④据《金史兵制》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屠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似猛安与谋克是同时产生的，不符合女真历史发展历程，故不龋
⑤《金史》卷六七，第1575页。
⑥《金史》卷四四，第1002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第8、9页。
①参王可宾：《女真国俗》，第241—244、248、249页。
②《金史》卷五七，第1312—1315、1329页。
③《金史》卷四七，第1062、1063页。
④《金史》卷四四，第993页。
⑤《金史》卷二，第29页。
⑥《金史》卷七七，第1763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卷四四，第993页。
⑧《金史》卷八○，第1809页；卷四四，第993页。从王可宾《女真国俗》第181页之说。
①《金史》卷六，第132页。
②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371页说：“大定九年（1169年）以后完全罢除契丹及奚人等的猛安谋克”；（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第145页则说：“契丹人和奚人都是直到金未为止一直享有猛安谋克特权的民族”。
③以上均据《金史兵志》。
④《金史》卷七二，第1658页。
⑤《金史》卷二，第31页；卷七二，第1650页。
⑥《金史》卷二，第35页；卷四六，第1032页。
⑦《金史》卷七四，第1705页。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九月条。
⑨《大金国志太宗纪》天会十一年条（《大金国校证》第126页）。
⑩《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引赵子砥《燕云录》。
①同上书，第63页。
②《大金国志熙宗纪》皇统五年条，卷三六《屯田》条（《大金国校证》，第173、52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第8页。
③《金史》卷四四，第993页。
④《金史》卷八九，第1987页。
⑤《金史》卷七，第175页；《金史》卷四四，第995页作大定二十一年。
⑥《金史》卷四四，第996页；《金史》卷四六，第1048页；《金史》卷八九，第，1987页。
⑦《金史》卷八，第188页；《金史》卷四四，第996页。
⑧《金史》卷一二○，第2621页。
①《金史》卷四四，第995、996页。
②孙进己等：《女真史》，第102、104页。[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第452页认为，经过迁徙后的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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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07:20|只看该作者 分布为，上京路九十余万口，其它长城以北各路有五六十万，河北各路一百余万，河南六七十万。 ③《金史》卷一○九，第2406页。
④有人据史载癸巳岁“康宗死，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认为勃极烈制在金国建立前已存在，不足以为证。
①《金史》卷二，第27、28、29、35页。
②《金史》卷三，第49页。
③同上书，第64页。
④《金史》卷四，第70、71页。
⑤王可宾等不举阿徒罕，皆以大祖从兄弟斡鲁为迭勃极烈，《金史斡鲁传》中确有“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之记载，《太祖纪》收国二年五月条也记：“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
①《金史国语解》。参王可宾：《女真国俗》第139—144页；武王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74页；赵冬晖：《金初勃极烈官制的特点》，载《辽金史论集》，第375—378页。后者认为，诸勃极烈之冠称，“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表示职掌的”，只是“表示勃极烈的等级地位的”。
②《金史》卷二，第39页；《金史》卷七五，第1724页；《金史》卷七八，第1776页。
③《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金史纪事本末》卷二，第54页。
④《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⑤《大金国志太字纪》天会三年年十二月条记：“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
⑥《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页；《金史》卷七八，第1777页。
⑧按刘彦宗传，谓彦宗死在天会六年，与四年稍异。
①《金史》卷三，第65页；《金史》卷五四，第1193页；《金史》卷七八，第1777、1778页；洪皓：《松漠纪闻》卷下，第5页。
②《金史》卷四，第70、71页；卷五五，第1216、1217页。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第1388页。
④《金史》卷四，第72、73页。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第1388页。
⑥《金史》卷四，第70、72、74、76页。
⑦金在东北的一些路下还设有路，如上京路下辖有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易苏馆路、胡里改路等，东京路下有婆速府路。下一级路的地方，多为猛安谋克较多或全是猛安谋克户。
⑧《金史》卷五，第96、106页。
①有说女真族的奴隶制在金国建立前已确立，金王朝建立后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或说景祖乌古廼时已建立起奴隶制规模，阿骨打为都勃极烈时已是奴隶社会，金国建立后奴隶制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但直至章宗时才完成；一说建国前为原始社会，建国后是奴隶社会，熙宗时转变为封建制，等等（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2页）。
②《金史》卷二，第24页。
③一般认为在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此所以说至泰和年间，是据章宗在泰和四年才“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金史》卷一二，第269、270页），正式承认出租土地是合法的。
④《金史》卷二，第29、38、40页。
⑤《金史》卷三，第48、61页。
⑥《金史》卷三，第63页。
①《金文最》卷四《诏令》，天眷二年《更定宫制诏》，第49页。
②《金史》卷四七，第1046页。
③同上书，第1046、1047页
④《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
⑤《金史》卷四七，第1046、1047页；《金史》卷九七，第2168页。
⑥《金史》卷四六，第1035页；《金史》卷九，第209、217页；《金史》卷一一，第256页；《金史》卷一二，第269、270页。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六，第565页；《金史》卷七四，第1704页。
②《宋史》卷三六五，第11378页；《宋史》卷三六四，第11361、11362页。
③《金史》卷四，第72页；《金史》卷七七，第1764、1765页；《宋史》卷三七一，第11523、11524页。
④《金史》卷四，第75页。
①《金史》卷四，第78页；《金史》卷六七，第1755页；《大金国志》卷一一，皇统元年、二年条，第162—164页。
②《金史》卷五，第94、95页云：海陵即位后，杀太宗子孙70余人，宗翰子孙30余人，诸宗室50人，可佐证女真最高统治集团内斗争十分尖锐。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引《正隆事迹记》，第11页。
④《金史》卷一○七，第2357页。
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第3670页，孝宗隆兴元年六月癸亥条载：“至是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
⑥《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一引《续纲目》第531页。
⑦《续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第3674页，孝宗隆兴元年八月戊寅条。
⑧有作和议成于1164年。此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七，第823页；《金史》卷六，第135页；《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第3695、3696页。
⑨《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第925页。
⑩同上书，第930页。⑤⑨⑤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第931—934页；参《金史》卷一二，第282、283页。
②《金史》卷一四，第303页；《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55、956页。
③《金史》卷一五，第327—341页；《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61—963页。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六，第968页。
⑤据《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七，第4547页载，金哀宗在金亡前一年还说：“……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矣。”此虽是夸口之辞，但可察知宋军之战斗力。
⑥《宋史》卷四一，第797、798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九一，第1025页。
⑦《文献通考》卷三二七，第2570、257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8、9页。
⑧《金史》卷五○，第1113页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大有助于经用焉。”
⑨《三朝北明会编》卷一三，第12页；卷一四，第4页。
⑩《金史》卷五○，第1113页；《宋史》卷一八六，第4565页。
①《金史》卷四九，第1108页；卷五○第1114页。《宋会要辑稿》第140册，《食货》卷三八，第5487页。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209页。
②《金史》卷五○，第1114、1115页。
③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16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第3117页。
⑤金章宗曾规定，私卖马者“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金史》卷一二，第277页）。
⑥《金史》卷七八，第1777、1778页。
⑦《金史》卷一二五，第2714、2715页；《大金国志》卷一二，第179页。
①《金史》卷一○五，第2314页。
②《金史》卷七九，第1791、1792页；赵冬晖：《论金熙宗时期国家政体的转变》，载《辽金史论集》第二辑，第239页。
③《宋史》卷三七三，第11555、11556页。
④同上书，第11557—11562页。
⑤《金史》卷七六，第1737页。按辽中京所藏图书文籍，大多当为汉籍。
⑥《大金国志》卷四，第65页。
⑦《金史》卷七九，第1792页。
⑧《金史》卷四，第77页。
⑨《金史》卷八，第184—185页。
⑩《金史》卷九，第218页；卷十，第231页。
①参见肇东县博物馆：《黑龙江肇东八里城清理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2期；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绥滨永生的金代平民墓》，载《文物》1977年第4期。
②洪皓：《松漠纪闻》卷下，第3页。
③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382页。
④《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一五，第7022页。
⑤镶金史》卷七二，第1650、1651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5页。《辽史》卷二九，第347页。
⑥《金史》卷七四，第1703页；《金史》卷六○，第1390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5、2866页。
⑦《金史》卷一三四，第2866页。
⑧《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1页记这一地区为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
①《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1页及《金史》卷一三四，第2867页。
②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470页。
③参见张博泉：《金史简编》，第175页。
④《金史》卷一三，第292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71页。
⑤《宋史》卷四八六，第14027页；《金史》卷六二，第1482页。
⑥《金史》卷一三四，第2876页。
⑦《金史》卷一七，第375、376页。
⑧《金史》卷五○，第1113—1115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68、2870页；《金史》卷一○，第242页。
⑨《金史》卷五○，第1113、1114页；《金史》卷六一，第1419页载，金世宗曾于大定三年专下诏，“市马于夏国之榷潮，可见是金向西夏求索的主要物资。
①《金史》卷一三四，第2870页。
②《金史》卷四，第76页；《金史》卷五，第100页；《金史》卷八，第179页；《金史》卷九，第217页；《金史》卷一四，第318页；《金史》卷六○，第1408页；《金史》卷一三四，第2870页。
③《金史》卷二，第29页。
④《元史》卷一四九，第3511页。
⑤《金史》卷四四，第1004、1005页。
⑥《金史》卷七，第175页。
⑦《金史》卷一二九，第2784页；《金史》卷一三三，第2849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第12页。
①《大金国志》卷七，第116、117页。
②《金史》卷五，第11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引《正隆事迹记》第14、15页。
③《金史》卷一三三，第2848页。
④《金史》卷四六，第1032页。
⑤《金史》卷六，第132页；《金史》卷七，第166页。又：1177年被徙者，同书卷八八《唐括安礼传》作“尝予窝斡乱者”。此从本纪。
⑥《大金国志》卷九，第138页。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第2143页。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第2514页；《大金国志》卷一二，第176页。
①《金史》卷四四，第1003页；《金史》卷六，第135页；孟珙：《蒙鞑备录》。又：金界壕边堡（墙）之设，始于熙宗时，止于章宗朝，断断续续历时约60年；东起嫩江左岸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至河套河曲之北，全长3000（一说2500）余里，是我国又一条长城。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元人克燕》，第661页。《金史》卷七，第156页；《金史》卷一○，第233页；《金史》卷九七，第2144页；《元史》卷一，第5、15页。
③《金史》卷四四，第997页。
④《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第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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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12:54|只看该作者 页载，汪古部（白鞑靼）首领摄叔被弟杀后，其子白波厮金收之养于黑水千户家，白波厮悦千户家女，金章宗不许，遂叛归。 ⑤《金史》卷九三，第2073页；《金史》卷九四，第2085、2088、2094页。
⑥《元史》卷一，第13页。
⑦《金史纪事本末》卷三九，第66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第2143页。
①《金史》卷五，第94、95页。
②《金史》卷一二九，第2793、2794页；《金史》卷六四，第1527—1530页；《金史》卷八五，第1899—1902页。
③《金史》卷六四，第1531页；《金史》卷一三二，第2835—2838页。
④《金史》卷一○六，第2345、2346页；《金史》卷一一一，第2460页。
⑤《金史》卷一八，第396—398页；《金史》卷一一五，第2527—2530页；《金史》卷一一六，第2547—2549页。
⑥《金史》卷一二八，第2758页。
⑦《金史》卷五五，第1216页；《金史》卷一一，第255页。
⑧《金史》卷一四，第304页；《金史》卷一七，第389页。
⑨《金史》卷一一，第255页；《金史》卷一○，第241页；《金史》卷一二，第270页；《金史》卷一六，第359页。
①《金史》卷一○○，第2214页。
②《金史》卷一七，第380页。
③《金史》卷一一三，第2492页。
④《金史》卷一二六，第2733页。
⑤《金史》卷一四，第310页。
⑥《金史》卷四四，第1030页。
⑦《金史》卷四六，第1036页。
⑧据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43页统计，仅在金世宗统治的30年盛世时期，汉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就达16次之多。
⑨参钱君晔：《试论红袄军起义》，载《辽金史论文集》，第511页。
⑩《金史》卷一四，第308页；《金史》卷一五，第331页；《金史》卷一七，第374页；《金史》卷四四，第998页。
①《元史》卷一四九，第3511—3514页；《元史》卷一，第16页。
②《金史》卷一四，第307、314页；《金史》卷一○三，第2278页。《元史》卷一四九，第3512页；卷一，第19页。
③《元史》卷二，第32页。
④参张博泉：《金史简编》，第310页。
⑤《金史》卷四六，第1034页。[日]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第450页认为，这个数并不正确，因为当时调查的目的，在于推排土地、奴婢、牛具的多少，用来重新确定课税的基础，拥有众多奴婢的人家自然要弄虚作假，把奴婢编入正口（女真）来呈报。据此他估计，总数“应为三百余万，至多不会超出三百五十万”。三上次男的意见不无道理。乃推测之词，尚不足引以为据。
⑥孙进已等：《女真史》，第142—143页。三上次男根据他估计总数最多不超350万，认为金上京路有90余万，其它长城以北各路凡五六十万，河北各路100余万，河南六七十万（《金代女真研究》第452页）。
⑦《金史》卷一○九，第2406页。
⑧元好问：《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金文最》卷一○四，第1506页。
⑨《元史》卷一六二，第3795页。
①《元史》卷一三，第268页。
②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金人姓氏》；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56—178页。
③《金史》卷九，第218页。
④《金史》卷一二，第278页。
⑤《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四，蔡勘《论和战》。
⑥参《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11期。
⑧同①。
⑨《元史》卷一五一，第3577页。
⑩《元史》卷一五四，第3643页。
（11）《元史》卷一六五，第3886、3887页。
①《金史》卷五○，第1121页。
②董万仑：《东北史纲要》，第273页；一说只10余万人，见孙进己等：《女真史》，第141页。
③《元史》卷一七，第370页；《元史》卷二八，第629页。
④毕恭：《辽东志》卷一，第21页。
⑤《金史》卷二，第33页；《金史》卷四，第72、81页；《金史》卷七三，第1684页。又：完颜希尹神道碑说希尹于“天辅五年依本国语制字以进”。
⑥《金史》卷九，第220页。
⑦《金史》卷三，第53页；《金史》卷八八，第1949页；《金史》卷五一，第1133、1134页。
⑧《金史》卷一，第3页。其地穴或半地穴式居室为：“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3页。
②《金史》卷七○，第1618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茆斋自叙》，第15页。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四，第14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4页。
⑤同③。
⑥同④。
⑨《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2、553页。
⑩《二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第6页。
（11）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无论贵贱，人有数妻。”一说其婚制是“异姓胞族外婚制”，参赵鸣岐：《金建国前社会状况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第41页。
（12）《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3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
②《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4页。
③《松漠纪闻》卷上，第9页记纵偷情形为：“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偷，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
④《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第551、552页。
⑤吉林市博物馆编：《吉林史迹》第38、39页。
⑥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8页。
⑧《金史》卷三五，第827页；《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作“跪右膝，蹲左膝”。
⑨《金史》卷三五，第826页。
⑩《金史》卷六五，第1540、154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3页；《大金国志》卷三六，第518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0，第7页。
第三章西迁后的回鹘
第一节高昌回鹘
一、高昌回鹘的政权与疆域
848年（唐大中二年），率领西迁回鹘主要部分的庞特勤，在原唐安西都护府境内称可汗。他居住在焉耆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统辖今新疆东部地区。这是回鹘在这一带建立政权之始。②1866年（唐咸通七年），回鹘的大首领仆固俊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出击，打败吐蕃，取得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附近）等城。他派手下的达干（官名）米怀玉朝见唐懿宗李璀，报告这一胜利。③从此，这支回鹘逐渐以高昌为中心。据《辽史》载，907年（辽太祖元年）十二月，“和州回鹘”向契丹进贡④。和州即高昌。这表明在此以前，定都高昌的回鹘王国已经建立。五代时，该国与中原王朝联系，则以“西州”回鹘为名。⑤951年（后周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派遣都督向后周贡大批方物①，当时该国已有一定经济实力。
据《宋史》载，高昌国即西州回鹘（故又称高昌回鹘）。其王的称号为阿厮兰汉，汉译名为师（狮）子王。
962年（宋建隆三年）、965年（乾德三年）以及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
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②。
“阿厮兰汉”，《辽史》译作阿萨兰或阿思懒③。高昌回鹘起先与辽朝的关系很密切，曾先后24次向辽进贡。④924年（辽天赞三年）十月，契丹“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⑤。浮图城即北庭，在高昌回鹘境内。从此，高昌回鹘成为契丹（辽）“属国”。1053年（辽重熙二十二年）二月，“回鹘阿萨兰（高昌王）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于辽⑥。《辽史百官志》列有“高昌国大王府”⑦。《辽史兵卫志属国军》列有“高昌”、“和州回鹘”⑧，所指皆为高昌回鹘，是史官将同一国的不同名称重复列入。
981年五月，宋太宗赵匡义派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
984年（宋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回京后，向宋朝报告了当时高昌回鹘的大概情况。师子王虽以高昌为都城，但夏季以“北廷”（即北庭）为夏都，前往避暑。伊州（今新疆哈密市）的州将姓陈，“其先自唐开元二年（714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⑨。伊州以西，即为高昌回鹘的辖境。它的南面隔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于阗（今新疆和田市）相望，北面为今准噶尔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面包括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以今新疆拜城县西的戈壁与黑汗王朝为界。它统辖的居民中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仲云）、小众熨、样磨、割禄（葛逻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等各部族，①他们大都是说突厥语的古代民族。
宋代，龟兹回鹘是高昌回鹘的一部分，所以当地人也自称西州回鹘，称其地为西州龟兹。龟兹回鹘常单独向宋朝和辽朝进贡。从天圣（1023—1031）年间起，至景祐四年（1037）为止，龟兹向宋进贡五次。最后一次，宋朝回赐佛经一藏（经典的总称）②。后来在1071年（宋熙宁四年）、1072年、1096年（绍圣三年），也先后遣使入贡于宋。
1130年（金天会八年），契丹皇室耶律大石在西征途中，曾得到高昌回鹘王毕勒哥的大力帮助。
1132年耶律大石建立西辽王朝后，将高昌王国收为附庸。西辽派少监驻在高昌监督国政，征收贡赋。以后，高昌回鹘处于半独立状态。其君主的称号以“亦都护”一名见于史籍。西辽末年，高昌回鹘的疆域大致为“统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之地，北至阿术河（今新疆北部阿察果勒河），南接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东至兀敦甲石哈（今新疆哈密市东乌纳格什湖），西临西蕃（指入天山南路之地）”③。
二、高昌回鹘的经济发展
回鹘在漠北时从事游牧，西迁以后畜牧业仍很发达。牧场大都在天山以北的草原上，主要养马。高昌王、王后和太子等各有马群，在平原放牧，前后相继长达100多里，以毛色分群，不知其数。好马每匹值绢一正。差的马供肉食用，每匹仅值绢一丈。贵族食马肉，平民食羊及野鸭、雁等④。
回鹘迁徙到高昌一带农业地区以后，许多平民特别是贫苦牧民，转向务农。高昌一带基本上不下雨、雪，夏季酷热，人们都“穿地为穴”避暑。炎热的天气对农作物和瓜果生长有利。特别是从金岭（今新疆博格达山）上流下的丰富水源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大好条件。回鹘人引水环城，灌溉田园，转动水磨。农作物除荞麦以外，其它五谷都有，并出产白■（棉花）⑤。白■布（棉布）是输入内地的重要商品。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高昌回鹘送往后周的“贡品”中，就有白■布1329段⑥。
狩猎是高昌回鹘人的重要副业。野兽、野禽是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兽皮可供制衣。特别是貂皮作为“贡品”，大量送往中原王朝和辽朝。
951年一次贡给后周“白貂鼠皮二千六百三十二，黑貂鼠皮二百五十，青貂鼠皮五百三，旧貂鼠袄子四”⑦其中4件旧貂鼠袄子显然不是进贡给皇上的礼物，而是用于贸易的商品。
手工业方面，高昌回鹘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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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16:30|只看该作者 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⑧。当时冶炼业和玉器雕琢业已有一定水平。在951年给后周的“贡品”中有“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玉鞍辔等”①。采矿业也有初步发展。“北廷北山中出硇砂”②。高昌回鹘将硇砂大量输入内地，用作药材。据924年至1077年间不完全统计，回鹘前后18次将药品和香料运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其中12次包括硇砂在内。③当时还开采琥珀，如951年向后周贡“碧琥珀九斤”、“大琥珀”三十颗，1071年向北宋贡琥珀④。织白■布、绣文花蕊布、鞣皮等家庭手工业也相当普遍。纺织品有“兜罗、绵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等许多种。⑤ 高昌回鹘的贸易也比较兴旺，其中相当部分通过“朝贡”的形式进行。除了对中原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朝贡以外，高昌国向辽朝“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⑥。辽朝回赐的钱数以万贯计。龟兹回鹘商人最为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从1001年至1096年，龟兹向宋贡方物15次，贡品包括马、独峰骆驼、大尾白羊、室刀、镔铁剑、弓箭、盔甲、玻璃器、瑜石、瑜石瓶、硇砂、玉石、玉佛、玉鞍勒、玉辔、玉带、玉越斧、琥珀、象牙、翡翠，真珠、胡黄连、香药、乳香（最多一次为124.
5公斤），花蕊布、宿绫、褐、杂物等。另有龟兹僧人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佛骨等。（11）龟兹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之一，当地回鹘商人实际上做了许多东西方贸易的中转工作。他们有时就和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今伊朗）人一起到北宋京城进贡。（12）
三、高昌回鹘的文化概况
高昌回鹘既有本身独特的文化，也颇受高昌地区传统汉文化的影响。当宋使王延德访问高昌时，辽朝派往高昌回鹘的使臣也承认：“高敞（昌）本汉土”⑨。
有关这一地区汉文化的记载很多，如当时高昌国仍“用开元七年（719）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春社、秋社）、冬至亦然”50000016_504_2⑩；当地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北廷有“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640）造”（。
在历法方面，除唐朝开元历为国家规定的历法外，在高昌古城遗址中，曾出土高昌回鹘时期由当时摩尼教徒编制的粟特文日历残片，其中包括中国的天干和五行、粟特语的七曜日和十二支兽名（鼠、牛、虎、兔等）。十二支兽名历法，原为突厥人所使用（。这种日历是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化融合的结晶。
文字方面。8世纪，回鹘人开始使用以粟特字母记回鹘语言的回鹘文。回鹘西迁后，这种文字在高昌境内延续使用至17世纪，回鹘文影响深远，辽太祖时，有一位回鹘人出使契丹，阿保机之三弟耶律迭刺向他学习回鹘文，从而创造出“契丹小字”①。蒙古文最初亦是以回鹘文字母记蒙古语言而创制的。努尔哈赤的部下，又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无圈点的“老满文”②。可见契丹小字、蒙古文、满文都在一定程度上渊源千古回鹘文。
在高昌古城一带，曾出土许多从13世纪初起印刷的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木刻印刷品，其中以前三种文字为主。在敦煌又发现1300年左右制作的回鹘文木刻活字。这种活字是模仿汉文活字而制成的③。高昌回鹘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起过一定作用。
高昌回鹘的宗教信仰前后有变化。西迁以前的回鹘信仰摩尼教，他们将这一信仰带到了高昌。高昌原为佛教盛行之地，回鹘迁入高昌地区以后，逐渐从摩尼教转信佛教。
965年（宋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于宋④。这表明当时高昌回鹘已以信仰佛教为主。高昌回鹘以西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1221年（宋嘉定十四年）长春真人西游至“回纥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当地的“回纥僧”，告诉他：“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⑤这就是说，过昌八刺出了盛行佛教的高昌回鹘地区，再往西就不再有和尚与道士，而是信仰其它宗教的地区了。另外，回鹘最初在漠北信仰的萨满教，对高昌回鹘仍有若干影响；在高昌也还有少数景教徒存在。
艺术方面。在高昌古城和巴什力克发现了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大都属于佛教画像，也有摩尼教壁画。所画人像有汉人、回鹘人、印度人和欧罗巴人种的画像。壁画的风格以中国式和希腊—印度乾陀罗式二者的混合为主，有明显的东西文化交融的倾向。⑥高昌回鹘人喜爱音乐，“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王宴请宋朝使臣王延德等时，“张乐饮宴，为优戏”；泛舟游湖时，“池四面作鼓乐”⑦。龟兹乐当时仍在龟兹和高昌一带盛行。
第二节河西回鹘
一、河西回鹘的兴起
在840年向西迁徒的回鹘中，有一支投奔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⑧。这支分布在今甘肃省陇山以西和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按其所在地区分为几个部分：位于东南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的是“秦州回鹘”⑨；位于东北，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⑩；位于西北今甘肃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弱水（额济纳河）流域的是“合罗川回鹘”①；位于西面今甘肃省敦煌县、安西县一带的称沙州回鹘；位手今甘肃省中部武威县（凉州）、张掖市（甘州）、酒泉市（肃州）的是甘州回鹘。甘州是河西回鹘的中心，故河西回鹘又称甘州回鹘。
回鹘西迁河西后不久，吐蕃发生内乱，急剧衰落。
851年（唐大中五年）正月，张义潮赶走吐蕃守将，收复沙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唐朝即命之为沙州防御使②。是年十月，“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爪（今甘肃省安西县东南锁阳城）、伊（今新疆哈密市）、西（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甘、肃、兰（今甘肃省兰州市）、鄯（今青海省乐都县）、河（今甘肃省临夏县）、岷（今甘肃省岷县）、廓（今青海省尖札县北）十州”③。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节度使。④此时，河西回鹘依附于唐归义军。
进入10世纪，吐蕃已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唐）。甘州为回鹘牙帐，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⑤。在唐末，归义军节度使张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⑥。这时甘州回鹘势力强大，扩张至河州、兰州一带，多次进攻金山国。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沙州降于甘州回鹘，张奉称回鹘可汗为父。（11）张氏以后，曹义金任沙州留后，附于甘州回鹘一起向后唐朝贡。虽然后唐庄宗李存勖（923—925年在位）在名义上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12）实际上曹义金及其子元德、元忠等先后依附于回鹘，瓜、沙两州属于河西回鹘的势力范围。自曹义金起，曹氏世代与回鹘通婚，其后裔曹贤顺竟自称“沙州回鹘”。
1016年，回鹘占据凉州，整个河西尽归回鹘所有。后来河西回鹘人口增加到30多万，其中“壮可用者”20万。⑨
在历代河西回鹘可汗的世系中，《宋史》记载的有仁美（死于924年十一月⑩），其弟仁裕（928年遣使后唐，940年遣使后晋（），仁裕子景琼（961—977年贡于宋），夜落纥密礼遏（980年贡于宋），禄胜（1001年贡于宋），夜落纥（1004—1011年贡于宋），夜落隔（1015年上表于宋，1016年死），夜落隔归化（1016年继位，1020年贡于宋），夜落隔通顺（1023—1028年贡于宋）。
二、河西回鹘与中原王朝、辽朝、西夏的关系
河西回鹘继承回鹘同唐朝友好的传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唐朝曾嫁公主给回鹘，所以五代、北宋时期的河西回鹘“世称中朝为舅”①。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十一月，河西回鹘向后梁遣使朝贡，后梁太祖朱温亲自接见，并赐给来使官衔。924年（后唐同光二年），后唐庄宗册封河西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928年（天成三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册封仁裕为顺化可汗；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后晋册封他为奉化可汗②。1023年（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特封河西回鹘可汗夜落隔通顺为归忠保顺可汗王③。
五代时，河西回鹘先后向梁、唐、晋、汉、周五朝遣使朝贡。一般每次遣使数十人，928年（后唐天成三年）入贡时多达120人④。北宋时，每一代回鹘可汗都向宋遣使贡方物。河西回鹘下属的合罗川回鹘、贺兰山下的四个回鹘小部族、秦州回鹘，宝物公主、没孤公主，宰相鞠仙越、娑温、撒温讹等，也纷纷派人向宋朝贡⑤。朝贡的使臣中，有回鹘的宰相、枢密使等重要官员。也有一些回鹘僧尼至宋朝献。
五代、北宋时期，河西回鹘向中原王朝供应了大批战马，例如935年给后唐360匹，938年—942年间给后晋1200匹50000016_506_10⑥；1965年给宋朝1000匹，1031年又给853匹（11）。北宋政府收购马匹的价格为最高每匹50贯钱，最低25贯（12）。为此，宋朝给河西回鹘交付了巨额资金。
河西回鹘同辽朝也有不少来往。924年（辽天赞三年）十一月初一，西征的辽太祖军俘“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13）。《辽史属国表》将这次战争的结果记载为“获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⑩。乌母主即仁美，他正巧在这个月逝世。
1008年（辽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辽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夜落纥），抚慰而还”（。“既而牙懒（夜落纥）复叛，命讨之，克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因河西回鹘曾降附于辽朝，所以《辽史百官志》中有“甘州回鹘大王府”（。沙州曹氏政权也以回鹘名义向辽朝进贡，例如1014年（辽开泰三年）四月，“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贡于辽。①因此，辽朝亦将沙州列入“属国”范围，《辽史百官志》有“沙州回鹘敦煌郡王府”②。《辽史兵卫志属国军》中有“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③。河西回鹘也是每“三年一次遣使”向辽朝贡④。另外，当时有许多回鹘商人前往辽国经商，在辽上京（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形成了他们的居留地。“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⑤。
河西回鹘同西夏的关系常处于敌对状态。当李继迁（963—1004）创建西夏时，夏国面对强大的北宋，而其背后则为剽悍的河西回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提出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南下中原的计划。河西回鹘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001年（宋咸平四年）派遣枢密使曹万通朝宋，提出：“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李）继迁以献。”⑥宋真宗赵恒本来就希望消灭夏国，因此立即同意河西回鹘的建议。当时，李继迁则依附辽朝，”以对付北宋与河西回鹘的“联盟”。1003年（咸平六年），李继迁攻取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县），被吐蕃首领罗支和河西回鹘等部的联军打败，李继迁中流矢，第二年（宋景德元年）正月初二死。（11）为此，宋真宗认为：“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12）。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西夏军主万子等率军进攻河西回鹘，中埋伏大败（13）。第二年四月，西夏主李德明派兵再攻河西回鹘，又败。十一月，西夏又“出侵回鹘，恒星昼见，（李）德明惧而还”（14）。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河西回鹘从西夏手中夺回凉州。
李德明屡败于河西回鹘，但其子李元昊却一举成功。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元昊攻占甘州。二年后，“瓜州王（曹贤顺）以千骑降于夏”（15）。1032年（宋明道元年），西夏又攻占凉州。1035年（景祐元年），李元昊连取瓜、沙、肃三州。（至此，河西走廊全部被西夏占领，河西回鹘国亡。
河西回鹘国亡后，回鹘人大多离开河西，其中有数万人投奔湟水流域一带的唃厮啰（邈川吐蕃），后来被称为黄头回纥，（《元史》作“撒里畏吾”（，《明史》作“撒里畏兀”（，即现在裕固族的先人；其余的河西回鹘，少数留住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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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22:40|只看该作者 一部分进入秦陇、陕西等地，逐渐融合于那里的汉、党项、吐蕃等民族之中。 第三节黑汗王朝
一、黑汗王朝的兴衰
840年西迁的回鹘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当时葛逻禄已“徒居碎叶川（今中亚楚河河谷）”①，“尽有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诸城”②。葛逻禄在唐代曾是回纥（鹘）“十一部落”之一③；双方有较密切的联系。西迁的这一部分回鹘人，和葛逻禄、样磨等突厥语民族一起，建立了黑汗王朝。④
黑汗王朝的奠基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在八拉沙衮（位于今古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东10公里处）建立政权。他死后，长子巴兹尔仍在八拉沙衮进行统治，以狮子汗为称号。次子奥古尔恰克驻怛罗斯。公元893年，怛罗斯城被萨曼王朝攻破。奥古尔恰克迁往喀什噶尔。他的称号为公驼汗。巴兹尔的次子萨图克称布格拉汗（942—956）。《喀迷尔乌脱泰瓦力克》一书称之为“撒吐克喀拉汗”，说他是黑汗王朝的“始祖”，崇奉伊斯兰教。⑤他统一黑汗王朝全境，以喀什噶尔为都城，他死后葬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境内。
萨图克的长子巴依塔什（木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956—971）。他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使黑汗王朝成为历史上突厥语民族中第一个伊斯兰国家。他向当时西域佛教中心之一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市一带）发动“圣战”，但作战失利。
971年（宋开宝四年），于阗僧人吉祥送其国王的书信给宋太祖说：“破疏勒国（喀什噶尔）得舞象一”⑥。由于在这嘲圣战”中，双方都得到附近同教国家的支持，所以战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直到11世纪初才以于阗国被黑汗王朝征服而告终。征服于阗的是玉素甫喀迪尔汗。
10世纪末，黑汗王朝的邻国萨曼王朝，因为南受哥疾宁（今阿富汗加兹尼）王朝的侵略，北遭黑汗王朝袭击，加之内乱，已经摇摇欲坠。
999年，黑汗王朝军攻占其首都布哈拉，萨曼王朝亡。⑦从此，黑汗王朝占有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
这时，黑汗王朝的疆域扩大为：东面包括今伊犁河流域，东南包括今新疆和田地区，西南抵今阿姆河中游北岸，西北包括昔格纳黑（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提尤缅阿雷克北）、讹打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尔克斯坦南）等地，北抵今巴尔喀什湖。以八刺沙衮为首都。喀什噶尔曾是该国的第二都城⑧。黑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后，西部王朝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东部王朝仍以八拉沙衮、喀什噶尔为中心。
在黑汗王朝征服于阗以后，《宋史》上开始出现“黑汗”一名，这是该王朝的自称。起初作“黑韩”，它是中外史籍中最早出现的黑汗王朝的名称，也是最早的汉译名。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其国（于阗）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⑨。于阗已于1001年左右被黑汗王朝占领，所以新王自称“黑韩王”。1063年（宋嘉祐八年）八月，宋仁宗赵祯封于阗王为“归忠保顺■鳞黑韩王”。这是由于来使“罗撤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⑩，即这一包括“黑韩”名称在内的封号是由黑汗王朝下属的于阗王自己提出来的。黑韩即黑汗。1081年（宋元丰四年），于阗王在给宋神宗赵顼的表文中，自称“于阗国偻粲懈Aα恐文法黑汗王”①。
在黑汗王朝时期的巨著《突厥语大辞典》（1072—1074年成书）中，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黑汗王朝贵族知识分子）将黑汗王朝称为“可汗王朝”②。稍后，在依宾爱尔阿梯儿（1160—1233）的《喀迷尔乌脱泰瓦力克》一书中，称黑汗王朝为伊儿克诸汗或突厥斯但诸汗，③即伊儿克汗朝或突厥斯但汗朝之意。在近代西方历史著作中，才开始将黑汗王朝称之为哈刺汗朝。④“各瑞勾瑞夫教授在《俄国考古学会研究报告》（1874年第17期）中刊印有关这一朝（指伊儿克诸汗）的论文，他称之为哈喇汗朝”⑤。此外，我国学者王日蔚曾于1935年提出“葱岭西回鹘”一名，用以指黑汗王朝⑥。
黑汗王朝的有些汗在其称号中冠有“桃花石”一词，如“桃花石布格拉汗”。《突厥语大辞典》说：桃花石是摩秦的名称。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即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即喀什噶尔（令新疆喀什市）。（11）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在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阿尔泰古城）听说“桃花石”一名，他记载道：“桃花石谓汉人也。”（12）黑汗王朝的汗王们加“桃花石”一词于其称号中，是为了表示他们是中国王朝之君主。伊卜拉欣伊本纳赛尔汗甚至在其钱币表面铸上“东方与中国之王”的称号。
1008年，黑汗王朝军在巴里黑（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被哥疾宁王朝军打败，中止了向阿姆河以南扩张的军事行动，并引起黑汗王朝内部产生派系，即以萨图克汗长子木萨之子阿里为第一代的阿里系和以萨图克汗幼子苏莱曼之子哈桑为首的哈桑系。阿里系为西支，其中心在讹迹邗（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支根）、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哈桑系为东支，仍以八拉沙衮、喀什噶尔为中心。
1041年，在东支哈桑系、西支阿里系的基础上，黑汗王朝终于正式分裂成东、西两个王朝，二者之间以忽章河（今锡尔河中游）为界。阿里系的阿里甫特勤在讹迹邪自立为桃花石汗（1041—1052）。他死后，其弟贝里特勤继位，称校花石布格拉汗（1052—1068），迁都撒麻耳干。
西部的黑汗王朝在1089年被突厥塞尔柱王朝攻破都城，成为塞尔柱的附庸。1141年九月，西辽在撒麻耳干北面的卡特万大会战中获胜，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阿姆河以北地区，西部黑汗王朝转为西辽的附庸。
1212年，花拉子模攻占撒麻耳干，西黑汗王朝最后灭亡。
1134年初，西辽占领东黑汗王朝的七河地区，将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留给东黑汗王朝，并使之成为附庸。王朝的伊卜拉欣汗被取消汗号，降为伊利克一伊土库曼。1211年，东黑汗王朝最后的一位君主被杀，王朝亡。东黑汗王朝统治地区的回鹘人民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先人。西黑汗王朝境内的突厥语诸族，后来逐渐融合于中亚乌兹别克人中。
二、黑汗王朝的文化概况
西迁前的回鹘人以游牧为生，在黑汗王朝时期，许多回鹘人进入今塔木里盆地和中亚河中地区的绿洲，逐渐转变为农民，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先，回鹘人主要信仰摩尼教，并受萨满教影响；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的人民则信仰佛教。在黑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推动下，王朝统治下的人民基本上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黑汗王朝时期，回鹘人和其它突厥语民族的人民大量迁入喀什噶尔、和阗一带以及河中地区，使这些地方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并出现新的民族融合。在语言使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维吾尔语逐渐成为今新疆西部和南部的主要语言，而突厥语则在中亚（塔吉克斯坦除外）成为广泛通用的语言。这许多变化，促进了黑汗王朝文化的发展，其标志为以下几部巨著的出现。
《福乐智慧》。这是一部13290行的长诗，作者为八拉沙衮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全诗用回鹘语写作，成书于1069年。著名作家老舍认为，“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也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⑨。这部长诗不但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并且深含哲理，是研究黑汗王朝时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此书汉文译本已由民族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发行。
《突厥语大辞典》。这是一部黑汗王朝时期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的词书。作者为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全书收词7000余条。于1072—1074年写成。这本书内容丰富，注释详细，举例生动，涉及黑汗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它是世界上第二部突厥语词典。现存的唯一抄本系于1266年抄自原书。我国的维吾尔文译本已于1981年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
《真理入门》是一部劝诫性长诗。包括抄本的跋诗在内，共五百多行。作者阿赫马德是黑汗王朝的一位盲诗人，他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使用回鹘语创作此诗。诗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汗王朝末期衰落和动乱的情况。现存最早的手抄本为1444年的回鹘文写本。该书已由魏萃一译成汉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除上述几本名著外，黑汗王朝时期还有一些重要著作问世。总之，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历史上文化丰收的季节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金史》卷三九，第881、882页；卷七，第158、159页。
③《金史》卷八一，第1817页；卷八四，第1885页：《金史》卷一0，第228页。
④《金史》卷三五，第826页；《金史》卷一一六，第2564页；《金史》卷一七，第352、354、355页。
⑤《金史》卷三五，第826，827页。
①《新唐书》卷二一五，第6069页；《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2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七，第6133、6134页。
③《辽史》卷七○，第1125页。
④《新五代》卷七四，第916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宋史》卷四九○，第14110页。
⑦《辽史》卷四六，第757页。
⑧《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61页。
⑨《辽史》卷七○，第1127页。
①《辽史》卷二○，第245页。
②《辽史》卷四六，第758页。
③《辽史》卷三六，第432页。
④《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⑤《宋史》卷四九○，第14112页。
⑥同上书，第14123页。
⑦《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括注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57页。
⑧同④，第14113页。⑥①③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③同上。
④《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⑨洪皓：《松漠纪闻回鹘》。
⑩《契丹国志》卷二六。
（11）根据《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70—172页统计。
（12）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3页。
②《宋史》卷四九○，第14111页。
③同①，第14112、14113页。
④《西域文明史概论》，[日]羽田亨著，郑元芳译，第81—83页。
⑤《辽史》卷六四，第967—969页。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267页。
⑦《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86—88页。
⑧《宋史》卷四九○，第14110页。
⑨《长春真人西游记》“由金山至阿里马城”部分。
⑩同⑦，第88—90页。⑥①⑤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2、14113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
③同①，第14116页。
④同上书，第14115页。
⑤《宋会要稿蕃夷》七。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44、8045页。
⑨《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39、1840页。
⑩同上书，第1840页。
（11）《金山国坠事拾零》，王重民著：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
（12）《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0页。
①《宋史》卷四九○，第14117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2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人，第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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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01:24:07|只看该作者 ④同①，第14114—14117页。 ⑤《宋史》卷四九○，第14114页；《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6页。
⑥《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1842、1843页。
⑩《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11）《宋会要稿蕃夷》四、七。以上为不完全统计，当然没有包括民间贸易在内。
（12）《宋会要稿兵》二十二。
（13）《辽史》卷二，第20页。
①《辽史》卷七○，第1127页。
②《辽史》卷一四，第164页。
③《辽史》卷九三，第1378页。
④《辽史》卷四六，第758页。
⑤《辽史》卷一五，第175页。
⑥《辽史》卷四六，第757页。
（12）同⑩。
（13）同⑩。
（14）《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0页。
（15）《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2页。
①《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4页。
②《宋史》卷四九○，第14109页。
③《元史》卷一二一，第2977页。
④《明史》卷三三○，第8550、8553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第6069页。
⑥《新唐书》卷二一七下，第6143页。
⑦《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第6114页。
⑧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著，《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译本，第1卷，第468页。
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第275页。
⑩《宋史》卷四九○，第14107页。⑥①⑨
①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第204页。
②《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49、50页。
③《宋史》卷四九○，第14107页。
④同上书，第14108页。
⑤同上书，第14109页。
⑥《突厥语大辞典》维文译本第1卷，第40、41页。
⑨《中亚中古史研究》第1卷，第252页，转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49页。
第四章党项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到北宋建立后，开始脱离宋朝的羁縻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政权一西夏。西夏王朝从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共传10主，历时19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元代称西夏或党项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之一，上层人物深受元朝重用。西夏亡国时，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留在西夏本土，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它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声匿迹了。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⑩。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①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①
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②。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据《旧唐书党项羌传》中有关党项社会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③说明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6世纪中叶，魏周之际，史言党项“数来扰边”④其后“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⑤。581年（隋开皇元年），北邻吐谷浑结党项攻隋朝，被隋击败，吐谷浑降。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属隋朝①翌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请求定居，隋授予大将军称号。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常联合吐谷浑侵扰西北诸州，同时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各民族采劝招抚政策”。629年（唐贞观三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党项其它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631年（贞观五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16州，47县。同年，最强大的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党项前后内属者达30万口。拓跋赤辞内属后，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松州为都督府，并赐以李姓。从此，约当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635年（贞观九年）唐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军进击吐谷浑，与拓跋赤辞约盟，如资给粮运则党项不受唐军侵掠。后李道彦军失信背盟，纵军掠夺党项牲畜，拓跋赤辞为此屯兵狼道峡以阻李道彦军，乘势攻叠州。唐朝罪李道彦；“减死徙边”②。吐谷浑归附唐朝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复归如前。
7世纪中，由于吐蕃的强盛，党项各部受到严重威逼，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陆续向北迁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潮。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于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唐朝复置党项羁魔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史载，721年（开元九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领达、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死之。玄宗下制书增进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10年之久。主要是已内徙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③。“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党项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协，极力向宋朝讨好。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党项首领李彝殷，遣使贺太祖赵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接连出兵助宋讨伐北汉。宋朝鉴于政权初建，北方的北汉及南方吴越等国未平，尚无力削除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贵族集团势力，因此，对夏州党项实行羁糜优抚政策，为李彝兴加官进爵。继李彝兴子李光睿、孙李继筠之后，友好关系延续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党项贵族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内证。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迁居京师居祝宋太宗赵匡义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党项贵族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当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议对策，决定逃往夏州东北300里党项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图谋聚族起事，出示远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用以号召部族和联络各部党项，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继迁领导的独立反抗宋王朝时期，经过了三起三落的艰苦斗争：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继迁进攻宋朝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随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曹光实的偷袭，其妻和母罔氏被俘，仅只身和弟李继冲逃出。后来在党项野利等族酋长和银州党项酋长拓跋遇的帮助下，重振旗鼓，以诈降诱杀曹光实，攻占了银州。采纳部下张浦的建议，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而不称王。对部下则封以官职。
985年三月。李继迁与宋朝王恍军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大败，撤出银州。由于宋军的强大与部分党项酋长的倒戈，李继迁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殆尽，使李继迁认
朝鲜族在中国民族当中，排几位？（文明，经济）
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汉族或其它民族）
中国民族
只有一个中国。（民族）
中国民族管弦乐器有哪些？（越多越好，名称带图画）
中国第二大民族
中国有几个民族
中国有多少民族
中国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国的民族
中国有哪些民族
求中国民族分布图
中国哪个民族纯朴，那个民族狡诈？
中国算得上是文明古国，算得上是善良的民族吗？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民族】举网无鱼，一气而归 （猜:民族五个）
中国除了书本上说的55个少数民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民族。
中国民族服好看？ 朝鲜的好看？ 还是韩国的？ 还上日本和服？
请问地球上共有多少个种族?(中国56个民族就不用说了,我知道)
中国民族乐中有西洋乐器吗？
中国民族风俗文化习惯
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