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plus sp2 1503:鲜为人知：周恩来逝世当天中央髙层出事了！

    1976年1月8日9时许，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 跳70几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在发言，有条不紊地：“……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备感亲切，很受启发。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唿”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 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 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说着，朱德 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 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 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周恩来临终前 留下一个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清醒，使周恩来倍受病魔折磨的痛苦。上 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摆脱回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卫士俯身细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卫士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 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虑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 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呜”的音在钓鱼台那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下头。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过来。”邬吉成放在电话，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 去。“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是什么？”邬吉成含泪猜想。到了305医院，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 说：“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安闲护士值班室里默默地等待总理清醒。时间一分一秒 地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跑进来通知他：“预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邬吉成激动地走到总理病房门口。

    可是总理没能等到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多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 过地走出总理治疗小楼，在寒夜里徜徉。邓大姐也在那里徘徊，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很憔悴。她见到邬吉成还在苦等总理清醒，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 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假如总理清醒过来，再通知他。邬吉成想想也对，便向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在这之前，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 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 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总理，您醒来吧， 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临终前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邓颖超临终前想对李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

    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病倒了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 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 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 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 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 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

    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
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 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 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 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 看看。

    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 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 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 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