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奇酷1503m02: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绝唱老三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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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利的希望
老王现在开着一辆夏利出租汽车。他开了整整三十年的车，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技术是没的说。
老王在北大荒和我同在一个农场。由于根正苗红，人又老实忠厚，他一到北大荒就分配到场部的小车队，给领导开小车，这是让人羡慕的活。他很满足，北大荒的道路甩手无边，一条路连着遥远的地平线，他可以开得随心所欲，风驰电掣，有种能飞进天边云彩里的感觉。
老王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老婆是66届初中毕业生，比他大两岁。他们有一个女儿，在北大荒落生的。两口子是1979年那年大批知青返城潮中回到北京的，算是回来晚的了。不过，比起一些饥寒交迫的知青，北大荒十一年的生活，老王没受什么大苦，出门有车开，进门有可人疼的老婆女儿，日子过得还算是有滋有味。如果不是知青大返城，搅起“今夜有暴风雪”，他没有想到要回北京。因为北京无论他家还是老婆的父母家里，各自的哥哥姐姐都结婚添丁进口，房子却还是那样的大，窄巴巴得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与其回去受罪，不如在北大荒睡宽敞的火炕。
眼瞅着身边的知青哥们儿一个个炒熟的豆儿似的蹦出北大荒，心里一下子寂寞荒凉得很。再加上哥们儿一再劝他说女儿一天天长大，以后上学是个大事，我们就这样在北大荒糟尽了也就糟尽了，难道还得让女儿也糟尽了吗?以后，人家的孩子都能在北京上学工作，自己的女儿还在北大荒刨一辈子地球?
说实在的，是为了女儿，老王和老婆咬牙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他们两口子只带回简单的一个背包和20斤黄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给领导上了供，作为办返城手续的润滑剂。
城市是一个最为势利的地方，北京城没有像当年他们到北大荒去的时候那样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归来。新的一代已经成长，他们已经被无情地遗忘。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失去这两样，就像鸟没有了一对翅膀，任他有再大的本事，也飞不起来。他才觉得原来回北京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
幸亏在通县有一所中学作为接收单位，否则连落脚点都没有，调动的关系都无法办理。但事先说好了，只是接收一下，替他搭个桥，人家并不真正接收他，要承担为他安排工作的义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只好耷拉脑袋走人，闷头自己想辙。可上哪儿找辙去呀?到处是知青在找工作，工作一时难找，一家三口，天天这样晃，不等于在坐吃山空呀!他很着急，又一点儿辙没有，天天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悠。
最后，转了一圈，还是通县这所中学同情老王的遭遇，暂时接收了老王，恰巧学校有辆接送城里学生的大轿子车需要人开，听说老王是司机，就先让他开着，虽然说好了是临时工，但总算一时有了饭辙，算是天无绝人之处。在自己父母家的房檐下搭间小房，比自己在北大荒住的房子边上放菜和杂物的小偏厦海小，权且有个窝住。一家三口，就这样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北京的城市之光四处辉映，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没有一处是属于他老王的。
老王的车开得好，人脾气又好。虽说当初是临时工，但学校留下他开车，再也没提这个临时工的事，他一开十多年，工作稳定，饭碗有了保证，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好在后来老婆也找到个工作，女儿上了高中，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安定了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把女儿供养上了大学，自己和老婆没有干的吃，能喝上稀的就满足。他天天老老实实给学校开班车，下班赶紧往家里赶，通县城里两地这样来回穿梭，破帽遮颜过闹市，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如果日子就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他会一直在这所学校把这辆大轿子车平平稳稳地开下去。虽然，这期间有好心的朋友对他说，凭他开车的技术不如去开出租挣钱多，他不好意思对学校开这个口。毕竟是自己刚回北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学校像接收孤儿一样接收下了自己。
三年多前，忽然自己和老婆两家的老人脚跟脚地相继过世，偏偏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女儿住院做坏了手术弄得小肠粘连，一大笔饥荒拉了下来，一下子欠下三万块钱的账。那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五百多元，老婆是三百多元，俩口子加起来起来每月九百元钱，该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账?就是干到死，他也还不上这笔债呀!他真是犯了愁。
惟一的办法，是去开出租!呆呆地望着大街上一辆接着一辆从眼前穿梭而过的出租车，他想起了前几年朋友替他出过的主意，他知道自己除了开车没有别的本事，这个世界上能赚钱的法子越来越多，对于他却华山只此一条路。
万般无奈，他找到学校，不知该怎么开口，还是后者脸皮开了口，学校不放他走。是啊，哪儿找这样又好又便宜的劳动力去?人家学校一说起往事，他便像是自己有个带把儿的烧饼让人家攥住一样，先没了底气，也不好意思再强求。毕竟学校对自己有恩，自己的苦，就自己咬碎了咽进肚里吧。
谁想到，命运对待他是如此的“马太效应”，没过多久，厂子不景气，老婆不到四十五，就提前退了休，连每月三百元钱的工资都拿不着了。三万块钱的债山一样沉重地压在老王的身上，他实在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一代人怎么这么倒霉?好事摊上得不多，倒霉的事却像雨一样一滴没落都浇在自己的身上。
一连几宿没睡好觉，在床上翻来覆去折饼，在心里翻来覆去想着前来后往的对策。看来解救自己的只有离开学校去开出租!并不是自己对人家学校不义，实在是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呀!
老婆见他总是这样折饼，问他干什么呢?他说还得找学校去!
他鼓足了勇气，再次找到了学校。这回，他已经成竹在胸，背水一战，在肚子里把对话演习了一遍又一遍。他先是先礼后兵感谢学校一番，到死也报答不完学校对他的恩情；然后面带羞涩，极其诚恳地提出三条路：一是给自己长点儿工资，自己这么多年了老是这点儿工资，实在太少了；二是能帮助报销一些女儿的药费和住院费；三就是把自己放个屁一样给放走得了。
学校说考虑考虑。几天后，学校把他真的跟放个屁—样放走了。
他开上了出租。
是北大荒这帮朋友的帮忙，筹集了买车的十几万的款子，买了一辆夏利，无形中债台高筑，三万没还上，又平添了十几万。倒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痒，他拼命开车，起早贪晚，没个刮风下雨天，就是自己病了，也不敢不出车。他说只要天亮一睁眼，车没开就得交一百多元的份子钱!他能不开车吗?车轮子碾着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也碾着他的心。
可以说，开车开了三十年，就这三年开的路程最多，最辛苦，但毕竟有了希望。想想，他有时只有苦笑，偷偷的，还不敢让老婆和女儿知道。活到四十多的人了，一辈子都有过什么样的希望?年轻时总希望把红旗插在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土地上，这个膨胀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不敢再有什么希望。当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人们最大希望是赚钱，他都不敢再随波逐流，只想安安稳稳地开车，即使每月只有五百元的收人，也从来没有怨言，没有想挣巴—下，就那样像拉车不松套一样，老老实实地开车。他是属于那种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有些老实，墨守成规，日子过得像死了一样没有生气。只有这三年，他发疯了似的开车，全家又开始围着他团团转，像是一潭死水被搅活了，荡漾起波纹。为什么?因为又有了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对于他老王来说很渺小，但是毕竟是希望，便也很实在。
对于这代人来说，希望是一剂强心针，甭管什么样的希望，是被虚假膨胀的希望欺骗过也好，还是被新的希望诱惑着、鼓动着、催促着也罢，希望让他们的生命燃起火力和动力。对于这一代人，不可能没有希望，不能失去希望，希望像是一条狗，时时在他们的身后追逐着。这是这一代人的悲剧，还是喜剧?
老王被这个新的希望追逐着，开着他的夏利整整地跑了三年。
今年3月，他终于还完了他所有的账。他告诉我：“上个月还完了账，我还剩下二百块钱。”他说这话时，如释重负，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那天，他开车拉着我迎风疯跑了半圈三环路。
（附记）
我很多年没有见到老王了。不过，他的夏利为他还完帐之后，车就是他的了，他可以不必起早贪黑那样玩命的干了，想什么时候出车就什么时候出，早早地收车，回家喝一顿小酒，也是常事。而且，爹妈房子拆迁，力争之下，也争下一间属于他们夫妻俩自己的房子，虽说远在四环以外，到底是自己的一个窝。每天开着出租，倒也没觉得有多么远。女儿也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找了个对象结婚成了家。他正经过了两年舒心的日子。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辆夏利闹的，一切都美美满满。
大前年，他的那辆夏利报销了，跑了十年了，也到了该报销的年头了。谁想到，要换车，必须得换索纳塔或伊兰特。他要接着开出租，必须换这两种车的一种。开了几十年车，除了开车，他没干过别的；除了开车，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头，选择了一辆伊兰特，因为是租，每月给公司的份子钱就五千多。赚钱，一下子艰难多了，每天又开始了和刚买夏利时一样起早贪黑玩命了，离家和回家，两头不见亮，累得连小酒都顾不上喝了，到家倒头就睡。
五十多岁的人了，和年轻时没法子比，哪里禁得起这么折腾？今年初，公司发善心，强迫的哥的姐检查身体，这一查不要紧，查出老王得了糖尿病。妻子女儿都坚决不让他再开车了。
可合同没到期，不开怎么办？他苦笑着问我。
他接着对我说：再说了，不开车，让我干什么去？天天在家享清福，咱没那命呀，开车还能给我解点儿闷，不开车，病更得厉害，你信不信？
第三部分
1968年初，有三线工业单位到北京招人，两口子报名到的青海油田。“文化大革命”之中，老三届当中，有不少人跑到了三线工厂，除了到青海油田，还有到西宁拖拉机厂、甘肃山丹军马场……和到农村去插队的老三届呈两翼起飞，驰骋在祖国的天南地北，曾引以为自豪，以为像是革命的种子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将来必定结出丰硕的果实，映红祖国的蓝天。
女儿的代价
老李和妻子都是北京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初，有三线工业单位到北京招人，两口子报名到的青海油田。“文化大革命”之中，老三届当中，有不少人跑到了三线工厂，除了到青海油田，还有到西宁拖拉机厂、甘肃山丹军马场……和到农村去插队的老三届呈两翼起飞，驰骋在祖国的天南地北，曾引以为自豪，以为像是革命的种子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将来必定结出丰硕的果实，映红祖国的蓝天。
老李两口子，就是在高高的石油井架下认识、恋爱、结婚的。当时，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像许多同去的北京青年一样，他们在日记本上也写着这类的豪言壮语。
结婚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带着令插队没有一点工资的或到兵团拿可怜巴巴32元钱工资的同学羡慕的一大笔钱，回到北京，大亨一般一通海吃足玩。当初，他们确实比插队和兵团的同学强多了，由于是在青海又是在野外工作，工资拿得比父母都要多。那时，他们太年轻，说是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不懂的是生活。生活只给了他们一枚甜枣尝尝，他们误以为便是生活真的滋味呢。
他们很快就生下了个女儿，天真可爱，按照规定，在边疆野外工作人员的子女的户口，可以落在北京。没用走后门，不费什么劲，他们女儿的户口很快就落在北京爷爷奶奶家。这也很让那些插队或兵团的同学羡慕，因为他们的孩子当时只能是农村户口的“柴禾妞”。
可是，这只是生活给予他们的第二枚甜枣。他们以为生活还会继续把甜枣像是天女散花般撒向他们，却再不会出现第三枚甜枣了。像是安徒生的童话里说的，其他的枣都已经被乌鸦叼走了，他们却全然不知。
女儿在北京长大了。那样快就长大了。他们才知道岁月已经无情的苍老。他们才发现生活不再像他们年轻时那样浪漫。女儿和他们一点也不亲，即使他们在青海时给女儿写再多再动情的信，回北京时给女儿买再多再好的东西，带女儿到许多好玩的地方去玩、许多好吃的饭店去吃……他们想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和女儿亲近的方法，似乎都打动不了女儿。
小小的女儿的心，像是一枚坚硬的核桃，爷爷和奶奶告诉他们要小心仔细，别弄不好把孩子的心连同核桃壳一起砸破。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每年一次的探亲假，解决不了和女儿的亲情教育和交流，时间和距离拉开的双重遥远的长别离，和亲生的女儿已经隔开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堑。他们这时想起往北京调动，但可能性渺茫，几经碰壁，他们才格外羡慕插队和到兵团的同学，还能有知青的政策可以落实，几乎都返城了。而他们这些去三线工厂的老三届却这样的倒霉，像是被风吹落的树叶，再也无法飞回到树枝的枝头了。没有人再理他们了，眼瞅着女儿离他们是这样的越来越远。命运给予他们的却是这样的无情，让膨胀的理想红气球一样爆炸，又让孩子撕扯着他们戈壁一样苍凉的心。
冷静下来，他们知迫惟一能做的是将女儿带回青海，重筑爱巢，将父母的那一份爱心与责任加倍地给予女儿。虽然这样做，女儿要吃苦，同时享受不了在北京良好的教育，但毕竟可以不失去女儿的一份亲情。他们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爷爷和奶奶，老人舍不得，却也知道这是惟一的出路，偷偷地落泪，没有阻拦。
那一年，女儿小学还没有毕业。她还太小，心里十分不情愿，却无力反抗，只好无可奈何地跟随父母一同去了青海。
那个父母献出青春的地方，对于她是那样陌生而荒凉。我们这一代人是相信改造的力量的，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都是在改造中度过生涯的，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改造人，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常要去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情不自禁地也想改造我们的下一代，而且是用我们的思维、规范和模式。老李两口子也是一样，想用自己的这种思想和青海这样的环境来对孩子进行双重的改造。他们觉得孩子到底是孩子，只要在青海跟自己时间长了，铁杵磨成针，怎么也能把她给改造过来。凭自己的学识，把女儿培养上了大学应该没问题。他们就是这样自信，只是忽略了两点：一是女儿和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女儿的词典里没有改造却有反叛这个词；一是13岁的女儿同1岁的女儿迥然不同，她已经在北京生根长大，橘易地而难成枳，却很可能将她连根损坏。
一天的夜晚，女儿失踪。一天一宿找不到，老李两口子急坏了。他们发动同事们打着手电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到处找，却只有漫地风沙，一天星斗。他们拼命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喊得嗓音都嘶哑了，却没有一点回应，只是被风撕成一丝丝的碎片，消逝在戈壁滩的茫茫夜色里。而这时女儿躲藏在一个同事人家的大衣柜里，小猫一样蜷缩着身子睡着了。
这一次，他们找到女儿，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没有理解女儿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们接着想顽强地改造女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觉得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最后即使是块冰也会被自己爱和情融化的，却不曾想到却都是如水滴落在水泥地板上丝毫渗不进去。在女儿的心里，深深地觉得这里并不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家磁石一样顽强地指示在北京的爷爷奶奶那里。
春节前夕，女儿第二次逃跑。他们以为会像上次一样跑不出多远的，依样画葫芦，仍然在哪个同事的家中就可以找到女儿的。他们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竟像是一只鸟飞出浩瀚的戈壁。虽然没有一分钱，女儿先是偷偷爬上一辆大卡车跑出戈壁滩，翻过祁连山，几百公里跑到柳园的火车站，然后又偷偷地挤进火车车厢里，脏兮兮地逃过列车员的检查。
待老李两口子一连几天找不到女儿的踪影，急得火上房似的到处找女儿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女儿已经千里迢迢跑回北京，扑进爷爷奶奶的怀里，和爷爷奶奶一起失声痛哭。
女儿的这个举动，对老李两口子刺激太大。他们才明白过来为什么青海的老石油人说自己是献出了青春献子孙。女儿像是一只远远飞去的鸟，已经和他们拉开了无可弥合的距离。这是时代的悲剧?是命运的惩罚?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人失去整个青春不够，还要捎带上下一代人的代价?老李两口子带着许多困惑，依然每年一次探亲假回北京看望女儿。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也不再想带女儿回青海了。女儿已经长成一棵树，根深深地扎在北京，而他们却只是像云彩一样，还在青海、北京两地飘。
日子就这样在青海北京两地之间的奔波中飞快地流逝着，女儿今年已经21岁，亭亭玉立，出落成个漂亮的姑娘。他们的青春没有了，换来了女儿的青春。他们不知是该为女儿祝福呢，还是该为自己感慨?时间，就是这样在塑造着一代新人飞速成长的同时，无情地将上一代老化着并消亡着。
女儿长得让许多人羡慕，只是让老李两口子失望的是没有上成大学，职高毕业，早早找了一份工作。更让老李两口子失望的是早早找了个对象，那对象无论长相，还是工作，还是言谈举止品性，怎么也难让老李两口子看上眼。近两次回北京，老李两口子没少为这个对象敲打女儿，女儿却把他们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不屑一顾。说急了，开始斗气、顶嘴，然后，一甩门走了，该约会照常约会去了。
那天星期天，女儿描眉画鬓，将一张脸涂抹成浓艳的调色盘，又要去和人家约会。老李才说她几句，她就不耐烦了，天天就是这老一套，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烦不烦呀!女儿嘟囔着，让老李很生气，忍不住骂了女儿几句，女儿受不住了，反驳了起来，火赶火，气拱气，气得老李忍不住一个巴掌扬起来，一个耳光把女儿扇倒在地。
女儿从小长这么大，这是老李第一次打女儿。女儿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哭，也没有说话，腾腾地走出了家门，老李自己呜呜地哭了起来。
（附记）
老李两口子现在在青海油田的生活基地，基地设在敦煌，这是前些年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了解决石油干部职工青海高原缺氧带给他们长期工作生活的实际困难。在敦煌的七里镇，他们盖起了一大片家属宿舍楼和带游泳池、游乐场的俱乐部，条件好的和以前无法相比。我曾经去过那里，离着世界闻名的莫高窟很近，和城里没什么区别，难怪老李两口子住在那里乐不思蜀，退休两年了，一直不愿意回北京来。
没退休之前，老李曾经调任到北京他们青海油田驻北京办事处当主任，这本是领导的好意，在北京干两年，退休就留在北京，也算是落叶归根，他的家就在这里，他的父母、他的女儿就在这里。他在北京都已经买好房子了，退休之后的路都安排在计划之中了。这一切是当年到青海的北京学生梦寐以求的呀，但是，没干多久，他还是要求从北京回到青海油田。别人都替他可惜，说他是放着河水不洗船。
可我知道，一切缘于他的女儿。他还是和女儿合不到一块儿，谁看谁都还是一眼赤目糊。他放弃了一切近在眼前的天伦之乐。女儿本来可以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却一下子成为了拒他于千里之外的风霜雪寒。他也怪不得女儿，两代人，由于性格不同、时空距离和历史因素，隔开了一条遥远的河一样，站在河的对岸彼此相对，谁也不能够走过来，或者说，谁也没有找到渡过河来的一只小船。
老李又回到青海。退休之后，他们两口子在敦煌的生活基地过的很开心，在这里，还留有当年一起从北京来的十几个学生，平常一起聚聚，跳跳舞、游游泳、唱唱歌，喝喝酒、打打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他在油田教过的学生又多，都已经长大成人，散落在油田各个部门，几乎天天有学生请他们两口子去吃饭，他家里几乎不用开伙。他觉得比回北京要快活得多了。
不过，我知道，在快活之余，偶尔会想起女儿，他不可能总那么无忧无虑，一丝旁人看不见的阴翳会掠过心头。
女儿今年三十多了，还没有成婚。
同桌的你
夏天说来就来了，今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更热。大约因为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的缘故，小学同学有三十年没有见面，热情竟然比天气还要热，破天荒竟发起一次聚会，而且把凡是在北京的老同学都召集起来，一锅烩在了世界公园里。热热闹闹的气氛，一下子把三十年的距离缩短了。虽然那么多年没见了，还是一眼或几眼就能够认出来。
老姚挨着个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的，一圈热烈下来，方才想起同桌小萍没来。一问，说是通知到她了，她也一口答应要来的，等等吧!可一直等到聚会散了，也没见到小萍。
老姚心里有些怅然，如果不是这次聚会，也许老姚还不至于那么想见到小萍。偏偏见到那么多同学，惟独没能见到她，想见到她的念头一下子越发强烈起来。他握着同学抄给他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天上午就给小萍挂了一个电话。是公共电话，但人和小萍很熟，告诉我小萍上班去了，你晚上再打个电话来。
越没接上线，心里越是没着没落。小萍和老姚是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同桌，那时，老姚调皮得很，老师特意让她坐在他的旁边帮助我。那年冬天，老姚在学校里踢球踢破了教室的玻璃，老师找家长，吓得老姚没敢回家，大半夜了还在大街上转悠，饿得够呛。做梦也没有想到，小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小萍拉着老姚先到夜宵店吃了一大碗馄饨、几个火烧，可能老姚狼吞虎咽的劲儿，让小萍看着忍不住直笑，笑得老姚有点儿不好意思。小萍发现了，说你快吃吧，我不看你了!便自己对着玻璃窗吹着哈气，用小手在哈气上画着小猫小狗的图案。画得可滑稽了，她吹着哈气的样子也滑稽得很，鼓着小嘴像小鱼，逗得老姚一时忘了自己惹的祸，忍不住望着玻璃窗笑，小萍便也笑，两个人咯咯都笑起来，此起彼伏的，惹得四周的人都不住看他们两人，看玻璃窗上的哈气。然后，小萍陪老姚回家，要不那一晚上爸爸的鞋底子肯定挨上了。可是，小萍却为此挨了她母亲的—顿打。
那晚上的事，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小学时的友情纯真得像婴儿的眼泪一样透明。老姚再心里一直把小萍当做最好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有人在她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才知道她的母亲在解放前当过舞女。一天的下午，红卫兵挥．舞着皮带闯进大院，皮带挥下去，将她的母亲和她一起打倒在地。朋儿以后，没人再敢理小萍，仿佛她和她母亲都是舞女一样。我很为她不平，我们毕竟是朋友，我悄悄地和她说话，她却总是远远地躲我，怕因为她而使我受连累。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后来，老姚到北大荒插队，小萍的母亲被赶回老家的乡下，让她跟着母亲一起走，她说什么就是不走，就是不迁户口。有好长一段时间，街道办事处那帮整她和她母亲的小脚侦缉队，天天找她的麻烦，要她迁户口走人。最后，弄得她没办法，她找了一个年龄大她好多的工人，草草地结了婚。那时，讲究出身，有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丈夫做保障，那帮小脚侦缉队才不再找她的麻烦，她才留在了北京，后来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想想她的命运，真是让人感慨。
记得第一次队北大荒回北京探亲，老姚在大街上曾经看见过小萍一次。她推着自行车，车座后面坐着她的孩子。她显得很苍老，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话，但老姚看出来，她的心里充满无言的悲伤。从此她搬家，老姚工作频繁调动，他们断了音讯。老姚有时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友情也许会像清澈的流水绵绵长长地流到今天呢。
晚上，老姚给小萍又打了个电话。这回终于接到了小萍的电话，但老姚一点儿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了，而且也没有他那样的热情，陌生的声音像是离得老远老远。老姚希望能够见上一面，小萍说她很忙，就算了吧。老姚一再坚持，又激动地说起那个童年的晚上那馄饨、那火烧、那玻璃窗上的哈气……那话说得有些激动，跳跃着感情色彩，说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有些感动，可对方的话筒半天没传过来声音。
老姚一下子愣在那里，怕她是把电话给放下了吧，禁不住“喂!喂”叫了好几声，话筒里才传来她的话。真怕她一口拒绝，说她早忘了那些陈年芝麻烂谷子之类的话，那可就太伤他的自尊了。但她同意了，明天中午到花市大街新开张的金伦大厦门口见面。毕竟是童年的友情，不是冬天吹在玻璃窗上的哈气一会儿就消失了的。
第二天中午，老姚准时来到金伦大厦门前。他想会一眼就认出小萍来的，前天在世界公园里不是一眼认出好多上学时并不熟悉的同学吗?现在还能想象出小萍那时候的样子来，尤其是对着玻璃吹哈气，鼓着小嘴像小鱼一样的样子，好像就在眼前。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见小萍的面，也没见有一个女人在门口有丝毫等人的意思。那天中午可真热，晒得老姚早就出了一身汗，满头冒油。开始的兴奋劲儿，让位于焦急，他等得着急不行了，凡是进出大厦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他都要格外注意，伸长了脖子多瞅几眼，甚至走上前去看看，惹得人家以为我好像要有什么企图似的。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了，也没有看见小萍的影子。
后来，别的同学告诉老姚，小萍看见他去了，只是她没有上前叫他。那天在金伦大厦门口有个卖冰棍汽水的就是小萍。老姚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从一年多前下了岗，她就是这样摆个小摊子，到了夏天卖冰棍汽水，到了冬天卖糖葫芦。
第二天老姚再去大厦，门口没有卖冰棍汽水的。老姚还是没有找到小萍。老姚想我恐怕是找不到她了。过去的一切过去了，不会像是翻过去的书，可以重头再看一遍的。
（附记）
如今，老姚也下岗了。他没有像当年小萍一样出去干点儿什么活。他的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颇丰，他犯不上出去再卖一把老骨头挣命。
他再也没见过小萍。偶尔之间，他会想起小萍，想起小萍当年在花市大街金伦大厦前卖冰棍汽水的情景，会自我解嘲地想，现在我也去那里卖冰棍汽水都不行了，因为金伦大厦早拆了，现在盖起了搜秀新楼，都快盖到马路牙子上了，以前金伦大厦前能够摆摊子的小广场都没有了。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他常会涌起这样的感慨。
脆弱的过去
老周是我的同学，前些日子第一次出国。出国之前，往已经满满的行李箱里愣是塞进一套紫砂酒壶。他老婆埋怨他，大老远的，带什么不行，非得带它，这玩艺儿娇嫩得很，哪儿经得起磕碰?老朱还是坚持把这一套紫砂酒壶带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
我比他老婆要明白他的心意，毕竟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他从巴黎回来，路过香港，是要把一套紫砂酒壶送给他的好朋友老汪。老汪也是我的同学，因个头高，我们给他起了外号叫汪大个子。同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特殊的词汇，说是同学，就是朋友，可以说同学是友谊的同义词。
这一套紫砂酒壶，是老周精心挑选买下的。他拿出来给我看过。
它确实漂亮，酒壶是个茅草屋的造型，屋顶的天窗是壶盖、烟囱是壶嘴，四个酒杯是四个空树桩子，树皮的纹络和树的年轮，都弄得跟真的一样。老朱是出差到江西景德镇，在一家工艺品商店里第一眼看见它，就想起周大个子，这个酒鬼肯定喜欢这一套紫砂酒壶!
老周和汪大个子的友情，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一切，我们班的同学都清楚。老周一直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老汪是初二那年从柬埔寨来北京求学的华侨，老周是作为学校派的学生代表，到火车站接的他。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从那时就开始了。1967年冬天，中学毕业，他们俩又坐同一列火车到的北大荒插队，当然比一般人要亲热得多。在北大荒一起进完达山的老林子里伐木，老汪这个酒鬼总会带上满满一军用水壶的老白干。水壶的盖就是酒杯，坐在林子里伐倒的树桩子上，他们两人没少喝得个醉眼朦胧。一直到他们一起考入北京的大学，先后离开了北大荒；一直到又在一个班做了四年的同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汪大个子娶了一位家在国外的华侨女子，随老婆离开了北京，到了香港开了一家服装公司，当了老板。算算，他们俩有小十年没见面了。这次意外的相逢，还不喝个痛快淋漓?这家伙看见这一套酒壶，一定要想起完达山的老林子，准得掉眼泪了。这家伙喝点儿酒，容易动感情。老周临走前，我们俩都这样想象着。
从巴黎飞抵香港时是傍晚，高楼大厦亮起万家灯火。老周住进饭店，就给汪大个子打电话。电话很快就通了，接电话的正是这家伙。大约正在吃晚饭，话筒里传来这家伙嘴里嚼东西的声音，以前他吃东西也是这样大声，老朱没少开玩笑说他是在嚼马料!
十年未见，老周有些心急，说我刚到香港，告诉我你家怎么走，我马上去看你!汪大个子打断他的话，说你住的饭店离我家很远，你今天刚到，怪累的，好好歇歇，就别来了，明天我去看你!
老周一听，这家伙考虑得仔细，也体贴，他是地头蛇，路熟，来看我更方便些。放下话筒前，老周嘱咐他，自己在香港就呆明天一天，后天一早就飞回北京，明天你小子一定得来呀，咱俩得喝个一醉方休!周大个子说，没问题，你明天下午六点钟再给我来个电话，咱们再敲死!
放下话筒，老周去冲了个澡，热水淋漓之中，想象着明天的相逢，他竟有一种三十年前在完达山老林子里喝老白干一样晕乎乎的感觉，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了。
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上午到海洋公园，下午去购物，忙得老周像团团转的陀螺。转到女人街准备给老婆买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五点了。老周匆忙给老婆买了两件衣服，赶紧打了辆的士，往饭店赶。赶到饭店时，差十分六点。老周喘了口气，就给汪大个子挂电话。没人接。兴许自己打早了。这家伙还没回家呢，生意人嘛，时间概念一般都很强。
过了十多分钟，老周又拨通了电话。依然是嗡嗡的蜂音。一连挂了几个电话，都是这种蜂音。老周想可能这家伙有什么事来不及回家，从他公司直接到饭店找我，就等他一会儿吧。老周从行李箱中拿出那套紫砂酒壶放在桌上，开始等汪大个子。在北大荒时，当地人说：等人钓鱼坐牛车，是世上最急人的事了。真是不假。起初，老周等得还耐心，等到夜幕深沉，同行的同事们已经大包小包从女人街回来了，这个汪大个子还是一点儿影子没见着，老周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给汪大个子家里一连拨了几次电话，居然还是那嗡嗡的蜂音。这么晚了，这家伙没回家，他的家人也没有回家。
十二点都过了，他家里还是没人接电话，这家伙也还是没有人影儿。老周还在望着窗外，希望奇迹出现。香港的夜色，灯火辉煌，溢彩流光，老周无端有些伤感起来。
同事们都关切地劝老周别等了，睡觉吧。老周却觉得人家是故意看他笑话，好像自己在香港并没有这么个汪大个子，是在骗大家!老周的心里这份气呀，躺在床上，同事都打起鼾来，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火在嗓子眼里、在心里拱动着，翻滚着。
老周告诉我，那一夜，他无法安眠，他实在难以想象同属一代人，在艰苦年月里建立起的友谊，竟然是如此脆弱。这个汪大个子，以为我第一次出国，穷，要粘他的包儿呢。老周说那一夜，他实在忍不住了，从床上跳下来，拧亮灯，不管那一切，抓起桌上的那套紫砂酒壶，朝着地板上就使劲摔了下去。只听“砰”的一声，精美的紫砂酒壶摔得粉碎，吓得同事从睡梦中惊醒，以为是闹了地震。
我对他说，摔得好，“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虽同属一代人，变化，不仅表现在现在，更在于以后。再过一个十年，许多人都会变得面目皆非。我们这一代所崇尚的友谊，将在现实面前接受严峻的考验。因为友谊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在一个越发变得物化的世界上，脆弱自是难免，而渐渐会成为一种奢侈品。老朱说他明白这一点，只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生活艰苦的年月里，在那些政治动荡的年月里，友谊都承受住了考验，为什么现在反倒如这紫砂酒壶一样不经摔打了呢?还是因为那过去本身就是脆弱的?
这一代在逝去的岁月里，已经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许多东西，包括自己最为珍贵的青春，只剩下了在患难之中的友谊，如果再失去这种维系着生命与精神的友谊，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附记）
从老周去香港没见到汪大个子到现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十年，大家去香港的机会多了，不像过去去一趟很难，但是，所有的同学都没有见过他，他和所有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不过，人们肯定地讲，他还在香港，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见大家？
老周向我分析，要说我去香港那时，香港比大陆富裕，怕大陆的穷表叔多，沾了他们的光，他汪大个子不愿意见我，可以理解。现在，咱们大陆不比香港差，他还不愿意见咱们老同学，要我看原因不外乎这样两条：一是他老婆管他严，不让他和外界来往，以免家庭生活节外生枝；二就是他现在混得不怎么样，无颜见江东父老。
前些天，一位叫小江的当年和我们在北大荒一起插队老知青，从国外回来，特意来我家叙旧，她和汪大个子是四十多年前一起从柬埔寨回国求学的华侨，从小一起长大，后来都先后到香港，最初在香港的日子里，他们相互帮助，来往很多，后来小江到了法国，才逐渐断了联系。小江对我讲：她去年给汪大个子家打了好多次电话，终于有一次打通了，是他老婆接的电话，说他到美国看孩子去了。我才知道他的孩子到美国读书，也问清楚了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就对他老婆说等他回来我再给他打电话。谁想，再打电话，怎么打，都光是听见铃响，没有人接。我猜想，他一定是混得不怎么好，现在服装生意很难做，又要供孩子在美国读书的费用，够他招呼的。
小江的话证实了老周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大学之梦
历史上有些年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至关重要，比如1966年、1977年。前者，把我们带进一个狂热的年代，以给别人贴大字报为开始，以自己上山下乡为结束，以闹剧开场，以悲剧收尾。那时，我们20岁不到，青春颠狂，和历史的颠狂搅合在一起，将人生的路走歪，还自以为昂首挺胸走在解放全人类的康庄大道上。后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又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恢复高考制度，可以重圆破灭了十多年的大学梦。如果说前者是历史之手把我们抛弃，后者则仍然是这只手把我们拉回到历史的正常轨道。这时，我们正30岁上下，青春剩下一个尾巴，历史给予我们一次关键的机遇，让我们这些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得以开放。
1978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宗义和妻子刚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两口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分别在工厂里当工人，有了一份虽然微薄却稳定的工资，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准确地说，恢复高考制度，自一年前的1977年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他和妻子正在北大荒办理调动的手续，失去了机会。没想到这一年依然可以考大学，宗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从同学家借了好多课本回家，准备做最后一拼。他是66届的老初三，毕业于一所市属的重点中学，以他的学习成绩和基础，他对自己考上个大学有绝对的把握，早在中学读书时就梦想着上这个大学了呀!老天也算有眼，让他失去了去年的机会，没有彻底抛弃他，而再次关照了他。现在，人回北京了，工作也有了，家也安定了下来，一切都稳定了，怎么也得考上这个大学了。他对未来这个前途充满着憧憬和信心，他很想赶快把自己这个想法早点告诉妻子，毕竟是件好事情。
偏偏妻子那天下班回家晚了些，回到家里的时候，和宗义一样的高兴万分，一脸春风。没等宗义问，妻子先喜滋滋地告诉了他，她今天刚刚到医院检查怀了孕。算一算这一年，宗义29岁，年龄不算小了，也该有个孩子了。这是宗义一直想着的事，要说也实在是件好事。但宗义却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有点发懵，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考大学的念头膨胀在心里，打足了气的球一样劲头挺足要蹦出来，却让这个刚刚在胚胎的孩子闹的，一下子撒了气似的蔫了下来。
妻子看他那样子，真是莫名其妙，早就想要个孩子，因为不想把孩子生在北大荒，想让孩子一睁眼看见的是北京，才一拖再拖了下来，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了，他怎么倒一脸愁云惨淡了呢?妻子是个急脾气的人，忙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吞吞吐吐对妻子说出来考大学的事，说得底气都不足了，好像是做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妻子一听一脸高兴的劲儿也立刻风吹走了一样，剩下了只有阴沉，甩给他的只是这样一句话：你看着办吧，你要是上了大学，孩子生下来，就我一人照顾，又没什么钱，反正够难的……
妻子说得没错，都是实情，他没再说什么，把考大学的念头这只打足了气的球使劲压了下去。他把刚刚冒出的一时兴奋和涌上来的重重痛苦，都哨悄地嚼碎了，咽进自己的肚里，默默地消化。
他知道，如果说这一份消化而成的养料，只能作用在未来孩子的身上了。
孩子一晃就长大了起来，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他的儿子上小学时，他对妻子说孩子上学了，为了让孩子学习好，咱们家晚上谁也别看电视。那时，他们家有台
这样的学习，他和孩子一起坚持到小学毕业。在一个电视的时代里，他和孩子6年的时光里和电视隔离，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都有些残酷，甚至不近情理。妻子有时心疼孩子，正是看动画片的时候，自己的孩子却和花仙子、一休、忍者神龟都无缘，想劝说宗义，但他坚持己见。他说电视当然有它的好处，但电视最能毁孩子。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为了孩子，我们大家都得忍着点，做点牺牲。妻子无话可说，知道他的这一份心思：自己没能考上大学，一定得让孩子替自己圆了这个梦。当年考大学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支持他，实际的困难和肚子里的孩子，拖了他的后腿，就跟欠了他的债一样，便不敢再说什么。
孩子上了中学，电视在他家才终于解禁。6年过去了，电视时代在飞速发展，彩色电视早已普及，但他暂时没有换这台黑白电视，他和妻子商量，他想将攒下来准备买彩电的这些钱为孩子买一台电脑。妻子当然想买彩电，现在谁家里还看黑白电视呀?但是，说到孩子，做妻子的，就什么话也没的说了，她得佩服宗义的眼光和对孩子所下的功夫，便点点头由他去买电脑。
宗义买的是台组装的386电脑，那时，电脑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普及，还比较贵，买回家这台电脑让楼里的邻居以为他发了财有多少钱似的，谁知他这钱是一颗汗珠子摔八瓣才积攒下来的呀!别人也许不会懂得的，但孩子懂得，妻子懂得。
买回来这台电脑，他首先自己先学一步，为了教孩子，为的是和孩子有共同的语言。每天下班回家，晚饭后，孩子开始做功课，他开始做他这门电脑的功课。可以说，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他就是这样一直和孩子一起做着功课的。起初，是他陪孩子；后来，是他和孩子一起学习；现在，得是他向孩子学了。他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的，孩子也是这样眼看着爸爸是如何用自己学习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感染着自己的。
这时，孩子真为他争气，在北京市的数学竞赛中获奖，初三毕业时考入实验中学的理科实验班。这个班招考来的都是全国理科学生的尖子。宗义牺牲全家6年看电视的代价没有白费。他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在他知道妻子怀孕而果断地断送了自己上大学机会的那一天，他就开始想到了。为此，他付出了整整17年的努力。如果说17年前自己的大学梦只成为了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埋在自己的心里，也同时埋在儿子的身上，他希望在儿子的身上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这花终于开放了出来。
许多人都指责这一代人望子成龙心太切、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但怎么可以责备他们呢?他们错过的机会太多，1966年，在本该这一代人考大学的时候，大学成为了广阔天地，在本该读书的时候，却修理起地球，与大学无缘是历史的必然；1977年、1978年，是这一代人重新上大学的末班车，但能上大学的毕竟只是少数，以到北大荒插队的40万知青而言，能够幸运地考上大学的能有多少人呢?大多数人如宗义一样因为种种阴差阳错而与大学失之交臂。也许，这是生活的偶然。但是，必然和偶然统统失去了，也就是说命运再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了。对于沉重地失去这样两次机会的人来说，大学之门已经彻底对他们关闭了，即使以后再上电大、业大，毕竟只是弥补而不是正规的大学。他们当然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因为他们除了剩下了孩子，还能够有什么呢?这是他们惟一能够寄托的，这是他们这些年漫长岁月里心不死、梦不灭、精神安慰的惟一途径。责备一代人的局限性是容易的，即使无法重新将一代人在历史中失去的那一部分追回，哪怕只能够弥补于万一，却是艰难的。他们知道可惜流年，岁月无情，时代只崇尚年轻，生活更追逐势利，自己除了无可奈何的苍老已别无其他，惟一能够弥补内心这一道深深伤痕的，只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他们的生命链。
今年暑假，宗义的儿子高中毕业。他早已被北京大学数学系保送录取。这一结果并不意外，付出了两代人的代价，该有这种结果。早熟的儿子懂得父亲的心，知道自己的这一切，是父亲的牺牲化为自己成长的培养基。他所要做的就是珍惜和努力。他这一后代的肩上落有父辈上一代永远拂拭不去的目光，只有他们这后一代才能分担和化解上一代的沉重；他们一身两任，实现的是两代人的梦想。
送儿子上北大，宗义感慨万千，他紧紧搂住比自己高出半头多的儿子，悄悄扭过头去，流出了眼泪。
（附记）
宗义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起初在一家银行的支行工作，收入不错，工作稳定，领导待他不错，看中了他的能力和才华。可干了才半年，他就毅然辞职，跳槽到一家公司。宗义和妻子都不赞成孩子的这一选择，可孩子去意已决，无法让他回头。
有一天，我碰见他，问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他直言相告：我早想明白了，我在那里干，干到底，最后熬成一个银行的小头头，一辈子就都交代在那里了，您说有什么意思？
到了宗义和我这样的年龄，稳定压倒一切，可对于年轻人，稳定却是保守的代名词，可能是一潭平静幽美的湖水，也可能就是一潭死水。也许，这就是两代人的区别。
宗义的孩子到这家公司当副总，他不愿意总是听从别人的指挥，而渴望指挥别人，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让宗义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家公司干的时间不长，他突然又提出辞职。这时候，离年终只有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再坚持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年终奖金几万块钱了。宗义对他说，你要走干吗非得这么急，晚一个月也是走嘛，让自己损失？可是，他还是坚持说走就走，绝不拖泥带水。宗义对我说，儿子的性格真不像我！
他到了另一家公司当了总裁。他不愿意在一个月的犹豫中失去机遇。他更愿意自己能够说了算，宁当豹头，不做凤尾，可以在统盘的运作之中运筹帷幄，一展大将风采。
宗义对我感慨，孩子真的长大了，咱们老了，就让他自己去闯吧。儿子对他们老两口很孝顺，天冷了，儿子花几千块钱给宗义卖了件皮大衣。那天，他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家里的洗衣机有点儿毛病，让他下班回家帮助修修，下班回家，他买回一台最款式的洗衣机，对他妈说，您这台洗衣机早该淘汰了。我对宗义说，这就跟样板戏里唱的那样，叫做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从小你和你老伴从小怎么待他，他现在就怎么待你们。
宗义对我说，他想好了60岁一正式办退休的手续，他就和老伴回老家。他的老家在河北河间，乡间还有亲戚，他就在那里养老了。孩子不用操心了，他可以远避尘嚣，呼吸点儿城里没有的新鲜空气，种点儿菜，养点儿鸡，重归田园生活，就像四十年前到北大荒时一样。
书包的故事
16年前，1982年的暑假，我大学毕业，特意回了一趟北大荒我曾经插队过的地方。来到农场的场部，要搭乘一段长途汽车，跑一百多里，才能到达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下子显得那么遥远。
汽车要从场部开走的时候，有一个胖乎乎的女人嚷嚷着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赶上了车，就和车上的人唠起了磕儿。我起初没有认出她来，以为是农场哪个生产队的坐地户、老柴禾妞，那一身装束实在完全本地化了，而被北大荒的太阳晒得黧黑的一张脸庞，和一个农妇没什么两样。当时，我只注意她的手里拿着一个书包，是一个小帆布书包，上面印着颐和园佛香阁的图案，还有“北京”两个红红的大字。如果不是车上的人告诉，我真的没有认出她来，岁月让我们一起变得苍老，雕刻得人如此面目皆非。
想想那一年，我35岁，她比我们小5届，是老初中68届的，也就刚满30岁。她是特意跑100多里到农场场部给她的女儿买书包来的。那一年，她的二女儿7岁，刚刚要上小学。我们插队的地方就是这样远，又穷，即使买一个书包，也得跑这样远的路。
我们是一列车皮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虽然并不大熟悉，但彼此还是知道的。尤其她是知青中和当地农民结婚比较早的一个，属于扎根农村的坚决派，远近有些名气。最早谈恋爱时，她的那个对象开拖拉机，常到知青宿舍里玩，有一次半夜下了夜班，跑进宿舍情不自禁高兴地喊着她的名字对大家说：“我摸着她的‘电铃’了!”当时，我们大家都不明白“电铃”是什么意思，很快就明白了，这事很快就传开了，他们很快也就结婚了。
他们婚后日子过得还不错，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女儿听话可人疼，丈夫憨厚体贴人，人气兴旺，她和丈夫知足常乐。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她都没动过心思要回北京。她想得很实在，也很实际，丈夫是农民，就是自己能回去，他也回不去，挺好的日子总不能像掰玉米一样将玉米粒和玉米棒子分两下过吧?再说回去了，自己父母家的日子和住房一样紧巴，不是给人家添乱吗?虾走虾道，鳖走鳖道，各有各的活法吧；她不羡慕别人，不埋怨丈夫，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她常说的话。
她是个乐天派，这种性格成全了她。那年，我见到她的，她拿着给女儿新买的书包像买回个喜帖子似的，一路上光听她的说笑。我很长一段时间忘不掉那个书包，仅仅为了买一个书包，她要跑一百多里的路呀!我们回城的人当时日子也不怎样好过，但总不会为给孩子买个书包如此长途跋涉。也许，只有做母亲的，才能够这样为了孩子的一个书包长途跋涉。
这样的日子，她又过了6年，也就是1988年。待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人在北京。是别人告诉我，她带着她的二女儿回北京上学来了。那时，她的二女儿正好小学毕业，她不知哪儿来了一根筋，大女儿就没能上个高中，就地和自己一样修地球，二女儿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和她姐姐和自己不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柴禾妞了?为了孩子上学，她咬咬牙，一个家一分为二掰开了玉米粒和玉米棒子：让丈夫带着大女儿在北大荒，自己带着小女儿回到北京。
丈夫本来就是个憨厚之人，又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前途，而她又是那样的坚决要带女儿回北京，便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准备好盘缠钱，送她们娘俩上路。即使将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但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回头的路比往前走的路是那样的难呀!当初，一说走，到北大荒去，走得那叫痛快，好像是去打老蒋，好像是去打老美，好像是去干天翻地覆而慷慨壮丽的事业。现在，往回走了，没带回来打老蒋的伤疤，没带回打老美的奖章，只是带回两手空空和一个要上中学的女儿，那难处当然要比想象得还要多得多。毕竟不是衣锦还乡。
那时，知青回城有政策可依，回北京容易，但工作难找。总不能挤在家里，坐吃山空吧?丈夫给她带回的钱越花越少了，她又没有一技之长，怎么办?碰了几次结结实实的壁之后，索性也不再找什么工作了。她是个乐天派，由于在北大荒呆的日子久了，思维方式都是地道农民式的，她把许多城里人想的复杂的问题想得简单明了。在城里再难，还能有北大荒难吗?她什么难没受过?什么苦没吃过?扛麻袋入囤、下河沤麻、上山伐木、怀着女儿打场、背着女儿收豆子、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原来为了整个家，这时就是为了女儿一个人了。
我找到她时，她在自由市场推着一辆平板车卖菜。她说这是她找到的一个最适合自己干的活路。女儿是她惟一的希望，卖菜就成了她生存的惟一方式。
她在父母的房前搭了一间偏房，晚上，挤进去睡觉；白天，钻出来，自己卖菜、女儿上学。土拨鼠一样从这间偏房里追进钻出，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周而复始，整整10年。这10年，她没干过别的，咬定一根筋，就是卖菜。她知道自己没别的本事，也不会别的，但会吃苦，能吃城里人吃不了的苦。这就是北大荒教会给她的最大的本事。她常是天不亮爬起来蹬着平板车到郊区倒菜，让自己的妈妈照顾孩子上学。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她已经把新鲜的菜从郊区运进了城里，她会把这些菜一直卖到卖光为止，常常是卖到女儿早已经放学回家，卖到晚雾升起，街灯闪亮。
一般，她从不到批发菜市上去买菜，经过二道贩子的手，莱价肯定要高，她都是到郊区农民手里直接去买菜，可以便宜些。有时，她也会骑车骑140里地到固安农村买菜，为了更便宜些。反正是车轮子在自己脚下多跑些路，她多流些汗多受些累。她就是靠这些哪怕便宜几分钱的差价，一分钱一分钱赚来的。
她从不做任何奢望，也很少抱怨，这些对于她都是奢侈品，不是自己能够享受得了的。她有时会想起远在天边的丈夫，她的年纪并不老，才40挂零，再说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他一个人带着那一个女儿在北大荒，也不容易。但她给他写信说没有办法，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咱没钱没势，要想把孩子培养出来，除了吃苦，没别的本事，咱们两人只好一起吃这份苦，苦吃多了就会苦尽甜来，这个甜来，就是女儿能够考上大学。她不羡慕别人，城里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多得很，她知道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就是卖莱，多挣几个钱供女儿上学。她卖菜一卖就是整整10年。什么事能够坚持干上10年，也就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再坚硬的石头也就能水滴石穿。她以一个做母亲的韧性嚼碎了这10年之苦，用卖菜得到的血汗钱滋养着女儿长大。这10年中丈夫曾来京看望过她，也省吃俭用寄钱来，自己的父母姐妹多少也接济一点，但主要是她一个人用瘦弱的肩膀承担起这副对于她实在过于沉重的担子，将女儿培养到初中毕业、高中毕业。
我常想她一个人蹬着平板车披星戴月从郊区甚至140里地之外运菜的情景，也常想起她一人枯守着菜摊卖菜一直卖到日落黄昏的情景，心里充满比感动要复杂得多的感情。我有时想如果没有那个上山下乡，没有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月，她会是这样子吗?她应该和所有像她这样年龄的城里的女人一样，即使没钱没势没有了青春，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吧?
幸亏命运对她还算公平，让她失去那样多，也让她得到了她最想得到的，那就是女儿争气，考上了大学。
今年，女儿正好大学毕业。虽然，工作一时挺难找，但我见到她时她先告诉我女儿大学就要毕业了的消息，一脸的高兴劲儿情不自禁。那里有10年的辛苦，10年的希望，所有付出的一切此刻都得到了补偿。
和往常一样，我见到她时，她照样在卖菜，不同的是，在自由市场里，她已经有了自己专用的固定柜台。另外让我百感交集的是，我看到挂在柜台旁有一个书包，她用来装钱用的，是16年前她特意跑一百多里地到我们农场场部为女儿买的那个书包。书包上印着颐和园佛香阁的图案和“北京”两个字，只是那图案有些模糊不清，“北京”两个字已经完全褪色。
（附记）
我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但我一直想象着她能够苦尽甜来，丈夫从北大荒也来到了北京和她与孩子团聚，孩子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幸福的家。这应该是她吃了那么多年的苦而得到的报偿。
可是，前几天，我忽然听到这样的消息：说是前几年发生的事，她已经快50岁了，可还是在推车卖菜，孩子不让她干都不行，她说现在倒不是缺那几个钱花了，而是她一个人在家里呆不住，呆得闷得慌，卖菜卖习惯了，还能够给自己找个乐儿。但是，现在卖菜和她最初卖菜时的情景不一样了，有了城管以后，常常会有卡车呼啸而来，突然从车上跳下一帮胳膊上戴袖标的城管人员，不容分说就连车带菜都给抄走，扔到卡车上扬长而去。那天，城管的人要扔她的菜车的时候，她死死地抱着她的车不松手，挣把之中，车和一车的菜都砸在她的身上，她晕倒在地，后来被送到医院。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一位老知青，他一再对我说，我可也是听来的啊，不见得真的是这样的啊！我也但愿不见得是真的才好，对于我们普通人，也曾磨难也曾苦，却不曾富贵不曾穷，唯一希望的是平平安安。我从心底里祝愿她和她的一家。
回扎鲁特旗
报上已经有人批评知青在今年上山下乡30周年的时候过于热衷怀旧，情感宣泄得多了些，而对那段历史和自身的批判少了些。齐玉珊不管那些，她不是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她只知道近十年的青春光景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一个人最可怀念和回忆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自己的青春吗?历史可以是混沌的，青春却永远是清晰的。与其说让他们回忆历史，不如说是回忆青春。
让她高兴的是女儿终于同意和她及丈夫一起去了，女儿在四川读大学二年级，回到北京就和同学商量好要到宁夏去看西夏的遗迹，对他们这种老来聊发少年狂的举动有些不屑一顾，本想让她一起去的，她一口拒绝。谁知道临出发这一天，女儿悄悄退了去宁夏的票，和她一起踏上了去扎鲁特旗的列车。
那一夜，整个车厢里是个不眠之夜。女儿和许多老知青带着的孩子—样，睁大好奇和不解的眼睛，望着他们带来早准备好的旗子，唱着旧曲填新词的队歌，说不够地说呀，说的全是30年前在扎鲁特旗时的陈芝麻烂谷子，说得是那样津津有味，说得是那样激动万分。两代人隔着一条宽宽的大河，这条大河就是30年的历史。她并不想要求孩子理解他们这一代，只希望孩子看看当年自己青春时生活过的在扎鲁特旗一个叫做新发屯的小村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有什么意义吗?孩子问她。
有。她回答。
有什么意义呢?她又说不清。
来的67个知青，有记者，有干部，有工人，有商人，有个体老板……岁月已经将大家雕刻得面目皆非，但知青是褪不掉的底色，退回到青春时光，就都像光屁股的孩子跳进清澈的河水里洗澡一样，身份如脱去的衣服。
大家和她一样激动，来一趟不容易，拖家带口是其次，有工作的请假难，没工作下岗的钱紧，都是咬咬牙，在人生踏入50岁知天命之年，重返当年的青春之路。怎么能不激动?有一个牙科医生，带着一大箱子医疗器械，想到了那里给老乡看看病；两个像是开出租的司机，一路上嚷嚷的就是这样几句话：你说那时的日子真是艰难，可我们是最年轻最有力气的时候在扎鲁特旗过的呀，对那儿就总还有感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人都给老乡带了许多礼物，和着浓郁的乡情，一起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漫长的旅程缩短了许多。说不尽的往事，道不完的感慨，不知东方之既白。
到达通辽，他们便被告知因洪水暴发扎鲁特旗已是一片汪洋，所有的道路和火车的铁轨都被洪水冲断了。起初，他们谁也不相信，他们到达通辽的当天，天气晴朗。他们在扎鲁特旗生活过近十年，十年九旱，那时天天盼下雨，天天下不来雨，土地沙化得极其严重，种粮食都困难。现在，即使下雨，又能下多大呢?顶多一两天，天一放晴，路就通了，就可以回旗里了。他们哪里知道今年老天邪性了，南方发大水，一直干旱的北方竟然也闹起大水，而且是百年不遇的大水。
跟着来的这么多孩子，可没有他们这样多的耐心。好不容易才来一趟，就这么干守着?第二天，幸亏盟里的人特意安排他们带着孩子到通辽附近的牧场看看蒙族人赛马和叼羊，到莫力庙水库附近看看森林，谁知车到半路上暴雨突然倾盆而下，凶猛得让他们难以想象，莫力庙水库的大坝快要决口了。淋着大雨，不住回头望着雨水冲刷道路流淌下的滚滚泥河，他们被赶回通辽，知道这回是确实完了，精心准备了半年、盼望了20年的回扎鲁特旗的梦，真的要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无情洪水吞没了。
现在，能做的是打电话。他们赶紧给旗里打电话，谁知通讯电缆全部被洪水冲坏了。幸亏手机还通，话筒里传来的熟悉的乡亲那亲切的乡音；一下子变得遥远而撕心裂肺起来，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那话语都有些哭音了。旗长也被困在旗里了，本来他正要带领着小学生在旗里夹道欢迎他们呢，还让乌兰牧旗在当晚给他们演节目，然后带他们到旗里的寒山林场去赏月饮酒一醉方休!现在，却是一片汪洋都不见了。
时间逝去了，就是历史，历史在书本中可以理智而深刻地结痂，历史在活生生的时间里，却经常显得错综复杂而让人莫衷一是。历史可以如眼前的洪水冲走许多东西，却冲不走青春的岁月里知青和农民结成的纯朴感情。也许，无情的历史在回顾以往的时候，不必看重感情；但历史以时间为概念在行进的过程中，感情却是充实时间的基本粒子。历史，可以是单一的，明明白白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允许说不清楚的。对于知青这一代人，30年的距离还是短，使得我们的历史和感情一时交织一起还是一团扯不清的麻。那一天的暴雨之中，小小的手机成了联系历史和感情惟一的桥。67个人，每个人都要握着话筒，和被洪水包围的旗长以及乡亲们说上一段话。蕴藏半年之久的回乡之梦，眼下只能浓缩成一段无线电波。几乎所有的乡亲都说我想你们呀，几乎所有的知青握住话筒后都忍不住掉了眼泪。
该轮到齐玉珊通话了，女儿悄悄地对她说：妈，您忍着点儿。女儿知道妈妈容易激动，生怕妈妈失态。可是，刚刚握住话筒，她到底还是忍不住了，泪水和着遥远的岁月和着窗外的雨水一起情不自禁地流淌。
三天过去了，雨没有停，旗里的洪水还在暴涨，需要空投食品来救难。67个人都无法再在通辽呆下去了。医生还要工作，司机还要开车，齐玉珊和老黄也还要到饭店上班，而孩子们还要准备开学。滔滔的洪水，无情地挡住了他们的回乡之路，命定一般，挡住了梦想重返青春的回头路。也许，真的是这样的，回头路可以去想，但总是难以走回的。
他们开了一个会，把带来的所有要给老乡和自己的东西(包括牙科医生带来的那一箱子医疗器械)，都捐献给了受灾的扎鲁特旗，每个人都为自己当年插过队的村子捐了款。然后，每人在带来的那面旗子上签了名，他们对盟里的人说到“十一”国庆节有5天的假，一定带着孩子再来一次，一是惦记着受灾的乡亲，一是还想圆自己回乡的梦。
回乡就这么重要?扎鲁特旗就这么念念不忘?同来的孩子一个个还在睁大疑惑不解的眼睛。不过，他们当中像齐玉珊上大学的孩子毕竟大些，目睹在这样一场洪水冲击之下父母的表现，他们开始多少懂得一些父母的这一份感情。一份连接着青春的感情，即使当时多么跌宕挫折乃至苍白羸弱，也是人生中最无法忘却并时时牵心惹肺的感情，便永远无法如同吃鱼一样将其像刺一般剔出，而宁可将刺吞入刺伤自己的心。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
齐玉珊的女儿和一帮孩子推举一个上大学二年级的孩子，代表他们在最后一天的会上讲了话。这个孩子说没有想到我们的父母对这片土地有这样的感情，这种感情让我们感动。下一次这样的回乡活动中，我们还愿意再来，并想由我们下一代为你们组织!让你们的青春你们的感情在我们的身上延续!
这个孩子是当年在扎鲁特旗出生的。
（附记）
齐玉珊已经退休多年，她的孩子大学毕业已经多年，在一家时尚杂志社工作，前两年又结了婚。这几年，偶尔闷的时候，齐玉珊会帮助出版社看一些书的校样，今年年初，她被聘请回饭店写店史，忙碌一些的生活，让她感到充实。孩子在四环附近一个不错的社区里买了一套漂亮而宽敞的住房，也买了一辆小车，星期天会开车回来看看他们两口子，一家的日子过得平稳安详，其乐融融。
逢年过节的时候，当年到扎鲁特旗插队的老知青常常还要聚在一起，她没退休的时候是近水楼台到她的饭店，她退休了，就另找一家餐馆。旗里或村里来看病或办事或旅游的乡亲，只要一到北京来，他们都会如兵听将令草听风一样，又立刻聚在一起，喝得醉意阑珊或酣畅酩酊。仿佛只有在那样的时刻里，时光倒流，他们又回到青春时节里。
只是他们再也没有去成扎鲁特旗。1998年夏天那场67人青春之旅，成为了一帧老照片，悬挂在他们和日子的记忆里。
迟到的悔恨
人的一辈子，总有刻骨铭心的悔恨，蛇一样藏在记忆的深处，不时地钻出来咬噬着自己的良心。尤其是我们老三届这一代，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正值年轻，又自以为是在投身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谁没干过一两件错事令日后悔恨不已呢?只不过这样的事，当时觉得正义凛然或辉煌无比，一团烈焰浓雾遮住了本来的面目，只有回过头来看才会看得清楚一些。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回过头来看，对于历史，就是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对于个人，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间和生命流逝了，才能够回过头来看得清楚一些。
1968年的红八月，那时叶珉在北京一所中学上高一。就在这个举世闻名的红八月里，她干出令她一生悔恨不已的事情。
这一年的3月，她刚刚入团。她的这个团入得很不容易，原因很简单，她的父亲是个资本家。在那个如同现在讲究金钱和文凭的讲究出身的年代里，档案袋出身这一条，就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从小就敬仰伟大的革命，就想人团入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她整个的青年时代。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了多少次思想汇报，才好不容易入了团。
入团不到三个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当然是一腔革命的豪情喷薄欲出，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一直在红外围中孤独地徘徊，像是被时代遗弃的弃儿。依然是自己的出身问题，磨盘一样压在身上，她参加不了红卫兵和红卫兵在红八月的一切荡涤污泥浊水的演出，包括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她像蜷缩在壳中的蜗牛，无法像人家红卫兵一样骏马驰骋。她的内心充满激情澎湃的渴望，也塞满铁蒺藜般的痛苦。
红八月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的头、她的入团介绍人小汪，一身绿军装，系着武装带，突然威武雄壮地找到她：“今天我们到你家抄家!”
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她竟然像得到了一个喜帖子，她一听非常激动，想到的是革命对自己的信任，是给了她在革命的大时代施展身手的机会，她立刻脱口而出：“我坚决同意!”
小汪说：“你刚入团，这是对你的考验。”
她激动地回答：“我一定接受组织的考验。”
小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手臂一挥：“马上去!”
她们说着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像是真要投人一场什么伟大的革命一样，她随同一群红卫兵一起浩浩荡荡去了自己的家。
她的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除了父母，爷爷奶奶和叔叔都住在这个小院里。其实，当时她也并不清楚他的父亲只是开过一家小煤球厂的小资本家，她对资本家的印象都是从电影里来的，都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敲诈剥削别人。“文化大革命”中，让阶级的对立更是火上浇油，势不两立。她带领红卫兵闯进小院，一股革命之情油然而生，但是一下子真的面对的是父母和爷爷奶奶，进门之前的勇气立刻消减，她一下子手足无措，方才觉得革命真是不那么容易的。
现在想来，真是无法想象，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院子的人，看见红卫兵进了院子，吓得已经规规矩矩自动地排成了一排。小汪将腰间的武装带解了下来递给她，这意思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用武装带打牛鬼蛇神，是一种时尚，是革命的行动。拿着武装带，她的手在微微颤抖，一个劲儿地默默背诵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心里却不住地犯嘀咕，这一武装带下去，先打谁呢?她想爷爷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妈妈有病，都不能打。而且，怎么打呢?打轻了会说自己立场不坚定，打重了怎么下得去手，还不能犹豫的时间过长，让红卫兵看出来自已是在犹豫……
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场面，一瞬间要她的脑子里风车般旋转，迅速地考虑到这么多，而且要她果断地选择好下手的对象。那一刻，满院子里肃静，只听见她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叫了一声：“你要老实交代!”狠心甩了一下武装带朝父亲打去，闪着光亮的金属皮带环打在父亲的头上，血立刻洇了出来。父亲显然没有料到，呆呆望着她，一片茫然。
从那天起，叶珉没有回家。这一皮带打下去，打得她自己的心头也在流血。起初，她恨父亲给自己留下这个倒霉的出身，但觉得不该打父亲。后来听说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要被赶回老家，叔叔骂都是父亲指使她才抄的家，父亲什么话也不说，默默替自己承担了责任。她的心里一下子一池春水吹皱，乱得不成样子。
起初，她不想回家。后来，她不敢回家。无论起初还是后来，她都只想早早离开家。她知道自己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选择的是离开芙蓉镇一样逃避的道路。就在父母尚未回老家的时候，她被分配到四川甘孜林区，她硬着头皮忐忑地回家一趟。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父亲又该如何对待她。进了家门，她没有叫爸爸，只叫了声妈妈。没有想到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在她临走的时候默默地帮她捆行李，她看见父亲苍老了许多，动作已经不那么灵敏了，弯弯的腰显得很沉重。在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强忍着，生怕自己的立场不够坚定。她才发现自己的革命竟也有如此甩不掉的儿女情长。
只是临离开家了，最后父亲送自己走出家门，她也没有叫一声爸爸，她将沉重的背影留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中。
她再回家的时候，是在几年后的1971年。那时，父母已经从老家返回了北京。在和林区伐木工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她似乎才长大了一点。林区生活艰苦，那些纯朴的伐木工人一个星期才能买到一次肉，好多人不舍得吃，她不知道他们攒着肉到底有什么用，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工人在父亲的生日时候给家里寄这些积攒下来风干的肉，她才忽然被感动而明白了一些道理，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一夜，她没有睡着觉。
那是她第一次从四川回家，临离开家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回来是三个人。她自作主张很快结了婚并很快有了第一个小孩。妈妈不愿意她这么早结婚，但她开始懂得了家里生活的艰难，自己去了四川，大弟弟去了北大荒，小弟弟一直没工作，两个妹妹正在上学，自己是家中的老大，应该为家里担起点担子。她惟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儿结婚，省下点儿钱帮助家里。
她回到家里，父亲见到她，想打招呼又不敢，她知道父亲是在犹豫，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她走了过去，轻轻叫了一声：“爸爸。”没想到父亲那样激动，手足无措，立刻从她的怀里抱过来小孩，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兴奋。
那一刻，她的眼前浮动的却是她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那情景几年来一直顽固地定格在自己的头脑里，而父亲竟这样轻易地就原谅了自己。她差点没掉下眼泪。她才明白马克思说的：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其实，这个上帝只是自己的父母。
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父亲似乎有预感似的，给她来了一封信，说家里的石榴树每年都开花，只有今年有一枝枯萎了，担心你别是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她的情况，要她一定把孩子送回家里来，便一直是父亲和母亲把一个小猫似的孩子养大。
就在这一年她送孩子回家，叔叔弄清楚当年抄家受的罪一切缘于她而扬言要揍她的时候，还是父亲拦住了叔叔，用苍老瘦弱的身子挡住了自己的身体，对叔叔说：“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要打就打我吧!”
想起这一切，自己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便总在眼前晃动，便像刀子剜心般疼痛。她希望有一天能够面对父亲做一次认真的忏悔。可是，见不着面的时候，忙于自己的工作，好不容易见了面，话到嘴边总又有些不好意思。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她才想起要调回北京，要和爸爸团圆，好好照顾照顾越发苍老的爸爸的吧?便更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艰难的调动上了。当然，这都是给自己开脱的借口，主要是自己的心还没有想到忏悔的迫切性，考虑的还是自己的面子。
终于，她和自己全家都调回了北京。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也才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家对于她是如此的渴望和重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下洛阳，一路几乎没合眼地赶回北京。
开头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光忙乎自己的事了，没有房子，只好在来广营先租了间农民房，钱一下子又紧缺。
有一次，她和弟弟正说起这事，让爸爸听见了，走进屋来问她：“你缺多少钱?”
她只好告诉了爸爸说缺一千元钱。
爸爸说：“你月底来拿钱。”
到日子了，爸爸把自己积攒下的钱取出来交给了她。
这只让她更加羞隗，她不知该如何回报父亲?她能够做到的是不管路多远，下班后时间多紧，她都要使劲往父亲那儿跑，使劲给父亲买东西买父亲最爱吃的香蕉，为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洗衣服洗脚。给父亲洗脚是父亲也是她最高兴的事，父亲的岁数大了，行动不便，能有女儿尤其是她蹲下来为自己洗脚，让老人充满感慨而无可言说。蹲在洗脚盆前，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她在心里一次次说以后吧，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好好向父亲忏悔。
时间就这样流逝，她哪里想到竟然一下子没有了机会。父亲突然间病倒，她赶到医院时，只能看见昏迷中的父亲苍老的脸，她摸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和脚，无限的悔恨涌上心头。
她忽然想起这样一件事：就在父亲去世之前，父亲忽然想买件皮茄克穿，他这一辈子还没穿过皮茄克呢。那天，是弟弟在家，父亲交给弟弟150元钱，父亲已经不知道外面的行情了，实际上也是父亲没有那么多钱了，弟弟对父亲说您这点钱哪儿能买皮茄克，现在最便宜的皮茄克也得两三千元!后来，她知道了父亲的这个心思，她想给父亲买件皮茄克，谁想还没来得及，父亲就已经在垂危之中了。
她觉得这是老天对她的惩罚，连让自己给父亲买一件皮茄克尽尽孝心的机会都不给她，连让自己面对父亲忏悔的一次机会都不给她。谁让你做错了事?谁让你以为是革命行动，其实是做出以牺牲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至亲至爱的父亲来保全自己卑劣而自私的行径?……那时，面对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父亲，她想对父亲说的话有许多，父亲却一句也听不见了。
但即使是迟到的悔恨，也还是要说给父亲听。她将心里要说的一切都写了下来，装进一个信封里。同时，她买了一件最好的皮茄克，穿在父亲的身上，随父亲的遗体火化时一起焚烧。
在父亲的葬礼上，她默默将那封写得长长的信读给了父亲，将信烧掉，然后“扑通”跪在了父亲的骨灰盒前。
她对我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她还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我那瞬间的爆发是自己潜在的人格和人性的暴露，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同学“马二”
老李外号叫“马二”，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这人最大的意思，从他的外号就可以看出来。
高中三年，他拉了三年的二胡。我们谁也弄不清他为什么心血来潮突然想起了学二胡?既没有家传，也没有从小练就的童子功，想学就学了，学了又能有什么用呢?我们劝他，还是把时间多用在功课上吧。他不听，依然练他的二胡。
开始，他的二胡拉得别提多难听了，我们笑他是弹棉花的、是杀鸡的、是锯木头的。他不管那一套，每天下午放学照样要坐在教室里拉一阵二胡。后来，他拜了个老师，老师说他拉琴的姿势不对。他本来就是野路子自学的，姿势怎么能对?能拉出调来就很不容易了。老师问他你是拉拉琴玩玩呢，还是想拉出个道道来将来搞专业?他毫不犹豫很坚决地说既然要拉琴就得像个样子，他说我就是想在高三毕业时能考上中国音乐学院。
他这话传到我们耳朵里，谁会相信，因为我们学校有几个要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人家都是从小练就的科班出身，他这半路出家，姿势又如此笨拙，考音乐学院?这不是开玩笑吗?但
他家那时住的地方很窄小，除了妈妈梳头用的巴掌大的小镜子，连一面稍微大一点的镜子也没有。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有一面大镜子，在二楼大厅，整整占了一面墙。这面镜子成了他练二胡的最好去处。每天下午放学，他保证拿着二胡，搬把椅子，坐到那面镜子面前，对着镜子拉二胡。不管有多少学生或老师好奇地望着他、议论他，也不管人们来来往往有多嘈杂忙乱，他都我行我素，照样对着镜子摆着姿势，一本正经拉他的二胡，风雨不动安如山。跟愚公移山一样，天天挖山不止。
他那时每天拉的二胡曲一般都是《江河水》和《赛马》。《江河水》，听着太悲伤，我们都说你少拉《江河水》吧，他就天天拉《赛马》，拉得我们眼前天天马儿奔腾。我们给他起了外号“马儿"，天天叫他，取代了他的名字，后来叫顺了嘴叫成了“马二”。不管谁叫他“马二”，他都会爽快地答应。
高三毕业之际，他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考试那天，他拉的二胡曲就是《赛马》。他的姿势，他的琴声，他的艺术和感情，其实更是凭着他的毅力和性格，他考上了这所学院。
可谁知紧接着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所有老三届人的命运一样，在该读大学的年纪和大学告别，他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人。有一件事情听起来像笑话，却很反映他那时的心理状态。刚刚进厂工作时，不管别人怎么说、领导怎么批评，他的左手总带着白手套，干什么活都用右手，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得保护左手，拉二胡得用这只手揉弦。说这话时，他说得很认真，眼睛直直的，好多人都以为他的神经有了毛病。其实，他没有毛病，他就想拉琴，进工厂好长时间了，他顽固地认为大学之门还是要开的，社会不会总这么闹的。他一直在做着二胡的梦。
当他的梦彻底破灭以后，他便彻底地悲观了。我们几乎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听说他将自己的那把二胡砸烂了。
我再听到他的消息是这几年的事情，悲观的心绪影响着他，他错过了粉碎“四人帮”后考大学的机会，下海干了几年又血本全亏，总之，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许多人都说他完了，惋惜之余，都说要不是那个时代，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不敢说二胡拉得该和闵惠芬上下一个水平吧，起码不会像现在一样的惨。人在走麦城的时候，容易总想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
他这人怪就怪在他不这么想，过去对于他似乎早已经一刀两断。对于历史和时代，他以前就不是那种慷慨激昂愿意指点江山粪土当年的人，现在他有他极其达观的想法。他不埋怨，过去的一切是好是坏并不是他一人经历了，损失和收获便也不是他一人独有，许多人都这样过来的，比他强的人有的是，比他惨的人也有的是。他不想墙倒众人推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一推六二五推得千干净净，也不想陷入浓重的怀旧情绪中麻木自己，更不愿意再像鸵鸟一样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下，只会悲观丧气而不敢重新迈出步子朝前走。他说之所以自己混成这样子，有时代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全怪别的。他说这一代人老爱说命运，他说他自己也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命运。命运并不全是那些摸不着的虚无，命运就是客观和主观的相结合，自己连自己都把握不住，命运当然对你就不客气了。我不知他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反正，他有他的一套哲学。
就在这个时候，厂子里来一个活，要派个人到德国去学习一年，学习回来后要担当起外事的接待和所有从德国进口来的设备的翻译工作。这活要是对于刚刚大学德语系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兴许是份美差，对于一帮子五十上下的人，又都没有学过德语，谁敢哨这块硬骨头?没人敢应，他应承了这份活。他以前在中学时学的是英语，一句德语都不会，他清楚对于他这不是份轻松的活，也不是他感兴趣的活。他感兴趣二胡，但他心里很清楚，即使现在让他再拉，他还能拉出原来的专业水平吗?那像一个死去的人，是永远不会复活的了，兴趣这把喷壶即使还年洒出几滴水，也解决不了现实的干渴了。那么，就别让现在活着的机会再从自己身边溜走，很可能，这是对于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人到五十了，机会不会像夏日里树上缤纷的鲜花，开过一朵还会有下一朵等着你的。
他去了德国，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分秒必争，就是走着路也是在听在背外语。他不想从前的事情，但从前埋下的种子毕竟没有完全死去，在德国又突然发芽。人都是从从前的日子里长大，谁也走不出从前的影子。过去和现在永远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复杂地藤缠树般无法清爽地剥离。他没有想从前，其实却是用从前在中学拉二胡的方法和劲头在学习外语。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和从前一样的长时间的刻苦，朝着既定目标的坚毅，和旁若无人的我行我素。面对教学楼那一面墙的大镜子拉二胡，和面对着老师和录音机学外语，是两组对应叠印的镜头，只不过相隔的岁月太漫长而遥远，错过的是整整一个青春的季节。但不管怎么说，错过季节的人有许多，他却历经挫折甚至失败而走向成功，不能不说学生时代造就的毅力和性格，有时就是这样成全着一个人。它们是埋藏在人的心底，融化在人的血液里的，只不过有时处于休眠状态。
动荡的时代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性格部分的改造，但不可能完全改变。我们有时会痛恨十七年的教育给予我们的理想中有许多虚无和膨胀的成分，但我们无法否认理想对于一个人青春期性格成长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极其愿意用简单的公式去将一切削足适履。
一年以后，如同中学时代二胡的成功，老李一样成功地从德国归来。对有些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却让它成功了。他让他自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力量，看到残酷而严峻的现实能够把鲜花改造成连叶于都长不出来的仙人掌，但人也可以让仙人掌重新开出动人的鲜花来。
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习惯地还叫他“马二”。他听了半天才缓过劲来，想起原来是在叫自己，和我们一起笑起来。
(附记)
在我们同学之间，“马二”永远是一个亲切的外号，叫他这个外号的时候。除了能够迅速唤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还包含对他执著性格和毅力的一份敬佩。他从德国回来，负责翻译，顺利安装完从德国进口的一整套机械设配制后，被调到工厂的教育科，负责职工的文化技术的学习，这显然是看重了他的知识水平，是对他在德国一年学习的肯定。
可是，他在教育科干的时间并不长，就调离到别处了。原因很简单，他看不惯教育科的科长，科长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他看不惯人家，说到底，是有些瞧不起人家，觉得人家的文化水平难以胜任在这样的位置上。矛盾出现在竞争上岗的时候，他出来和人家竞争这个教育科的科长的职位，自然是以他的调离为收尾。在这个工厂待了三十多年，他不明白，历史原因造成人事关系的错综复杂，远非他想得那样单纯。教育科里有好多老大学毕业生，都不说话，都不出来竞争上岗，非得他出来不可吗？问题是一年德国的学习再怎样出色绝伦，就以为可以强弓射日了吗？
不过，这就是他的性格。我们叹息他，却也敬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