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下-[1948年10月-1950年5月]》试读：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

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

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同时又表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截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

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虽然林彪一向以作战谨慎闻名，但还是难以解释他为何对于攻打锦州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电报篇幅很长，在此摘录的原因是此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

……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应该说，首先攻打长春，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因为攻打长春很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即长春失守后，国民党军因为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而下定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的决心。但鉴于林彪表示“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毛泽东同意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毛泽东还是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和谭政，认为他们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五月）删（十五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二十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山海关至锦州）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攻击遭到严重挫折。

当林彪正准备发动长春战役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出城寻找粮食和保护长春机场免受炮火威胁，出动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占领了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外的小合隆镇。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出动带来了战机，他立即命令各纵队奔袭小合隆镇进行合围，以期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而后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长春。

一纵二师经过三天的隐蔽行军，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由于没有仔细进行战前侦察，在不知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主力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仓促迎敌，受到猛烈侧击伤亡严重。一纵整理部队后，再次发动坚决的攻击，暂编六十一师被迫向北撤退。与此同时，六纵对长春机场展开了攻击，歼灭暂编五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团，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获悉机场丢失的消息后，严令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进行反击。二十五日，争夺机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交战双方几乎形成僵持的时候，一纵主力的到达使负责侧翼掩护的暂编六十一师发生混乱。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态度强硬，他拒绝了一些军官提出的撤退建议，认为只要一退，位于最前面的两个团就完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坚决顶住，然后有计划地实施撤退。他严令炮兵还击，并投入预备队全力增援。看到部队显出犹豫动摇的迹象时，他命令卫士打开铺盖铺在后撤的道路上，然后他躺在上面说：“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跑！”但是，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还是退回了长春。

长春守军没有按照林彪预期的那样出援，已经出动的部队也迅速撤回了长春。东北野战军“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的前景突然渺茫起来。五月二十九日，东北野战军领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可以想见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的感受：攻击长春不成，何时再行作战，林彪之意是要等长春守军突围，或者守军困难增加而我军准备更充分时——这是一个没有预定时间的模糊概念。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军在战略部署上会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落空。

六月一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斗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挥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一日七时

这些问题全是对林彪刚刚开始攻打长春又突然弃攻改围的疑问。

当天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回答了军委询问的所有问题，并再次强调：“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至于何时能够拿下长春，电报说：“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既然战前准备如此不充分，当初建议首攻长春的依据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三日中午，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攻打长春再次开列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五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野战军目前作战的三种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万一失利，“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但这也是一个“不宜于采取的方案”，因为部队南下后粮食补给困难，而如果此时长春守军“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就可能造成我军“两头失利的结局”。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已经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林彪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七日，中央军委回电，基本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林彪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所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

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

一个多月过去了，长春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征兆，据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出动。

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

共产党人的幸运是，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决心“确保东北”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此时，他刚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而长春、沈阳和锦州这样的重要城市，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存在”，因此，放弃东北显然对他的政治声誉不利。其次是战局上的考虑。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并且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能够牵制共产党人的数十万大军，使之不能离开东北进入关内——美国建议从东北撤退的理由是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但是国民党军撤退后，林彪的大军就会跟着进入华北，华北反而不能稳固了——“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再者，就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政要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压力。当国民党军放弃东北的传言频起时，东北籍的政要和将领们纷纷向国民政府请愿，而从东北兵败而归的陈诚更是受到千夫所指：“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无法决断国民党军是否从东北全面撤退。

当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被拒绝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至少要将国民党军主力从长春撤退到沈阳，这样能够集中兵力固守沈阳和锦州一线。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认为，长春必须坚守，因为长春可以牵制林彪部主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威胁沈阳。蒋介石也反对放弃长春，但是他的理由有点古怪：长春是满洲的都城，放弃在国际上影响太大——所谓“满洲的都城”，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一场政治闹剧，长春从来都不是都城，只不过曾经是一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伪都城”，没人知道蒋介石担心的国际影响从何谈起？

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卫立煌说：“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战局之扭转并非难事”。但是，在如何死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矛盾尖锐。矛盾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是否加强锦州方向的兵力。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从沈阳撤退到锦州。卫立煌一再拒绝执这一命令的动机令人费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立煌认为，从沈阳向锦州的撤退行动，必然会给林彪带来战机，致使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遭到围歼——卫立煌的担心不无道理，此时林彪正因为他坚守不出而寻找不到实施运动战的战机，如果国民党军主力大规模地跨越数条河流向锦州移动，显然是个将其截击围歼的好机会——至于全国战场的格局，卫立煌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作为军事将领，上任不久就出现重大闪失，这对他的个人声誉损伤太大，他可不想为蒋介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卫立煌坚信，只要他不出击、不移动，林彪就拿他没办法。蒋介石对于卫立煌坚守不出、毫无作为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客观地说，蒋介石虽然不同意从东北全面撤军，但他作出的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一旦东北的“大门”锦州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利。从国民党军的角度讲，只要锦州不丢，不但可以把林彪的大军关闭在东北地区，使之不能进入华北战场，而且北可照应东北战场、南可支援华北作战，在全国战场兵力已经匮乏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战略设想。

但是，卫立煌就是不执行。

时间在来回争执中流失，最后，蒋介石无奈地作出妥协，他放弃了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的设想。六月，当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的时候，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这是争执之后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

对于不久之后爆发的辽沈战役而言，蒋介石最终的妥协对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来讲是致命的。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既不从东北全面撤退，也不从长春局部撤退，就这样以现有态势固守长春、沈阳和锦州，那么“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

七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

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回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行文中暗含着批评：“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在无法对长春实施攻击的情况下，终于醒悟到必须南下作战，但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对于如何关闭东北的“大门”还是没有作战方案。

毛泽东并不认为林彪在有意避战，林彪打仗精于计算，毛泽东对他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作战风格了如指掌。但是，毛泽东认为，目前东北的战局已经不是着力于这种计算的时候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到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时刻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封电报，不但没有涉及关闭东北“大门”的作战设想，而且在东北之敌尚未歼灭之前，出关去华北地区作战，那么东北战场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由谁来打？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开始了充满解释、争辩、询问和劝说的电报来往。

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林彪对先打锦州很是为难。八月一日傍晚，他在回电中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内为九十三军两个师，五十四军三个师。另外还有暂五十五师和暂五十一师，两个军直属队和一个兵团直属队］，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六日和八日，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要出动配合：“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杨得志）、罗（罗瑞卿）部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二十一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锦州至山海关）“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作战的消息。

然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八月）删（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辽源）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归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杨得志）、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一位战区将领。严厉的批评中既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焦虑，也反映出他对林彪寄予着极大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为全国战局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并再一次强调：“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八月有日（二十五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八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为了适应南下作战的需要，中共东北局请求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分开。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任命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赋予了林彪在东北战区指挥作战的绝对权力。

林彪终于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

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拟定的南下作战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北平至沈阳）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重点在锦州至沈阳之间，强调的是准备歼灭从沈阳出动增援或从长春南下突围的敌人，锦州依旧不是作战的主要方向——林彪还是没有下定集中主力攻击锦州以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决心。

五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但还是着重提醒道：“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行动，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电报发出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作战计划”——这是解放战争史上一封具有重大意义的电报：

……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相互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置长春和沈阳守敌于不顾，确立攻击并控制锦州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最终“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辽沈战役的总体作战原则由此确定。

九月初，东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动。夜晚，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向南开进，白天空车返回，太阳落山之后继续运载部队和物资南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负责运输，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调度车辆，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负责物资供应。他们不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秘密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送往前线，而且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物资运往前线。火车是做了严密伪装的，在接近前线的地区，部队下车开始步行。与大军随行前进的，是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民工，这支声势浩大的支前队伍赶运着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七千多万斤粮食、一万一千多吨油料、一千多万发子弹、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万发炮弹、五万斤炸药、上百万套棉衣、棉帽和棉鞋以及大量的医疗和通讯器材。

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保证战役将在十二日于锦州、义县间打响。

这一天，国民党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到达沈阳。

冬天就要来到了，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的给养已成严重问题。

蒋介石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长春间的铁路，以使长春守军向沈阳撤退：“十月份必须打通长、沈交通。如果此时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阳、锦州线。等共军向辽西移动，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

郭汝瑰带着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作战计划面见卫立煌。

卫立煌坚决反对长春守军突围，认为国民党军如果从长春突围，“只要两天便会被全部歼灭”。而“如果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也必定乱得站不稳阵脚”。卫立煌对郭汝瑰说：“沈阳援助长春突围，犹如纵井救人，长春既不能救，而沈阳也不能保。如沈阳一旦不保，则东北共军举六十万大军入关，必将导致华北华中危急。为今之计，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至于长春，请政府目前加强空运。”郭汝瑰立即给卫立煌算了一笔账：政府对长春空运所消耗的经费，几乎占据了美国援华款的一半，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的援款中，“必须以五千万元买汽油”以维持空运。长春每月空投物资已达九十多吨，现在再也没有运力增加了。距东北下雪大约还有八十多天，按照每天消耗六十吨物资计算，长春每日最多储存过冬物资三十吨，下雪前最多可以储存两千四百吨，而这一数字绝不可能令长春守军坚持到明年三月开春。况且，还没把长春过冬所必需的取暖燃料计算在内。

卫立煌沉默不语。

沉默还是等于拒不执行。

无奈的郭汝瑰向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寻求折中的办法。廖耀湘认为，目前沈阳平安无事，并非因为国军采取了守势，而是因为林彪还没有进攻。如果沈阳增加两个军的兵力，方可以固守一段时间。因此，需打通营口至沈阳的铁路线，将锦州方向的两个军由营口运至沈阳。于是，郭汝瑰带着他草拟的“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度过严冬”的折中方案回南京去了。

没有证据显示，当东北野战军大军南下时，国民党军方面有任何察觉。

卫立煌置身在孤岛般的沈阳城内，关乎生死的战场信息也被阻断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辽沈战役前夕国共双方发生的争执与争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并因此形成了最后完全不同的结局。

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区的共产党人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住了空前严酷的政治和军事考验，他们的政治坚定性是非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全国战场上的第一次。作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员，林彪的任何谨慎都是合理的。大军出动，将士用命，林彪必须承担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无法也不能要求一个战区将领能够和毛泽东一样对战争的全局拥有明晰的洞察。但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共产党人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过民主讨论最终形成统一；而一旦形成统一，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便能够得到最坚决的执行——这是共产党人的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东北的黑土地上，高粱正红，丰收在望。

得知林彪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出动，毛泽东焦灼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季节——就像秋风将遍野的高粱吹红一样——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了。

战锦方为大问题

那一天，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北宁铁路线上突然燃起了一条火龙。国民党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大批共军和百姓混杂在烟尘和烈火中时隐时现，有把这条铁路从地图上彻底抹掉的企图——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指挥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骑兵师、炮兵旅，对山海关至昌黎间上百公里的地段，发起了自西向东的猛烈攻击。他们在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所进行的作战，将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后来所有的战史都是这样叙述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拉开辽沈决战的序幕，战役首先在北宁线打响。”

正是高粱红遍田野的季节，向北宁线发动攻击的官兵，脑海里并没有“序幕”的概念，他们只想将被国民党军恢复的北宁线再次切断，因为这里对于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军来讲是异常敏感的部位。

十三日，三十一师九十三团攻克石门，三十二师主力攻克安山车站，九十六团攻克张庄车站，三十三师九十九团占领后封台。十四日，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对昌黎形成包围，国民党守军于黄昏时弃城遭到围歼，晚上昌黎城被十一纵占领。接着，官兵们继续向山海关方向推进，于十七日攻占北戴河，并威胁秦皇岛港口。秦皇岛港内停泊的国民党军海军舰艇向十一纵实施猛烈的炮火拦截，以掩护步兵增援秦皇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紧急出动，企图趁机夺回昌黎。十一纵主力立即掉头西返，十八日在昌黎附近与增援之敌展开激战，昌黎再次落入国民党军之手。三十一师将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拦截，激烈的拉锯战后，国民党军被迫退回滦河以西。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同时包围了兴城，并一举攻占绥中。

从铁路交通上讲，华北与东北的联系通道已被截断。

这是决战前夕林彪最希望看到的战果。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迅速向北宁线云集。十一日，由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率领的第四纵队自台安出发，由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率领的第九纵队自北镇出发，官兵们渡过大凌河后直插锦州以北，切断了锦州与义县间的联系，并于十六日包围义县，致使义县守军无法向锦州收缩。十二日，由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邱会作率领的第八纵队自吉林八面城南下，渡过辽河，直插锦州以北。由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率领的第七纵队自四平附近出发，南下到达北镇后，越过大凌河，插入锦州以南，截断了锦州守军的南逃之路。十四日，由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三纵队和由司令员苏进、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纵队主力以及第二纵队五师由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南下阜新，二十日前后接替四纵和九纵包围义县。

北宁线上的战斗已经打响，鉴于过去因兵力分散招致各个被歼的教训，国民党军国防部命令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范汉杰立即收缩兵力，将在锦州以南驻守高桥的暂编五十四师撤回锦州；以驻守锦州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主力向北增援，解救义县守军；同时将驻守锦州的暂编六十二师调到锦西以确保海路安全。

为了不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收缩锦州，四纵绕过锦州继续南下，切断了锦西与兴城间的联系；七纵在四纵十二师的配合下攻占高桥、塔山和西海口，将锦州与锦西两地完全割裂开来。而九纵从义县南下不断向锦州靠近，先头部队二十五师遇到小股敌人就歼灭，遇到大股敌人就避开，二十五日凌晨，插到锦州北面的二郎洞、营盘、达子营一线；跟进的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锦州以北控制了锦承公路和铁路，八十团和八十一团则包围了锦州北面重要的制高点帽儿山；二十六师包围了位于薛家屯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

林彪致电二十五师，要求他们赶快构筑阻击工事，在锦州以北站住脚。林彪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这里距离锦州太近了，国民党军决不会允许作战对手在这一带存在。

二十五日天刚亮，国民党军飞机对九纵阵地开始了猛烈轰炸，锦州城内的炮兵也开始向这个方向轰击。七时左右，锦州守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发动反击，企图夺回锦州北面的制高点，同时解救被包围的暂编二十二师。九纵二十五师官兵死顶不退。七十五团五连卡在锦州至义县的公路上，一个连抗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反复冲击，前沿的机枪手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数次仍在战斗。在五姓屯阵地坚守的是七十四团二连，连长张全身负重伤，依旧在指挥战斗，敌人连续冲锋十次，两次接近阵地前沿，二连打得只剩下二十多人，阵地依旧在手。敌人的反击越来越猛，二十五师指挥所几乎成了前沿，部队一边阻击四周山上的敌人，一边为指挥所挤出一块地盘来。指挥所刚刚设置起来，就跑进一个人来喊：“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警卫员拦住他问：“你是谁？”来人答道：“帽儿山的，长官让我来打听消息。”原来这个冒失的家伙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副排长。

师长曾雍雅意识到，混战中什么危急情况都可能发生。

没过多久，师指挥所接到七十四团报告：该团防守白老虎屯的一连与团部失去了联系，派去联络的战士全部牺牲在半路，一连也一直没有派人出来。唯一知道的是，他们被有坦克支援的敌人压缩在了村子里。白老虎屯距锦州两公里，位于锦州至薛家屯的公路上，是锦州守军北出解救暂编二十二师的必经之路。向白老虎屯攻击的国民党军多达一个团。一连在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的率领下，连续击退敌人的十五次冲锋。田广文一边战斗一边喊：“同志们，打戴大檐帽的！打机枪射手！”坚守屯子北面的三排，多数官兵已经阵亡，八班阵地上只剩下战士姚湘云一个人，在敌人蜂拥而上的最后时刻，姚湘云冲进敌群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屯子东面的一排和二排与敌人混战在一起，一排长陶禄负伤，二排长吕绍德浑身是血，已经无法站立，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指挥作战，直到血流殆尽。

“同志们！我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同是革命兄弟！我们一起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冲锋！”天黑之后，指导员田广文清点了一下人数，全连只剩下三十七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挺机枪，每个人的子弹也只剩下几发了。分散防守已经不可能，田广文和陈学良决定将剩下的战士集中到一起阻击敌人。三十七个人刚转移到一间房子里，敌人就围上来了。田广文对连长说：“老陈，咱们宁可战死也不服软。”陈学良对指导员说：“咱们和阵地共存亡。”在两个连队指挥员达成共同意志的时候，由于已经没有炮弹，炮手王绪把他最心爱的小炮拆了，然后把零件藏在一口酱缸里；司号员马玉峰把号扔进火堆里，通信员也把联络旗撕碎了，大家把自己身上携带的筷子、皮带、枪套都扔进火里，然后望着陈学良和田广文。田广文说：“既然大家愿意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和敌人拼了。敌人如果上来了，就用木棒敲他们！用石头砸他们！用牙咬他们！只要不死就夺他们的枪！”

田广文那一年二十三岁，这个出生在河北遵化一户贫苦农家的青年十六岁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给予他人生希望的部队，作为政治指导员，他比战士们更多地懂得一些为老百姓打出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就是死了，自己也没有白活。他把十八岁的神枪手赵桐凤拉到身边，将最后几颗珍贵的子弹拿出来，让他瞄准墙头上那个露出头的机枪手。赵桐凤的枪响之后，那个机枪手扑通一声栽了下去，然后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国民党兵在很近的距离喊：“八路兄弟们！交枪吧，跑不了啦！”田广文让会说南方话的赵桐凤喊：“蒋军兄弟们，你们有的也是南方人，我们南下大军，早就把你们的家乡解放了，你们家分了房子还分了地，现在你们打我们，你们有良心吗？你们也是穷人，为蒋介石卖命为了什么？”又安静了片刻，国民党兵又喊：“你们快投降吧，人这辈子为了啥，还不是吃喝玩乐，送了命不值得……”田广文对“吃喝玩乐”这个词异常反感，他扔过去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之后，又安静下来。突然，北面不远处响起了机枪声，陈学良连长听了一会儿，说：“增援部队上来了！是咱们的水压重机枪的声音！”

七十四团三营终于打进了白老虎屯。

一连活下来的官兵仅有二十七人。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立即增援锦州。

这一命令还是遭到了卫立煌和廖耀湘的联合反对：要解锦州之围，应由华北的傅作义部出兵。只有关内出兵之后，沈阳方面才可出击，以期在锦州城下两军会合。当共军已经扑来时，命令部队从沈阳出动，这不是往林彪挖好的火坑里跳吗？

但是，驻守锦州的范汉杰不断地打电报求援。

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到南京开会——这一天，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陷，蒋介石终于有时间顾及东北了。

卫立煌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指示国防部第三厅与卫立煌商讨东北作战问题。第三厅提出的建议显然经过蒋介石授意：“如共军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时，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只是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共军部分有生力量，并破坏铁路后，立即撤回沈阳。此时，如判定共军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立即突围。”

可是，卫立煌还是主张固守沈阳，“对锦州陷落的后果全不顾及”。

二十六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第三厅再次阐述：沈阳已成孤点，当共军攻击锦州时，沈阳守军应破釜沉舟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前进，如此尚可死里求生，不然拖延下去锦州有失，沈阳将成为第二个长春，那时欲突围亦不可得。这一次，蒋介石严令卫立煌照此计划实施。

试想，如果第三厅的这个作战计划得以实施，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的辽沈战役将呈现出何等复杂的态势：沈阳的主力出动增援，锦州守军必会配合反击，林彪是否能应对两面之敌很难预料；而如果长春守军再突围而出，必会对林彪部的侧后构成巨大威胁。何况，在这种战场态势下，华北的傅作义出兵东北的可能性极大，锦州战场不但与华北陆路相接，海运登陆到达战场也不过数十里的路程。那时候，就远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问题了，东北的“大门”地带将会出现一场胜负难料的巨大混战。

卫立煌对是否增援锦州还是没有明确表态，却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与他同去沈阳指挥作战。

军事会议达成的唯一结果是：从二十七日开始，将郑庭笈的第四十九军从沈阳空运到锦州。

在这个时刻，国民党军对锦州的任何增援都会构成严重的问题，林彪命令第八纵队火速封锁锦州机场。

但是，八纵却出了差错。

锦州有两处机场：一处位于锦州北面的流水堡，是张学良主持建造的，已多年废弃不用；另一处位于锦州西南的唐庄子与小岭子之间，是当年日军建造的，目前仍在使用中。自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以来，锦州的陆路交通已被阻断，这座机场成了维系锦州守备的重要设施，同时还担负着从锦州至沈阳和长春的空运任务。九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之后，范汉杰抢修了机场的防御工事，第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的一个团重点防守机场，新八军八十八师布防在机场西南一带，以掩护机场和高桥方向的安全。

自二十四日开始，锦州机场异常忙碌，每天起降飞机多达五十架次以上。林彪命令八纵主力协同九纵围歼八十八师，同时命令八纵队派出一个团用炮火封锁机场。二十六日，范汉杰在命令暂编十八师加强守备的同时，严令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八十八师黄纹徽部、一八四师杨朝纶部向九纵已经占领的锦州西北高地展开猛烈反击，以解除林彪部对锦州机场构成的威胁。就在这一天，林彪对八纵下达了封锁机场的指令，要求绝不允许一架飞机起降。但是，八纵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封锁哪个机场。林彪接到电报后异常恼火：控制机场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敌人的飞机继续向锦州运送兵力和物资，当然要打仍在使用的机场!在被八纵耽误的两天里，仅二十六日一天，锦州机场就有四十七架次飞机起降，而国民党军每降落一架飞机，就给锦州守军增加一份力量。

当日，林彪把封锁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九纵。

封锁机场必须攻占帽儿山。

帽儿山是座石头山，山势陡峭，国民党守军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地道。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和政治委员李中权在山下的一座小庙前观察了很久，最后决定下午十六时开始攻击。东北的天色暗得很早，在夕阳即将融入暮色的时候，九纵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沿着陡峭的山坡，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帽儿山的西面开始攀登。工兵在前面用大刀、斧头和铁锨砍断铁丝网，用爆破筒炸开鹿砦。担任突击任务的八十一团七连炸毁三座地堡，迂回到山坡的南部，堵住了守军的退路。战斗仅仅进行了三十分钟，除一名副师长逃回锦州之外，帽儿山守军全部被歼。晚上，八十一团和纵队警卫营的官兵忙了整整一夜，将炮兵纵队的远射程大炮硬是拉上了山顶。

二十八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已被空运至锦州机场，下午十三时又有二十多架飞机飞临机场上空，但是这时候炮弹从帽儿山上飞来了，机场跑道立刻被炮火所覆盖，正在起降的五架飞机被击毁，其余的飞机纷纷掉头飞回沈阳——自九纵用炮火控制锦州机场之后，国民党守军再也没能恢复空运，直到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占。

二十六日，顾祝同和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立即找廖耀湘商量对策。廖耀湘也认为蒋介石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辽西的地形和东北国民党军的实情，并认为既然要撤退，就必须寻找一个安全撤退的稳妥办法。他为卫立煌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案：由辽中向南突袭攻占营口。理由是：林彪正准备进攻锦州，辽南因此相对空虚；而沈阳的各部队相对集中，两天之内就可集结完毕；从辽中到营口距离不远，只有一天急行军的路程；到达营口后，既可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和锦州，还可以经陆路向北突袭义县的侧背，达到增援锦州的目的；同时，营口港还可以使部队得到必需的补给。卫立煌基本同意廖耀湘的方案。廖耀湘接着劝告说，我们要主动向蒋介石提供对策，否则总统会认为我们在避战。作为部下，我们不能一再抗拒蒋介石的军令；同时看着锦州危急而袖手旁观，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卫立煌最后决定，把廖耀湘的这个方案和他自己死守沈阳的方案同时送给顾祝同，让顾祝同报请蒋介石任择其一。

卫立煌打电话请顾祝同吃晚饭。

晚饭只有顾祝同、卫立煌和廖耀湘三人。

卫立煌把廖耀湘推到前台，让他向顾祝同阐述袭占营口的计划，同时也将自己固守沈阳的作战计划连同作战要图拿给了顾祝同。顾祝同说，总统的命令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如何安全从沈阳撤退，而是要求你们出击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在无法出兵增援锦州这一点上，卫立煌和廖耀湘的看法一致，那就是一旦兵出沈阳，走不了多远，就会遭到林彪的围歼。所以，两人极力解释为什么不能直接出击辽西增援锦州，说林彪之所以兵围锦州，用的一定是围城打援的战法，如果按照总统的命令去执行，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断送了沈阳的国军主力。顾祝同脸色严肃，说他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总统的命令绝不能违抗，但他可以把上述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就在顾祝同与卫立煌、廖耀湘谈话的时候，林彪对攻打锦州依旧心存顾虑。他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说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和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守军没撤，准备先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的敌人撤了，“则回头打锦州”。林彪的作战意图是将锦州外围之敌全部扫清，将可能对锦州实施增援的通路彻底截断，然后再全力攻占锦州。林彪的审慎所显出的犹豫令毛泽东再次焦急：

……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果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个月至多四十天［不要超过四十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第二步攻占平张线；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同是这一天，蒋介石的电报到达沈阳，要求卫立煌必须出兵辽西增援锦州。

卫立煌再次找来廖耀湘，两人又看了一遍电报，廖耀湘显得有些冲动：

“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抗拒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救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主张。”卫立煌听了之后，半吞半吐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半晌又重复一句：“这是真理！”然后，他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了，也绝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 卫立煌和廖耀湘一起来到顾祝同的住所：

卫一见顾就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一再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你我都有责任。”……顾祝同也带着一点激动的口气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卫立煌按捺不住内心之气愤，站了起来气急地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赌！”

二十八日，林彪决定先攻锦州。

这天早上，顾祝同把廖耀湘找来，指责他不站在总统的立场上而附和卫立煌，说总统极为关心东北部队的命运，让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坐着不愿意行动”。顾祝同对争执不下而耽误时间十分焦急，他告诉廖耀湘如果再贻误战机，他就不能代他们对东北的局势负责了：“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廖耀湘表态说：“我愿同卫总司令商量，我们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总长再把我们的意见报请总统最后裁决。”顾祝同依旧坚持说：“先开始行动再说。”

卫立煌只好同意先集结部队。

虽然卫立煌对顾祝同表示“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当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锦州增援时，走到半路果真就全军覆灭了。

二十九日，顾祝同飞回南京去了。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他开始担心时间问题：卫立煌赴宁（南京）与蒋、顾、何（何应钦）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因此，你们能否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十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毛泽东最后批评林彪：“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还是这一天，傅作义突然作出了一件连蒋介石都颇感意外的事，他表示可以由华北出兵增援锦州。国防部第三厅根据傅作义的请求作出的出兵计划是：“先由海上运送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着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

傅作义的举动令锦州战局面临突变。

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攻击即刻开始了。

义县位于锦州以北约五十公里处，城北是大凌河，城东、南、西三面是护城河，锦州至承德和阜新的铁路在此交会。国民党守军十分清楚义县是锦州北面的重要屏障，为此他们精心修筑了以县城为中心的环形防御体系，除了城墙、外壕、工事、堡垒和各种火力点外，还把城墙外五百米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然后利用有利地形修筑了几处强固的防御支撑点，如南关的老爷庙、西南的武家小庙、城南的火车站和棉花厂、城北的张家大院等等。义县守军主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全师约七千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万人以上，总指挥为暂编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已包围义县。由于参战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场，义县外围的战斗曾一度停止，这给王世高师长造成了错觉。他认为解放军改变了作战计划，定是先打锦州，然后再打援军，对义县采取的是围困战术。于是，命令部队抓紧加固工事。但是，二十四日，义县外围战事突然重起，王世高再次紧张起来。而更让他恐惧的是，解放军官兵在义县外围接近城墙的开阔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仅仅两三天的工夫，开阔地上的壕沟和坑道就已经纵横交错了，有的坑道距离防御前沿仅有百米之遥，而且火炮也已运动到距阵地前方仅两三百米的地方。王世高能够判断出，只要这些大炮一开炮，他修筑的那些堡垒顷刻间就会被轰得粉碎。为了消除这一隐患，王世高命令炮兵从城内进行轰击，但是弹药消耗众多之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王世高召集团以上军官登上城墙观察，同时发动基层官兵研究对策，可所有的人都表示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不间断地开炮，因为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官兵的恐惧心理。直到山炮营的炮弹打光了，其他型号的火炮炮弹也不多了，王世高只能站在城墙上，眼看着解放军官兵在城外的各个村庄间出出进进，来来往往。

二十九日，是一个让王世高感到荣幸的日子，蒋介石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还亲切地称他为“吾弟”：“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王世高兴奋地对部下说，咱们义县打得好，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把共军阻击在城墙外，保住义县，固守待援，我们就算是成功了。但是，话音未落，王世高就接到报告说，城南的主阵地已被突破，守在那里的二营长刘雄负伤后被抬进城里，现已死在医院里了。王世高即刻发出一道训令：“义县乃锦州屏障，如义县不保，锦州将垂危；若锦州失守，整个东北就完了。东北完，华北亦完，国家兴亡在此一战。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攻打义县的部队，是由司令员韩先楚和政治委员罗舜初统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三纵主力、二纵五师和炮兵纵队主力。

二纵五师的攻击方向上，有一个坚固的据点叫武家小庙，距义县城墙只有一百五十米，这里有五个大地堡，二十一个小地堡，院子里还有四个掩体，守军是暂编二十师二团一营二连。五师十四团十连在领受攻击任务时，团领导交代说，这个据点是全师总攻出发地上的一颗钉子，不拔下来将会影响全局。战斗将是十分艰苦的，对这个据点的攻击不亚于破城攻坚战。十连是五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全连一百六十八人，仅党员就有七十二人。十连的战斗准备得很充分：团工兵排把五百公斤炸药捆成大小不一的炸药包，预备了五十二根爆破筒，团里还给他们补充了一千五百发冲锋枪子弹，突击班的战士不但把子弹袋全部装满，每人还携带了半面袋子弹。三十日十二时二十八分，攻击开始。在副连长任克功的指挥下，爆破组连续八次爆破，架梯组在投弹组的掩护下在外壕内架起梯子，突击班首先登上壕沟，占领了西南大地堡和一段围墙。爆破组战士张作培炸掉东南大地堡后，突击班冲进了武家小庙。但是，后续部队遭到守军火力的猛烈拦截，率领冲锋组的十连长刘德牺牲在外壕里，副指导员申明率领预备组冲上来，守军的反击开始了，任克功副连长身负重伤，全连官兵只剩下二十多人，除了副指导员申明之外，连、排干部全部伤亡。

十四团立即组织增援。但是，在武家小庙右侧不足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大地堡群，而左侧三百米就是薛家窑据点，一百五十米外的城墙上又有守军的火力支援。增援武家小庙的三营长刘培珍牺牲在冲击的路上。向武家小庙反击的国民党军越来越多，原来这里有一条暗道通往城内。八班副班长王凤江站了出来。这时候的八班，只剩下他和战士刘茂才两个人，其余的战士都是别的班的。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王凤江高喊着：“不能退！党员更不能退！”战士们也喊：“我们不是党员，我们也不退！”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将一箱子迫击炮弹拧掉保险扔了出去。十连在武家小庙坚持七个小时，让国民党守军付出死伤近四百人的代价，为部队进入总攻阵地赢得了时间。王凤江在以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全国英模代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在与英军皇家来复枪团的作战中，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牺牲于朝鲜半岛一个名叫釜谷里的小镇上。

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包围不断地紧缩，王世高召集副师长韩润珍、一团长赵振华、二团长王灿景、三团长陈敬熙、政工处长赵文侯和军需处长李联翰紧急磋商。王世高说，锦州已经十分吃紧，增援看来无望，死守下去死路一条，突围出去才会有生路，要突围就往北面突，因为向北才能远离锦州战场。大家谁也不吭声，等于就是同意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天黑以后突围。几个人磋商完毕，天已经快亮了，心情沉重而复杂的军官们返回阵地的时候，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义县已被城外发射来的炮弹炸得火光冲天。

十月一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总攻开始。

总攻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三纵九师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五团一连。二班由班长吴新禄率领，官兵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通过几十米的开阔地，在外壕上架起了桥。但突击队通过时，桥被守军的炮火炸断。吴新禄跳进壕沟，用自己的双手和头部撑起桥板，子弹打到他身上，他依旧站立着，直到突击队从他头顶的桥板上冲过去，直到他停止了呼吸。八师二十二团突击二排登上城墙，排长孟庆印和战士王跃东最先冲进突破口，并用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突破。冲进城内的部队遇墙挖洞，遇房跳窗，迅速穿插，逐渐接近义县防御核心地区。二纵五师十四团在外围战中已经伤亡很大，在总攻中全团再次伤亡百人，一营长林克宽牺牲，政治处主任许乐夫负伤。一营在副营长白青天的指挥下，从城西南一直打到城东北，白青天负伤倒下，团长薛剑强亲自指挥一营，政委任茂如率领二营顽强攻击，团组织股长张明远在率领三营攻击鼓楼时中弹牺牲。

暂编二十师的指挥所被包围。王世高见大势已去，给他的顶头上司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该师自战斗开始，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官兵上下无不全力迎战。我云南健儿（暂编二十师原为滇军部队）日夜奋战可谓不负钧座之望。解放军已冲杀到指挥所门口，喊杀声、叫话声，闻之激愤，还步步为营，始终抱宁死不屈之志，坚不投降，奈孤立无援，赤胆忠心献党国，呜呼！全军将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报发出后，手榴弹已经扔进来，指挥所内外百余名守军放下了武器，王世高被俘。

暂编二十师一团长赵振华也被俘了：

大约两点钟左右，马排长抬着机枪撤退到掩蔽部，我说你就堵门口吧。顷刻间，解放军已爬上房头，手榴弹抛到掩蔽部门口，接着就是一排冲锋枪子弹扫下来，马排长应声倒在我面前。“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战士连喊几次，我便丢了手枪，跨过马排长的尸体，从掩蔽部钻出来。解放军在我身上检查了一遍，没有拿去我的任何东西。有五六个解放军把我带到办公室，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有个左手用绷带吊着，右手提着一支自来得手枪的人，他指着我说：“你这个不要命的家伙！”……不一会来了一个穿草绿色呢军服的军官，他把帽子向桌子上一掼，问我：“你就是赵振华，这样顽强。”我说：“军人守土有责，各为其主。”他哼了一声说：“守老爷庙的是不是你的部队？”我回答：“是的。”他说：“你马上下令叫他们停火。”我说：“你们能够抓到我，去解决他们自然也容易。”我想如今命在旦夕，何必在临死前下达这样的命令。我这样回答后，他并没有再逼我也就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解放军，接着我的吉普车开来了，他们把我和蒋啸天（暂编二十师一团副团长）以及我的妻儿都送上了车，一个解放军军官对我说：“不要害怕，放下武器，咱们就是朋友，你们到后方学习学习就理解了。”……汽车开到街上，沿街坐着被解除了武装的官兵，垂头丧气，狼狈不堪。见我的汽车来了，都抬起头来看，但我没有勇气去看他们……十月三日中午，我被叫到解放军首长那里，那个村子里停着不少大小汽车，到了首长屋里，他叫我坐下，态度非常和蔼，随后他走到一张敌情要图旁，用手指着图问我：“守老爷庙的部队，是不是你那个模范连？”我回答：“不是，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墙上挂的是第二十师在义县防御配备要图，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连排，都与我们自己绘的丝毫不差。我当时大吃一惊……接着首长对我说：“你对我们解放锦州有何看法？”我答：“你们可以打下义县，你们不可能打下锦州。”他接着问为什么，要我说说理由。我说：“义县仅几千人，弹尽援绝，因而守不住，锦州十几万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增援，并且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由海上调来大量援军，又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你们打不下锦州。”他又问我：“你知道济南前几天被我军解放了吗？全歼王耀武部队十几万人。”我听了半信半疑。他笑着说：“我军打锦州还是容易的，你不信看着吧。”

九月三十日，蒋介石飞抵北平。在北平的圆恩寺中，他给驻守锦州的范汉杰写了一封信，让范汉杰在“决定突围”、“死守待援”和“不能守”中选择其一。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前往锦州空投此信。不久，范汉杰的回电到了，内容是：死守待援。蒋介石立即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与傅作义商量如何增援锦州。傅作义表示，可以海运独立九十五师和新五军去葫芦岛，但陆路增援部队只同意抽调第十六军和第六十二军，因为华北的聂荣臻部已经攻占集宁，归绥方向的军事压力日渐明显。第三厅向蒋介石汇报之后，蒋介石决定先将独立九十五师海运到葫芦岛，并以第六十二军代替新五军由秦皇岛开赴葫芦岛，增援部队统归驻守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长以上会议。

关于东北战局，无论卫立煌和廖耀湘有什么意见，在蒋介石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作用。蒋介石的意图非常明确：锦州的范汉杰已经把林彪的主力拖住了，大军必须立即自海路和陆路全力增援锦州，以期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至于决战的结局，蒋介石说得也很清楚：能够歼灭林彪主力，保住东北当然最好；东北即使不能确保，撤退之前也要给林彪主力以重创。蒋介石特别警告说，锦州一失，沈阳的下场将不如长春，因为现在长春还可以指望沈阳增援，到那个时候沈阳依靠谁来增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这次来沈阳，是为了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到会的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说，老头子的最后一句话真是不祥之兆。

林彪到达了郑家屯（辽源）。

在这里，一份重要的情报让他在大战之前再次犹豫起来。

国民党军从华北、烟台抽调的部队已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原来驻守在锦西地区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自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同时，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的十一个师及四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车等部队，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北出攻击彰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义县、锦州方向攻击前进，以期与东进兵团在辽西走廊对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

林彪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他的形容是：“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

考虑多时，十月二日晚二十二时，林彪起草了一封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表示在锦州方向援敌已至的情况下，攻打长春更有把握：

（一）得到新五军及九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军会合。在两锦（锦州、锦西）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延迟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

（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罗荣桓和刘亚楼阅过之后，电报以特级绝密的形式发出了。

接着，林彪一行从郑家屯向锦州开进。

路上，罗荣桓再三考虑，认为发出的电报多有不妥：南下攻势已全面展开，临时改变攻锦计划改打长春，不但有违军委的战略部署，而且很可能造成战场混乱。第二天早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表示坚持攻打锦州的计划为好。林彪特意征求了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表示同意罗荣桓的建议。林彪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向机要处要回那封电报，但是，电报已在凌晨四点发出去了。罗荣桓建议不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林彪表示赞同，于是重新起草了电报：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签发时间为十月三日九时。

此时，林彪一行已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

而中央军委在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到达之前，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连续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措辞之严厉显示出毛泽东焦灼的心情：

……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

应该说，从战场态势上看，林彪的顾虑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作为战场指挥员，他必须考虑到部队攻坚之时敌人可能实施的增援与夹击。只是，林彪对蒋介石亲赴北平督促增援，并飞抵沈阳亲自督战，表示出巨大的担心，这导致他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此时的林彪并没有预见到，攻锦之战将给东北野战军带来一连串巨大的战机，并让他创造出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战绩。

收到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整整十五年后，罗荣桓病逝，毛泽东写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再次回首当年战锦往事：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十月五日，林彪到达锦州西北十五公里处的?牛屯，他在这个距锦州咫尺之遥的地方开设了攻锦指挥所。

第二天，毛泽东来电，他告诉林彪：“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

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林彪面对的战局充满未知的凶险：如果在锦州攻坚之时，阻援部队无法顶住自葫芦岛来的强大援军，锦州之战将演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令东北野战军所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难以忘却的阻援地，名叫塔山。

塔山不是山

应该说，迄今为止，关于解放战争的叙述，对于塔山之战评价仍有不足之嫌。这场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旬的阻击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局部战场——塔山之战的胜负，不但关乎辽沈战役的进展乃至结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自此以后解放战争的进程。

塔山之战的这一价值，作战双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官兵，当时都没有或者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在那个狭小的局部战场上，每分每秒都经受着生死考验的他们，无法设想国共两军在东北地区的交战将由此演变成何等规模。他们仅仅知道：这是一场血拼，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必须不惜代价。

战争的代价首先是官兵的鲜血和生命。

国民党军如果从锦西北上增援锦州，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沿着传统的老路北上锦州，但要经过虹螺山区，地形有利于林彪部署阻击，因此危险性很大。第二条是从打渔山岛沿着海岸崎岖的小路北上，但这条路周边地幅狭窄，不便于大部队展开，会严重影响推进速度。第三条就是从塔山方向沿着公路和铁路直逼锦州外围，这是一条最佳的增援路线。

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的塔山，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东临锦州湾，西接白台山，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仅有十二公里宽。北宁铁路从村子的东侧穿过，山海关至沈阳的公路与铁路并行。村南有条干涸的河滩，架有一座铁路桥。村子周边地势平坦低洼，村西通向高桥的地方，是一片宽约八千多米的开阔地，散布着一些高差不大的小丘陵；东边靠着锦州湾的山包就是打渔山岛，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从海边往西，地势逐渐抬高，西面的白台山高两百米，是唯一的防御制高点。

塔山不是山。

从防御的角度看，塔山无险可守。

布防塔山的命令是突然到达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以及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炮兵旅，统一归第二兵团指挥，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

林彪已到达锦州北郊，他看着眼前的锦州城，不放心的却是塔山。西北方向的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远，至少暂时无法对攻取锦州构成威胁；但是，东南塔山方向的增援之敌却离锦州近在咫尺。林彪口授电报给塔山防御线上的指挥员们：……锦西以北之大小东山，锦州以南之松山街，皆为敌人阵地，故两锦敌人距离只有三十里，锦西敌人可能抽出六个师左右向北增援

……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布置顽强勇敢的攻势防御。以四纵一两个师的兵力，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的军政训练，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近距离开火］，准备抵抗敌人数十次猛烈进攻……这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多少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

第二兵团确定的塔山防御部署是：以四纵位于东起打渔山、西至白台山的十二公里正面，担任主要防御任务，其中以塔山左右八公里为重点防御地段；以十一纵位于四纵以西担任辅助防御；以独立第四、第六师位于锦西以南，独立第八师位于山海关附近，积极牵制敌人。

根据上述任务，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确定：以十二师和十一师三十二团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防御任务，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白台山等几个要点；以十师和十一师主力为预备队；两个炮兵群分别支援塔山东西部队的作战。布置任务的时候，莫文骅对干部们说：“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我们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总之，敌人打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锦州，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四纵已经做好拼光了的准备。

十月八日，大雨倾盆。

位于防御第一线的十二师把三十四团放在塔山，三十五团放在白台山，三十六团和师部位于后面的潘家屯，官兵们开始冒雨抢修防御工事。

林彪还是放心不下，他又发来一封电报，举正反两例告诫四纵：无论困难多大，只要有死战的决心和勇气，必能克敌制胜：

……我九纵去年冬季作战中表现战斗作风甚差，经过东总指出后，他们全纵奋发努力，今年来表现得能攻能守，二十六号锦州外围战斗中二十五师一个连的兵力控制白老虎屯阵地，敌四个主力步兵团，配合十一辆坦克、五六架飞机向他们进攻，该连顽强死守，伤亡过半，在最危急时，全连指战员将表打碎，钞票焚烧，准备全部牺牲，但最后由我反击将敌击退，保持了阵地……这一战例盼你们很好发扬，九纵是新部队尚能做到，四纵更应做到。十一纵的底子亦不比九纵差，也应做到。主要是自上而下到每个指战员都下决心，就能创造光辉战，使敌胆寒，使我全军胜利得到保证……八纵一个连五日守锦州以东之小紫荆山，敌向其进攻，该连连长畏缩放弃阵地，已于昨日公审枪决。八纵此次锦州附近作战远落后于九纵之后，可见不努力者即落伍。

就在四纵向塔山地区开进的时候，十月六日上午九时，葫芦岛外驶来了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联勤总部参谋长吕文贞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亲临葫芦岛部署援锦作战。

蒋介石在舰上接见了驻守锦西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东北“剿总”副司令官陈铁、范汉杰派驻葫芦岛的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官唐云山等将领。下午十三时，在葫芦岛上的第五十四军军部，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进入军部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阙汉骞军长写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介石哼了一声，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与将领们研究完有关塔山作战的问题后，蒋介石又召集了锦西、葫芦岛守军团以上军官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特别，蒋介石上来就问各位带了《剿匪手册》没有?与会者个个面露窘色。于是，蒋介石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来一本。这本十几年前由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小册子，意在教导国民党军官兵如何消灭共产党武装，国民党军中称之为蒋介石的“圣经”——蒋介石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并不断地停下来进行解说，最后才提到即将开始的作战：“当前这一仗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连历史都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跟着我革命、抗日的光荣成就便将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也就只有毁灭。”散会之后，蒋介石走到院子里，端坐在一把椅子上，和与会军官们一一合影——几十位军官轮流站在身后拍照，蒋介石面无表情地一动不动。

此时，增援锦州的部队陆续到达，因为部队来自不同战区，作战指挥官问题弄得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让侯镜如指挥，他对大家说：“这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要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但是，侯镜如坚持说自己的部队还没来，他要先回唐山（第十七兵团部）去接部队。蒋介石只好命令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暂时代为指挥——无法理解蒋介石为何在大战来临前煞费苦心地更换将领，任命侯镜如，意味着将锦州的范汉杰和沈阳的卫立煌派来的指挥官统统放在了一边，他应该知道如此钩心斗角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蒋介石离开了葫芦岛。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表示：“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强得多。”况且，目前葫芦岛与锦西地区的兵力已比当面的解放军多了两倍，完全有把握在侯镜如到达之前拿下塔山——毕业于黄埔的阙汉骞军长明白，关键时刻的头功含金量很高。

阙汉骞决定十日向塔山发动进攻。

凌晨四时，暂编六十二师一部趁海水落潮之际，在夜色的掩护下偷袭了打渔山。在打渔山防御的是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排，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官兵们也没有思想准备，结果两名班长牺牲，排长和四名战士负伤，剩下的官兵撤守到第二个小山包上。纵队指挥部接到打渔山一线阵地失守的消息后，认为丢了这个前沿，国民党军就可以从葫芦岛登陆后绕过塔山增援锦州，于是决心不惜一切夺回。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亲自到了十二师指挥所，当即命令二十九团一营和三十四团一部进行反击。几个小时的激战后，十二师夺回几个小高地。这时海水已经涨潮，打渔山成了孤岛，国民党军官兵被困在上面，十二师的反击部队也无法攻击，于是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战斗暂时停止。

天亮了，国民党军开始向塔山实施全线攻击。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等数十门重炮一齐开炮，加上海面上军舰的轰击和空中飞机的俯冲扫射，硝烟和烈火瞬间把范围不大的塔山完全覆盖。敌人猛烈的火力几乎摧毁了塔山防御阵地上所有的工事，地堡被掀开，掩体被炸塌，昨天从几里地外扛来支撑工事的铁轨被炸得飞上天空，枕木熊熊燃烧。炮火准备之后，国民党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出一举突破的态势，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攻守双方的兵力对比都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防守白台山七号阵地的是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全排四十三名官兵。国民党军一五一师分成数股先试探性攻击，然后逐渐加大兵力。二排在副排长姜万昌的指挥下，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攻击。敌人又增加了两个连，在四架飞机的火力支援下，分成两个梯队开始了第五次攻击。进攻的敌人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补上，其顽强为三十六团官兵前所未见。在抗击敌人第六次冲锋的时候，二排的干部全部伤亡，全排只剩下九个人。战士冯日江和潘福禄带头发动反击，在重炮的轰击中，冯日江被埋在土里，其余的八名士兵全被震昏。侧翼阵地上的一排长肖殿盛没等连里的命令迅速组织增援，在三班副班长朱贵的带领下，一排的士兵冲上七号阵地把冯日江从土里扒出来，把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

奉命向塔山正面三十四团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师。这个师的官兵正处在牢骚满腹的怨愤中，因为他们的军长阙汉骞不按时给他们发饷，而是把军饷换成金条去搞投机倒把。部队驻守锦西地区后，军长、师长将大凌河北岸钢厂的钢铁运到天津和上海倒卖，连用于修筑工事的上百吨钢筋也同时被倒卖了。大官们个个赚得腰包鼓鼓的。好容易等到发饷，官兵们领到的都是金圆券，大家当着长官的面，把这些根本不值钱的票子撕了，宣称“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仗”。此次作战，应该是没有参加前一次作战的一九八师上战场，而不是刚刚打完一仗的第八师，部队的规矩应该是劳逸平均，但谁都知道一九八师是阙汉骞的基本部队，第八师是由原胡宗南的部队编成的，于是阙汉骞军长就以“八师是五十四军的老大哥，是范汉杰主任的老部下，解锦州之围的作战，于公于私八师都应该挺身而出”为由，又一次将第八师派上战场。

第八师猛烈的炮火准备一开始，正面的三十四团伤亡便严重，团长焦玉山，政治委员江民风，参谋、通信员和电话员，团指挥所七个人三人负伤。在九架飞机的支援下，第八师成集团冲锋阵形不断发起攻击，三十四团一连和三连的接合部一度失守，一营投入预备队后才把敌人反击下去。战斗持续到下午十五时停止。但一个小时后，炮轰重新开始，国民党军企图用炮火掩护躲在海滩上不敢动的官兵撤退。三十四团立即乘机发动反击，打渔山方向的敌人大部被歼，少数跳海逃生。

第一天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一百人，四纵伤亡三百一十九人。

第二天的战斗从清晨开始，国民党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方式，在两翼的策应下全力向塔山核心阵地攻击。炮火准备后，塔山村被轰成一片废墟，村边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防守塔山村口的三十四团一营一连一排和二排五班的前沿阵地很快进入混战状态。由于伤亡过大，一连被迫后撤。防御地堡又一次被炸塌，五班战士几乎全被埋在土里，副班长迟德山刚从土里爬出来，就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占据了塔山村的前沿，战斗在残垣断壁中展开。三十四团政治委员江民风率领四连增援上去，塔山村里几乎每间房屋都成为搏斗的战场，双方官兵扭打在一起，刺刀、枪托、石头和牙齿都是搏斗的武器。一连长刘景山带领八班把敌人逼到村东南的一座大院里，官兵们刚冲进去却被另一股敌人包围了。赶来的九班冲杀过去，院子里的八班拼死往外突，大门被敌人的机枪封锁，大个子战士李清林一声怒吼，硬是把院墙撞出个大窟窿，战士们钻出来拼死反击。一营副营长鲍仁川率领营预备队冲过炮火的阻拦杀入敌阵，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时还在呐喊：“不要管我们，和敌人拼了！”二营官兵插入敌人的突破口，在敌人的身后堵住了其退路，终于使得塔山村前沿阵地得到稳固。

在侧翼防御的白台山阵地上，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只剩下五班长徐智忠一人，他来回奔跑射击，机枪打坏了之后，高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四连奉命接替阵地，副连长胆怯动摇，丢下指挥位置向后逃跑，七号阵地遂被敌人占领。十二师立即调三十六团六连和三十五团的两个连从两翼包抄，惨烈的激战后将阵地夺回。中午的时候，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二师从塔山左翼迂回，遭到三十四团三营的顽强阻击。八连长姜云忠指挥全连用手榴弹和刺刀逼退敌人；九连长龚福堂在阵地出现危急的时刻，带头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七连三班九人坚守桥头堡阵地，三人牺牲，五人负伤，但阵地始终没丢。下午，阙汉骞再次组织攻击，进攻的部队刚冲到前沿，支援的炮火却停止了，冲锋的步兵也跟着停止了。四纵立即集中炮火轰击冲锋集团的身后，在正面进行猛烈反击，迫使敌人从塔山防御阵地的正面撤退。

十一日的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三百人，四纵伤亡五百六十三人，其中坚守塔山一线阵地的三十四团伤亡最大，战斗开始前有一百七十八人的一连，战后只剩下了七名战士。

国民党军第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施有仁记述道：“由于有海空军助战，我们的攻击部队才在自己炮兵火幕的掩护下，缓慢前移。当海空军活动稍一中止，步兵攻击即行顿挫……尤其是前进到距敌阵地一千公尺以内，共产党部队的坚强抗击和英勇出击，更使我攻击部队无法前进。对付共产党小部队的阵地出击方面，也完全依赖浓密炮兵火力的阻击掩护，如果炮火运用稍不及时，就会动摇溃退。”

这一天的下午，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到达战场。侯镜如把他的司令部设在锦西中学里。此时，从华北调来的独立九十五师刚刚到达；从塘沽海运来的第六十二军后续部队官兵由于晕船声称还不能作战；而从烟台来的第三十九军更是倒霉，船到葫芦岛外的时候，海面上刮起八级大风，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只有在海上颠簸一个昼夜，官兵们连黄疸都吐出来了。军长王伯勋下船就骂：“这样拉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我这半年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地胡乱调用，仗却没打。现在部队晕船这个劲还没过去，立刻使用上去，岂非开玩笑，太把人当牛马了。上面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任务，而我却没法向下面交代。我决心这回完了以后，不再干下去了。”——果然，一年后，这位军长在贵州率部起义了。

在锦西中学里，侯镜如召开军长、师长、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汇报了两天来攻击塔山遇挫的经过，特别强调解放军的战术是：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阵地上无人防守，等接近障碍地带的时候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步兵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步兵在前沿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部队因此伤亡很大。第十七兵团参谋长张伯权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第五十四军参谋长杨中藩提出的，他主张用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地区，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开阔，防御力量薄弱，而且可以迂回塔山，打得好的话没准可以一举全歼塔山共军。另一个方案是张伯权自己提出的，即仍然按照前两天的打法正面推进，理由是这里地势高，可以发挥优势火力掩护步兵攻击，同时也可以避免重新部署兵力——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场战术上讲，杨中藩的主张显然有道理，因为机械化部队一旦转到地势开阔地带，不但会使四纵的阻击更加困难，而且塔山的侧后也容易出现威胁。那样的话，无险可守的塔山就十分危险了。但是，杨参谋长的方案被否决了。否决的原因十分微妙：首先，张伯权的建议是侯镜如授意的，侯镜如根本没有作战积极性，蒋介石命令他来葫芦岛他不得不来，但本意还是保存实力为上策。侯镜如对张伯权说得很明白：“按照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打不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其次，蒋介石派来的总统府战地督察组长罗奇也主张继续正面攻击。这位督战官认为，正面攻击符合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果变更就要重新请示，不然谁也无法承担责任。罗奇说：“葫芦岛有四个军，沈阳西进有五个军，加上锦州的两个军，共有十一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罗奇自告奋勇，准备亲自指挥独立九十五师攻击塔山——罗奇曾在独立九十五师当过师长，他很为自己带过的这支部队自豪，声称全副美式装备的独立九十五师是“没有打过败仗的”，他已用五十万金圆券在师里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会议最后决定：其余部队由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指挥，第五十四军八师攻击塔山铁路桥，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攻击白台山，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暂编六十二师为预备队，第五十四军一九八师和暂编五十七师担任锦西、葫芦岛守备。

此时，南京总统高参军罗泽?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到达葫芦岛。侯镜如陪同他们视察前方阵地的时候，卫立煌低声对侯镜如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立煌的意思很清楚：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有几百公里，锦州范汉杰的两个军正被林彪围困，锦西、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陆路和海上防务，因此能够用于塔山方向的攻击部队也就不到两个军的兵力。侯镜如发现卫立煌与自己观点一致，于是更不愿意让自己的第九十二军冒险了。

雄心勃勃的罗奇建议休战一天，说他要带独立九十五师的军官去看地形。

十二日，塔山无战事。

国民党军没有攻击，引起了四纵指挥员的警觉。在抓紧时间加固工事、补充弹药的同时，纵队派出侦察小组去摸敌人的情况。三十四团侦察排七班的战士个个胆大出奇，他们装扮成农民，不但混进了国民党军阵地，还拖回来一个人，一审问，竟然是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的一个副团长，名叫高录臻。根据这位高副团长的口供，四纵队立即相应调整了防御部署：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继续防守白台山；三十四团集中防守塔山；塔山以东阵地交给十师二十八团；十一师三十一团移动到塔山的侧后，归十二师指挥，与三十二团一起作为四纵的预备队。经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批准，十一纵把白台山以西的阵地接过来，同时给四纵加强了一个炮兵团。

十三日，四纵政治委员莫文骅称之为“对塔山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一天”。

凌晨时分，在三十四团防守的塔山村阵地前沿，一连的巡逻哨兵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已经爬进第一道战壕，他们立即呼喊起来：“敌人摸进来啦！”一连官兵纷纷从掩体中跳出来，朝第一道战壕扔手榴弹，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响了起来。偷袭的是罗奇组织的独立九十五师的敢死队。一连长刘景山带领预备队迅速往前冲，把这支敢死队的退路堵死了。在一连官兵的前后夹击下，敢死队除了被打死打伤的之外全部投降。

天亮了，国民党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重炮也开始了轰击。独立九十五师在第八师和一五一师的配合下，向塔山一线阵地开始了疯狂攻击。战前，罗奇和林伟俦宣布，攻下塔山的，每人加三个月的军饷；攻不下来军法处置。独立九十五师采用波浪式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个冲击波次，一次冲击波为一个营，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波受挫后第二波接上去。独立冲击的时候，出现了国民党军作战少有的现象——军官冲在了队伍的前面。九十五师攻击的正面，是十师二十八团的阵地。战斗一开始，双方的炮火都集中到了这一点上，阵地上泥土飞溅，弹片横飞。独立九十五师的炮火准备长达两个小时，然后步兵潮水一样涌上来，二十八团的机枪和手榴弹无法遏制这种轮番攻击，双方官兵很快就在阵地前沿拼上了刺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战，国民党军一波后退，另一波又冲上来，二十八团的官兵不停息地拼杀，死不退步。地堡塌了，就在战壕中打；战壕被炮火炸平了，就在弹坑里打。在前沿出现危机的时刻，三营冒着炮火从侧翼冲上来。十师师长蔡正国对二十八团的惨烈战况十分焦灼，向纵队指挥部报告战况的时候，话说到半截电话线就被炸断了。为了预防万一，纵队将十一师的一个团移动到了二十八团的侧后。电话线恢复之后，莫文骅对十师政治委员李丙令说：“转告蔡师长，一步也不许退！一定要死守！”

独立九十五师新一轮攻击开始了，攻击队形密集得犹如一阵狂风。在前沿混战的时候，二十八团的预备队不断对敌人实施反冲锋，这使得双方的混战范围不断地扩大。双方的炮兵都已无法进行火力支援，阵地上只有刺杀声风一样刮过来刮过去。六连一班长孔守法和两名战士被分割在敌人的阵地上。孔守法决定在敌人的背后坚持战斗，一个新战士有点犹豫：“咱们就三个人，这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孔守法说：“要想活下去，就要继续战斗，想立功现在就是机会！”两个战士说：“跟着班长干！”他们脱下棉衣，里面穿的黄色衬衣与国民党军士兵的军装颜色相近，然后他们从一个躺在战壕中的伤兵口中得知附近有个炮兵观测点，于是摸过去把这个观测点打掉了。他们在敌人的阵地上找到一箱手榴弹，三个人就往敌群中拼命投掷，结果听见敌人在前面喊：“炮来啦！炮来啦！”战斗中，一个战士负伤了，孔守法让另一个战士护送负伤的战士回去，自己依旧在敌人的阵地中寻找战机。最后，孔守法竟然在混乱中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这时他和他带领的两个战士已经打死打伤了上百个敌人。

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程远茂指挥的阻击阵地，在塔山铁路桥与高家滩之间，这里也是独立九十五师重点攻击的地段。本来他们在这里修筑了六个地堡，但战斗一开始地堡就被敌人的炮火掀掉了五个，与营里的电话联系也随之中断了。通信班长报告说，电话线被炸烂了，根本无法接通。程远茂给了他一支步枪，说：“去右翼射击！只要在路上能听见我们还在射击，就知道阵地还在！”通信班长刚走，程远茂就被炮弹炸倒，血流了一脸。这时，敌人又顺着河滩开始了冲锋，密集的队伍，一色的冲锋枪，队伍中还掺杂着挑弹药的人。当敌人进至几十米的距离时，二连一排开火了。敌人的冲击火力非常凶猛，一排不断地有人倒下：一班只有五个人了，五个人已全部负伤；右翼的二班也没有几个人能战斗了。程远茂抹了抹脸上的血，把阵地上能战斗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指定二班长担任代理排长。这时，一个名叫张连喜的弹药手主动要求担任机枪射手。张连喜拖着机枪向前爬，架设好之后，没有隐蔽自己就开始了射击。张连喜的子弹让敌人滚下去不少，可还有十几个敌人冲了上来，后面的敌人把尸体堆起来，推着这道尸体墙向前移动。程远茂只有三发子弹了，他决心留下最后一发给自己。就在程远茂和他的战士们耗尽弹药的时候，右翼的高粱地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增援部队呐喊着钻出了青纱帐。程远茂的一排最后只活下来七个人，而在他们周围敌人的尸体有一百多具。

黄昏将至，侯镜如又一次召集军长、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师长们纷纷叫苦：共军的炮火太猛，“这是在华北战场没有遇到过的”，这样打下去等于白白送死。罗奇一下子严厉起来：“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到党国安危，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各位师长不敢再叫苦，于是把矛头转向空军和海军，说空军和海军向来不听陆军的，飞机助战不力，海军的舰炮也没有起到作用——听说军舰大炮的口径大得吓人，一发炮弹就足以让半个塔山飞上天，可是共军的工事怎么还是那样结实？

十三日，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四纵伤亡一千零四十八人。

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在距离锦州仅四十公里的塔山，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没能向锦州前进一步。

令国民党军难堪的是，塔山之战打了三天，战场情报十分清楚，当面阻击部队只有一个纵队，前沿阻击兵力最多只有四个团，在阻击地根本无险可守的情形下，看似唾手而得的塔山，怎么四个军的部队轮番攻击，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就是无法逾越呢？

十四日凌晨，独立九十五师再次出动两个营对三十四团坚守的前沿阵地实施偷袭，短兵相接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塔山桥头堡阵地。三十四团立即反击，双方在黎明前夕开始了殊死搏战。天亮了，罗奇获悉偷袭成功，命令第八师开始集团冲锋。四纵的增援兵力即刻到达桥头堡阵地，独立九十五师顶不住退了下来。师长朱致一请求二十一师上来支援，但是侯镜如接到报告说，独立九十五师并没有占领塔山前沿，他怕自己的部队上去白送死，命令二十一师原地不动，转由一五一师和一五七师向塔山右翼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哪支部队，就是无法突破，战场伤亡不断增加。

坚守塔山的解放军官兵，从他们进入阵地的那一刻起，谁都没准备活着下来。三十四团五连三排战士刘殿臣，决心在战斗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向塔山桥头堡反击时，他的头部和右臂负伤。当敌人再次发动攻击时，他从昏迷中醒来，端着机枪又冲了上去，再次负伤倒地。战友们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再次醒来。果然，他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了，接着就开始追击敌人，一颗炮弹迎面飞来，爆炸声响过之后，刘殿臣的身体血肉模糊，他用最后的力气对战友们说：“为我报仇！为我报仇！”三十六团宣传队二组组长周殿信负责从阵地上抢运烈士的遗体。漆黑的夜晚，他在战场上爬行搜寻，由于双方官兵的尸体混在一起，他先分别军装的颜色，战友的军装是浅黄色，国民党军的军装是深黄色；分辨不清，就寻找棉衣内左胸处的胸标，战友的胸标上都写有名字和单位；如果连胸标都没有了，就摸帽子，战友的帽子与国民党军的帽子的区别是没有透气孔。确定之后，周殿信就把烈士的遗体放在自己身上开始往回爬。在塔山之战的六天中，他背回了两百六十七具烈士的遗体。

一九四九年年底，在中国战场采访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广西桂林附近对第四野战军一个名叫卜凤刚的副班长产生了兴趣：“他是一个矮小结实、有着一张看来很是健康的宽阔圆脸的农村青年。”——塔山战役是卜凤刚入伍之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没想到他会因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战斗开始前，他所在的班有一名战士参加了纵队召开的士兵代表大会，战士回来对全班战友说：“只要守住塔山，就可以保证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这句话给只有十七岁的卜凤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丹东人，父亲是雇农，母亲曾是地主家的用人，送他参军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你是长子，但你不要顾家，说什么也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卜凤刚不识字，让战友帮忙写了份决心书，并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表示在战斗中坚决做到以下五点：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二，如果食物不够，就让同志们先吃；三，死守阵地，如有同志负伤，将他背下火线后，再回到阵地上去；四，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五，为父母报仇。战斗开始后，排长带领他们班坚守一座地堡。第一天，排长的腿被炸断；第二天，班长胸部受伤；第三天，全班伤亡很大。最后，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地堡塌了，副班长牺牲，连卜凤刚算上，阵地上只剩下三个人。卜凤刚说：“咱们三个人要活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三个人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四天，四天里他们甚至还出击了一次，因为他们看见连里派来增援的三名战士被敌人的机枪射倒在半路上，卜凤刚爬出去救他们，爬到半路他打死了一名敌人，带回来一名俘虏和一挺机枪。十四日那天，卜凤刚带领两名战士向国民党军的阵地爬去，然后喊：“锦州已经给我们打下来啦！缴枪吧，我们不为难你们！”竟然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带着机枪跑过来投诚了。受到鼓舞的卜凤刚送回俘虏后再次爬出去，尽管阵地上炮火猛烈，但他仍然爬到了最前沿，他在那里喊：“锦州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你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投降吧！”几分钟之后，又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跑了过来。卜凤刚回到战壕后，战友对他说：“你应该得到一枚毛泽东奖章。”——西蒙诺夫记述道：“他觉得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有某种东西已经起了变化”，“七天以前，他，一个立下决心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为自己父母复仇的青年农民，第一次用步枪向敌人准确射击。而现在，七天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饱经锻炼的战士了”。

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高玉宝，那时是三十五团的一名通信员。战斗最激烈时，三十五团的两个通信班只剩下五名战士，而电话线已全部被炸断，传达命令只能靠通信员。十四日下午十五时，团长命令高玉宝通知九连上六号阵地，因为六号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高玉宝跑到九连，九连正在吃饭。接到任务后，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大家吃饱了！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第二天中午，团长再次喊高玉宝，命令他通知警卫连上来，因为六号阵地上又没人了。这一次，高玉宝跟随警卫连上了六号阵地。正是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冲锋的时候，高玉宝看见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一个弹坑里，九连幸存的一名战士在往外爬，想去抓前面的机枪。战士的腿已经断了，只有一片肉皮连着，但断腿被一截树桩挂住了。战士挣扎几下之后，从腰间把刺刀拔出来，向断腿处剁了几下，把腿剁断，然后他抓起断腿向已经冲到面前的敌人扔过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战士的机枪响了。增援的警卫连被敌人的火力封锁，阵地上那个断了腿的战士又从土里扒出来一个眼睛被炸瞎的战士，两个人一人压子弹一人射击。警卫连冲上来的时候，把两个战士抱起来要送他们下去，可两个人都不愿意，说他们可以自己爬下去。战斗结束后，高玉宝试图找到这两个战士，但是没有找到——很多年以后，高玉宝到塔山去扫墓，在塔山战役的花名册里找到了这两个战士：失明的战士名叫宁吉高，断腿的战士名叫冯兆生。

守卫塔山正面阵地的三十四团，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二十一人。

高玉宝所在的三十五团，全团幸存者不足百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宝长久地怀念着全部阵亡在六号阵地上的九连，不知道这个连的弟兄们最后的那顿饭吃饱了没有？

罗奇决定，十五日休战，准备一天，十六日重新发动进攻。

但是，一切都晚了。

十六日拂晓，锦州守军的一名副团长侥幸逃出重围跑到塔山，他证实了锦州已经失陷、范汉杰全军覆灭的消息。

企图从塔山增援锦州的将领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拿下塔山，而是林彪的主力会不会掉头来打自己。

十六日上午，蒋介石再一次飞抵葫芦岛。大家在机场等候的时候，突然飞来两发炮弹，落在距机场千米远的地方，大家一下子觉得还是不让总统的专机降落为好，可是“美龄”号专机已经落了下来。蒋介石一言不发地上了一辆吉普车，前往第五十四军军部，一进屋他就开始大骂：“你们不是东西！给了你们这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军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个塔山都攻不下，你们不配为黄埔生和总理的信徒！”不一会，一封电报被送到蒋介石手上，“侍从递给他一副金框的花镜，在阳光照射下，但见他两鬓霜白，面有倦容，眼眶内饱含泪水，两手捧着电文边看边在颤抖。看完了，他狠狠地说：'我和他们拼了！’”

蒋介石时年六十一岁。

历经漫长纷乱岁月的花甲老人落泪何为？

今天，塔山村东山冈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一句是：

塔山阻击战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大门”的关闭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十时，锦州总攻战打响。

第二天傍晚十八时，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化装逃跑，十六日下午，在锦州以南高桥附近一个名叫谷窝棚的小村庄里，被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后方机关抓获。当时，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称自己是一个“沈阳难民”。

范汉杰，广东大埔人，毕业于黄埔一期。一九二七年任浙东警备师长，是黄埔同学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他曾赴日本考察军事，还曾赴德国军事学校见习。一九三六年九月，由陆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保荐，任第一军副军长，随后与胡宗南率部开赴上海，指挥长达两个月的淞沪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第二年，率第二十七军进入晋东南，在此后的两年中，于中条山地区指挥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他在第一战区任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内战爆发后，范汉杰的职务频繁调动：先在东北行营任副主任，两个月后改任南京国防部参谋次长；又过了两个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不到一年，他又奉命赴山东战场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在进攻胶东解放区的作战中，他的第一兵团连遭重创：十月，整编四十五、六十四两师于胶河以西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所歼；十一月，在高密附近，又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追歼万余人；十二月，在莱阳战役中，第一兵团再一次损失一万七千人。一九四七年底，范汉杰被解除职务，调回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

一九四八年一月，范汉杰陪同蒋介石到沈阳视察，这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已经结束，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孤立的城市中，特别是新五军的两个师在公主屯被全歼，令东北国民党军面对的局势危机四伏。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追查了新五军被歼之责。从沈阳回到南京后没有几天，范汉杰就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五月，该司令部移至锦州，改为锦州指挥所）司令，重点防御秦皇岛至锦州一线。蒋介石的这一任命，将范汉杰推到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此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锦州。

范汉杰以安排家眷为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说，安排家眷的事可责成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代为办理。范汉杰坚持亲历亲为，大有不安排好家眷就无法赴任东北之势。蒋介石只好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期。范汉杰回到广东。把散居在潮汕的子女带到青岛，从那里转赴台湾的亲戚处上学。然后，他极不情愿地去了东北。八月二日，范汉杰到南京参加整军会议，蒋介石请他吃饭，席间蒋介石对他说：“你回锦州以后，遇事可向卫司令联系。”范汉杰明白，这是在提醒他处理好与卫立煌的关系，而这肯定是因为卫立煌向蒋介石报告了对他的不满。范汉杰随即以将帅不和、不利作战为由再次提出辞职，但蒋介石还是不准。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后，范汉杰又去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辞职，并要请假到台湾去看望子女。顾祝同说他不能做主，只能允许范汉杰到杭州做短暂休息。范汉杰真的置东北于不顾，只身去了杭州，在那里他给卫立煌发去一封电报，还是要求辞职。十八日，范汉杰被召回南京，蒋介石很不高兴：“你们都不干，我又能怎么样！”然后脸一沉说：“限二十日回到你的防地去！”范汉杰回到东北后，立即去沈阳面见卫立煌，提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是赴任锦州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知道陈铁是卫立煌的人。而卫立煌却说：“不要辞，不要辞，大家都是老朋友，要共同努力。”——“我已了解卫、廖都对我不满，以及东北局势危机，内部意见分歧，矛盾很多。卫极力拉拢廖耀湘、周福成，也煞费苦心。但我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在危难之时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至此，锦州未战，将心已乱。

卫立煌为锦州设计的城防配备图看起来很美观。按照这个图纸，防御部队以连为单位，每连都要修筑一个坚固的据点，据点由坑道闭锁式子母碉堡组成；连的指挥所要能储存弹药和粮食，还要有厨房、厕所和急救所等设施；阵地外围要挖宽、深都达两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虽然修筑工事的部队每天发额外津贴，但是从五月开始直到九月，城防工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且大部分据点都没能按照卫立煌的图纸进行施工，原因是缺少钢筋和水泥。被要求容纳一个连的碉堡，最大的只能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能容纳一个步兵组。即使这样，卫立煌来锦州视察的时候，居然还感到比较满意。

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范汉杰，他们都认为林彪不可能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击锦州。但是，到了八月下旬，范汉杰陆续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南下的情报，情报说有很多马匹拉着的火炮在锦州与义县之间的大凌河徒涉。接着，义县周围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与林彪的部队发生了前哨战。而在锦州的南面，空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说，热辽边区地带夜间运输繁忙，从北面南下的林彪的部队正在继续向南包抄，在兴城、锦西附近与第五十四军暂编五十七师不断发生战斗，此间的铁路和公路也被破坏了。范汉杰终于确信，林彪真的要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打锦州了。

范汉杰立即决定将义县的暂编二十师调回，集中三个军的兵力于锦州阻击林彪的进攻。具体防御部署是：新八军全部集中锦州，归第六兵团指挥，驻守锦州东面的紫荆山到松山一线，其中暂编五十四师守紫荆山，暂编五十五师守南山，八十八师为总预备队；第九十三军附第六十军一八四师担任锦州北面和西南面的防御，重点守备飞机场地区，其中暂编十八师守女儿河、车站一线，暂编二十二师配属一八四师的一个团守自二郎洞向东一直延伸到旧市政府一线；一八四师主力为第六兵团总预备队；由沈阳空运来的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守笔架山一线。

防御部署报告给卫立煌，卫立煌既不同意暂编二十师从义县退守锦州，也不同意新五军从山海关增援锦州。随着锦州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封锁，空运其他增援部队的计划随即搁浅，范汉杰更觉锦州防御兵力严重不足。让范汉杰担心的还有士气。防御锦州的国民党军主力是第六兵团，第六兵团的基本部队原属于滇军。在国民党军内部，中央军嫡系部队与云南滇军部队间很少来往，范汉杰要求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兼任锦州警备司令的时候，这位云南人说：“这个任务很麻烦，干不了。”五月，同为云南人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孙渡调任热河省府主席。孙渡上任之时得到蒋介石的承诺，说可以把第六兵团所属部队调到热河，这让滇军将领和官兵很是高兴了一阵，他们认为就此可以离开危险的东北了。但是，蒋介石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孙渡临走对新上任的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说：“以后的战争是决战阶段了，要小心些。”

东北野战军兵临城下，锦州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成了问题。为了让官兵们吃饱饭，东北“剿总”政工处长主持召开了一个“筹募大会”，号召锦州市民为部队捐款捐物，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在大会上“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说锦州城内物价飞涨，市民的日子已经很苦了，根本无力再拿出任何东西来支持国军。关于弹药，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说，国防部调来的弹药运到葫芦岛后，全部由卫总司令直接调配，于是它们都被空运到沈阳去了，锦州没有得到一发炮弹——这个处长在锦州城池未破之前就逃跑了。至于粮食，国民党军第十兵站总监说，加上美国救济总署救济的面粉，锦州的粮食只能吃到十二月二十日，因为每天空投的粮食大部分都落到了共军的阵地上，是否派部队去抢？

尽管如此，十月二日，当蒋介石空投信件，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时，范汉杰的选择依旧是“死守待援”。从一个职业军人的判断上讲，范汉杰认为以锦州作为牵制林彪主力的诱饵，廖耀湘兵团从西北、葫芦岛援军从东南，两路大军夹击而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决战态势。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廖耀湘兵团推进缓慢，而葫芦岛援军就是打不过塔山，范汉杰突然对自己死守锦州的表态懊悔起来。他终于醒悟到，无论多么合理的作战计划，只要国民党军实施起来，后果往往难以预料。于是，他决定尽早从锦州撤退，撤到锦西与关内来的增援部队会合，然后再掉头与林彪在锦州地区进行决战。六日，他打电报给卫立煌，提出锦州守军撤退计划。卫立煌在回电中口气强硬：“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

锦州是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有“山海要冲，边关锁匙”之称。尽管范汉杰的城防工事有敷衍之嫌，但终究经过多年的不断修建，锦州城墙高而厚，四个城门外还有外城，形成新旧两城的格局。范汉杰在城内的主要街道上修建了大量的地堡，并结合高大建筑物部署了射击掩体。锦州全城防御被划分为六个警备区和三个外围据点：第一警备区在西南方向，以老城为主，利用城墙形成的环形体系进行防御；第二警备区在西北方向，以合成燃料厂等据点为核心阵地，并与交通大学、省公署大楼相连接；第三警备区在东北方向；第四警备区在东面，以锦州铁路大楼、中纺公司、火车站为核心阵地；第五警备区以第六兵团司令部为核心，控制中正大街的两侧。在外围，有女儿河据点、城北据点、城东南据点等，配备有坚固工事和铁甲列车。范汉杰要求：分兵把守，各负其责。

林彪站在锦州北面的帽儿山上，通过望远镜能够看见范汉杰指挥所的屋顶，但他还是心中忐忑。回到山下，他听取了作战处长苏静关于部队攻打义县时挖掘交通壕迫近前沿的汇报。林彪问，在义县挖掘交通壕时动用了多少部队？苏静说，根据二纵五师参谋长汪洋的报告，五师除尖刀连外，其他部队都参加了挖掘。林彪立即口述了一封电报，这个指挥着几十万大军的将领，在电报中甚至规定了交通壕的尺寸和挖掘时的姿势：

二、三、七、八、九纵及各师：

此次锦州战役各部需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各部须严守以下原则：

（一）每个师需以六个营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全力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的部队则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的军政工作。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

（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展开由前向后挖，或前后同时挖。

（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

（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达（米达，今统称米）五。

（五）挖沟部队可于夜间接近敌人挖，白天撤回休息，以少数部队控制交通沟。

（六）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

（七）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我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力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

（八）各部应立即开始向着自己的攻击目标和地区挖交通沟，此次战役结束后须将挖交通沟作一总结检讨报告。

林、罗、刘

十月七日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可以说，战役的胜利是挖沟挖出来的。”——夜幕降临，数万官兵拼命挖掘，锦州城四周彻夜都是锹镐之声。天亮以后，城墙外的开阔地上布满纵横交错的壕沟，这些壕沟一直挖到了守军的阵地前沿，国民党军官兵连解放军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但是就是打不着人，这让他们万分惊恐。

攻打锦州外围据点的残酷出乎了林彪的预料。

七纵负责攻击城南的一系列高地，其中最高点是罕王殿山，山上有几十座水泥碉堡，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和暂编五十四师二团、暂编五十五师三团等部共同防守。九日清晨，在炮火的掩护下，七纵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官兵不顾伤亡连续爆破地堡，于八时三十分占领罕王殿山的南侧，但立即遭到守军预备队的猛烈反击。双方来回拉锯达十一次之多，直到黄昏时分，反击的国民党军才退回城内。与此同时，二十师在左翼攻击大架山，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北宁铁路的高地，守军为暂编五十五师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师五十八团一营于九日凌晨乘夜色穿插，被国民党守军哨兵发觉，穿插即刻演变成强攻。在一营的猛烈攻击下，守军一部逃过女儿河。凌晨五时，二营向主峰发起攻击，在占领几个小高地后，遭到守军的反扑，混战中二营将反击击退。战至十一日，攻击部队越过女儿河继续向前推进。十三日，七纵在打退锦州守军的连续反扑后，攻占飞机场。

在七纵的右翼，九纵攻击的是南山高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采用夜间渗透的方法，占领了罕王殿山以东的阵地。这个团的一连在攻击大岭山时，连续冲击均遭守军的猛烈反击，全连伤亡百分之七十后，终于拿下阵地。七十三团于十二日夜袭击刘家屯，守军逃回锦州城内。

八纵在东面夺回失守的小紫荆山后，二十四师、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纵队山炮营及二十三师迫击炮连联合攻击北大营。这个锦州城外修建最早的军营呈正方形，周围地势开阔。十一日清晨，北大营围墙的东北角被炸开，七十团七连在连长靳宝谦的率领下首先突入。十二日，八纵继续向前攻击，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在八家子歼灭暂编五十四师二团三营的五百多人，直逼锦州城墙。十三日，八纵开始攻击东大梁。东大梁是一个高地，可以俯瞰锦州城东的大部分地区，是锦州东门防御的最后屏障，因此修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火力点、雷场和地堡，守军为暂编五十四师一团一营。凌晨时分，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一营和三营并肩突破。夜雾弥漫，炮兵射击效果不佳，多个爆破组接连冲击爆破出现严重伤亡。天亮以后，攻击按时开始，在守军密集的阻击火力下，三营长安全福牺牲，之后八连长和九连长也倒下了，三营的突击部队攻击受挫。左翼的一营在营长张进、教导员吕作绪的率领下，连续成功地爆破地堡，突击队很快攻占了前沿，冲击中一连长徐殿云负伤，二连副指导员张立春阵亡。锦州城内守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疯狂反击，一营一连幸存官兵只有十七人，二连也只剩下二十三人还在战斗。团预备队二营到达战场后，交战双方陷入混战，直至黄昏，七十一团才最后攻占东大梁。

锦州外围防御的重点在城北，守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暂编十八师和一八四师各一部。

位于锦州西北的合成燃料厂，是日本人于一九三七年修建的。现在，国民党军把这座工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以三个巨型碉堡为核心，围绕着子母堡，配备有迫击炮和各种火力，工厂的四周被开辟成空旷的开阔地。二纵六师十八团官兵挖了三个昼夜，把交通壕推进到距碉堡近百米的地方。十日黄昏，在师、团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十八团发动了攻击。通过开阔地的时候，二营四连的爆破组受到火力阻拦，数次冲击后依旧没能接近碉堡。十一日，十八团官兵们继续挖掘交通壕，这一次，他们挖到了距碉堡仅剩十米的地方，这让合成燃料厂内的守军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为了减少爆破地堡带来的伤亡，六师的炮兵琢磨出一种特殊的山炮射击方式，即先用两发不带引信的炮弹对水泥碉堡进行轰击，然后用一发带引信的炮弹最后将其摧毁。十一日下午，攻击再次开始，炮火支援得到了加强，官兵们奋力冲锋，合成燃料厂守军一八四师五五?团的一个加强营被全歼。

在六师攻击合成燃料厂的同时，四师开始攻击十二亩地据点。这是一个环形的防御体系，控制着锦州城北进出的道路，高地的顶部修有五个巨型碉堡和三十多个子母堡，外围有雷场和两道屋脊形铁丝网以及一道鹿砦，鹿砦外还有雷场。四师十二团官兵连续两天冒着守军的炮火顽强挖掘，最终挖出了近十华里长的交通壕，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掩体作为攻击出发地和临时指挥所。山炮连的官兵为以最佳射击效果为步兵开路，在附近的一片坟地里隐蔽了十八个小时，将每座碉堡都进行了准确的观察和仔细的测量。炮兵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攻击开始后，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将守军前沿暴露的工事全部摧毁。六连接着发起冲击吸引守军火力，五连先头排开始了纵深爆破。在通过雷场的时候，由于守军埋设的是压发雷，先头排准备的排雷长杆不起作用，副连长李德明喊：“同志们！停留就是伤亡，往前冲呀！”先头排官兵不顾生死踏雷而上，为后续部队开辟出一条通道。三排冲到外壕边的时候，壕深水深，梯子不够长，部队被阻再次受到火力压制。紧急时刻，后续部队冒死运上来三百公斤炸药，把外壕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三排冲下了壕沟。梯子已被炸断，战士王天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梯子的一头架在沟沿，一头顶在自己的头顶上，喊：“同志们！从我这里过！”从王天臣头顶上过去的副班长丁占元率领六名战士攻占了一座子母堡。在守军的反击中，指导员罗昶双腿被打断，他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五连包括连部通信员和连队炊事员在内，全部加入了巩固突破口的战斗，副指导员顾金杨率领爆破小组炸毁七座碉堡，扩大了战果。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紧急增援，负责阻击的九连抗击着一个营的冲锋，指导员和一排长先后阵亡。九连一班的阵地是一个突出点，守军的炮火集中在这里，阵地上的官兵全部伤亡，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战斗。这名战士左脚已被打断，他坐在地上扔手榴弹，身边的手榴弹扔完了，就到处滚动收集战友遗体上的弹药。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他居然站了起来，端着机枪猛烈扫射。敌人的三发子弹击中他的腰部，他倒下来，但很快又跪起来，他撕破棉衣堵塞伤口，然后端起机枪继续扫射。最后，冲上来的三个敌人把他抱住，他用牙齿咬敌人的脸、脖子和鼻子，生生地把一个敌人咬死了，剩下的两个敌人吓得放下他跑了——这个战士名叫马凤歧。

十一日下午十六时四十分，十二亩地守军终于举起了白旗。

黑山团管区也在锦州北面，这里靠近铁路和公路，是进出锦州的大门。管区以楼房为主，平房和碉堡混合在一起，同样设有外壕和鹿砦等防御设施。六师十六团的指挥所设在合成燃料厂旁的一条排水沟里，十二团指挥所设在刚刚占领的十二亩地中心碉堡里。两个团的官兵又开始挖交通壕，数千米的交通壕挖得又宽又深，有的地段甚至可以通行火炮。十三日上午十时，攻击开始。十二团二营四连突破前沿后，受到守军暗堡火力的压制，架设梯子的战士全部牺牲。三营本是助攻，但突破顺利，于是变为主攻，官兵们很快占领了部分碉堡。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城墙，锦州城内守军的反击十分顽强，双方多次进入肉搏战状态。十二团官兵利用敌人的尸体作掩体死守阵地。危急时刻，三营长李希权率领官兵以决死的精神端着刺刀反击出去，在国民党军惊恐万状的一瞬间，一营和二营突然发动了冲锋。战斗中，一营长赵先顺、二营长陈殿元和教导员张耀佩先后负伤。战至下午十五时，随着残敌逃进锦州城内，二纵肃清了锦州西北外围的敌人。

锦州北面的三纵打得最苦。

配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攻击开始前，七师二十团一营长赵兴元请求担任主攻任务，因为他觉得一营有专打硬仗的传统，且自己对配水池进行过仔细侦察。但是，赵营长也清楚，一旦请求得到批准，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营全体官兵将九死一生。

配水池是个小高地，与十二亩地、大疙瘩互为犄角，控制着锦州北面出城的道路。伪满时期，这里就修建了大量的钢筋水泥碉堡和砖石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后来驻守锦州的国民党军连续加修，以主楼为中心设置了数道环形防御工事，有的地堡的钢筋水泥厚度达到一米以上，炮弹打上去只会留下一个白点。

守卫配水池的是暂编二十二师一团八百人的加强营。

一营的攻击开始了，三连在西北，二连在东北，双向进行突击。三连很快冲到壕沟里，但是，壕沟里每隔百米就有一个暗堡，三连官兵受到猛烈阻击。更严重的是，守军事先在沟内埋了大量的航空炸弹，当三连进入沟内准备爬上去冲锋的时候，守军引爆了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过后，三连只有指导员一个人还活着。二连在营教导员的带领下也攻进了壕沟，官兵们迅速冲上去，占领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为后续部队打开一个缺口。赵兴元立即将二连进攻方向改为主要突破口，命令一连加入战斗，他的营指挥所也跟着到了前沿。丢失红房子的国民党守军立即组织反击，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都集中到这里，红房子的屋顶顿时被炸塌。赵兴元命令一连坚守，二连阻击敌人的反扑。反击的敌人攻势凶猛，数次进攻后，推进到红房子墙根。敌人往断壁里扔手榴弹，里面的一连往外扔手榴弹，隔着一道断壁双方谁也不退。一连战士李长修腹部受伤，自知必死的他端着机枪从断壁里跳出来猛烈扫射，直到倒下为止。红房子的混战残酷地持续了七个小时，国民党军的反击多达二十七次，双方官兵的尸体在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重叠在一起。一营的大部分官兵都已伤亡，赵兴元命令把所有的伤员和武器集中在一起，前面倒下一个，后面补充一个。三连三排长刘永秀两条腿被炸断，他对赵兴元说：“营长，我不行了，你得为我报仇！”警卫员小范也受了重伤，赵兴元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鼓励他说：“你一定挺住，我马上就能解决战斗！”小范流着泪把自己身上的干粮袋解下来递给赵兴元，他说：“你要吃饱啊营长！”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营长，我是党员，是打锦州时牺牲的，是光荣的。你一定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是沂水人。”

国民党军决心把失去的前沿阵地夺回来，再次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两架飞机和五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一营的侧后包抄而来。此时的一营只剩下二十多人，官兵们战斗了一天，一粒米一滴水未进，团指挥所决定让一营撤下来，但遭到营长赵兴元的拒绝：“我们营在壕沟里还倒着几十号人，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撤！”他要求团里支援一些弹药，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赵兴元决定不撤之后，伤员们再次拿起武器，有的战士在自己身上捆好了爆破筒，准备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最后时刻，团里的火炮推进到公路边开始向敌人的坦克进行轰击。增援的三营到达配水池的西北，侧配合一营发动了攻击。十三日二十四时，三纵七师攻占了配水池守军的最后一个碉堡群。

赵兴元的一营五百多官兵，战后只活下来六个人。

配水池被攻占后，残酷的战斗在大疙瘩据点打响。

大疙瘩是锦州城北一个孤立突出的山头，是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二团三营防守的重要据点。据点北面临河，阵地核心是一座巨型钢筋水泥母堡，上下两层，四周筑有方形内壕，排列着三十多座子堡。国民党守军凭借着坚固的防御系统，组织起一支“决死队”，“决死队”员在前沿战壕中跪成一排，背着大刀端着机枪高喊：“老八路！有本事就过来吧！”

担任攻击的是三纵八师二十四团三营。

三营决定由九连担任突击队。

十二日十三时，炮火准备之后，九连长杨清河带领三排开始攻击。大个子战士杨增耀抡着大铡刀砍开了铁丝网，但顷刻触雷牺牲。冲过壕沟的二排和三排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前进。这时候，国民党守军的“决死队”从一条带盖子的沟里突然冲出，二排端着刺刀迎上去，双方立即混战在一起。一排和八连赶到后，“决死队”退了下去。但守军的火力封锁依旧十分严密，后续部队上不来，弹药接济不上，两军混战又使炮兵无法支援，守军的反击一轮接一轮，双方混战到黄昏未分胜负。九连和八连，两个连四百多官兵只剩下四十多人，攻击被迫停止。晚上，二十四团调整作战部署，决定由二连和七连从两侧发动进攻。十三日凌晨，攻击再次开始，守军的“决死队”再次冲出，混战持续到中午，兄弟部队插到了守军的侧后，二十四团的攻击部队炸毁守军隐藏的盖沟后，攻占附近的碉堡，但核心阵地上的那座巨型母堡依旧没能攻克。七连爆破手张成友在接近母堡时倒下；爆破手吴连义再次接近，但很快也中弹倒下；另一名爆破手王玉环接着再上。负伤的吴连义苏醒后往母堡方向爬，在距离母堡三米远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把一根爆破筒塞进了母堡的枪眼，爆破筒很快被里面的敌人推出来，吴连义把爆破筒再次推了进去，并且用身体顶住。与此同时，王玉环也上来了，也把爆破筒塞了进去。两声巨响惊天动地，吴连义和王玉环与敌人的大母堡?起飞上了天空。

林彪下达了锦州总攻令，总攻时间是十四日上午十一时。

此刻，塔山方向的四纵未让近在咫尺的国民党援军前进一步，而从沈阳方向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仍在缓慢移动，林彪只需关注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拿下锦州城了。

东北野战军为总攻锦州准备的火炮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九百余门之多，其中重型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多达三百二十余门，而锦州国民党守军的火炮数量仅为七十门。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把火炮推到距前沿仅数百米的射击阵地上，炮口林立对准了锦州城内所有的防御目标。东北野战军还动用了装甲部队，这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坦克大队，已经发展到三个营的规模，十五辆坦克被火车从北满运到锦州前线，然后官兵们将坦克开过结着薄冰的大凌河，到达锦州北面二十公里处的集结地——在一次城市攻坚战中，投入如此数量的火炮和坦克，这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史中尚属首次。

十月十四日，清晨时分，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守军首先开炮，掩护步兵向城西北二纵和三纵的阵地发动反击，但是很快就被这两个纵队的火炮打了回去。这个小小的交火过后，城内城外一片寂静。九时三十分，惊雷般的炮声骤然响起，东北野战军的几百门大炮一起将密集的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城墙上和城内守军的防御目标上，国民党守军立即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锦州城的主要防御工事都集中在外围，城内的工事大都尚未修筑完善，从城外逃回城里的官兵和原来负责城内防御的官兵拥挤在狭小的工事里，而这些工事根本无法承受东北野战军最大强度的炮火轰击。卢浚泉的第六兵团炮兵团逃回城里后，拥挤在兵团司令部旁边，这里根本没有合适的炮兵观察所，但炮兵们怕司令官把他们往城边上赶，谎称这里完全可以射击，于是当城外的火炮轰击开始后，他们奉命还击时只能漫无目标地胡乱发射。东北野战军的炮弹落在范汉杰的指挥部里，他迅速转移到地下室，但是，地下室的地窗玻璃已被震碎，幕僚们惊慌地到处躲避。外面的官兵跑进来，用沙袋把大门堵上。不一会儿，炮兵团的军官跑来报告说：“炮兵阵地已被共军的炮火破坏，我们已经无力还击。”——范汉杰后来回忆道：“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兵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我军炮弹接济不上，炮兵阵地已被解放军的炮兵所控制，我军发了几颗炮弹之后，解放军炮兵即集中火力向我军炮兵阵地及步兵阵地猛烈轰击，士兵在壕沟里动也不敢动。各部队的电话因炮击而中断，伙食又是送不上去，伤员有时也救护不下来，阵亡的也不能及时埋葬。士气的低落和苦闷是罕见的，城内已成黑暗的死胡同。”

预定的总攻时间是十一时，但是由于二纵和三纵在清晨反击国民党军的时候，已经乘势进入到攻击出发地，于是总攻在十时左右提前开始了。

九纵突击分队在炮火延伸的时候，扑到南面城墙的突破口。七十五团一连七班是尖刀班，第一名旗手倒下，又一名战士举起红旗继续冲击；战士又倒下了，班长罗恒斌再举红旗，三次负伤之后，他把红旗插到了突破口的左侧。与九纵并肩攻击的七纵，先头部队是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和二十师五十八团。十时二十五分，六十一团七连越过小凌河，六班一跃登城成功。五十八团突击连还在炮火准备的时候就发动了冲击，官兵们说：“宁愿让自己的炮弹打死，也不愿让敌人的炮弹打死。”战士林鸣和举着红旗冲在前面，登上城墙后，他高举着红旗站在最高处猛烈摇摆，鼓励战友们登城。林鸣和立即成为守军射击的目标，在身中数弹之后，他手里的红旗还在摆动，直到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八纵从城东突破，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营，在营长毕恩波和教导员乔治州的率领下，一营猛打猛冲，在距突破口百米之处遭到守军的火力阻拦，毕恩波营长身负重伤。第二次组织突击时，师配属的各种火炮和机枪加大了掩护力度，一营终于突破成功，后续部队蜂拥入城。三纵的正面城垣被炮火轰开了一处三十米宽的口子，十九团和二十三团的两个突击营冲过开阔地，迅速接近城墙。十九团一营一连一排战士黄德福首先把红旗插到突破口上，这面红旗已被守军的子弹打得满是弹洞。

二纵是总攻锦州的主要突击方向。五师十五团连续爆破防御障碍，坦克分队迅速通过前沿。步兵突击的时候，在守军的炮火拦击下出现大量伤亡。八连二排在排长靳文清的率领下拼死向前，六班副班长尚福林第一个登上城墙。守军的一个连向突破口反击，三连和八连死守不退。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用爆破筒把反击的敌人逼了回去，守军利用铁路路基构成第二道防御线抵抗。坦克分队的四辆坦克猛烈撞击用石头堵塞的铁路桥桥洞，但是石墙的后面还有一道厚厚的土墙，冲在最前面的坦克被榴弹炮击中，驾驶员王振武负伤。董来扶驾驶另外一辆坦克抵近射击，摧毁了两座碉堡。然后坦克分队集中炮火，将铁路上三节车厢里的守军火力点全部消灭，步兵抵近了铁路路基。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铁路西侧的一座坚固碉堡里突然射出密集的子弹，三连和八连的冲击被压制。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再次站出来，要求让自己前去爆破。连长答应后，梁士英脱下棉衣，抓起一支爆破筒和两颗手榴弹，向碉堡爬过去。在距离碉堡十米远的时候，他利用一道土坎作掩护扔出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的烟雾起身跃到碉堡下，将爆破筒塞了进去。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爆破筒被守军推了出来；他再次回头塞了进去，但里面的守军还在用力地往外推，这一次梁士英没有松手。他向后看了一眼，听见排长在朝他大喊：“快回来！快回来！”梁士英还是没有松手。来自东北贫苦农家的战士梁士英，知道自己和很多战友一样必须死在这里了，他朝排长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爆破筒爆炸了。

三连和八连越过铁路路基，朝当面守军杀过去。

清晨时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锦州城郊敲开了一户百姓的家门，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家妇女。当听说部队需要一名带路的向导时，妇女看了看停在她家门口的那些拉弹药的大车，说她可以带路。战士说她带着孩子不能去，前边很危险，需要个强壮的男人。妇女说，男人们都去帮大军打仗了，村里再找不到其他人了，她可以把孩子交给他奶奶。官兵们眼泪汪汪的不愿意，可村子里确实没有什么人了，运输队又迷了路。这时候，妇女已经坐上了第一辆拉弹药的大车。运输队到达前沿后，官兵们折了根柳树条让她拿着，说这是事先定好的规矩：凡是手里拿着柳树条的百姓，就证明他们已经帮助过部队了，后续部队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锦州城郊青年农民金铁九也拿着这样一根柳树条回家了。他家住在城南，仗打起来之前，九纵的一个指挥部就设在他家里。仗打起来之后，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参加支前，他的任务也是当向导，把部队带到距离锦州城墙最近的地方。城墙附近有敌人的火力，解放军官兵怕伤着他，让他在后面指路，两个战士在他前面，往前爬一段就用手中的小铲挖一个坑，然后让他爬过去藏在坑里躲避枪弹。官兵们不停地对他说：“小心着！擦破了一块皮，我们也没法向你爹你娘交代！”把部队送到地方后，青年农民金铁九举着柳树条往家走，一路上碰见很多举着柳树条回家的乡亲——整整六十年后，当年给解放军带路的农民金铁九已经离世，但是他的儿子金铁光是解放军中的一员，并且至今仍然驻守在锦州城下。

东北野战军的坦克冲进了市区，掩护步兵进行激烈的巷战。

下午，锦州城内已是一片火海。范汉杰召集锦州指挥所参谋长李汝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炮兵指挥官桂协华，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参谋长殷开本，暂编十八师师长景阳等紧急磋商。他们分析的战况是：塔山方向的侯镜如依旧没有突破阻击的迹象，廖耀湘也被阻击在新立屯地域，而目前共军已经全面攻入市区，市内又没有坚固工事可守，外援无望，只有待毙。范汉杰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向锦西方向突围。遂决定突围部队统一归盛家兴指挥，北面的部队先向北突击吸引共军火力，掩护突围部队从东门出去，渡过小凌河后，向高桥、塔山方向前进，以期与侯镜如的部队会合。

黄昏时分，范汉杰、卢浚泉、李汝和、桂协华一起，带着特务团一部，从兵团指挥部北面的坑道向东门移动。他们刚一出动，立即受到火力阻击，特务团猛力回击，掩护他们爬过土墙，越过铁丝网和外壕，到达女儿河边。卢浚泉对桂协华说：“要分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叫我老李，喊范主任老刘。”走到南山的时候，他们再次被发现，于是一伙人跑散。

天已经黑了。

照明弹和炮弹、手榴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锦州城，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彻夜不绝。

高级将领出逃的消息一经传开，锦州守军的士气彻底崩溃了。

配属三纵攻城的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打到铁路医院时，前面出现了一个举着白旗的国民党军军官，军官喊：“别打了！别打了！”一营长王子玉问：“你来干什么？”军官说：“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来联系谈判。”王营长说：“在这种条件下谈判起义，不行！你们只有投降！”军官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国民党军新八军五十五师是刚刚组建的部队，由热河地区的地主武装和交通警察部队拼凑而成，主要军官由第六兵团调任。十四日上午城垣被突破后，卢浚泉命令他们夺回锦州北面的阵地，这个把死亡和战败责任转嫁于人的命令把师长安守仁和官兵们惹火了，于是军官们开始商量起义。正在商量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范汉杰和卢浚泉准备逃跑，于是起义的事被当即定下来。安守仁师长召集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决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东北野战军总部拒绝了五十五师的战场起义，命令其放下武器。

十七师顺利地通过五十五师的阵地，攻进锦州老城。

十五日下午十八时，持续三十一个小时的锦州攻坚战结束。

穿着不合身的棉衣、戴着破毡帽的范汉杰在逃跑的路上遭遇盘查，九纵的战士认为他很可疑，要把他带到纵队部去，他不去，说：“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于是战士们就拖着他走，拖了几步，他喊：“我的脑袋出血了，不要再拖了，我承认我是范汉杰，快给我上药吧！”战士们把他带到九纵司令部，詹才芳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问他做了俘虏有何感想，范汉杰说：“贵军攻锦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没有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是不会出此一招的。我现在无面见我的部下卢浚泉等将领，我深感对不起他们，我盼望贵军能放我回去，我很想念他们。”

范汉杰不知道，卢浚泉已在距锦州十五公里的一个名叫娘娘宫的地方被俘。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在火车站附近被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官兵抓获。新八军军长沈向奎侥幸逃出战场。一年后，改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他在东南沿海的金门岛，率部再次与解放军进行了一场血战。

锦州战役，毙伤国民党军一万九千余人，俘虏（包括投降）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东北野战军伤亡两万四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

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解放全东北人民而战！

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沈之敌，从陆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锦州的失守，对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命运来讲是致命的——锦西侯镜如的增援部队在海边进退两难，廖耀湘兵团在半路上不知所措，被围已久的长春粮弹已绝，兵力空虚的沈阳人心惶惶。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关闭。

慢慢地陷落

“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必须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成内出来的市民“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

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

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