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菩提满肉什么意思:解密被尘封的西安事变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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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被尘封的西安事变内幕

2011年12月12日 11:16
来源:凤凰网 作者:信力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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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然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一事变的主角似乎只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譬如,比较标准的说法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事实上,这种说法严重不合事实:最起码,在张学良和共产党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手指,在暗中拨动着这场博弈的棋子。

西安事变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张学良为什么扣留蒋介石。因为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么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不是他真的是个傻瓜?

事实上,张学良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共产国际。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在西北另立政权,分裂国民政府再做新的军阀割据势力,并准备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军事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坚持的先剿共政策终于使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狗急跳墙,发动军事政变。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然而,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遭到了苏帝头目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其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在这里,苏联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国际新闻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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