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下-[1948年10月-1950年5月]》试读：淮海战役：勇敢地向前进

第十四章淮海战役：勇敢地向前进

战争罪犯的名单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周开成被兵团司令官李弥叫了去。

李弥先给周开成两筒加力克香烟，然后交给他一封陈毅写的劝降信。周开成看了之后说：“现在一无饭吃，二无弹药，怎么打仗呢？今天上午有人报告，说共军部队都换成了民兵，是否把野战部队调到双堆集解决黄维去了呢？”

李弥说：“黄维已经完了。”

周开成十分惊愕地看着李弥，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小时之后，刘峙从蚌埠给杜聿明发来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到达：“第十二兵团也已突围，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

杜聿明说：“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

杜聿明心情之恶劣，已不在于黄维兵团的覆灭，而在于李延年兵团的回撤。因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蒋介石已决定让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自生自灭。杜聿明实在想不明白，如果决定突围，为什么不双方同时行动?先是只顾徐州不顾黄维，后又只顾黄维不顾邱清泉和李弥，现在黄维已被歼灭，解放军完全可以全部移至陈官庄战场。杜聿明再次致电蒋介石陈以利害，强烈建议迅速从武汉和西安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实现淮海战场的两军决战。杜聿明认为，只有这样也许还能扭转战局。

晚上，杜聿明的电报到达南京的时候，南京国民党军空军俱乐部礼堂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为执行“徐蚌会战”轰炸任务的空军有功人员颁发嘉奖令。突然，一声巨响从天而至，一颗重磅炸弹在俱乐部旁边爆炸了，蒋介石立即在警卫的护卫下匆匆离开。炸弹是从一架Ｂ－２４轰炸机上投下来的，投弹者是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五人。这几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早就有投奔解放军的想法，当他们得知徐蚌战场上黄维兵团已被全歼的时候，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驾机起义，先把炸弹扔在蒋介石的脑袋上。炸弹虽然投偏了，但爆炸声引起南京城的巨大混乱，全城彻夜戒严。俞渤和他的同伴计划直飞沈阳，由于天气不好，且油料准备不足，只好在石家庄机场迫降。机组人员一下飞机，就看见了机场上朝他们挥舞的无数面欢迎的红旗。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寝食难安。在长江以北的巨大战场上，东北地区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入关，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接着，无论如何催促杜聿明和李延年南北对进解救黄维，但黄维还是无法支撑下去，第十二兵团的十二万人顷刻间灰飞烟灭。黄维被歼之后，不但杜聿明的两个兵团处境迅速恶化；更严重的是，如果长江以北的战事全部崩溃，南京就在长江边上，毛泽东是否会一鼓作气直取自己所在的南京城？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杜聿明了，决定马上收缩兵力，以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

蒋介石连续致电刘峙，强调对淮河和长江的防守：命刘峙部的后方人员全部撤到长江以南；李延年第六兵团第九十九、第九十六军和刘汝明第八兵团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以及白崇禧指挥的第四十六军担任淮河一线防御，如果遭到进攻要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将主力全部撤到长江以南；第五十四、第三十九、第六十六军立即开赴南京，归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迅速完成长江防御作战的准备。同时，第二十八军和第五十二军也迅速退守长江一线。蒋介石严令刘峙：“依淮河地嶂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

尽管黄维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军长江以北的战局进一步恶化，但是，蒋介石在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就决定全面撤守淮河和长江，从而将傅作义和杜聿明两大军事集团置于完全不顾的境地，还是显得过于惊慌失措了。从当时的战场态势上看，解放军主力部队依旧面临着两大强敌，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即刻去突击淮河、长江进逼南京——如果支援傅作义集团作战也许显得鞭长莫及的话，匆匆将唯一可以协同杜聿明集团作战的蚌埠部队后撤，致使近在咫尺的杜聿明因此孤悬于解放军的重兵之中坐以待毙，理由是什么呢？

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引起了杜聿明集团人心浮动。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利用夜色组织步兵强行冲开一条血路，战车团长赵志华则主张白天突围，第五军二00师师长周朗甚至主张“我们来个假投降”。而杜聿明心里知道，此时“弄假也会成真”。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去了兵团部，看见邱清泉正与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喝酒。邱清泉边喝边玩弄他那把精致的手枪，邱维达说：“你手枪里不是有三颗子弹吗？”邱清泉说：“最后一颗要做我的朋友。”一见余锦源进来，邱清泉提高了嗓门：“你要注意啊，我俩要不是黄埔同学的话，我是很怀疑你的！我听到共军的电台里整天叫余锦源！”余锦源说：“这是宣传攻势，与我有啥关系？”

十七日这天，陈官庄四围解放军的阵地上广播了《敦?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上来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这是毛泽东的行文风格：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许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璧光（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师长）、黄子华（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各率半个师投诚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淮海战役的局势越演越烈，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相继被歼，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军事压力依旧存在：

首先，杜聿明虽然被重重包围，但这是由国民党军两个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组成的极其坚硬的集团，而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因连续作战，除粮弹需要继续补充和官兵极度疲劳之外，部队因严重伤亡造成的减员没能来得及补充。华东野战军在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经过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及追堵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兵团的一系列艰苦作战，部队干部伤亡巨大，“除团以上干部可勉强维持外”，“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一线作战连队干部尤其缺乏，目前大部分连队有连长没有指导员，有指导员没有连长，抑或有正职无副职或有副职无正职，“少数连队只有一个连干部”。

其次，如果立即对杜聿明集团发动全面进攻，于全国战局不利。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进行了十天，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的退路。但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越过长城，对傅作义集团的完整包围尚未最后形成，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毛泽东认为，在华北出海口还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如果淮海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势必导致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北国民党军仅存的军事力量——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南下逃跑，国民党军也有能力从上海调集大量船只北上接走平津之敌。如何防止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略，给蒋介石一个杜聿明也许能够生还的错觉，使其不易下定完全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

为“关照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并提议华东野战军“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要求中原野战军“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时，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同时，华东野战军“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以一部抗击之”。

毛泽东已决心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予以全歼。

毛泽东打电报给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果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毛泽东希望刘伯承在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能到西柏坡。

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开始展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前景了。

蔡凹村，位于安徽萧县与河南永城间的交界处，是黄淮大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落，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就在村北一间土坯砌成的房间里。十七日晚，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驱车赶来，粟裕与刘伯承至少有十七年没见过面了，他特意派人去符离集买了两筐烧鸡回来。此时，歼灭杜聿明军事集团“已是稳操胜券”，将领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着重讨论了眼下部队休整问题和未来渡江作战问题，并决定由粟裕与张震连夜起草渡江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的意见前往西柏坡，邓小平则返回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宿县以西的小李庄。

为保障部队顺利休整，同时防止杜聿明突围而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一、第九纵队和渤海纵队，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第四、第十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以韦国清、吉洛（姬鹏飞）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为包围监视杜聿明集团的一线部队，一线部队“边围困边休整”。二线部队的休整布防位置是：第十二纵队于薛家湖、山城集和火神段，冀鲁豫第三分区两个团于夏邑，两广纵队和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于会亭，豫皖苏独立旅和野战军骑兵团位于?阳，鲁中南纵队位于永城，第三纵队位于铁佛寺和百善，第十三纵位于马村桥，第六纵队位于三铺，第七纵队位于萧县，第三十五军位于山城集。中原野战军，除以豫皖苏军区五个团位于淝河沿岸向蚌埠方向警戒之外，主力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担任战役预备队，随时准备协同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或阻击蚌埠方向可能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由于蒋介石命令李延年兵团撤退，包围杜聿明的华东野战军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也意味着杜聿明集团已是插翅难逃。

长江以北的一次次大规模战役，已使国民党军总兵力急剧下降——“他们就像漏斗里的沙子因为伤病、死亡、投诚、起义而迅速流失”。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也同样会面临严重伤亡，但是其兵员补充速度令人惊讶。有资料统计，在围歼黄百韬和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华东野战军共伤亡官兵七万三千三百多人，其中的一万两千七百名轻伤者经过治疗迅速归队。同时，在华东野战军各级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和直属部门中，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无论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参谋、干事，乃至纵队的文工团员，甚至是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将到一线战斗部队作战视为无尚的光荣。他们中不少人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对参加作战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斗志。前线战斗激烈的时候，连村子里的百姓都上阵地去救护和支前了，他们对自己还在干机关事务和保障工作感到不自在，他们总是对传到指挥部的“阵地告急”之类的话十分敏感，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上去”。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有一千多名参谋、干事、文工团员、后勤人员下到团以下部队任职，各纵队师、团的侦察、通讯和警卫人员也大量地被充实到基层部队。那些在作战中勇敢坚强的战士被迅速提拔起来。他们个个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已经在部队认识了不少字，懂得了干部身先士卒的道理，他们被战士们推举出来，经过组织讨论和批准，接到任职命令后都会郑重地对战士们说：“从今以后请大家监督，别的不敢说，打起仗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保证做到！”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迅速被升级为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接受升级的部队官兵达十一万多人。其中十六个地方基干团全体升入野战军序列，这些基干团“均有两年以上的历史，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更为普遍的是地方民兵加入野战军。这些平日种地、战时参加边缘战斗的青年农民，对能够加入野战军欣喜万分。他们穿上解放军军装，拿起正规军的武器，顿时觉得自己骄傲而光荣。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有了妻儿，深夜跟随野战军大部队开拔的时候，妻子老娘就站在村口，他们当民兵的时候就羡慕解放军长长的队伍，现在他们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了，于是学着野战军官兵的口吻说：“不打败老蒋不回家！”

更令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的是，昨天还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很可能在被俘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喊着“缴枪不杀”朝你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任连长，还有的因伤亡大，几个营并成一个营打”。陈赓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因为“每个团与其保持三个营的架子，不如整编为两个营，战斗力要比三个营强”。十旅旅长周希汉不同意，他说：“我们这个营，原来有五百多人，连续战斗伤亡了五百多人，现在还有五百多人。”陈赓奇怪地问：“你这个账怎么算的？是不是算错了？”周希汉说：“我没算错，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和报出你的苦出身，立刻就会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诚地对他们说：“兄弟，你解放了！”然后，这个递过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过来一根纸烟，那种感觉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才回来一样。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士。于是，连队开会的时候，一个话题总是讨论个没完没了：过去是为谁卖命？现在是为谁打仗？华东野战军里竟然出了这样的现象：打黄百韬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到打黄维的时候因作战勇敢已经成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当上了排长、连长。周恩来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

陈官庄附近的战场暂时沉寂了。

十八日，蒋介石派来的一架Ｃ－４７型飞机在陈官庄临时机场降落，把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接往南京。第二天，这架飞机又飞回陈官庄，从飞机上下来的除了舒适存之外，还有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了蒋介石和王叔铭的亲笔信。

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由于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的缘故。十五日晚上黄维的突围毁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了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的部队都被牵制着，无法抽调，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来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要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而王叔铭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校长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董明德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将各方面考虑与明德兄谈清楚，弟将尽力支援。

参谋长舒适存告诉杜聿明：“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杜聿明不愿意突围，他认为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独自突围等于死路一条。但是，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自己不甚熟悉的董明德在场，他不得不开始协商空军掩护突围的具体方案：突围开始时，空军出动Ｂ－２４、Ｂ－２５轰炸机及Ｐ－５１驱逐机，每天一百架次，支援地面部队，掩护侧翼安全；步兵进入攻击位置后，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飞机获得信号后，立即投下催泪性毒气弹，随即机翼上下摇摆，表示投弹完毕，地面部队趁共军视线模糊之际，一举突破并占领阵地，随后发出三颗绿色信号弹。董明德随机带来了八百多具防毒面具，空军还准备再空投两千具，空投代号被定为“草帽”。

杜聿明将师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为保密起见，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入会场。杜聿明对大家说：“总统很关心我们这些忠勇将士，为把我们救援出去，特派空军总部的董副署长来，计划用飞机掩护突围。空军在共军的上空，观察得很清楚，还可以用火力压制共军，大家只要把陆空联络信号规定好，便可以顺利突围。各将领要掌握好部队，准备行动。”接着，董明德把航空照相图挂起来，详细讲解了空军的行动计划和地空联络的要点。最后李弥问：“空军要给我们投足粮食弹药，我们还要进行防毒面具的使用练习，这需要多少时间？”董明德回答：“一个星期差不多。”

开完会，杜聿明给蒋介石写回信，他依旧向蒋介石阐明，突围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就目前局势而言，上策是，由武汉、西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加上蚌埠地区的主力部队，进入淮海战场，在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配合下，与共军决战。中策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而所谓“政治上的时间”，除了指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始终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和攻击形势的变化（解放军因伤亡导致攻击力量不足）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军不要把主力部队丢光了，以便将来万一需要与共产党人和谈的时候有资本。下策是，照令突围。

董明德和舒适存准备回南京汇报，陈官庄却突然风雪大作，飞机无法起飞。董明德和杜聿明挤在同一间屋子里长吁短叹。闲聊的时候，董明德表示，他认为从各方面讲，仗都不能再打下去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杜聿明在绝望之中竟然预测到弄不好蒋介石会跑到台湾去：“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我们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邓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如果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去，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明德建议杜聿明到南京去面陈看法，杜聿明认为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也晚了，无法挽回。”叹息不已的董明德显然比杜聿明更悲观，他说“陆军将领有钱，可以跑”。杜聿明回答：“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

一个被俘的李弥兵团的军官带着陈毅写给杜聿明的信回到包围圈里。这个军官显然已经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不出来话。李弥向杜聿明报告此事，杜聿明含糊地让李弥看着办。但是，李弥坚持要求杜聿明见见那个送信的军官，于是那个军官被带到杜聿明的住处。杜聿明认真地看了陈毅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很客气，后面口气越来越硬，信中有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不为人民服务？”杜聿明顿时一头雾水：共产党说的“四大家族”是指什么？但是，他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杜聿明想的是，如果共产党方面能够保全他的部队，他可以考虑同意陈毅的劝降条件。

杜聿明拿着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邱清泉只看了一半，一句话没说就把信扔进火盆中了。杜聿明也没再说什么，离开了——“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我觉得太不值得。”

李弥与邱清泉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杜聿明一直认为，邱清泉是蒋介石派来牵制他的，因此对邱清泉格外小心。而李弥虽然喊打喊冲的时候少，但与杜聿明更亲近一些，只是他的一个要求令杜聿明很不理解——李弥要求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他的第十三兵团。第六十四军原隶属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建制，一个多月前，这支部队在碾庄圩被华东野战军全歼。没人知道李弥为何想起这码事——在危在旦夕的围困中，李弥竟然依旧热衷于扩充实力，这种军阀式的贪心和野心已经畸形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杜聿明真的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了李弥，李弥在缺衣少食的包围圈里开始大量提拔和任命这个军的各级军官。他将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提拔为第六十四军军长，然后把他的亲信们一一都安排了职务，从正、副师长，正、副团长一直到正、副营长，正、副连长。官都任命完了，兵从哪里来？于是以一支跟随部队的地主武装为基础，加上抓捕和收容游荡在包围圈里的散兵，最后勉强凑了大约四千多人。只是，李弥任命的师长和团长们还没来得及上任，陈官庄就被华东野战军攻破了，倒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再次被歼灭。

邱清泉情绪多变。有时他表现出不客观的乐观，在他的军官们面前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何必这样悲观呢？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向外流，鱼还会有漏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区打游击呢！”但是，有时他又破罐子破摔，他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后，你是参谋长，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了！”李汉萍的描述是：“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蒙头大睡，万事不管。”即使邱清泉已处在醉生梦死的状态，他也没有放弃从包围圈中突出去的企图。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邱清泉部的一个师与华东野战军八纵的一个团在蚌埠北面的刘集村激战一夜。八纵十二师二营已伤亡殆尽，只剩下预备队五连六班的七名战士，班长名叫王道恩。王道恩决定带领身边的战士，向当面企图突围的敌人发动攻击，尽管阵地前的敌人数量是他们的两百倍。

七个战士分成两个小组，分两路摸进村子，很快就发现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看样子是个炮兵连。王道恩向两个小组做了个手势，突然大喊：“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个敌人开了枪，子弹擦着王道恩的耳边飞过去，王道恩一个点射，射倒了几名试图抵抗的敌人。“谁反抗就打死谁！”刚刚占领村子的国民党军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解放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军官说：“别打！我们投降！”但是，那个军官迅速地弯下身，拿起一挺机枪就要射击，被王道恩即刻开枪打倒。在受伤军官的呻吟声中，一百多名国民党兵举起了手。

迅速地处理俘虏之后，国民党军的反击开始了，数百名敌人在漆黑的夜色中蠕动，曳光弹的光亮下，成片的钢盔寒光凛凛。

七名战士都上了刺刀，准备一死。

王道恩决定还是主动发动攻击，而且要朝着敌人的核心工事猛打猛冲。核心工事是一条环形的战壕，王道恩和战士们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往战壕里冲。敌人顺着战壕向后跑，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六班带的手榴弹很多，足有几大筐，仅王道恩一个人就扔出了百十来颗，最后打得战壕里的敌人直叫喊着要投降，六班的战士端着刺刀扒拉着数数，又是一百多人。

七个战士兴奋极了，接着向村子西北角敌人最后的阵地开始攻击。这是一个梅花形的子母堡群，最大的堡垒直径有十五米，敌人的师部就设在里面。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小地堡里的机枪同时射击，弹雨横飞，打得六班战士根本抬不起头来。一个战士在弹雨中慢慢往前爬，爬着爬着回头指给王道恩看：“班长！他们在这里！”黑暗中，王道恩看见了敌堡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一片尸体。这是突击队六连，昨晚激战的时候，从连长到战士全部倒在了这里。

七个战士就是为了报这个仇冒死发动攻击的。

但是，看见眼前的情景，他们还是哭了。

王道恩，沂蒙山里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村里庆祝日本鬼子投降的锣鼓声中，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上过几年小学，还在八路军开办的识字班学习过，懂得些道理，加上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为华东野战军中有名的战斗英雄。这次参加反击邱清泉兵团突围的战斗，领导让他的六班当预备队，他很有点不服气。但是，当敌人占领了刘集村的大部分阵地，上去的连队没有一个人下来时，他牙咬得咯咯响。王道恩问六班的战士有没有胆子发动反击，大家都说这回死就死了，兴许能把阵地夺回来。

王道恩说，敌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只有七个人，干脆就朝那个大母堡打，打他个天翻地覆。于是大家再次准备手榴弹，包括自己携带和从战场上收集的，个个身上都挂满了，大筐里也装满了。王道恩一声令下：“投！”七个人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最终，硬是将敌人设置在母堡前的防御线炸开了一道缺口。七个战士并排往上冲，敌人的机枪盲目扫射，战士们左躲右闪，他们爬上了母堡的顶部，一齐往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母堡里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一支枪挂着条白毛巾伸了出来。接着，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一支接一支的步枪跟着扔了出来。

天亮了。刘集村内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

王道恩的六班的战果是：毙伤敌人两百七十人，俘虏六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九挺，步枪七百多支，迫击炮九门。

令人惊奇的是，六班七名战士竟无一人伤亡。

二十岁的班长王道恩荣立“一等战功”和二级“战斗模范”称号。

二十九日，陈官庄上空湿冷的云层终于裂开一道缝隙，在包围圈里等得心急如焚的飞行员起飞了，董明德带着杜聿明写给蒋介石的信也随机飞走了。接着，空投的飞机飞来了，投下的既不是粮食也不是弹药，而是上万份“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印刷的《救国日报》。被围困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官兵看见这些东西不禁朝天大骂，都说老子要吃饭！杜聿明的副官捡着一张《救国日报》，只看了一眼便面色惨白，回到指挥部，他小心地将报纸递给杜聿明。

杜聿明先看见了“战争罪犯”这几个字，接着，“杜聿明”三个字赫然入目。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蒋介石接到杜聿明的复信后，回电：“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即使为了一个军人的名声，杜聿明也不能一走了之——“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不如继续守下去。”况且，他已经被列入了“战争罪犯的名单”。

万分绝望的杜聿明发现，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到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中南报》刊登快板书《见面》：

太阳出来红彤彤，

满地白霜无迹踪。

一夜行军一百二，

前面来到永城东。

追上主力老大哥，

一见就像亲兄弟。

相亲相爱把手拉，

满脸喜得笑融融。

同志说：

“你们送面又送米，

保证前线大胜利，

跋山涉水多辛苦，

可得好好把功评。”

民工都说：“别客气，

论功同志数第一。

不管民工和主力，

打仗支前都是为自己，

彻底消灭蒋介石，

争取全国大胜利！”一位五十五岁的支前担架队员离开家乡已经一个多月了。黄淮大平原上，冬天清寒湿冷，老担架队员再一次转运伤员回到民工营地后，眼睛里布满血丝。急救所长给他量了体温，摄氏三十九度半。急救所长很吃惊，因为这位老担架队员每天都像年轻人一样跑很远的路，从没有听他说过哪里不舒服。急救所长要求他全面检查一下，脱下他用布条缠着的鞋子，才发现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十个脚趾完全溃烂，渗着脓水。急救所长要求老担架队员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慢慢走回民工住的草棚里，在铺草上躺了下来。

在担架队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不清楚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穷苦的老汉。

一个月前，解放军的大部队到达淮海战场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住进村庄里最贫苦的一位老汉家里，那阵子官兵们都亲热地叫他“老大爷”。老汉听村里人私下里议论过，说穷人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当了积极分子的那帮穷哥们儿，帮着工作队建立民兵武装，帮着村干部斗地主分田地。他们把他领到地主家的地头，说这块好田从此归他了。他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块地里干活，熟悉这块地里的每一粒泥土，那天，他手里攥着一张很大的地契，在地头上蹲了大半天，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又总怕梦醒时地没了。解放军的战役打响了，村里组织支前队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妥当：身上穿的是从地主家的箱子里翻出来的新棉袄新棉裤，脚上是工作队分给他的一双厚实的黑布鞋，腰间系了一条很宽的布带子，上面插着支烟袋，挂着一只碗，还斜背着一条米袋子。他扎的绳索担架床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狗皮以及一件高粱叶和茅草混编的蓑衣。村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都说前边敌人的子弹不长眼睛，劝他在家里好好种自己的地。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土地，也不会穿上一件新棉衣。最后，他被编入从二线救护站往后方急救所转运伤员的担架队。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早上天不亮就从营地出发，天黑了才能回来。他抬担架抬得仔细，天黑路滑，他一步步走得很小心，生怕担架上受伤的同志再受一点疼。遇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他就整个人趴在伤员身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那只碗，成了伤员的尿壶和便盆，他把碗伸进担架上的棉被里时总是说：“孩子！大爷接着呢！大爷不嫌弃！”要是遇到重伤员，他和他的同伴走再多的路都不歇脚，抬到急救所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地上喘粗气。他脚上的那双黑布鞋早就磨烂了，脚上的血和泥土粘在一起，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在铺草上昏沉沉地躺了三天后，老汉听见身边的乡亲们说，队伍在前边打了大胜仗，上级决定这支担架队的队员复员回家。他爬起来就走。急救所长让他留下来治疗，他怎么也不愿意，说心里一直惦记着分给他的那块地。急救所长赶忙去给他找药，回来的时候发现老汉已经走了。

从前线走回老家，老汉冻伤的双脚上那黑炭般的颜色蔓延到了膝盖，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他是一点点爬着向前的。

到家的第五天，老汉死了。

徐乃祯老汉去世的时候，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刚刚过去。

那些被他从前线转运到急救所的解放军官兵，那些在残酷的战争中因为他而获得救治得以活下来的解放军官兵，终生都不会忘记河南商水县固墙乡胡吉村的这位贫苦老汉。

淮海战役，对于此前从来没有发动过如此规模作战的共产党一方来讲，支撑战役能够进行下去的战场消耗，其数量之巨大令他们十分吃惊，也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淮海战役打响十六天后，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

……现据华东局皓（十九日）电报告：在这六个月中，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从十一月份起，华东、华中已筹粮二亿五千万斤，但用到前线上的，因距离远，只有二亿斤，今后仍将筹粮南运。惟距离六个月需要，相差甚大，需要中原、华北分担这一大量粮食的供应……现决定中原局应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和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及华野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并应从豫西运粮食去。华北局应速令冀鲁豫区调集一亿斤至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

淮海战役打响十九天后，中共华北局致电冀鲁豫区党委：

……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展开。准备在徐蚌地区再歼灭敌军四十五个师，以利今后突破长江防线，进兵江南，彻底摧毁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因此需要筹足大量粮秣，指定由华北区拨给华野粮食一亿至一亿五千万斤。我们已复电同意，由冀鲁豫拨运小米一亿斤。此事关系革命战争胜利者至巨，希速筹划，并准备组织运输，待命调拨，万勿延误……

淮海战役打响四十天后，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和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一百三十万，其中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随军民工五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华野部队及新兵、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另有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每人每日以二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二百八十万斤。据此，一个月共需加工粮八千四百万斤，合毛粮一亿一千余万斤……据估计冬季下雪，交通运输困难，必须预将一个月过冬粮食筹集，并于一月十日左右运到适当地点，军食始得无虞……

据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刘瑞龙写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报告显示：仅就粮食而言，至一九四八年底，战役发动后五十天消耗约两亿两千万斤，其中山东供粮八千万斤，华中供粮七千万斤，豫皖苏供粮六千万斤，冀鲁豫及豫西各供五百万斤。按照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人数，加之“新兵、俘虏及常备临时民工一百三十万人统筹”，以四个月计，还“需吃粮三亿一千二百万斤”。除了粮食之外，支持战争需要的还有众多的物资，包括弹药、柴草、马料、木料、铁器、被服、担架、医疗用品和通讯器材等等。十二月三日，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此一战斗规模甚大，除对蚌埠警戒之六纵及归中野指挥之三个纵队外，我所有兵力全部展开，我们将尽力完成军委所予歼灭邱李孙之任务。为保持炽盛火力与连续作战……请军区急送八二迫炮弹三十万发，山炮弹五万发，炸药三十万斤［并附足够导火索雷管］，到徐州以东大湖车站，我们派仓库接受……

如此巨大的作战物资，主要的运力却是人，是在淮海战场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一心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东起黄海之滨，北到山东渤海，南至苏北江淮，西到豫西山区，支前的男女老少负载着规模巨大的战争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一步不离地跟在解放军作战部队的身后，支持着前线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攻击或者坚守。据战后的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和冀鲁豫四个地区，共出动支前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二十二万人，二线转运民工一百三十万人，后方临时民工三百九十一万人。这些支前民工携带着二十万副担架、八十八万辆大车小车、三十万副挑子、七十六万头牲口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

山东出动的支前民工，根据任务的不同分成三种，即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一至三个月不等；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这些操着山东口音的青年农民，在通往战场的平原与丘陵之间走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流。他们为每个作战纵队备有随军行动的担架五百副，每副担架配备民工五人，还准备了七千五百副备用机动担架。他们开辟出四条运送伤员的主要路线，每条线路上隔三十里设一小站，隔六十里设一大站，各交通路口都有服务点，大量的伤员被裹在棉被里，不断地变换着担架，一站接一站地转送下去，最后安置在后方野战医院或者农民们家中暖和的炕头上。山东民工运送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的路线多达七条：由临朐经临沂、郯城到新安镇和睢宁；由日照、沭水、大兴庄、陈镇到新安镇；由诸城、莒县、井家店到郯城；由曲阜、邹县、滕县、枣庄到邳县；由曲阜以东绕泗水、平邑、向城转向台儿庄、贾汪；由临沂的丰程镇、磨山、道河站、土山至双沟；由新安镇向西经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到徐州，然后再到萧县、瓦子口、大吴集。一位名叫唐河恩的山东支前农民，手里拿着根从家乡带出来的竹棍子，在连续五个月的支前途中，把经过的每一站的地名都刻在竹棍上。他和他的运输队跋山涉水，行走千里，等把粮食完整无缺地交到解放军手里的时候，他的竹棍上已刻有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字。

苏北地区的支前民工，由于跋涉在淮海战场与国民党控制区之间，常常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于是每每只能在夜里出动。小推车上挂着小油灯，成千上万盏小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形成一条延伸数十里的亮线。在一次运送大米的过程中，原来的目的地是宿迁，等这条亮线延伸到那里之后，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于是亮线继续延伸，延伸到睢宁还没追上，延伸到符离集还是没追上，最后一直延伸到了濉溪口。这时候，民工们的鞋子已经全磨烂了。在此之前，这些青年农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支前让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七百多里，而且他们还要走回去。

被运到战场上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百姓们用最原始的石磨磨出来的。由于所需数量巨大，淮海战场周边各省的乡村里，妇女、儿童和老人点灯熬油，日夜不停地碾米磨面。妇女们还要为前线缝制军衣和军鞋，上百万双鞋出自不同女人之手，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各种各样的厚底大布鞋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军官兵手中，那些鞋帮上绣着鲜艳的花朵、鞋底上纳着“杀敌立功”字样的军鞋，让官兵们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穿，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还别在腰间。妇女们常常遇到紧急任务，比如突然要缝制几万顶军帽，说是前线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自愿参加解放军后要求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于是几十个村庄里油灯又是几夜未熄。

沉重的弹药把民工们的小推车压得吱扭扭地响。前线宁可吃不上饭，就怕弹药断了供应。后方人员筹集的炮弹、子弹、炸药、手榴弹和各种枪支，在各个转运站内堆积如山，等待装车的民工们排队排出去几十里地。一辆小车有时只能装两颗炮弹，但只要装上车，民工们就把它们当成宝贝，用自己的棉被和棉衣盖着，然后一路呵护，送到前线时尽管已经精疲力竭，还是不愿意走，非要看着自己运来的炮弹如何被推进炮膛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他们为能运上去一箱子弹或一箱手榴弹感到很自豪，对身边那些车上装着油盐蔬菜的民工说起话来很是骄傲，而那些民工们说，你那些是给老蒋吃的，我们这些是给咱大军吃的，谁也别饿肚子！

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此前没有如此大规模战役供应的经验，但是，他们不缺乏动员群众的经验。动员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告诉百姓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中国的贫苦百姓也许和杜聿明一样，并不知道“四大家族”指的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村子里的地主恶霸是谁就足够了。他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那些欺压盘剥百姓的人威风扫地了，而且他们分到了世代梦想的土地。他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们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老蒋的军队确实不行了。很少有人意识到，有着支前经历的数以百万的农民，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宣传力量。当他们从战场上往回走的时候，见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一回到村里，支前民工个个都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会对村民们说：“‘人’是什么？就是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看见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

第十二兵团十一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军行所至，鸡犬为空”的模样。我那时还认为黄河改道冲洗，造成一片荒凉，再加上双方拉锯战，更使人烟稀少……这次我当了俘虏，被解放军由双堆集附近押送到临涣集集中，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四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军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民心所向是什么？

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是不横行乡里，不草菅人命，不横征暴敛，不贪赃枉法，不独裁专制。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是对于正在夺取政权，还是正在巩固政权的所有政治集团而言，这是必须牢记的。

一九四八年冬，在淮海战场上，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一个大缸里喝水，一个锅台上做饭，一张热炕上睡觉；老百姓则倾其所有，不畏战火，甚至不畏牺牲，心甘情愿地支持共产党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些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残酷战斗的子弟兵，更是与这片土地上最广大的贫苦百姓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山东来的支前民工回家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从徐州乘坐火车回去的。当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走进徐州城的时候，街道上挤满了欢送他们的解放军官兵。在中山路附近，街道中央矗立着一座“胜利门”，民工们兴奋地一一从门下通过。徐州市民看见不少民工身上穿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军的大衣，都说：“看这样子，‘中央军’真的完蛋了。”民工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他们高兴地说：“坐火车回家过年，多美！”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任何欢乐。”

南京城里，“大人先生们一反往例，谁也不敢擅离职守去上海寻欢作乐，秦淮河歌声虽炽，但官僚们敛足不前。”

陈官庄包围圈里，每天至少需要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和其他各类物资一百六十吨。总计四百吨的数量，每天需出动飞机一百二十架次。国民党军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都不够用，还要租用美国人陈纳德开设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同时，必须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日夜不停地从各地向南京大校场机场运送物资。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后，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南京城上空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国民党军联合勤务部、空军和国防部第三、第四厅联合指挥，为空投陈官庄忙碌的人员达万人以上，动员规模在国民党军的空投史上尚无前例。蒋介石要求，必须把空投的数量和杜聿明实际接收的物资数量，每天列成详细的报表送到他的侍从室。但是，这两个总数总是无法吻合，无论蒋介石如何训斥，就是无法查明具体原因。

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的报告是：“陈官庄的骑兵变成步兵，马早已吃光了。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木桥和棺材也光了，大米猪肉无法煮熟，需要的是大饼和罐头，希望投大饼时用投物伞，免得碰到地面都成了碎末。陈官庄有大小两个投物场，投下物品时，部队、家属都抢，有的被物品压死，有的在争夺物品时相互对打，有的开冷枪射击。”

为了把空投的大米猪肉改为大饼罐头，南京城内外，包括句容、汤山等地，凡是制作大饼和饼干的工厂和作坊被迫日夜生产。为了查清空投数量与杜聿明实际接收数量不符的真实原因，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蒋经国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查看。蒋经国从空中看下去，陈官庄简直就像个光怪陆离的大市场，到处是各色降落伞搭起的帐篷，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壕沟外围却是死寂一片。飞机在一千公尺的高度试着顺风空投，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物资能够落在陈官庄预定的空投场内，其余的都落到了壕沟外围。蒋经国让飞行员飞低一点再投一次，飞行员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很厉害，损失一架飞机，不知能顶多少麻袋大饼和饼干。

更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方要求他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

坊间流传，有人向美国政府吹风说，鉴于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应当迫使其交出手中的权力，或许可以重开国共之间的谈判。蒋介石一听到风声，立即派张群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探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推波助澜的角色登场了，这就是一直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桂系。白崇禧通电要求国共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建议邀请美、苏、英三国共同斡旋中国和平。副总统李宗仁接着提出，和平的前提之一是蒋介石下野。桂系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人心尽失，军事上已经山穷水尽，到桂系出马维持局面的时候了。况且，如果让毛泽东打过长江，不但蒋介石彻底完了，桂系也必定自身难保。白崇禧暗中指使心腹联络桂系旧部，并准备采购武器壮大力量，还派人到香港和上海秘密试探共产党方面对重开和谈的态度——桂系的和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在整备桂系军力后，加上蒋介石残存的力量，与共产党方面讨价还价，以争取桂系能够占据半壁江山的最好结果。

但是，实现和谈的首要的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因为不但蒋介石不肯和谈，共产党方面也不会与蒋介石和谈。

白崇禧找来了宋希濂，话说得开门见山：

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经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那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宋希濂十分惊讶白崇禧的无所顾忌和迫不及待。他答复白崇禧：一、从他和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上讲，这样做“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他是蒋介石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将领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崇禧劝说道，道义和军纪当然要考虑，“但目前要以顾全大局为主”，“不要过分从小节上考虑问题”。宋希濂提议，能否让民间民意机构出来表这个态？白崇禧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怕作用不大。”于是，宋希濂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果然，蒋介石很快就看到了由湖南省府主席程潜、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以及湖南、贵州、河南、广西、江西五省参议长领衔发布的通电：

连年内战，民生凋敝。在东北、华北、徐州大战之余，正可凭长江天险，分兵据守，取得暂时休息整顿。现在人们厌战，群情思治。请总统暂时下野，稍事休息，由副总统代理总统职权，维持局势。俟大局稍有好转，再请总统复职。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陈官庄四周突然炮声隆隆。

华东野战军前委命令：黄昏时刻，火炮齐射，每门火炮发射炮弹五枚。

炮弹从数百门火炮的炮膛里射出，骤雨般落在陈官庄狭窄的包围圈里，国民党守军在炮火中奔跑哀号，由于人员密集，瞬间被炸死炸伤的竟达三千多人。

这是华东野战军官兵送给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的新年“礼物”。

此时，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犹如地狱。

在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荒凉原野上，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之外，还有从徐州逃出来的军阀、官僚、银行家和地主，以及被裹挟而出的教员、学生、工人、小贩、和尚、戏子和妓女。伤员们躺在用各色降落伞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呻吟，大量冻僵的尸体散落在他们四周。没有伤病但被饥饿折磨得神情恍惚的官兵到处搜寻可以吃的东西，附近的几个小村庄已经被反复洗劫了几遍，百姓不但粮食被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所有的家具、门框、房梁，甚至坟地里的尸骨，都被国民党军当柴禾烧了。村子里仅剩的一些妇女，无论年纪大小，无一能躲过国民党军的强奸。跟随杜聿明跑出来的铜山县长耿继勋到处乞讨，在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的时候自杀了。学生、教员、工人身上的东西被搜光后，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里，白天被驱赶到旷野上挖战壕和站岗，晚上被像囚犯一样被关起来。更悲惨的是那些女学生，大部分以“女护士”的名义被补进各军师团部，为了能够得到一点食物，她们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饥饿使所有的人变得疯狂。部队开始每天还能够领到几碗米，煮成粥的时候只见水不见米粒，但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领来的是一头毛驴，用枪打死之后，心肝肺肚放在两只大锅里煮，锅由军官亲自持枪把守，但还是没有煮烂就发生了混乱——士兵们为抢到一点肉而相互火拼。军阶稍微高一些的军官有大饼和罐头吃，因为空投场被他们派出的亲信用机枪严密封锁着。有个别空投袋落在了空投场外，士兵们相互争抢，有时打开来一看，是子弹，有时打开来一看，是些小菜瓜子，包装纸上写的字是“兵团司令部茶食”。更让士兵们愤怒的是，好容易抢来了一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土。也有抢到大饼的时候，但是，抢到者刚咬了一口，就被一颗子弹打倒了，开枪者跑上来接着咬，很快又被打倒了——“一张大饼要送十几条人命才啃得完”。

专门接送负伤的国民党军将领的飞机只来过两架。第一架还未在临时机场降落的时候，负伤的将领们已经被担架抬到现场。飞机刚一降落，担架兵和卫兵急忙上去安排床铺，但是，华东野战军的炮弹飞过来了。国民党军的飞行员吓坏了，急忙起飞，结果只带走了两个担架兵和两个负伤将领的行李。第二架飞来的时候，飞机上装载着大量高级军官的家属捎来的东西和南京国防部犒劳军官们的物品，卸下这些东西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华东野战军的炮弹又飞来了，飞行员照例紧急起飞，飞机飞到空中的时候，人们发现腿部负伤的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双腿还悬挂在没有关上的机舱门口，直到飞机飞得很高了，陈辅汉晃荡的双腿才被飞机里的人拉进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陈毅和邓小平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接近战场的一个名叫张菜园的村庄。前沿阵地上已经被官兵们装扮一新。树枝搭建的门上贴着各种战斗标语，坑道门口的上方挂着块匾额，上面写着“１９４９”的字样。陈毅和邓小平不但要求检查备战、纪律和取暖，还特别要求讲究战壕卫生，要求官兵们认真刷牙。炊事班正忙成一团，他们要让官兵们吃上饺子，而且还有四菜一汤，菜都是荤的，牛肉、猪肉、鸡肉和羊肉都有。后方慰问的各种瓜子、糖果和香烟发下来了，会吸烟的官兵靠在战壕向阳的一面边晒太阳边吸烟，美滋滋地眯着眼睛。突然，传来了锣鼓声和喇叭声，文工团的同志们顺着战壕上来了，他们的到来让官兵们欢呼起来，演出立即开始。唱歌、说唱、快板，弦子拉得吱扭扭的，全是官兵们家乡的小曲。还有短剧，剧名叫《三班长》，演的就是刚刚立功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山东人，这个山东班长一个人抓了俘虏一百多。让官兵们感到新鲜的，是刚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剧团，他们也演出了一个短剧，剧名叫《包围圈里》，说的是陈官庄包围圈里的悲惨情景。

新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有喊话的广播的唱歌的，有给敌人的前沿送馒头的，有用风筝送宣传单的，有在前沿插标语牌和贴漫画的，有送俘虏兵和家属进包围圈里劝降的，可谓天上地下，白天黑夜，四面八方。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有的纵队甚至为此在包围圈上开了个小口子，上面插的标语牌上写着：“这是生路！”还有不少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买东西吃，解放军官兵自信而骄傲地看着他们，并不加以阻拦，来去任他们自由，只清查一下人数就放行。华东野战军一位年轻的排长，觉得喊话撒传单不过瘾，竟然让国民党军投诚人员带路，亲自跑到敌人的战壕里当面做工作，很快，他就带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官兵回来了。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双方官兵相互来往，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有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待了几天后，又回到包围圈里去，他们立即被围起来问这问那：“那边不打人？”“有没有吃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天一黑，就有更大一群国民党军官兵跑了过来。一些解放军官兵趁机进入包围圈里，这些侦察人员或者在敌人的阵地上住几天后安全返回，或者干脆不返回而是潜伏下来。

大批官兵投诚，已经成为陈官庄包围圈里国民党军将领的一个巨大的心病。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接到报告说，早上的时候前沿阵地发现一头大肥猪，拉回来一看，大肥猪的肚子里放的全是“投诚证”。无法制止混乱的邱清泉说他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四墙如框，框里面是这棵树，也就是木，那么就是“困”了。于是，他命令立即把这棵树砍了。邱清泉的迷信在国民党军中很有名，当年他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的时候，曾找各种理由反复要求调离，原因是“商丘”与“伤邱”同音。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和第九军军长黄淑来到前沿。李弥对官兵们说：“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的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着吃了好了。”然后，他们把军官们集合起来训话，李弥语调低沉：“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十多天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到。现在补给虽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把武器带走，将来还要见面的。”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蒋介石请李宗仁和孙科等四十余名政府要员到总统府，征询人们对他下野的看法。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应该辞去总统职务。

那是一个令蒋介石心情灰暗的除夕夜，他的面前摆放着《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天一早将要在南京见报。这是一篇尽力为蒋介石摆脱尴尬，并扭捏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的文章。该文不知出自哪位幕僚之手，行文拖沓，颠三倒四，色厉内荏。

首先，表明蒋介石面对当前的军事失利“不胜其惭惶悚栗”：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然后，将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一方：

……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办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近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愿意实现和平，蒋介石不在乎“个人的进退出处”；而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打下去，南京政府有“决胜的把握”：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等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们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发表了，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其文文锋犀利，观点鲜明，文风豪迈，风趣幽默

毛泽东开篇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内战爆发以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呼吁”明确表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喘息的机会，使已经受伤的野兽养好创伤，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再次列举了一连串应对战争负责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名单，对国民党军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与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了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在新年献词的最后，毛泽东描绘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初，在黄淮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几十万解放军官兵等待着出击的战斗命令。

邱清泉：让他崩溃好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在淮海战役中光荣负伤的所有伤员：

伟大的淮海战役，自十一月七日开始以后，在第一第二两阶段当中我们已经歼灭了蒋匪军正规军三个兵团部，十四个军部，三十六个整师，连零碎团营被歼灭的，加上山东保安旅共折合四十一个师还多。现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除杜聿明所率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残部，正被我包围聚歼在永城东北的狭小地区很快将要全部歼灭外，已无匪军踪迹，淮海广大地区获解放……

你们都是淮海战役中负伤的，而极大多数又都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中负伤的，蒋匪的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是蒋匪最精锐兵团之一，现黄维兵团已经全部被我歼灭，这对于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的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你们不论是进攻中负了伤或阻击中负了伤都是光荣的，你们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以至光荣负伤，是值得全军敬佩和广大人民敬佩的……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消灭当前蒋匪军，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并准备继续向前进军，消灭淮河以南的敌军，打到南京去，消灭江南地区的敌人，争取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望你们安心休养，遵守院规，早日痊愈，重回部队，更光荣伟大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

同伴们都已返回南京，年轻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是决定独自深入淮海战场。他从国民党军蚌埠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那里搞到一张通行证——那个军官“根本无暇关心一个疯狂的美国人的行踪”。蚌埠城里的一位神父找来两个铁路工人做他的临时挑夫，铁路工人急于返回陷入战场中的老家看个究竟。新年过后的第二天，西默?托平身穿一件美军绒面夹克，戴着一顶黄色的绒线帽子，向淮海战场的腹地出发了。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无人管辖地区”——从蚌埠向北，过了淮河大桥和一个名叫曹老集的村镇，便无人能说清前面广阔的地区由谁来维持社会秩序了，那里是淮海战役巨大战场的边缘。国民党军逃兵和土匪们混杂在一起，在“无人管辖地区”肆意抢劫村民和行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杀人越货。西默?托平好容易走出这一带，随即落入民兵手里。他无论如何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农民们都站在共产党一方，而且农民们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他们拦住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美式汤姆森冲锋枪，一见到他就喊：“这是坏人！”——“留着庄稼茬的褐色田野由于疾风被吹成了一个个小雪堆而变得斑驳有致，一簇簇草顶或瓦顶的土坯房构成了一个个小村落”。西默?托平被带到村子里的民兵指挥部，身边的铁路工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封用中文写的信拿出来，信中说明了他的身份和他要去解放军那里采访的目的。民兵们根本不相信。他只好又拿出两年前他访问延安时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吃饭的照片，气氛这才似乎缓和了一些，可扣押他的民兵们还是一脸茫然，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或是识字不多。民兵们为了显示自己是有战斗力的，自豪地说，不久前他们配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第六、第八兵团赶跑了，迫使他们退回了蚌埠。西默?托平这才醒悟到自己已经置身战场：

许多已经腐烂的士兵尸体仍抛在野地里尚未掩埋，任凭成群哇哇叫的黑乌鸦和村狗撕拽着。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狭长掩壕和散兵坑仍四处可见。村边精心栽植的一些柳树当时为了构筑火力开阔地带也被砍倒了。村民们正在制作土坯，准备修复和翻盖被炮火摧毁的墙壁和屋顶。我们还看到成群的国民党伤兵被北面的解放军释放后，正一瘸一拐走在回南方老家的路上。

民兵们拍着胸膛告诉美国人：“农民现在成了土地的主人，地主老财们已经完蛋了。”西默?托平终于感受到他早就有所耳闻的土地改革的威力。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区域里，所有的村庄都进行了这一翻天覆地的运动，共产党领导的工作队分成小组深入到农民中间，讲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农民为何受到的盘剥，然后把最贫苦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清算土地财富——黄维平原土地肥沃，但是，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且地租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豪绅还采取暴君的方式，指派打手对那些交不起租子的或还不起高利贷的农民进行毒打，地主强迫农民做长工或抢去他们的女儿做丫头或小妾来抵债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南京，委员长高谈三民主义；但在全国，封建主义却肆意横行”。西默?托平曾过夜留宿的一个村庄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逃到长江以南去了，全村每个成年农民平均分到了二亩地——“国民党只注重城市，忙于打内战，毫不关心农民的疾苦。而毛泽东找到了乡村革命的原动力”。

在民兵指挥部里，西默?托平躺在装满高粱米的麻袋上过夜。早上，当他被爬到脸上的老鼠惊醒时，一位民兵给他送来了早餐：两只煮熟的鸡蛋、一块高粱面饼和一壶开水。

第二天，西默?托平在民兵的带领下继续往战场纵深走。一天一夜之后，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西默?托平无法根据他的自我介绍确认其身份，因为解放军的指挥官没有任何军阶标志，可以说明身份的仅仅是他“仁慈友好”的态度。再往前，解放军指挥官拒绝了西默?托平深入战场的要求，他的证件、照相机和打字机等也都被拿走了，一个自称姓吴的副政委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同他谈了话。吴副政委说，不能让一个美国人再接近战场核心了，因为“负不起这个责任”。西默?托平又在粮食口袋上睡了一夜，早上的时候，解放军给他送来的早餐是米饭、鸭蛋和开水。他再次对吴副政委表示，他并不在乎战场是否危险，吴副政委冷着面孔回答：“我们在乎。”然后，吴副政委毫无回旋余地命令他立即离开战场，他的最后一句话令西默?托平印象深刻：“你们美国人帮不了我们。”西默?托平走出屋子，向战场的核心方向?望，原野空旷无际，天边阳光耀眼。

突然，一阵喧闹传来，原来村子里的一户农民在举行婚礼：

爆竹声中，喜滋滋的新郎把他的新娘引进了家门。由一头小毛驴和牛拉着的轱辘车是用红绸妆饰过的。新娘盘腿坐在车上，微微地低着的头上盖了一块绣花盖头，身上穿的绣花绸缎旗袍外面套了一件清朝式的大袖对襟棉袄。新郎则穿一件羊皮长袄，头戴一顶宽边汉帽。他们摆宴招待来客，农民们一边吃着馒头和喝着自制的白干，一边尽情欢歌。

这是一月六日，中国农历腊八。

在不远处的陈官庄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

没有人知道这位青年农民为什么要在战火连天之时办理他的终身大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幸福的年轻人一定是位刚刚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翻身农民憧憬未来的欲望最为强烈，不远处隆隆作响的解放炮声在这些农民听来，宛如催生欲望的丰收锣鼓。

西默?托平睁大眼睛，为眼前同时演绎着新生与毁灭的历史瞬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异。

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部署是：

以十个纵队、二十五个师（旅）组成东、南、北三个突击集团。

东集团：孙继先司令员、丁秋声政治委员指挥的三纵、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治委员指挥的四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治委员指挥的十纵和袁也烈司令员指挥的渤海纵队共九个师，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负责围歼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三纵首先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得手后谋求与从北面发起攻击的一纵打通联系，?入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接合部，阻击邱清泉向东增援，保障从东面发起攻击的四纵、十纵的侧翼安全；四纵从东偏北方向突破后，向耿庄、秋庄、夏凹、胡庄、贾庄攻击前进，协同从北面发起攻击的渤海纵队和一纵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渤海纵队以一部包围陈阁，主力向王庄、孔楼、马庄、陈庄发展，协同一纵、四纵队作战；十纵首先攻占刘园、李庄、赵园，得手后主力一路向西发展，最后协同三纵、四纵围攻第十三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

南集团：滕海清司令员、康志强政治委员指挥的二纵、张仁初司令员、王一平政治委员指挥的八纵、胡炳云司令员、张藩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一纵共五个师加三个旅，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统一指挥，自南向北攻击李弥兵团。二纵一部攻占范庄、李明庄，协同八纵、十一纵作战；八纵一部协同北集团的九纵夹击刘集，主力攻占魏老窑、魏小窑后向陈官庄发展；十一纵在二纵的右翼，首先攻占徐小凹、李楼，而后向鲁楼、乔庄发展，协同东集团的三纵作战，并保障该纵的侧翼安全。

北集团：叶飞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的一纵、聂凤智司令员、刘浩田政治委员指挥的九纵、谢振华司令员、李干辉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二纵队共六个师加两个旅，由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一纵从北面发起攻击，首先攻占贾庄，而后向东南方向发展，与三纵打通联系，分割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协同四纵和渤海纵队围歼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九纵以一部从西面佯攻，牵制刘集国民党守军，主力占领左砦、郭营后向王大庄、刘庄、赵庄发展；十二纵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协同一纵作战，并保障其侧翼安全。

战场外围堵截任务由鲁中南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两广纵队、野战军警卫团、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基干团、十三纵、七纵、六纵等部队担任。

特种兵纵队除指挥各纵队炮兵团协同步兵作战外，直属重炮被编成四个炮群支援三个突击集团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部队集结在宿县等地休整，同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

一月六日十五时三十分，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突击集团，在三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连续爆破突击，向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防御阵地发动了总攻。

九纵首攻郭营便投入了大兵力，著名的“潍县团”，即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及八十一团一营、三营和师特务营一部，并配属了四辆坦克。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攻击部队开始爆破作业，七十九团一营迅速扫清外围工事，随即突破国民党守军前沿。八十一团一营二连突入后，直插郭营村东南角，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主力正面突击，分割围歼。两小时之后，郭营守军第十二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被全歼，上校团长杨英华以下七百人被俘。

一纵三师攻击夏庄至夏砦间的地堡群，守军是邱清泉兵团第五军的四十五师。首先向地堡群实施爆破的，是特务连二排副排长庄德桂率领的四班。特务连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战斗，全连只剩下十几名老同志了，刚刚补充进来的全是解放战士。而庄德桂排长率领的四班，八名战士中只有两名老同志。庄德桂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带领四班爬到距地堡群三十米的地方，然后他向身边的两名战士发出了前去爆破的命令。但是，这两名解放战士你看我、我看你犹豫不决，庄德桂抱起一只炸药包冲了上去，随着猛烈的爆炸声响，前沿的鹿砦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四班突进去，占领了一线的一个地堡，里面的二十多名守军把枪扔出来投降了。但是，当四班向二线地堡攻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庄德桂的右眼，他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几名解放战士扑过来抱住了他，随后跟进的二排长柴文德冲过来，要把庄德桂抬下去，庄德桂说：“干部少，新兵多，我不能下去！”他用纱布抹了抹脸上的血，托着十几斤重的大炸药包向前面的一个大暗堡爬去。国民党守军发动了反冲击，庄德桂用手不断地抹着从眼睛里流出的血，当他爬到大暗堡前面的壕沟时，敌人已经快冲到跟前了。庄德桂把大炸药包往前一推，拉响了导火索。剧烈的爆炸声中，敌人的残肢被裹在灰黑色的硝烟里飞上天空。奄奄一息的庄德桂抓起一颗手榴弹，缓慢地向另一座地堡爬，没爬出多远就一动不动了。解放战士几乎都站了起来，边冲锋边呼喊着：“兄弟们！咱们豁出去了！上呀！”

八纵攻击魏小窑村，守军第七十军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不断发动反击，两军僵持了好一阵。接近黄昏的时候，八纵重新发动攻击，一连四班长姜起禄和副班长李德傅炸开了守军野外阵地前的鹿砦，指导员高荣木带领二班和八班扫清几座地堡，部队开始向村内发展。三排副排长朱佐亭率领的突击队动作迅速，二线碉堡里的守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便成了俘虏。二班长孙景成带领战士杨尔侨、杨贵亭和解放战士向春恒、黄希平冲向了村子东南守军的地堡群，他们把母堡的门口堵住，迫使里面的十几名敌人投降，然后顺着交通壕继续搜索追击。当他们冲到一个巨大地堡的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在喊：“不许后退！”孙班长断定这就是守军的指挥所，于是塞进去一只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爆炸声响过之后，里面有人哭喊着：“缴枪啦！别打啦！”几十名国民党守军举着双手出来了，其中有九十六团副团长尹洪义和二营长林禄昌。

十一纵官兵攻击李楼之前，已经把交通壕挖到距守军很近的地方，他们不断地喊：“老乡！投降吧！马上就要总攻啦！”李楼里的士兵答：“后面督战队的机枪架着呢，要攻就赶快攻，不然我们想过去都过不去了！”十一纵的攻击准备炮火刚刚延伸，突击队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沿。“赶快跑！八路上来啦！”一部分守军官兵开始往后跑，却被老兵拦住了：“要吃饭的就别跑！”混乱中，十一纵的爆破组在前面连续爆破，根本不理会战壕里惊慌失措的敌人，后面的战斗很快就变成了抓俘虏的追击。国民党守军在空旷的田野上跑得到处都是，十一纵官兵们边追边喊：“别跑啦！赶快过来开饭吧！”

夏庄守军是第七十军一三九师四一六团。叶飞指挥的一纵二师四团二连在西北、四团八连在正北、六团二连在东北、五团五连在东南，不同方向的攻击同时发起。攻击前的重炮轰击令二师官兵十分鼓舞，因为夏庄村里的地面建筑物和六个制高点全被炸塌。接着，一发烟幕弹爆炸了，这是步兵攻击开始的信号。四团二连的爆破班是八班，四个爆破小组直扑三个暗堡，三声爆炸几乎同时响起。副班长李会福抱着一个三十多斤的炸药包，把夏庄西北角的一个大碉堡炸飞了。八班战士计划连续爆破十包炸药，炸到第九包时，冲击的道路已经被打开。六团二连七班的爆破也很成功，爆破手冲上去的时候，国民党守军把枪全扔在战壕里，跑到地堡里躲了起来，七班的爆破手收缴这些枪支后冲着地堡喊：“不出来就炸了！”这时，纵队的延伸炮火已经把守军的退路封锁，突击排在指导员王兴记的带领下冲入夏庄。王指导员身上三处负伤，浑身是血，但手中的驳壳枪仍高高地举着。后续部队相继冲进村，突击排迅速包抄到村庄的后面，把一群正在逃跑的敌人堵了回去。王兴记和排长蔡兆洪、副排长王成任每人带领几名战士守住村口的几条小路，决心不让一名敌人跑出去。四班长韦求和被炮弹炸倒了，脸上全是血，苏醒后他顺着交通壕也爬了上来，守住了一条小路的路口。战斗结束后，当他被抬下战场时，对指导员王兴记说：“我正在争取入党。”

在支援夏庄作战的炮兵连中，名叫坂本贤介的炮兵教官被流弹击中。坂本贤介是日本东京人，儿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曾就读于上海。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不久却被强征入伍。他积极在日军中进行反战宣传，并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场情报，最后被日军当局判处死刑。押送刑场的途中，他被新四军部队救出。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坂本贤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一员，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战役。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娶了一个名叫蒋荷菊的中国姑娘，在浙江义乌生的孩子取名为“义生”。在攻击夏庄战斗开始的时候，他指挥四门火炮抵近前沿，以直接瞄准的方法实施精确射击，夏庄国民党守军的六个制高点全是被他指挥的火炮击毁的。他的阵亡令官兵们十分悲伤，官兵们把他的遗体擦洗干净，为他穿上了一身新军装，运到义乌县隆重地埋葬了。坂本贤介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中国名字和他的生卒纪年：蒋贤礼，１９１３年——１９４９年。

陈官庄战场沉寂多天之后的猛烈炮击令杜聿明猝不及防。

“士无斗志，一击即垮，东西两面许多阵地被解放军突破。”

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负重伤，副军长邓军林即刻升任军长。

在杜聿明的请求下，国民党军空军派来飞机向华东野战军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进行猛烈轰炸和扫射。

但是，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强度未见减弱，邱清泉兵团“南北阵地各部队纷纷告急”。

陈官庄临时机场上空飞来一架小型教练机，飞机给杜聿明送来了迅速突围的命令，同时要接走负伤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飞行员彭拔臣送完命令，看着高吉人被抬进机舱后，正准备起飞，却发现他的驾驶座位被另一位军官占据了。彭拔臣说：“教练机不能多带人，你占了我的位子，谁来开飞机？”那位军官说：“老弟，将就一点，快起飞吧！”彭拔臣说：“这无法将就，请你让开！”于是那位军官自报家门，说他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陆军中将郭一予——“中将还不配坐飞机吗？还不够资格吗？反正我有坐飞机的资格，谁能把我怎么样？要不，大家都不走好了！”这时，飞机外面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家属们开始大吵大闹，有的说要坐大家都可以坐，有的说管他是什么中将把他拉下来。正争吵不休的时候，解放军的炮弹打到机场来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再飞不走交不了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中将的腿上，推动引擎起飞。谁知有个倒霉的‘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挤在飞机的推进器旁边偏没有走开。推进器一转动，他的手臂断了，腰上裹的金条和银元也被打得满天飞舞，推进器也发生故障不动了。解放军的大炮又打过来，一颗炮弹恰好命中飞机左翼，机尾机脚都受了伤，再也飞不动了。那些瞎起哄的人一哄而散，机场上连警戒兵也跑光了。那位瞎耍赖的中将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吉人因为跑不动在飞机上干喊救命。哎，太乱了！太不像话了！”最终滞留在战场上并被俘虏的飞行员彭拔臣，事后一想起那个情景便怒不可遏。

总攻发起当日，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先后攻占夏庄、何庄、窦凹、李楼、魏小窑、郭营、李明庄等十三个村落据点，歼敌近万，其中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瑞生、第五十九军一八?师参谋长何觉哉以下约七千余人。

七日，华东野战军各攻击集团继续向陈官庄纵深阵地突进。

这是杜聿明集团崩溃的前夕。

在包围圈的各个方向上，攻防双方的战斗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的迅猛插入，国民党军的整个防线开始支离破碎。

在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原野上，陈官庄守军据守的每一个小村庄都被炮火夷成平地，在燃烧的树干和飘散着烟灰的瓦砾中，国民党军官兵不知所措。老兵们把军官逼在战壕的角落里，商量着是投降还是继续打下去，新兵们紧张地听着老兵与军官的对话。此时，老乡关系成为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安徽籍士兵跑了很多，湖南籍士兵和湖北籍士兵们正在选一个领头的，以便逃跑的时候有人带着，或投降的时候有人交涉。最后，如果老兵们和军官一致认为投降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让军官去和当面的解放军联络；而如果老兵们和军官决定打下去，他们就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几个头，然后壮着胆子说：“撂倒一个够本，撂倒两个赚老子一个！”

随着攻击向陈官庄核心防御阵地压缩，攻击村落据点的战斗呈现出两种极端的状态。有的村落据点，解放军的攻击刚一开始，国民党守军就举起了白旗，成群的国民党兵排成队从战壕或地堡中走出来，然后就开始要吃的要香烟。解放军官兵对不听招呼的国民党兵大声呵斥着，让他们在规定的地方坐下来；指挥员们忙着请示上级，因为前面村落里的情况连国民党军官兵都说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攻击。而另一些村落据点，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从上午打到下午，就是打不下来，不知道被围已久的国民党军哪来的那么多炮弹，前沿的冲击道路被猛烈的火力严密封锁，派上去的爆破组伤亡严重，发起冲击的连队也伤亡严重。当一种淡黄色的烟幕升起来的时候，冲击中的官兵们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毒气弹是什么，烟幕下官兵全都倒在地上痛苦地滚动着。这一瞬间，战场一片死寂。

七日黄昏，李弥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被突破。

入夜之后，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一纵攻击到距陈官庄不远的河堤附近时，三师多次强攻，仍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河堤拿不下来，就无法进一步割裂邱清泉与李弥两兵团间的联系。三师调整了部署，投入了预备队，经过与守军的反复争夺，终于有一个营突上河堤，占领了一段长约两百米的堤埂。但是，立足未稳，国民党守军便发动了反击，双方在河堤上开始残酷的白刃战。肉搏之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轰炸，然后，淡黄色的烟幕又升起来了。坚持在河堤上的解放军官兵用湿手巾掩着口鼻，战至最后全营只剩下十几名官兵，但这两百米长的堤埂依旧在手。

十一纵的谭连长奉命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摸上去，在当面敌人的后腰部占领一块阵地，以便在主力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谭连长在夜色中找了很久，才发现敌人的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抗日沟”——抗战期间当地军民挖的交通壕——他决定从这里摸上去。谭连长刚进了“抗日沟”，就被国民党守军发现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扑了上来。一排副排长王斌带领二班顶上去，几支汤姆枪猛烈射击，把守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谭连长命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始挖交通壕，冻土很硬，铁锨铮铮作响，官兵们大汗淋漓。谭连长在阻击的二班和挖交通壕的官兵之间来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既然上来了，咱们就不退了！死也死在这里！”

在谭连长的南面，一支突击队已经打到敌人的阵地前，官兵们占据着交通壕的两端，一面阻击守军的反击，一面清扫交通壕里的残敌。两端带头的副班长都对身后的战士们表了决心：“负伤了也要完成任务！”但是，向交通壕里摸索的时候险象环生。副班长黄发礼突然被两个敌人抱住，黄发礼喊：“是自己人！”趁敌人犹豫的一瞬间他开了枪。前面，交通壕里挤着几十个敌人，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军官冲过来把黄发礼的枪抓住了。黄发礼说：“别误会！我是一营三连的！”皮帽子问：“刚才谁打的枪？”黄发礼说：“不知道，可能是后面！”手电筒照了过来，皮帽子看见黄发礼一身国民党军军装，放心了——黄发礼，一个小个子战士，一个多月前他还是黄维兵团里的士兵，在运河附近被俘虏后没几天，他就参加解放军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虽然身上的军装还没来得及换，但是他说“自己的立场早就换了”。趁敌人松懈下来，黄发礼突然一个信号，后面的战友一起冲过来，数支冲锋枪猛烈扫射，交通壕里顿时乱成一片，然后就是寂静，敌人的尸体把交通壕塞满了。“去向连长报告”，黄发礼说，“我们占领了这段交通壕，等天亮了，就让主力从这里冲进去！”

李弥跑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地，第九军也放弃阵地向陈官庄防线跑了过来。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矛盾。杜聿明规定，突围的时候，两个兵团轮流当前锋，先由邱清泉兵团发动攻击，李弥的部队担任掩护；然后，李弥兵团越过邱清泉的部队继续攻击——“更替跃进，突出重围”。

邱清泉在指挥部里把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骂了一顿，说他的三三六团在郭营被歼灭，三三五团在左砦投降，而这两个团的损失影响了整个战局。于一凡抗辩说：“我是一个师，却担负着一个军的防御正面，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谁能维持下去？”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于师长下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你坐飞机回南京去暂时休息一下，我给总统打电报！”于一凡顿时愣住了——谁不想赶快想脱离战场？但是，此时此刻，这一奢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邱清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怎么真实：是不是邱司令官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邱清泉已经没有了平日不可一世的狂妄，他被眼前国民党军“一泻千里的崩溃”弄得惊恐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不断地自言自语道：“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七日晚上，参谋长李汉萍发现邱清泉喝得酩酊大醉，蒙着头睡在床上什么也不闻不问——“我恐怕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他崩溃好了！’”

八日，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没有完全走出战场。身后的炮声似乎减弱了，他问身边的护送他的解放军战士：“炮火已经停止，徐州守军是否已经完蛋？”

“是的”，解放军战士肯定地回答，“杜聿明就快完蛋了。”

西默?托平在一个村庄里与解放军官兵一起享用了一顿猪肉和米饭——“寂静的黑夜似乎都变得鲜活起来，到处都能听到士兵情绪高昂的歌声。每一位共产党战士看来都粗略地了解淮海战役的总战略以及来年夏季将在长江上展开的下一步行动……我凝视着夜色，豁然觉得明智起来。我明白我们错过了作出重大抉择的岔路口，毛泽东走的是他的革命道路，而我的国人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我现在意识到，美国人与共产党人自由交往的时刻已不复存在。在延安，不再会有友好的宴会和气氛和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毛泽东正致力于他的革命事业，任何外国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左右他的方向。”

西默?托平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他遇到了一个“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在解放军的队伍中任职，这期间只见过他妻子和家人一面”的干部。这位干部在西默?托平的笔记本上写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我们愿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战斗到底。”签名是“田武昌”——因为没有写明职务，因此，无论是西默?托平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无从查明这是否是个真实姓名，一个猜测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部队起代号时，通常喜欢借用中国大城市的名字。

心绪复杂的年轻的美国记者已经喜欢上了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官兵。他很愿意让充满好奇心的他们摆弄他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并按照官兵们的请求现场操作了他的那台英文打字机，然后不厌其烦地回答解放军官兵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位年轻的步兵战士问及有关自助餐厅的问题”让西默?托平着实吃惊。无法得知提出这个问题的士兵，他是从哪里得知世界上还有“自助餐厅”这种代表着悠闲富裕生活的东西的，也无法得知这个士兵如何在身处战火之时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最终，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的自信令西默?托平震惊：“等全国解放了，再过二十年，我们也将有自助餐厅！”

八日夜，陈官庄战场上，已经被压缩得非常小的包围圈的四周，到处都是挖战壕的声音，铁锨镐头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把战壕一直挖到国民党军残存部队的眼皮底下。

四连一班副班长杨金堂二十二岁，他身材高大，平时身上总是两支枪。这几天他害了眼病，两眼肿得像两只铃铛。班长让他下去休养，他说不要紧。晚上，任务来了：四连以一个班的兵力，用迅猛的战斗动作抢占距敌二十多米远的一座大坟包，并且坚守住，掩护全营挖战壕。一班争取到了这个任务，杨金堂带着三名战士上去了。刚往前爬出不远，敌人就发觉了，机枪子弹打过来，杨金堂的手被子弹打穿了，脖子上也被子弹擦着直流血。连长爬上来问他行不行，他让连长赶快去指挥挖战壕，不用管这里。敌人很快发起反击，在爆炸的火光中，杨金堂脖子上的血冒着热气。击退敌人的反击后，身边的三名战士都因负伤被抬了下去，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了。月亮渐渐向西倾斜，杨金堂的半个身子已经麻木，脖子上的血结成了冰块。在意识逐渐丧失的时候，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坚持住，他的汤姆森枪依旧在“咯咯”地响着，当面的敌人始终抬不起头来。战壕已经挖到距当面守军仅三十米的地方，那边杨金堂的汤姆森枪突然不响了。连长派人上来一看，昏迷了的杨金堂右手扣在扳机上，左手握着一颗烈性手榴弹。

黄淮大平原上又一个寒冷的黎明来临了。

以陈官庄为中心，在杜聿明集团最后龟缩的几座村落的四周，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要把他们脚下的土地挖个底朝天，无数条战壕向着国民党守军最后的阵地前沿一寸寸地接近。在凛冽的寒风中挖掘了整整一夜的官兵知道，战壕距离敌人的前沿越近越好，那样等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端着汤姆森枪瞬间冲到敌人面前——那个敌人最好就是杜聿明！

勇敢地向前进

淮海大战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从徐州南撤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陈官庄附近地域，至今已经一个月有余。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当炮声再次从陈官庄战场轰然鸣响时，攻守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是这块已经尸横遍野的大平原上的最后一搏。

在狭窄的包围圈四周，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火炮狂吼。东面，李弥兵团已经崩溃，各军官兵疯狂西逃，潮水般涌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御阵地，然后越过那里已经残破的阵地继续向西溃败。邱清泉兵团各部队协同已经混乱，各个村落据点之间被华东野战军穿插分割，兵团部的指挥系统已经失灵。

九日上午，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指挥轰炸，企图为西逃的杜聿明的部队炸开一条通道，但是轰炸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车辆部队大白天向陈庄、刘集地区运动，解放军从而发现了国民党军突围的方向，对于东、南、北各方的攻击更加猛烈。”

杜聿明意识到陈官庄危在旦夕，决定离开这个被困已久的村庄。

与他同行的是邱清泉，两人准备去第五军军部。

第五军军部所在地陈庄，虽距陈官庄不足两里地，但是，需要穿过两个村庄之间的临时飞机场。走出陈官庄后，暴露在旷野中的杜聿明立即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到处是尸体和伤员，临时机场上，用降落伞搭建的各色帐篷大多已经破碎，在寒风和爆炸的热浪中疯狂地舞动着，大地因此显出神经质般的动荡不安。炮弹不停地向临时机场倾泻，尸体的残肢和泥土混合在一起飞溅。没有听见那些伤兵、溃兵和从徐州撤出来的非军事人员的呼喊，只是当杜聿明跌跌撞撞地踩上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之后，脚下才发出呻吟声——旷野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缩在土坑里，身上盖着枯草和泥土。

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团占领青龙集后，该纵二十九师越过青龙集直插陆菜园，八十七团在八十五团一营的配合下，将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包围。十纵与这支国民党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一九四七年四月泰安战役中，十纵会同三纵一部全歼整编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俘虏中将师长杨文?以下官兵共一万五千多人。泰安战役后，国民党军重新组建整编七十二师，整编第十师副师长余锦源出任师长。一九四八年六月睢杞战役中，整编七十二师再次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最后时刻余锦源曾准备投降，因包围他的华野主力转移才免遭被歼。同年八月，整编七十二师被扩编为第七十二军，余锦源升任军长。此时，余锦源指挥部队利用一片老坟地起伏的地形作最后顽抗。在政治喊话无效的情况下，十纵发起了猛烈攻击。地堡相继炸毁，前沿阵地守军立即溃退，余锦源率领军部逃到距陈官庄不远的胡庄。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七团紧追不舍，与兄弟部队一起又将胡庄包围。数十门大炮被推上来，炮兵做好了轰击准备，八十七团官兵再次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不然我们就开炮了！”

第七十二军的副军长谭心急忙召集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和二三三师师长徐华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结果是：派二三三师特务连长杨法治带领两名通信兵打着白旗、拉着电话线到当面解放军的阵地上要求谈判。解放军认为一名连长不够资格，谭心改派二三三师参谋长余勋闳出面。于是，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七团政治委员宫愚公、副团长雷英夫和余勋闳在双方警戒线上开始了谈判。

第七十二军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被余锦源叫到军部。熊顺义发现军部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头，便拉住副军长谭心问个究竟，谭心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杜、邱、李三人现在拿不出主张，他们准备各自逃命，不管部队了。我们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与共军联系，大家不打了，都是中国人，自己拼什么？共军已经答应，只要我们不打，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谭心问熊顺义是否同意，熊顺义立即表示：“事已到此，大势所趋，当然大家跟着走。”

在两军警戒线上，余勋闳再三表示，第七十二军在胡庄还有两个团的兵力，意思是他们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宫愚公政委说，解放军在胡庄四周集中了两个师五个团、三个炮群共六十多门大炮，如果不想投降就打打看。余勋闳赶紧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外宣传不要说第七十二军是投诚的，而要说被歼；二、投诚之后，如果有官兵愿意回家希望准予离开。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

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前方指挥所政治委员宫愚公与七十二军代表余勋闳先生拟定火线协议条件如下：

（一）七十二军立即放下武器，在其放下武器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准许如下之条款：

（１）保证所有放下武器人员生命财产之安全。

（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官兵眷属之安全并予照顾。

（３）保证所有放下武器之官兵不做人格上之侮辱。

（４）在宣传上可以尊重七十二军军长之意见。

（二）七十二军必须遵守下列条款：

（１）保证所有在职人员一律点交清楚。

（２）保证所有武器一律点交清楚齐全并不做任何破坏。

（３）放下武器后，七十二军立即转入指定地点。

（三）以上条款统限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九日晚十时四十分起生效。

十纵八十七团派出一名营教导员跟随余勋闳进入胡庄，走进了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的指挥部。余锦源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八十七团的那位营教导员说：“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炮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余锦源和谭心又提出了四个条件：一、双方必须再假打一个小时；二，武器弹药不好点交；三、先发给余锦源一张通行证，让其离开部队，不跟随士兵一起走，不与解放军高级首长见面；四、将谭心的家眷从镇江接到徐州。四个条件十纵都同意了。余锦源写下了“全军放下武器”的命令。

九日晚至十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残部一万五千名官兵放下武器，全军进入当面解放军的阵地。解放军信守承诺，愿意留下来的欢迎，愿意走的很快被释放，释放证明上注明的是“参加战场起义”。

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还是趁乱逃跑了。他经徐州、郑州跑到武汉，参加了孙元良重新组建的第十六兵团，还当他的一二二师师长。一九四九年年底，当他再次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在四川率部起义。

第七十二军投诚之后，十纵立即进入胡庄阵地，陈官庄已在眼前。

在胡庄的西南方向，第七十四军军部已经乱成一团，军长邱维达给侧翼的第七十二军打电话，发现电话线断了，派作战科长前去联络，这才知道第七十二军正在与解放军商谈缴枪的条件。邱维达顿时有些惊慌，命令特务连向胡庄方向警戒。接着，邱清泉打来电话说：“李弥兵团已垮了，共军已经突到投掷场附近，请你注意，我以后不能统一指挥了，请你自行决定。”——这是邱维达与邱清泉的最后一次通话。情况肯定是万分不妙了，邱维达立即召集军官会议，决定销毁一切文件和笨重的行李器材，五十七师坚守阵地，掩护五十一、五十八师转移。同时规定，如果突围出去的话，部队一律到安徽阜阳集合。命令下达之后，参谋长江崇林跟随五十八师、军长邱维达跟随五十一师开始向西突围。没走多远，他们便受到猛烈的阻击，五十一师虽一度突破阻击线，但接着两侧同时受到夹击，师长王梦庚死于乱枪之中。跟进的五十八师因被分割而陷入困境。邱维达在卫兵的保护下开始在混乱的战场上盲目奔逃。

李弥给第八军军长周开成的命令是：“各军军长带一个最好的团，到西面的张庙堂附近准备突围，其余的部队指定一个师长负责指挥。”周开成立即带领部队向西运动，但刚一动就受到炮火拦截。侧翼的第一一五军军长司元恺说他支持不住了，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说他的阵地已被突破，因为南面第七十二军那边已经敞开了口子，第八军现在等于腹背受敌。不一会儿，四十二师师长伍子敬在电话里报告说，他们那边情况危险。周开成当即表示派运输团前去增援，但是伍师长竟然说“不要来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周开成不知道，四十二师已经投降。

接受国民党军第八军四十二师投降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四团。这个团插入敌人纵深阵地后，正准备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发现前面的阵地上有人晃动白旗。一个名叫杜德政的副官径直走进三十四团二营营部，呈上一份由四十二师师长伍子敬、参谋长盛钟泰、政工处长刘智亭和几名团长集体签名的请降书。四纵三十四团团长秦镜答复：令参谋长盛钟泰二十分钟内前来投降。盛钟泰原是李弥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被炮弹炸伤，他被调到这个师任参谋长，协助新上任的师长伍子敬指挥作战，伍子敬原是这个师一二六团团长。盛钟泰并不熟悉部队，在前沿阵地上，看见解放军送过来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目前，四十二师仅伤员就有上千人，军心涣散，无力再战，于是他提出投降。军官中，除新上任的一二六团团长李心恺主张拼死突围外，其余的一致赞成举白旗。于是，大家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盛钟泰把自己的白手绢系在一根木棍上，派人举到阵地前沿去，好让当面的解放军看见。听说解放军叫他亲自去投降，他毫不迟疑地立即去了。双方各自提出条件之后，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四十二师都可以接受，官兵的性命马上就可以保全了。

四纵三十四团命令二营在其阵地敞开一个口子，让投降的四十二师走过来。

接受敌人整师的投降，在三十四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团长秦镜说：“伍子敬，中等身材，长相不错，面带愧色，向我交出了他佩戴的手枪。”

四十二师投降后，第八军军部的指挥完全失灵，周开成带领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视察官龚厚斋、参谋长袁剑飞、副参谋长田兴翔和副官、参谋们向西奔逃，打算去陈官庄附近找李弥。一行人好不容易冲过炮火拦截地带，突然发现前面又出现了拦截部队，迎面一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着他们。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是第一一五军一八?师的防御阵地，于是，卫士排长郑一峰喊：“军长在这里，不要打枪！”——实际上，周开成闯入了正准备向陈官庄发动攻击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五连的阵地。

周开成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起了陈毅曾经写来的劝降信，于是派卫士排长郑一峰前去找解放军接洽投降。“过了一会儿，郑一峰带来一些解放军，其中一位是伍排长。我将手中的三寸白朗宁手枪交给伍排长，并说：‘向你们投降。’同时叫卫士排将四五口径的冲锋枪放下，交给解放军，其余的人也放下了武器。伍排长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但是，同样是当事人的第八军参谋长袁剑飞回忆说，由于误认为前面出现的是第一一五军，于是派卫士排长郑一峰前去联系，郑一峰过去不久就向他们招手示意，一行人中除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看出不对劲跑了之外，其余的人毫无戒备地走了过去，走到跟前“都愣住了，原来不是什么友军，而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九师政治委员李曼村讲述的情景与袁剑飞的讲述基本吻合：“周开成以为是友军阵地，先派一名卫士排长前来联系。这个排长刚进我阵地，便当了俘虏。在我的命令下，敌排长回头向周开成等人招手，周开成在随从簇拥下走来，一到阵地，敌排长介绍：‘这是我们军长。’我们风趣地回答：‘军长来了，欢迎，欢迎！’这样，我们又抓了一个军长。”

黄昏时，杜聿明和邱清泉到达第五军军部所在地陈庄。

第五军官兵也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来自四面的炮弹目标准确地落在村庄里，爆炸的火光中到处是躲避炮火的混乱人影。由于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第二次飞往南京后再没回来，司令部人员和警卫部队由副参谋长文强带领，从陈官庄跑出来聚集在陈庄西面的旷野里。文强找到一个地窖躲了进去，并在那里开设了临时指挥所。地窖的四周，所有能开动的坦克和装甲车挤在一起，马达轰鸣着，盲目地到处乱撞，车灯不分白天黑夜地闪来闪去，没人知道这是因为胆大还是因为胆小。

第五军是杜聿明于一九三八年以二??师为骨干创建的，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一九四五年邱清泉任军长后，全军在昆明接受了美军的训练，装备也是国民党军中最好的，除大口径榴弹炮和其他各种口径的火炮之外，还特别编有骑兵、工兵、汽车、战车等部队，各师都配备有喷火器连。此时，第五军下辖四十五、四十六师和二??师，每个师兵力约一万人。第五军现任军长熊笑三，是杜聿明、邱清泉一手培植起来的，尤其是邱清泉信任有加的心腹将领，这也是他俩在最后时刻跑到这里来的原因。

但是，杜聿明和邱清泉刚刚进入陈庄，华东野战军的炮火就延伸到了这里，熊笑三当着杜聿明和邱清泉的面开始发牢骚：“打了四十天，陈庄从来没有落炮弹，兵团部刚来，炮弹就跟来了，这就是因为人来得太多暴露了目标的关系！”——熊笑三心情恶劣，因为他的第五军已经四分五裂。

上午的时候，熊军长坐镇最精锐的二??师师部，指挥四十五、四十六师在毒气弹的掩护下突围，向二??师的防御阵地靠拢。但是，飞机的轰炸根本不像空军吹嘘的那样能炸出一条突围之路。直到下午十四时，两个师的靠拢没有任何进展，怒火万丈的熊笑三在电话里向四十五、四十六师喊：“别来了！别来了！飞机扔下的毒气弹没一个爆炸！”

四十六师很快没了消息。

四十五师报告说他们受到猛烈攻击，已经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和一三四团的一个营退守陈官庄附近的刘庄，立即遭到华东野战军几个纵队的同时围攻。华东野战军官兵知道，只要把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五军打掉，整个淮海战役就算胜利结束了，因此战斗积极性空前高涨。爆破组长王恩尧在战斗动员时，专门强调了打第五军的意义，然后说：“我第一个去爆破，无论我负伤了还是光荣了，你们接着干，一定要把突击道路打开！”斜阳的光芒十分耀眼，王恩尧在机枪的掩护下，抱着炸药包冲过百米开阔地，顺利地炸掉第一座碉堡，身后的一连二班一声呐喊，直接冲进敌人的前沿工事。国民党守军开始反击，二班战士韩进贤冲在最前面：“不要怕！立功的时候到了！”他和副班长赵兴才的双手已被燃烧弹烧坏，催泪弹的烟幕令全班战士都睁不开眼睛，他们寻着敌人枪声的方向继续冲击。从右边攻击的二排在过开阔地时伤亡严重。五班副班长郁国才拼死上前，炸掉了当面敌人的一个暗堡。硝烟散尽之后，他从敌人的死尸中抓起一挺加拿大机枪，高声喊：“都别动！不然打死你们！”趁守军不知所措的时候，二排后续部队冲了上来。国民党守军开始向后跑，纵队的山炮连及时封锁了守军的退路，兄弟部队也从侧面冲上来。在太阳刚刚沉没到大平原尽头的时候，退守刘庄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全部被歼。

与此同时，一纵在与四纵、十一纵打通联系之后，三师对国民党军四十五师师部和剩余部队据守的丁枣园发动了攻击。此时的三师伤亡很大，但官兵们知道当面的敌人更困难。在丁枣园阵地前沿，到处是被打坏的大炮、战车和敌人的尸体。八团首先冲过前沿，打到丁枣园东南角的集群地堡前，并顶住了守军的猛烈反扑，七团也占领了村东面的出击阵地。突然，受到包围的丁枣园守军沉寂下来。过了一会儿，七团阵地前面出现一个人影，那个人喊：“不要打枪！我是新闻室主任，是奉四十五师师长的命令来谈判的！”一营教导员董明儒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团政治委员徐放，徐放一面向师里报告，一面与团长黄河清上了前沿。前沿那边又传来喊声：“我们师长请你们派个代表过来谈谈！”这时，三师指挥部的指示到了，同意七团前去谈判，命令九团迅速插到丁枣园以西，八团插到东南和西南两面，将包围圈进一步收紧，加大对国民党军守军的压力。

七团派出的代表是宣传股长金乃坚。金乃坚走进国民党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团部，团长姜铁志和他握了手，说：“劳您的驾来跑一趟。”一三三团各营营长挤满了狭窄的隐蔽部，金乃坚掏出“飞马”牌香烟，营长们都伸出了手，烟雾缭绕中气氛似乎有所缓和。金乃坚简要地介绍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况，然后说：“你们已经穷途末路，没有救兵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负伤的我们负责治疗。”姜铁志要求享受起义待遇，金乃坚断然予以拒绝。此时，在丁枣园村四周，响起了声势浩大的喊话声，参加喊话的有刚刚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官兵根本没等上级的命令就成班成排地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放下武器，接过干粮，边吃边喊：“弟兄们！别当冤鬼了！”七团见金乃坚久不回来，正要重新部署攻击，金股长安全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四十五师的电话兵。电话接通之后，那个新闻室主任再次确认他们提出的条件都得到了同意。不一会儿，丁枣园村前沿阵地上出现了一队人，走在前面的是国民党军四十五师师长崔贤文。

来到七团团部，崔贤文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指北针、望远镜和子弹交了出来，然后被带到三师指挥部。三师政治委员邱相田回忆道：“我抬头看看这个大个子，帽耳朵耷拉在脸上，棉大衣紧紧裹住身体，尽管他还想装得神气些，但是，二十几天的围困，几昼夜的沉重打击，浑身狼狈不堪的痕迹却怎么也掩饰不了。他们面向坟堆站立着，一时没有话说。”

邱相田要求崔贤文下令全师放下武器。

崔贤文说，我们的失败是败在战略上而不是战术上，第五军还是能打的，并且再次提出要享受“起义”待遇。

三师师长陈挺厉声喝道：“只有无条件放下武器，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崔贤文愣了一下，忙说：“我们部队过来之后，请长官们饶恕一点。”

丁枣园通往朱小庄的土路上，四十五师师部和最后残余部队约八千人争先恐后地向解放军阵地走来。国民党军官兵把武器放在指定地点后，跟在解放军干部的身后往邻近的一个村庄走，一眼望去村庄里已是炊烟升腾，估计馒头已经出锅了。

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只剩下二??师了。

在陈庄第五军军部里，所有的人，包括邱清泉在内，不断地催促杜聿明尽快下达全面突围的命令：“趁早突围总可突出去，还可再干。如果迟疑不决，那就整个完蛋。”但是，杜聿明始终不表态。

因飞机损坏没走成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胸部伤势严重恶化，在混乱中他也被军医和心腹军官们抬到了陈庄。第五军副军长郭吉谦去掩蔽部看望他时，高吉人表情绝望，话语吃力：“杜先生、邱先生他们突围，我的伤这么重，怎么办呢？给我出个主意吧。”郭吉谦说：“你的伤这么重，如果跟着一块儿突围，甭说别的，沿途颠动也把你颠动坏了。依我看，不如留在此地不动，共军来了，见你的伤这么重，会原谅你的。”高吉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听你的话，我就不走了。”——“后来杜聿明、邱清泉等人突围时，高吉人被解放军送到后方医院医治，重伤治好了，可是他又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

第五军军部人心惶惶，只有军长熊笑三变得诡秘起来。他先跑出隐蔽部，接着，隐蔽部四周机枪、大炮、手榴弹声大作，然后他跑回来对杜聿明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说话间，他把一条白布条抓在了手里。杜聿明听了一下，那些声音都是从一面响起来的，知道这是熊笑三在逼迫自己下达逃亡的命令，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笑三出去一下回来之后，那些声音果然停止了。黄昏，熊笑三又对邱清泉说：“如果个人单独行动，就有办法出去。”邱清泉问：“你有什么办法出去？”熊军长还是那句话：“只要让我个人行动，准能出去就是了。”

李弥终于出现在陈庄。

他来向杜聿明“请示机宜”，杜聿明却没有任何机宜可示。

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坐在掩蔽部里“默然相对”。

时间已是一月十日凌晨，是突围、逃跑，还是投降，杜聿明必须作出抉择。

从枪炮声判断，解放军已经攻到了第五军军部附近。

杜聿明终于放弃天亮之后与空军配合突围的原定计划，决定即刻分头突围。李弥、邱清泉和熊笑三表示要和杜聿明一起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分头通知他们自找出路！”于是，邱清泉忙着给还能联系上的各部队打电话，已经没有部队可以指挥的李弥坐在那里不说话。杜聿明催促他必须与部队取得联系，李弥离开了。邱清泉的参谋长李汉萍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的分手了，他将李弥送出了隐蔽部——“阵地周围的炮火，映得漫天通红，滚滚浓烟，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如无数道流星在阵地上空飞来飞去。”李弥请李汉萍留步，然后他万分伤感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

李弥的身影消失在纷乱的枪炮声中。

李汉萍知道从徐州出来的几十万人马就要覆灭了。

在第五军军部里，杜聿明和邱清泉突然发现，就在他们布置突围的时候，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不见了。熊笑三说过“如果个人单独行动，就有办法出去”，到底是什么办法？他是如何在混乱的战场上独自一人跑出去的？没人知道。后来人们知道的是，他一跑就跑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台湾岛上去了。

杜聿明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经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电报发出后，隐蔽部里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邱清泉说：“现在陈庄三面已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出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全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于是，大家动身走出陈庄隐蔽部：走在最前面的是杜聿明，随后跟着邱清泉、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和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黑暗中，“四人鱼贯地右手搭在前一人的左肩上，由二??师工兵营长作向导”，向陈庄西南方向邱清泉说的那个缺口突围。

尽管四个人如同游戏般互相搭着肩膀走出了隐蔽部，但是，刚出隐蔽部这个小小的队伍就在爆炸的火光中瞬间解体了。

杜聿明在十几名卫兵的簇拥下向正西仓皇而去。

李汉萍跑出陈庄后辨不清方向，天大亮后被解放军俘虏。

杜聿明的黄埔同学谭辅烈消失在混乱中，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以及后来的命运。

邱清泉突出陈庄后，“时而跑到东，时而跑到西，不停地高声大叫‘共产党来了’。”天色渐渐明朗，邱清泉发现他仍在陈庄以北的张庙堂附近，难道整整一夜一直在原地转圈？邱清泉最终没能突出重围。但是，也没有确切史料记载他是如何死亡的，极有可能的推测是死于炮击或流弹。邱清泉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是：张庙堂村西南四百米处的旷野中。

杜聿明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率领机关人员冒死到达陈庄第五军军部时，发现杜聿明等人已经跑了。杜聿明的机要秘书冯如石把重要书信、电报底稿、蒋介石的来电等文件在火光的照明下撕成碎片，然后扔在风中。机关人员看到如此情景只好各自逃跑。文强率领几名卫兵在拂晓时分跑不动了，他们坐在一块沙地上，当一群解放军官兵朝他们冲过来时，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投降了。

十日黄昏，在庄西场园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突然冲出巨大的俘虏群往南跑。被解放军战士抓回来后，他用浓重的湖南话解释说，他被炮弹震晕了，总觉得面前有人拿着手枪要枪毙他——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想逃到附近的第十二军去，跑到大王庄附近的时候，他带着的队伍已经全乱了，一会儿往西跑，一会儿往东跑，军部和师部都已跑散，黑暗中他发现身边的卫兵一个都不见了。往西跑的溃兵挤在一起，只要前面枪声一响，拥挤的队伍就四处跑散。邱维达实在跑不动了，解放军冲到他面前时，他“举起手来当了俘虏”。

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吴家钰，第九军军长黄淑、副军长李荩宣、参谋长顾隆筠此刻都躲在第二兵团第五军二??师师部里。第十三兵团在陈官庄东面被击溃后，黄淑奉李弥的命令收容第八军、第九军和第一一五军残部，这些残余部队躲在二??师的后面，正拼命地挖掩体以躲避到处飞溅的弹片。黄淑派出一个工兵营去陈庄方向接李弥，准备一起突围，但工兵营一去不复返，李弥也没有任何消息。九日午夜，二??师师长周朗接到第五军副军长郭吉谦的一封信，信中说：“杜主任、邱司令官、军长（熊笑三）先走了，要我通知你各奔前程，目标安庆，前途珍重。”信封里还夹着五百元金圆券。周朗把信给黄淑看了，黄军长认为，兵团司令官李弥未到，如果自己这样跑了，“丧失军人气节”。于是，周朗“独自离开了掩蔽部”。拂晓时分，二??师已经完全溃散，师部四周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和解放军官兵的喊杀声，黄淑这才通知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三师师长周藩和二五三师师长王青云已各自突围。于是，他自己也跑出了二??师师部。枪弹乱飞，杀声震天，黄淑感到已无处可逃，他找到一个残破的隐蔽部蹲下来，一直蹲到解放军官兵出现在他面前，那时是一月十日早晨七时。

最后，防守陈官庄的第七十军抵挡不住华东野战军的猛烈攻击，决定放弃阵地逃亡。高吉人负伤后，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升任第七十军军长，他命令参谋长魏珍通知九十六师和工兵团速到陈官庄东面的空地上集合，并通知三十二师师长龚时英自行选择突围方向，至于一三九师因已无法联系索性由他们去吧。九十六师和工兵团集合完毕后，邓军林、魏珍以及其他指挥部人员在特务营的保护下，跟随刘志道师长率领的师直属队和二八六团一起向西跑。刚出陈官庄，就发现人喊马嘶，枪声四起，流弹风一样从头顶或身边掠过。魏参谋长建议投降，其余的人不吭声，邓军林十分恼怒：“你们怕死！要投降你们去，我不阻拦，我不投降！”于是，只好继续往西跑。跑着跑着，前面的路被汽车和乱兵堵塞无法通行，后面解放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部队一下子溃散了。九十六师特务连冲出一条血路，掩护邓军林带着几十名卫兵冲了过去。但是，又一道封锁线横在了眼前。邓军林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盯上他们的是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战士陆尤富和李振亚看准了一名很胖的军官猛追，那个军官先扔下了一支汤姆森枪，接着又扔下了一支左轮手枪，陆尤富没捡枪还是追。胖军官最后跑不动了，喊：“我没枪啦！我没枪啦！我是个上士，优待啊！优待啊！”陆尤富把这个胖军官交给李振亚，继续去追其他的俘虏。胖军官掏出一个小布包对李振亚说：“这是金戒指，你要吗？”李振亚摇摇头。胖军官一会儿说自己是上士，一会儿说自己是特务长，还不断地在俘虏群中打听谁是广东老乡。负责审查俘虏的副指导员李德从他的皮夹子里找到一张名片，李德大声地念起来：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兼第一快速纵队司令邓军林。胖军官说：“这就是我。”

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从四面围攻陈官庄的动作猛烈而坚决，冲在最前面的是十纵八十三团。这个团的二营和三营在团政治委员孙乐洵和副团长孙成才的率领下，午夜时分冲到陈官庄外围敌人用大卡车和坦克组成的环形围墙前。他们从一名国民党军军官口中得知杜聿明要逃跑，立即向纵队请示允许他们发动攻击。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命令是：不顾孤军深入，不顾伤亡，坚决冲进去！两个营的攻击突然开始，不少国民党军官兵为躲避炮弹和寒风还躺在大卡车和坦克的下面，二营长曹文章奉命指挥四连攻东门，五连攻东南面的小高地，六连攻东北角，三营长朱福修奉命率七连攻击正北的汽车坦克围墙。战斗在夜色中进行，二营六连和三营七连的攻击受到敌人的猛烈抵抗，朱福修指挥七连成功地炸毁一座暗堡之后，终于突破钢铁的围墙，后续部队冲进陈官庄。朱福修营长想找个地方当他的营指挥所，七连副连长皮俊生说，前面有个地下室挺合适。朱营长带人举着蜡烛走了进去，微弱的烛光下，眼前的情景令官兵们十分惊讶：大约十五平方米的长方形地下室，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中间的一张长方形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饼干、牛肉干和大饼等物品，一条黄绿色的皮马裤旁边，有一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伞包，上写着“杜聿明亲收”的字样，角落里遗落着一只印章盒，扁形皮面，四边镀铬，里面有一枚长方形的石质印章，上面的篆文是“杜聿明”三个字。

朱福修营长喊：“快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把杜聿明捉到！”

十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卫生处驻地，一位老乡在村头发现田里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这些人见到有人来了都趴了下去，其中的一个人走过来，问村子里有没有军队。老乡说，这方圆百十里都住着解放军。于是，那人把一枚金戒指塞到老乡手里，嘱咐老乡不要告诉别人看见了他们。老乡拿着金戒指很快报告了十一师卫生处，卫生处通信员樊正国立即和小崔前去查看，那十几个人还在田野里。

小樊跳上一个坟包，发问：“哪一部分的？”

“你是哪一部分的？”他们反问。

“我们是十一师，你们哪一部分？”

“我们是十一师送俘虏下来的。”

小樊机警地端起枪来，喝令：“不许动！你们说说十一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刚从后方来的，不知道师长叫什么。”

小樊立刻命令他们：“举起手来！向前走三十步！”同时嚷着吩咐小崔：“通知二排上去从侧面警戒！”

这十几个蒋军带着的都是汤姆枪、卡宾枪和快慢枪，然而他们摸不到究竟，就在我们两个小通信员面前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查问的结果，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军服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八九个是当兵的，都穿着和普通士兵不一样的美式军装。

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负责后方勤务指挥的陈茂辉主任审查了这几个俘虏。陈主任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一盒美国香烟，埋头抽起来。

“你是哪一个单位的？”我开始问他。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姓什么？”

“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说：“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吧！”

想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就难倒了他。他到口袋里掏笔，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着一只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掏出来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呀”，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我说：“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官小官，一律优待，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好半天，他一声不吭。

我又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他一听见黄维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

“军需处长”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对自称是《徐州日报》记者的副官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然后，将“军需处长”和自称是汽车司机的兵单独带走了。杜聿明后来回忆，他们被带到第十三兵团的俘虏群，见到那里面有许多部下，他“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觉得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感到解放军已怀疑他了——“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得很严。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国印（杜聿明的司机）见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二天，陈茂辉主任又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军需处长”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华东野战军四纵将敌“军需处长”押送到野战军总部的时候，得到收条一张：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容国民党军重要战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周恩来总理托人前往美国祝贺，并带去了杜聿明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两年后的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通知书下达，五十五岁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将四个儿女分别舍在台湾和海外，只身离开美国回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协和医院，女儿杜致礼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她抱住病床上的父亲时，已经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热泪长流。七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李弥是个谜。

从陈庄第五军军部出来之后，李弥凭借指北针找到了第九军三师师部。他给还坚守在周楼村阵地上九团团长甫青云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守得住”，甫团长说可以，于是李弥决定去九团，“免得被乱枪打死”。跑到九团团部后，李弥对三师师长周藩说：“南京老头子他们正在想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说：“没吃没喝，怎么能守得住？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凌晨时分，周楼阵地遭到猛攻，解放军官兵冲进来三十多人，但在守军的抵抗下全部阵亡在阵地前沿。李弥说：“很好，就这样守！”但是，华东野战军对周楼村的炮击开始了，炮兵营长被炸掉一只手，村后阵地上的几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决定投降。李弥同意“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以便“拖到天黑，我们就溜掉”。条子送出去之后，十日中午时分，被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俘虏的第九军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让他的副官带进来一封劝降信。李弥看了信之后，让那个副官先回去，但那个副官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又带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要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点收，否则就要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

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吧！”他同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报到。第九团代团长甫青云是他的小同乡，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我故意说：“那就叫甫青云出去报到吧！”甫青云听说叫他去报到，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说：“好吧，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李弥说：“还太早，现在才三点钟，再等一会才好。”我说：“好吧！”他叫甫青云给他找士兵的棉大衣和胶鞋，而且说要负过伤的大衣更好。我知道他是要化装伤兵混出去，到黑夜逃跑。不久，大衣和胶鞋都拿来了，他和两个副司令官及团长都化了装，把脱下来的皮鞋拿出去给士兵穿。接着第九军的参谋长顾隆筠也来催降，他一到门口，见我就说：“你快去吧，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不要顾虑，没有什么关系。”进门后，他对李弥说：“啊，司令官也在这里。”同时向他一鞠躬。李弥说：“是呀，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他连连点头。李弥又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去把，如果我能出去，我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放心吧！”他还哀求顾隆筠和跟我同去报到的参谋长张炳琪、军部军需主任周济等不要揭露他，让他逃出去。顾隆筠只报以同声相哭。约十六时，我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向司令官、副司令官各行一鞠躬告别，并说：“再见！”

周藩带领国民党军第九军三师残部投降的同时，已经化装成伤兵的李弥因被俘混杂在一个俘虏群里。这个俘虏群由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负责押送——“为了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我们抽不出更多的部队和时间押送清理俘虏，只派了纵队警卫营的一个连将两千名俘虏押送到临沂野战军政治部收容所。途中跑了几十个人，后经查明，逃跑的人中，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是化装逃跑的。”李弥一路逃亡，先到徐州，再到济南，又经青岛南下。蒋介石召见了他，让他担任重新组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重新组建的第八军军长。几个月后，他率部在中国的西南一角抵抗，最后逃入缅甸境内。一九七三年他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一岁。

李弥得以逃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战场的混乱。

《大众日报》记者目睹了淮海战役临近尾声时的战场：

十日拂晓，记者由鲁楼进入这最后全歼十余万蒋匪的大战场，十数路漫长的俘虏行列已在晨雾中押下来，行列的先头已隐没在五六里外的村落里，后尾却还在战场的中心集合地未动，零散的敌官兵又不时从各个角落奔出来自动加入到行列中，有数路俘虏队伍并没有解放军看押，他们也自动地朝着大队俘虏的方向走，并不时地问走过的解放军同志：“官长，到俘虏营走哪条路？”……记者跨过鲁楼河向陈官庄走去，四野没有一棵麦苗，也没有树木。在庄东的临时飞机场上还停放着一架被击毁的小型飞机，同时上空三架蒋匪运输机仍在投掷着弹药和大米。匪二兵团驻地陈官庄和匪五军驻地陈庄周围排列着数不清的各式车辆：十轮卡、大小吉普、水陆两用汽车、水陆两用战车、坦克、装甲车、救护车、炮车……一眼望不到边际。有的汽车和装甲车被用作了隐蔽部的顶盖和卧室。许多载满胜利品的车辆正由解放军战士指挥着驶出战场。野地上也堆满了一片弹药武器，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这个中心区奔来，每个人都背着好几支枪……战场上遍地都是马皮牛皮和骨骼，饥饿不堪的敌军俘虏和伤兵在汽车上找到大米，用茶缸、洋铁罐、洗脸盆各式工具就地煮起饭来。有的饭未烧熟，伤兵们拥上来抓了就吃……

冒着浓烟的巨大战场上，零星战斗依旧在个别村落附近进行着，顽抗的国民党守军与围歼他们的华东野战军官兵依旧在血拼，受伤和死亡还在发生。更多的官兵和支援他们作战的百姓则忙着抢运缴获的物资和收拢大量的俘虏，由于绝大部分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都称自己是“军需官”，于是来不及仔细甄别，统统集合在一起尽快押离战场。而最重要的工作，是必须抢运所有的解放军伤员，军民们一起在战场上奔跑着，呼喊着，他们不想让已经负伤的官兵再出现意外，因为所有的官兵都知道激战之后的胜利已经到来。

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依旧在轰炸和扫射，这种轰炸和扫射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分敌我的疯狂屠杀。子弹从一架俯冲扫射的敌机上下雨一样落下，她扑在了正在抢运的解放军伤员身上。

“喜儿”死了。

文工团员陈洁，多才多艺，勇敢热情，青春如火，笑脸如花，她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被弹片撕碎的那一刻，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下午。

雪野晴空，硝烟正在逐渐散去。

该日，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十个军二十五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一个师，孙良诚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和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约六十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成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淮海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政权根基。

文工团员陈洁被鲜血浸透的棉军衣口袋里，有一本用花布装饰封面的歌本，歌本里面有她刚刚写的一首歌词：

烈火般的战斗，

似我们的青春。

我们高声歌唱，

勇敢地向前进！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有八万八千八百一十八名官兵负伤，两万五千九百五十四名官兵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