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欧根亲王舰r: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5:33:17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文/曹斌锋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2年在位)出身于鲜卑拓跋部，继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之后，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作为明元帝拓跋嗣之子，他十六岁即位，年少气盛，“锐志武功”。起初他对佛教也很敬重，常引高僧论法。后来，道士寇谦之（后被民间称为寇天师）来到洛阳，大力宣扬道教“清静无为，入道成仙”的道理，深得太五帝信任；加之他手下重臣崔浩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他二人不遗余力的诋毁佛教，于是太武帝转而信奉道教。太武帝为充实兵源，接受二人建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开始，北魏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指责佛教“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养沙门。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出兵经过长安，在一寺院中发现兵器、造酒器具、财物和窟藏妇女，于是北魏太武帝大怒，下诏大规模灭佛，诛杀沙门，焚烧寺院经像。后来虽由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缓宣诏书，使很多沙门僧侣闻讯远逃，一部分经像得到隐藏，但在北魏政权所辖境内还是发生了大量僧尼被杀，寺院佛经毁灭殆尽的情况，尤其是境内的寺塔被尽毁无遗。
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
太武帝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曾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他一开始并不讨厌和排斥佛教，相反当时他还个信佛者，后来由于他的近臣出现了一个官至司徒的崔浩，才慢慢使他从信佛走向灭佛道路。崔浩信道教，师从修炼有成的道士寇谦之，崔浩请来师父来后，就利用太武帝有一统北方中原的理想，以寇谦之携带来的《录图真经》为据，说其师是来辅助统一北方的太平真君，从此慢慢其师徒就得到太武帝的信任和宠幸。公元426年，太武帝起兵攻打北方大夏国，召见寇问凶吉，寇言：太武帝必能兵定九州，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大喜起兵，并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此期间寇、崔二人随驾征战，并占卦问卜为太武帝出谋献策，也确实对太武帝很有帮助，从此太武帝对寇、崔二人和道教越来越崇敬，并自号太平真君，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
崔浩此时野心膨胀，为独尊道教，怂恿太武帝灭佛，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太武帝开始禁佛，二年后又下诏书毁佛像、寺院、经书，对僧人不论大小一律坑杀。为此，寇谦之对徒儿崔浩的疯狂行为也大为震惊，毕竟他还是有道行之人，知道因果报应，并警告崔浩说，你这样毁佛必减寿命，受到刑杀而同样毁灭！然后与崔分道扬镳。果然，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被太武帝诛杀，太平真君十三年（公元452年）太武帝死，同年文成帝上台，马上恢复了佛教。
从表面看，太武帝灭佛是由于崔浩扇风点火，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佛门出现了败类，门风堕落，才导致佛门劫难！太武帝开始禁佛时，并没有毁佛、毁寺、烧经、坑僧。但二年后，有一次他带兵征战，来到长安休整，发现随从们都与寺院的僧人吃肉喝酒，太武帝觉得不妥，马上派兵检查，不但发现寺院内有大量兵器和贮酒，而且有酿酒用具、藏匿有官员达贵的财物，甚至设有与贵室女人私行淫乱的密室！这才使太武帝暴怒，下达失去理智的灭佛诏书！如是因就如是果，当时寺院如此荒唐淫乱，才造下佛门浩劫的果呀！如果崔浩是魔界下来灭佛的魔，那也要通过佛门自身的腐败才会招此浩劫！太上感应篇第一句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这正是此道理，这应该引起我们末法时代同修的借鉴呀
二、北周武帝灭佛
西魏恭帝三年(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鲜卑族大将军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他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礼》来改革官制，并经常召集群臣研究何探讨富国强兵之道。
据史籍《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在北周辖境内急速发展，北方僧尼达二百万人，佛寺多达三万余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待遇，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因此，他首先是削减僧尼和寺院，此后多次召集名儒、众僧、道士讨论三教优劣，规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第三。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命僧人、道十辩沧二教的优劣，不久便即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不同：一是佛、道二教皆被禁止；二是虽毁坏寺院，焚毁经像，但并不屠杀沙门，而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三是设立“通道观”，提倡“会通三教”，但强调以儒家为正统。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率大军灭了北齐政权，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于是，约有三百万僧人被迫还俗，境内八州四万余所寺庙全部改作宅第，所有佛迹统统焚毁，财产由官府没收。不过在此期间，有很多僧人隐匿于民间暗中奉佛，或逃到南方去了。这一次，中国北方的佛教几乎灭迹。
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事件
公元556年，两魏时代由于西魏的实权人物宇文觉接受了魏恭帝禅让，建立北周政权。公元565年，武帝宇文邕上台，开始他也是崇佛的，但相对而言他更崇儒。天和二年，由于还俗的僧人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大爆当时全国各地寺院的丑闻，渲染僧侣滋事生非，从此给武帝埋下灭佛的种子。为了崇儒，他在皇宫八次召集百官、僧道、儒生进行三教辩论会，目的是要把儒教推到最高地位。在第六次辩论中，他亲自登座评定三教位置，儒教为先，道教为次，最后为佛教。到了最后一次辩论（公元573年），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对论，外道当然不是佛法的对手，张宾言屈词穷，难以应对，不禁汗流满面，武帝却以皇帝之尊，出面斥责佛教不是，智炫嗔心大起，当场顶撞武帝，据理力争，武帝恼羞成怒，第二天便发下禁佛令，公元577年又大规模毁佛。从此佛门又经历了一次法难。
史学家认为，北周武帝灭佛是因为当时他正准备进攻北齐，需要大量军人，禁佛毁佛既可以把寺院财产充公，又可以征用数以百万计的还俗僧侣当兵，所以有此政治目的。对此我是不以为然，这不免太过于政治化了。其实，究其原因，也是当时辩僧们种下的恶果。在第五次辩论时，有一个叫甄鸾的辩僧上书了三卷《笑道论》，言词偏激，大有辱骂中伤道家之语，已犯了佛家恶口之戒，佛在《法句经》中说“击人得击，行怨得怨，骂人得骂，施怒得怒。”作为僧人更应“常守慎言，以护嗔恚”（法句经）。此辩僧却种下又一灭佛恶因。结果本身就对佛教没有好感的武帝当场训斥辩僧，焚烧《笑道论》。第六次武帝已亲定三教次位，此时作为出家僧人，应该如宣化上人所说一样：不争、不贪、不攀缘，修忍辱波罗蜜，可是辩僧智炫在第八次时，明知佛法已被排斥，还起嗔怪争胜之心，当场顶撞武帝，结果武帝大怒，原来积怨一下子爆发了，为此才有灭佛浩劫。佛说：“忿怒不见法，忿怒不知道，能除忿怒者，福喜常随身”。如此忿怒，岂能不带来恶报？福喜自然离之而去。为此，我们末法时代的同修尤其要除口恶言，慎守口舌，留存厚道，此不仅是积福之道，也是避祸之法呀！
三、唐武宗灭佛
从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农历10月起，唐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唐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僧人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唐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农历2月，唐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四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五十岁以下，很快连五十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唐武宗的旨意，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农历7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十寺，每寺僧十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三十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唐武宗的大规模灭佛举措，天下一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六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
这对以后佛教的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经》、《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三、唐朝是佛教最兴旺时期，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崇佛，到了中唐末期，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但由于当时佛门戒律日渐松弛，佛门的僧侣也鱼龙混杂，各地寺院已日渐世俗化，本来佛门胜地是出家人的修行场所，已慢慢变成了世俗的娱乐场所，一些寺院为了招引平民信众，结交达官权贵，媚俗世间潮流，往往把佛门清净地方弄得象现在的酒吧、歌厅和卡拉OK一样，上至天子达官，下至刁民荡妇都争相涌入寺院，而寺院也常常日夜有唱歌、说词、弹评、演戏，甚至还假托经论，大讲黄色粗俗的故事、段子和笑话。如此污垢不堪，从客观上埋下了佛门劫难的厄运。
唐武宗是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本人是偏好道术而排斥佛教的，他上台第二年（公元841年），亦即会昌元年，在生日那天，皇宫内宴请僧道大德，并让僧道之间谈经对论，结果自然是道士得了赏赐，僧侣却一无所获。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对此极为不满，竟擅入皇宫，直接找到武宗，掏出表书，嚷嚷要回归天竺，如此狂妄骄横，自然被武宗打出皇宫。从此武宗对僧人深恶痛绝。会昌二年，由于寺院经济极端膨胀，相当部分寺院僧人又不守戒律，甚至出现抢劫妇女，犯淫养妻，流氓成性的恶行。武宗开始实行禁佛。开始禁佛时，只是诏令僧尼有钱谷田地的收归官府，如贪惜钱财而不愿者，还可以还俗；犯淫戒的、养妻的、不守戒的勒令还俗；寺院蓄养奴婢的，比丘可留一奴，比丘尼可留二婢服待；老实说如此禁佛，对佛教处理是够宽大、客气的，也许对佛门清理门户还有好处。可是，当时大部分骄横着魔的“僧尼”并不买帐，依靠与达官贵人的势力和关系，以为这样的禁令只是说说而已。所以，各大寺院不是对抗就是蒙混，全然不当回事！结果会昌四年，由于昭仪节度使刘从的侄儿作乱，被平叛后逃到寺院避难。唐武宗知道后，新恨旧帐一起算，开始“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等一系列灭佛行动，这就是历史有名的“会昌法难”。据史料记载，当时有4600座寺院被毁，有关佛教建筑4万多座被拆除毁坏，26万僧尼被迫还俗，无数寺院经像被毁，财产被没收。
这次法难如果说是武宗偏道，倒不如说是当时混入佛门的阴魔和败类种下恶因，才有此浩劫的恶果。佛在楞严经早就预见了：有些贼人竟穿出家人的衣服，假借佛的名义，利用佛教的招牌，造种种恶业，还反说真正出家受具足戒的僧人是小乘道！在楞严经中的五十种阴魔的经教中同样预见道：一些阴魔以鬼力诱惑人，赞叹行淫，沉浸于声色，不抵制犯戒行为，竟以卑鄙肮脏的东西来传法，结果“多陷王难。”末法时代，邪魔多如恒沙，都是“裨贩如来”，迷惑众生，我们要有择师择法之法眼呀，读一读楞严经是有好处的。
四、后周世宗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
当时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汉地崇佛，大量铜用於制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周世宗这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周世宗的灭佛和前三次有所不同，带有整顿的性质。
这四次灭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破坏佛教和整顿佛教的活动。但佛教每次经历“法难”后都能在中华大地上顽强复苏。可见佛教文化已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扎下深深的根，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后周周世宗毁佛事件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世间处于战乱、饥荒、逃难、灾害，佛法同样暗微不昌，处于历史的低潮，进入后周朝代，佛门不幸又遭一次浩劫。这次佛门劫难与往次不同，过去几次灭佛事件多少都带有一些宗教的争执和迫害，这次似乎纯粹是为了经济。周世宗此人没有宗教的爱好和偏执，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可能还是个无神论者！他上台第二年，公元955年就开始禁佛，不许私度僧尼，不许无侍者的出家，出家必须考试和国家批准，禁止烧身焚指等修行方式，收缴不经官府核准的寺院和财产，收缴民间的铜金佛菩萨像。一些历史学家分析，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要增加赋税、兵役，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银铜的佛菩萨像可以用于铸钱，以弥补连年战争的铜钱的短缺。这次禁佛，全国毁寺三千三百所，寺院僧人减少一半多，一些经本、疏论、历代高僧名作散失殆尽，许多经论也被湮灭，给佛教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次禁佛也许是标志着佛教的末法时代的来临，如果按中国史书记载，佛陀入灭是在周穆王五十三年，那应该在公元前1025年左右， 那么，进入末法时代刚好就是在公元975年左右，正是周世宗禁佛时期。从此佛法进入式微时代，而这位周世宗的果报也是惨烈的，公元960年，周世宗突然暴死，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位殿前点检的身份，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好戏，周家皇朝从此灭亡，周世宗一脉再也不能君临天下了，禁佛毁佛的后果不言而喻。
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几个月就马上停止灭佛行动，而且在登基后一年就颁布许多护佛弘佛的诏书，上台那一年就剃度八千多僧人，并派达157人这一庞大的取经僧团到印度求取佛法！ 可以说宋朝一朝都是崇佛的（除历史著名昏君宋徽宗外）。以后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禁佛的劫难。
四次面临灭顶之灾，但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称的“三武一宗事件”（ “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又称“灭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