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曲折打一动物: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商特性的比较研究

摘要：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商特性有着多方面的本质联系；温州数千年的商业实践与深厚的乡土民风是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商特性的共同来源；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商特性的差异点说明，叶适实学思想对促进温商转型具有战略价值；叶适实学思想将为中国人走向工商业文明提供更多的思想营养。
一
古罗马著名学者塔西陀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比较研究法现已被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文化寻根的过程，比较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为什么温州商人成为最能赚钱的群体，其强烈的创业愿望和敏勤、尚义、理天下财的个性为何如此整齐？它批量生产商人的奥秘在哪里？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笔者接触到了八百多年前叶适的实学思想，我发现了叶适的实学思想与现在温商特性有着某种惊人的本质联系。我们通过下面的列表能够看到这一点。
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州商人精神气质对应表
项目
南宋思想家叶适实学思想
温州商人精神特质
1
既无功利 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
务实
2
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行商
3
迎其端萌，察其逆顺而与之终始
创新
4
自立于己 虚受于人
自强
5
以利和义  崇义养利  成利致义
好义
6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合群
7
观众器者为良匠 观众病者为良医
游学
8
屡战而不屈，必胜而不败也
坚韧
叶适先生讲究“物在道在”、“既无功利 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这与温州商人务实实干的特性形成了言与行的关系。叶适先生讲“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这对于温州人的优秀分子形成不读死书，积极入世，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致性；叶适先生讲“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温州商人走遍全国走遍世界，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正是遵照叶适先辈 “理天下才”的信念，使温州商人成为行商的杰出代表。叶适先辈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观众器者为良匠 观众病者为良医”温州商人特别重视交朋友，特别重视向朋友学习，而且走到哪里随缘经商，组成商会结伴经商，这些都与叶适先辈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温州商人不但愿意交朋友，而且交了朋友还要做事，做事成了还要一起来分享合作成果，这与叶适先辈讲“以利和义  崇义养利  成利致义”的思想不谋而合。
叶适先辈在南宋那样的封建专制时代，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从他晚年“成利致义”思想的突破性提出为标志，经商交友办实业，已成为其一生尤其是晚年认同并崇尚的一种思想，至此从入世观、重商观、义利观等多个维度，叶适实学思想与温商特性都体现出惊人的本质联系。
思路领先的九个观念：
创业
赚钱光荣
面子
行动第一
择业
团队
大钱与小钱
吃苦
抢先
千方百计地想，千言万语地说，
千山万水地跑，千辛万苦地干。
金钱可以使人们在这些方面生活美好：
物质财富
娱乐
教育
旅游
医疗
退休后的经济保障
朋友
能给你更强的信心
更充分地享受生活
更自由地展示自我
满足更大的成就感
能够从事更多的公益事业。
在当今的社会中，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而且80%人生目标，都可以通过金钱得以实现。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温州的大路产品或传统的工业品，做零配件也可以做得很大。比如打火机、眼镜、小商品等等。这些产品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出产的数量、品种非常多，而且生产的性质也已经托拉斯化了。你做打火机壳，我做电子配件，他做点火部分等等，然后由一家厂总装并出口或推向国际市场。虽然牌子是总装这个厂家的，如很有名的大虎打火机。但做配件的并不一定小，有的人同时替十几家打火机厂生产配件，这老板也算挺大的了。温州有位作家叫吴树乔，他就是做打火机配件起家的，后来做眼镜。这两种产品在新时期的温州都是传统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市场占有量都很大，做这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温州以前有“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讲法。指的是一个村基本上都生产这个产品，一个镇都搞这个行业。如苍南金乡，大都生产商标或标牌；宜山，由“平阳布”发展到大都生产晴纶衫；平阳萧江，大都生产塑料编织袋；瑞安塘下搞汽摩配件；场桥生产羊毛衫；湖岭做眼镜；永嘉桥头生产钮扣和服饰等等等等。一般是有人组织，有人领头，家家户户摆机器生产。有人负责进原料，有人负责销售，大家都是老板，又各自不能独立，必须相互依靠的。
这种老板随着行业的崛起而崛起，随着行业的衰落而衰落。但在温州，衰落的似乎不多，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价格却很低廉，外地同类产品几乎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们这种集体老板也在继续做下去，可以说这是老板队伍中的民兵。他们分散开来有的可以说是老板，有的只是独立劳动，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有可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老朋友陈钏进，原先是温州标准件厂厂长，后来自己开标准件的销售店，再后来就替他外甥打工，管理外甥公司下属的一个眼镜配件厂。温州人就这样，名分不要紧，赚钱要紧。配件生产做大以后自成一个独立厂，既为外甥生产配件，也为其他公司供应配件。工厂工人上百人，不算小了。去年他家搬新居，邀请我们这些老朋友聚餐，并准备了从100度到300度的老花眼镜让大家自己挑，这些老朋友个个都有点老眼昏花了。正因为温州的产业结构形式，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个工厂做一样零部件，专业性强，质量就会好，成本就比较低，然后由一家厂装配产品，比之那种小而全的工厂的产品质量高的可能性就大些。现在温州的产品除打火机、眼镜之外，尚有如制笔、制锁、制鞋、制小商品等等，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托拉斯。并且各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老板也随之被称为某界或某业的老板，如“眼镜界老板”，“笔业老板”等等。这部分老板是温州老板队伍中的方面军。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何纪椿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现已与浙江大学合并）体育系，在温州一中教体育。由于其华侨背景，又是活泼好动的人，温州第一个骑进口的蓝翎自行车的便是他。那时的国产自行车百来元人民币一辆，进口的蓝翎自行车上万元人民币一辆，骑这种车比现在开奔驰600还出风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何先生凭单程证来到香港，就住在他叔叔何朝育所开的公司香港办事处里。下面就引用他自己的原话，向大家传达他初到香港时的一段经历：
我叔叔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不大，楼下办公，楼上住人，我初到香港时就住办事处楼上。那时香港也不是很景气，我又不会说香港话，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希望叔叔在办事处给我安个工作，叔叔没同意。叔叔的公司在台湾生产尼龙丝，有些货运到香港办事处再分发给香港的订户，需要打包，而打包是雇临时工干的。我搞体育出身，身强力壮，我就要求让我来打包，好赚点钱，办事处的人又不同意：你是老板的侄子，是少爷，怎么能干这种苦力活呢！我百无聊赖，坐在叔叔的办公桌前给家里写信，办事处的人又摇手：这是老板的位置，你不能随便坐的。我没办法，只得天天查报纸的招工广告，然后东奔西走去应聘，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愿意用我，条件是必须集资五万元港币。我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借钱，经电话请示台湾的叔叔，叔叔还是没同意。我心想，我们大陆的报纸说得对，资本家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我非常后悔来到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又知道，我在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回去能干什么？再说又怎么向亲戚、朋友、同事交代？只好硬起头皮再想办法……
后来，办法终于有了，何纪椿先生找到一个开布厂的亲戚，向他赊购了一些零头布、残次布，拿到市场上，卖给穷人。这些布是布厂的下脚货，价格便宜，但如果裁剪、拼凑得当，做的衣服还是像新的一样。他自己这时很穷，也知道穷人的需要，这些零头布、残次布卖得很快，卖完了去结帐，然后又赊购一批去卖。慢慢地赚了一笔钱，就去租屋开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意由小到大，后来他还成了他叔叔所生产的尼龙丝的经销商，并将这些远销到祖国大陆，他的公司也逐渐成为对台贸易的大公司之一，他本人被推举为温州旅港同乡会会长。这时，他才理解叔叔当时的做法。如果叔叔安排他在办事处工作，他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职员，直至退休为止。如果让他来打包，拿计件工资，更不知现在会如何生活，只有逼上梁山，他才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路。
海外温州老板如何纪椿先生这般白手起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早年出去的，几乎少有例外，只是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有的是从在餐馆打工开始，勤奋努力，省吃俭用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财之后，盘下人家的小餐馆自己来做老板，再慢慢做大。如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司名誉主席，荷兰中国商会会长胡志光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餐馆打工开始，发展到成为涉及餐饮，经贸，农业技术设备等多种行业的大老板。有西班牙“中餐馆之父”称誉的陈迪光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江苏农学院毕业之后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因为父亲早年去西班牙谋生，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来到西班牙，先在人家餐馆打工，后自己开餐馆并逐渐发展，到1987年，他全家人开的餐馆就达八家之多，并大都取名为“长城饭店”随后又发展国际贸易，回国投资等等方面。如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五洲大酒店”便有他的股份。他现在是西班牙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还是西班牙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有的海外温州老板从小职员做起，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一点钱财之后自己开起小公司，然后慢慢做大。巴西的“黄豆大王”、“石化巨子”林训明先生的就是这条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巴西，先在一个油厂当职员，负责黄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之后购入一家小油厂，自己当老板，以后又连续购入三家企业，到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巴西植物油公司。由于他既重视植物油的生产，也重视黄豆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发展非常快。到1975年，他的“巴油公司”就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誉为“黄豆大王”。随后他又转向石油化工行业，从事聚合物的深加工和无纺布的生产。到1989年，他的无纺布产量便居巴西第一位，成为“石化巨子”。巴西圣罗菏这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小镇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崛起，出名，所以授于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报导了他的业绩。
看来还是日本华侨的机会比较多，有可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的中学同学王铸育的父亲王文通先生早年去日本，一直在做贸易。虽然在当时我们认为她家很富有，从现在的眼光来说也不能算是大老板。但他老先生购进了东京郊区的一块地建住房，当时因为那里偏远，价格便宜。后来东京发展飞快，城市迅速扩大，这块地成了新宿区的中心。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拥有一块地，价值非比寻常，后来此地被征用，使得他拥有东京闹市一幢大厦的整整一层楼面。
王文通先生买地一事看似天上掉馅饼，其实也是思维方式问题，王先生抓住了一个机遇。何朝育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件事。他为办尼龙厂，在台湾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后来高速公路从他的地上过，土地增值不少。前年，旅居荷兰的华侨杨建民先生与其姐姐杨少云来我公司收购我们开发的两处房产未出售的所有地下车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亲友们大都反对，说他们是傻瓜。但他们还是坚持做了这笔一千余万元的生意。事隔一年，车位升值不少，他们稳稳地赚了一笔。这也是眼光问题，不是守株待兔。
1987年2月，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随总统邦戈访华时，抽空来温州“寻根”，对于徐恭德来说也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因为让·平（程让平）是他舅舅。这位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不仅来看他这个外甥，还鼓励他去加蓬发展。徐恭德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当年便收起了自己在温州的事业，飘洋过海来到了加蓬共和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徐恭德并没有让当外长的舅舅给按排什么工作，或接管舅舅的什么公司，而是老老实实到一家杂货店打工，边学如何在非洲立足做生意，边学加蓬的官方语言——法语。很快地，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家小杂货店时，他的法语也已经能应付生活和贸易的需要了。由于经营得法，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有温州亲友随后到加蓬发展，他将自己的这间杂货铺转让给了亲友，自己则另起炉灶，再开一家商店。如此成熟一家转让一家，数年之间他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十几个连锁店的商业集团。他的生意也由单一的零售转向批发，并开始拓展进口业务，包括一般杂货、大米、冷冻食品等等。随着经营跨出国界，亚、欧、美各大洲的客户逐年增加，他的公司门庭若市。
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徐恭德开始经营非洲木材的大宗出口贸易，特别是用材量最大的树种——实古梅的出口业务。由于他信守合同，保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商誉，各大洲木材商家纷纷来加蓬向他订货。而徐恭德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跃升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他聘用了法国经理，从岗位定制到责权利定位，从决策、管理、经营的科学化到用人选才的现代化、知识化，都为他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十几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商界巨子，成了加蓬华侨领袖，也成了社会活动家。1999年11月，世界市长大会在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召开，徐恭德与他的舅舅让·平部长一同前往迎接市长们，并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从徐恭德开始，现在加蓬共和国有了一个温州老板的群体，有的在做他开创的连锁杂货店，也有的自己做贸易。也就是说，徐恭德先生将自己接到的馅饼分发给了众多的温州人，而这些温州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温州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极少是单枪匹马的，都是这样亲带亲、戚带戚的，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老板群体。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靠自身。”这些国外的温州老板，都在被引进“佛门”之后，靠自身的修炼而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