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道路:“胸中块垒腕下奔涛——王铎之书法与人生”系列

以地为纸书写寒门奇迹（上）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王铎似乎是为书法而生。终其一生，王铎为书法痴狂，为了书法，他可以“沉心驱智”，可以“割断情欲”。年少家贫，他以树枝在地上练字；中年流亡，他唯叹难求佳墨；他长期“自订功课”，每天写一万字，临帖达到任取一字皆能“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即便对王铎的人品横加指责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人在书法上投入了无数的苦功和心血。

 　　对于自己的人生使命，王铎４８岁那年就有了清晰的感知：“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但人生毕竟无常，大约王铎自己也难以预料，他的“好书数行”，会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完成。在此之后，那个时代越发动荡，王铎本人“丧考妣，亡妻女”，又深陷政治漩涡难以自拔，所经历的人生种种苦痛磨难、内心种种彷徨无计，只能借书法得以宣泄。大约也因此，他手中的笔摆脱古人牢笼，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有了自己的面目，在“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个与之联通而又迥异的“雄强姿势之美”，营造出充满力的激烈冲突的书法世界。他最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风樯阵马，殊快人意”。

 　　因身为明朝重臣而降清、仕清，王铎被视为“贰臣”，人品备受责难。受此牵累，王铎书法的价值也一度遭到贬抑，但其中光芒终难遮掩，近代以来，人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吴昌硕认为他“有明书法推第一”，林散之尊他为“唐怀素后第一人”，启功则极力赞他“笔力能扛鼎”，认为“五百年来无此君”。

 　　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王铎的书法深受欢迎。尤其日本书法界，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有人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观点。对王铎的推崇，日本还衍生了一个书法派别，称为“明清调”。

 　　近日，我们来到王铎的家乡——孟津县会盟镇老城村，在他故居的五进院落中徘徊流连，凝视他的自画像，观赏他的遗墨及碑刻，试图感受３００多年前的气息。

 　　【家庙镶嵌国宝】

 　　老城村很安静，我们的车驶过村中窄窄的街道，很少遇到车辆、行人，农家院落里，偶尔有一两声狗吠。

 　　这个村，曾经有六七百年是孟津县城。五六十年前，县城迁移，这里逐渐演变为“老城村”。过去，北面的孟津渡是洛阳通向黄河以北的要道，老城地控要津，相当繁华热闹。如今孟津渡早已废弃，而老城也如赋闲的老人，安详悠然。

 　　王铎故居在老城东部，规模很大，有五进院落，名叫“再芝园”的后花园占地面积更大。有老城墙的时候，这座宅院及后花园，恰恰占据了城的东北角。可以想见，在数百年前，这里是孟津县数一数二的豪宅。

 　　不过，故居的绝大部分建筑是近些年重建的，老建筑仅有王氏家祠等。孟津县文物局正在对王氏家祠进行维修。这座祠堂不十分高大，但所用梁柱之粗大敦实，令人惊叹。据孟津县文物局局长杨长生介绍，这个祠堂最有价值之处，是镶嵌在墙上的９０块王铎书法石刻，叫做“《拟山园帖》石刻”。王铎死后，他的儿子王无咎买来９０块汉白玉，花费７年时间，精心将父亲的《拟山园帖》制成石刻。后来，王氏后人将这些石刻镶嵌在祠堂内墙上。这套石刻是王铎创作高峰期的作品，也是明末清初极为重要的书法资料，共１０卷７９帖１．８万字。１９９３年５月，这套石刻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按照《王氏宗谱》记载，孟津老城的王氏家族是山西移民后代。明朝初年，山西洪洞人王成随当时的移民大潮，移居巩县（今巩义）黑石关，不久再迁到孟津城东双槐里。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１５９２年），王铎在这里出生，他已是移民的第十代。

 　　从王铎的名和字看，他的父祖辈有很深的文化功底。古人的字，是一种辅助名，所谓“字以表德”，与名之间必有某种内在联系。孟津县政协常委、地方文化史研究者李根柱先生介绍说，王铎字觉斯，其名与字的搭配是很有讲究的。“铎”是一种鼓乐器，形如大铃，宣教政令时，用以警众，其声令人警觉，“如呼寐者也”。“觉斯”语出《孟子?万章》：“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王铎的名与字搭配巧妙，宛如自然天成，并且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看似简单的几个字，若没有深厚文化素养，断难有如此妙想。

 　　王铎出生时，他家已数代耕读传家，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秀才，祖父王作的长兄王价更是万历二年进士。不过，王家虽然世代书香，却并不是富裕之家，更不是如今看到的豪门般的王铎故居。后来，王铎家更是陷入极度贫困之中。王家本来有良田２００余亩，在王铎少年时代，他父亲王本仁遭“里中豪富构陷”，家道中落，仅余１３亩薄田。而这时家中人口不断增加，王铎本来有一个姐姐，这些年又添了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按照现在亩产，有１３亩地的人家，至少应该能吃饱肚子；但过去农作物产量大约只有现在的１／３，人均一亩多地，吃饭都会成为大问题。因此，在王铎少年的记忆里，家里常常“不能一日两粥”。为了让子女们免受饥饿，他的母亲陈氏不得不将陪嫁的“钏珥链　鬻之市，以供朝夕”。但即便如此，“麦稻缺，买粗饼，不能遍诸儿”，孩子们吃个半饱，母亲则只能胡乱吃些野菜充饥，这是王铎早年刻骨铭心的饥苦贫寒。直到富贵，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由于家贫，王铎６岁就开始帮助父母干活，放牛、看庄稼、照顾弟妹，没有机会上学读书。虽然如此，家道中落，却让少年王铎萌生强烈的读书求仕愿望，闲暇之时，他喜欢拿树枝在地上写字。大约这种写字方式，让他对汉字的字形、结构产生莫大兴趣。１３岁时，他偶然得到一本残缺的王羲之《圣教序》，如获至宝，天天临习，三年后，字字逼肖。

 　　当时，双槐里村民很难想到，这个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的孩子，后来竟然成为部长、副总理，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书法家，并在孟津城里盖起了大宅和家祠。而这个“失学少年”能安心向学并最终学业有成，可说是三个孟津文人撑起的“希望工程”。

 
“胸中块垒腕下奔涛——王铎之书法与人生”系列之一     
        

以地为纸书写寒门奇迹（下）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希望工程”之旧模式】

　　贫困而艰难的生活中，王铎勤奋好学，倔强而独立。他的表现，引起了舅舅陈耀的注意，在王铎１４岁时，陈耀将他接到自己家里，亲自教他学习诗文。

　　难得的机会，让王铎格外珍惜，他日夜苦学，并展现出过人的天分。两年后，１６岁的王铎考中秀才，离开舅舅家，进入县学读书。此时王家贫困依旧，王铎并不以为意，放学回来等候吃饭的时候，仍拿树枝在地上练习书法。

　　这一年，１６岁的王铎娶了媳妇，妻子马氏是附近花园村人，比他大两岁，她的父亲是河北香河县令马从龙。尽管王铎家十分贫寒，但这位慧眼识才的马县令仍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此，王铎在经济上得到岳父的帮助，在１８岁时，他甚至前往山西蒲州（今永济县）河东书院读书，并开始学画。

　　不过，马从龙对女婿的资助并没持续太久。因为人耿直，他“拂大吏意”，被迫辞官返乡。到家的时候，这个多年的“县委书记”仅带回２０两银子的积蓄，的确算得上是位清官。

　　王铎２０岁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王无党出生，岳父丢了官，再没能力资助他，他家生计十分窘迫。这时陈耀再次站了出来，“时相资给”，令他能安心学业。而王铎的苦学和勤奋，在孟津学子中，已是相当闻名。有人回忆说，那时的王铎，“四壁孑无长物，唯书充栋，一切造访交际宴集悉屏去，日坐卧充栋书中……”他自己也表示：“无他好，无他性命，只读书耳。”　２１岁时，王铎前去参加乡试，却没能考取举人，但有多年科举考试经验的陈耀从来没有对他失去信心，多次对他说：“子不忧不第。但得志后，不骄于位，不暴于里，如是，则吾始为汝一抚掌，可乎？”

　　前途很光明，但眼下却困难重重。此时王铎的书法已颇具功力，但却不足以作为谋生手段。那个时代，科举考试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很难有改变自己和家庭困境的机会。王铎最困难的时期，是２５岁那年，那是公元１６１６年，北方爆发大饥荒，贫困的王家，面临断顿的窘迫。这时，王铎在孟津西烟寺读书，曾任大司寇的孟津人乔允升返乡任教于此，他对王铎大加器重，令其他弟子受学于王铎，王铎因此得到经济来源，赖以度过荒年。

　　随后数年，王铎多在他舅舅家读书。１６１９年，舅舅陈耀考中进士，对于２８岁的王铎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两年后，他考中举人，随即到北京准备会试，第二年三月考中进士，名列三甲第五十八名。这半年多时间，可说是王铎梦幻般的岁月，他连科及第，带给他的家人、家族一连串的惊喜。

　　李根柱先生说，在那个时代，考中进士无疑就是一个奇迹。会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取三四百人不等，明代近三百年历史，共举行会试８９次，取进士２４８４６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考取进士是多么不容易。而王铎１４岁开始读书，用了１６年时间，实现了那个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寒门奇迹。而在他成功的背后，有着一个旧日的“希望工程”模式：一位出身贫寒的杰出学子，得到亲友乡谊中有识者的帮助，从而获得读书上进的机会，进而取得过人的成就。王铎考取进士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文化积淀、人才积淀的重要性，同乡亲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提携，或许历来是中国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模式。

　　【翰林院见识千年法帖】

　　考上进士不久，王铎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有研究者说，按照明代的体制，进入翰林院就意味着步入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根据《明史》记载，自明英宗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王铎能进入翰林院，一方面因为庶吉士的选拔标准是“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当之无愧；另一方面大约也是得到了别人的推荐。有人认为，推荐他的是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商丘人侯恪（侯方域的叔叔），但有人认为更可能是他的同邑师长、曾经赏识提携他的乔允升，这时乔允升已回到北京，出任刑部左侍郎。不管如何，这是王铎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此后官做得很大，但也经历了太多宦海之凶险莫测。真不知道对于他来说，这个转折是福还是祸。

　　不过，进入翰林院的王铎有一点绝对不会后悔：在这里，他见到无数前辈高人的书法、绘画真迹。任职翰林院，就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所收藏的各种书画，各个朝代的刻帖碑拓、名人真迹，相当于进入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宝库。曾经以地为纸习练书法的王铎，此时如一个穷小子突然变成大富翁，他如饥似渴地观赏、临摹，用功之深，无人能比，周俊杰先生《书法知识千题》中有一段描述：“当时秘阁所藏法帖部类繁多，编次混乱，但随便举出一个字来，王铎便能立刻讲出该字的源流和诸帖异同，毫厘不爽。”王铎主张书法理应学古，不可妄为，只有学古才能创新，这话应该包含着深刻的个人体会。而在翰林院的七八年时间，应是他翰墨生涯极为重要的积淀期。在翰林院，他也结交到几位志同道合的书友，他们相互影响，最终都成为书法史上重要的人物。

　　３０岁考中举人，３１岁考中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对于王铎来说，不仅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寒门奇迹，而且也给他的家人、家族带来一连串的惊喜和荣耀。王氏家祠中的这通石碑记述了王铎的人生与成就。

　　王铎书法馆位于孟津县城北部，坐北朝南，占地１万多平方米。其建筑均仿明清风格，大门高朗，其上飞檐斗拱，气势恢弘，明艳夺目。

　　这座书法馆建成于１９９２年，那年是王铎诞辰４００周年。书法馆广泛收集、整理王铎书法资料，复制他的书法石刻，其大殿墙壁上镶嵌了３００多件王铎书法石刻，是个令行家里手流连忘返的地方。

　　王铎大概是留下作品最多的古代书法家之一。他终生勤奋，创作了大量的书法和国画作品，虽然因战乱和时光久远，许多作品失传，但仍有不少留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王铎作品计有国画数百幅，大型条幅长卷墨迹百余幅，但这些作品分散于世界大博物馆，寻常并不容易见到。幸而，其作品还以石刻的方式大量存在，既能长久保存又可以大量复制。孟津老城村王氏祠堂内的《拟山园帖》石刻，我们在前文已介绍过，除此之外，他的书法石刻还有《琅华馆帖》、《龟龙馆帖》、《少陵秋兴帖》等，不过其中保存完整的，只有《琅华馆帖》。

　　《琅华馆帖》是洛宁人张鼎延所刻。张与王铎是同年考中进士，两人既是同年、同乡，又都在京城做官，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关系十分密切，时常书信往来，诗酒唱和。日积月累，张鼎延手头就有大量王铎书法作品，经王铎同意，他将这些书信诗文制成石刻，后来被称为“《琅华馆帖》石刻”。这套石刻共６１３０余字，刻在１２块汉白玉条石上，刻字２１面。这套石刻曾长期失传，１９５８年，在张鼎延别墅遗址被发现，刚出土时，石面黝黑光亮（拓片留下的墨迹），字迹晶莹洁白，如新刻一般。

　　王铎书法馆将现存王铎书法石刻全部复制，镶嵌在馆内建筑的墙壁上，成为王铎书法石刻最为集中的地方。

　　浏览着书法馆内王铎的作品，我发现很多都是临摹之作，标注着临摹某某字样。一个成名的大家，为什么有这么多临摹之作？这个疑问在我心中久久难以释解。

　　后来得遇方家指点，才知道王铎早期临摹追求的是“逼肖”，后来的临摹成为“意临”。王铎的翰墨生涯中，“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中年后的临帖，结构、用笔都与原作距离很远，精神风貌也有改观，实际上已有很大创作成分，成为自我意识的表现。可以说，他的临摹，是“从规矩到自由的途径”。晚年的临摹，只是一种与前贤保持沟通、从传统汲取营养的方式。

　　王铎的临摹生涯，或许能给我们一种启示：深深植根传统，立定脚跟地继承，然后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开拓进取。

　　遍临千古名家墨迹

　　王铎１３岁时，得到一本王羲之的《圣教序》，他如获至宝，天天临习，三年后，“字字逼肖”。对王羲之的临摹，成为他毕生翰墨生涯的开端，这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临摹几乎是所有书法家的起点。“在书法领域，临摹前人的优秀作品几乎是获得技巧的唯一方法。”当代书法理论家邱振中这样写道。一个书法家所有的技巧、感悟都源于对一本字帖，甚至只是这本字帖中数行的深入领悟，如古人所说，“真迹只须数行，便可悟用笔”，在其他艺术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传统书法的范畴内，是一种普遍的状况。书法的“数行”，已经包含技法的全部要素，各种点画、字结构的基本类别以及字的衔接和行的呼应——都放在你的面前，只是看你怎么拆解、取用。初学者必须首先对一册范本的“数行”进行无限细致的解读、钻研和练习。

　　所以，一本《圣教序》王铎临了三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钻精习之”。有了这番工夫，少年王铎的书法就名闻乡里。河南知名书法家刘灿章先生研究王铎多年，在他的《好书数行——王铎和他的书法艺术》中，记述了一个少年王铎的故事。王铎十四五岁时，孟津老城重修玄帝庙完工，请本县知名书家题写匾额，都不尽如人意。王铎见状，挥笔下去，顷刻间三个一尺见方的大字跃然而出，众人一看，三个字神完气足，颇得庙堂之气，不由得齐声击掌叫好。至今，这块匾额仍保存在老城村。

　　考取进士，特别是进入翰林院后，传承千年的书法艺术精华荟萃于他的视线之内，王铎如鱼入大海，得其所哉。《兰亭序帖》、《米襄阳帖》等他都想法借到手中，日夜临摹，如醉如痴。

　　他“自订字课”，每天写１万字，即便身体不适也勉力为之。

　　王铎的苦练，使他临摹古人作品达到了惊人的准确性。同时代的钱谦益这样写王铎：“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诸多古人的法帖中，随便举出一个字，王铎都能写出来，与原帖丝毫不差！当代书法理论家邱振中认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能这样理解：钱谦益所能看出的细节，不管多么微小，都已被王铎注意到，并加以准确地再现。可以想见，诸多他没能注意到的细节，王铎也应有足够的关注和表现。而这些细节，是书写者在千万遍临摹之中，逐渐地、一点点地感知到的。

　　在邱振中看来，“逼肖”的追求，是为了更充分地进入前人的感觉和书写状态，从而习得古人技法，这样的训练看起来进展很慢，实际上进步比任何别的方法都快。如果没有准确的欲望，必会忽略很多东西，很多恰恰是自己欠缺的，最需要接受和学习的东西。

　　这段遍临古代名帖的经历，使王铎受益匪浅，他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深深地将根脉植入传统，奠定出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

　　但“逼肖”绝对不是一个书法家的最终目的，“逼肖”，就意味着没有自我，没有个性，古人说，“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

　　临帖之道，一般“初宗一家，精深有得”，然后“继采众美，变动弗居”，最终“乃为不掩性情，自辟门径”。也就是说，由精到博，都是为了发展自己潜在的各种特质，在多种风格、各种可能中进行尝试，寻找自己的道路。

　　王铎曾多次表达自己的感受：书法理应学古，不要妄为，以免走上“野道”。并且，只有学古之后才能创新。他认为开始学书困难在于入帖，后来的困难在于出帖。

　　入帖难，出帖更难。在中国传统书法理论看来，“出帖”所需的绝对不仅仅是技巧，还有一样这个世界上最常见、也最奇妙的东西——时间。古人有“人书俱老”之说，意思是说，一个人要获得对书法的深刻领悟和真正的把握，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个过程其实与人的整个生命密切相连：一个人的书法会与他的生命一同走向成熟。

　　那个时代，明王朝从危机四伏走向最终的崩溃，王铎亲历那场巨变，种种挫折磨难郁积于心，而所有这一切，促使他最终挣脱古人窠臼，将强烈的人生感悟倾注于笔墨。裂变、革新，均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完成；新的气韵，蓬勃的力量，随着生命的激情奔腾跌宕。而长期临摹所积累的高度技能和素质，引领他到达中国书法至高的境界。

“从'如灯取影’到'五十自化’”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孟津老城一带，过去有一句口头语：“这又不是吃王铎家舍饭，何必用大碗！”据孟津文史研究者韩仲民先生介绍，这个“典故”源于明末王铎在家乡赈灾的故事。

　　明朝末年，正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孟津一带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黄河决口、冰雪成灾、旱涝成灾，几次大的灾荒爆发时，死亡人数众多，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悲剧。王铎或因家事，或因政治失意，时常回家乡小住，有一年他赶上了大灾荒，说服官府开仓放粮，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在陕甘等地劝募粮食，顺黄河运到孟津，在自家门前开设粥场，施舍给饥民每人每天一顿粥以救不死。谁知附近各县来的饥民太多，每人每天只能轮上吃一碗，王铎只得定了规矩：只准用碗盛，不能用盆端。于是，饥民想法在土窑烧制一种粗瓦碗，容量特大，可又确实是碗不是盆，如此就能多喝一些粥。因此有了这句口头语。

　　王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虽在京城任职，却来自社会下层，深知民众疾苦，对明末的赋税之重感同身受。加上他出仕前后的师友，如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都是东林名士，受他们影响，王铎表现出鲜明的东林风范，在朝堂之上刚直不阿、耿介敢言，因此几度险些大祸临头，也因此数度政坛失意。

　　人到中年之后，王铎的家庭也一次次出现变故，他的两个女儿同年夭折，父母在动乱中先后去世，凡此种种，使他感受到深重的家国之痛。而这些强烈的人生感悟，可能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所必须经受和拥有的。诚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诚所谓“人书俱老”，一个书法家仅仅拥有技巧是不够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让这些技巧彼此糅合，需要丰富的人生感悟，让这些技巧与书家的精神世界充分糅合。

　　宦海沉浮人书俱老

　　王铎在明朝为官约２０年，形象和名声相当不错，与他降清后的声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他弹劾权贵、直言劝君，面对“廷杖”大祸坦然不惧，表现得忠诚耿介，为此多次政坛失意，宦海沉浮。而这一切，都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有名的对联，是东林党创始者、无锡人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舞台，议论朝政，褒贬大臣，朝中不少官员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由此形成重要的政治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王铎入仕前后，魏忠贤得势，形成“阉党”集团，与东林党针尖对麦芒，逐渐形成生死之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王铎立场鲜明地倾向于东林党人，这跟他出仕前后的社会交往有关。孟津人乔允升曾赏识、提携过王铎，他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阉党”曾编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乔允升就被冠以“天牢星病关索”。王铎考取进士时，乔允升已离乡返京出任刑部左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他对王铎的政治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师友圈子里，也多有东林党人，如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新安县人吕维祺，与王铎相互敬重、赏识，结为儿女亲家；河南籍的著名学者孙承宗，身为大学士、兵部尚书，对王铎青眼有加，曾为他的《拟山园初集》撰写《叙王觉斯太史初集》；此外，王铎的同事、朋友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都有着鲜明的东林党人立场。

　　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正月，魏忠贤授意纂修《三朝要典》，以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按照岗位职责，正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但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相约，一同拒绝了这项工作，令魏忠贤大失颜面，他们也因此上了“阉党”的黑名单。

　　此后数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有后金崛起，内有白莲教起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整个明王朝风雨飘摇。在那个悲剧时代，王铎注定要饱经忧患，历尽磨难。他被提拔起来后，因与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合，自请外调南京翰林院。数年后，他被调回北京，先后出任少詹事、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年，满洲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也声势浩大。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与清议和，得到崇祯的支持，却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上疏论辩，批驳主和派主张，惹恼了崇祯，被廷杖八十，贬官六秩。仅仅１９天后，王铎挺身而出，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杨嗣昌大为恼怒，要求同样廷杖处罚。廷杖之刑，非死即重伤，消息传出，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泪，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不畏惧。所幸此时崇祯已看出议和并不是办法，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王铎给崇祯上课，讲《中庸》时论及时事，王铎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坦诚相告，“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大概话说得太直接，崇祯大怒，痛斥他讲课跑题。“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崇祯虽然没有降罪，却从此冷落了王铎。失意的王铎两度“乞归省亲”，返回孟津故里。

　　如果说仕途上王铎还能选择刚直不阿，那么生活却带给他太多的无奈。那个时代，战乱迅速蔓延，洛阳一带多次被起义军攻打，他和全家不得不四处避难，长达六年。其间王铎一次次忍受丧失亲人之痛，他的父母、结发妻子、一个妹妹、四个子女先后死去。他的家乡孟津曾数度爆发饥荒，他不得不卖字换粮活命。身处这样的岁月，他的精神世界动荡不已，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他不再亦步亦趋地学仿古人，手中之笔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当此之际，他佳作频出，最值得一提的，是《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这两件杰作创作于１６４２年，是王铎流落怀州（今焦作）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书赠给他的。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点画布局，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王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

　　这一年，王铎５１岁，他书法的这种蜕变，被称为“五十自化”。

  
 “胸中块垒腕下奔涛——王铎之书法与人生”系列之三　     
        

王铎自画像
 　  
蹉跌南京王铎蒙羞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话常被当成玩笑说；但如果真的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会知道那绝对不是玩笑。１６４４年到１６４５年，王铎经历了一段人生蹉跌，令他此后多年心情郁郁，无以排遣。而这一切，皆从他与福王世子结识开始。

　　在孟津采访期间，朋友告诉我当地物价较贵，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离洛阳太近。这座县城离洛阳仅十三四公里，很多人选择去洛阳购物，本县销售量小，商户为维持利润，只好定价高一些。这种分析是否有理，我们姑且不论，但洛阳市近在咫尺的地理格局，却无疑对孟津人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孟津老城在新县城之东，位于洛阳与黄河渡口之间，距洛阳直线距离有２０来公里，在王铎的时代，这种地理格局也势必影响着孟津人的生活。

　　１６４０年，王铎带着家人从北京回乡，在卫辉一带遭农民军包围，王铎率家丁奋勇救出家人，但他的老父受此惊吓，走到怀州（今焦作）就病故了。此时李自成正攻打洛阳，孟津兵荒马乱，王铎“遂携家人于怀州东湖岸边筑草堂栖之，为父服丧”。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城，体重３００斤的福王朱常洵无法翻墙逃跑，藏匿后被发现处死，他的王妃邹氏与世子朱由崧仓皇逃出洛阳城，北渡黄河，也来到怀州地面，与王铎一家在这里相遇。王铎虽已是省部级高官，但原本与福王一家并无交往，此时大约因地域关系，他们来往密切起来，王铎一家给了落难中的朱由崧最大的帮助，令其十分难忘。

　　随后朱由崧继承了福王之位，但天下大乱，他在洛阳根本站不住脚，遂成为破落王孙，四处流窜，生活无着。但１６４４年的惊天之变，却意外地使他时来运转，登上了南明皇帝的宝座。他记起王铎的好处，任命王铎为东阁大学士，约略相当于“副总理”。此时王铎带着家人流落于苏杭一带，闻命到南京任职。有人说，如果不是这项意外的任命，王铎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但这项任命不期而至，带来王铎生命中最灰暗的、令他蒙受羞辱的一段日子。这个南明只维持了一年就土崩瓦解，而作为这个政府的高官，王铎又成为清朝的一颗棋子，一步错步步错，走出一段蹉跌旅程。而人生一旦蹉跌，无论出于何种情形，均无可挽回，悔恨会如迷雾般在心中蔓延。如果无法摆脱，必郁结为胸中块垒，难以疏解……

　　【洛阳福王南京称帝】

　　１６４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份之一。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随后吴三桂降清，打败李自成，占了北京。在今天看来，这意味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但当时的人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一次类似东晋、南宋的历史变迁，一次新的南北王朝对峙将要形成。在他们看来，大明朝并没有完，大明的官员还掌握着大半个中国，拥有上百万军队，一直作为陪都的南京，拥有一套长期作为“影子政府”存在的完整的行政机构，足以对抗李自成抑或多尔衮。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南明政权只存在了一年。而征服南明的多铎，最初只拥有几万军队，其中满人只有一万，不断投降的明军，使多铎的兵力增加了几倍、几十倍。南明为什么不堪一击？有人比较南宋、南明历史，认为赵构其实还是挺能干的，称得上是中兴之主。的确，如果与南明相比，南宋真的还算干得不错。

　　天下大乱，没了皇帝，要稳定人心、收拾局面，最紧要的就是拥立一位新皇帝。而就在这第一个环节上，南明出了问题。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都被掳往东北，但宋徽宗的亲儿子赵构幸运逃脱，并且找到宋徽宗的一位妃子安排自己当了皇帝，其合法性瞬间得以确立，再也无人质疑；与此不同的是，崇祯的太子相传已在北京被杀，太子的两个弟弟也下落不明，明朝皇帝的正朔认定，成了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这就坏了。明朝是个党争剧烈、内斗极其严重的朝代，整个社会经常显得惶乱犹豫。这么大、这么迫切的问题，竟然可以争论，麻烦大了。

　　要找皇室后代太容易了。朱元璋有２６个儿子、１６个女儿，２００多年来老朱家人口呈几何级数上升，此时登记在册的男性后代已八九万人。朱元璋定下规则，不准后代经商、科举，由国家发俸禄养着他们，到明朝后期，由于人数太多，所需比全部官员俸禄还多，国家已经养不起了，不少皇室后代穷得娶不起老婆。

　　不过人多不一定是好事，越是人多，越难选出一个让大家都心服的。这时逃难到江淮一带的亲王，就有好几个，如福王、周王、潞王和荣王等。很多大臣推举潞王，认为他最贤明，但也有人支持福王，因为他是万历皇帝的嫡孙，他父亲老福王是万历的第三个儿子，其母郑贵妃最受宠爱，万历曾想立他为太子。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说，此人最有资格，虽然他名声不好，跟他爹一样贪婪、酗酒、好色、凶残。

　　在这场充满私利的权力斗争中，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表示支持福王，这些人凭借手中的武力取得话语权，福王坐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南明弘光帝。

　　不过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很快受到了挑战，太子案、童妃案等宫廷疑案接连发生，还没扎稳根基的南明频频爆发政坛地震。

　　【风口浪尖认定假太子】

　　１６４４年六月中旬，王铎来到南京就任东阁大学士，成为南明的“次辅”。这时福王已到南京一个多月，称帝也已近一月。王铎并没有拥立之功，却因为在福王落难之初倾力相助得到重用。虽然身为皇帝“恩人”，王铎在南京也并不得意，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六次提出辞职，但却没有被批准。

　　弘光帝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尤其在国难当头之时，这个昏庸、荒淫的亲王绝不是做皇帝的合适人选。刚被迎接到南京时，他相当低调，戴着又脏又旧的角巾，摇着白竹扇，看起来和蔼可亲，给人的印象不错。殊不知这是两三年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造成的假象。他很快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但无心收拢人心，掌控拥兵自重的藩镇将领，即便日常朝政也懒得处理，将大权交给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常说“天下事有老马在，何虑？”为了满足私欲，他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他命人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因此叫他“蛤蟆天子”。１６４４年除夕，清军已经南下征伐，在朝堂之上，他还面对群臣感慨“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再选美女。

　　王铎眼见大明复兴无望，不由退意萌生。他老了，这些年政治失意与生活漂泊的双重压力，一点点销蚀了当初他那种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面对无可挽回的颓势，他试图以辞职躲避，但连续六次辞职都没有被弘光帝批准，最终导致王铎陷入一场莫大的灾殃。

　　大概就在王铎第六次辞职被拒后，太子案爆发。１６４５年三月初一，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　的人从杭州来到南京，引发轩然大波。太子最初住在南京城内兴山寺，来拜访他的人川流不息，听了他的故事，很多人相信他是真的太子，据说他还叫出了一位太监的名字。弘光帝对此大为恼火，但表面上又不能怎么样，只能下令群臣去辨别真伪，并表示如果是真太子，那就作为自己的太子对待（按照辈分，弘光帝是太子的叔叔）。

　　其实太子的真假并不难确定，因为南明的很多大臣长期在北京任职，都见过真太子，虽然太子正值青春期，容貌会发生变化，但问一些宫中生活细节，定能辨明真假。王铎曾担任太子老师三年，因此是第一批去辨别真假的大臣，他很快判定眼前的这位是假太子，在大臣们“相顾未决”之时，王铎自愿站在了风口浪尖：我敢断言这是假太子，不必再辨别了，关进监狱吧！

　　随后朝中许多大臣都认定此人是假太子，包括刚直不阿、声誉卓著的黄道周等也如此确认。朝廷任命官员对假太子进行审讯，弄清楚这个人名叫王之明，曾是北京紫禁城的禁卫军，了解一些宫中情况，与太子也有些相像。王之明被关进了大牢，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南京城的老百姓仍普遍相信他是真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是证据，“王之明”，不分明是“明之王”？

　　“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这说明南明存在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这个政权与老百姓存在严重的对立，弘光帝及马士英的所作所为已大失民心。而假太子案的处理，更加严重地损害了南明政权的权威性，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

　　更可怕的是，南明上层也矛盾重重。占据武汉一带的实力派左良玉早就对南明政府不满，此时乘机声言“清君侧，救太子”，挥兵沿长江顺流而下。此时，清兵在多铎的带领下正大举南下，但为了对付左良玉，南明政府竟然下令江淮间的部队置清军于不顾，撤出防线，前去抵御左良玉的进攻，用马士英的话说，是“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左良玉的军队吃了败仗，他本人病死军中，庞大的部队完全失去控制，沿江大肆抢劫。这时他们遭受清军阿济格部从侧后发动的攻击，军心涣散之下，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投降了清军，转而成为清军攻城略地的主力。

　　本来南明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清军，从一些部队后来投降清军后的所作所为看，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差，但却因内斗搞得一片混乱。常有人说中国人爱搞内讧，南明的内讧简直是登峰造极。

　　此时，清兵乘虚迅速南下，占领商丘、泗州，不断接纳投降的明军，

　　变得更加强大。随之就是“扬州十日”，之后清兵渡过长江，挥军直捣南京。此时，距离假太子案不过一个多月。

　　一片混乱之中，因假太子案站到风口浪尖的王铎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在莫名其妙的漩涡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含冤蒙羞稀里糊涂降清】

　　１６４５年四月，南明的江北防线土崩瓦解，四月底，扬州失守。消息传到南京，弘光帝惊慌失措，于五月初十仓促逃离，皇帝一走，皇宫一片慌乱，并引发整个南京城的混乱。“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

　　一片混乱之中，有人想起了关在监狱里的“太子”，于是众人冲进监狱，救出“太子”，拥着他骑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捡来的弘光帝遗弃的冠袍，给“太子”披挂，然后连呼“万岁”，恍如得到了救世主。

　　这个时候，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人认出绑了起来，要他再辨“太子”的真伪。这位太子的真假，到现在仍有争议，不过一般认为真太子已在北京被满人杀害，南京这个的确是假太子，王铎应该是据实指认。但弘光政权已失去民众信任，人们不知真相，认为王铎是阿谀皇帝，媚依马士英，因此恨之入骨。这时候的王铎，简直比窦娥还冤，但面对暴怒的人群，他根本没机会为自己解释，被人们肆意臭骂，围堵群殴，满脸的胡子几乎被拔光，其状惨不忍睹。这时候，长期负责镇守南京的忻城伯赵之龙出面，对人群说要把王铎抓起来关进监狱，这才把他救了出来。随后，王铎在监狱被保护起来。这件事情不仅让王铎经受皮肉之苦，更带来了长久的精神痛苦，他的政治声名斯文扫地，为天下士人耻笑。而这样的群体性暴力又是主谋难寻，冤枉、委屈、怨恨都只能由王铎独自慢慢吞咽……

　　“太子”被众人拥立，但大臣们都知道这是个冒牌的，而真皇帝已跑得不知去向，南京政权因此甚至没有了抵抗的念头。忻城伯赵之龙率领众将出城投降，第二天文臣们奉表投降，偌大的南京毫无抵抗地陷落了。

　　在《清史?王铎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明福王（即弘光帝）走芜湖，留铎守江宁（即南京）。铎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迎豫亲王，奉表降……”这话说的，好像投降是王铎的主谋，甚至是他卖了南京城。但其实王铎根本没有对南京的控制权，相反，他被关在监狱里，惊魂未定，伤体未愈。只是因为他是南京城官位最高的人，《清史》才作了那样的记述。王铎的这个“副总理”，当得那是真冤。

　　不过，降清这事，王铎也不冤，他没有尽忠，也没有遁迹，而是稀里糊涂跟着大家一起投降，成了清政府示威天下的一颗棋子。这个选择，后来令他内心充满难以排解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