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八功德水:才学入诗陈寅恪

诗歌要有声律和风格的统一，同时要有现实的生活和情感，但仅此是不够的，这一切还要仰仗于适当的语言和意象来实现。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的诗歌承继了传统的体例，却又极大地突破了传统体例的禁锢，呈现出理致清远、深邃隽永、妙造自然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才学的渊博丰厚。
审视陈寅恪先生所创作的诗歌，可以看到，他的诗具有史学家之诗的特点，直接继承了乾嘉以后因思想禁锢而以学术入诗的传统。也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无论用语还是意象的选取方面，都做到了不以俚俗而趋避，不因古雅而窃喜，用语清新而平实，古雅而流畅；意象高远而深婉，贴切而别致。使其诗歌创作在回避了以白话诗等单纯在语言形式上的标新立异的同时，仍能在语言运用方面和意象塑造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和创新。这一取向，与汪辟疆对同光诗派“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镕铸经史，贯穿百家”的评价显然是一致的，亦当是陈寅恪先生家学之继承吧。在此，仅以其1954年所作《戏和榆生先生〈荔枝七绝〉》为例，以一小诗管窥其博大才学在诗歌创作中的融会贯通。诗中写道：“浮瓜沉李俗能谙，谁赏罗襦玉内含。献到华清妨病齿，不如烟雨弃江南。”了解这首诗的含义，有必要了解一下写这首诗的背景。
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中写道：“我在民国三十八年的端午，曾再去九家村拜见陈师。谈到以后对民族国家和文化努力的办法，他说：‘前几天你的本家，那撰作《诗乐论》的罗孟苇来看我，我就说他，单看那本书，就非走不可；此后如时局好转，自然很好。不然，则像你是撰作《国父家世渊源考》的，那还能不早为之计吗？’” 季羡林也曾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 可见陈寅恪先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可能出现的极左思潮是有所顾虑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不难想见，陈寅恪先生诗作中今典、古典的交相应用，既是其才学的自然流露，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动荡的无奈、却负责任的选择。
正是置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寅恪先生写下区区28字，写到了瓜之浮、李之沉，俗之能谙；写到罗襦含玉的荔枝，无人能赏；写到荔枝献到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畔，可能会弄痛达官贵人们的龋齿；写到烟雨，写到见弃江南。全诗意象丰富、含义幽深、结构曲折、言语新奇、诗境典雅、寄意高远，较能体现诗人以才学用典入诗之妙。诗的最表层含义是《戏和榆生先生〈荔枝七绝〉》，其旨在文人唱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虽还无法准确推测出作瓜浮、作李沉者究竟系指何人，但其所用典故当属今典；而第二句就引出了对杨贵妃爱吃荔枝的古典的反用；但这还不算完，诗人更进一步假托荔枝言志，写出自己空有独到的才学见识却不为世俗了解和认同，那么，还是不要让自己直言指摘当世弊端的酸楚，不如就将我这颗荔枝遗弃在烟雨弥漫的江南吧！从而实现了古典与今典的和谐统一。短诗中既有比兴，又有反问；既有用典，又有双关。寄意幽深而嘱托高远，实在是绝妙好辞。
在这里，我们可以以王国维、周作人、钱钟书与其试作比较。
王国维虽与陈寅恪先生年龄相仿，却堪称其前辈学者；周作人是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任教几乎同时的北大教授，是陈寅恪先生的同辈学者；而钱钟书则是陈寅恪先生同事吴宓的学生，是陈寅恪先生的晚辈。以上三人也都以才学及诗歌创作享誉当世。王国维诗歌以古风铺排见长，如《颐和园词》、《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等。周作人的诗歌以限字用韵的“杂诗”自诩，如《炮局杂诗》、《忠舍杂诗》、《丁亥暑中杂诗》等。钱钟书则是以近体诗创作为主。以上三人，都很注意诗歌的用典。如王国维据《后汉书·西域传》咏甘英西行所作的《咏史二十首·十二》：“西域纵横尽百城，张（汉安帝时敦煌太守，名珰）陈（汉安帝时尚书，名忠）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马帝国）”，周作人的《儿童故事诗十四·辛稼轩》：“幼安豪气倾侪辈，却有闲情念小童。应是贪馋有同意，溪头呆看剥莲蓬”，钱钟书的《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拈出江南何物句，梅村心事有同怜”，虽也在诗中用典，但在表情达意方面，却终不免有平铺直叙、泥古不化、流于空泛之憾。
可见，有才学并不意味着能够做好诗，做好诗需要的是对世界、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知识的融会贯通，有以典故的深层内涵来反映现实的能力，还要有勇于奉献甚至牺牲自己、阐述真知灼见的勇气和激情。
《人民日报》 ( 2007-11-27 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