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手机提示音:从难童到校长——我所知道的周观乐老师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老校长——周观乐老师

            周公达观乐耕耘，

            呕心沥血铸师魂。

            传道授业育英才，

            桃李满园誉满门。

                      ——题记

从难童到校长

——我所知道的周观乐老师

李玉广

1965年8月，我从木垒县最西边的英格堡学校调到更为偏僻的山区小学——平顶山学校任教。报到的那天，我骑着学校派来接我的马，驮着简单的行李，从县城出发，一路向南沿着木垒河逆流而上，到三眼泉之后，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行。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就来到了位于下泉子的平顶山学校。前来接待的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周观乐。他是一位中等身材慈眉善目的中年教师，大概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过早沙白的头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你谈话时，他也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一板一眼的，一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的神态，一看就是一位做事严谨处事谨慎的人。

他于1930年2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41年，因日寇对华发动全面战争，蒋介石消极抗战，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他的家乡很快就被日寇占领。日寇闯入村子烧杀抢掠，他家的草房被烧毁，货物被抢劫，两个叔叔也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一家开始了逃荒流浪的生活。1938年，为了安置沦陷区的的孤儿和难童，经济源县的地方乡绅商议，动用国民政府下拨的赈济款办起了儿童教养所。因为这所教养所的学生都是孤儿，所以公家管吃管穿，迫于生计的周观乐不得不投奔教养所求学以求活命，当时他只有8岁。但是，这所儿童教养院只办了几天，就在日寇的跑火轰击中化为一片焦土，王虎村也惨遭血洗。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教养所从河南济源的王虎村迁到孟津，再从孟津迁到渑池，最后迁到了陕西渭河以南的蔡家坡高店镇。1944年10月，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迫于形势，国民党当局决定将来自河南济源、洛阳，陕西长安，山西平陆的四所儿童教养院的360名难童，迁往大后方——新疆。他们分乘9辆汽车，在少量军人的护送下，由西安出发，经陇东、越黄河，过河西、出阳关，一路西行，备受艰辛，终于来到了新疆，分别被安置到哈密、吐鲁番、迪化三地，1946年又全部集中到当时的迪化，办起了难童学校。在这里他完成了小学学业，1949年7月毕业。时值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他也于当年9月考入新疆第一师范初师。1952年7月，在完成了初师三年的学业毕业后，周观乐由迪化专署分配到木垒县任教。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他任教的第一所学校，就木垒县建立最早的重点学校——县一小。开学后，学校就分配他担任一年级班主任，要求他“一竿子插到底”，从起始年级带起一直带到六年级毕业，这就是所谓的“大循环”。他带的这个班一共有60名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县城的孩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全县各地的农村孩子。学生的家庭出身各异，经济状况不同，年龄也参差不齐。但是，周观乐老师始终坚持以“爱”为教育的出发点，恪守“有教无类”的基本教育理念。不论家境贫富，不分远近亲疏，不管出身如何，他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偏三向四。特别是对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他常常是给予更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看到那些家庭贫寒的学生因缺吃少穿而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宭况，周观乐老师不禁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那种感同身受的怜悯同情之心促使他一次又一次自掏腰包给这些学生买课本作业本，代交伙食费，扯做衣服的布料。为了给学生增加一点营养，他还多次把几个贫困住校生领到当时木垒县最有“排档子”的红光食堂去下馆子，吃过油肉拌面。1957年，当他所带的这批学生升入五年级时，由农村招上来的五乙班要与周老师的五甲班合并。当时五乙班有六位女同学已经结婚，这就给身为班主任的周老师带来了新的难题。为了搞好同学间的团结和友谊，他要求学生做到：“一个尊敬”，即小同学要尊重大姐姐；“一个爱护”，即大姐姐要爱护小同学。在评定学习成绩，对于来自农村的那些年龄偏大学习基础比较薄弱的大同学，则以鼓励为主，在打分时一般都就高不就低，以激励他们奋发努力；对于那些聪明伶俐基础较好而年龄偏小的学生则从严要求，一般都就低不就高，以防止他们自满自足。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给学生记2分，因为这意味着不及格，会挫伤学生的积极心。但是他也不会给学生记5+，担心会助长这些学生自满情绪。还有一件事，，学生们至今依然感念不已。当时，在他的班上，大约有十几位年龄偏大的女学生，家里都已经给找好了对象，有的还订了婚，收了彩礼。男方家也一再催着结婚。一些同学顶不住家里的压力，不得已辍学回家准备结婚。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周观乐老师心急如焚。他一次又一次深入这些学生的家里，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给他们讲上学读书的好处，包办婚姻的危害，规劝家长退回已经收取的彩礼，让学生重回校园读书。在他的劝说下，家长们幡然悔悟，在与男方家协商一致后，那些已经辍学的女学生又都回到了课堂坚持完成了学业。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些“大姑娘”学生，还念念不忘周老师对她们的大恩大德。

在学生的心目中，周老师不仅是他们尊敬的师长，也是他们的知心大朋友。在课余时间，他与学生学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在开展“除四害”运动时，他和学生一起爬墙掏麻雀窝，一起端水灌老鼠洞；在操场上，他和学生一起打篮球，玩游戏，压“游马”、踢毽子、做广播操；在冰滩上，他和学生一起溜冰、滑爬犁；在课外活动时间，他教学生识简谱、唱歌曲、拉二胡、吹笛子。六年的寒窗苦读，六年的教学相长，周观乐老师与这个班的60名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58年，当这批学生毕业离校时，那满含热泪依依惜别的动人情景，至今想起来，还让这些当年的学生感慨系之唏嘘不已。这批学生，应当说是周观乐老师整整花了六年的功夫呕心沥血精心打造地得意之作。数十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与周老师保持着联系。虽然他们中有的已成为领导干部；有的已成为专家、学者、教授；有的已成为各自行业的骨干和中坚；有的已经移居海外，但是只要一回到木垒，首先要看望的，就是他们最为尊重的启蒙恩师——周观乐老师。

周观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学教师。在学校里，他脚踢拳打样样都能来上两下。由于受过良好的师范教育，小学的各类课程他几乎全都能带，但最擅长的应当是语文、算术、历史、体育和音乐了。周观乐老师治学严谨，备课认真，能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和教材特点设计教学方案，灵活的运用教学方法。他有条有理深入浅出的教学风格和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很受学生欢迎。在教学中，他力求从儿童的思维方式出发，运用儿童化的语言，通过形象地比喻和富有表情地讲述，让学生在欢快的气氛中，学习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有时，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他还会适当地穿插一些有小故事或儿歌，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为小学教师，他在体育上也很擅长。打篮球、乒乓球是他的长项。在篮球场上，他纵横驰骋，传球投篮的飒爽英姿，至今在他的学生中都记忆犹新，传为美谈。他的兵乓球打得也特别好，推挡、扣杀、削球的基本功都很过硬。特别是远台削球防守“海底捞月”的技术更是让人拍手叫绝。即使是一些难度很大的扣杀他也能防守自如，而且姿势飘逸潇洒。看他打球，对师生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在器乐方面，他也是一个多面手。他会拉手风琴，二胡和提琴，笛子也吹得不错。拉着手风琴给学校教唱歌，是他当年的拿手好戏。周观乐一生酷爱读书，求知欲很强，他特别喜欢读历史书籍，对于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都比较了解，有时还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评价。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需要，他除了受组织委派赴昌吉师范接受行政培训和业务深造外，还长期坚持在职函授中师的进修学习，坚持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文化程度和教学水平提高很快，是当时木垒县教师队伍中素质比较过硬一位小学老师。曾被县委宣传部、文教科评为教育工作模范。

1958年，县文教科任命他担任三畦学校校长。由于师资缺乏，校舍不足，作为校长的周观乐，除了负责学校行政管理外，主要工作还是上课，当时学校开设的是复式教学班，在教学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复式教学方法，文教科在实地考察后认为很有推广价值，便刻写油印 发到全县各学校学习借鉴。1960年1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

1961年，他又调任平顶山小学先任教务主任，后又升任校长。周校长领导下的平顶山学校，当年在木垒县教育界还是小有名气的。在全县每年举办的统考，升学考试中，成绩都排在前几位。这当然与周校长领导有方有直接关系。

作为学校的主管，他非常重视抓思想政治工作，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教师的生活会也是长期坚持。他鼓励教师之间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思想见面畅所欲言。记得当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么，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去占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是长期的，你死我活的。在我到职不久，在周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平顶山学校办起了全县第一家校刊——《争夺》，周校长亲自带头撰写文章，老师们也积极投稿。围绕学生思想品德教育、阶级教育等内容谈认识讲做法交流工作经验，在师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学校管理方面，周校长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学校的工作制度、考勤制度、政治、业务学习制度都很健全，而且也能坚持照章办事，做到有章必循。在他的管理下，平顶山学校教师敬业、学生勤学，校风很好。六十年代，正是学雷锋活动开展最活跃的时期。在周校长的组织下全校师生大做好人好事已蔚成风气。像学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生产队拾麦穗、为五保老人拾柴洗衣扫院子。老师们自己动手修理课桌凳，平整校园，清理积雪一类的好事真是多得举不胜举。教师们几乎每周都要到学生家家访两三次。下雪天护送学生回家也已成为教师们的自觉行动。利用星期天和暑假组织教师排练文艺节目到生产队宣传演出，也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在周校长的任内，有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一件是动员辍学儿童复学；一件是大办耕读教育；一件是自力更生修建校舍。

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农村缺吃少穿的情况还很普遍，好多家长无力供养孩子在校读书，只好让他们中途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少挣几个工分补贴家用。再加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一些家长认为：女娃娃家，迟早要嫁人，上几天学，能识几个字就行了，回家学一点针线茶饭，哄一哄弟弟妹妹比啥都强，上那么多学顶什么用。看到这么多孩子失学，周校长心里万分着急。他在与大队党总支商量后决定：一方面让生产队出面给家长做工作，同时也帮助那些确有困难的社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学校组织教师每天放学后深入学生家里，面对面的作动员工作，帮助家长提高认识，支持孩子复学上课。通过多方面的努力，绝大多数辍学孩子都重新回到了课堂。

1965年，为了普及小学教育，国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要求各地大力发展耕读教育。学生半耕半读，教师半耕半教，既是农民又是教师。每月由文教科发27.3元的补贴，其他由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分红。作为中心学校的校长，在大队党总支领导下，由周观乐具体负责民办教师的推荐考核选聘工作。他以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教师标准，对各生产队推荐的人选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了这批民办教师的质量。教师选定之后，他又配合大队协助各生产队选定校址，修建校舍，指派有经验的公办教师担任各校点负责人，为正常开学上课创造了条件。当时在平顶山，除中心小学外，又办起了河坝沿小学、帽盒山小学，孙家湾小学、汴家湾小学、北梁小学、甘沟口小学等几个校点。一时间民办小学遍地开花，办到了家门口，极大地方便了适龄儿童入学，入学率大大提高。周校长还参与了平顶山农业中学的创建工作，并兼任校长。

谁都知道，办学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教师；二是要有教室。作为校长，在教师的选拔任用上，他一贯主张：广纳贤才，量材用人，能者为师。在学校基本建设上，他也始终坚持以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改善办学条件为主，适当争取上级支持的原则。60年代初，他在县文教科的支持下，带领师生员工修建了平顶山小学；60年代中期，他又在大队的支持下，完成了平顶山农业中学的选址修建任务。从勘选校址、绘制图纸、争取资金、备料施工到监工验收，多是他一力承担。其中所经历的的艰苦辛劳可想而知。

为了平顶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周校长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劳苦功高有口皆碑，自不待言。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品质也为当地百姓和学校教师所敬仰。周校长处事谨慎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小心人”。上级的要求，他坚决照办，绝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学校的规章制度，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绝不徇私留情，看人下菜；对学校的老师，他满腔热情坦诚相待，从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有几件事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心怀感激。一件事是发生在文革初期，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大揪“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集团。在学校里也有人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贴出大字报，扬言要揪出隐藏在平顶山学校的小“三家村”、“四家店”来。但是作为校长的周观乐，并没有盲目的支持这一狂热的“极左’行动,他规劝那些头脑发热的老师不要盲目跟风。他说：大家在一起共事，谁不了解谁？同事间走得近一点，也很正常，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人家是“三家村”、“四家店”，政治问题是不能意气用事的。在他的疏导下，这场“闹剧”，总算没有继续下去。从而也就有意无意的保护了这些青年教师。而我本人也正是因此而幸免被揪的教师之一。因为我的父亲当时是“戴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则是属于“黑五类”子弟，在政治上属于不被信任的“另类”，“文革”中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翻案，是孝子贤孙。一旦挂到”黑线”上，我肯定会陷入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是包括周校长在内的领导和同事在暗中保护了我。事过四十多年，至今想起来，我依然感念不已。

还有一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依然热乎乎的。1965年，我是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按照当时的“回避”政策，从英格堡调到平顶山学校任教的。按照当时的政策，在政治上我属于不被信任的一类人。这一点周校长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对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歧视，相反，他却不避嫌疑，建议党支部将我列入入党积极分子的名单加以培养。在业务上也对我委以重任，让我担任六年级毕业班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学。多年后我还半开玩笑的对一些老同事讲：我本来是学理科的，在英格堡学校也一直教数学课，是周校长的一个似乎无意的安排，使我弃理从文，成长为一名小有成就的语文教师，而且从小学一直教到大学。周校长的栽培和知遇之恩，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在生活上周校长对我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我当时的工资仅仅是49.68元，全家十几口人就靠我这点微薄的薪水维持温饱。周校长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动员我写福利申请报告，并亲自到文教科为我办理。让我享受到了当时每人每年80元福利费的最高标准。当然，在平顶山学校，受到周校长关怀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对其他教师他也是关怀备至。平顶山学校离县城大约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加上又是山区，道路崎岖难行，无论是在学校安家的教师，还是单身教师，要到县城买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很困难。老师们都是城镇户口，吃的是商品粮，每月至少要到县城打一次面粉。往常都是老师们自己想办法搭乘附近生产队上城的胶轮大车或者借用生产队的马，有时还不得不张嘴借用社员家的毛驴，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经周校长联系，大队给学校配了一匹柔性子马和一头听话的毛驴。这样，老师们进城办事或者到一里外的泉上驮水就方便多了。为解决单身教师的吃饭问题，学校还办起了教工食堂，由大队派炊事员做饭。后顾之忧解除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在时隔多年之后，见面闲谈时提起这些成年往事，我也曾坦率地问过老校长。你当时对我们这类人那么信任和关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抓你的“小辫子”吗？他说：家庭出身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看中的是一个人的品行和才能。只要表现好，有能力，我就重用。再说，我身上还背着两块“钢板”：一是旧社会苦大仇深出身好；二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牌子硬。就是有人说话，凭这两点，我也可以抗得过去。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的风潮席卷全国，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的思潮在师生中也有一定反映。平顶山虽然地处偏远山区，但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些影响。作为校长，周观乐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正常上课，尽量做到革命与教学兼顾。1966年暑期教师集训，在搞了一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揪斗批判了一批学校当权派和教师后，也对教师队伍进行了调整。“文革”初期，也许是鉴于平时的谨慎，也许是那两块“钢板”的保护，也许是由于他的人缘关系好的缘故，周观乐老师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是被调到南闸中心小学任校长。此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在南闸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向纵深发展的非常时期。学校的“斗、批改”也在步步深入。由于文革的冲击，此时学校的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一些师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也开始起来造反，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被打乱了。此时的校长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维持会长”了。周校长顶着来之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按时开学正常上课，直到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传达以后，教学秩序才慢慢的趋于正常。期间他所受的刁难和冲击可想而知。后来，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精神影响下，原来的学校校长统统靠边站。周观乐当然也不例外。学校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由大队选派贫下中农代表负责管理学校。作为学校的老校长，依然一如既往地协助学校领导小组和贫下中农代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形势的发展，贫下中农代表撤出学校，周观乐又“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校长。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是主要的教育形式。组织师生学习 “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开“讲用会”“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做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思甜饭等就是当时主要的教育内容。在教学上，除了按部就班的上文化课之外，还要组织学生学农、学军。当时学校的经费很紧张，有时连买粉笔和教案本的钱都没有，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到处化缘，实在没办法就垫上自己的工资去买。学校的课桌凳短缺，他就一方面请生产队的木匠帮助维修，另一方面还发动学生自带课桌凳上学。

1970年，全县教师又一次在县中学集中，主要是在教师队伍中进行“一打三反”，集训由 “军宣队”主持。一时间，教师们人人自危空气十分紧张。在东风公社教师的批斗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周观乐老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校长的两块“钢板”这一次却失灵了。他是作为批斗对象在台上亮相的。记得当时是因为有人揭发说：周观乐是国民党的难童学校培养出来的，有为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言论；还有人说他阶级路线不清，阶级立场不稳等等。在批斗会上，面对会场上浓浓的火药味和个别人激烈的言辞，周观乐老师却表现的不卑不亢异常镇定。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早日过关而盲目的“低头认罪”。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五一十的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大家了解事实的真相。对于确实存在的一些属于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和处理同事关系中的不当之处，他也诚恳地作出检讨并请求大家的批评帮助和谅解。在经过几次的大轰大嗡和批判之后，周观乐老师没有被划为“敌我矛盾”，在做了一番“深刻检查”后，总算是勉强“过关”了。“一大三反” 结束后，有位老朋友问他：批斗时你难道一点也不害怕吗？他坦然地说：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是再害怕也不能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呀！要是有的没有的都承认，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推吗？更何况有些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捏造，这样的“罪行”，就是打死我也不会承认的。他们说我 “避重就轻”也好，“老奸巨猾”也罢，我都不在乎，关键是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自己。事实证明，这位在某些人眼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树叶子掉下来也怕砸破头”的周校长，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却是那样地镇定，一点也不胆小。在政治上他确实是一个明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能修炼到这个境界，实在难能可贵，令人佩服。在他蒙冤挨整期间，南闸的父老乡亲们对他依然不离不弃，尊他为先生，视他为亲人。鼓励他相信党的政策，相信自己的清白。在生产队分粮、分油、分肉时，对他一家也是一视同仁，绝不缺斤少两克扣刁难。当他的孩子出生时，善良的老大妈按照农村的习俗，化缘百家布，缝制百家衣，送来催奶饭，送来了乡里乡亲对一位老教师的祝福和尊敬。

1975年，木垒县委复查办下发了（75）021号文件，1979年，县党委下发了木党发（79）203号文件，决定对周观乐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以莫须有得罪名被揪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运动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

1969年，他受东风公社文教办指派负责筹建南闸中学。南闸中学的校址位于二道沟的萱麻滩。他的任务就是从各生产队筹资筹劳修建两幢18间教室和办公室，要求当年完工交付使用。为了筹集资金和木料，他与大队的干部一起到各生产队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道理，宣传大队办初中让贫下中农就近读初中的好处。在此基础上，它又三番五次到各生产队落实投资投劳的具体任务。在大队和各生产队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秋季，南闸中学顺利开学。1970 年10月，公社文教办调我到南闸中学任教。说来也是缘分，周观乐老师又一次当上了我的顶头上司——校长。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在教师的配备上，周校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在他的争取下，把当时各主要学科的一批教学骨干一次性充实到南闸中学，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学班子。周校长的用人之道就是“不论出身，唯才是用”。这在当时“唯成分论”的余毒还阴魂不散的形势下，是要冒风险的。但他却毅然决然的将家庭有历史问题，但文理科兼通的李玉广；家庭出身不好，但在语文教学上很有造诣的高永春；擅长数学教学的蔡青山、姚崇义等老师挖到了南闸中学。为了解除这些老师的后顾之忧，他亲自安排胶轮大车帮他们搬家，为他们解决住房、。就连拉煤、盘炕、打火墙这类的琐事，他都一一安排停当。语文先后由李玉广、由高永春担任，数学先后由李彤、孙传荣、蔡青山、姚崇义担任，物理由李彤担任，化学由李玉广担任。这样的教师配备，对于当时的农村中学来说，已经是相当有实力了。以上各位老师，后来都成为木垒县一中的领导和教学骨干，有的还担任了教育局的主要领导。周校长慧眼识珠招徕人才的远见和胆识由此可见一斑。在学校管理上，他除了坚持常规管理的各项制度外，对教师并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都会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绝不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在工作中，他要求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是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做法，他都支持。为了解决理化课在黑板上做实验的做法。他千方百计想办法，通过文教科，调拨了一部分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实验仪器室。看到北闸的学生离家较远，走读有困难时，他又与大队商量，解决了学生宿舍和食堂，让这部分学生在学校寄宿。这样一来，教师专心、学生安心，家长放心，学校的声誉也大大提高了。在周校长的精心管理下，南闸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同类学校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考入县一中高中的学生，有不少都是班上的佼佼者。不仅学习成绩好，个人品行和体育水平也都不错。考入区内外大中专院校的也为数不少。

1974年以后，因为工作需要，周观乐老师曾先后调任东风公社学区校长，南闸中学校长、学区视导员、代理文教干事、农牧民教育专干，照壁山乡中学政教处教师等职。虽然工作岗位在频繁地变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精力也一年不如一年。但他依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每一项工作，在年轻人面前，他从来不吃老本，摆老资格，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年青一代的工作，从而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他不愧为是木垒县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老校长，是一位用自己的毕生精力践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诺言，“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的师表典范，是一位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书写着教书育人美好篇章的“桃李满天下”的可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