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88游戏攻略:刘 拓：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上）

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上）

2012-01-24 08: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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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

刘 拓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诸多精英们，一直被一个外来的理念困惑着。这个理念，就是民主。它像一个呼扇的花蝶翅膀，时常诱惑招惹人，使人亢奋；它像一个失效的麻醉药品，不时麻烦讨嫌人，使人厌倦。

这个民主，从个性的角度，很多人推崇它；从理性的角度，很多人警觉它；从旁观的角度，很多人推销它；从实践的角度，很多人摒弃它。现在，它又成了内外很多人指责中国的话柄。

龙，是中国的传统标志。龙年，快要到了。龙总是要抬头的。但愿，民主之翼和巨龙之躯能够共舞。

（一）问题：我们是谁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历史上曾是怎样，现实上确是怎样，长远上会是怎样？

这是研究和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或者说是基于国情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民主的困惑和分歧，大多源于国情的困惑和分歧。

每个国家，既有她的现在，也有她的历史。中国，在本质上，是农耕源起，是一个政治国家，是一个民本国度，是一个国家权力社会。这在历史上，便与西方不同。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家群体，在本质上，是商贸源起，是经济国家，是民主国度，是公民权利社会。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依然继承、创新、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时代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焕发出愈加夺目的光彩。

（二）方法：国家比较

从个人而言，自知之明不易，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之时。对国家而言，自知之明更是不易，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之时。中国这个国家，那种基于远大时空和种群差异的系统复杂性，其特性确非一时之力可以轻易认知；往往需要通过重大历史效应的显现，甚至需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才能充分领悟。识国之难，如历蜀道。

当人们对复杂问题认识不很清楚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进行比较。比较有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有横向的现实比较。研究中国，既需要历史的传统比较，更需要现实的国家比较。只有站在时空的长度和广度上的比较，才能些许看得清楚些。正如毛泽东老人家所言，有比较才有鉴别。

其实，我们只要放眼生物界，就会被生物界千姿百态的多样性所惊叹。我们会发现，动物种群和植物群落，是那样的不同。每一种生物，又都完美地适应了它所处的环境，是那样充分地表现出它的生物优势和生存技能。它们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时至今日，人类即便完全统治了地球这个星球，也不能轻视和排斥这种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国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堪比生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打开人类历史的大门，我们会看到，整个人类在以万年计的文明史中，演出了难以计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众多文明，都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只要深入人类的诸多历史侧面和细节就不难看到，这些贡献共同组成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历史。东方文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有什么充分理由，认为世界文明定于西方一尊？认为世界文明发展模式只有欧美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具有终极意义？认为民主是政治文明的峰顶？认为历史将会终结？

（三）缘起：痛思国殇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被武力打开国门而认真看世界的时候，当时的国家精英们，有了比较的机会。李鸿章曾叹言此为千年未有之变局。先人们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繁荣、文明和进步。当然，起初只是极少数人稍露羡慕而已，绝大多数人没有随之意识到那些“奇伎淫巧”之背后意味着什么。但在与邻居倭寇的甲午海战和以西洋鬼子为主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在被列强打得一败再败之后，中国人尤其是国家精英们惊醒了、警醒了。

一时间，国家精英们从观察比较和总结反思，到曾几乎集体失去自尊和自信，曾长期陷入了迷茫和争论。五四时期及以后，一波波地自我批评与检讨成为中国政治界、经济界、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环顾全球，审视一己，痛定思痛，不少人认为，我们必须向西方全面学习，甚至要照搬照抄才行，极端者竟然提出“全盘西化”。五四之后，科学、民主和新启蒙，便成为精英们的主流意识。应当承认，这是一个无法缺省、无法重来的历史过程，也是无可厚非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四）求索：反思矫枉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探索，当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尤其是我们回头总结百年来前人的奋斗史时，我们便明白了：中国往昔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学习借鉴；但中国真正的成功，从不是照搬照抄得来的，而是通过走出一条继承借鉴创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来的；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是经历了从理论上、从实践上特别是从惨痛教训上否定了照搬照抄的意见和做法之后得来的。这是我们百余年来的一个基本经验。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历史上一些时期，我们曾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的。实际上，对我们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也是完全适用的。脱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是百年来中国各界精英们易犯的通病和高发病。

比较的目的，是找寻差异，是寻求办法，是求解问题。解决问题，比较简易的办法是学习借鉴；而学习借鉴，最简易的办法，是照搬照抄。解决具体问题，这不失为有效。但对治国理政安邦，对规划国家未来，则是肤浅的、轻率的，是简单化的、犯大忌的。比较的结果，应是认清了自己是什么、别人是什么，从而避免东施效颦、照搬照抄。

五四以来西风东渐，中国各界精英普遍存在着对国家认识的矫枉过正现象。一提传统，就是保守；一提国情，就是倒退。在国学逐渐复兴的现在看来，当年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是不无道理的。

从全球范围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即使在西方学者自身看来，也不如以往那么风光神圣了，因为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确有局限。实质上，这是源于西方哲学思维的分析思维有局限。过于注重个体的“分”，而忽视了整体的“统”。随着非线性问题研究的兴起，东方哲学综合思维的深邃，已经为科学界所认识。这种局限，在政治领域，也有相类似之处。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也正在全球范围褪去惹眼光环；以整体和谐为主旨的东方民本政治，正在显露内在优势。

（五）国情：来自何方

我们是在一个相对闭合的大陆上发展起来的。高山、大海、寒地、沙漠，保佑了中华民族的自主成长。西部的高原，东南部的大海，北部的沙漠，东北部的寒带，将广袤的国土围合其中。我们有着世界上少有的纵向6个温度带之多样性气候的经纬跨度，因此游牧部族、狩猎部族、农耕部族、采摘部族、捕捞部族齐聚这个国度，演绎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民族交往融和史。

幸运的是，早在三皇五帝时代，以中原核心的两河流域为舞台，我们就进入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秦王朝之后，农耕文明就成为先进的经济文明，以首领、上层通婚为标志的民族融合就成为精英群体间的政治常态，国家统一就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相伴生的，就是王权主义和中央集权，就是王权文化和儒道佛共存。从总体上看，官文化主要是尊崇于儒，士文化主要是安乐于道，民文化主要是膜拜于佛。这三者，成为中华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内核，实现了长期共生。

建立王权，在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是进步的政治形态。王权独占及其更迭的血缘传承规则，包括非正常的宫廷政变，在客观上避免了很多表现为群体间大规模战争形态的政治争斗，减少了千百万人民的生灵涂炭，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免遭破坏和稳定发展。

详细考察中国的王朝更迭，尽管具体因素很多，但除了早期夏朝末期骄奢无度和秦王朝过度使用民力等的少数朝代和帝王而直接导致反叛和农民起义之外，很多是源起耕地资源兼并失控的经济原因，加之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为生存南下导致的。中国古代，王朝建立初期一般都是均田制、轻徭赋；后期往往是王朝对土地管制失控和失效，导致土地兼并无度，耕地资源配置失衡，遇到天灾人祸，王朝便随之倾覆。也就是说，农耕社会最核心的资源——土地的失控和失衡，是导致王朝颠覆的主要原因。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一般可以保持数百年的整体社会安定。

（六）比较：历史起点

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从物质意义上是生物体，必须靠物质、能量、信息的代谢和交换来生存。中国古语说：“民以食为天”，那是当时的政治家讲的。实际上是，人以食为天。但在生物工程未出现实质性突破之前，人类还是要靠食物生存。在生产力水平的不同时代，不同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对人类的意义是不同的。在人类早期，能与食物相联系的物质，都是生存资源。当然，到今天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仍然是极不均衡的。在非洲，在太平洋岛国，很多人还是以极其原始的方式生活着，生存资源主要是食物资源。

在数万年的历史尺度以前，资源是领地。人类在各自的领地里狩猎、采摘或者游牧。人类在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地，不断迁徙，直到达到自身生存条件的极限。哪里具有生存资源，人类的足迹就会努力达到那里。人群相互间，有联合，有分裂，有交换，有传播，有争斗，有姻亲。这和生物界没有多大实质性区别。在一定气候条件之下，人类可以利用的，无非是动物、植物等生物资源，加上一些阳光、淡水、矿物质等非生物资源。

考察人类发展史，在那个时代，人类基本上是近山的狩猎、近水的捕捞、近地的采摘，随后则是农耕、游牧，等等。其间，这些生存方式，不一定是单纯的，常常都是混合互补的。后来，人类逐步摆脱生存的困扰，剩余产品便进行交换，贸易兴起了。从总体上看，耕地、草场、水域、山林是四大资源空间。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能相对稳定供给人类生存数量最多的是耕地。世界范围看，两河流域是农耕文明的起源；在中国范围来看，黄河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资源的拥有种类、多寡和交换、分配，是人类利益的基础。

历史比较是基础，现实比较是佐证。

当有条件对世界各国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之后，就会发现，政治形态差异的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在于民情文化的不同，在于国情条件的不同，在于资源状况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度。

这片土地，从历史上看适宜人类生存，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比较优越，尤其是在中原地区，包括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西方文明的缘起，在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中下游地区的两河流域；东方文明的缘起，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河流域，都在纬度相近的两河流域。从发展农耕经济和气候条件的角度看，这不是偶然的。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这两大区域内繁衍生息了大量人口。

生物界包括人类繁衍生息的铁律是，生物总是繁衍到生存条件所能容纳的数量极限。因此，在中国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上，由于长期开发，总是处于以（农耕社会）耕地生产力水平为主要衡量指标的资源紧缺状态。周期性的朝代更迭，与此是有相关性的。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总体上非常丰富的少数大国之一，而且资源种类齐全和绝对数量巨大，但人均数量较少。以耕地为例，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人均耕地平均1亩多，而美国则人均耕地有13亩之多。作为仅次于美国、俄国的世界五大资源大国之一，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生存空间上看，在欧洲，每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密度也不超过百人。中美洲平均人口密度，总体上也在几十人以内。南美洲，由于大面积热带雨林的存在，人数密度也控制在数十人；主要国家巴西，其人口密度也较低。中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26人，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大多分布在黑河——腾冲线以东。在该线以东，平均密度便超过300人，有些高密度地区可达500——800人，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地区。而在北美，加拿大每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密度，也就3人；美国大致是30人；墨西哥虽然人口增速较快，大体不会超过60人，尽管分布上有些失衡。

这里特别要指出，为什么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水土不服？除了政治自身、历史文化等原因之外，其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和经济张力的缺乏。经济基础，不仅是指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主要是指相对于人群的经济资源拥有状况，即与人均资源和人均收入紧密关联的资源紧缺程度。经济张力，是指国家和社会进行资源配置的综合能力，包括从外部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由于具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优势，经济张力一般都是很强的。在非洲，除人均收入很低之外，人口分布很不均衡，以大陆面积衡量的总体密度虽然不高，但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适宜生存的百分之一土地上，表明实际生存空间狭小和土地资源相对紧缺。

（七）西方：扩张发展

从各自的文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明的发展地域空间，是相对开放的，国家间在开放地域空间里竞争相处。东方文明的发展地域空间，是相对闭合的，部族间在闭合地域空间里和谐并存。从早期，依赖的资源类型和资源状态便不同。地中海及其东南部等周边地区，既是商贸的集聚区域，也是战争的频发地域。几乎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统治和占据，一直难以实现长久的大统一，至今仍有很多民族争斗的历史后遗症。在中国，如果不是早期便实现中华统一，走向中央集权的轨道，就会象春秋战国那样长期征战不断，那便是民不聊生、生产凋敝、发展缓慢。而且，中华统一是率先在自然屏障较少的地区实现的。

一个是在开放流动状态下，不断破碎重组的各方资源争夺，成王败寇。一个是在闭合环转状态下，不断整合集中的中央资源统筹，问鼎中原。一个是分、争，一个是统、和。这就决定了，两种文明在社会状态、文化形态特别是社会治理的政治形态上的不同。西方孕育发展了民主政治，东方孕育发展了民本政治。这不是自然和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的是非对错，恰恰是历史状况的不同导致的。正是这种差异，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创造了机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未来，在科学技术未出现重大突破之前，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拓殆尽，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世界将日益呈现整体资源紧缺的状态。两次世界大战和欧美国家不断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充分揭示出这种趋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者说帝国主义发展模式，随着当年是殖民地的各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和民族觉醒，随着国际社会要求建立新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增强，已经走向尽头，必须进行改变了。世界尽管在变平，但世界更在变小、更在变挤。

（八）宿命：竞争之地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缘起地中海周边的欧亚非交汇之地。适宜人类生存的纬度气候条件，使得那里自古人流物流交汇。农耕文明启动较早，但当初的民族却都先后宿命般地迁徙消亡。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兴起创造了条件。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发展，大规模贸易和资本力量的兴起，以及依赖自然条件的独立邦国和城市国家的大量存在，便不是偶然了。帝国即便是那些曾跨越欧亚非的大帝国，也往往历史寿命不长，正是因为缺乏稳定的经济文化地理条件。独立和争斗的文化兴盛。从西方先哲的著述中，人们不难看到一条强权即真理、成王败寇的思想脉络。

随后，资本主义兴起，因资本发展空间受限而又掀起开拓全球市场的一波波贸易、殖民和征战狂潮。列强间的竞争，又导致了相互间的各种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历史沿革和地理环境，自然要产生维护独立、倡导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说穿了，那个背景产生的自由民主，就是保护私有制、资本私有、资本输出的自由民主，尽管这在当时是有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意义的。从美国建国后立法修法的变化过程，人们也不难看到，那些立法修法是如何为了保证私有财产权利而不断调整的史实。

从西方各国家发展史来看，几乎无不伴随着对外扩张包括领土扩张。这种扩张的实质，就是为实现跨境的资源配置，为资本输出扩张开路，为市场贸易扩大开路，而且很多是赤裸裸、血腥腥地直接以武力掠夺别国资源、打开市场。

战后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系统性的发展速度减缓，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世界范围的普遍民族觉醒和国家独立，那种依靠原始扩张进而直接掠夺别国战略资源的方式，受到了很大限制。无偿或廉价获取发展中国家各种资源的方式，也日益受到限制。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随着技术交流扩散，也不在那么凸显。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便逐步进入低速徘徊时期。实际上，资本主义经历了由国家范围内直接掠夺本国人民，到在世界范围里掠夺他国人民的发展过程。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并未过时。只不过，现在的掠夺，因为武力的使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而难度增加；仅仅靠诸多经济方式进行，毕竟是间接缓慢的。扩张的速度慢下来，经济的活力也就弱下来。

依赖市场效应的科技革命、吸纳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社会、扩大选举的民主政治，从战后实践来看，效果是短期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的日本，除去明治维新和被开国门较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之外，就是依靠掠夺中国的大量战略资源和战争赔款发展起来的。

当今的经济大国日、德，这些当年的战争策源地，都是以扩展民族生存空间的名义，走上军国主义的战争之路的。美国的崛起，更是伴随着长期的大面积领土扩张得以实现的。美国的领土，从独立建国之后，几乎扩张了10倍。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都曾在全球建立了自己的大片殖民地，远远超过本土面积。引发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日，都是没有稳固殖民地的国家，并非偶然。可以说，没有对外战争、领土侵略、资源掠夺，就没有今日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体系。说穿了，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全球化、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话语，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功绩，就是为资本在国内国际的资本扩张甚至武力侵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及其制度保障。美国是其最大的受益者。

近三十年国际经验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列强离开了直接掠夺，整体经济便出现周期性危机，先后陷于停滞衰退。相反，新兴国家在维护政治经济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利用后发优势，倒是出现蒸蒸日上的态势。这是历史的逻辑。在公正平等之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借上帝保佑得以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