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城堡简介:【名家演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

罗素      2011-11-25

在当今的中国，封建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将孕育出一种比双方更优越的新文化，或者只会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代之以美国的文明，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在人类前进的历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过去通常是成功的，竖起了一座座里程碑。希腊学埃及，罗马学希腊，阿拉伯学罗马帝国，中古欧洲学阿拉伯。文艺复兴的欧洲学拜占廷帝国。在许多这类史例中，学生常常超过先生。在中国的情形，如果我们视中国为学生，结果也可能一样。实际上，我们彼此都有需要学习的东西，但我们能学到手的可能性大小了。假如我视中国为学生而不是相反，仅仅是因为我担心我们不堪教化。

我打算在这儿谈谈中西文化的结合所提出的问题，只谈这些问题的文化形态方面。除开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的文化结合外，我想不出任何各自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的两种文化结合的例子，像中国和欧洲文化相结合的情形。试想两地如此遥远，中西之间的相互了解却没遇到更大的困难，这真令人惊奇。为了阐明此点，有必要追溯一下这两种文化的历史渊源。

西欧和美国具有事实上相似的心理，溯其源有三：一、希腊文化；二、犹太教极其伦理；三、现代工业主义——这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我们可以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者的代表，发展至今，彼此仍然脉络分明。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文学艺术、哲学和理论数学，以及我们社会观的更加文雅的部分。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狂热的信仰，或如其信徒所称的“信念”；由于罪恶观念而产生的道德热忱；宗教的偏执，以及我们的部分爱国精神。从科学那里，像应用于工业的情形那样，我们获得了力量和对力量的信念，相信我们是神，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野蛮种族的生死主宰。我们还继承了实验主义方法，我们的一切真知几乎都是由此获得的。我认为，以上三种因素可以说明我们的基本心理。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上述三者没有哪一桩起过积极作用，除了希腊间接地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中国在其历史发端时期属于几个大河流域帝国之一，其中埃及和巴比伦曾为我们的文化源头作过贡献，它们对希腊人和犹太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肥沃冲积土上的子孙使他们的文化成为可能，中国最初的文化是黄河浇灌出来的。即使在孔子的时代，中央帝国的疆域也未伸到黄河南北多远的地方。但尽管有地理和经济环境的相似条件，中国人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思想观念之间却很少共同之处；同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和孔子就具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中国的特征。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因素起作用的人，会难以对中国与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差异作出解释。我自己也提供不出别的理论。在现阶段，我不认为科学能够完全解释国家的特性。气候和经济条件可以说明部分问题 ，但不可能说明整个问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平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魔西、穆罕穆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

中国最早的贤哲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名字，仅仅表明他是一个“古代的哲学家”。他与孔子同一个时代（按传统说法），比孔子年长，但他的哲学在我看来远更有趣。他认为，每一个、每只动物和每件事物，都具有某种与他、她或它相宜的行为准则；我们自己应当遵循这一自然的法则，也应鼓励别人这样做。“道”即“道路”，但多少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正像在《圣经》里的这句话：“我即道、真理和人生。”我想他认为，死亡是由于离开“道”的结果，倘若我们都严格按自然之道行事，我们就会像天体一样永生。道家在后世沦为巫术，主要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金丹。但依我看，道家哲学一开始就包含着逃避死亡的企求。

老子的著作，或者说归在他名下的著作，篇幅很短，但他的思想被他的弟子庄子发展了，庄子比他的老师更有趣。他们两人都倡导自由哲学，都鄙视政府以及对自然的任何干预。他们抱怨当代生活忙忙碌碌，并用来与他们称为“古之真人”的安静生活相对照。道家的教义带有一点儿神秘意味，因为它认为尽管众生各警，在某种意义上道仍为一，所以如果大家以此为生活的准绳，世上就不会有纷争了。

但是，这两位贤哲身上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的幽默、节制和含蓄。他们的幽默可以用孔子的伯乐论来说明，伯乐“善治马”，训马至死过半。拿他们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相比，他们的节制和含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当今有教养的中国人的谈吐也这样。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喜欢诙谐，从不错过说笑话的机会。受过教育的阶层，其幽默隐晦精妙，因此西欧人常常领悟不到，这更增添了中国人的快乐。他们谈吐克制的习惯是很卓越的。

有一天，我在北京遇见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他对政治理论抱着学术性的兴趣。由于初来乍到，我便信以为真，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省之长，而且早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界人物。中国诗歌明显地缺乏热情，这也是由于克制含蓄的缘故。他们认为，智者应当经常保持缄默；虽然他们也有热情奔放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民族），但不愿意让感情表现于艺术而使之长存，因为很藐视它们。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曾引导人们热爱激情，就我所知，他们的文学里找不到相似的文学运动。他们的古乐，有一些是很美妙的，但乐音轻微，只能勉强听见而已。他们的艺术讲究雅致，他们的生活追求合理。莽撞的武夫不会受到称赞，无节制的热情不会受到赏识。经历了西方的较为喧嚣的生活的人，开始全然看不见他们正在追求的种种目标，但他们生存的优雅和尊严渐渐变得显明起来，因此，在中国居住最就的外国人最喜爱中国人。

道家虽然作为术士幸存了下来，却全然失宠于儒家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我得承认自己难于欣赏孔子提倡的德行。他的著作大部分谈论繁文缛节，他主要的关注在于教导人们举止得体。但是，如果将他同别的时代和民族的传统的精神首领相比，必须承认他具有高尚德行，即使那些德行基本上是消极的。由他的信徒加以发展而形成的一套体系是纯伦理性的，不带任何宗教的信条，没有造成一个强大的教主阶层，没有导致宗教迫害。显然，它成功地造就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国家。中国的礼仪不止是因袭惯例，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形也照样合乎礼仪；而且，不局限一个阶级，甚至存在于最卑鄙的苦力中间。目睹中国人以尊严的态度冷静地接受白人的傲慢而不屑于以无礼，这真叫人感到耻辱。欧洲人常以此为懦弱，但它真是真正的力量，就是用它，中国人治服了历来的征服者。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惟一仅有的重要外来因素是佛教。佛教是在耶酥纪元的头几百年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并在这个国家的宗教领域里确切地占了一席位置。我们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不容异教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坂依了一种宗教便不能信奉另一种。基督教和回教的正统教义就是限定性的：谁也不能接受两种宗教。但在中国却不存在这种不相容性，一个人既可以信佛教，也可以信儒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地方。同样，在日本大多数既信佛教又信道教。不过，儒佛之间有气质上的区别，这使信仰的个人有所侧重，即使两者均信。佛教这种宗教，我们可以从该词的含义去理解，它有神秘的教义，讲求超度和来世。她告诉想要治愈绝望的世人；它认为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感到绝望是自然的事。它明显地持悲观主义态度，这种悲观只有以某种信念才能加以消除。儒教没有这一切，它认为人与世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不需要鼓励人们生存，只需要教导人们如何生存。而且它的伦理教育并不建立在任何玄奥的或宗教的教条之上，完全是世俗的一套。这两种信仰在中国并存的结果是，信仰更虔诚、忏悔更真切的人转向佛教，积极入世的人则安于儒家学说，这种学说成了官方历来的主张，求取功名仕途的应试科目。结果，千百年来中国政府操在不信神的文人学士手里，他们的治理缺乏蓬勃的朝气和敢破敢立的冲动，而这种品质是西方国家要求其统治者具备的。实际上，中国的统治者的做法很接近庄子的学说。这样的结果，除了内乱带来的疾苦外，民众一直不安居乐业的；属国被给予自治权利，外国没有必要惧怕中国，尽管她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将中国的文化与欧洲的文化相比，人们会发现中国文化中有许多见之于希腊文明的东西，而呈现于我们文化的另外两种因素——犹太教和科学，则几乎全然没有。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不信教的中国，不仅在上层阶级，整个民众都如此。中国存在着一套非常明确的伦理准则，但它并不残酷或压迫人，也不包含“罪恶”的观念。迄今为止，除了近年来受欧洲的影响而兴起的项目，中国几乎没有科学和工业。

这一古老达到文化与欧洲文化相接触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考虑的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影响，而是对中国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而是对中国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当然这两者是难于截然分开的，因为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必然要受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然而，我希望尽量孤立地谈论文化问题。

目前大中国已有一股获得西方知识的巨大热情，不纯粹是为了增强国力、抵御外侮，许多人把学知识本身当作一件好事。中国有崇尚知识的传统，但是过去却只向经典文学索取知识。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西方知识更有实用价值。每年都有许多学生去欧洲各大学学习，去美国的更多，去学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律或政治理论。这些人回到中国后，大都当教师、公务人员、记者或从事政治。他们迅速地使中国人的观点现代化，尤其在受过教育的阶层。

中国传统的文化已经变得停滞不前，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再产生很多富有价值的成果。我认为这不是由于这个民族坠落了，而仅仅是因为缺乏新的素材。西方知识的注入恰好提供了所需要的刺激。中国学生很能干，特别敏慧。高等教育缺乏资金和图书，但绝不缺少优秀的人才。尽管中国的文化迄今为止在科学方面很薄弱，但没有任何敌视科学的因素，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没有遇到像在欧洲所经历的类似教会之类的障碍。我相信，中国人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充足的资金，他们在30年内就会逐渐创造出杰出的科学成果。很有可能，他们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带着新的热情，具有一种振兴的气势。事实上，从中国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出来的求知热情，不断使人联想起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学习的不是那些带来财富或增强国力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是纯学术性的东西。对于我们的文化，中国人绝不是没有批评地兼收并蓄。他们之中有人告诉我，1914年前他们没有这样持批评态度，但那次战争引起了他们深思，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一定有不完善之处。然而，当时向西方求知的风气很是盛，有一些青年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或许能满足他们的寻求。这种希望一定会遭到失望，不用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得靠全新的办法来解救自己。日本人学了我们的短处，保留了自己的宿弊，但是不可能希望，中国人能作相反的选择，保持他们自己的优点，汲取我们的长处。

应当说，我们文化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文化的显著长处则是人生目标的合理观念，这就是人们希望看见逐渐结合的两点。

老子把道描写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会从这几句话里领会到富于沉思的中国人所持的人生终极观念；应当承认这与大多数白人确定的人生观念是大为不同的。对于白人来说，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迫切地追求财富的占有、自我的表现和支配的地位。这些观念已升华为尼采哲学，而尼采的信徒不限于德国才有。

但是人们会说，这是在把中国的理论和西方的实践加以比较，要是把中国的理论和西方的实践相比，情形便会截然两样。当然，这话有道理。老子希望人们放弃的三者之一的占有，普通的中国人自然也是很热心的。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对金钱是看重的——或许不如法国人，但肯定胜过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的政治腐败，有权势的人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这一切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如此，在表现自我和追求支配权这两种恶习方面，中国人的实践却显然比我们超脱得多。比起白人民族来他们统治别人的欲望远为淡薄。中国为世界所知的软弱性，既可以归于种种腐败现象，又可以归于这种德性，而我们却总是把腐败归为惟一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存在任何“不屑于战”的国家，那便是中国，中国人的态度的本色是容忍和友善，待人以礼，也希望别人以礼相待，也希望别人以礼相待，。要是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希图自由，不追求统治地位。倘若别的国家要强迫他们为自身的自由而战，他们也许会失去那种德性而滋长出建立帝国的愿望，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尽管已有2000年的封建帝国的历史，他们对于建立帝国的热情是极为淡薄的。

虽然中国发生了许多战乱，但中国人的本来观点是主张和平的。我不知道在别的国家里，有像白居易所做过的那样，将一个断臂以逃避兵役的老翁作为一首诗的主人公，这首诗韦利译作《新丰折臂翁》。中国人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植根于他们不愿思变的愿望。正如他们的绘画所表明的，他们乐于让各种各样的生命尽呈其态，无心强使万物整齐划一。他们没有通行于西方各国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为我们的自发冲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然，发展的思想甚至于我们也是很现代的，这该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当今中国的有骄阳的保守分子，嘴上谈的完全与他们先贤笔下所写的一样。如果友人向他们指出这点，他们会说：“知足常乐，何求发展？”这种观点欧洲人乍一听来是过时的 懒怠，但逐渐地会怀疑是我们自己不明智，会认为我们所说的发展只是变化不定而已，不会使我们接近任何理想的目标。

把中国在西方的探求与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作为智慧的敲门砖，——这恐怕多半要落空。白人则着三种动机到中国：作战，赚钱，使中国人板依我们的宗教。最后一种动机具有理想化的长处，激励过许多人英勇地献身。但是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一个样，都热心于在世界上打下我们文化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说，三者都是逞强好斗的。中国人却无意使我们板依儒教，他们说：“教门纷繁，其理则一。”于是，他们听任我们自行其是。他们是精明的商人，但他们经商的方法与在华的欧洲商人的手腕截然不同。欧洲人老是要求让步，垄断铁路、矿山，靠炮舰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一般说来，中国人不善于作战，因为他们知道，要求他们为之战斗的理由并不值得。但是，那只证明他们通情达理。

我想，中国人的容忍性，欧洲人凭自身在国内的经验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以为自己很宽容，这只是和我们的祖先相比而言。但是我们仍然在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迫害。而且完全以为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无比地优越于别的任何文化，因此当我们遇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便深信我们最友好的行动是使他们仿效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在我看来，即使是一个贫困可怜的中国人，也比普通的英国人更幸福的原因是中国建立在一个比我们更加合乎人性、更加文明的思想观念上。烦躁不安，逞强好斗，不仅会带来明显的痛苦，而且使我们对生活十分不满，使我们不能感知美好事物，几乎失去了思辨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的状况在过去100年间迅速地恶化了。我不否认，中国人在相反的方面走得太远，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很可能对双方都会富有成果。他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不可缺少的务实效率，我们则可以学习他们那种富于沉思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中国绵延至今，而别的所有古老国家却衰亡不存在了。

我到中国是去讲学的，但我住在那儿的每一天，该教他们什么的问题却考虑得不多，考虑得更多的是向他们学习什么。我发现在中国住过较长时间的欧洲人当中，这种态度很普遍，但在那些停留短暂的人中，或在那些纯粹去赚钱的人中，这种态度却很罕见。罕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擅长于我们所珍视的尚武精神和事业进取心。但是，凡珍视智慧、美好的事物，甚至淡泊的生活的人，在中国会比在狂乱动荡的欧洲更多的发现这些东西，会乐意居住在这些东西受到珍视的地方。但愿我能希望，作为吸取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回报，中国会把她的 宽容打度的气量和恬然自得的心境赐些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