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有什么用:四哭谭嗣同

四哭谭嗣同

东海一枭

一哭：风雨中宵读嗣同

近重读《谭嗣同全集》，直读得热血汹汹、热泪涔涔，百感交迸、彻夜难眠！一个才华纵横、文武兼资、铁骨铮铮、大义凛凛的大丈夫形象，栩栩出现在我眼前。

谭嗣同出身官僚家庭，父继洵，官湖北巡抚，方面大员，省部级领导也。但谭大少一不办公司，化公为私，敛财外转（转资海外也）；二不嫖妓纳妾，吸鸦片烟，醉生梦死；三不倚仗权势，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而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一门心思求变图强推动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其思想境界，别说当今中共的高干子弟望尘莫及，就是比起他们的老子，高出何止百倍！

他集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及诗词家于一身，且能拳擅剑，内外兼修，实在是天生异才，比起草莽出身一代豪士老枭来，多了一股贵公子气，其生命力更加纯净、雄健和高朗。

他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写出了5万多字的哲学著作《仁学》。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仁”，“仁”是不生不灭的。宇宙万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从变易中论证他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书中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指斥封建专制为“大盗”之政，君主为“独夫民贼”，宣传君末民本、君轻民重的民权思想。

他的诗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境界恢宏，勇于创新。他的《狱中题壁》人所共知，不再絮叨。请看他写景抒情的《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絮宵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描蓦景物气象雄奇，充满豪壮之气。

既使是对联小技，在他手中也处处显示出他绝伦的魄力来。如：

《又联》：“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底银”；

《自撰桃符》：“大陆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寓斋联》：“家无儋石，心雄万夫”；

《丁丑除夕撰联》：“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

《时务学堂联》：“搅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34岁，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年代，但他却不得不成仁取义，“死得其所”。在那外则列强环视，内则国民愚昧，上则君主庸弱，下则官吏贪腐的局势下，纵然盖世奇才，也是回天无力啊。

他的自然生命被时代逆流吞噬了，但他的精神生命，却如灿灿骄阳，辉耀历史巨大的天幕，激励着后来的同道志士，激励着老枭之辈血为之沸，魂为之壮，心头利剑为之夜夜龙鸣！谨以七律一手，献祭谭哥雄魂：

目光如剑剑如虹，风雨中宵会嗣同。

先觉西寻民主梦，独痴高撞自由钟。

生增长夜乾坤色，死带千秋侠烈风。

安得群雄重奋起，横刀一笑万山红。       

二哭：大儒大侠大慈悲

网友清宇君读了《风雨中宵读嗣同》，赞曰“侠烈满纸”，继问：“仁兄为何没提嗣同的佛法？光认同《仁学》似乎不完满”。

是的，谭哥短短的34年生命，深受佛学熏陶。据同门挚友梁启超《谭嗣同传》：“…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之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谭曾以父命在金陵作候补知府一年。这一年里，他或闭门读书，“冥搜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或与同志友人研讨学术，议论天下大事，从不与俗吏交往，自称“作吏一年，无异入山”。当时南京有个杨文会居士，对佛学很有研究。老谭与他时相过从，切切思思（人字旁），遍窥三藏，对佛学的理解更加深了：

世人学佛，耽贪小乘，以为清净寂灭，即是佛的宗旨了，一味枯坐念经，只求自己往生极乐，当个自了汉。老谭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推崇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以为“度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人外无己，已外无人，度人即是度世，度己即是度人”。

其实，儒墨佛，道固不同，境则相通。在谭哥看来，儒家不忧不惑不惧，以仁为宗，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誓不成佛”，当然是仁；而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何尝非仁？《谭嗣同传》说他：“少倜傥有大才，淹通群藉，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这群籍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部《墨子》。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基督教基于宗教的观念，也提倡“爱人如已”、“彼此相爱”，墨子的兼爱主张，则不是从宗教观念出发，而是本于现实，以解释现实问题为宗旨，且具有倾向性，即兼爱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对于倚势欺人者，则非但不讲兼爱，而且指为罪人，予以谴责，故墨家又祟尚“任侠”。

谭哥在《仁学》一书中对侠士大加赞美：“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他自己就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在那众口一词“吾皇圣明，臣罪当死”的奴才堆里，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探索民主、自由的道路，追寻大同的理想。

儒家学说，彰显“民贵君轻”、“君末民本”的思想，也隐藏了浓厚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但在长期封建专制政治压制下，近乎失传了，多少读圣贤书的小人儒，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帮助凶手箝制思想、扼杀人性。谭哥对此深恶而痛绝之：“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大仁之极，大勇生焉。因此，在生死关头，谭哥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友，自己毅然留下来，“我以我血荐轩辕”了。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并非出了一时冲动，而是素养所成，其来有自，来自于他亦儒亦侠亦慈悲的信仰，“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久矣”（梁启超）。他希望以自己的血，唤醒愚昧麻木的国民，警示醉梦昏昏的国家。

遗憾的是，后人却辜负了他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辜负了他洒向苍莽神州的一腔热血。清王朝翘了辨子，可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东，却依然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乌乎哀哉，伏惟尚飨。谭哥，你死不暝目啊。

三哭：一掷头颅泰山重

    已为维新志士、一代大豪谭哥写了两个贴子，在众多致敬声中，也有不和谐音，如狼九鸣君“老兄似乎十分之推崇谭嗣同，可惜此君和康南海，梁启超至死不明白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最后选择以流血祭变法，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血流的实在不值”。

不禁大悲。

狼君差矣！谭哥生平对君主专制制度，可谓深恶痛绝：“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跪拜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丈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而文字之祸烈矣”。

在《仁学》中，他对愚民、欺民、虐民、防民若贼、“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的专制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对于清王朝“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当时既纵禁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等屠杀虏掠的做法悲而且愤，斥之为禽兽之行。谭哥之死，绝非“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可知。

不妨来分析一下，老谭为什么可逃生时却自愿选择了死。

在“百日维新”这幕高潮叠起的历史名剧中，谭哥夜探袁大头，乃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幕。可惜几个侠义书生将重宝押在了一个枭雄身上，终被欺骗并出卖。剩下的就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了。大刀王五、传教士李提摩太、东洋志士及梁启超等，都纷纷劝他出逃。谭哥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迟疑地拒绝了：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邻，吾与足下分任之”。他把图将来的责任交给梁启超，把一死以酬“圣主”与召后起的义务留给了自己。死与生，都一样艰难和高贵啊。

或许，由于自己寄望于袁世凯的天真，导致变法夭折，谭哥自觉有愧于光绪帝的信任，末尝没有一死以报的念头，但这是激于侠义之气，不能因此就得出为清廷尽忠的结论。况且当时清廷大权实掌在慈西太后手中。对关狼九鸣的指责，谭哥在《仁学》中己先期作了明确的回答：

“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也。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有不少朋友以老枭狂傲为病，不知谭哥那才叫傲哩。宰相兼帝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评谭哥：“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界子弟中桀傲者也”。老枭曾说过“如果是省部级位置，老枭可以考虑，如果是副总理一级，不用考虑了，老枭现在就可以答应：让我干啥就干啥，坑蒙拐骗作秀作恶作鬼作伥作奴才老子也干了，哈哈）”（枭眼看诗之四）。谭哥在正总理面前，照样高视阔步，不可一世。如此自信的绝世之雄，当然不屑于与官宦宫女匹夫匹妇同列的。在他的心目中，光绪与其是君，倒不如说是同道的战友。

谭哥是个儒士，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大仁者必有大勇，成仁取义，乃儒家人格的至高境。他又是一位侠士，“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仁学自叙），轻生死，重然诺，乃侠之大者。他还是一个佛子，参透了生死的奥秘，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以广度世上苍生为己任。谭哥以自己的死，树起了变法志士杀身成仁的崇高形象。还是沈默之先生说得好：“能够为一种理想而献身，是一个勇气和忠诚的问题。这种勇气，正是我们当前所缺少的。”

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烈士鲜血的警示作用，过高地估计了麻木沉沦的民族魂，沉沉长夜并未因此而启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狼九鸣之流，蘸着他的血品人肉馒头，并泼以脏水：他的血是为封建专制王朝而流，“流得实在不值”。是啊谭哥，你的血流得实在不值啊，这些愚昧落后、懦弱自私的奴隶和奴才，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告慰先烈于九泉之下？

“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的说法也值得商榷。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境地，一些有识有志之士开始从政治体制上考虑问题，主张学习西方，打破专制而实行议会政治，主张改革千余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摸式，大力发展工商业，这种思潮逐渐发展为政治运动，谭哥与其师友康梁，便是其中领袖人物。“百日维新”的变法运动因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阶层的抗拒和袁大头的叛卖而失败了。

正如李泽厚在香港大学《再说西体中用》演讲中指出：“谭嗣同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激进派的源头和先行者，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驱。尽管由于时代关系，谭嗣同在政治活动中还从属于改良派，在思想上还不能直接责骂孔子，但实际上已开始是 “全盘西化”（全盘地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了。”然而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谭哥还是选择了温和的不流血的、即非革命的方式来拯救中国。西方式的民主民权政治理想，要循序而求，不宜操之过急。比起破坏性极大激风暴雨式的革命来，老枭以为，改良，不失为当时求变图强的活路，对于今日，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有诗为证：

《三读谭嗣同》

夜深危坐读遗诗，一读雄奇一泪垂。

豪剑柔琴真俊杰，外儒内侠大慈悲。

百川溃敢只身障，大厦危难两臂支。

一掷头颅泰山重，精神长作后人师。

四哭：哭罢谭哥答小狼

最近几个夜晚，闭关重读《谭嗣同全集》，伴随着谭哥，或一琴一剑踏遍塞北江南，或兴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报》及电报局、小轮船等实体，或联络南方有志有识之士，宣讲爱国道理、探索救国道路，或伴随着他应诏赴京，途中致信夫人告别：“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心中似已有不祥预感，可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哩；或伴随他与康梁研讨变法维新的细则并展望民富国强的前景；或伴他夜探袁大头，以勤王护法重任相托。失败后多次拒绝朋友们出逃的劝告，从容留守三天，等缇骑临门；伴随他狱中题壁高吟，直到菜市口刽子手的大刀高高举起…

那邪恶的一刀，在历史的肩膀和老枭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深深长长永难愈合的创伤，不能碰啊一碰，就是血花四溅泪花四溅，就是锥心彻骨的痛！

为了献祭谭哥的伟烈，老枭己发三贴，在第二贴中引用了狼九鸣君的跟贴，并予以批评，引来狼君长篇大论《评谭嗣同之死并答东海一枭》，读罢，悲不自抑，几欲放声一哭，为谭哥为后人如狼九鸣之流对他的误解亵渎，为百年昏昧的民族魂！

狼君之贴，逻辑混乱、观念迂腐、貌似慷慨大言，实皆纸上谈兵，错漏百出，不值一驳。但他的看法，在现时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仍有一驳的必要。

，狼君说什么：“鲁迅说中国人是健忘的，这话一点没错，明朝国灭，满清入关，中国人作了亡国奴！现在看起来，满族不也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支么？自家兄弟，算不得亡国，但是明末中国之与满洲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之与日本，其区别只在山海关与日本海这间隔不同罢了，正如明灭若干年，被满洲人歧视和奴役的中国人忘了自己是亡国奴了，张口大兵闭口我军，作了亡国奴还要恭颂圣朝，到了光绪时，一亡国为耻的人怕已不多了罢，日本想在中国再续满洲之行为，万幸没有成功，不然，现在改良派诸君怕又要极力颂扬皇军之武功，为日本主子忧其忧，喜其喜了，一旦主子坐不稳江山，他就要发愁了，于是尽奴才之本分，替主子谋划，改良呀，变法呀，就是没想到让他滚蛋，使吾国复归于吾民，吾国自有吾同胞来救，强贼中坐家中，何谈国民之幸福？谭君何不号召同胞逐出家中盘踞之贼，而后与同胞共建家园？怎么反而向夺我国家，害我人民的侵略者去谋强国之道？反清复国之志虽经百般镇压，但仍未灭绝，而且当时西洋之政治，法度，民主，科学，在中国也已有所闻，谭君还是执迷不悟，最后轻掷头颅，谭君的血可不是流得冤枉么？”

首先，明朝也罢，清朝也罢，都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与中国人何干？复谁的国，又为谁复国？狼眼看来，仿佛中国人在明朝是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似的。什么“朱元璋一介草民尚知逐贼复国”，这不是胡话吗。这“家”什么时候属于“你”过？

当时满清统治中国垂二百年，所谓反清复明，既使有几个遗老遗少在干，早成强弩之末。“当时西洋之政治，法度，民主，科学，在中国也已有所闻”，仅仅是少数先觉先行者有所闻而已，利用光诸帝反抗后党的腐朽统治，变法维新，乃谭哥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次，如变法成功，以谭哥激进的民主思想，走的便是虚君共和之路。谭哥赴京前夕，曾在挚友唐才常（谭死后二年，此人领导自立军起义，谋泄被杀）饯行宴席上口占二句诗：“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已暗藏革命之意。唐后来曾说：“复生（老谭字）虽役身朝廷，从事惟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可谓知言，可知变法维新，权宜之计耳。狼君胡说什么“如果中国人都象谭君这样为侵略者服务”，既使不是对烈士的侮辱，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衡量古人，也是傻迂得可以。

对于谭哥之死，台湾李敖曾说过，换了他，会学梁启超。梁走了以后，以《新民丛报》为舆论阵地，用手中如椽笔，最后推翻了满清政府。梁启超不做烈士而做成功者，做成功者比做烈士正确。这是智者之言。

有朋友怀疑，如果谭哥不走，会不会象乃师康有为，大开历史倒车，沦为封建遗老铁杆保皇党？老枭可以肯定：绝计不会！在《仁学》一书中，他赞赏法国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泄万民之愤”，他之所以选择改良变法，最后以身殉之，乃时势使然。比起康有为来，他身上有更强烈的侠气正气和更深厚的佛性，对封建专制制度，更痛恨百千倍！他如不死，中华民族的历史，或许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又如何？在此特权猖獗、正气不扬、道德沦丧、江湖遍地的时代，我们这些苟活者又做了些什么！蝇营狗苟的人们，只有自愧，而没有资格指责“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而慷慨就义的先烈。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慈西袁世凯这些山贼虽猖狂一时，已被岁月浪潮卷进历史垃圾堆，然而，其专制流毒依然在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游荡，在芸芸众生心灵割据着，并一次次借“革命”的名义变本加厉地复辟回潮！真是：风摧劲草天仍怒，血溅冰天雪亦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