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开锁器:美刊：美国CIA历史上十大情报失误

 美刊：美国CIA历史上十大情报失误

    《外交政策》1月3日报道，原题：美国十大情报失误。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在2011年1月版《外交政策》中，前CIA官员Paul Pillar讲述了政治情报——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总统决策、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避免意外的发生。不管美国情报部门所覆盖的范围多么广泛，它总是在遭到一些有关短视行为的批评，最近一次的责难是因为没有能预测到阿拉伯春天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去世。

    实际上，尽管情报部门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Pillar指出CIA在1967年成功预见到六日战争（译者注：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但也的确遭受过一些羞辱性的失败。就像下面的实例所展示的，这些情报失误让美国误入中东核心政治环境、改变了冷战的进程、把美国推入二战、对恐怖分子开站、启动伊拉克战争。

    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美国战舰亚利桑那号在珍珠港袭击中起火燃烧。

    1941年12月7日破晓，日本人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把一度犹豫不决的美国迅速推入二战。海军基地对这次袭击毫无准备，事实是，美国曾经试图破译的日本军方电报，以及日本对爪哇岛的军事行动，都向华盛顿预示对夏威夷、菲律宾和泰国的袭击。Roberta Wholstetter在《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中说：“我们从未对敌人的情报网络有如此完整的了解。”

    然而，这种了解最终未能影响决策，原因是内部信息流通的不畅、美国对日本进行如此大胆攻击的错误假设，以及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的矛盾。1947年经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在后来解释，珍珠港意外受袭强调了把“信号”从“噪音”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集中性的情报机构。

    猪湾入侵

    1961年4月，守卫在猪湾看管被擒获的2506突击旅士兵。

    1961年4月，在CIA的策划下，古巴流亡人士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建立起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亲美政府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对古巴空军基地的空袭未能实施，1400人的“2506突击旅”在登陆南部海岸之后遭遇古巴军队的强大火力压制。这场一无所获的入侵让美古关系迅速恶化。

    后来被解密的CIA档案显示，CIA以为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进攻失败的情况下会让美国军队介入，因此没有向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出具一份报告，其中说明了对没有美军支持情况下，突击旅成功登陆的疑虑。（历史学家Piero Gleijeses曾经把CIA和肯尼迪比作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第二年，CIA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月的报告中，更加错误地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在古巴建立威胁性的导弹基地。之后，他们用U-2侦察机拍摄到导弹基地的照片，总算挽回了一些颜面。

    越南春节攻势

    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越共士兵爬上一辆被丢弃在顺化市街道上的美国坦克。

    1968年1月31日正值越南春节假期，北越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对南越悍然发动大规模、全方位进攻。尽管共产主义军队的优势转瞬即逝，但春节攻势普遍被认为是越南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美国人不再对战争抱有幻想，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从越南撤军。

    春节攻势之后，政府内部的回顾发现，美国、南越的军事长官和情报分析人士尽管得到多次警告，但仍未能清晰预测“敌人进攻的规模、协作程度和时机”。海军图书馆长Glenn E. Helm指出，对情报收集、语言障碍和错误理解敌人战略的忽视，在这次情报工作失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James J. Wirtz在《春节攻势：战争中的情报失败》一书中说：“美国人几乎成功地及时预测到对手的行动，完全可以避免这次意外的军事结局。”

    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17日的赎罪日战争中，年轻的阿里尔？沙龙（头扎绷带者）与同伴军事领导人哈依姆？巴尔？列夫和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戴眼罩者）在西奈半岛商量军事策略。

    尽管CIA在1967年准确地分析出以色列和临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译者注：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但6年后他们再一次遭遇到出其不意的事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犹太人假期赎罪日，在西奈沙漠和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军事力量发起进攻。这场战争在1973年10月结束，美苏关系遭到严峻的考验，并把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摆到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收集的文件表明，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本国的高级军事将领有机会阻止阿拉伯邻国发动一场战争，而美国情报部官员也接受了这个结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争开始当天的记录提到，苏联顾问已经从埃及撤离，以色列本来已经因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动向而预见到一场战争，但美国情报部门“依然低估阿拉伯国家攻击以色列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这是阿拉伯与苏联之间关系恶化的表现”。

    伊朗革命

    1979年1月1日，伊朗抗议者在德黑兰反对伊朗王的行走中，高举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肖像。

    1978年8月，就在美国支持的伊朗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逃离伊朗前的6个月，CIA宣布“伊朗没有革命，甚至没有革命的迹象”。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掌权，造成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美伊不和。

    据吉米？卡特的一位国家安全顾问Gary Sick说，在反抗伊朗王的革命发生之前，美国缩减了伊朗国内情报组织的规模，这导致美国官员忽略了伊朗民众广泛厌恶伊朗王和美国人的情绪，也低估了宗教反对力量推翻伊朗王的能力。乔治敦大学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情报部门的确曾经发布过有关伊朗王权力式微和反对派宗教权力膨胀的警告，但是卡特政府的政治内讧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让美国忽略了伊朗问题。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8年5月5日，俄罗斯军队撤离阿富汗时，阿富汗儿童在喀布尔挥舞阿富汗和苏联国旗。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逐渐发展成一场充满血腥的9年占领过程。卡特政府对此大吃一惊。美国情报部门曾经假设这是一场昂贵的游戏，苏联必然对入侵阿富汗望而却步。前CIA官员Douglas MacEachin在回忆道，在入侵发生后的几天里，局里流行一个黑色幽默：“分析人士预测对了，苏联人做错了。”

    然而，我们还不能断言美国未能预见入侵行动是情报部门的责任。John Diamond在《CIA与文化失败》一书中承认，CIA仅在入侵即将开始的时候才有所察觉。但是他又说，CIA曾经在1979年警告苏联军队的战备和转移活动，这让卡特政府“有足够的信息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而政府却选择“低调处理”。乔治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到，白宫的注意力被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伊朗人质危机所牵扯。

    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宣读辞职声明。之后，他在全国电视转播中宣布把权力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苏联从此解体。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未能预见到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这件事情的预兆包括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若干独联体国家的独立倾向。就像BBC在最近所指出的：“苏联的实例说明情报收集人员所遭遇的重大挑战，他们可以根据导弹判断出兵工厂的产出能力，但是社会中重大的政治动荡很难被解读。”

    实际上，David Arbel和Ran Edelist在《1980-199西方情报与苏联解体》一书中认为，情报部门经常刻意迎合里根和布什政府对苏联先入为主的偏见，营造出“分析人士与决策者间刻板的一致性”。但是前CIA官员Douglas MacEachin说，尽管CIA未能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预测到了衰退的经济和荒谬的社会状况，并在多份报告中说明，这必将引发苏联内部的某种政治冲突……具体会发生什么，要取决于决策人和决策过程。”

    印度核试验

    1998年5月20日，印度士兵在新德里附近的Shakti现场巡逻。9天前这里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998年5月，CIA没有听到印度试图进行若干次地下核试验的风声。当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Richard Shelby说这是一次“我们国家情报收集工作的重大失败”。几个星期之后，情报部门挽回了一些脸面，他们预测巴基斯坦即将进行核试验。1998年5月28日，事情果然如期发生了。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时美国一个间谍卫星在爆炸发生前6个小时，拍摄到印度准备核试验的清晰照片。但是负责追踪印度核项目的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不在办公室，他们第二天早上发现了这些照片，但是试验已经完成了。

    9/11攻击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塔在被飞机撞击后起火燃烧。

    9/11委员会在有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分子袭击报告中指出，被指责“太多重点、太少预算、架构过时、官僚气息浓厚”的情报部门未能从90年代到9月11日所酝酿的“跨国恐怖主义”背景中，锁定针对美国的威胁。鉴于9/11委员会的建议，国会设置了一个全国情报总监的职位，并成立国家反恐中心来提炼各类情报。

    前CIA分析人员Paul Pillar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说，情报官员忽视了9/11攻击，但是并未忽视基地组织的威胁。CIA在90年代末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关注奥萨马？本？拉登，比尔？克林顿总统也曾发动针对基地组织的秘密行动。2001年2月，情报部门在一次汇报中说，本？拉登的恐怖网络对全世界范围的威胁是美国“最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有能力“不动声色地策划多起恐怖袭击”。

    伊拉克战争

    2003年2月5日，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务卿宣称萨达姆？侯赛或许有足够的炭疽浓缩干粉“足以装满数以千万计的茶匙。而萨达姆？侯赛因甚至还没有对一茶匙这种致命物质的去向做出可以证实的说明。”

    2003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抗伊拉克的问题之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宣称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指控，是建立在“确凿的情报”基础上。的确，情报部门在2002年10月的分析认为，伊拉克在持续发展其WMD项目，并且有可能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制造出核武器，如果能得到足够核燃料的话。但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始终未能找到WMD的证据——这次情报失败被乔治？W?布什称作“最大的遗憾”。

    然而，这是否也应该怪罪于情报部门的失职，还是决策人物的问题呢？2004年，《华盛顿邮报》报道布什总统和高层顾问“忽视了2002年10月情报部分提交的很多警告和限定条件”，固执地要求在伊拉克开站。例如，分析人士预测萨达姆不会把WMD交给恐怖分子，除非伊拉克遭到入侵。《纽约时报》也曾报道，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挥舞着他们所认为的伊拉克核武器离心机软管，不例会核武器专家的怀疑态度。（译者 满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