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 胡伟立:前苏联军费迷局揭密,谎言再无用武之地

简介

1989年，苏联领导人终于放弃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用价值的秘密，那也是一个让西方情报机构绞尽脑汁去猜测或者盗取的秘密：苏联军费预算的规模。胡佛档案馆最近收集到的文件显示，苏联领导人在做出这个放弃决定时左右为难：究竟继续对这事情保密是会妨害还是会有助于保障苏联的切身利益呢？

历史最终见证，一个愚蠢的谎言是如何百上加斤地把一个庞然大物拖垮的。

1989年，苏联领导人终于放弃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用价值的秘密，那也是一个让西方情报机构绞尽脑汁去猜测或者盗取的秘密：苏联军费预算的规模。胡佛档案馆最近收集到的文件显示，苏联领导人在做出这个放弃决定时左右为难：究竟继续对这事情保密是会妨害还是会有助于保障苏联的切身利益呢？公开这个秘密是会满足西方社会的好奇心还是会开启要求苏联政府作出更多披露的先河呢？那些曾经有机会获悉这个秘密的领导人们，他们当中会否有人想公开这个秘密呢？

有关是否公开军费预算的思想挣扎，深刻揭示了保密状态下的信息究竟有多大价值，也表明了对于这种体制下的领导人来说，要摆脱一个无用的谎言并且赢得信任有多么艰难。

对于自知是虚假的数字，苏联领导人很少会把它们公布出来。俄罗斯所收藏的档案显示，一般不会有所谓的公开发布的数字和内部使用的数字之分。当克里姆林宫想要掩饰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倾向于通过透露一部分事实或者保持沉默来误导大家，而不是倾向于创造一个弥天大谎。

弥天大谎很少见，但却不是没有，这类谎言包括有1932年的“苏维埃大丰收”（***译者注：其实是灾难性的大饥荒）、1937年的苏联人口统计（大量人口因饥荒和恐怖统治而丧生）以及二战中的人命损失（那是毁灭性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军费支出。

1930年，苏联政府加入了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学者R. W. Davies认为，这表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治局决意要就苏联的军费预算规模撒谎。此后数年，当局对外公布的数字要远低于真实的数字，1932年，有三分之二的国防开支隐藏在民用项目中，其金额占整个国家预算的7％。1935年，裁军希望破灭且战争的威胁正在逼近，此时把激增的军费总额如实公布出来也不会招致任何损失，于是苏联在此后一年就这样做。

五十年后，当要参与到限制核武的谈判时，苏联又面临着一个同样与真实性有关的问题：在至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官方统计数据掩饰了真正的军费预算规模，只公布了其国防开支中很少一部分。例如，在1980年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军费预算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还不到3％！他们希望世界会相信，就是这部分数额还不如苏联人在政府商店购买糖和糖果的消费金额的资金，已足以支撑他们那个与美国规模相当的军事机器；对比之下，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高得多，却把当中的6％拨作其军费预算。

苏联为何要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呢？根据前苏联官员的讲法，这样做的理由与1930年时如出一辙：为了对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的大气候造成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领导人已一再建议西方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应削减军费开支，而为了让这个建议更有说服力，苏联不断对外宣称他们正在裁减其军费开支。可不论是出于对西方的怀疑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反正苏联是不认为他们的建议会被接受，所以他们继续对其真实的军费开支数额保密。

预算骗局

在西方，苏联的军费预算曾是个备受关注的谜团，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建立了一间“苏联评估办公室”，专门负责评估苏联的军事活动以及经济发展潜力，推算出苏联的军费预算则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中情局评估工作的怀疑又促使国防部属下的国防情报局加入了这项工作，因此，那时成群的独立学者、情报人员以及苏联移民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看法。

可是一直以来大家都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反而是有一堆互相矛盾的统计数字在打架。以1980年的苏联军费预算为例，来自西方的最低统计数字（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是487亿卢布，接近苏联公布数字171亿的三倍；而由国防情报局提供的最高统计数字则比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数字的两倍还多，估计达到了1070亿卢布。

而在苏联，又有多少人有途径获悉真实的数据呢？根据俄罗斯高级军方人员的说法，答案是四种人：包括苏共总书记、国家总理、国防部长以及总参谋长。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答案是，“两个或者三个”；某些西方观察家甚至怀疑，真正的答案是零：撒了几十年的谎使得克里姆林宫自己也到了不知真实数字的地步。

胡佛档案馆里收藏了已故的前苏联资深军事工业领导以及军控谈判负责人卡塔耶夫（Vitalii Kataev）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在1986年，当时刚上台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尝试说服西方相信：尽管与西方在战略上势均力敌，可苏联不是他们的一大威胁。但无法令人信服的军费预算谎言，却在不断削弱他的说服力。（同样和他唱反调的，还有苏联政府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初期的沉默，这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难以相信他有关“开诚布公”和“全新开端”的谈话。）

1986年11月21日，苏共党中央通过了一份名为《有关增加苏联军事活动透明度》的决议案。这份决议案本身仍未解密，但卡塔耶夫的文件中包含了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贝利亚科夫（Oleg Beliakov）针对这份决议案的评论，评论写道：“苏联外交部认为，增加透明度会让苏联在面对有关军事活动的国际性质疑时占据一个主动地位，还会让那些因为在相关问题上获取的信息不足而导致的敌意猜测平息”。为了把决议案付诸实施，苏共中央政治局选出四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两位副主管、克格勃的一位副主管以及总参谋长马歇尔·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Marshal Sergei Akhromeev）。

然而，半年过去了事情却仍然毫无进展，到了1987年四月，贝利亚科夫报告了一个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公布真实的国防预算数字是“不允许的”，同时又没有提出其他替代方案供讨论。于是，贝利亚科夫提出了一个令人侧目的建议：“不公布实际支出数额”但“公布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造方程式来继续执行这个方案”。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他的建议是：回顾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费开支并且计算一下他们各自的“人均军费负担以及其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于是，凭借两个标准，一个适合公布的数字就有望定下来了：它“应该把已公布的20亿卢布军费开支”作为一个部分“包含进来”，而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比例时它“不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差”。

商业世界里有这样一个笑话：某位商业顾问在被要求算出一道二加二等于几的算术题时，压低声音对出题者说：你想让它等于多几？贝利亚科夫的建议无疑就是这个笑话的真实反映！现在尚不清楚贝利亚科夫的“不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差”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我猜测他的意思是“不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低”：因为人人都明白，无论是因为实际开支远低于外界的推测还是因为只有部分的国防费用可以追踪统计到，真实统计出来的数字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过低的比例。因此，关键是要伪造出一个新的数字，让苏联和美国看起来在军费开支上旗鼓相当。

那究竟真正的反对声音来自哪里呢？贝利亚科夫在提交报告时把这归咎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但这个委员却可能只是按别人的指示来表达意见。卡塔耶夫在一份私人笔记中写道“传统上，军方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保密程度”。在他看来，阿赫罗梅耶夫才是主要的反对者。卡塔耶夫将阿赫罗梅耶夫的反对理由列出如下：

首先，阿赫罗梅耶夫担心开诚布公给苏联声誉造成的损害比继续撒谎要大。真实的数字在外人看来实在太低了，“谁会相信苏联的军费预算只有这么一丁点？”，在国外，这会让苏联对美国提出的维持战略平衡看起来只是“虚张声势”，在国内，这会给人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领导人又以保密为幌子来欺骗人民了”。

其次，为了证明所公布数字的真实性，苏联政府肯定需要再披露更多超出原来预计的信息：“人们会留意苏联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与外国的差别，还有其对部分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社会渠道，并且会比较卢布和美元的购买力。”

再次，充分的披露会导致苏联在全球军火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复杂起来。阿赫罗梅耶夫指出：当前，苏联出口商都是“以国际价格出货并且赚取丰厚的利润”，要是诚实地向买家公布苏联武器那“低廉的生产成本”，很有可能会让出口商无法以同样高价出货。

最后，阿赫罗梅耶夫还硬是给继续对军费预算保密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优势：放纵“有关苏联庞大军费开支的谜团”传播是有用的，因为这“充分证明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是合理的”。

在某种程度上，阿赫罗梅耶夫是跟随了苏联保守派的经验法则：你在洞里吗？那就继续挖洞吧，挖深点啊！越来越黑吗？那肯定会有用的！无力摆脱这种心态是阿赫罗梅耶夫个人的悲剧，1991年八月，当政变者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的时候，他拒绝参与其中，但在政变失败后，他上吊自杀。

阿赫罗梅耶夫的焦虑得到了其他人的共鸣，而且这种反对的声音也逐渐清晰起来。

防守策略：妥协与拖延

卡塔耶夫的文件中包含了一份1987年夏天的谅解备忘录，准备在上面签字的包括了当时的苏联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前驻美大使、两位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克格勃的第一副手，这当中有五人是政治局委员，实在是一个重量级的联盟。这七个人认同，已公布的200亿卢布预算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并引用了中央情报局那高出多倍的估计数字：军费开支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17％。他们附和了阿赫罗梅耶夫的说法，并指出真实的数字反而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会需要披露更多的信息来让人们信服，可这样无可避免地会损害苏联的外贸。

因此，他们建议采取妥协与拖延的策略，苏联应该宣称，所公布的军费预算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只包括了部队里的个人消费、供应、军事建设以及养老金，其他项目则被列在国家预算里的非国防项目中，而在当前，因为“军队架构、武器价格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的根本不同”，这些项目尚无“其他国家用于类似目的之项目”可作直接对比。他们认为，“当苏联在重组经济管理机构的过程中按建议完成了价格形成机制的根本改革后，在1989年和1990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费预算将可作公开对比”，这意味着，在随后的“两到三年里”就可以了。宣布这样的立场，将“解除已经存在了颇长一段时间的有关苏联军事预算问题的压力”。

于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阿赫罗梅耶夫得偿所愿。1987年8月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通过：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军费开支都是不得公开的机密。到了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信誓旦旦地宣布，苏联将在原则上致力于实现更大的军事活动透明度。第二天，当时的苏联副外交部长（ Vladimir Petrovskii ）承认，公布出来的202亿卢布军费预算，包含了军队生活费等等支出，实际上只是真正预算的其中一部分。不久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可对比的苏联军费开支数额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公布。

于是苏联的专家们仍不得不要搞出一个看起来可信又与苏联外交政策吻合的数字。会计工作是有做的，当中有些可能还有点创意，但能让国防费用在预算中得到充分反映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根本改革”却踪影全无。事实上，所有迫切的经济改革都受阻于政治阻力和领导人的优柔寡断。

可与此同时，白驹过隙。一方面是监督军费预算的工作被下放给了最高苏维埃的议会委员会，他们预期会在1989年秋天收到一份有关1990年预算的数据以作审查之用；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即将要访问英国，与首相撒切尔会面，他将如何向撒切尔描述苏联军队在欧洲地区中所处的地位呢？

真实的数字

最终，一个新的数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中了：1989年的预算数字为773亿卢布，随后那年则降为710亿卢布。最初公布出来的202亿卢布则作为生活费用、建设费用以及养老金列出，其余的则作为军需品、武器、研发试验费用以及“其他”列出。1989年的新预算数字与同年美国国防开支的对比如下：

这样的数字显然是与贝利亚科夫提出的两个可供披露的标准相符：它们都把之前公布的数字作为一个部分包含了进来，而且显示了拥有更少国家资源的苏联比起其超级对手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所负担的军事开支是更沉重的，因此，苏联有资格参与到战略伙伴关系中。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9年5月30日对最高苏维埃的演讲中公布这些新数字的。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可真的是结束了吗？就如阿赫罗梅耶夫所预计的那样，新的质疑四起。怀疑论者会问，这真的就是完整的军费预算吗？还是仍有其他项目隐藏于民用头衔的预算里呢？更具体点，那些给工业提供的隐藏补贴在哪里呢？国防费用究竟被隐瞒了多少？甚至连一些苏维埃官员们都成了事后诸葛在纷纷推测，很快，情况就变得和以前一样混乱。

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认为，1989年的真实数字可能高达1300亿至1600亿卢布，并且说公布出这773亿的数字已经是“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了，他们怀疑，彼时的苏联政府仍然不清楚全部的国防补贴究竟有多少。已故学者斯坦伯格（Dmitri Steinberg）提出他估算的上限是1330亿卢布。这样的一个数字，使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所要负担的国防开支只是刚刚超过15％，与十年前备受批评的中情局估计数据非常接近。

简言之，1989年公布的新数字尽管不能反映全部的真相，但至少不再是个弥天大谎了；说不定还反映了部分的真相。从这个方面看来，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其军工企业确实是逐渐曝光了。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能学到什么？其中一点就是“保密”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这包袱就是诚信的缺失和谎言的流行。故作神秘一直深深植根于整个苏联体制中，而不仅仅是在军事中。以阴谋和地下组织起家的执政党把这种神秘散播于各处。“保密”不但阻碍了政治辩论和公众问责的发展，也让西方和苏联人民都不相信苏联领导人的言论，这使得苏联经济和社会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无所适从，历史最终证明，这种做法只会把他们拖入深渊。

而更微妙的另一点则是，没有哪怕一个为军费预算绞尽脑汁的苏联官员，会尝试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那难以承受的军事重担。回头看看阿赫罗梅耶夫的想法，他希望通过假装有大量军费预算被隐藏起来，以此在国际社会上为苏联恶劣的经济状况作出辩护。可这花招实在有点可笑，诚实地公布数据会让人们发现军费预算其实不多，原来苏联的经济仍然负担得起武器的制造，士兵和武器都是廉价的，所以当苏联出口武器的时候，他们赚了很多钱－－而这，恰恰是他们想掩饰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苏联明明有着开展军事活动的明显比较优势，因此，阿赫罗梅耶夫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而美国的军费开支终于把墨守陈规的苏联拖进了死胡同。

苏联人生活在一个笨蛋天堂里吗？有可能。如果军人工资和武器价格是通过征兵和补贴来压低的话，其国防事业的相对低廉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为造成的，可即便如此，1330亿卢布还只是国民收入的15％。此外，多年以来，苏联经济所负担的国防开支都维持在一个相若水平，可见也不是什么突然爆发让苏联经济陷于破产边缘的。

很难说苏联披露其军费预算的做法对他们的经济破产和国家解体有没有影响，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没有浮于表面地看这事情，而是将其看作迈向正确道路时的一次失蹄。从军控的角度看来，对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于1991年7月31日签订的《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来说，这是必需而又偶然的一步，其实，让苏联披露和确认他们的军力水平以及他们在欧洲和亚洲各地的部署比所谓预算透明度更为重要。而在今天，要展示“故作神秘”究竟如何成为一个国家无法卸下的负担、如何变成一个很难改掉的陋习，这个故事必是一个最有份量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