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野翔作品封面大赏:《历史不忍细看》

　　本书所辑录的文章中，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把尘封多年因而被误读的历史赋予崭新的生命；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根据作者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把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真或重新颠倒过来。

　　阅读此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胡适先生也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了数不清的谜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有些谜团才陆续地得以解开。

　　因此可以说，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构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这就要求，史家须摒弃功利，独立思考，严肃认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把那些或者是因为利诱和威胁，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偏见，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或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前人的使者。

　　说到底，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然而，说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先生说过，谎言和假话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瞒”和“骗”的文化。它已经成了民族的心理痼疾，因此，说出真相就具有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真相的获得，需要历史学家的勇气和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家和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亲历者，孜孜以求，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寻踪，见微知著，决不妄加穿凿，挖掘史料中的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相、本质和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和史德。笔者有感于此，把近年来发表的有新意且有价值的文章，略作分类，编就此书。

　　这些文章，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并予以合适的评价；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或史料，把尘封多年因而被长期误读的历史赋予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根据作者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以往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将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颠倒过来。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思想开放，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鲜感，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无处安身。阅读本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

　　学人和专家们阅读本书会受到领悟、启发甚至震动，但本书主要还是以大众为阅读对象。对那些“纯学术”的鸿篇巨制，敬谢不敏。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学术只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而鲜活丰满的血肉和生命，才是我们的追求。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分类完全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多数文章因意蕴的多元，都是难以强作划分的。人物和事件的顺序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长文做了一些删节。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敬请读者明鉴。

　　司马迁之惑向熹

　　2000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不无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史记》，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伯夷列传》做总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言语如剑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勃海王刘恢，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恢都到天帝那儿去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终究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并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美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莲花荷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董卓纵火烧了。到曹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宫女年纪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颠鸾倒凤后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去世，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生的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中国历史上最淫荡残暴的帝王杨军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在称帝前任京畿大都督，掌管外朝大政，但是他假装愚钝憨直，连他的妻子被他哥哥齐王高澄多次调戏他也假装不知道，无论国事家事，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相安无事。可是，当高澄因为专横跋扈被杀死后，他忽然变得办事井井有条，一清二楚，推行新法，把一个晋阳城管理得市井繁荣，井然有序。东魏帝元善见看他办事认真，不怕苦累，便封他为大丞相，都督全国的军队，还承袭了他哥哥的爵位，当上了齐王。可他哪里知道高洋早有当皇帝的野心，经过密谋策划，终于逼东魏帝元善见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齐，历史上称为北齐。当了皇帝的高洋，嗜酒成性，变得昏乱妄为，脾气暴躁，甚至泯灭人性，大发兽性。有时喝到酣畅时，他自己就起身擂鼓，然后跳舞，直跳得筋疲力尽。有时他脱光了衣服，乱叫乱闹。有时他披头散发，穿上胡服，到街上挥刀舞剑。有时又随意乱走，到大臣或勋戚家乱闹一通，搅得人人胆战心惊。三伏天，他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晒太阳；三九天，他在风雪中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他不但自己发狂，还让随从们也仿效他，弄得随从们苦不堪言。高洋极爱喝酒，常发酒疯，酒劲上来，往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一次，他斥退左右，疯狂地撕扯他父亲的小妾尔朱氏的衣带，企图强奸尔朱氏。尔朱氏不从，双手紧紧护住身体，哀求他千万不要乱伦。高洋假意应允，却用刀捅进尔朱氏的下体，在尔朱氏死前痛苦的挣扎中获得快感。又有一次，他竟残暴荒淫得失去人性，将自家宗室的全部女人聚于宫中，要她们脱光衣服，然后叫他的宠臣去跟这些女人群交乱淫。高洋瞪着血红的眼睛狂笑不止。

　　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高洋同样丧失人性。有一次，母亲劝说他不要荒淫，他却勃然大怒。他扬言，如果母亲敢再管他的事，就把她嫁给胡人，让胡人去糟害她。当时胡人有个风俗，一个女人嫁给哥哥，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娶嫂为妻。胡人粗鲁残忍，尤其喜欢中原女人，如果一个胡人得到一个汉人女子，弟兄几个会日夜奸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高洋对母后都敢如此，其后妃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薛氏的媚惑之术，令高洋感到新鲜、刺激，他那三千宫娥顿时变得索然无味。薛氏极受宠幸，被封为薛嫔。薛嫔有个姐姐，长相也很妖艳，高洋干脆将她也弄进宫来。高洋与薛氏姐妹，有时一连数日不离床榻。两姐妹则极尽风流，博取高洋的欢欣。她们自以为得计，便恳请皇帝封她们的父亲为司德公。高洋知道，薛氏姐妹的父亲是个卖唱的人，地位卑贱，不配当官。后来他又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连，不禁大怒。便令人当着他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着又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又把两姐妹的血掺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仆射崔进是三朝重臣，曾经是高洋父亲高欢的心腹。他死了之后，高洋前往吊唁。崔进的小妾李氏见皇上驾临，连忙跪地“接驾”。李氏只有十七八岁，是个既年轻又十分漂亮的妇人，正值丧夫之时，穿着一身缟素，更显得唇红齿白，不施脂粉，现出天生的肤如凝脂，增添几分凄艳的姿色。高洋见到李氏，又禁不住心旌飘摇，想来个雨打梨花。他不顾身在灵堂之上，当着治丧者的面，一把抱住李氏，尽行挑逗猥亵之事。李氏有重孝在身，对高洋的兽行深恶痛绝，坚决不从。高洋干脆强行撕开李氏的衣服，面对李氏诱人的躯体，他双眼通红，伸出两手要去抚摸李氏的酥胸。李氏惊呼着逃进人群。高洋恼羞成怒，令人搬来一把椅子，高坐其上，审问李氏道：“这么说，你很想念故去的丈夫喽？”“回陛下，”李氏颤抖着声音说，“谁不想念自己的丈夫啊！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未等李氏说完，高洋就接过她的话头说：“那好，你这样忠贞，我很佩服。现在我命令你做我的使者，前往阴曹地府，去探望一下你的丈夫，看看我的崔爱卿是否平安！”言毕，还未等李氏醒过神来，高洋就叫人杀死李氏，并亲手割下她的头，扔进阴沟，说是“送她去阴间”。

　　又有王氏姐妹，姐姐已嫁给崔修，妹妹被高洋封为王嫔。高洋有个丑恶癖好，特别喜欢淫人妻女。他多次借故去崔修家，一边挑逗他的妻子，一边直截了当地对崔修说出自己的要求。崔修竟然毫无怨言，一切照办，后被高洋提拔为尚书郎。

　　段昭仪是段昭之妹，地位仅次于皇后。高洋与段昭仪成婚之日，段昭的妻子元氏按风俗闹洞房，玩笑开得过大了一点。高洋不顾自己大喜的日子，竟在婚宴上对段昭说：“你给我听着，我非杀了你老婆不可！”段昭仪从中劝解，高洋不予理睬，吓得元氏只好逃到高洋生母韦太后家中，直到高洋死后才敢露面。这时，她因过度惊恐，神经已经失常了。高洋的女人，只有一个没有受到他的欺侮，那就是皇后李氏。李氏是汉人，才色俱美，高洋为太原公时娶她为妻，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高洋对众多妃嫔虽喜怒无常，厌烦了就杀掉，但对李氏却以礼相待。至于对李氏的母亲和姐姐，他就另眼相看了。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并对流血如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有打过你，这不公平，我还要打你一顿才好。”于是又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鞭子才罢休。李皇后的姐姐是魏安乐王元昂的妻子，长得香艳迷人。高洋早就对她垂涎欲滴，于是故伎重演，借口到元昂家饮酒，酒后装疯，同李皇后之姐调情。他故意把酒洒在自己身上，让李姐为他擦拭，趁机在李姐身上摸摸捏捏。他甚至将酒吐在裆处，要李姐清理。正当李姐把手伸过去，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时，高洋突然一把把李姐抱住。元昂和李姐拒不受辱，面呈不快之色，高洋虽欲火中烧，却无从下手。

　　为了得到李姐，高洋想将她纳入宫中当三昭仪，但又怕她留恋丈夫，便心生一计，找个借口，召元昂进宫，用乱箭射死。李姐设置灵堂，祭奠元昂。高洋假装前往祭祀，欲火攻心的高洋就在元昂灵前把李姐奸污了。朝廷命官吓得从此不敢蓄美纳艳，有了美女也只送往宫中。

　　一天早晨，住在北齐皇宫附近的一户李姓居民，起床后忽然发现屋檐下有一群蓬头垢面、赤身露体的男人。他赶忙向官府作了报告。地方官带着兵役赶来捉拿这帮人时，看见其中一人正在奸污李氏的女儿。小女呼天抢地地哀号着，施暴者却哈哈大笑，连地方官到了面前都视若不见。地方官不禁大怒，心想这畜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幼女，正要喝令拿下。谁知“拿”字还未出口，这地方官已吓得屁滚尿流，慌忙俯伏在地，口称“死罪”。原来那个奸淫幼女的人，正是当今皇帝高洋。

　　到了三十岁，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终于死在昏醉之中。历史上，像高洋这样的淫迷狂皇帝，还是少有的。曾有人说，高洋是因为酒醉才乱性，应该说，他是借酒装疯，酒后暴露了他荒淫、残暴的本性。

　　张丽华与“玉树后庭花”一眼

　　歌伎出身的张丽华后来做了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她长相上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此外，更具有敏捷的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她在做龚贵嫔的侍儿时，陈后主一见钟情，封为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陈后主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当即被立为太子，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

　　陈后主除宠爱张丽华之外，还有龚贵嫔、孔贵嫔，还有王、李二美人，还有张、薛二淑媛，还有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当时陈后主在光照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耸入云，其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制成，至于其他方面当然是极尽奢华，宛如人间仙境。

　　陈后主自居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三阁都有凌空衔接的复道，陈后主往来于三阁之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妃嫔们或临窗靓装，或倚栏小立，风吹袂起，飘飘然犹若神仙。

　　此外陈后主更把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班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征歌逐色，自夕达旦。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时由陈后主写的：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这明明形容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但却笔锋一转，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隋文帝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但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役何为者耶？”孔范附和：“长江天险，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居然大事化小，无视隋文帝的勃勃雄心。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三月，下诏：“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期一举，永清吴越。”于是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

　　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清河公杨素由永安誓师，荆州刺史刘思仁由江陵东进，蕲州刺史王世积由蕲春发兵，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江疾进，其他还有吴州总管贺若弼及青州总管燕荣也分别由庐江与东海赶来会师。大军很快攻破建康。其中韩擒虎亲率五百名精锐士卒自横江夜渡采石矶，紧接着贺若弼攻拔京口，形成两路夹击，最先进入朱雀门的是韩擒虎。

　　当时陈后主陈叔宝惊慌失措。平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班侍臣，还力劝他仿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故事，摆足架势会见韩擒虎。

　　当年侯景以千人渡江，攻下台城，去“拜见”梁武帝，面对八旬老翁，犹觉天威难犯，背上冷汗涔涔而下，惶恐不已。而今时移势易，韩擒虎不是当年的侯景，而陈后主也不是昔日的梁武帝，陈后主不理会群臣的看法，只说：“非唯朕无德，亦是江南衣冠道尽，吾自有计，卿等不必多言！”大家听他说“吾自有计”，立即作鸟兽散。

　　韩擒虎本期望攻入宫中，抓住皇帝，立下头功，想不到宫殿中空空如也，鬼影也没有一个，陈后主不知去向，这可大事不好。陈后主虽然无能，但一个有野心的人却可利用他起事，给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当即下令搜查。

　　后宫佳丽都已列在景阳殿前听候发落，还不见了张丽华与孔贵嫔，韩擒虎差一点把宫苑掀翻过来。最后只剩下后花园中的一口枯井了，一群士兵趴在井口大呼小叫，但井中寂然无声，士兵中有人建议用大石头投入井中，这时井中忽然传来讨饶的声音。于是士兵用粗绳系一箩筐坠入井中，众人合力牵拉，觉得十分沉重，大家先是以为皇帝的龙体确实不同凡体，等到拉上一看，才发现陈后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士兵们一见欢声大笑。据传由于井口太小，三人一齐挤上，张丽华的胭脂擦落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但也有人不齿于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的作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倘若陈后主能够及早防备，隋军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天堑；如果守城军士十万人能够齐心协力，隋军又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假使城破之时陈后主能够奋其勇毅，登高一呼，未尝不可以收拾军心，重整旗鼓，拼掉韩擒虎的区区五百人马。无奈陈后主只是一个脂粉堆中出色当行的风云人物，一旦到了与敌人拼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自以为得计地投匿胭脂井中，不啻是死路一条，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

　　陈后主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国亡城破之际，理当以死殉国，否则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张丽华、孔贵嫔等人也应殉节兼殉情，为南朝最后留一抹凄美的色彩，然而她们都丢人现眼地硬是要等到敌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

　　后人有感于此，作诗讽刺：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韩擒虎当时并没有为难陈后主，等到贺若弼入城，听说韩擒虎已抓到陈后主，赶来相见，对他说：“小国之君，入大国之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陈后主一再拜谢，惶恐战栗不已。

　　诸事停当，各路军马业已次第攻略陈国各州郡，统帅晋王杨广派遣高先行入城，收图籍，封府库，并索张丽华。高一一照办，唯独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旁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也埋下了后来杀高的种子。

　　唐代魏徵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张丽华已经香消玉殒，杨广为之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要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不得不多所矫饰，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恭谨仁厚的模样，故示俭约，不好声色。及其登位而为隋炀帝，接二连三地糟蹋女子，甚至不惜杀兄奸嫂，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对张丽华的想念。最后不惜开凿运河，三下江都，劳民伤财，归根结底，就是对江南风物人情与佳丽的思慕，特别是为了满足他未曾得到张丽华，在心理上以获得一些补偿。

　　唐代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秦淮夜泊》：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悬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王青笠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

　　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

　　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白居易说工资李国文

　　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白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稿酬，都不可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曾在诗中交代：“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诗人的嫉妒——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ＫＴＶ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八九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饿死蔡京李国文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贪官污吏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

　　“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

　　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杀一杀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

　　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了，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历史不忍细看黄文山

　　历史不忍细看。历史如何能够细看？一细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镜看美人，光洁圆润全然不见，入目但是鳞纹交错、毛孔贲张、瑕疵毕露。于是，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还需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上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那当然是史家的难言之隐。但其实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往往藏着许多细节的真实。

　　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

　　袁崇焕的失败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

　　袁崇焕当然不该死，袁崇焕本来也不会死。虽说他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崇祯杀害，但细细检点，这个结果与袁崇焕的为人性格不无关系。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先后调往该地区作战的有五十多名战将，其中不乏兵部尚书、大学士、总督等头衔的高级官员。而战功最显赫的当属袁崇焕。袁崇焕守宁远，两次击退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努尔哈赤本人就是在宁远城下中炮受了重伤，以致不治身亡。有了这些资本，袁崇焕开始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并在崇祯皇帝和朝臣面前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从而种下败亡的祸根。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当清军大举进攻锦州时，皇帝召集众朝臣开会。皇帝忧心忡忡地问袁崇焕东方战事何时能了，袁崇焕居然十分轻率地回答：五年为期吧。没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焕的大话，但皇帝却大加赞赏。

　　袁崇焕接着在朝堂上作出近乎跋扈的举动，逼着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态，不仅要保障袁崇焕大军的物资供应，而且在用人调兵上一任所为，不得掣肘。这也就是他提出的要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并且不许朝臣干预乃至议论。朝中许多大臣对袁崇焕借皇帝重用之机，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

　　袁崇焕上任后，战事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顺利。他便想通过和议暂时中止清军凌厉的攻势。还在熹宗时，袁崇焕便曾当过和谈代表，但他却忘了当今天子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敏感多疑的君主。而这期间，又发生了他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事件。崇祯皇帝看袁崇焕如此行事，心里不免害怕。而朝中大臣则议论纷纷。袁崇焕任性使气，殊不知已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败亡的深渊。

　　皇太极正是利用这一事件而施展反间计。一方面将袁崇焕议和之事大加渲染，广为扩散，并把杀毛文龙称为袁崇焕向后金（清）讨好的举措；另一方面，亲率大军绕道喜峰口，攻破边墙，直逼北京城下。致使京师上下震动，纷纷传说袁崇焕通敌。这时，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再也沉不住气了，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并立即绑往西市斩首。此时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袁崇焕说话。一代名将袁崇焕便这样成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受害者。

　　袁崇焕没有在强敌面前打过败仗，但他却败在自己狂傲不羁的性格上。

　　谁杀害了岳飞究竟是谁杀害了岳飞？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但在镇压太湖杨么、钟相起义后，吸收了大批原起义军士兵入伍，军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增至10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84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年）岳飞计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谁都不能胜任。”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不久，郦琼叛变投敌，张俊引咎辞职，秦桧接任枢密院事，接着又担任了宰相。秦桧是主和派的领袖，受到高宗的信任，一直与金人周旋，力图创造和议局面。这样，一心想依靠作战收复河山的岳飞与秦桧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绍兴九年（1138年），当秦桧声言和议已取得进展，金人将归还南宋三京及河南之地时，岳飞上奏章反对说：“金人不可相信，和议不可依赖。相国（指秦桧）为国家谋划不善，恐怕为后世留下笑柄。”皇帝看了岳飞的奏章后，便将和议之事搁下，秦桧因此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绍兴十年（1139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了被罪的祸根。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文武之途若冰炭之合”。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情：“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李国文

　　一提张居正，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彭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17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人权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10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也真的有过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们最后却只能找到这样的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清史稿·艺术传》）

　　再看慕恒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则是这样记载的：康熙把“颐和园中的如意馆，紫禁城中的启祥宫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集会之用。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如意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机械器物，这些器物都是传教士们或其他人从欧洲带来作为礼物送给皇帝的”。白晋自己，也曾记述了皇帝对如意馆工匠们的“各类新奇制品的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每天验看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对其中的杰作给予奖赏，也指出不足之处，要求改进。现在故宫藏有数台计算器，就是康熙年间制造的改进型的帕斯卡计算器。康熙还为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看来，蒙养斋、如意馆、启祥宫，这就是白晋报告给路易十四的“清宫科学院”了。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这是传教士为了邀功而做的夸大，还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洋大人可以误打误撞把这些“斋”、“馆”说成是“研究院”，我们今天想要把这种夸大当作事实来相信，那可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想象力了。那么，这里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看来，很明显，康熙的大清帝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科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这种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仅此一点，分野判然。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个方向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学院”正是于此数十年间在欧洲纷纷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设立彼得堡科学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国已经成立了“皇家科学院”，以研究语言、文学、艺术、科学为宗旨。先后来华的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都与这个皇家科学院有各种联系，也正是白晋将这一机构向康熙作了介绍。然而，意味深长之处在于，一个像康熙这样态度开明、思想开放，并且本人对近代科学有着相当了解和兴趣的君主，从这种介绍中吸取的不是应当致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的信息，而是汇集中外能工巧匠设立为自己赏玩之好服务的机构。热爱西学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学的传入，哪怕当时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仅这一点差别，其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就已经被确定。启祥宫和如意馆并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学院”。白晋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可以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机构说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称为“院士”，但如意馆终究不是科学院，它的存在意义不是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满足皇帝的兴趣和喜好，让圣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一些制作，如天文、计算仪器等，也还只是被视为可以容许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赏玩之余，就藏之深宫秘府，不为人知，不为人见，更谈不上对科技发展起什么作用了。现在来回顾那时西学、西技对中国的意义，恐怕除了满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来的只有那一幅认真测绘的《皇舆全图》了。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位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1666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于1727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1690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1834年的世界首富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曹雪芹写吃李国文

　　《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处便饭。

　　这位少爷提出来，要求吃鸭舌头。他“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

　　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肴了。看来，富贵公子贾宝玉，不仅仅是一个无事忙，还是一个很懂得欣赏美味且会吃善吃的美食家。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我想他写吃写得好，因为他确实会吃。当代作家已经不大写吃，我想很可能太忙于其他了，顾不上吃，因而也就不甚会吃，不善写吃，真是遗憾。

　　以动物的舌为菜肴，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让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某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又上头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肯定大摇其脑袋，对他的随从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循。

　　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位贵族公子，和他贴身丫环袭人那平民百姓家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上，两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把吹去细皮的松瓤，放在手帕上的这个细节，挺传神，挺雅致，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传达出来，着墨不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或稍雅致一点的：”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特别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坚强、坚定、坚忍，是令我感到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有一碗薄粥、一块咸菜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也写不出，更没勇气去写《红楼梦》中那形形色色的吃，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经过三年灾荒的我，知道饿极了，真能使一个人的道德为之沦丧，很难做到曹雪芹的“三坚”。

　　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看盘和冷碟，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文学前辈讲：某某老，我在想，一个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大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恐怕那准是一件不仅十分痛苦，而且还是相当折磨的事情吧？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我承认我没出息，宁可下辈子也成不了曹雪芹的角色，总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为上。

　　一个作家，穷，而且饿，还要在作品里一字一句写这些勾起馋虫的美味，这种回味中的精神会餐，其实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曹雪芹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大年三十晚上，就“泪尽而逝”。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很多同行，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品里，到了第8页，或者到了第10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作家，很可能就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既愧对前人，更抱憾后人的事情。《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还有在甘露寺招亲的孙夫人，怎么吃，吃什么，罗贯中给我们留下的，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而且空洞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胃里去，施耐庵自己都说不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施先生和罗先生，这两位文学前辈在这个领域的失语，是我绝不敢恭维的。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窃国大盗最后的日子李宗一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1916年3月25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4月1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4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世凯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另外，唐绍仪、谭延、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3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4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济光在民军的压迫下于4月6日宣布“独立”。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12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3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5月8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推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Ｃｏ。）于4月7日签订了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100万美元，就停止交付。4月11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100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4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

　　冯国璋于5月5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11日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5月17日又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5月18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未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各省军阀钩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5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家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面额共达7000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2000万元，除放出商款约2000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4000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任，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5月12日悍然下令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14日通电，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袁世凯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5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袁世凯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世襄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4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袁世凯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世凯得悉实情，“不免动怒”，但又不敢开罪张作霖，而急忙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5月9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22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世凯即将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29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列强是靠山，而帝国主义列强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世凯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副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没有人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6月1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本来，袁世凯每个星期五都要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正逢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从6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6月5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6月6日上午10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列强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57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1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27天。6月28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

　　陈独秀在1921孔庆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365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365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2岁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7、8、9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月5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震动。8月10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黄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4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13天，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位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汪伪巨奸印象李时雨张德旺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建国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我于1997年至1998年间两次利用暑假赴北京，同李时雨深入交谈20多次，现将其有关汪、陈、周三巨奸的一些回忆摘要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因为李时雨突然逝世，故这些回忆也未经他过目，再加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张德旺

　　五见汪精卫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200多名杂七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12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豫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蓝色西服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会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1940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说：“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客厅很敞亮，沙发前摆满水果、点心。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党国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紧密“配合”。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姓都把清乡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让他当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抓江苏的清乡。上海的清乡分会由陈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当时就挂两个牌子，兼管清乡。

　　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汪精卫到上海视察“清乡”工作。由陈公博和当时已“投诚”的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兰峰、吴化文、叶蓬等前呼后拥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当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反共，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4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汪鞠躬，问“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口，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反共，他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陈公博其人其事我同陈公博接触最多，在汪伪圈里，人们传说陈有两大亲信，一是吕琪，一是我。

　　我同陈公博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40年5月，我任南京伪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一次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主持会议，一些伪立法委员就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是否要“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议。我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过法律，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发言说明，立法院的一般条例不同于国家的法律，无需三读，那样太烦琐。陈公博学过哲学，爱好文学，但他法学是半瓶子醋。当即对我点头示意，带头鼓掌。第二天陈叫我去他办公室，称赞我是个法律专业人才，鼓励我今后要多负责任，多做工作。

　　我同陈公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陈的贴身秘书莫国康。莫是陈公开的情妇。莫在上海有一套花园洋房，陈每星期都去。莫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长得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她是北大法学院毕业，有政治野心，想借陈谋取更大权力，不是当花瓶的那种人，人称“莫委员”。她每天早上为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程序，但常常和陈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一些在汪伪政权有地位的人找陈也只好等。我对她就此提出：这样对和平事业、对陈先生都不好。她居然听了，还和我说她是有学问的人，愿意和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常谈谈。莫还负责帮陈看各种报纸、杂志，每天归总一下定时向陈汇报。我又给她出了个主意，重要的应摘录整理，让秘书打字装订好呈陈，还便于长期保存，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她接受了，陈也欣赏。我则借此取得了不少情报。从此我和她经常同时同车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汪伪圈里不少人立即有所议论，说我同莫怎样怎样。但我同莫保持严格的同事关系。陈在一次同我谈工作时谈到莫，我说我同莫是同学，都在陈身边搞事业，情如兄弟姐妹。陈表示，我对部下的私生活从不干涉，你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放心，但是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从此对我更加信任。

　　陈对人对事与汪不同。汪处处以领导自居，不太过问具体事。陈实干，凡事打破沙锅问到底；说干就干，忙起来，一干半夜，批文件很快，吸烟一支接一支不断。他对汪死心塌地，汪也把他当二把手，不是当一般下属。别人，包括周佛海也承认他二把手的地位。陈谈得最多的是“一定要在上海搞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都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当然他实际根本做不到。陈公博自己就用私人。他让莫国康的弟弟莫雅德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发了大财。他用盛宣怀的侄子人称盛老三的盛文颐，当上海禁烟局长，实际他成了鸦片专卖局长，发了大财，家里的鸟笼都是纯金的。我亲眼见过。

　　陈注重实干，每天早晨必去市政府，听各处处长、局长汇报，能定的事当场就决定，不拖泥带水。陈很注意拉拢文人。他让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的在伪实业部当专员，让他编了一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讲历史上英国、俄国侵华史，只字不提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让莫国康编了一本《陈公博文选》，30多万字，文章多半是关于上海建设的，莫国康拿纸型给我看过。汪伪下属的伪军头目，都去拜会陈，那些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但不如同周佛海亲近，因周管发饷。同陈是政治上搞关系。像孙良城等就在饭店设盛宴，向陈汇报工作。席上有燕窝鱼翅，外国名酒应有尽有，上海大酒家、外滩大饭庄等都去过。陈还常去时任伪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卢英家。卢英家在豫园附近，是个很大的兼具中西风格的大宅子，叫楚园。园子很大，有几十亩的草坪，栽满了名贵树木花卉。卢家还有中西厨子，随时可以开宴。还有一些十八九岁的打扮漂亮的礼仪小姐，实际是一些妓女，端酒上菜，吹拉弹唱都行，客人看中哪个，就可以叫过来，搂搂抱抱随便。高兴了进个房间陪睡也随便。还有专门的抽大烟室。我就见到陈公博多次到卢家去抽大烟，与伪政府、伪军的头头谈话议事，联络感情。陈公博的私生活对部下不隐瞒，他多次对我说：“人的私欲不能放纵，但说人没私欲不可能。”陈公博多次说，他爱用北方人，北方人讲义气，豪爽；南方人计较太多，不好相处。上海伪政府中北方人占多数。

　　陈公博笼络部下出手大方。我这个级别和处长、局长，他都给7到10根金条，还有一套洋房（有使用权），再加一部小汽车。鼓励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他卖力效劳。部下出事他也敢承担责任。当时，北平日本当局要抓我，但上海日本人不让，说我地位高，没证据。他们就把我太太孙静云抓去问，企图审出口供再抓我。我立即报告陈，陈当着我的面大发雷霆，叫一个日本处长来说，这个不符合中日关系原则，你们抓我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家属，又搜他的家，太过分了！我要求你们立即放人！结果我太太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陈多次同我谈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感受。他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后常常显出很不痛快的样子，多次说，与日本人上层打交道能讲通道理，比较顺利，但与日本在华人员事事难办，让他们真正了解上层的意思不容易。

　　1944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八九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元老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工的，76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晋王朝的奢华ｗｙｔｉｔｒｗｉｔｙ

　　公元280年，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指挥二十万雄师南下长江，向割据江东的吴国发起了最后的总攻。陆军总司令杜预统率的野战军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打得全军覆没。水军司令王浚统率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顺水行舟，在江碛要塞用火船焚毁了封锁江面的“千寻铁锁”，吴国自号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灰飞烟灭。

　　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在石头城上看到江面上千艘战舰耀武扬威，听到甲板上的水兵擂响的震天战鼓，自己的迫害狂症奇迹般痊愈，和平时代勇于杀人的胆量飞到爪哇国去了。在骂了一通部下贪生怕死和说了几句除了给自己壮胆外没一点用处的狠话后，虐待狂皇帝命令外交部长在城上竖起了降旗，称雄江南近80年的孙氏政权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甲子年（184年）黄巾义军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开始，到吴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噩梦连环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动荡后重归一统，一个光辉的时代在不远的前方向中国人深情挥手。新时代的开创者司马炎踌躇满志，在这一年有充分的理由处于感觉上的最佳状态。他开创的伟业惊天动地，在历史上只有嬴政、刘邦和刘秀等区区三人可与之相比，但他的业绩似乎闪耀着更明亮的光辉。

　　司马炎出身高贵，龙准高耸，两手过膝，是妙龄女郎爱得喷血的标准美男子。刘邦出身市井流氓，刘秀出道前干什么虽不可考，但肯定也不是什么体面职业，否则官修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八成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夫！二人相貌中平，和丰神俊秀的司马炎没有可比性。嬴政的出身和人品虽和司马炎不相上下，但嬴政统一中国大小百余战，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司马炎则在一年之内一战定天下！由此可见，司马炎似乎是前无古人且极有可能后无来者的伟大帝王，当时的各种迹象也表明他会领导饱经苦难的中国人再造辉煌，他的王朝也会光芒万丈千秋万岁。

　　和刘邦、刘秀相比，司马炎确然有更多似乎“高明”的见识。二刘在辛苦得天下后，仍然没一刻放松过，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认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有生之年一直不肯放开身心享受一下。

　　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仍亲冒矢石，讨陈，战英布，远征匈奴，征匈奴时差一点饿死，讨英布时胸部中了一箭，最后就因箭伤复发提前见了上帝。刘秀得天下后仍勤奋自律，食无厚味，不好女色，裁减冗官，减税减负，与民休息。二刘在天下大定后并非没条件享受，或者没有享受的嗜好，而是二人有更为深远的智慧，对创立的王朝和自己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力求在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加固王朝的根基，尽可能消除王朝内外的不安定因素，使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够延续尽可能长一点的时间。

　　司马炎不愧是空前绝后的开国帝王，在创立统一中国的惊天伟业后应该干什么，此君与前辈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天下一统，四境无敌，身为国家元首的他不用自寻烦恼，没事找事，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眼前的优越条件愉悦身心，享受生活。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时光稍纵即逝，不趁人生盛年及时行乐，等到“白了壮年头”，再想找快乐就力不从心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醇酒和美女”，深谙享受之道的司马炎对这两样“物事”也特舍得下工夫。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对江南的户口钱粮的兴趣远远小于对吴宫馆娃的兴趣。按常理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后，第一要务就是统计户口、澄清吏治和恢复社会治安，可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敕令军卒在江南朝野搜罗美女。除了把供孙皓淫乐的宫女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还在民间强抢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选”。

　　司马炎的宫女一下子膨胀到一万多人！就算他夜夜帏帐不虚，一天换一个女人，也得三十年才能遍施雨露。就算司马炎是金刚不坏之身，能够在床上连续作战三十年，轮到后面的宫女见驾时已成老太婆了！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逢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没有一定栖止，羊车停住哪个宫女门前，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

　　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把司马炎弄上床全身心侍候。司马炎乐得随缘就分，就和这位宫女相拥而眠。没几天宫女的妙计露了馅，其他宫女纷纷仿效，于是皇宫户户插竹，处处洒盐……

　　至于吃喝玩乐，变着法子寻开心，司马炎更是花钱如流水，把纳税人的钱不当一回事，常常在吃过山珍海味喝够琼浆玉液后身心俱泰，以至忘了当天是什么日子。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因为纳税人增多，很自然就会想到减税以收买民心。司马炎灭吴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他不但没减税，还想尽花样向老百姓要钱，甚至把官帽子拿去卖钱……

　　说句公道话，司马炎除了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对国家民族没有长远的责任心外，他本人的品格倒不失大度厚道，像亡国之君刘禅、孙皓，前代末帝曹奂，从皇帝宝座走下来后几乎都没受到什么迫害，好酒好肉安享余生。对于直言敢谏的臣子，武帝虽不能采纳其言，但也不因对方当众驳自己的面子而恼羞成怒。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后，自我感觉特好，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法部长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吃了豹子胆的刘毅居然不领情，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汉灵帝、汉桓帝。”

　　众所周知，桓、灵二帝就是昏愦无能、开创中国卖官鬻爵先风的酒肉皇帝，东汉的铁桶江山就是断送在这两人手里。刘毅把一统天下、自诩英雄盖世的开国皇帝比成这两个现世宝，司马炎的震惊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仅仅是震惊而已，没有像别的昏暴帝王一样给对方脖子赏一刀，而是问：“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显然比两人强些。”由此可见司马炎的明白和宽容。

　　一个明白宽容的皇帝按理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守成英主，但贪图享受和没有责任心抵消了司马炎的优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愦荒唐的开国之君（分裂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皇帝除外）。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好享受和不负责也许谈不上十恶不赦，但对于一个权力人物尤其是国家元首来说，这两个缺陷则是不可饶恕的，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过昏庸和残暴。

　　国家元首司马炎奢华成这个样子，就不愁官僚队伍不竞相效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开创之初，都有相当旺盛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君民臣子群策群力，生龙活虎一样，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也许只有晋国是个例外，司马炎君臣在天下大定后，也像其他开国王朝一样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所不同的是晋国的权力人物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和励精图治，而是用于骄奢淫逸和追求享受上。这里有必要再现几幕晋国立国之初豪奢淫逸的画面：晋武帝统治中后期，国家无事，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宰相何曾每日三餐饭最少要花费一万钱，还愁没有可吃的菜，以至经常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何曾奢侈的程度简直荒唐得令人喷血！

　　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大少“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日的伙食费是乃父的两倍。有司马炎、何曾之流的高官显宦在上面垂范，晋国的各级官吏不再把安邦治国济世安民当回事，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于追逐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

　　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不能不提到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家喻户晓。

　　石崇是晋国的超级富豪，他在荆州州长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靠打劫富商大贾的血腥勾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官员强抢豪夺居然无人过问，由此可以想见晋国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当强盗致富后，用赃款行贿上司，得以入京做官，加入了坐在办公室贪污受贿的官僚队伍，积下了更大的家当，成为晋国的超级大款。他在京城建造了豪华的居室，仅姬妾就有一百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佩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公子哥儿吃喝嫖赌，流连声色，拿赃款赌明天……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积下亿万家私。此翁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比石崇高，听到石崇的豪富水准后心理很不平衡，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岁月竟意想天开地和下级暴发户斗起富来。石崇是名副其实的土肥佬，丝毫也意识不到和国舅斗富的后果，居然很自信地接受了挑战。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然后赌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针锋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赌：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作涂料……

　　王恺屡斗屡败，情急之下想起了最后的一张王牌，便入宫晋见外甥司马炎，祈求皇帝助他一臂之力。司马炎如果有帝王之风，就应该劝舅父即刻停止这种变态行为，然后在全国整治奢靡浪费的邪风。可司马炎居然满口答应，从府库里拿出西域某国进贡的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约二尺左右，命舅父拿去斗败石崇。

　　王恺得此皇家奇珍后，自信心一瞬间增长十倍，扬扬自得地拿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的回答是不发一言返身回屋，返回时手里多了一柄铁如意。王恺心想这家伙八成是嫉妒得发疯了，铁如意能值几个小钱？和珊瑚树有可比性吗？王恺正在纳闷，不提防铁如意向珊瑚树砸下来。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皇家奇珍碎成数段……

　　王恺看到自己的王牌宝物毁于一旦，当即气冲牛斗，要和石崇玩命。石崇的反应是从容一笑，说了声：“区区薄物，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吗？我赔你损失还不成吗？”转身命令贴身秘书取出家藏珊瑚树任王恺挑选。秘书捧出的珊瑚树有几十株，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似王恺所示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君欲取偿，任君自择。”事到如此，王恺只好认输，两只脚抹油走人，连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

　　石崇既然富可敌国，来他家寻开心、打秋风和献殷勤的宾客络绎不绝。石崇也经常在家举办豪华宴会，宴请晋国的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每逢大宴宾客，石崇就安排美女在座上劝酒，就像今天的贪官土肥佬在酒店要小姐陪酒一样。所不同的是：宾客有饮酒不尽兴者，当即命令家庭保安杀掉劝酒的美女！有同情心但不胜酒力的宾客为了让美女活命，只好过量饮酒，以致当庭酩酊大醉。

　　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共赴石崇的宴会。王导酒力很浅，因为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在席上。王敦酒量很大，但此公心肠硬且好恶作剧，任凭美女流泪劝酒也不肯喝一口。三位美女霎时失去俊美头颅，可王敦仍不动声色，依旧滴酒不沾，结果又一个美女拉出去了，一分钟后传来一声惨叫。王导责备兄弟无恻隐之心，王敦回答说：“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宾客吃饱喝足后上“洗手间”，发现男厕所内居然有十多个玉骨冰肌的少女袒胸露臂，每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第一个托盘盛着锦衣华服，供客人更衣用；第二个托盘盛着沉香兰麝等名贵香料；第三个托盘盛着高级洗漱用品；第四个托盘盛着高级护肤化妆品……进去的宾客都得脱下旧衣换上新衣才能去蹲位大小便。大多数宾客不好意思在少女面前赤身裸体，只好憋着退出去。王敦与众不同，进去后当着美女的面脱得一丝不挂，慢吞吞地换上新衣，美女们看见他那不安分的下身皆红着脸转过头去……

　　石崇只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部长宰相级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何曾父子和王济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司马炎有次去王济家蹭饭，席上的一盘乳猪味道极其鲜美。皇帝在吃了个酣畅淋漓之后大大地称赞了一番厨师的手艺，又讨教个中秘诀。王济告诉皇帝，他家用于做菜的小猪全用人奶喂养，因此肉味鲜嫩异常！王济喜好跑马，那时首都人多地贵，他看上了一块地价最贵地段，就把跑马场那样大的一块地用钱币铺满，把这块地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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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初年，国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动荡后重归统一。根据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理念，这次的统一和安定应该是长期的。秦朝灭亡后只经过五年短暂的分裂就迎来西汉两个世纪的长期统一。西汉覆亡后天下也只扰乱纷争了几年，随后就是东汉近两百年的承平盛世。晋国前期是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按理接下来的太平盛世应该能延续比两汉更长的时间。因此晋国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平民平姓，都天真地认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已经到来，谁都相信明天会更好；谁也不去为未来担心。

　　因为没有必要的忧患意识，帝国臣民对国家、民族和家庭的责任感日益淡漠，社会享乐主义滋长，朝野上下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在花样翻新地找刺激寻开心。只有极少数智慧人士看到了潜在的危机，车骑司马傅咸就一再上书皇帝借古论今，指出荒淫奢华的危害，建议司马炎在全社会惩治浪费，倡导节俭。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他的话皇帝听不进去，臣民百姓也认定他在自找苦吃，放着眼前的福不享分明有自虐倾向。

　　除了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外，个别达官贵人在花天酒地时也能对时局保持清醒的认识。宰相何曾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孙儿辈恐怕逃不脱灾难。”何曾虽然拥有清醒的头脑，但他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和崇高的理想责任心，不是从自己做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这种全社会的堕落倾向，而是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社会，不去作任何改变社会的努力，一边发着高论，一边一餐吃掉一万钱。

　　奢侈之害，大于天灾。富得流油的晋国在经历了短短十年的安定之后兵戈再起，司马家族各位酒肉政客为了争夺更大的享受特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敌对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全国各地相继变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从不相信还会再度挨饿的国人陷入了可怕的饥饿之中，人吃人的惨剧从一个地方延续到另一个地方。在强权就是真理的乱世，达官显贵和超级富豪无法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他们很自然成为军阀和饥民掠夺抢劫的目标，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的家产，绝大多数连脑袋也搭进去了。

　　奴隶出身的石勒在饥饿中成长，他聚集了一大批饥民在自己身边，拿起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向疯狂享乐的官僚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那些只知纵欲找刺激的“玩字号政客”在醉生梦死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脖子架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如花似玉的妻子女儿被那些平时连正眼也不瞧一下的下三烂搂在怀里……

　　304年，连晋国的首都洛阳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昔日用人奶喂猪的超级富豪们也落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最后连每天一餐饭也保证不了。为了不被饿死，晋国的高干、官商、暴发户只好跟在十万禁卫军后面离开洛阳，南下去较为安定的江南找饭吃。但去路被饿得不要命的饥民武装阻断了，只好左转九十度向山东进发，在苦县（河南鹿邑）落入了石勒奴隶军团设置的口袋。包括宰相王衍在内的所有“玩字号富豪”全被残酷地杀死。他们的妻子女儿则被不识字的野蛮人丢到了床上……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首都成了人吃人的孤岛。龟缩在深宫的皇帝司马炽在饿了几天之后，被迫和留守的若干高级官员及其眷属出城找饭吃。这支超级富豪队伍步行到昔日最繁华的铜驼大街时，街上已长满荒草，饥饿的群众向他们攻击。司马炽大声喊叫自己是尊贵的皇帝，饥民的攻击却更加猛烈，因为他们可能是想皇帝的肉肯定更嫩更肥。司马炽到底没能走出那条大街，只好退回皇宫坐以待毙。

　　当初这些超级富豪在拼命“玩儿”“找乐子”时，一定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到连粗茶淡饭也吃不上的地步。

　　晋国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结局更具讽刺性，这个靠抢劫起家的官僚，最后也撞上了被大官抢劫的恶运。不但全部财富遭抢，连全家的脑袋也给抢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级富豪抢先一步掉了脑袋。他的财富令许多人眼红，尤其是令权力人物眼红，权势比他大的人无疑都想把他的财富攫为己有。

　　赵王司马伦当政时，军阀孙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财产，就给石崇安上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带领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他的家，把他的财产和女人全部抢走了。孙秀还嫌不过瘾，又回过头来把石崇全家几十口男女全部押往东市刑场，在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宪兵逮捕时，居然以为是他的爱妾绿珠惹的祸，孙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现在女人都归孙秀了，孙秀应该满意了，随后就会发还他的家产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诛三族”。他自以为满朝文武都上他家做过客，他的人缘很好，那些人会为他鸣冤，孙秀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杀他！丝毫也想不到来他家做客的官僚都从心里嫉恨他。可见石崇的智商实在低得有点可怜，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晋国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王朝是中国美男子高产的时代，上流社会人士一个个风流倜傥神采飞扬，历史上有记录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个时代。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潘安，让最贞洁的女人也忍不住想红杏出墙；甚而卫玠出门时，洛阳城万人空巷，他走过的地方人山人海，不过都是女人。结果这个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组成的国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最快灭亡的国家，可见男人的“美”着实不怎么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败絮其中。

　　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在奢华淫乐的浊流中过早地毁灭了。司马家族的漏网之鱼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为文明的汉民族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感谢司马睿，他建立的东晋政权使汉文明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浪潮中苟延残喘，保留了汉文明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汉文明极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西罗马文明一样亡于蛮族之手，中国将四分五裂，且永远丧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易中天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当时，宋朝已经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开支也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小。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王安石看来，做什么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在变法期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那么，变法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搞的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比如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而青苗法，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我们现在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

　　豆腐渣战舰坏事——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失败朱翔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两个月之后，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军惨败。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Ｖ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军队的给养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众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刀刃卷曲。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看上去就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朱元璋何须除去“小明王”杨军

　　后人论史，每提及“小明王”韩林儿之死，大多认定是朱元璋下的毒手，似乎已成定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韩林儿应朱元璋之请南下，途中舟覆而死。在《明史》中多处有相关记载，如《明史·韩林儿传》说：“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联系朱元璋后来大肆屠戮功臣的毒辣和残忍，如此推论看来也顺理成章，夏《明通鉴》就是如是判断的。

　　朱元璋出自郭子兴麾下，自属红巾一系，名义上确算韩林儿部下。不过天下大乱之际，群雄并起，“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称王称帝者有徐寿辉、张士诚、赵均用等，不乏其人，这种名分上的归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太祖本纪》）当时郭子兴已死，正是朱元璋自立门户、独自打天下的开始，此举无非留一条避免将来可能孤军作战的后路而已，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十二年来，朱元璋并没有对韩林儿称臣，也更不曾依仗过他，除了共用一个”龙凤“年号，二者不过遥遥有政治上的呼应而已，连军事上的同盟都谈不到。当然，客观而言，也正因为刘福通”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让元朝疲于应对，才给了朱元璋壮大实力、从容平定东南的机会。

　　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已。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祖本纪》）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此类枭雄虽熟谙厚黑学，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若为朱元璋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悲惨的官员和严厉的反贪当年明月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并不过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那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扫除一切腐败者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洁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打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龟鉴》）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人的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明代腐败的营建制度单士元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公然为之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亲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作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达到1／4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更为贪婪凶狠。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明嘉靖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之间的勾结和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运送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做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为父，故妆饰如此。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答应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钜万家私，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鬻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数额。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到“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太监的贪污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下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达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代物价变动得很厉害，堪称奇昂。按照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供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因此工部和兵部发生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留存下来。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曰：吾惟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又一次，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军士为自己建造私第，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由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明朝曾铸造出世界最先进的大炮黄一农一直以来有种说法：“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造烟花。”事实上，中国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工匠卓越的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曾经铸造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大炮。但是，这短暂的辉煌却在清朝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落。

　　明末中国人在无潜水装备情况下成功打捞西方沉船大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于努尔哈赤。而此时精通西学的徐光启在朝中得到重用，他积极向西洋传教士学习关于火炮的知识。

　　后金大军主要武力为骑兵与步兵，而此时明朝则拥有新武器——“红夷大炮”。其名称由来，缘自此炮为荷兰人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时被大量使用。

　　红夷大炮的设计比明代原先使用的“大将军炮”先进许多。大将军炮的外形有如大铁管，炮身加上铁箍以防炸膛。而红夷大炮的前头管壁较薄，后方管壁较厚，可承受爆炸时的冲击力；炮旁则有两个“铳耳”，可用以调整炮身角度，并有准星和炮门，使射击更为精准。

　　明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取得“宁远（今兴城）大捷”，红夷大炮功不可没。宁远城设有十一座红夷大炮。在这次战役中，明军击败努尔哈赤大军十一万人，并将努尔哈赤本人打伤，最后郁郁而终。

　　中国红夷大炮哪里来？最早是打捞沉没于东南沿海欧洲商船上的大炮而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在那个没有潜水装备的时代，人们的打捞方式相当巧妙。他们先将一艘大船载满砂石，使吃水加深，再将大船航至沉船之上，潜水将铁链系在大炮的铳耳上，之后将砂石抛入海中，借船身的浮力将大炮与沉船分开，再以绞车绞起。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三十六门。其中二十四门运送进京。第二年，又从另外两艘沉船上打捞出一批大炮。

　　这些沉船“大铳”中，有一些出现在宁远的城墙上，将后金的八旗铁骑打得大败。

　　明清工匠以铜铁铸成最好的大炮，比西方提前了200年先进的红夷大炮并不全是来自打捞，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南方已开始自造红夷火炮，虎门白沙巡检何儒就铸造了十四门，其中几门也被带去宁远。能如此迅速进行量产，与中国当时铸铁技术优秀有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门“定辽大将军”大炮，是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ｃｍ，内径为10ｃｍ，可能是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

　　在不断的仿造中，明代工匠改进了铸炮技术，使用铁芯铜体铸造法。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此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而且比较耐用。

　　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1628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芯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

　　皇太极自从在火炮上吃了大亏后，就开始募集汉人工匠，最后终于制造出超越明军水平的大炮。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现藏一门于崇德八年（1643年）铸造的“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六百斤，内径达14ｃｍ，全长263ｃｍ。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介绍，美国军官托马斯·罗德曼（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ｏｄｍａｎ）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倍至数十倍。铁芯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原理很接近罗德曼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罗德曼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明军对红夷火炮的仿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操作方法却一直是当时许多明军炮手的弱点。

　　16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家已经用数学知识发明许多简明实用的仪器工具，这与中国全凭经验发射火炮的传统方式，形成强烈对比。

　　这些工具有增进瞄准技术的“炮规”，这是最早的计算尺，它能将火炮发射所需的复杂数学和物理知识，变成简单的标尺刻画，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此外，还有“铳尺”，可帮助炮手迅速计算出不同材质的炮弹和不同口径的炮身所应填装的火药量。

　　耶稣会教士将这些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徐光启最先学习。而他的学生孙元化于崇祯三年（1630年）获授登莱巡抚。他起用王征、张焘等信教官员或将领，并装备大量的西洋火器，还聘请了以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为首的顾问团。铳规、铳尺和矩度仪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都是当时孙军中相当重要的训练内容，这些也是一般明朝军队所最欠缺的。最终，孙元化的部队成为一支受西式训练、采用西方武器的中国军队。

　　一只鸡改变了明朝命运这支本应该受到重视的精锐部队，竟然最后因为一只鸡的缘故集体兵变，直接导致了明清军事力量的对比。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孙元化急令部下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

　　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至吴桥时，风雪交加，百姓惧兵，纷纷闭门罢市。一士兵不耐饥寒，偷了当地望族王象春的一只鸡。对方要求孔有德将此士兵“穿箭游街”，引发军队不满，遂拥戴孔有德为主，发动吴桥兵变。

　　次年，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但最终还是被朝廷斩首弃市。徐光启多年经营的事业就此毁于一旦，一年之后郁郁辞世。

　　崇祯六年（1633年），孔、耿二人投降后金，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孔有德的归顺，不仅令后金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全套铸弹制药的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经搭配八旗步骑兵后，在当时即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

　　清代火炮技术固步自封，逐渐衰落直到16世纪末，明末传入中国的火炮技术尚能与西方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威胁的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年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征送到北京。

　　火器知识和技术的传承断裂，表现在许多方面。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ＳｈｒａｐｎｅｌＳｈｅｌｌ）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由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内藏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榴霰弹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亦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

　　细说清军入关之战王霜州

　　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没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因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6300公里，由连续城墙、关隘、烽堠和各种障碍组成。历经千年烽火，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明朝统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从结构上看，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墙体由砖砌、石砌和砖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城墙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为增强守备，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墙，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28道。此外，还有劈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设施。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加坚固完善。

　　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采用多道城墙、大纵深的防御，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逐层掩护，重叠设防。对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入关之路有几重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其实，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近的进攻路线，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事实上，清军在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前，已经先后5次经山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进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极率大军亲征，经由热河进军，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地，占领遵化，攻陷蓟州，兵围北京。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使崇祯杀掉了名将袁崇焕，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兵抵张家口北面，“列营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然后收兵而还。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56次，攻下12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将近70万兵力，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铁骑”，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10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18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皇室后裔确认雍正系篡夺皇位张星海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读书三味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且男女混杂，败坏风气。

　　此事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你看，雍正给人的印象，俨然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和蔼可亲，但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之中所流露出的毅然决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如雍正所说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的话里，有很多弦外之音。也就是说，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现在，雍正上台了，能不趁机收拾他们吗？再一个原因就是，在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他下令的这场驱逐行动，也可以说是康熙后期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可是属于意识形态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涉及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显然，在这个时候，雍正接见传教士，可谓正当其时。雍正的讲话无疑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趣的是，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复杂的原因在雍正的讲话里，其实若隐若现地都有所流露，而且，你越品，就越觉得他的话好玩儿。

　　那么，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待所有传教士“一刀切”的做法，到鸦片战争前，一直被雍正的子孙们所承袭，客观上无疑也加剧了清朝社会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雍正的讲话摘录于《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白莲教的起源冰枫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会降生，光明最后一定会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以及用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嘉庆年间，即清代中叶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在清代时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白莲教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秘密传教（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教友之间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在当时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甲午年湘军决战日本的檄文张鸣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被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可是写得好，不见得打得好。看来，笔下文章和真刀实枪，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要耍笔杆子吓唬人。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所以全文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之手（很大可能是出自其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的部队，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投降的日本官兵回国诸事，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军和淮军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所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甲午兵败是因为开枪不瞄准张鸣

　　近代中国的士兵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19世纪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中国，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义和团运动中，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戴，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名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因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他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拿着冷兵器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是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极度奢侈淫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佚名

　　太平天国是中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可是这场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从洪秀全率众起事开始，到占领南京建立“天朝”政权，仅仅只维持了11年的时间就覆灭了。这引起后人无尽的深思，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而最根本的教训，只有两个字：腐败。

　　“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据一位对太平天国并无敌意的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录天王府的情景，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行。

　　天王的后宫，妇女的牢笼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杨秀清曾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则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15人，一年后至永安，据突围时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后来有所减少，到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在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天王有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还为他的后妃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都要严格遵行。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在《天父诗》里看不到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就广为宣扬：“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则立即就开始了。

　　天王府的建设，从太平军进城后第二个月开始。王府是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向周围扩建十里，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掘有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进了天朝门，到第二道门即圣天门，门旁置两面大鼓和两座琉璃瓦的吹鼓亭，每天24小时鼓声不断，琴音袅袅，乐曲悠扬。过圣天门即进入宫殿区，迎面有一座牌坊，东西两排数十间朝房，正面是天王坐朝的金龙殿。在大殿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穿堂，又有七八进，到末层第九进是一座三层高楼，顶层四面绕栏，栏内长窗，登楼可以眺望到数十里远。这种重殿叠宇的建设，是按照洪秀全自己设计的九重天庭来建造的。王府内还建有东花园、西花园、后林苑，园中水池内有石舫，池畔又建有五层高楼，也可以登高远眺。

　　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的装饰“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盾鼻随闻录》卷五）

　　天王府的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建筑工人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奉天王的诏命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

　　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二十里。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竞相大搞华丽排场。如舆马定制，从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多。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夏日则为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数里，像赛会一般。而天王洪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挽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适应豪华的铺张，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已极。

　　太平军从武汉到南京，缴获战利品及没收天京工商业财物，以及驱赶居民男女分居后接收居民家中钱财不计其数。为了管理使用这些金银财宝，天朝设立专管铸印和制造金银器皿的典金官、专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专管制造冠帽的典角帽、制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为天王制造24只金碗和配套的金筷子，“长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难纪略》）连净桶、夜壶都俱以金造。

　　天朝官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讲求排场的朝内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此时都是些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库中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据潜伏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著名间谍张继庚，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太平天国》Ⅳ761，774页）

　　王爷遍地走，国戚乱朝纲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突然发生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以下官员共2万余人死在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刀下。原来传说有天王密诏杀杨的说法，但洪秀全始终否认，所传杨秀清逼封万岁和天王密诏迄今没有确切的证据，因而近人一般认为是韦昌辉矫诏。无论如何，这是腐败导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为从广西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战死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杀了的东王杨秀清，随后又被天王洪秀全捕杀的北王韦昌辉，还有天京事变后仅存的翼王石达开。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可是此时洪家兄弟在东王死后急于封王，先由天王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愤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

　　石达开出走后，在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声中，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太平军经过天京事变，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由新起的青年猛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于1858年11月15日在三河大战中，一举歼灭了湘军主力李续宾部6000余人。后又乘胜追击，不战而解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兄弟封王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爵之上，增设豫、燕、福、安、义，共六等爵位，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而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统率全军。这些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和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

　　可是三河大捷后仅五个月和庐州大捷后仅一个月，洪秀全又看中并重用刚从香港回来的族弟洪仁。这种做法，受到全军上下的指斥，人们尤其为陈玉成所受到的压制抱不平。这一用人唯亲、无功受封的事件，大大挫伤了将士们的心，不但把皖北大捷以后天国又一次兴旺复兴的良机丧失，而且直接摇撼了本来就不牢固的太平天国军事基础。

　　毫无功劳的王弟洪仁虽也再三恳辞，不料洪秀全在失掉了杨秀清的制约以后，一意孤行地维护其家天下的权威，自食其不再封王的誓言，居然把洪仁封王。为了平息不满，又将陈玉成等封王。

　　可是封了陈玉成，却又引起新的连锁反应。陈玉成由于功劳巨大，原来以封爵中的第二等豫爵提任又正掌率是得人心的，现在突然越阶四级封王，自然又有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已经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闻报大惊，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剩下右军主将韦俊因系韦昌辉之弟而受封较晚，在安徽池州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尤其是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成为天京一霸。例如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诸王，总揽朝政，横行天京。他们借出售“洪氏票”掌管城门进出，连忠王李秀成有一次出城调兵也得拿出10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尚未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缴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再去购粮，以致后来天京被围后果然出现粮荒。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的（有记载是服毒自尽）。

　　由于洪秀全对无功的王兄王弟滥封王爵，一时间封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后来，实在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头上加一“斜”字，造成新字“”，为六等王，最后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

　　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可乘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领王侯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冲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达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地皮刮下来，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于是盛行在天京的大兴土木、讲求排场的奢侈风气又刮到了苏、浙新占区，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现在仍保留下来的壮丽宏大的浙江金华侍王府、江苏苏州忠王府，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三年时间兴建起来的。尤其是苏州忠王府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38）这座建筑从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开始，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且未竣，城已破矣。”（《劫余灰录》）

　　李秀成自称他拥有百万雄兵，所以财大气粗，除了苏州的这座“园亭花木，无一不精”的王府以外，在天京另建有一所更加恢弘巍峨的王府，有意无意地与大权旁落的天王比富争荣。他毫不隐讳地向1861年访问天京的英国翻译富礼赐自夸他的新王府的壮丽。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说：“忠王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

　　富礼赐在忠王的旧王府住过，由忠王的兄弟亲自接待，他在书中写下了在忠王府的见闻：“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

　　“他（指王弟）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由此可知，有人说拥有百万雄兵的李秀成同时也拥有百万家财是可能的。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17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十三王率领60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46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2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李秀成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三年半时间，他拥有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腐败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万大军。李秀成在苏州失守以后，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而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以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都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任凭野鸽飞来飞去了。太平天国的早衰早亡，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和腐败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清代官场图李乔

　　捐官：官员之多如过江之鲫对于候补官之多，时人讥为“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江南又有口号云：“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以后，大量谋官者拿钱买到了官，但所买的仅仅是一个职衔，并不是实缺。要想得到实缺，必须等有官位空出来才能递补。这种有官衔而无实缺，时时巴望着补缺的官，谓之候补官。

　　候补官当时有“灾官”之称，意思是当这种官活受罪，如同受灾一样。这是因为候补官的数量相当多，递补一个实缺极为不易。而当了候补官，大小总是一个官，因而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如雇用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都是少不了的，这就需要花很多钱。而候补官由于没有实际差使，也就没有丝毫收入，所以往往弄得穷困不堪，甚至饥寒而死。

　　《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江宁为例，宣统末年，江宁的各种候补官数目如下：道员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余员，佐贰杂职二千余员，共计四千余员。而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才不满五十缺。二者比例为八十比一。又如光绪年间湖北知县汪曾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到湖北省候补官日见增多的状况：“鄂省候补人员日见其多，道府六十余员，同（知）通（判）七十余员，州县二百六十余人，佐杂几及千人。茫茫宦海，正不知何日得登彼岸也。”

　　由于僧多粥少，仕途拥挤，所以补缺的机会很少。或是等很多年才能补上，或是终身也补不上。曾经捐过户部郎中的大名士李慈铭，在北京保安寺街居住时写过一副对联，叹补缺之慢：“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有人作《补缺》诗云：“部复朝来已到司，十年得缺岂嫌迟。”十年能补上缺就已经很知足了。某年元旦，开封府文武官员至抚署贺岁，巡抚以对联“开封府开印大吉，封印大吉”求对，一候补知县对曰：“候补县候缺无期，补缺无期。”据说有个捐佐贰杂职的候补官，十七年没补上缺，每日在街巷中散步自遣。一次在小巷中认识了一位寡妇，后来二人结为夫妻。这位候补官自嘲说：“我总算补上缺了。”意思是补了寡妇缺丈夫之缺。

　　候补官长期补不到缺，便穷困不堪，乃至饥寒而死。清人欧阳昱曾说到他亲见亲闻的一些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许多候补州县，贫至饭食不给，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高利贷以救眼前，苟延性命，他日如何，在所不计。某候补知县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冻馁而死。死时身上仅穿破衣破裤，床上唯有一破席。又有一候补知县因饥寒难耐，吞烟自尽。候补佐杂官较之候补知县生活更苦。某候补巡检严冬只穿一件破夹袍，外加一件纱褂，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内用黑纸粘住，头戴破凉帽，脚穿破单鞋，冻得浑身颤抖，两脚站不稳。他对人哭诉说：“一身饥寒已极，妻子又冻馁将死，无路可生，只有求死一法。”人至其家看时，见破屋中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两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一位叫陈仲眉的候补知县，到省十多年，因久无差事，吃尽用光，穷得不得了，结果寻短见上吊死了。有一首竹枝词咏候补官初冬卖衣，企盼补缺云：“十月初冬天气寒，皮袭典尽客衣单。投供几载无消息，魂梦时惊到了班。”“投供”是补缺的手续之一，即到吏部报到，开明履历，呈送保结，证明一切无虚伪。诗里说，投供都几年了，也没等来补缺的消息，盼望补缺的心情使他们常常在睡梦中梦到补上了缺。

　　候补官的心情都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清末文人赵之谦捐了个江西知县，候补多年也没补上实缺，于是自题书斋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其所刻丛书也以此斋名命名），以寄托自己的心情。“千七百二十九”指当时全国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州、县。其意是说这些官职只能“仰羡”而高不可攀，可见其心情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有一首《羊城候补南词》，也反映出候补官的苦闷和沮丧，词中有云：“你因官热闹，俺为官烦恼。投闲置散无依靠，悔当初心太高……三顿怎能熬，七件开门少。盒剩新朝帽，箱留旧蟒袍。萧条，冷清清昏和晓。煎熬，眼巴巴暮又朝。……穷通算来难预料，只有天知道！安命无烦恼，安分休轻躁，几曾见候补官儿闲到老。”

　　做官的谱儿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实际上，清朝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障日之用）及鸣锣者四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二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四人，呼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一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四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四人抬之，四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二人和跟马二骑。《歧路灯》里写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无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奇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四名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进；如是司郎官，则有一名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租居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其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一百二十三两银子，而房租就达四十八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以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封条上标有官衔的：“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日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并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书主考官姓名、职务，“贴大门以示荣”。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草珠一串》）其二：“每做京员势必添，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谓“两条四块”，《官场现形记》描写道：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谓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三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烧烤二席、鱼翅十三席、次等鱼翅十二席；十二年变为烧烤二席、燕菜二席、鱼翅十四席、次等鱼翅十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三席、燕菜十席、鱼翅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三十席（中等鱼翅五席、次等鱼翅十三席、海参十二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二千零五十碗。

　　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吴思

　　命价问题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30洋元（西班牙银元）。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龄、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上等——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中等——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000多磅，白银26000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吗？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0000两，够他们赎8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1917年9月11日）

　　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绑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等。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

　　首先，所谓买命，譬如买儿童人质的命，意味着儿童的性命在土匪手里，儿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这一点无须解释。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在10年间下降了数十倍。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美国记者阿列霍·利利乌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多次与中国海盗出航，亲眼看着海盗绑票勒赎。在《我与中国海匪同航》一文中，作者写道：海盗说，一般一条性命值几百元。有时有些亲属不在乎人质的安危，还希望海匪杀掉他算了，这样亲属们还能早日继承遗产呢。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作者转述的一个“狗人”故事，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在重庆附近的一个村庄中，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富足的中国人迟早都会列入被绑架者的名册之中，所以他们总要另外准备一些钱作为被绑后的赎金之用。土匪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后来高良泰最终落入了土匪之手。这位商人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担虑，只是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给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赎金带来。他认为这件事定会毫不迟疑地得到解决。

　　但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弟弟非常愿意看到高良泰仍被监禁着，这样他就可以分享这位不幸者的所有财产了。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土匪，要求他们把他的哥哥当作一名囚犯，并许诺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看管费用。这样，高良泰被土匪装入了一只仅能容下身体的竹笼内。

　　整整14年中，这个不幸的商人一直待在这个竹笼之中。在此期间，他的身体都快变形了，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获得自由，然而他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只能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后来，作者见到了这个“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着。他已经当了海盗头领，追踪他的迁居澳门的弟弟，寻机报复。

　　而作者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六十万大洋，外加一百枝步枪、三万发子弹、两百盎司上等烟土、五十码黑缎、一百只金戒指、三十只金手表、两挺重机枪、五万发子弹、四枝毛瑟枪、一百二十把左轮手枪、一百二十枝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意味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

　　官府在赎票问题上的计算和谋略还可能更加复杂。人质亲属赎票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考虑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则不然。首先，官府凭什么掏钱？人质是官员的儿子吗？其次，如果面对某种压力，譬如面对外国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得不赎票，那也要考虑让土匪得逞的负作用。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这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换算。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国的助理教士Ｆ。Ｓｔｒａｕｓｓ先生在湘西南的洪江一带被土匪绑架，土匪开价12万元。传教士在《被湘匪绑架的八十天》中写道：“迄今为止，与土匪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土匪们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考虑到我的生命有危险，洪江的将军们不敢对土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为我支付一大笔赎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曲线解决的。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个条件：释放传教士。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800吊铜钱从绑架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12万元开价的1％。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屈服让步便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落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样摆平了。

　　买命计算之二1929年5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赏现大洋三千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一千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五千元，士兵发一千元。

　　张学良出手阔绰，命价开得太高了。1929年12月，东北各省制定出实施细则，给土匪的命价打了三折，官兵的命价分别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规定：捕获匪首一名，赏一千元，捕匪徒一名赏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发抚恤金一千二百元，士兵发八百元。这些经过修改的价格，与当时土匪绑票的要价比较接近，更贴近市场行情。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为了简明，我们只讨论官兵的命价。

　　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不过这种投资的风险非常大，使用不当，很可能血本无归。张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账目比较复杂，不容易算清楚。本文开头提到的福建械斗就比较好计算一些。

　　皇帝听到的汇报说，小姓械斗是因为不堪大姓的欺凌。这种欺凌，很可能体现为某些争议田产的分配和占用。历史上，福建、广东一带的械斗，往往为了争夺产权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价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为了免于欺凌而博命厮杀，意味着欺凌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值得雇人拼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换。大姓也认为，为了维护欺凌小姓的体制，即使付出人命的价钱也是合算的。譬如，死了20人，支出命价800元，而夺到的田地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元——而寥寥数元钱恐怕难以挑动众人集体拼命。

　　买命争利是历史上的寻常事，在国际上也不新鲜。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九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向关东马贼开出的命价如下：1、凡生擒俄兵者赏银四十元，抓获军官者加倍。

　　2、凡击毙俄兵缴获其肩章、军帽、刀剑者赏银十五元，击毙军官者加倍。

　　3、凡缴获俄军良马者赏银三十元。

　　4、战斗中负伤者赏银五十元，战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战建功者，给予破格奖赏。

　　除了上述赏金之外，日本还负责向关东马贼供应武器弹药，发放军饷，承诺战后安排工作。结果，数以千计的关东马贼多次与俄军战斗，切断俄军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甚至直接冲锋陷阵。在日俄战争中，关东马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的这笔投资得到了丰厚回报。俄国则相反，丧师失地，血本无归。

　　买命计算之三：重大历史事件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1230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劝皇帝不要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有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块地方放牧。这种政策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别迭建议的“悉空其人”，有人认为是大屠杀，把中原一带的汉人杀光。这类事情，成吉思汗的骑兵很擅长，但也未必用得着一刀一箭地苦干。只要空出地来，汉人流离逃亡，大规模死亡必定出现。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这从他名字所依据的“楚材晋用”的典故就能看出来。耶律楚材知道，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牧业。他对皇上说：“陛下即将讨伐南方，军需从哪里出？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地税、商税，征收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以供应军需了，怎么能说'无补’呢？”

　　皇上说：“你为朕试试看。”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路建立了征税体系。1231年秋，皇帝到大同，十路的税收登记册和征收来的金帛都陈列于廷中。皇帝看了，笑问耶律楚材：“你一直在朕左右，人不离开就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还有如你这么能干的吗？”当天，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

　　上述白银、粮食和布帛的总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大约可以折为70万两白银。这笔钱救了多少中原汉人的性命呢？当时占据北方的金国人口在6000万上下，金国设中都路（今北京一带）等十九路，扣除人口最多的南京路（开封一带）和山东东路（今山东半岛一带），人口再折一半，比耶律楚材设置的十路少一两路，仍有2000万条性命，平均每条命每年可以贡献三分五厘银子，约等于人民币14元。皇上为什么不降旨扫空汉人？关键就在这14块钱。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但是，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命的价格，也不过14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14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制度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开封重演。在攻克汴梁（今开封）的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皇帝请示报告。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拒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

　　耶律楚材闻讯后，“驰入奏”，对皇帝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比较虚，压不住皇上的杀心，“帝犹豫未决”。于是耶律楚材很实际地说：“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皇上同意了这个说法，下诏只杀姓完颜的，其余勿问。开封城内147万人因此获救。

　　我还见过关于这场对话的更详细的记载，但一时想不起出处。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卖命的计算之一严景耀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介绍了一个土匪的个案：刘某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他与其他佃农竞争甚烈。按照当时的规矩，佃户在第一年要预付地租，第二年才能耕种。1927年收成很差，刘某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不能在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块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秋收后，刘某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齐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能够全额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田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某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某因为被疑为匪，一不做，二不休，就干脆参加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其实这个土匪个案并不典型。按出身行业计算，农民当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们不妨先借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当地说，刘某为什么当土匪？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就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当土匪的风险并不小。田志和、高乐才两位先生根据档案、志书、报纸等材料编制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东北匪首名录，共开列了1638名土匪的匪号或姓名。其中，给出下落的共732人，占全部名单的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55％）全部逃脱了惩罚，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总数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11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来得平等。

　　以38％强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搏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8名盗匪出身如下：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案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1.游荡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被处决的1000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加以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喽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帮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渡口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舐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0年－1810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讲述了这种收费体制的创建经过：19世纪初，广东有22个盐场，其中大多数都位处该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琼州、廉州。大部分盐都是用帆船运往各地的。大型运盐船队每年四次集中于电白，将盐运往400英里之外的广州。

　　早在1796年，海盗便已开始涉足盐业。那时，小股海盗每隔一定时期就袭击一二艘盐船。后来，在西山军的旗帜下，随着其组织愈趋完善，技巧也愈趋熟练。他们已能集拢70至100艘船对整个运盐船队实施截击。到1801年时，他们更以300艘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明目张胆地袭击尚未离开电白港口的运盐船只。到1805年时，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因此，当时广州盐价猛涨，尽管皇帝下令各盐船均要配置乡勇护航，但收效甚微。盐商不久便发现，直接与海盗进行谈判，向他们交纳大笔费用以换取盐船的安全航行更为方便。

　　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至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100包盐交纳50元。有时候，海盗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200西班牙银元，海盗便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110艘盐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90艘盐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4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元，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只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元。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上文提到的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式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则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仅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漠视人类之生存底线，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要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的结局。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游乡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1、秦末农民战争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