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5岁离乡后为何终身不回老家？

核心提示：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家乡的父老，邓小平对他们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每个人都有着浓浓的乡情，而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年驾鹤西去，78年间，他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叹。

傍晚时分，在四川广安协兴镇那条由石板铺砌而成的老街上，孩子们尽情玩耍嬉戏。如果不是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的邓小平画像，这里古风犹存的民居看不出与川东其他任何一条老街有什么区别。

街道西侧就是北山小学堂。1911年，邓小平在这里第一次接受到了算术、体操等新式教育。那时侯，他还叫邓希贤。8年后，15岁的邓小平离开广安。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曾留有他无数童年印记的地方。

邓小平，终生未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这在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不论是上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工作，还是后来几度经过成都，与家咫尺之遥他都未曾回过一次。

第一次见家乡父老

尽管不回家，但小平每次回成都，只要有时间的话，都要见一见家乡的父老，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

1978年2月1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给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打来电话，说中央有人来四川视察，让他组织几个人到成都去一趟，送一份广安县1977年的生产简报，顺便带点土特产。

对方没有说明来者是谁，但邓欲治已经猜到可能是邓小平，因为他在前一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邓小平刚从缅甸结束访问回国，并将在成都逗留几天的消息。如果他的猜测没错的话，这将是邓小平自离家之后，第一次会见家乡父老。当时，邓小平恢复党内工作还不到半年时间。

虽然奔波了一夜，但邓欲治没有睡意，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早早地起来了。掀开窗帘，招待所外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当他从人群中发现邓小平的身影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那会儿很冷，我们大伙都穿着棉大衣，小平却只穿了件灰色的中山装，精神特别好。”邓欲治记得很清楚，那天离农历正月初一还有15天，一个上午，小平都在与来访的人合影留念。

吃完午饭，工作人员便通知邓欲治，邓小平要在下午4点接见他们。邓欲治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可以代表家乡父老见到邓小平了，紧张的是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些啥好。要是邓小平问起家乡的情况，回答不出来怎么办，邓欲治不免有些担心，他把那篇早就烂熟于心的生产简报背了又背。

“小平当时穿着拖鞋，从侧面小门进来。”一看见邓小平，邓欲治和其他两位同志立即起身问好。“随便坐，随便坐。”邓小平用家乡话说。

接下来的30多分钟，他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交谈甚欢。农业是小平最为关心的话题，邓小平不仅用心地计算着人均粮食产量，还对种子培育、水渠修建等提出了非常细致的建议。对此，邓欲治感到十分惊讶。“他说话很实在，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空话。”

临别前，他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卓琳就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怕惊动地方

其实，被婉言拒绝的不只邓欲治一个人，王仁全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1986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点，他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终于见到父母官了。”王仁全回忆说，还没等他们开口，邓小平就先发话了。邓小平在肯定家乡变化的同时，提出了期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广安街头。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陪同会见的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邓小平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主要针对上午汇报的情况进行具体了解。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邓小平为什么不回家，始终都是一个谜。

上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在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着头说：我怕。

故居保护风波

邓小平不愿回家符合他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即便是对其祖上三代人居住过的“邓家老院子”，他也坚决不让进行任何维修。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四川陆续展开，当时邓小平的家人已悉数离开广安。按照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当地政府将他的故居分给了11户人家居住。

“文革”结束，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到其故居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而当时房屋因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让游客印象“深刻”。

故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修缮已势在必行。1980年春，广安县委决定对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进行第一次维修。可这一举动居然惊动了小平本人。

作为此次修缮负责人的邓欲治回忆，那次只是添了点瓦，补了补墙壁，在门口栽了些树，还修了条便道，总共花了一万多块，都是县财政上出的。因为那11户人家仍旧在里面居住，所以修缮之后的故居情形并没有好多少。但是，邓办（邓小平办公室）先是通过四川省委过问此事。打那以后，广安县委再也没敢对故居进行过维修。

直到1986年春天，邓小平在成都第二次接见广安县委书记时，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

王仁全回忆说，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罗国兴向卓琳请示：故居太烂了，要不要维修一下？卓琳思考了一会儿说：“你们要把钱用在人民的事业上，故居保留下来就行了。”回来后，县委召集所有部门的领导开会反复琢磨卓琳同志这句话，到底修还是不修？卓琳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她也没说不修。讨论的结果是，还是要继续修，要不然故居就会烂掉。

1987年，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蔡世武组织进行了第二次维修。这一次，无论是成本还是效果，比第一次都有很大提高和突破。

亲情至深

如今，小平故居不仅修缮一新，周围还建成了故居陈列室、铜像广场等设施，整体上形成了一个830亩的纪念园。故居对面，过去那种老式木板房已经被一栋栋别墅所取代，其中一栋就是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的家。

淡文全的父亲淡以兴是邓小平的幺舅，只比他大一岁。邓小平对淡家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淡文全都记得很清楚。

50年代初，小平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就把幺舅接了过去住，后因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农村。老人回家后，由于体弱多病，生活困难，邓小平每月都给他们寄钱，从5元到15元不等。

文革期间，由于是小平的亲人，淡以兴也受到了牵连，说起当时父亲被北师大学生批斗的场景，淡文全犹历历在目。从此，彼此的联络也一度中断了好几年。

1968年，淡以兴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询问邓小平的下落。几个星期后，淡以兴竟意外地收到了卓琳的回信，信封下方的落款是江西省委秘书处。

卓琳在信中说，他们在江西生活得很好，知道幺舅因为小平受了不少苦。最后，卓琳还附上40元，作为生活费。为了不给广安县领导添麻烦，1978年，当邓欲治在成都跟小平告别的时候，卓琳同志还特别嘱咐他说，让县里不要特别优待幺舅，“我们寄钱给他，每月10元，够他花的。”

1985年，淡文全的3个孩子都刚刚初中毕业，一时因工作难找而赋闲在家，淡以兴写信给邓小平，想请他帮忙解决一下。邓小平在回信中委婉地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的。后来，这事也就没了下文。现在，这3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其中两个在成都打工，另一个帮忙打理家里的饭店生意。说到这儿，淡文全淡然一笑，他后来也知道，小平也有很多为难之处。

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家乡的父老，邓小平对他们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每个人都有着浓浓的乡情，而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年驾鹤西去，78年间，他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叹。

广安人都说小平不但没回去看过一趟，更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特别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当沿海城市一个个崛起的时候，广安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因为伟人邓小平不仅属于广安，还属于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