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贼娘h本子: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演变史

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演变史

李小兵

一. 从“国共之争”到“统独对立”

二. 从“逐岛进攻”到“打而不登”

三. 从“攻台条件论”到“武力反台独”

【注 释】

【作者简历】李小兵，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中央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西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

冷战虽已结束，台海风浪依然。一九九五年七、八月间，中国在距台湾不到一百海里的海面上两次进行导弹训练。十月，江泽民在黄海海域观看了他就任军委主席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习。北京领导人一直拒绝承诺放弃对台用武，并强调，万一出现分裂，“可能不可避免地要用非和平方式”。[1] 但是，黄海演习几天后，江在联合国发言以及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却反复强调“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2] 北京对台湾是打是谈，已成为海峡两岸及世界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正在对其台湾政策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近期内将采取“两手策略”，即军事与外交并用、军备与谈判结合、以美压台、激化岛内矛盾、阻止台湾独立、稳定邓后的国内国际局势。分析这一策略的历史由来及现实特点，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有一定的帮助。

一. 从“国共之争”到“统独对立”

北京不愿放弃武力，是由两岸矛盾的对抗性决定的。对共产党领导人而言，台湾自始就是一个军事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提出：“我们一定要为打台湾创造条件”[3] 为此，他积极筹建空军和海军。毛在七月三十一日批准了刘少奇的计划：在一年内建立一个拥有三百至三百五十架飞机、大于国民党空军的空中力量（当时国民党空军有二百架飞机）。八月初，刘访问莫斯科，商谈购买飞机与培训飞行员。[4]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新组建的海军主要将领，毛进一步提出，“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能够解放台湾”。[5] 同年冬天，毛首次访苏。他在莫斯科等了两个月，求见斯大林，获得苏贷款。毛用苏贷款的一半，向苏联订购了一大批海军舰船与装备，在当时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6] 一九五零年四月，毛泽东批准了一项以八十万军队攻台的计划，这一海陆空联合攻击行动拟定于一九五一年春夏间进行。[7]

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海，保护台湾。北京于同年八月决定：不在一九五一年攻台，等到一九五二年春看情况再说。九、十月间，又决定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所占沿海岛屿的一切攻击计划。任何军事行动都要等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才能考虑。[8]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后，驻台美军有增无减。笔者在拜访蒋纬国将军时提到这一问题，蒋纬国强调指出，美国在韩战中更加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他说，先父蒋介石曾经讲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后来麦克阿瑟把老太爷这句话拿出去，说台湾是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可见双方对于这一地区在冷战中的战略意义已有共识。[9]

美军长期驻台以及美台于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毛泽东攻台计划不能付诸实施。遂将其军事目标转向蒋军占据的、与大陆咫尺相隔的二十多个小岛。一九五四年九月初，福建炮兵轰击沿海岛屿。来年一月，浙江部队攻占了一江山岛及上、下大陈岛，稍后占领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下令大规模炮轰金门和马祖，一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当晚，他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马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九月间毛在北京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五日与八日两次讲话中都谈到金门炮战。“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10] 炮轰金门持续不断，时紧时松，整整打了二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正式建交时才完全停止。

毛泽东抓住武力不放，一直打到他一九七六年去世时还不肯停手，既是国共之争的对抗性所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巩固政权所需要的。因为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是通过武力打败国民党而取得在大陆的统治地位的，反蒋才有号召力，才体现革命性，军事斗争是反蒋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承认，“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育是不行的”。[11] 另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政权不仅对大陆安全是一个威胁，而且对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也是一个挑战。毛对此非常清楚。他说，“蒋介石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12]

六十年代，国共之争趋于缓和。笔者在采访郝柏村将军时，这位当年金门前线炮兵总指挥详述了国民党大陆政策在五十年代后期的转变，反攻大陆以“主义”不以“武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13] 蒋经国任总统期间，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于一九八七年终止了“战后戡乱法”。李登辉接任初期，继续蒋经国的政策。

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台独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很强的政治力量，直接影响着台北对内对外政策，同时对北京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昔日国共之争转为现在的统独对抗，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有紧迫感。过去，在国共对峙中，北京能攻能守，也可等候时机，以逸代劳。毛泽东甚至在一九七二年对周恩来说，台湾问题可以等到一百年以后再解决。当前，在统独对立中，北京既不能退，也不敢等。退守就是对台独的默认，等候相当于等待台湾独立，结果将不可收拾。

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台政策，阻止台湾独立，成为考验当今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试金石。一九九二年以前，北京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对台湾进行和平统战。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四年，杨尚昆、江泽民等的讲话及中国政府以七种文字向国际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在重申“和平统一”时，提出不排除武力，但是“有一定条件的限制”，主要是为了对付国际势力，保护台湾安全与生存。进入一九九五年，江泽民的“八点建议”及以后一系列政策讲话，将武力攻台明确化，即台湾如独立，北京就动武。目前“以武反独”的政策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台独势不两立。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人及大陆各主要报刊，纷纷口诛笔伐，痛斥台独行径。李鹏谴责台湾当局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宣扬“两岸分裂分治”，警告台北如不改弦易辙，继续在分裂的道路上走下去，是注定要失败的。[14]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台独分子所犯下的罪行，“中国人民有目共睹，已经记录在案。你们倒行逆施，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与惩罚”。[15] 其言辞之激烈，比反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充份反映了对台政策中的对抗性。

第二，积极军备，特别是海空战备。中国在一九九四年的国防军费开支超过二百八十亿美元，为其对外公布的数字的四倍，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16] 这是冷战后国际上少有的现象。引进俄制新型战斗机，更新导弹发射技术，购买海军舰只等等，就军力而言，北京已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华清升任军委副主席以后，海军将领纷纷接任各总部、各兵种要职。可见，“以武反独”是有背景、有准备的。

第三，“文武交替”的两手策略。北京的目的是阻止台湾独立，逐步实现统一。其新策略是军事与外交两种途径，文武并用。谈不成就打，但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谈，迫使台北接受其条件，以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所以北京有可能进行“有限行动”，诸如军事演习、威胁海峡通道、对台湾周边水域干扰、甚至对沿海岛屿进行小规模军事行动，以显示威慑力量，对台北施加压力。一旦有限行动不能奏效，大规模军事攻击也属可能。

以上三点实际上仍属于冷战时期的策略，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台策略在新形势下的延伸。

二. 从“逐岛进攻”到“打而不登”

台湾问题是冷战的产物，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是和冷战形势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后才逐渐制定出一套中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其中对台政策与策略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这一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段历史过程。原本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美国也许会因此而不敢轻易与中国再战，这样就可以完全按照“内政”或“内战”的方式来对付台湾。于是中央军委在一九五四年初向浙江部队发出攻击沿海岛屿的命令，“从北向南，由小到大，逐岛进攻”。[18] 九月三日，北京又令福建部队炮轰金门及附近岛屿。

事与愿违，解放军沿海作战不但没有迫使美军撤离台海，反而促进了美蒋的进一步合作。华盛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北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明确表示要对台、澎防务承担责任。北京武力攻台已成为不可能。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9] 北京开始试走另一条路，通过外交谈判，劝美放弃台湾。同年八月一日，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由于双方差距太大，根本无法解决台湾问题。会谈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七十三次会议之后中断。

至此，毛泽东的“内战”与“外交”两种途径都走不通。他常常彻夜不眠，反复思考以求答案。一九五八年夏天，中东危机爆发，美军进驻黎巴嫩。毛认为美国无暇东顾，可以进行“火力侦察”，于八月二十三日下令大规模炮轰金门，摆出要解放金门乃至台湾的姿态。主要想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在台海介入到什么程度。毛泽东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要“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毛泽东打炮的目的在于“要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20]

金门炮战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危机。美国政府态度强硬，坚决介入台海冲突。美海军调集其全部十三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到台海，组成一支有一百二十多艘军舰的特混舰队，自九月七日开始为金门运输护航。中美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各国十分关注危机的发展。赫鲁晓夫对毛打炮摸不着头脑，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于九月六日派葛罗米柯到中国来探询究竟。毛与周先后向葛详细解释了中国的意图，并表示中美之间不会在台海打大仗。

毛泽东与九月三、四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决定：不马上登陆金门，而是把“绞索”一步步拉紧，进一步对美施加压力，然后相机行事。北京制定的这一新策略是：文武并用，边打边谈；把军事斗争从目的变为手段；留下金、马以制台湾，利用台湾对付美国。从此之后，国共之争从“热战”转入“冷战”，台湾海峡进入一个“和平对峙”的时期。

九月间，毛泽东对这一新的政策和策略作过多次评述，将其解释为“绞索政策”。“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都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21] 毛在十月三日至十三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指出，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毛认为，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大陆的建设。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反之，如果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北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籍。方针已定，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即：只打炮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致困死）。[22]

冷战的国际大环境决定了国共在台海对峙的格局。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以武力为目的，夺取台湾与外岛的政策，转而采取以武力为手段、利用台湾对付美国的“绞索政策”。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中美两国在华沙恢复中断一年半之久的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完成了他所制定的一整套中国的冷战战略。他指出：“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他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特别是中美不会打大仗；利用紧张局势与反面教员，变不利为有利，调动积极因素；美国反华（不承认中国、经济封锁禁运、台海驻军等）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毛接受了冷战的世界格局，并在冷战环境中谋求中国的发展。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重新论述了这些观点，要求中国其他领导人“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23]

三. 从“攻台条件论”到“武力反台独”

回顾毛泽东制定对台策略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现行“两手策略”的历史由来，也能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在认识上的变迁。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后期，台湾一直被视为国共之争的焦点，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期间，台海变为国际冷战的一部份，成为中美抗衡的前沿。中美对抗为主，国共之争为辅；热战让位于冷战。八十年代中，北京利用台湾问题，作为运作与调整中美两国关系的筹码。进入九十年代，台独问题重新把台北政府推到前线，统独对立上升为主要矛盾，两岸对峙再度升温。可见，冷战的突然结束与强权政治的消退，为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地区性问题提供了重新爆发的机会。如果处理不好，便会出现诸如海湾战争、波黑战乱多年的悲剧。

当然，江泽民所处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与毛泽东时代已根本不同，今天的统独对立不会是昔日国共执政的简单重复，江的“两手策略”也不是毛的“炮轰金门”历史重演。在分析江的对台策略的历史继承性的同时，也应了解这一策略在新时期的特点。

首先，江泽民继续实施的不是毛泽东的冷战政策，而只是运用他的冷战策略。毛以“战争与革命”为中心的冷战战略已成为历史，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强调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体的务实外交，并由此而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的设想。但邓不同于毛，他没有设计出一套推行其政策的策略和手段。因此，当北京在外交上受到台独挑战、“一国两制”得不到响应时，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只好用毛的策略来推行邓的政策，即以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两手策略”来阻止台独。江树峰在与笔者交谈时多次提到，江泽民对老一代领导人的“两分法”与“两点论”很钦佩，也很熟悉。[24] 他的思想方法，与毛很相似。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十二条讲话，以奠定他的理论思想体系。这篇讲话虽与毛的《论十大关系》相隔三十九年，但有六条完全相同，其他很多地方也基本一致。难怪陈云在去世前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不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培养了新一代领导人。

其次，江泽民“联美反独”，而毛泽东是“联蒋抗美”。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会晤克林顿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而美国在两岸关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北京既想利用台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又想利用美国来压制台独发展。台北称这一策略为“两面刀刃法”。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在向中央常委会提交一个分析江对台讲话的报告中指出，江的谈话“一方面是说给美国听的，一方面是说给台湾听的。在二十四日柯江会谈之前，其诉求的对象是美国，测试美国对两岸问题的态度；柯江会谈之后施压的对象是台北”。[25]

这个策略的基础是利用美台矛盾。如果美台联手，北京的策略就会落空。所以北京对华盛顿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反应极为强烈。《人民日报》连续“十评李登辉”，刷新了六十年代“九评赫鲁晓夫”的记录。江泽民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不给李登辉以喘息的机会。他不愿看到华盛顿支持或默许台湾独立。江告诉美国人，中国十二亿人对台湾问题都很敏感。但是克林顿政府对于北京在冷战之后仍坚持冷战手法，很不理解。美商务部长布朗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北京参加第九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后抱怨说，“事实上，冷战已经结束，我们的接触应开始有冷战已结束的样子”。[26]

北京现行对台策略的侧重点与以前毛泽东“联蒋抗美”已完全不同。毛对台策略的重点放在利用蒋介石为中美关系服务。他曾在一九五八年向政治局常委们解释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毛认为共产党与蒋介石有共同点，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所以他决策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更可使美蒋吵起架来。毛承认，炮轰金门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27] 当年，处理中美关系先于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反对台独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江泽民只有先迫使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才能在国际上对台北展开新的外交攻势，同时，也有可能在台海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最后，与毛相比，江泽民的军事决策会比较迅速，打击目标会直逼台北，而且行动后果会比较严重。当年毛泽东炮轰金门，对美国进行“战争边缘”政策，为的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迫使华盛顿承认北京政府存在的现实、并接受中国在冷战中的大国地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的目标是华盛顿，而不是台北。毛在打炮前仔细观察、反复考虑一个多月，为的是：要等中东危机爆发的机会；要有美军登陆黎巴嫩、英军入侵约旦的理由；要打打停停以观察美国政府的态度。而江泽民的目标是台北，不是华盛顿。他不必等待国际上的条件，而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军事决定。北京早已有公之于世的明确态度。 杨尚昆一九九零年十一月提出对台使用武力有“一定条件”，如台湾发生内乱或国际势力意图夺取台湾。江泽民一九九二年一月指出，如有外国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或台湾问题走向国际化，北京决不会等闲视之，将采取必要军事手段。一九九五年十月江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下定了这个决心，万一出现分裂祖国的局面，不管是来自境外的国际敌对势力，还是台湾本身的分裂主义势力，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非和平的方式”。[28] 这一切足以说明，江的军事决策将会是比较迅速的。

由于江泽民的直接目标是台北，他的军事攻击会选择在对台湾能造成强烈振荡的地点，以摧毁台湾一些人对本岛防御的信心，造成一个台湾独立等于自我毁灭的心理恐惧。北京在军事行动中会使用尖端武器与装备，调动精锐的部队，使用最新的作战手法。这与毛当年使用陈旧炮弹、并命令把炮弹打在金门岛的沙滩与海面的情况会完全不同。而且，一旦开始行动，江泽民不会象毛那样可以打打停停，或半途而止。这是因为毛在军内一直具有绝对权威，从上到下，令行禁止。他可以指挥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随时改变战斗中的任何一个部署。如今江则不具有这种执政环境。在他决定行动之后，将由军方来制定具体步骤和付诸实施；江泽民难以控制局势发展和随时改变或停止其战役的进行。由于江寻求军界与政界之间政治平衡的种种努力，以及他希望得到军队支持的迫切愿望，都会增强军队在中国领导阶层中的地位，而使未来的台海军事行动更具有突发性与危险性。

冷战的终结使台海长期存在的国际制约力量突然消失。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新的世界格局还未建立。大国霸权势力已经纷纷退却，为一些地区性政治势力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与机遇。两岸新旧领导层的同时更替换代，使本来动荡的局势更加复杂莫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又使单方面以军事手段解决成为可能。国际局势虽趋缓和，台湾海峡并不太平。

【注 释】

[1] 江泽民：“谈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前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18日，第一版。

[2] 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25日，第一版。新华社：“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正式会晤”，《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26日，第一版。

[3]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一封信，1949年7月10日”，《军史资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0期，第26页。

[4] 1950年春季，中国订购的第一批50架苏制战斗机与轰炸机到货。5月，第一批89名飞行员于航校毕业。与此同时，人民空军第一师在南京组建。

[5] 毛泽东引言见萧劲光等着：《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0─41页。

[6] 中国海军是1949年12月组建的。到1950年春，海军有中小型舰艇51艘，登陆艇52艘，辅助舰只30艘，总吨位约4万3千吨（当时国民党海军的总吨位月为10万吨）。

[7] 1950年3月11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与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开始制定一个详细的攻台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三野（100万人在东海沿岸）在海军支援下将以50万部队登陆台湾。登陆部队分为两批。第一梯队包括第7与第9兵团，共6个军，30万人。第10兵团3个军，加上其他兵团的3个军，共20万人，作为第二梯队登陆。同时，四野（120万人在南海沿岸）以第13兵团3个军作为攻台预备队。军委另调遣第19兵团的3个军，作为机动部队。总计攻台部队在80万人左右。同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萧粟计划。6月，华东军区开始训练攻台部队。计划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陆海空各部队各自训练。在1951年4、5月间，展开三军各兵种的联合训练与演习，然后实施联合攻击。

[8] 毛泽东：“关于在宣传中不说打台湾、西藏的时间给胡乔木的信，1950年9月29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36页。

[9] 笔者于1994年5月27日在台北荣总医院拜访了蒋纬国将军，对冷战中及冷战后的两岸关系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蒋纬国将军作了详细解答。采访中在座的有中华战略学会秘书长范英将军及两位同行的美国教授。

[10]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1958年9月8日”，外交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52页。

[11] 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前引书，第345页。

[12] 毛泽东1958年10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见吴冷西：“武仗与文仗；炮轰金门内幕”，《传记文学》，1994年第1期，第9页。

[13] 笔者于1994年5月23日在台北郝柏村办公室对这位当年金门前线指挥官进行了采访。郝柏村将军回顾了1954─55年及1958年金门炮战的经过及当时军方的战略意图，并叙述了对大陆政策的发展与变化。采访时在座的还有两位同行的美国教授。

[14] 李鹏：“在首都各界纪念台湾光复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25日，第5版。

[15] 《人民日报》社论：“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崇高使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25日，第1版。

[16]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关于世界各国军力状况的例行报告：“全球削减军费，只有亚洲例外”，《世界日报》1995年10月11日，A4页。

[17] 两岸军力对比：大陆有319万军队，94艘潜艇，5200架战斗机，986架轰炸机，986艘军舰，20万枚导弹；台湾有43万军队，4艘潜艇，424架战斗机，没有轰炸机，126艘军舰，没有导弹。资料来源：香港：《明报》1995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备控制与裁军”，《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1月17日，第2、3版。

[18] 原浙江前指副司令员马冠三：“鏖战东海忆当年”，引自聂凤智等着：《三军挥戈战东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19] 周恩来：“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1955年4月23日在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声明”，外交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34页。

[20]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5日北戴河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吴冷西：前引文，第6页。

[21] 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前引书，第341页。

[22] 毛泽东在1958年10月4日北京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吴冷西：前引文，第9、11页。

[23] 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前引书，第341─342页。

[24] 江树峰是江泽民的亲叔叔，在江泽民的父亲江尚清去世后，他一直抚养、照顾江泽民。笔者数次会晤江树峰老先生。

[25] “江泽民谈话乃两面刀刃法”，《世界日报》1995年10月19日，A2页。

[26] 美国商务部长布郎在北京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后，于1995年10月19日抵香港时发表对会谈的感受，见“布朗称大陆行有助弥合两国关系，柯江若再谈台湾问题'并无助益'”，《世界日报》1995年10月19日，A1页。

[27] 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在1958年10月13日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365─367页。

[28] 江泽民“谈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前景”，前引文，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