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凤镜夜喜欢谁: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7: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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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1）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他与李大钊的最初交往，有如下亲切的回忆：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1］，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2］这与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3］，是十分接近的。不仅在同代人眼里，在年青一代的观察中，李大钊也是这样态度：“朴实，慈祥，对我们说话不多，可是爱护青年之心是溢于言表的”［4］。作为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颇为激进，但在行为道德上却是相当传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守旧者尽管拒绝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却不能不对他的道德文章表示钦佩。以至在李大钊被捕后，有的警官也私下表示对李大钊为人的“尊敬”，“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5］。应该说，周作人与李大钊之间持续长久的友谊，与周作人对李大钊的学问、道德、人格的钦慕也是直接相关的。
当然，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与李大钊同时还是“相知”，他们的交往，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6］的密切合作外，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及少年中国学会活动中，都配合默契。
李大钊、周作人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同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据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的“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与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正如一位负责人所说，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其理想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在周作人日记中，最早见到有关工读互助团的记载是1919年12月10日：“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这表明，周作人参加发起工读互助团，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在以后的日记里，出现了不少有关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的记录，如，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1920年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1920年2月29日：“下午至互助团第一组赴会”；1920年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1920年4月9日：“得工读三组函”等。可见周作人曾一度相当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同一时期，周作人又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从事于同样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运动，而新村运动也是得到李大钊的支持的。查周作人日记，就有“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新村”(1920年7月1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年6月28日)等记载。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查有关资料，李大钊于1918年6月列名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为《少年中国》月刊临时编译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宣称自己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7］。在早期活动中，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地表示要研究社会主义，这多少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从周作人日记看，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而李大钊正是其间主要联系人。1919年4月31日日记中记有“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这是最早的记载；以后，1919年6月18日、8月29日、9月16日、9月18日等日日记里，均有别人寄赠或自己购买《少年中国》的记载，其中9月18日即是“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到1919年12月2日又有“(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事，第二天日记即记有：“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足见对李大钊约稿的重视；12月18日日记又记：“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此文即是发表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至于《知堂回想录》所说“讲演”，是1920年12月19日下午在学会所作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但在周作人日记中，并未有李大钊介绍的直接记录，只是1920年12月12日有“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会讲演”的记载，邓仲懈即邓中夏，他与高君宇后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当时与李大钊关系极为密切。很有可能是李大钊介绍邓、高来约请周作人讲演的，周作人也才会有《知堂回想录》里那段回忆。但周作人回忆说，他“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现在可查的只有这一次。
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合作，表明他们都曾经是五四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参加者与推动者，这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中间桥梁。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他总体上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其理论主张仍然保留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印记。例如，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与第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6卷第4号、第5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里，仍然没有放弃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努力。他指出，“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李大钊手迹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马(克思)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化”的倾向，是在“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且与“先秦墨家以来的中国下层的传统伦理”与“儒家的仁爱伦理”“有了可以相通的一面”［8］。而这恰恰是周作人这样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事实上，周作人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中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9］。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中，一再宣扬他的“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的“新村的理想”［10］，渴求着“人”的精神的改造。同时，他在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里，反复强调女子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并多次引述英国妇女问题专家凯本德的观点：“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11］因此，在企图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互助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互补”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同时期的李大钊是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之处的［12］。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在五四以后一直以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同情者)的面貌出现［13］；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尽管他在政治思想上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但他在明确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仍然称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想的共产党人为“朋友”［14］。我以为，在考察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时，注意这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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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1）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他与李大钊的最初交往，有如下亲切的回忆：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1］，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2］这与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3］，是十分接近的。不仅在同代人眼里，在年青一代的观察中，李大钊也是这样态度：“朴实，慈祥，对我们说话不多，可是爱护青年之心是溢于言表的”［4］。作为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颇为激进，但在行为道德上却是相当传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守旧者尽管拒绝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却不能不对他的道德文章表示钦佩。以至在李大钊被捕后，有的警官也私下表示对李大钊为人的“尊敬”，“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5］。应该说，周作人与李大钊之间持续长久的友谊，与周作人对李大钊的学问、道德、人格的钦慕也是直接相关的。
当然，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与李大钊同时还是“相知”，他们的交往，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6］的密切合作外，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及少年中国学会活动中，都配合默契。
李大钊、周作人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同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据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的“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与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正如一位负责人所说，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其理想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在周作人日记中，最早见到有关工读互助团的记载是1919年12月10日：“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这表明，周作人参加发起工读互助团，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在以后的日记里，出现了不少有关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的记录，如，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1920年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1920年2月29日：“下午至互助团第一组赴会”；1920年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1920年4月9日：“得工读三组函”等。可见周作人曾一度相当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同一时期，周作人又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从事于同样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运动，而新村运动也是得到李大钊的支持的。查周作人日记，就有“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新村”(1920年7月1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年6月28日)等记载。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查有关资料，李大钊于1918年6月列名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为《少年中国》月刊临时编译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宣称自己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7］。在早期活动中，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地表示要研究社会主义，这多少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从周作人日记看，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而李大钊正是其间主要联系人。1919年4月31日日记中记有“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这是最早的记载；以后，1919年6月18日、8月29日、9月16日、9月18日等日日记里，均有别人寄赠或自己购买《少年中国》的记载，其中9月18日即是“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到1919年12月2日又有“(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事，第二天日记即记有：“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足见对李大钊约稿的重视；12月18日日记又记：“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此文即是发表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至于《知堂回想录》所说“讲演”，是1920年12月19日下午在学会所作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但在周作人日记中，并未有李大钊介绍的直接记录，只是1920年12月12日有“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会讲演”的记载，邓仲懈即邓中夏，他与高君宇后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当时与李大钊关系极为密切。很有可能是李大钊介绍邓、高来约请周作人讲演的，周作人也才会有《知堂回想录》里那段回忆。但周作人回忆说，他“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现在可查的只有这一次。
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合作，表明他们都曾经是五四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参加者与推动者，这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中间桥梁。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他总体上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其理论主张仍然保留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印记。例如，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与第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6卷第4号、第5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里，仍然没有放弃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努力。他指出，“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李大钊手迹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马(克思)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化”的倾向，是在“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且与“先秦墨家以来的中国下层的传统伦理”与“儒家的仁爱伦理”“有了可以相通的一面”［8］。而这恰恰是周作人这样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事实上，周作人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中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9］。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中，一再宣扬他的“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的“新村的理想”［10］，渴求着“人”的精神的改造。同时，他在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里，反复强调女子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并多次引述英国妇女问题专家凯本德的观点：“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11］因此，在企图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互助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互补”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同时期的李大钊是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之处的［12］。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在五四以后一直以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同情者)的面貌出现［13］；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尽管他在政治思想上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但他在明确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仍然称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想的共产党人为“朋友”［14］。我以为，在考察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时，注意这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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