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峰虎太郎: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回旋余地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回旋余地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和不稳定时期，保持稳定与推进结构调整，必须兼顾。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仍旧有发展潜力和稳定能力，但不能再犯政策错误，不能再不作为。能否克服既 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推进改革，才是关键。  
  
　　摘要：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不应无条件增持美国国债。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若不能换回我们需要的高技术，优质资产和战略资源，就会吃大亏。如再增持，则应要求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做出让步。

    美国信用危机促使危机深化

    西方经济危机有非常深刻的根源。在经济上，一比三十的杠杆造成的金融泡沫不是短期能消化的；储蓄率低到近乎零，而中国高达40%以上；政府债务普遍达到gdp的百分之百，中国目前不超过40%；高福利造成普遍懒惰，欧洲许多国家每年休假180天，工作时间每天三个小时，而中国人却在拼命工作和竞争；生育率低下又限制移民，许多国家人口老化并丧失活力；欧洲情况比美国严重得多，美国政府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卖，欧洲私有化以后国家资产有限，已不能偿还债务。如德国不承担责任，中国又不能相助，欧元解体也有可能。国家债务危机从南欧扩展到英国，必定反过来影响美国。

    8月，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降为aa。使美国1917年以来首次成为“二等公民”，比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还要低。全球股市暴跌，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美国必定“量化宽松”，利用美元霸权向世界转移通货膨胀。

    美国政府信用危机打破了世界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迷信，美国政治体制不仅不能治理经济危机，而且是向外转嫁矛盾的根源。

    以美国为楷模的西方三权分立，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是分权制衡，舆论监督，人民普选。西方民主有双重标准，主权性和民族性，它不是为全人类谋利益的。美国民主政治是充分发展的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在国内发展均衡可互相制约，但一遇危机就显示无能，议会代表各种利益集团制约政府决策和执行。美国利益集团之厉害超过我们想象。比如美国的禁烟法令由于烟草公司的院外活动，竟然拖到克林顿时期才获得通过，比中国困难得多。各种利益成为刚性的，想降低工资福利和军费，比登天还难，放开移民也不行，军费采购腐败极其严重。

    美国政府政策调整空间十分有限，民主不能解决内部纷争，唯一办法就是向外转移矛盾。美国国会和主流媒体是制造“假想敌”的大本营，他们先后丑化古巴，苏联，伊斯兰和中国，一贯以“意识形态为纲”，非此，不能凝聚人气，不能增加军费，不能转移矛盾，不能建设国内和谐社会。

    2000年以来鼓噪11年的“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不平衡，就是一大堆无知的胡话废话。中国对美顺差有一大半是从香港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没有多少增加，对美国经济和消费者有很大好处。且三分之一顺差是美国直接投资者支配的加工贸易，其利润完全为美国人所得。之所以能够以此批判中国10年，是因为美国内部少数因中国出口而受损的利益集团在鼓噪，而得到好处的人，从来就是不说话的。

    美国长期仍有发展潜力，其出路是放开移民和对于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收缩海外军队，改变美国控制的世界安保体制，改革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减少美国霸权，国内必须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在此之前，其财政赤字，债务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所难免。

    几年来全世界的亲美派宣布的“后危机时代”，迎来的是美国信用降级，滥发美元，债务危机。所以，哪有什么后危机时代？现在分明是危机深化时代来临。

    面对危机，中国需要稳定与强硬

    2011年6月美国人又唱衰中国。“中国经济拐点论”在国际舆论中盛行，曾准确预测2008金融危机的美国学者鲁比尼宣称，中国经济2013年以后硬着陆可能性非常大。乔治·弗里德曼在其新书《未来十年》说：“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他们列举中国的问题有：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停滞膨胀等，促使中国股市跌到2600点，8月份美国信用降级，又暴跌到2400点。
 前几年有个章家墩写了《中国走向崩溃》，其根据也是这些，在全世界讲演狠挣讲课费，结果如何？ . 美国金融崩溃了。中国在2008年出口下降16%，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中国受到很大拖累是必然的。有美国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对外开放，我们没有充分重视国家安全。盲目追求贸易顺差，在300美元时不买黄金，25美元时不储存石油，反而大批购买美国国债，国家决策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亲美利益集团影响，必须彻底反思。

目前对策，要坚决克服国内亲美利益集团影响，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对美国的依赖。克服危机冲击，与中国经济调整方向完全一致，外部冲击为中国转型提供了最大动力。我早就说过：外需下不去，内需就上不来；外部有技术供给，自己就不会自主创新；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就不会主动调整。

中国集权体制对克服危机有政治优势，还有广大农村为回旋余地，中国经济大部分没有上美国船。说中国外贸依存度70%，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高，实际上最多40%。总之，我们不怕世界危机。

目前应对危机的最主要措施，是严格外汇管制，控制国际热钱流入流出。香港1000多个地下钱庄应彻底关闭。人民币可以自然出境，但不能宣布自由兑换。最危险的就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下，国内控制不住货币发行和国际热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一旦发生全面抢购挤兑，社会稳定很难保证。

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不应无条件增持美国国债。借新债还旧债或债务减免是可以的，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欠西方巨额债务，也是这样缓解的；1998年泰国韩国向imf申请贷款，都附加苛刻条件，交出部分经济主权。中国对美国的巨额债权，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若不能换回我们需要的高技术，优质资产和战略资源，就会吃大亏。如再增持，则应要求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做出让步。

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应该变贸易顺差为贸易平衡。一方面扩大汇率波动，允许名义汇率较快升值。一方面将实际汇率贬值，提高工资和环保成本。这样的政策组合，可缩小贸易顺差，降低进口价格，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国际投机资本单向流入的趋势，是比较合理的。但需要克服出口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怕出口数量下降，推动出口结构升级。

增长下降应与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并行

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从1949年到2019年，可持续70年，现在已过58年，还有12年。2011年收缩货币，经济增长率下降到9.5%左右。估计在9%的水平上维持数年，然后下降到7%左右。

到2020年人口老化，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率继续降低，如果科技水平提高了，经济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如果不能提高，经济就陷于衰落。

未来数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关键是能够控制住房地产泡沫，使过剩资本和产业资本能够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进入泡沫经济。下半年国家对于房地产控制不会放松，利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必定促使房地产价格下降。但公租房廉租房建设在大多数地区未必会促使商品房价格下降。只要政府不给补贴，而是通过房地产商在建设住宅中“抽肥补瘦”，商品房价格就不会降低，这等于让中产阶级去补贴穷人，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经济回旋余地还有，即使按照传统增长方式，也还有发展潜力。总需求中的净出口会下降，消费没重大改革也起不来，但依靠投资也还可维持几年增长。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阶段，有庞大的投资需求，钢产量是主要标志：1949年30万吨增加到现在的6亿吨，而美国一直在1亿吨徘徊。但中国钢铁存量只有美国50%，数年之后存量赶上美国，钢产量和经济速度都会降低。

说中国经济速度逐年下降并没有错，但这是与经济结构调整，效益和质量提高同时进行的，并不意味着经济有问题，相反速度不下来，结构不改善，才是问题；泡沫经济崩溃使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降，才是大问题。

滞胀理论与中国物价控制

1994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来解释“滞胀”，认为经济与物价不能同步增长：通胀在一定时期可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看，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经济最终不得不收缩，但物价却不能同步下降，因为此时公众产生“物价上升预期”，企业家预期原料和工资上升，不肯降价而往往“限产保价”，在宏观上就是“停滞膨胀”。 物价上升，分为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两种类型。 媒体应对 需求拉动主要是贸易顺差和投资过热，成本推动包括工资、土地、原料和进口品价格上升。在中国，两种因素同时存在，短期宏观因素和中长期结构因素同时并存，使物价上升难以控制。    工资上升不仅是短期需求拉动的补偿，而且是长期“刘易斯拐点”到来，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转向不足，还有第二代农民工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因素，加上国家“共同富裕”的民生政策，工资全面上升难以避免，中国进入“工资与物价循环上升”时期。    食品价格上升也是结构性的。中国粮食价格还没有达到国际水平，饮食结构还没有升级到位，肉蛋奶酒要耗费8倍粮食，中国70%人口还没进入这个结构。粮食涨价也不可避免。    经过8年高增长低物价，中国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物价上升压力越来越大。7月份cpi达到最高水平6.5%，ppi达到7.5%，按同比应为全年最高点。随着翘尾因素消失，下半年物价水平可望逐月下降。但政府严格控制货币的政策不会改变。上半年国际短期投资进入5000亿美元，填补了国内货币收缩的政策效果，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游资。    全年物价水平必须控制在6%以下，超过6%就有失控危险。政府可用行政控制和财政补贴，对水电煤气实行双轨价格。食品涨价难以控制，容易成为社会动乱因素，除了扩大供应，打击囤积居奇和炒作，增加贫困补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总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和不稳定时期，保持稳定与推进结构调整，必须兼顾。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仍旧有发展潜力和稳定能力，但不能再犯政策错误，不能再不作为。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推进改革，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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