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晓美焰:党争与苏轼的文学创作

党争与苏轼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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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文学史上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他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与其自身的修养有关，而且与党争也有密切的关系。党争一方面使他的政治地位起伏不定并因此吃尽了苦头，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他一次次文学创作高峰的来临。苏轼一生，亦顺亦逆，亦荣亦辱，但往往后者居多。如果忽略一些细节，而只是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就可以说苏轼在政治斗争中的降升，与其文学创作的高潮和低谷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本文拟就苏轼官宦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和几件大事来谈谈其文学创作情况。

    对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动变法，苏轼是有不同意见的。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极力申述变法不可行的理由；次年二月，进《再上神宗皇帝书》，进一步阐述了反对变法的理由。在政治斗争中，苏轼有话总是非讲不可的。他写的这类作品，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与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写得汪洋恣肆，气势纵横，变化多端，往往阐发了自己独有的政治哲学，同时也显示了独特的文学风貌。可惜的是，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于是他自请外调（原因不止一种，畏祸是其中之一），除杭州通判。

    在熙宁时期，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官员。他这一时期写的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较高，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次高潮。赴杭途中，他写了《游金山寺》一诗。诗中流露了他复杂的思想情感，似有归隐之意。到杭州任上后及知密州的七八年时间里，他的政绩甚佳，但诗歌创作最为活跃。他写了不少优美的诗词，此外还有一些哀歌。如把重要的诗文题目列一下就有一长串：在杭州任上有《戏子由》、《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初晴后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菩萨蛮》（秋风湖上潇潇雨）；在密州任上，有《上韩丞相绛论灾伤手实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超然台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徐州任上，有《谏用兵书》、《浣溪沙》（一组五首）、《放鹤亭记》、《石炭诗》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密州他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他的诸如《游金山寺》、《新城道中》等传世名作标志着他的豪放诗风的确立。

    在此期间，他“缘诗人之意，托事以讽”，继续写了许多客观上反映变法情况的诗作，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有些诗作也确实反对了了新法，这些作品连同另外一些并无所谓深意的诗一道，成了他后来获罪的依据。还有一些诗歌，反映了苏轼本人对政治的思考和认识。他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中写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其中感慨之意颇深。他的作品内涵是丰富的，在文字背后，隐藏着他对时政的看法和隐忧。“天静伤鸿犹戢急，月明惊鹊未安枝”，“颠倒不自如，直为神所托。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见《苏轼诗集》第二册p613）。可见，他的诗作始终与党争联系在一起，并且这些诗渐渐成了他无视朝廷的证据。但是从文学创作上讲，对他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元丰二年，王安石已经罢相，王珪执政。何正臣、李定等人从苏轼诗中断章取义，指责他“妄自尊大”。其实质就是打着新法的旗号蓄意整人。他们诬告苏轼“讪谤朝廷，指责乘舆”。苏轼一首《咏桧》诗中有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蜇龙知”。这些谏官们便以此罗织苏轼的罪名，说他图谋不轨。总之，照这些人的看法，苏轼该杀。这其实就是因党争而起的文字狱。

    苏轼经受折磨后，亏皇帝开恩，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这一时期，从他的政治生涯来看，是不幸的。他的思想上有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创作热情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如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他作诗自嘲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其心念可见一斑。苏轼对自己的缺点是有清醒认识的，只是天性如此，难以改变罢了。

    有人说苏轼这一时期政治上的保守态度限制了他的艺术成就，显然有失公允。笔者以为这一时期恰是他个人创作的又一高峰。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读来亲切有味，平淡而别有韵致。从《前赤壁赋》中，折射出其人生态度的旷达。其他的如《方山子传》、《答陈师仲主簿书》、《与朱鄂州书》等也写得很好。他在这一时期填的词作，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均堪称杰作，足以流芳后世。应该承认，苏轼在这一阶段的作品数量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衡量一个人的文学成就的高低，光凭数量显然是不行的，最重要的还是看作品的质量。这方面的例子无须多举。从这些作品中，可见苏轼的诗风和文风开始发生变化，有由豪放转向平淡的趋势。同时，因为仕途失意，反而使他有机会接触了下层人民，对民生疾苦有了较深切的了解。他在世态炎凉中体味了真情，也看到了种种丑恶。这些都使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得到了升华，在风格上也更具浪漫主义特征。他被贬黄州时期，病了几日，人们便传说他死了。他在给范镇的信中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他充分认识到，无中生有，妄加罪名就是党争中政敌们最爱采用的手段。然而，党争对他的打击虽大，却并未能使他真正消极遁世。“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不过是一时的感慨而已。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于心中，见诸于笔端反而成就了一件件文学作品。

    苏轼被贬岭南后，也写过一些重要的作品，诸如《南康望湖亭》、《荔枝叹》诗、和陶潜《饮酒》诗、《移居》、《减字木兰花》、《与王仲敏书、《与范淳父书》等等，也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艰难困苦往往使人深沉和豁达。“诗文穷而后工”，人生坎坷固然不幸，但各种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乎又成了苏轼走向艺术之巅的推动力量。他在被贬之后，精神上反而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使他能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到处游山观水，以淡然的态度面对人生，显示出了罕见的超旷，因而写出了许多冲淡优美的作品。这是一种成熟的风格，同时也是合乎其个人审美趣味的。苏轼的一些不朽之作，大多写在被贬之际。这诚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所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给参寥和尚的一首诗中写道：“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次韵僧潜见赠》）这首诗可以看作他对党争的总结，也是他文学态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