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大作战邪恶四系乃:佛教八大派别总说——揭开大乘佛教的画皮 （2）

（5）密宗

释迦临死时，告弟子们说：“汝等弗谓失师主，我逝以后，所说法、律是汝等师也”。其后上座部佛教徒墨守师说，反对变通，小乘有部实际是释迹真传。佛教得国王信奉供养，外道剃须发改服装，混入佛教徒中，托佛说造《般若》等经，以一切皆空来反对小乘有部，自称为大乘，斥佛教真传为小乘，大乘诸经破一切执着，似乎见解比小乘高一等，实际是大乘破小乘，也就是外道肢佛教，用空观揭穿小乘佛教的谎活。诸大乘经都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又说诸佛国士亦复皆空，《金刚般若经》说：“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说，“离一切诸相，即名为佛”。又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说，“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下去，今际不住”。这样说来，一切所谓佛和佛国，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佛经有这样的说法：“云何名恶知识？云何名善知识？佛告舍利弗言，若有比丘，教余比丘，汝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灭，如是等唯观涅槃安稳寂灭，唯爱毕竟清静，如是教者，名为邪教，名恶知识，是人名为诽谤于我助于外道”。这段佛说显然是斥小乘教为邪教，小乘僧徒为恶知识。大乘空宗流行，佛教真传的小乘为了自救，天竺僧河梨跋摩折衷大小乘造《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是为小乘空宗。龙树也为了挽救大乘教，造《中论》，主张非有非空的中道，举俗谛以承认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举真谛（第一义谛）以维持大乘的空观，归根还是谈空，不过说话含糊，诡辩更为灵活一些，算是挽救了危机。无着和他的兄弟世亲（原是小乘大师）继起，造《瑜伽师地论》和《唯识论》，创大乘有宗。自谓离诸妄执，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如理如量，而非戏论。这些有、空、非有非空（中）有（大乘有宗）诸说的变迁，都是由于外道思想不断渗入佛教，使释迎所传原来的佛教，面目愈变愈非，不过，总还属于显教，对佛教说来，都还不算是左道旁门。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

大造佛经的龙树自称在南天竺铁塔中，遇见金刚萨埵（即普贤菩萨），面授《大日经》。铁塔中藏有《金刚顶经》，梵本有十万惕（音纪jì），略本四千偈，广本则有无最百千俱胝（千万为一俱胝）微尘数偈，显然，所谓十万偈本四千倡本都是龙树的作品。龙树原是非常博学的婆罗门教徒（外道），幼年时，读完婆罗门经典全部，后来又通天文地理医药等百艺，出家前品行不端，丑声大布，出家后，数月间读完小乘经典，又读大乘经典，感到佛理还未尽发明，需要补充。他造论造经，一身兼显密二教的唱导者，被称为大乘佛教的祖师。大乘教由他的努力而得到发扬，也由他的创造密教而下降为巫教一类的邪术。

密教尊奉最高的神，名叫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据说，大日与释迦为同一佛，大日是法身，释迦是应身，密教所奉的神很多与婆罗门教的神同名，大日如来很可能是事火外道的尊神，不过，既自称是佛教，自然要拉释迦的夫系，什么法身应身，无非是些无稽之谈。

密宗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即智差别、理平等二门。就中说智差别（金刚顶部）的经典为《金刚顶经》，说理平等（胎藏部）的经典为《大日经》。密宗自称显教是释迦对一般凡夫说的法，密教是法身（大日）佛对自己的眷属说秘奥大法，都是秘密真言，所以密宗也称真言宗。修法的时候，要筑起坛来，这个坛叫做曼茶罗。在胎藏界曼茶罗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四百十六尊；金刚界曼茶罗里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等神一千四百六十一尊。曼茶罗里编造大批神名，如金刚名号有金刚牙、金刚拳、金刚嬉戏、金刚歌、金刚舞、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等。佛教神名，除了释迎牟尼及迦叶、阿难等曾有其人外.其余大批名号如阿弥陀（无量寿）、文殊、普贤、弥勒、观音等同金刚牙、金刚拳一样，全是凭虚编造。

密教因为依佛的真实言（《大日经》及《金刚顶经》）而修行，可以即身成佛（现身成佛），与显教难易悬殊，显教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密教即身成佛，十分快速，它和净土教邵是在佛教没落的情况下，吸收婆罗门外道的说法，推行快速成佛法，借以招揽信徒，维持本教的存在。密教修行，自诵咒以至供养、设坛等种种仪式都有一定规范，不得任意妄为。这些规范，必需经阿阇黎（阇音shē传法师）传授。阿阇黎给受法人在曼茶罗内举行灌顶仪式，才算正式入教。灌顶就是用清水灌受法人头顶，说是洗去无始以来，固着于身于心的无明烦恼之垢秽，引出本来生得的自性清净心，然后授以真言宗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如果以秘印秘明授予未入坛的人，必招护教金刚神的忿怒，阿阇黎与受法人都将暴死。这是天竺外道中最落后最黑暗的一种，它采取秘密结合的方式，当是教中有不可公开的阴私事。大竺外道无奇不有，落后黑暗的社会产生这种落后黑暗的宗教，是不足为奇的。密教传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徒，一般兼习密教，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施展一些法术，骗取愚人的信仰，对传教很有利。东汉译经中，己有《安宅神咒经》、《五龙咒毒经》、《取血气神咒经》、《咒贼咒法经》、《七佛安宅神咒经》等咒，都是密宗的经典。不过，密宗正式传入，是在唐玄宗时。七一六年，中天竺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著来到长安。次年，开始译《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行禅师助译，一行成为继承善无畏的胎藏界阿阇黎。习密宗的人大抵要熟悉魔术，擅长说谎，石勒石虎时的佛图澄，自称年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就是一例。善无畏死时自称年九十九岁，说他的本师达摩掬多，年八百岁。都是凭空胡说。七一九年，南天竺僧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法兴盛，从海道来广州，奉敕人长安，后又入洛阳。金刚智所住的寺庙，必建大曼茶罗灌顶道场，招收门徒。七一九年大旱，四五个月不下雨，诏金刚智结坛析雨，行法七天，果得大雨。这是《高僧传》本传的话，凡是宗教书籍，不管它说什么，都必需首先对它采取不信任态度，按《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七年七月，“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徒，多所原免”。并无诏金刚智祈雨及得雨的记载，《高僧传》所谓求得大雨，无非是僧徒说谎的惯技。金刚智自称用曼茶罗法，可以拘禁鬼魅，使鬼魅附童男童女身上，去病去妖都很容易，显然与道士同样妖邪。日人小柳司气太论道教与真言密教之关系，指出密教经中剽窃模仿道教的证据多条，说明不空到天竺求经，仿照道教的骗术，拿到中国来变成新鲜货，偷来偷去，无非是妖邪合流。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等数种，传授弟子天竺人不空。二人相继为金刚界阿阇黎。金刚智死时，命不空去五天竺广求密教经典。不空从海路到师子国（斯里兰卡）搜求密藏，遍游五天竺境，七四六年回长安。据本传说，为玄宗行灌顶仪式，又奉诏祈雨有速效，赐绢二百匹。七四九年，诏许不空归天竺本国。不空至广州，有敕今留在中国。早是常有的天灾，如果密宗祈求屡次见效，唐玄宗即使偏信道教，也不会轻易放不空回本国，足见不空能求雨但未必能得雨，因之可放可留无足轻重。不空大被宠信，是在肃、代两个昏君的时候。安史作乱，店肃宗逃到灵武，不空遣密使奉表问安，肃宗也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唐肃宗穷极无聊，不空得以卖空买空。七五七年，唐肃宗令沙门一百人入行宫，以不空及新罗僧无漏为首，朝晚诵经，祈求佛佑。郭子仪等力战，并以重酬招回纥兵为助，寸收回京师，唐肃宗以为不空有功，不空也乘机居功。七五八年，不空入宫建道场，为唐肃宗受转轮王（圣王）位，七宝灌顶，受菩萨戒，一个昏君，一个妖僧，不顾国家大乱，民生涂炭，还弄什么转轮王互相欺骗，实是可恶之至。唐代宗比唐肃宗更昏，不空所作的罪恶也更大。唐代宗用奸臣元载、王缙（大诗人王维的弟弟）、杜鸿渐为相。三人都佞佛，王缙尤甚，不吃荤血，与杜鸿渐接连造寺庙，算是修功德。王缙舍住宅为宝应寺，每有节度使、观察使入朝，必延情到宝应寺参观，并请布施，利用宰相地位讹诈财物，地方官当然要应付。王缙又纵令弟妹女尼广纳贿赂，行同商贩，在这种敛财法下面，不知多少贫苦人遭受祸害。这个昏君曾问三相：佛说报应，究竟有没有？三人回答说：我国家运柞久长，不是有积福，如何能如此。福业已定，虽然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作乱，都被他们自己的儿子杀死，仆固怀恩反叛，半路上病死，回纪吐著大举侵入，不战自退，这都不是靠人力，怎能说没有报应。昏君深信这一派妖言，从此更信佛法。经常招僧徒入宫吃斋，有战事则令僧徒讲诵《护国仁王经》（不空译《严密》、《仁王》二经），战事结束，就算僧徒立了功劳。七六七年，为给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在长安东门造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建筑宏伟，穷壮极丽，费钱亿万。当时进士高郢上朽规谏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统治阶级造福，就是劳动人民遭殃。《资治通鉴》说：“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不空为代表的僧寺，攘夺田产，浪费民财，与昏君好官同样是大民贼。

七七○年夏季，唐代宗诏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不空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朝廷发给中书省符碟，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工程进行得很快，秋天，不空自五台回京师，唐代宗用优礼迎入城。次年，唐代宗生日，不空呈迸所译密教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不空又请造文殊阁，唐代宗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人都出钱助工。不空先已接受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并得大广智三藏法号，文殊阁造成后，又赐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赐谥为大辩广正智三藏。一个妖僧凭骗术得到三公地位，并封公爵，表示唐代宗的昏愚和佛教的腐朽，都达到了高峰。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惟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雩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人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俚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胎藏界阿阇黎善无畏传授一行和玄超，玄超传授惠果。金刚界阿阁黎金刚智传授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果一人合并传授胎藏金刚两部。惠果有弟子十二人传阿阇黎灌顶位。弟子中有日本僧空海，新罗僧悟真等人。惠果传义操，义操传义真，义真所传全是日本僧，中国僧徒不再有著名的阿阇黎。

密教是巫术，从经名看来，如《咒时气病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疗痔病经》等，这种所谓经咒一经试验，立刻要败露，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是自然的结果。大抵密教之所以获得流行，必须有易于行骗的客观环境。唐肃宗代宗时，朝廷势力实际上强于割据反叛势力，但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已经丧失信心，不空诵《护国仁王经》，在两个昏君看来，确是大有功效，而广大人民久罹兵灾，对统治者失望，却又渴望迅速平定叛乱，不免向超现实力量求助，密教因之兴盛莫比。但用神咒治疗痔病，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个痔疮比全部密教的力量大得多，任何大阿阇黎尽管诵经念咒，拿出全副本领，对着依旧发作的痔疮，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失败。宋《高僧传·金刚智传》说，金刚智捉鬼去病，非常灵验，近世的密宗，用咒术治病捉鬼，少有效验，被世人轻视，原因是施术者专为个人谋身口之利的缘故。这是给密宗解嘲，也说明密宗的消灭必不可免。

下面略述《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作法的情形，妖邪气比道士更足，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茶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放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仗鞭打，或用皂英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这是多么野蛮愚蠢的一种表现，密宗和道教中的妖道都反映中国和天竺社会里有这样最黑暗的一部分人。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僧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已身血，或用苦谏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僧坐形上，用左手（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偷物有大小轻重，这里不加分别，企图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一派妖言，使人望见密宗僧人，不觉心中作恶。

以上三论、净土、律、法相、密五宗，都是从天竺依样搬来，中国僧徒俯首奉行，不敢有只字怀疑，只要说是从西域天竺来的佛所说经和菩萨所造论，就象奴仆谄事主人，主人说什么就奉行什么，惟恐有损福报，甚至落入地狱。照义净的观察，中国医药比天竺先进得多，可是黄龙汤治病，（胡三省注《通鉴·陈纪》四引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别塞空罂口，纳粪仓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相沿几百年，没有人敢表示反对，迷信的威力无比，即此可见。除禅宗南宗某些僧人以外，所有各宗派称为大德的僧徒，精神上全是天竺僧的俘虏和奴仆，全是假出世的贪夫和痴人。佛教徒以东晋至隋唐出了许多名僧欣欣自得，实际是出了许多天竺奴仆和贪痴人，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生在中国不生在天竺为憾，无耻地自称是释迦的儿子，密宗甚至说僧人是从佛口里生出来的。因此僧徒自称为释子或佛子，自东晋道安开始以释为姓，僧徒俨然以特殊贵族（释种）自居，以为理应受优厚的供养。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撰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思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是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准家不见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于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情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占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那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谚，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僧徒过着这种高级地主阶级生活，即寄生动物生活，还狂妄地自尊自贵，毫无愧耻的意思，一味感恩释父给他们设立满足寄生动物贪欲的佛教。所以僧徒决不肯放松寄生动物生活的利益，也决不敢改动释父所立的教规，否则寄生动物的利益就动摇了。这些教规都是通过天竺僧或西域僧传来的，因此，宁愿当外国僧的奴仆，誓死对抗反佛的各种势力。他们真是那样热爱释父么？看来是可疑的。实际热爱的主要是寄生动物生活，其次是来生的福报。归根是贪婪无厌。《真言要决》是揭露佛徒罪恶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云，“群队扬声唤佛，何曾有微觉之情；相率大唱善哉，讵怀片善之志，忽忽争头逐食，喻于猎狗寻膻，扰扰竞觅施财，剧于飞蛾赴火。不辨寂麦之状，亦复说法化人，当身现是被囚，焉能为人解缚。但知劝他布施，不悟己是悭贪，仍号我是沙门，施者应当获福，莫省己之长短，破戒违律之愆。奸非谄曲恣伪，犹称如来释种，破灭正法，非是外人。”这都是事实。佛徒是技术最巧的骗子，是形迹隐蔽的毒虫，徒众奉佛教必然变成骗子和毒虫，也就必然要誓死拥护佛教，重利诱骗之下，谁也不愿放弃寄生动物生活再去辛勤劳动。利诱之外，佛教又有一套威胁的方法。方法之一，叫做唱导，专有一种僧人以唱导为业。《高僧传·唱导篇总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僧寺每日初更时候，绕佛行礼，环境寂静，僧人专心，默不作声。这时候导师擎香炉登高座，慷慨发言，谈无常则使人恐惧发抖，讲地狱则使人怕得哭泣，泪流满面，说昔因则使人似乎眼见前生恶业，算报应则使人预知后一生的果报。谈快乐则使人心胸畅悦，叙哀感则使人流泪心酸。在这种情况下，一堂僧徒无不心情惶惶，五体投地，个个唱佛号，哀求垂慈悲，等到后半夜，导师又讲时光易逝，胜会难留，使人感到紧迫，满怀恋慕。佛寺对僧徒夜间进行恐怖教育，夜夜如此，因果根应说深入意识中，自然成为神经病者，着迷既深，不能复醒。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彼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诱人出家，使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毒汁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扬毒气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徒的侄桔，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外国，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痛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象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佛经是在长时期内由外道、佛教徒杂凑起来的著作，各经所说的道理，可以绝对相反，例如有些反对有，主张空：有些却毁空赞有。有些主张弃小乘学大乘；有些却主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有些反对有所得心，说宁犯五逆罪，不生有所得心；有些却说宁可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又如《法华经》说，不得亲近小乘三藏学者，《十轮经》却说，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小乘法，何能学大乘。如是等诸大乘经，诃有诃空，赞大赞小，无有定说。同是大乘经论，如《涅槃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解深密经》等说，有一类人不具佛性，终无成佛之期。同称佛所说，相差如此悬殊。给它弥缝的说法是因为听佛讲话的对象不同，故佛说也不同，有的说佛“随缘化物，难可思议”。所谓难可思议，就是承认佛经自相矛盾，无法讲通。向来外国借徒和他们的奴仆，按照本宗派的讲法讲去，不管通与不通。南北朝末期，中国僧徒开始自创宗派，意图贯通异说，虽未能解脱宗派积习，但不甘心作外国僧徒的奴仆，开动自己的头脑，升格为释迦（实际是龙树）的奴仆，总还算是前进了一步。中国僧徒自创的宗派有如下的两个：

（6）天台宗

中国僧徒沾染天竺僧鄙习，门户之见极深，各执所据，矛盾杂出，真是“混奴蝉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宗派厘然，各自归宗，不会误入别门，所谓“得其小（小乘）者忘其大（大乘），执其偏者遗其圆”，就是佛教闹宗派的实情。北齐憎人慧文读龙树《中论》，其中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它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慧文恍然大悟，以为一切事物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佛教大别不外主有主空两大派，既然说是空有不二，宗派争斗也就认为不必要了。慧文依龙树即空即假即中的说法，创立所谓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的萌芽由此开始。

慧文传弟子慧思。慧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北方僧徒不重义门，唯重坐禅，南方僧徒学风却正相反。慧思自以为贯通南北，实际却导致南北僧徒的反对。在北齐，为僧众所恶，五四八年，被僧众毒害，几乎死去。慧思避往南方，五五四年，被僧众下毒，死去又救活。隔了一年，很多僧徒又要害死他，他立誓要造《金字般若经》，广为众生讲说。第二年，众僧徒阻断檀越（施主）给慧思送饭，前后五十日，慧思令弟子出去乞食，得延生命。要杀害慧思的僧徒，当然都是有地位的名僧，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消灭论敌，什么慈悲无争不杀等训条证明全是为骗人而设，僧徒本人是不受限制的。

智觊是慧思弟子，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出身士族，父亲做梁钥益阳侯，梁元帝亡国，亲属离散，智颔深厌家狱（僧徒称人世为苦海、火宅、家狱），要求出家，由军阀王琳介绍为僧。陈朝时，投慧思门下，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很高，当了和尚，陈朝大臣很多是他的学徒，再没有人敢谋害他。在僧徒中他的声望愈来愈高，居住天台山，陈宣帝割始丰县租税给智作养徒的费用。隋灭陈，隋文帝下诏问候，晋王杨广迎智凯为师。智尊杨广为总持，杨广尊智觊为智者。政治上的声势，使他成为富贵和尚。他造寺三十六所，曾说，我造的寺，栖霞、灵岩、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绝也。他又造大藏十五处，梅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著书三十余卷，亲度僧一万四千人。他是天台宗派的创业人，也是耗损民财的大蠢虫。他的弟子灌顶记录师说凡百有余卷，有了书，天台宗有所依据了。天台宗以调和各派为宗旨，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就是调和的一种说法。至于什么是三观三谛，无非是些戏论。譬如它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叫做三一无碍。大乘教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硬说都是空幻，它举例说，明镜之光明即空，镜像即假，镜体即中，这都是莫明其妙的诡说，佛教却以为是至理妙言。谁误信这些精神反常的话头，谁就变成反常的神经病者。三观三谛以外，又有所谓五时八教的判教。佛经托名释迪“金口”所说，可是彼此矛盾，谁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所奉的经是无上圣典，结果又是矛盾百出，愈判愈糊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总算勉强说成了一套。五时是释迹说教五十年，按照徒众接受的水平，分为五个时期。一为华严时，据说，释迦成道后，三七日间，为徒众讲《华严大经》，徒众根基浅薄，完全不能接受，改讲浅近易懂的教义。二为鹿野时（前后十二年），释迦居住在鹿野苑，说三藏教《阿含经》，即小乘教义。三为方等时（八年），劝徒众向往大乘，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经，要小乘人耻小慕大，弹偏斥小。四般若时（二十二年）说《摩词（大）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淘汰洗涤大小各别的情执。五法华涅槃时（八年）释迦以为徒众机缘已熟，可以听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说《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临死时，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与《法华》同是最高的妙理。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法华经》，《法华》列在第五时，显然是想抬高本宗派的地位。八教是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总称。化仪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有藏（小乘）、通、别、圆四种。《法华》《涅樊》在八教之上，乃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之教，是圆满完全之教。说来说去，无非是宗派陋习的表现。

天台宗提倡止观，说是入涅槃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脐问（脐下一寸名丹田）等处，使粗乱的心静止下来。如果心不能静，则用观的方法。观有两种：一种垦对治观，如用不净观治淫欲，慈心观治瞋恚等。二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归根说来，是要人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是完全熟睡（这叫痴定），心中仍有观慧，即仍在做梦。试举智遗嘱里所说老和尚转世的伙夫为例来看：某寺伙夫窃听说法，烧火时看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比火烧柴还快，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管事僧怕众僧挨饿，禀告上座。上座说，这是好事，不要触动他，等他自起。伙夫入定数日，才醒过来，到上座处说经过情形，愈说愈深奥。上座说，你刚才说的我都懂得，现在说的我不懂了，不必再说下去。上座问他颇知宿命么？伙夫说知道一些。上座问，你犯什么罪做贱人，又有什么福能速悟。伙夫答，我前世是此寺老辈僧的师父，年少辈的祖师，现在僧众所学，都是我前世讲给他们的教训。那时候有一客人来，我取寺中菜少许款待客人，没有偿还，死后因此受罚，来给众人执贱役。也因过去修行多年，所以觉悟较易。宿命罪福，其事如此。这是智颔说的后，他懂得什么是定，足见一般入定就是做梦的睡眠。做梦兼扯大谎，就是这个伙夫的入定。

智觊应该说是精通大乘佛法的人，他讲即空即假即中的教义，自然头头是道，俨然成套。可是他对财产的重视，丝毫也不看作空假。他受到帝王的尊崇，获得大量布施，造三十六所寺，就是他的财产，他在遗嘱里谆谆告诫后人，必须爱护寺产，不可自私。他举例说，一个老和尚某次有私客，取少许寺菜款待客人，忘记赔补，死后被罚作贱人，在本寺中当伙夫（说明佛教思想的极端自私，处理事情的极端偏激）。又说他的同学照禅师，是慧思门下第一个学生，曾用寺盐一撮，以为数录极微，不以为意，后来忽然神经失常，看见三年内共欠寺盐数十斛（说明僧寺的重利盘剥），急得赶快卖掉所有衣物，偿还寺盐。他又举本人为例，凡出门行动，骑寺驴都按价偿还。这和张家庄李家庄的张大公李太公，积得一份产业，临死嘱咐子孙，千万保存遗产的心情并无区别。智出家，因为“深厌家狱”，他为寺产而计较利害，不是出了家狱又入寺狱了么？口头上尽管谈空反有，实际行为总是执有反空，高僧与凡夫在财物爱好上观点是一致的，并无道俗之分。

（7）华严宗

《华严经》是龙树所造，龙树自称入龙宫读《华严经》，遂传于世，大竺僧人造谣说谎的胆量极大，龙树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东晋时译出六十卷，南北朝时很多人讲华严，传说北魏人刘谦之作《华严论》六百卷，此外作疏的人还不少。武则天时，又译梵本得八十卷。唐德宗时又译梵本得四十卷。可见华严一向是被人重视的经典。与智同时的终南山僧杜顺，开创华严宗，著《华严法界观门》，是为华严宗的观法。弟子智俨，著《搜玄记》五卷，阐明本宗观法。智俨弟子法藏著书多种，俨然被认为华严宗大师，武则天命法藏开讲《华严经》，很得则天宠信。法藏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得到三品官的奖赏，死后赠鸿胪卿。他为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授菩萨戒，得皇帝门师的地位，王公贵族都对他恭顺，声势极盛。唐中宗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依靠政治势力的资助才发达起来。他的三传弟子澄观，为唐德宗门师，被尊为教授和尚，诏授镇国大师称号，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给他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主持全国佛教。唐穆宗唐敬宗相继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华严宗有这样一个阔和尚，宗派自然发达，到了最高峰。澄观活了一百多岁，临死召集大弟子们传授秘诀说，你们“……勿迷陷邪心，勿固牢斗争（无争）……对镜（见物）无心，逢缘不动，你们就对得起我了。”意思是要弟子们勿固执一边，与人斗争，把事物看作虚幻不真，是非无动于心。《华严经》是一部大经，他讲得纯熟，著作丰富，又与人无争，不牵涉人间是非，得到帝王公卿的尊崇，秘诀就是如此。澄现有门徒一千，弟子宗密独得其秘传，宗密本是禅宗南宗僧人惟忠的学生，投拜澄观门下，被认为唯一的高徒。这时候皇帝已是唐武宗。唐武宗灭佛，华严宗一豚不振，不再有大规模的传授，足见它的发达，主要是靠政治上活动。

华严宗是依《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以此为宗旨的宗派。杜顺提出三种观法，一是真空观，二为理事无碍观，三为周偏含容观，总意是在调和各宗派，企图贯通佛经诸矛盾，标榜事事无碍，以圆教自居，它和天台宗都看出天竺佛教思想的极端偏僻性，所以判各宗派为偏教。但佛教自释迹举四谛创教，怖生乐死，思想十分反常，偏僻已成定型，无可补救，大乘教主张一切皆空，万法唯心，否认客观事物的实有，这又是何等偏僻荒谬的思想。龙树提倡非空非有的中道，非空非有即非这非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还是一个空。所谓中道，仍是偏道。天台、华严两宗都想立圆教来救偏教，天台宗定慧双修（坐禅与读书求知识并重），圆融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只能救偏中之偏，无救于根本之偏。华严宗讲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谓理事无碍，理即真如（真理），事即万事万物。事物生灭变化，都不离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事物），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譬如水与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是人，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理恰恰有害于被剥削阶级，怎能以水波一体为喻互相融通？自然界事物各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怎能互相融通？所谓事事无碍，以为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把事物和真如（理性）都看作完全抽象的东西，可是事物都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规律，不能无条件地相即相融。华严宗有以为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熔融，法法皆彼此互相，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尽管它有这一套讲法，但不能与其他宗派无碍融通，甚至对自称圆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并不和它熔融无碍。佛教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这里摘引《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一小段作例，说明它讲的道理是十足的诡辩和遁辞：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真如是无那？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那？答不也，具德故。又问有耶？答不也，不变故。问无耶？答不也，随缘故。又问有那？答不也，离所谓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空真如故。问无那？答不也，不空真如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离相违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离戏论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妄念故。问无耶？答不也，圣智行处故。这真是可憎的诡辩，问答了一大堆，真如的有无始终不明，这一堆问答全是废料，全是空头把戏。

天台华严两宗，都自称圆教，不同于天竺传来各宗派的偏教。但是，佛教本身就是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大杂拌，这两个圆教要自圆其说，不得不求助于莫知其意的诡辩和支离烦琐的义疏，愈说愈不圆，与偏教比较，未见其圆，只见其不离于偏，所以推翻佛和一切经论的禅宗南宗一出现，偏教与圆教同样走上被人遗弃的一条道路。

佛教（各宗派包括下节所说的禅宗）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当然，根本是谬误的。不过，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争，认为争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争才能得道。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部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着，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蠢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惺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无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惟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光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得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牧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孪《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宜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叹）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它又是大批寄生动物（统治僧）的养育场，这个养育场保存并发展着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从天竺移植过来的落后制度，在中国借宗教迷信的力量，大大发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