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字母快速记忆法: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19-1948)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19-1920年）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设立由它们管理的“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等种种特权，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实权。中国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量商品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势力，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各族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农民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决不容许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决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巨大压力下，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自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学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4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激起各地群众更大的反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加入爱国运动。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5万人以上。上海商人举行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天津、津浦铁路等处的工人也酝酿罢工。对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北京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11月刊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 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 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7月至8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仇视与恐惧。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了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胡适发表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李大钊发表文章批驳胡适，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论证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 

    5月1日，《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府》，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党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1月，正当一些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他们宣扬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次败下阵去。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与虎谋皮”，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混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大开幕日期是建国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在此以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接到开会通知后，因为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回国参加）的代表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刘仁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加托派组织，全国解放后曾发表声明，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陈公博，1922年叛党；周佛海，1924年叛党。1927年后，陈、周二人都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并于抗战爆发后，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包惠僧，1927年脱党，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大会进行到7月30日，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被迫休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并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决议》还规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掌握斗争本领。在办好工人学校的基础上，逐步组织产业工会。在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9月，共产党员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发表农民协会章程和宣言。两三个月内，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的80多个村庄，有的地方进行抗税减租斗争，但是很快遭到封建势力和反动军警的镇压。 

    10月13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在武汉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10月25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9000多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和欺压工人，举行罢工。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全路2000多工人群起响应。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也举行罢工。 

    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了部署。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以前，党员都要达到30人，尽早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规定：全国青年团员要超过2000人；各区至少要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中央宣传部门要出版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20种以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2年） 

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先驱》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3月，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到3月初，发展成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罢工人数超过10万，其中海员2万余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3月4日，港英军警开枪打死打伤途经沙田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几百人，制造了“沙田惨案”。罢工期间，国民党的广东政府给了香港罢工工人以经济上的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并且在共同斗争中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这次罢工坚持了56天，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和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也相继举行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 

    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5月1日至6日，根据党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件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 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 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着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等。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大会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 

    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重新树起“护法”旗帜，并准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受帝国主义策动并和直系军阀勾结，发动企图推翻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 

    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共产国际根据马林汇报作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由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于这种做法存有疑虑，所以西湖会议以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并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以及劳动法大纲19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9月14日，安源路矿(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州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的 17000多名工人，在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等要求。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10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10月16日，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开滦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矿局无理拒绝并扣压工人代表。23日，矿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近5万人。矿局和军阀政府调集军警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参与了镇压这次罢工。26日，反动军警开枪打死打伤工人60余人，造成流血惨案。这次罢工失败了，但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3年）

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4年 


　　1月初，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出席了会议。

　　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本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

　　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决议中关于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实际上是主张调和、退让；关于共产党的活动，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些主张，助长了党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发展。月底，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

　　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在前一时期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至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出席了大会。大会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指出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大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农讲所至1925年12月连续举办了五届，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讲所主任，为广东及附近省区共训练了农运骨干450多人。

　　7月15日，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广州工人乘胜组织工团军。

　　8月，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发展，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

　　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

　　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军校校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的商团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二七惨案”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12月12日，广东省广宁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的领导下，发动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到地主武装的破坏。广东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1926年任弼时为代理书记)。 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月初，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死10余人，伤多人。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罢课，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起来反抗的上海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中有从6月19日起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7月6日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同时，广东、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

　　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门+岂）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分别为李福林和程潜。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国民党左右派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右派”。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潮汕两地，11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努力，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才得以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这个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6年 


　　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会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门+岂）、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Ｏ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Ｏ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门+岂）、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7月7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种认识，受到党内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0月2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而失败。

　　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决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8年 


　　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举行宜章、郴州(今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

　　1月，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3月，工农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4月，敌人向桑植地区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到挫折。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群众斗争。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在闽南平和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敌人反扑下，起义军撤出县城。后来，部分农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3月至6月，中共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的后田，中共上杭县委在上杭的蛟洋，中共永定县负责人张鼎丞等在闽西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等地先后领导起义。随后根据福建临时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并将上述各县起义武装统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不久，在强敌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部分起义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

　　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这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

　　4、5月间，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5月，泰兴、如皋、靖江、南通等地农民在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下，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军虽然遭到挫折，但他们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活动，使游击队逐步恢复和发展。

　　五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6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进攻之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8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见周恩来1928年6月30日在六大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与《组织问题报告大纲》。报告中说明，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到别的数字根据)，瞿秋白、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思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3人为候补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向忠发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等职。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被捕叛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这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进一步强调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斗争。

　　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先后举行起义，并迅速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鄂地区坚持斗争。 

　　10月，闽北崇安等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游击队，并在崇安东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的兵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同月，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9年
　　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30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4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边界的斗争。

　　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4月下旬，在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5月，在中共豫南特委领导下，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6月下旬至7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建立了特科。它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方，中共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7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闽西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1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县委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并逐步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11月15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已变成取消主义者，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名为《关于纠正常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0年

　　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原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年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2月，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湖北省洪湖地区领导的中央独立师(1929年底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师长为段德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边特委会成立，郭述申任书记；并将原分属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成立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从而加强了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统一领导，并标志着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后来，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

　　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邀集有关方面代表开调查会，并写了《寻乌调查》。十月底，又对兴国永丰区做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毛泽东先后所作的大量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军队内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并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这两个会议也有一些“左”的，提出了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并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主要任务是进攻城市。

　　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七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随后，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一路 军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有2万余人。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并组成了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9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中共中央派邓中夏任二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同时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7月27日，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迅速攻占长沙城，10天后被迫退出。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再次攻打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扩大了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式组成以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为代政治委员，胡庭铨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红十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标，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

　　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江西省新喻县(今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向中央苏区“围剿”的实际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不再去进攻大城市，而是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以便打破敌人的“围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红一方面军在作战时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12月16日，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30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多件，并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厅东韶歼敌一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围剿”。

　　11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开始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的下半年，洪湖地区的军民在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使红军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

　　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近10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3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5000余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1年）

 

    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9人为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7人为候补委员，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对所谓AB团的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资强调AB团等都是蒋介石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在苏区内“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接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由于错误地进行了反AB团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1月15日，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8月3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等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增补王稼祥为委员。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 

    1月27日，罗章龙等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 

    2月10日，王明的《两条路》(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正式出版。翌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加以修补后再版，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总政治纲领。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五个文件，即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如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和工资要求等。2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分别给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贯彻执行。 

    2月27日，毛泽东依据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指出所以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采取“追堵兼施”的方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到5月下旬，红军采用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经独山、浒湾、桃花等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3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16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148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几个月内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11月29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 

    9月下旬，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000余人。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4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2年）     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 
    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2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的部分部队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5月2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23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2月3日，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的反蒋的各派势力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3月，湘鄂西的红军第三军(由红军第二军团改编)在襄北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计划，共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六个营。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15000余人。 

    3月中旬，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红军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红军第三军团)。 

    是年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4月20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7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纠集50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莸胤⒍谒拇尉隆拔Ы恕薄Ｓ捎诤焖姆矫婢谇凹复畏础拔Ы恕敝辛〉弥卮笫だ由虾烊谙灞弊髡降氖だ苯油参浜海缘腥擞?0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8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毛泽东在2、3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而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会议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上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当时只有第二团)。翌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又决定将这支主力红军和一部分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它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3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路，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北后，在当地党组织、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7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办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成立张家口特委，并陆续派宣侠父等许多干部，支持冯玉祥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8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9月底抗日同盟军遭到彻底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在这之前，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10月10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原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点，一部分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企图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结果，东方军入闽作战近3个月，虽然攻克一些城镇，歼灭一部分敌人，但东方军本身也遭到很大削弱。中央军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这就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6月中旬，红军独立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而成)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当时未正式建立军团的领导机构，暂由十七师负责人统一指挥。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经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8月12日至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开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结果广昌失守。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10月2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为寻淮洲，政治委员为萧劲光；红九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治委员为蔡树藩。 

    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九个师大军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11月，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 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4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还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 策略；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这就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是年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马立峰任主席。在这之前，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曾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和叶飞、曾志等赴闽东，指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下半年，党在闽东掀起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1934年6月，中共闽东特委成立，苏达任书记(后由詹如柏代理)。9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他们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开辟了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1万多平方公里的闽东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后，闽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2月，蒋介石为配合其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强化其法西斯专政，对白区的进步文化和爱国民主运动也加紧镇压。据不完全统计，早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即查禁228种书刊。2月，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杀害了左联的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5人。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2月，仅上海一地，国民党政府就查禁社会科学和进步文世书籍149种以及进步刊物76种。11月，又暗杀了倾向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申报》主持人史量才。 

    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7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7日由江西瑞金出发，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翌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8月7日，红六军团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月12日，成立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该根据地包括印江、德县、沿河、松桃、酉阳五县，纵横200里，人口近10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26日，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六军团发展到11000多人，红二军团发展到9000人，合计20000余人。 

    8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10个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共歼敌约25团。 

    9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编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更任政治委员。11月，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12月，红八军团番号撤销，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9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陕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它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同时还成立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 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这些部队分别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叶飞、方方、傅秋涛、高敬亭等领导下，在八省十几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瞿秋白于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境内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 

    11月，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至11月下旬，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即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敌人调集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紧急关头，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中央一些领导人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原议。15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2月底，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3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共2900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境内出发，开始西征，于12月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翌年8月吴焕先牺牲，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起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 

    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此以前，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确定向西进攻，在川陕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激烈战斗，胜利地渡过敌军严密封锁的嘉陵江，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却于4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涪江，5月渡过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6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今小金县)。 

    5月，刘志丹、谢子长(谢子长已于1935年2月11日因病逝世)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进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下旬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14日，两军在懋功地区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顿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 

    9月8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和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中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9月，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本年10月间，日本曾指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领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翌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正式发表侵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停止反日运动和放弃依赖欧美主义，努力中日提携；(二)承认“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1月，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在陕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九师，接着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六师一个团，彻底碎粉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保按虻谷毡镜酃饕濉保巴Ｖ鼓谡剑恢露酝狻钡瓤诤拧?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6年）

    1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五军党委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召开会议，讨论人民革命军互相配合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总司令部问题。接着，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军和自卫军，又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 
    2月，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改编和扩编抗日联军10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第三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为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5万余人。 

    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 

    2月20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英勇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刘志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占，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召开会议，讨论：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如何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问题。 

    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北方局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争取在华北的国民党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北方局采取了荫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北平、天津党的组织和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 

    4月，在日军侵略华北，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党及时地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在太原陆军监狱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王若飞等，也经党的营救于1937年出狱。此外，还有许多在国民党监狱里坚持英勇斗争的同志，如陶铸等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被释放出狱的。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等。它制订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绥远抗战扩大，击败日伪军联合进攻，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我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上海病逝。2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自上年9月率部南下后，红四方面军在作战 中虽然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本身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一半，在强敌围攻下被迫于本年2月间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红二、六军团于上年11月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们把牺盟会变成抗日进步团体，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1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使共青团变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并大批吸收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这一“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但直到翌年7月，他们才获释出狱。 

    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委员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阀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蒋介石囚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7年） 

   

    1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上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组成以后，向甘北西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困危极为关注，曾于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天，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还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并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同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竹+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Ｏ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Ｏ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的行动，以及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Ｏ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商谈决定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动委会”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一二Ｏ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于十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卫队、政卫队和暂编第一师等部。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 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8年） 

    1月2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在巴黎召开新年演讲大会，吴玉章在会上讲述中国抗战形势。九日，该会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演讲会，大会通过决议：慰问祖国前方抗敌将士和殉国将士家属；请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绝交，肃清汉奸，没收日本及汉奸在华一切财产，武装民众，加紧扩大国际宣传，改善民生，建立国防工业；号召全欧华侨抵制日货，踊跃认购救国公债。 
    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到会代表140余人，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月，为加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进步文化界人士，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2月至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中。3月至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军部也从南昌移至岩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应立即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指示，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于4月向苏南敌后挺进，并取得了韦岗初战的胜利。5月至7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相继进入苏南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张云逸、谭震林领导下，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进抵皖南长江沿线对日作战。江北的第四支队5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于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捷。7月，新四军军部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 

    4月初，日军3万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围歼刚到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主力。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部和决死队一、三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分路打击、袭扰敌军，使敌降入疲惫恐慌境地，最后撤退。我军又乘胜追击，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先后歼敌4000余人。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有些部队则转移到豫北和中条山地区。这次战役，为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4月下旬，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并配合国民党战场的徐州会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第五支队挺进冀南，消灭大量日伪军和土匪武装，收复一些县城，并于8月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 。 

    5月4日，毛泽东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新四军应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根据地。 

    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 

    6月，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了冀东20余县和唐山矿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武装起义，控制了冀东广大农村。但不久，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损失，第四纵队撤回平西，李运昌率2000余人留原地坚持斗争。 

    8月，李井泉率领新组建的一二Ｏ师大青山支队，从晋西北出发挺进绥远，会同中共地方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初步建成包括绥西、绥南和绥中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 ，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在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0月21日和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日比较积极，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消灭日军1万余人的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丢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国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丧失一些地方虽属不可避免，然而日军能如此迅速地推进，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 

    10月至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二Ｏ师主力挺进冀中，一二九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和鲁西北地区。这是针对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解放区，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在敌后设立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以压迫、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的新情况而确定的战略部署。新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率领下，于10月从确山县竹沟出发向豫东敌后挺进，后来创造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游击支队得到很大发展。 

    11月，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等地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在东莞、宝安和惠阳地区分别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在曾生、王作尧率领下，战斗在广九铁路两侧。12月，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此后，这些部队在广九铁路两侧、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创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依靠汉、黎、苗各族人民，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9年）

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指出出版这本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同时也为了供给友军与抗日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于上年12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叛国被国民党内暗藏的投降派称为“曲线救国”，后来“曲线救国”成了国民党大批高级军政人员和一些部队公开投敌、实行联日反共的汉奸理论。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内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处等10个机构。 

    1月15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民选的参议员145人出席会议，代表着边区200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士绅。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讨论了边区建设和抗战问题。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15人，林伯渠为政府主席。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公开的文件说要继续坚持抗战，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还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1月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和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月25日，贺龙、关向应率一二Ｏ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西北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接着，一二Ｏ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日、伪对冀中区的多次围攻。 

    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确定中原局委员为刘少奇、朱瑞(未到职)、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中原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4月，刘少奇去延安后，由朱理治代理书记。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以来大发展的成果。6月，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两期共整编60个团 ，以加强主力部队。八路军的整军，对于敌后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以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华中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3月初，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西地区，歼灭盘踞在郓城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之后，主力继续东进泰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的部队会合。5月，取得陆房战斗的胜利，粉碎日军5000余人的九路围攻，打开了鲁西、鲁南地区的新局面。 

    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月，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400余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屠杀干部涂正坤等6人。3月至8月，秦启荣等部在山东一再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数百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提醒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 

    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等。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了两年的抗战；分析时局的特点；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危机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原则；汇报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博古作《南方工作报告》，分析说明南方工作条件、南方党的状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张鼎丞作《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对一年多来新四军中党的工作，作了简要说明。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巩固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抗战动员；开展了青年与妇女工作；开展了工农运动；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会议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也同样取得了许多成绩。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Ｏ师。指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军的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上述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警备区。一二Ｏ师在冀中的主力向晋西北转移。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讲演。毛泽东为此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自抗战以来，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9月下旬，晋察冀部队配合途经晋东北的一二Ｏ师主力联合作战，歼灭了由灵寿出发袭击抗日根据地重镇陈庄的日军1200余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胜利。接着，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Ｏ师团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的冬季大“扫荡”。八路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以及攻击敌人后方交通线和据点等方法，挫败了日军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前后作战108次，共歼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以下3600余人。 

    11月，刘少奇率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到达皖东根据地的定远、滁县地区，并将中原局领导机关从竹沟移至皖东地区。12月至次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在华中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最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12月，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武装磨擦升级，并达到一个高潮。阎锡山在山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占边区属地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1940年初，国民党军队石友三部攻击冀南、冀鲁豫的八路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分别击败了顽固派的进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陕西，绥德警备区赶起了专事磨擦反共、压榨群众的何绍南。1940年2、3月间，歼灭了石友三部的大部，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两个师的大部。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并派代表先后同阎锡山、卫立煌进行谈判，达成了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5月初，叶挺军长过江组织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鄂东敌后抗战的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安徽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安徽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安徽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其中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1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成立后，一方面向长江三角洲发展游击战争，一方面组织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李先念领导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和鄂、豫、皖、湘的一些游击武装，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后称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0年） 

    1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指出只有广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和华中，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春对陕甘宁边区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蒙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境内战斗中壮烈牺牲。日军为稳定东北这块侵略基地，对抗联进行疯狂的“讨伐”，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理更为困难，但他们仍英勇地坚持分散了游击战争。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4月和7月，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抗战以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战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要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只有坚持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巩固和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派，应付突然事变，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5月下旬，为支援华中，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等部，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边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会合，并组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纵队番号已取消)和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任务，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开辟苏北淮海区抗日根据地。 

    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慰劳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7月，陈嘉庚在重庆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实现民主化的情况。早在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被选为总会理事。“南侨总会”积极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技术工人回国服务，开展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陈嘉庚等人归国视察回新加坡后，领导“南侨总会”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进一步推动南洋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3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拥有9000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儿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严重地破坏了正太铁路和井陉煤矿。八路军伤亡1.7万多人，尤以第二阶段的几次攻坚战损失较大。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10月初，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中黄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坚持自卫原则，予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韩部顽军11000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10月10日，新四军陈毅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白驹镇会师，完成了向北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电复何、白(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白再次发出复朱、彭、叶、项代电(即“齐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过左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思想。指出，现在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重申“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根据这些原则，指示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1年）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12条”，作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6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8日，董必武被这次会议选举为驻会参政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开进延安东南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简节约”和“生产自救”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5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等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等组成，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打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和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逐渐缩小。从7月到11月，日、伪军分别对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苏南等根据地大规模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同时，又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实行敌进我进，发动群众，积极巧妙地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 

    9月25日，日军3500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负伤幸存。这一壮举，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11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这样，就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12月8日，由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中国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至次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等报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中间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建设西南地区中共组织，保存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1年，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进攻战役。1月发动豫南战役，3月发动上高战役，5月发动晋南战役，9月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12月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日军未能取得大规模的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了一部分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战场的反“打荡”和“反“蚕食”斗争起了配合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2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决定》和《指示》明确规定：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后，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决定》和《指示》指导各解放区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作了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民兵建设、精兵简政和拥军优属等项工作。 

    5月，日本为了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消减其本土的空中威胁，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从5月1日起，5万余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定县北町村的地道里，日军用毒气毒死军民800多人。冀中区军民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在5、6两个月，晋察冀军民消灭日、伪军10900余人。在太行区，5月反“扫荡”保卫八路军总部的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英勇牺牲。 

    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3日，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5月13日，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治委员)，林枫任副政治委员。 

    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1939年11月成立的“觉醒同盟”和1940年3月成立的“反战同盟”合并，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议通过了《日本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规定日本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日本反战组织帮助中国作了不少对日军的宣传教育工作和俘虏工作，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深刻地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会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其间，毛泽东于1942年11月在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报告》着重地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3年）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3月27日，张闻天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他在陕北地区先后调查了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村、西川、双湖峪市镇乡，并在晋西北调查了兴县高家村。搜集整理出《贺家川8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研究报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这本书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它的出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的舆论准备。5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求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抗日党派和爱国同胞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警惕性，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放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阐述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按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报告前后，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10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览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在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各抗日根据地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些游击区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新的斗争形式。同时，在生产运动中，出现了实行生产劳动的初步合作的互助组、变工队等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了日、伪、顽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久，向德军发动反攻。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发生政变，并于9月向英、美投降，退出法西斯同盟。9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地位。 

    这一年，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了英勇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并逐步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3月至9月，华中的苏中、苏南、苏北区军民以外线打击敌人和内线坚持斗争相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7、8月份，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9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冀鲁豫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扫荡”。10月初至11月底，太岳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两万余人的大“扫荡”。同时，华南抗日纵队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 大了东江、琼崖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4年）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毛泽东的讲演，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4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新的进攻。日军称为“一号作战”。4、5月间，日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出现国民党战场大溃败的局面。在8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这次豫、湘、桂地区作战，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政治上愈来愈腐败，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和采取避战观战的政策，致使军队在敌人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 

    5月11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根据中共中央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于9月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9月至10月，八路军太行、太岳、晋绥等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来在嵩山、箕山地区和陇海路新安、渑池段南北地区，开辟了河南新解放区，并成立了河南行署及军区。 

    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从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的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受国民党迫害，在流亡途中于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接受邹韬奋生前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达数千人，与会者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慨。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3月成立，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活动，开始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10月，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撤回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11月，任命赫尔利为美国驻华大使，其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帮助他“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中共领导人和他进行3天会谈后，他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赫尔利也随着变卦，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 

    9月至11月，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尼勒克和伊宁市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军。次年6月到9月，民族军发动攻势，击败了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军警，解放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同年冬，正式成立三区革命政府，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 

    10月31日，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于11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10日由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1944年，苏联军队对德军连续进行了10次歼灭性的打击，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这年春，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进攻，逼近日本本土，日本的处境愈来愈困难。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8月15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和马赛登陆，终于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从194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沦陷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8个解放区；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琼崖、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5年）

    春，八路军、新四军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人民抗日力量也在不断发展。这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 
    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国民党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3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3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苏联同日本作战的条件而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5月2日，苏联军队攻占柏林。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于2月至5月进行两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多个师团，约240万兵力，准备固守本土，并妄图将中国东北及朝鲜北部与其本土联成一片，负隅顽抗。在中国战场上，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一些县城和集镇，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基本上把敌人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线，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亿人民，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困难还很多，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要用民主来解决。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党员。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聂荣臻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大会系统地总结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深刻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贯彻执行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对历史上党内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耐心帮助教育，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行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这就大大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缩短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胜利的进程。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各前线向日伪军陆续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三是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时，美国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运往为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所包围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之日军在外)。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关于大连的协定。两国政府还互换了关于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照会。 

    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复杂斗争并付出极大代价获得的。据估计，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600亿美元以上。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这就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目前阶段，“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要迅速加强城市工作；要迅速扩大民兵组织；今冬明春，必须在1亿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这时，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蒋介石则完全依靠美国，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自力更生，明确地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 

    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秉承美国和蒋介石意旨，拟定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规定日军武器“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方面，而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为书记。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会议认为，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23日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载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张治中、赫尔利系27日来延安。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最重要的一项，是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国民党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还有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8月29日，当国共谈判刚刚开始之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期间所编《“剿匪”手本》。9月20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双十协定》公布后，蒋介石又对其部下颁发“剿匪”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密令。 

    9月5日至10月15日，美国空军运送国民党三个军抢占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10月中旬至1946年6月17日，美国海军运送国民党9个军去华北、华中、东北。美国政府为空运、海运 国民党部队共耗资6亿多美元。 

    9月6日，新四军光复江苏淮阴。在向日伪军的大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部队共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并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今呼和浩特)、天津西站、上海西站，逼近和包围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开封、新乡、徐州、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切断北宁、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线，光复了大片国土。 

    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3.1万人，在民兵5万人的配合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向在这以前入侵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击，夺回屯留、壶关、长子、潞城、长治5城，歼灭阎锡山部主力13个师3.5万余人。上党大捷，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我党我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同时，还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从这时起，陆续派遣10名中央委员(其中4名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名候补中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挺进东北。 

    同日，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提出：我军将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 

    10月24日至11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三十军、四十军的大部，共3万余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近万人，在邯郸以南马头镇起义。邯郸(平汉)战役连同同蒲、平绥、津浦战役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沿四条铁路线部署内战的阴谋。 

    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在8月建立的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25日，昆明学生6000多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于次日起联合罢课。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并屠杀殴打罢课师生，死4人，伤20余人。“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罢课达1个月之久，得到全国各地的巨大声援。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等项工作，以提高我军战斗力，巩固解放区。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的要旨为：“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解除中国人民军队的武装。16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衔命到达中国。21日，蒋介石在与马歇尔的正式会谈中，极力强调并赞扬“(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27日，又提交书面补充建议。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2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在中国局势问题上提出：“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1946年1月28日、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到重庆连续向蒋介石和马歇尔介绍了3国外长会议情况和苏联战后对华政策。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此目的，必须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6年） 


    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于5日达成的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前后，还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也寸土必争，在自卫反击中击退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国民党军。 
    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介绍和肯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乐观论断。后来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很快就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7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集会上，对这个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 

    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暴徒在重庆捣毁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较场口事件”。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特别是破坏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协议，号召全国人民为坚持实现政协一切协议进行严重的斗争。 

    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前新四军军长、不久前获释的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批判当时国内外某些人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的右倾观点；强调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4月18日至5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历时1月的四平街保卫战，歼敌1万余人。5月19日、23日、28日，美国装备和运输的优势的国民党军相继侵占四平街、长春、吉林。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中央要求在准备工作中，各地必须抓紧练兵。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此以前，4月，由任弼时主持召集各解放区负责人来延安讨论研究土地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问题。会上一致反映，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出《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6月23日，上海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 

    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刺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这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加紧迫害是同时并进的。 

    7月13日，周恩来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提出备忘录和抗议，揭露国民党军定于15日进攻苏皖解放区的计划。16日、18日，国民党军从苏皖南线、北线、西线发动了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扩大。 

    7月13日至8月27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进行自卫反击，七战七捷，歼敌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占当面进攻之敌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本质上分析敌我形势，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指示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为我党我军规定战胜敌人进攻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并强调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全解放区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8月，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不但应用于战役而且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以求全歼、速决。为此，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各战略区遵照中央军委作战方针，互相协同，主动寻机歼灭来犯之敌，特别是陈毅、粟裕领导的山东、华中部队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连续取得了许多歼灭战的光辉胜利，大大地削弱了敌人进攻的势头。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3个月总结》的指示，全面系统地阐述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3个月的经验，分析政治、经济和土地改革的形势，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今后为了更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为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当即悍然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追随他的只有从民主同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这个一党包办的“国大”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举行，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 

    10月31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宽甸西北的新开岭地区歼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电，表扬新开岭的战绩，并就此指出：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12月18日至1947年4月3日，这个部队又进行四保临江战役；北满主力也与之配合，三次向松花江以南出击。东北民主联军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终于扭转了战局，停止了东北敌军的战略进攻。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前后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和经济上的压榨掠夺，使国民党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指引之下，为了生存自救，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11月底至12月初，上海发生摊贩斗争，形成为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12月底，从北平开始，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同月31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国民党区各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学生达50多万人，并迅速获得工人、教员和其他人 民群众的支持。 

    11月19日，周恩来离南京返延安，行前向中外记者宣布，发动新的全国内战的人，不要很长时间就将遭到彻底失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进行的长时间谈判斗争，揭穿了美蒋反动派的战争阴谋，使他们陷于孤立；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间派和广大人民的拥护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包围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7年）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由于美蒋反动派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建设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执行《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首创一次歼敌7个整旅共7.6万余人的纪录。 

    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 

    2月28日，台湾人民发动反抗国民党政府暴政的武装起义。3月8日，从大陆赶来的国民党援军在基隆登陆，随即进行血腥镇压。起义虽然因而失败了，但它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直接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 

    2月，从1946年7月至本月，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71万人，敌虽占我105座城市，但使其用于守备的兵力大增，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敌之全面进攻便被迫停止。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在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海南岛、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和闽浙赣边区等地、恢复、发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起了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的作用。 

    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这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以便拖住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3月23日至5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联结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举行反攻，歼敌4.5万余人。 

    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与10倍于己之敌进行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中，相继取得青化砭、半马河、蟠龙镇3战3捷，共歼敌1.4万余人，奠定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基础。 

    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央在陕北横山县和靖边县交界处的青阳贫镇发出通知说：“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4月4日至5月9日，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歼敌1.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 

    4月8日至5月8日，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3.5万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4月29日，中共中央为中央和各级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发出指示，确定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经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 

    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9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自治区。为了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党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于7月9日宣告成立。 

    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示威。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反内战示威运动迅速扩大到国民党区其他大中城市。国民党采取镇压措施，在南京造成“五二○血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5月至6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蒋管区60多个大中城市。5月上旬，许多大中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 

    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山区全歼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共3.2万余人。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时，还没有完全粉碎敌军重点进攻，我军在兵员数量和装备上还远逊于敌军，就来实行战略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影响战争的各方面的条件而采取的一个大胆的决策。刘邓大军渡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接着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 

    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但是，会议一则没有形成纲要性总结，没有同时制发相应的划分阶级文件；二则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会议虽然推动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以空前规模进行，然而“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确定太岳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改为渡河南下出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由于太岳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作出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成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 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8月6日至12日，为调动胡宗南部以利于太岳部队出击豫西，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18日至20日，在米脂西北沙家店地区歼敌主力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共6000人。至此，以23万大军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敌，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 

    8月22日，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8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两则强渡黄河，随即切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接着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的决定，决定中说：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总参谋长仍是叶剑英。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时反攻与进攻这两个词还交互使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1947年7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再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 ，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指示着重地提出了全军在新的战略阶段的努力方向：“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 

    9月10日至10月10日，为抑制敌军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进行阻击作战，歼敌2.6万余人并转入反攻。 

    9月14日至1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中长、北宁两路沿线发动秋季攻势，取得歼敌近7万，控制东北大部分铁路的胜利。 

    9月26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8个纵队18万人兵分5路，横越陇海路南下豫皖苏地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部队经略中原。中共中央的“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布局在战略进攻的发展中逐步形成。 

    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67条，宣布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总部并重行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月18日至2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地区歼敌第三军主力，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2.1万余人。11月6日至12日，又攻克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余人。朱德说：“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指出：“在我军反攻胜利发展中，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必须考虑自己立场，计算将来出路，蒋介石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也必须预筹退路。”中共中央指示要揭露美蒋反动派策动“和平统一”的政治阴谋，做好争取教育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或改良主义政纲。 

    同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 

    11月12日，台湾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47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12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研究发展战略进攻和纠正“左”倾偏向问题。 

    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野战军进行持续3个月之久的冬季攻势，攻克四平街，将敌军压迫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 

    本年冬至翌年夏，为适应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土改、整党运动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各部普遍利用战争间隙，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我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整军运动，使人民解放军提高了军政素质，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8年）


    1月1日，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复活动表示欢迎，并指出：这“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 
    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土地改地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和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份的最标本的情形；全面阐述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问题，以作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指出对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政策，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并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还指出对开明绅士也要采取保护政策，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讲话中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中央当即把这个讲话作为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并迅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篇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这以后，中央还发出一系列指示，其中有《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这些文件提出党的团结乡村和城市中的统大多数人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针，使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逐渐完整和系统化，纠正了在人民大革命高潮中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 

    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5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被敌人侵占了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3月14日，陈谢部队和陈粟大军一部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歼敌1.9万余人。为再求歼敌有生力量，18日又主动撤出，4月5日再克洛阳。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中原三军会合，共同歼敌。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 。 

    4月1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 

    4月27日，山东兵团攻克“鲁中堡垒”潍县(今潍坊市)，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并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等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学生1.5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从上海、北平的学生大示威开始，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一些教授、文化人、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以至属于国民党的有些机构和人物也加入了斗争行列。 

    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8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个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就是行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争夺，在这一天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敌人孤立据点临汾的解放，使我军围城兵力变成了战略机动兵力，并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6月1日至7月21日，这个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了晋中战役，以少胜多，连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 

    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军)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计9.3万余人。这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7月下旬至8月31日，东北局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时，东北全境接近解放，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9月15日，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30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吸收了这个提纲的一些思想。 

    8月1日至22日，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大会还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8月22日，中共中央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当时，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中共中央及时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 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预定从1947年7月小河会议即已提出的军事计划，就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重申和完善城南庄会议的战略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为此，必须一方面，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此，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这次会议的党内通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南下抵北宁线作战，插到敌人从东北通往华北的走廊去切断敌人的咽喉，在这场决战中，内蒙古两个骑兵师也作为生力军参战。敌人动用海空军来配合固定锦州。空军先后出动飞机1069架次，海军出动大批舰只从华北运送增援部队到葫芦岛。至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次第攻占绥中、兴城、义县，威逼锦州。10月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攻锦打援上的犹豫动摇，并一再阐明攻锦的战略意义：“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月14日至10月31日，为配合东北大战，钳制傅作义集团，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进行察绥战役，歼敌2.1万余人。 

    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进行济南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10月5日至12月4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并晋绥军区一部从南面突破太原外围防御，接着又对外围要点发起进攻，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共歼敌5万余人。随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暂缓攻城。 

    10月5日至18日，为配合中原、太原两地作战，西北野战军对大荔以北之敌发动攻击，歼敌25000余人。 

    10月10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6昼夜，成功地阻击住从葫芦岛援锦的敌军“东进兵团”。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 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当即解放。 

    10月21日，从沈阳出动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东北野战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我军攻锦主力当即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50万大军于26日将廖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经2日一夜激战，敌军嫡系精锐廖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包括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和新六军。 

    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24日，再度解放开封。平汉、陇海两路枢纽为我掌握。 

    10月28日，当辽沈战役接近结束之际，蒋介石令华北敌军从保定出发，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地区。这个阴谋及时为我党获悉。在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所作的周密部署下，赶调部队并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将来犯敌军从定县以南赶回保定以北，敌人的偷袭阴谋遂告破产。 

    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共4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北、东北、华东军区及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兵团及军、师、团均按统一的序号排列；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9日， 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逃跑，东北全境解放。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6.9万余人的伤亡，歼敌1个总部、1个边区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零16个团(内1个军起义、1个兵团部并1个军投诚)，共47万人。 

    11月6日，华东与中原两大野战军进行的淮海战役开始。7日，中央军委依据辽沈决战大获全胜和中原战场的变化及徐州之敌撤守未定的情况，决定扩大原定的作战规模，改求歼刘峙、杜聿明集团一部为求歼其主力或全部于长江以北。这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自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役。 

    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使徐州东北门户洞大，大大有利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 

    11月11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指出：“(敌军)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1月15日，根据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小城市相继解放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即：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可靠的群众组织；整理、建立党的组织。并指出：“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 

    11月15日至28日，西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在陕中洛河地区三战三捷，歼敌2.4万余人。这次攻势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西北地区，配合了正在进行的淮海大战。 

    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攻占战略要点宿县，切断了敌军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发展淮海战役的指示电，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提早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荫蔽入关。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敌军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把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孤立了徐州之敌。 

    11月29日，平津战役发起。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切断敌人西逃的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之间和津、塘之间，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切断敌人海运南逃的通路；至12月20日，我军完成对敌人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沈阳是我党最早接管的最大的工业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主要的经验是采取了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接管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中央还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 

    12月15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全歼敌军嫡系精锐黄维兵团。同时，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逃敌孙元良兵团。在战役第一、第二阶段中，敌军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几次由蚌埠北援，均为我军击退。从16日开始，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中原野战军进行战备休整；华东野战军停止对杜聿明集团的大规模围攻，转入战场休整。 

    12月21日，平津战役进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坚阶段。22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新保安歼敌傅作义部王牌三十五军军部并两个师。24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并东北野战军一部全歼张家口逃敌一个军部、五个师和两个骑兵旅。 

    12月30日，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针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筹 划“和谈”和“划江而治”以及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对派”的反革命伎俩，新年献词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向中外庄严宣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